三 重编全唐诗文的进展和遗憾

1956年12月，李嘉言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改编全唐诗草案》，提出校订、整理、删汰、补正四项工作。他的主要想法，还是在《全唐诗》的框架内作改编。为此他从60年代初期开始，在任教的开封师范学院组织师生做《全唐诗》首句索引，据以查核重出互见的作品。此一工作因为“文革”而中止。到80年代末，重修之议再起，至90年代初获实际展开，书名定为《全唐五代诗》，由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陈尚君任主编，到1997年已经接近完成杜甫以前诗歌的编纂。其后因为各方认识的差异，始终未能定稿出版。笔者90年代前中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此书编纂工作上，对此深感遗憾和痛心。《全唐五代诗》的学术目标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充分反映我国唐诗研究整理的新水平”，因此而力求做到“备征善本，精心校勘”“备注出处，以求征信”“全面普查，广辑遗佚”“删刈伪讹，甄辨重出”“重写小传，务求翔实”“合理编次，以便检用”，为学者提供很丰富可靠的研究文本^[1]。笔者参与其间，并负责凡例、工作细则和样稿的起草，所承担的部分自信在平生学术工作中达到了期待的水平。世事多舛，也无法预料今后有无问世的机会。

《全唐文》的改编，提出来较晚。大约是90年代初由西北大学韩理洲提出，目标是新编并编年，在校对文本、精心勘正、交代出处、纠订讹误、补充逸文等方面都有一些规划。这一工作似乎已经全面铺开，我所熟知的一些朋友都曾参与其事，但后来消息渐渺，估计早已经停止。1999年开始见到由周绍良任总主编，栾贵明、张锡厚、冯惠民、叶树仁、田奕主编《全唐文新编》的征订广告，到2001年见到吉林文史出版社一次推出。该书《出版说明》自誉为“一部全新的资料汇辑、编纂整理和研究考订三位一体的巨典”，具有“作者的权威性”“编纂的科学性”“资料的完整性”“考订的严谨性”和“装帧的精美”五大优点。但只要通翻全书，即可以发现其实是一部毫无新意、不负责任的大拼烩。首先，从劳格、陆心源算起，一个半世纪来中外学者对《全唐文》存在问题作了大量研究考证，《新编》对此很少理会，从劳格、岑仲勉以降几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全未采用。所收《全唐文》是用中华书局影印本照排，仍用句读，没有校任何文本，更没有交代文献来源。其次，该书所称补充逸文的成绩，其实也只是对已有的几项唐文补遗成果的简单粗糙的拼接。所据主要是：甲、清末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存文三千多篇，注所出，但不规范。原独立成编，《新编》将其与《全唐文》剪贴拼接到一起。乙、补录了一批石刻文献，所录全据《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及三秦版《全唐文补遗》中前二书未收的部分。丙、敦煌文献，似据几种资料汇编抄进去的，契约文书一气堆上，全无文章的取舍和处理。丁、据史籍补录者，主要辑录了一批唐代君臣间的谈话。编者似乎没有为本书做什么具体的辑佚工作，近几十年来有关唐文的大量具体补遗都没有用，最显著的如王绩、王勃、沈佺期、张说、白居易几家别集的大宗补遗都没有用，至于散在四部群书、海外逸书、地志碑帖、佛道二藏中的大量唐人逸文，更全未顾及。再次，清编《全唐文》对文章收录有严格的规定，即不收专著，只收单文；不收谈话，只收写成的文章；不收敕目，不收名录帐籍之类的文书。《新编》既无力去作新的补辑，又极力希望有大量新的补录可供标榜，以上几方面的禁忌可说都打破了。如从两《唐书》和《册府元龟》补录的部分，大半是将君臣谈话作口谕补了数百篇，另外一部分是将《全唐文》已收文章的史书不同节引改写文字另录为一篇。将《旧唐书》的《天文志》《历志》分补于李淳风、一行下，极不可理喻。还有根据《永乐大典》录出的一些包括存逸古书的片段。敦煌文献中的大量契约、帐籍、簿录之类经济文书，有其特殊的意义，但其中大部分不应该收入仅录单篇文章为主的《全唐文》。该书虽号称新编，其实很少新意，只能视为以学术为名的商业操作。

[1] 详见陈尚君、罗时进《〈全唐诗〉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56期，1993年2月。又收入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