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粤海鲸波

一、卫金瓯

清廷急如星火从山西调张之洞主粤，是为了应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中法战争。

长期以来，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做着在远东割占殖民地，建立“东方法兰西”的迷梦，并在此梦想的驱使下步步推进：首先侵犯印度支那，向越南下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已侵占了越南南部，随后又向越北伸出魔爪，以此打开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这就将与越南有着传统宗藩关系的清廷逼到必须发声的境地。到光绪十年（1884年）初，双方已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边缘。

而遴选张之洞坐镇南疆也非偶然。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即以法国蓄谋图越，奏请清廷早做准备，提出了成算、发兵、审势、量力、取道、择使、选将、筹饷、持久等建议。光绪九年，又奏陈越事三疏，提出战守事宜：包括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指刘永福部）、用越民、务持久、散敌援、防津沽、防燕台、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备重臣等。这些建议，是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还是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老佛爷的算盘大概是，你既然谈得头头是道，那你来试试？张之洞也只能临危受命，硬着头皮负起这一重担了。

光绪十年闰五月，张之洞到广州，开始视事。七月，奉旨补授两广总督，随即开展各项战备。

首先是固根本——部署广州及广东各海口及要隘的防御。

光绪十年九月，他奏陈粤省筹办海防情形，认为广州、琼州（海南岛）、廉州、潮州是重点，皆派遣得力将领加紧整治工事，控制海口，储备军火，集积部队，布置各项防务。省城广州更被视为根本重地而进行精心策划：对前路虎门、中路黄浦、西南路南石头、石壁村、五斗口皆设水陆重兵，由彭玉麟、张树声和他自己分领各路，将军长善、巡抚倪文蔚分任城守。预备埋设地雷，填塞内河口。发动民众，咨请在籍学士李文田举办团练作为预备队，时机紧迫时袭击越南广安、海防，对法牵制。七月，谕沿海居民及越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华人立功报效。

同时开展外交活动。为防止近在肘腋的澳门为法人利用，张之洞在光绪十年七月初四日照会澳门总督严守中立，不得助法。此后还警告其不准让法人借地屯兵。七月十四日照会法领事，令其率法国教士、商民离粤，遭拒绝，张之洞遂强行驱逐之。但张之洞又严禁盲目排外，不准乘机毁坏教堂、凌辱滋扰各国洋人及安分教民。他对地处前敌的钦州、廉防一带教民不放心，八月十一日，谕令其自行迅速解散。

再一项重要工作是调和湘、淮矛盾，统一领导集团意志。

此时，广东的大员除张之洞外，尚有离任但仍在广州指挥淮军、参与军务的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广东巡抚倪文蔚。督抚同城，历来是矛盾渊薮。前任对取而代之的后任，当然心中难爽，而彭玉麟、张树声又分别为一直壁垒森然的湘、淮军大将。

调彭玉麟、张之洞到广东是清廷担心张树声难履抗法之任。这些心结一时难解，大家一直面和心不和。张之洞采取的办法是：对张、彭作为前辈一体尊重，与倪文蔚至少暂时同寅协恭，重点则是着力调和彭、张关系。当时张树声正被参劾“不符物望，难胜疆圻，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任性徇私”，清廷即令彭玉麟、张之洞查办。他说服彭玉麟与其一起回护张树声。经其斡旋，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两人奏复称张树声被参各款或本无其事，传闻失实；或原无大过，责备太苛；或已经圣裁，不必追论，似均可毋庸置疑；并称赞他“素行谦谨，久历封疆，刻意自爱，服官各省类皆孜孜求治”，堪称楷模。张树声当然十分感激，从而至少暂时缓和、化解了与彭玉麟等人的矛盾，领导集团基本能团结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准备与法军作战，必须厚集军饷，但晚清财政窳败，朝廷拨款困难，广东等地又因战事而商税骤减，张之洞只得另辟蹊径，设法筹资。

一是借洋款。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他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批准由各海关担保向汇丰银行等借款。此后共借洋款三百九十八万余两，加上张树声前借二百万，共近六百万，由户部统筹各关归还，其手笔之大令时人咋舌。

二是省内外筹措，包括前任所定之海防捐，向山西拨借生息公款二十万两，向商民征收团防费，设局劝捐等。项目虽多，但所集款数仍少，且难以为继。于是张之洞将目光瞄准了广东的一大利薮——闱姓赌博。

清代，广东民间对科举极其崇拜，一些极富商业头脑者由此发明了“闱姓”这一极具刺激性的赌博，即在各种考试前，由参赌者对可能录取者姓氏下注，录取结果公布后，庄家根据考中者的实际姓氏分配赌资。清统治者既认为这一活动戕害风俗人心，多次禁止，又垂涎其厚利而多次开禁，反反复复，莫衷一是。光绪元年，广东巡抚张兆栋又奏请禁止被获准。但赌头将赌局移至澳门，在葡澳当局庇护下继续开赌，清政府对此无可奈何，葡澳当局则通过对其抽收营业税而大发横财，用来“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张之洞认为这是为丛驱雀，有名无实，并“藉寇资盗，有损无益。”更具体认为闱姓禁而不绝，有资敌、养寇、自耗、妨政、扰民等五害。既然如此，不如化害为利，为我所用——在广东境内开禁。善于窥测时机的赌头们即通过绅商向张之洞提出，如能弛禁，情愿认捐巨款，在六年内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交一百五十万元。张之洞当然求之不得，是否即其授意也不得而知，但还要做足表面文章，邀集省城大绅及各书院山长讨论，征求彭玉麟、倪文蔚等大员的意见，“再三咨访，佥谓可行。”并承诺随时体察，剔除中饱，如有流弊，即奏请停止。他一边开禁一边上奏——光绪十年九月初四日即批饬善后局实行，十一月二十九日得电旨允行。这种不惜饮鸩止渴及先斩后奏的权变，证明张之洞已不单纯是书生意气。当然，他仍然洁身自好，将粤海关月致督署公费三千两发善后局公用，各属春秋办贡例有呈督院的“贡余”也不要。裁减督署门丁，禁绝馈送，财用出入毫不为私。这一点，仍不失书生本色。

面对广东的充分准备，法国舰队不敢轻犯，转攻福建、台湾，于光绪十年六月十五日（1884年8月5日）攻击台湾基隆港，七月初三日（8月23日）袭击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第二天，清廷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除海上外，陆路战事沿中越边界分为东、西两线，西线在滇越方向，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东线在桂越方向，实际由张之洞负责。在巩固广东防务的基础上，张之洞更立足广东，谋划全局，特别是东线战略。

在台湾，法军连占澎湖、鸡笼（基隆）、沪尾（淡水），巡抚刘铭传苦苦支撑。张之洞对福建、台湾抗法大力支持，克服法军封锁等困难，先后雇用渔船和外国船只为台运送饷、械，包括饷银十万两、枪三千杆、子弹一百万粒、洋火药二千桶等。

但张之洞更认为，法军攻台湾，对全局却不为无利。光绪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他致电总署分析道：法军窜扰台湾一隅，内地不太受影响；台湾的地形、气候对其不利，军民顽强，储备足用，法人无法深入，占领全台企图无法得逞；而法军攻台则福建解围，其他海口的压力也相应减轻。所以法图台乃中国之利，只要刘铭传将其牵制于台，就是胜利。他认定，中法之战陆路是主战场，而越南又是陆战关键。援台湾、振全局、牵制敌人皆以越战为上策，围困河内，则台湾解围。在西线，刘永福部则是一必须利用的抗法力量。

刘永福，广西上思人，字渊亭，早年参加天地会起义，因树七星黑旗被称为黑旗军，遭清廷围剿，失败后率余部在滇越边境山区活动，驻越南保胜（老街）。法军进攻越北时，刘永福应越南政府邀请率黑旗军抗法，被越国王封为三宣副提督，在河内、纸桥大胜法军，先后杀毙法军头目安邺、李维业等，使法军吃尽苦头。张之洞对此一直关注，十年八月十六日，他奏荐光绪八年即自请赴越抗法的吏部主事唐景崧速募四营作为“远征军”出关，与刘永福部合作，并给刘部饷银二万两，清廷采纳了这一建议，授刘永福以提督记名，唐景崧加五品衔。刘、唐部即与西线滇军合攻宣光。

张之洞根据东线战况发展，继续遣派广东部队加入“远征军”行列。

但战事发展曲折，东、西两线清军进展不顺，张之洞也吃“挂落”：因奏保前广西巡抚徐延旭而获清廷责备，被降一级留任。但他仍坚持原定战略，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分遣广军规越折》，强调现在中、法处于相持阶段，我不能遽逐法军出鸡笼（基隆），法也不能尽破我军而踞台地，只有坚持原定战略，在东线与法决战，“争越南以振全局”，才能克敌制胜。果然，战局在继续恶化的同时，酝酿着巨大转机。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军攻陷谅山，东线清军全线溃退。十天后，法军北犯镇南关，桂军将领杨玉科阵亡，但随后法军焚关而退。此时，老将冯子材率部到达广西凭祥前线，被推为前敌主帅，在镇南关一线组织防御，阻止法军进入广西。

抗法名将冯子材

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法军前来进攻。当防御墙将被攻破，形势危急时，冯子材不顾年已七十，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矛大呼跃出，率二子相荣、相华与敌搏战。诸军受此激励，合力死斗。关外游勇、客民千余皆来助战，伺隙狙击。王德榜军自后出击，法军四面受敌，辎重尽失，全军溃败，被歼灭千余人，包括官佐数十，清军追出关外二十里，乘胜向南推进，二月十三日冯部会诸军克谅山，又分两路继续南进，连克屯梅、谷松、船头，二月十四日克长庆府，二月十五日克观音桥，法军司令尼格里重伤毙命。二月十六日参将莫善喜等从间道袭广安。二月十七日苏朗军克谷松，推抵郎甲，直指河内、北宁。二月初八日西线滇军并刘永福部亦取得临洮大捷。法国国内茹费里内阁因之很快倒台。清军在陆路战场彻底扭转了溃败、被动的颓势，张之洞与东线广军为此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法方见形势不利，转而谋和，以确保既得利益，清廷却“乘胜即收”，同意和谈。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中法在巴黎签订《巴黎议定书》，规定自三月一日起停战，限宣光以东的东线清军十一日撤兵，二十一日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的西线清军二十一日回撤，四月二十四日抵云南边界。

张之洞对即行停战深感意外和愤然。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致电冯子材、王孝祺令乘胜攻克北宁。同日致电总理衙门转奏朝廷，强烈谏阻撤兵：“窃谓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认为现在关外兵机方利，法人震恐，这是中法开战年余未有的有利形势，“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而且十天亦难撤至边界。条款未定应展限详议，法军撤出澎湖、鸡笼我方可撤，攻克北宁，再和谈。三月初三日，张之洞再次奏请朝廷在与法国谈判时，应在天津简约基础上尽量挽回一些损失：我虽撤兵，彼亦不得进兵，应原地驻扎；越南与广西邻近的谅山、高平、广安，与云南邻近的保胜等，应划为中立缓冲区，法军不得屯兵、筑炮台，以免生衅；法军应立即撤离台湾的基隆、澎湖，以显示和好诚意；津约只言于法国商务有益，应改为中法商务彼此均有利益；津约内有法约条约中“不得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语意含糊，应载明“听越朝贡于中国”；对刘永福及黑旗军，法军不得寻仇攻击。诸如此类，他先后电奏二十二次，争撤兵，争条约、地界、商务、保护刘军、义民，但清廷对其“初则切责”，威胁如敢违抗，必加严惩；“后则不报”——不予理睬。所以他自叹“人微言轻，无术挽救”。在致冯子材电中他大发牢骚，说自己“肝逆头眩，心血已枯，事定后亦将乞罢矣”。他又先后请求李鸿章、左宗棠斡旋，“展回天之力”，但李告知，谈判由内廷即慈禧直接掌控，实际主持者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在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自己这个全权大臣“不过奉文画诺而已”；左此时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不久即撒手人寰。两人皆无能为力。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越南条款》，除继续保留原天津简约内有关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控制，从越南撤兵，允许法国进入广西、云南通商外，又增加中国降低出口关税，将来在南境修建铁路须与法国商办，双方派员会勘中越边境等。法国达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目的，真所谓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张之洞尽管充满愤懑，在皇权专制的淫威下，只得撤军。他仍严令各军严密整备，毋稍疏懈，继续关注事态进展，也不时大发牢骚。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致李秉衡、冯子材等电称：“闻法虏进兵驻谅，荼毒人民，顿足痛愤。”“藩封永弃，边防日蹙，此次和议皆赫德一人播弄，中国甘受其愚，可为痛哭。”“事已如此，夫复何言？惟恨无以对数万裹创喋血之战士、输忠受害之越民耳。恨！恨！”

妥善安置刘永福黑旗军是张之洞善后所做最主要工作。中法停战、签约后，法国对刘永福黑旗军恨之入骨，欲假清廷之手置于死地。《越南条款》第一条规定中法要剿灭边境的“匪党”。其实质如张之洞所说，这就是要“中国助法剿灭刘也。”清廷对战时民众义军的一贯做法是卸磨杀驴，予以遣散，对有造反前科的黑旗军更不放心，不待见。云贵总督、西线统帅岑毓英也对刘永福十分嫌恶。刘永福及其所部一时成了弃儿。而此时，刘部人数从三千多已减至不足两千人，前途甚险。

张之洞成了刘的保护神。早在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他致电岑毓英、唐景崧请妥为安插刘永福黑旗军。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致电李秉衡、唐景崧重申护持刘永福，称法国、总理衙门、李鸿章、岑毓英都“恶刘”，自己则“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洞与边事大局已无补救，不过欲保全一义勇奇男子耳。”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张之洞请岑毓英、李秉衡转告刘永福答应条件，包括：刘部保持二千人、四、五营；安置刘部家属孤寡；其子刘成良及家属不可留越，以免被法、越伤害；所部出力伤亡将士除岑毓英具奏外，到粤后仍由自己奏请奖恤；请岑毓英将刘饷三万即全发给；刘到粤后配发后膛精枪利炮；等等。这一切随后皆兑现。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刘永福到达广州，入住张之洞在城内豪贤街为其准备的公馆。不久，被授为南澳镇总兵。张之洞向清廷奏报安置过程时特别给予刘永福高度赞扬，称若用之于两粤海防，对国家绝对有益，担心自己离任后刘会受不公正待遇，希望“以后疆臣相待以诚，善为拊循”。可谓苦心一片，善始善终。刘永福及所部，十年后在甲午年保卫台湾的战役中，又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也是张之洞殚精竭虑保护刘永福军的结果。

二、争金瓯

越南与中国广东、广西、云南交界。清代两国因存在宗藩关系，边界一直互不设防，多处并未明确划分。中法战争后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保护国，与中国的传统关系终止，双方签订的《越南条款》第三款规定自条约画押后六个月内两国派员勘界。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派内阁学士周德润、总理衙门大臣邓承修为钦差大臣分别前往云南、两广会同当地督抚办理中越划界事宜。

张之洞深知此次勘界关系中国版图，更关乎两广安全，因而十分重视，全力配合。八月二十四日，邓、周到达广州，张之洞即与之筹商，一方面介绍边疆情况，一方面提供物资、人员，包括翻译、地图等专业人才。他得知法国勘界人员多为武职，意在“考察形势，审探路径，用意正深”，因而也选定一批熟悉边界情形的武职人员先行介入。

张之洞认为，勘界重点应是收回原属中国的土地，须寸土不让。

广西、越南边界，集中在谅山及以北地区的归属，并涉及通商问题。清廷下令停战时，张之洞即主张暂缓从谅山撤军，以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未果，后又建议在谅山和镇南关之间建立缓冲区，也未成。镇南关南距谅山四十里。此时他提出尽量将通商地点南压至镇南关南三十里的驱驴墟，再十里至谅山，不成再北退二十里至文渊，以此为限，绝不能在镇南关。邓承修与张之洞观点一致，在谈判中提出谅山以东至保乐州、以东至海宁府（芒街）应划给中国。法国当然不肯，双方僵持不下，清廷害怕与法国决裂，在英国等撮弄下，最后形成如今这条桂越边界。

张之洞真正能掌控的重点是在粤越边界。

广东钦州与越南边界，江平、白龙尾等处归属双方争论激烈。张之洞多次上奏，提出要收回这些土地。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他上《钦越边界亟应改正折》提出，广西上思、下思、思陵三州沿边以外有崎岖荒僻地数百里，东为广东钦州，西为越南谅山、广安，南滨大海，有快子笼、亚溇湾、九头山、青梅头诸岛屿，北界北仑、扶隆等隘，十万大山盘亘其中，其他总名古森峒，亦称“三不要地”，按照条约，亟应改正，画归华界，上游紧接广西三峒思陵土州，下游直出新安州海口，向东包括青梅头、海宁府芒街，接连竹山、江平、白龙尾一带。张之洞要求勘界大臣邓承修与法方力争，并送去了相关地图。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七日他又上《辨认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饬办折》，根据档案、遗址等提出十条证据，说明钦州一带属于中国。

关于白龙尾，张之洞又找出嘉庆十六年三月实行的巡海新例的规定，特别强调，白龙尾处在中国内海。

这些证据有力支撑了谈判，终使法方于光绪十三年同意将争议的白龙尾、江平、黄竹等处一律划归中国。张之洞即于同年十二月巡视粤海各口时亲至白龙尾，登岸查阅该岛形势，随后修改钦州政区，在白龙岛设兵驻守，派水师加强巡缉洋面。

钦州划界还涉及南海岛屿。

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六日（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规定：“广东界务，现经两国勘界大臣勘定边界之外，芒街以东及东北一带，所有商论未定之处均归中国管辖。至于海中各岛，照两国勘界大臣所画红线向南接画，此线正过茶古社东边山头，即以该线为界（茶古社汉文名万注，在芒街以南竹山西南），该线以东，海中各岛归中国，该线以西，海中九头山（越名格多）及各小岛归越南。若有中国人民犯法逃往九头等山，按照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和约第十七款，由法国地方官访查严拿交出。”按此条款，中越海界紧贴越南，北部湾绝大部分，包括中沙、西沙、东沙皆属中国，与越南无涉。

界约将签订前夕，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更致电总理衙门称：“海界祗可指明近岸有岛洋面，与岛外大洋无涉。缘大海广阔，向非越南所能有。若明以归越，浑言某处以南或西，则法将广占洋面，梗多害钜，宜加限制，约明与画分近岸有洲岛处，其大海仍旧，免致影射多占。”从中可以看到，张之洞对维护南海主权有着何等深谋远虑！很快，他又在边防一线修筑工事，创设广安水军，筹划海口设防，巡视琼州、北海、汕头各海口，察看沿海形势，并测绘粤海地图。

三、巩金瓯

战争结束，外侮暂去，但张之洞居安思危，不忘战备。首先他考虑尽快让军队换用西式武器装备。他大手笔而且讲究品牌，所以德国克虏伯产品是其首选，连续向其大量购买各种新式火炮、弹药，并不断催促，不惜付违约金让该厂提前供货。在其即将离任前又要驻德状元公使洪钧向克虏伯定购车炮一百三十尊，可谓热衷之至。张之洞又在广州黄埔设厂试造浅水轮船四艘，还向福建船厂订购此类兵轮。

不过此时张之洞施政主要在内政上。

对危害清政府统治的威胁、动乱，张之洞一律铁腕镇压，毫不留情。他向各属重申要坚持就地正法章程。光绪十一年十一月海南岛发生客民、黎民起事，张之洞迅即调派冯子材率部前往，先剿后抚，剿抚并举，大体平定后即对海南进一步开发。两广总督职含广东、广西，但实际上，主要过问广东事务。张之洞对广西，治理过府江险滩。在广东，则修筑琼海海堤，治理广州省河，西、北两江，开展市政建设。他一仍重视文教的传统，于光绪十三年在广州创建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培植士子和文化。为端正社会风气，严禁复开白鸽票赌博。

张之洞对航运也积极擘画，拟于汕头招商局建设码头，创设省港轮渡，还筹画建设榆林港。当时，爱迪生发明的电灯在欧美使用不久，张之洞对此也很感兴趣。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电复华盛顿公使张荫桓，欢迎华商黄秉常来广东试办。但他即将调任湖广，所以又声明，如该商愿在武昌、汉口设办，亦甚佳。十四年二月开通省城至潮州电报。同年又添设广西、广东、云南电报线四千九百余里。当时，法国、比利时等正争夺与中国电报线的连接，他于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致电总署及李鸿章，力阻粤线与法线相接。

着力内政的同时，张之洞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当然不少是被迫的。

法国多次要求赔偿战时损失，张之洞一概严辞拒绝。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英国商船屡次擅入内地，张之洞一面指令按条约船只扣押入官，一面电致总理衙门，称此端断不可开，请坚持责令充公，不容狡饰，以儆效尤。

当时的中外交涉中，澳门问题十分突出。葡澳当局在中法战争之际，不断扩充非法权益，将水坑尾门、三巴门拆毁，越界在内地编号牌，修路，占据广东税田八亩多，又向各处收税。光绪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张之洞照会驻澳门总督，警告、制止这种行为。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就澳门定界事致函总署，历数葡萄牙种种扩张行径：“葡人之踞澳门，历有年所，久蓄侵占之谋。始则抗租不完，继则越界设路，渐至筑台屯兵，编牌勒税。每乘我有事之秋，逐渐尝试。……至于招纳逃匪，包庇私贩，尤为粤省附骨之疽。”他指出，葡萄牙是个小国、弱国，物力贫弱，政教鄙陋，一直为各国所藐视，亦为粤人所轻。其日常物资供应、商贸活动更离不开广东，所以葡方对广东还不能全无顾忌。它真正重视的是在租界本身，租界以外利益，则能争则争，绝对不会将可有可无、格外侵占之地与我为难，“要之在我能坚持与否而已”，两国不久将在北京谈判立约，中方应力争，庶不至濠镜全境尽为其所有。十三年五月初五日，他向总理衙门咨递关于澳门的档案，以助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张之洞密切关注进展，随时提出意见，以维护主权。

广东滨海，民众一直有出洋谋生的传统，近代更甚，加之殖民主义者拐卖华工，海外华人日益增多，但因祖国贫弱而饱受欺凌。张之洞发现后，其外交活动又有了保护海外华工、华民的内容。

光绪十一年，美国多地发生白人抢掠、焚烧华人商铺、杀害华人的恶性排华案件，在怀俄明州石泉惨案中，竟分别有二十八名和十五名华工被杀、致重伤。张之洞闻讯极为愤慨，致电驻美公使郑藻如要求美方惩凶、赔偿。他与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广州会晤时，义正辞严指责道，广东官方、民间待美商如此优厚，而美方如此虐待华民，实属有违道义，有损美国形象。并施加压力：如果美国不能认真保护华工华民，则民间反美情绪将无法控制，在华美人安全值得担忧。田贝深感羞愧，连续致电本国要求迅速查办石泉案并切实维护在美华人利益。此事经香港报纸报道，影响更加广泛，英、德、法等国耽心受牵连，也纷纷向美国施压，并请张之洞维护广州、广东秩序。在各方压力下，案件很快破获并得到相对公正判决。张之洞在向清廷奏报中，列举华侨华工在美国受虐待的“十苦”“七难”“六种歧视”状况，要求清廷进一步与美交涉，缉匪、赔偿、善后，三者缺一不可，并由美总统公开声明致歉，绝不让步。张之洞此后一直关注美国排华事件，多次要求清廷筹议修订美约、反对排华、保护在美华人各事宜。

为进一步切实保护海外华民利益，张之洞建议派员赴南洋考察，了解各地华人真实情况，建立领事馆。经清廷批准，光绪十二年七月，他派遣王荣和等巡查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澳大利亚等处20余座华人聚居城市，行程5万余里，历时一年，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热烈欢迎。

对华民海外务工张之洞认为应予积极支持。光绪十四年，他致电汕头洋务委员廖维杰速与荷兰使议定华民出洋雇工章，还电商盛宣怀可否设局派船揽载南洋华侨。

张之洞在内政诸事中，更着力开展洋务事业，包括建设军事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筹建铁路，创建新式的军事学校——水陆师学堂，着实做了若干工作。然而，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二日清廷发谕：张之洞著调补湖广总督，勿庸来京请训，以李瀚章为两广总督。十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交卸兼署广东巡抚，即日赴汉，洋务活动未及进一步展开，但随后人们将看到：灿烂的广东洋务之花，在湖北结出了丰硕之果。

张之洞在粤前后六年，政绩可谓不俗，除支撑中法战争外，并有诸多大举措，且留下丰裕的财政余额。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称，其到任时库存款不及五十万两，善后局欠债无算。离任时则现款正项银二百万两，杂项银五十余万两，使继任的李瀚章惊讶和感谢不已。难得的是他继续讲究廉洁，为人所称道。

但其间张之洞官僚习气也更加滋长。光绪十九年正月，已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即为任广督时的作风遭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认为张之洞任广督以后“骄泰之心由兹炽矣”。如司道大员谒见他，有时要等候三至五小时，甚至候至终日而仍不接见，并“视为故常，毫无顾忌。”至候补府、州县以下，概不接见。属员之贤否、勤惰也从不问。“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不喜者终岁而不获一面。”其赏识之员率皆浮薄喜事、功利夸诈之辈，如藩司王之春、幕僚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作风则“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其幕友亦群苦之。”

徐致祥所参虽有偏颇，但并非空穴来风。如重用王之春，特别是赵凤昌即为事实。赵凤昌早年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随侍左右。张之洞改任两湖后随任，充文案，办理督署笔墨事件，保举为候补直隶州知州，成为其须臾难离的心腹与左臂右膀，早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之说。而“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几乎成了晚清官场共识的一句名言（紧接其后的两句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并伴有许多“白昼宣淫”、像猿猴那样不时吃吃瓜果等传说，许多小说也多有影射。这实际上是当时官场恶习和文人散漫行为的综合症。与傲下相反，他对慈禧的谄媚奉承绝不含糊。慈禧修颐和园时，他即表示广东愿为之筹款百万。

对权力，张之洞更是斤斤计较，寸权不让。广东总督、巡抚同城，历来矛盾尖锐。战后他与倪文蔚明争暗斗，终于在光绪十二年将其挤走，与继任的几位巡抚也是扞格难合。游智开任广东布政使时，一次按巡抚之意委派属官，张之洞大为不满，责问为何不听他的意见，游智开辩称这是按巡抚决定属官的规定执行，自己在两个婆婆之间，十分难办。张之洞更为生气，即厉声要其找出“规定”出处，游智开无法做到，急得呕血，只能服软。可见这位“张香帅”此时毕竟已非书生矣。

1. 《全集》第5045页。
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