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粤海鲸波

一、卫金瓯

清廷急如星火从山西调张之洞主粤，是为了应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中法战争。

长期以来，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做着在远东割占殖民地，建立“东方法兰西”的迷梦，并在此梦想的驱使下步步推进：首先侵犯印度支那，向越南下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已侵占了越南南部，随后又向越北伸出魔爪，以此打开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这就将与越南有着传统宗藩关系的清廷逼到必须发声的境地。到光绪十年（1884年）初，双方已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边缘。

而遴选张之洞坐镇南疆也非偶然。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即以法国蓄谋图越，奏请清廷早做准备，提出了成算、发兵、审势、量力、取道、择使、选将、筹饷、持久等建议。光绪九年，又奏陈越事三疏，提出战守事宜：包括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指刘永福部）、用越民、务持久、散敌援、防津沽、防燕台、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备重臣等。这些建议，是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还是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老佛爷的算盘大概是，你既然谈得头头是道，那你来试试？张之洞也只能临危受命，硬着头皮负起这一重担了。

光绪十年闰五月，张之洞到广州，开始视事。七月，奉旨补授两广总督，随即开展各项战备。

首先是固根本——部署广州及广东各海口及要隘的防御。

光绪十年九月，他奏陈粤省筹办海防情形，认为广州、琼州（海南岛）、廉州、潮州是重点，皆派遣得力将领加紧整治工事，控制海口，储备军火，集积部队，布置各项防务。省城广州更被视为根本重地而进行精心策划：对前路虎门、中路黄浦、西南路南石头、石壁村、五斗口皆设水陆重兵，由彭玉麟、张树声和他自己分领各路，将军长善、巡抚倪文蔚分任城守。预备埋设地雷，填塞内河口。发动民众，咨请在籍学士李文田举办团练作为预备队，时机紧迫时袭击越南广安、海防，对法牵制。七月，谕沿海居民及越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华人立功报效。

同时开展外交活动。为防止近在肘腋的澳门为法人利用，张之洞在光绪十年七月初四日照会澳门总督严守中立，不得助法。此后还警告其不准让法人借地屯兵。七月十四日照会法领事，令其率法国教士、商民离粤，遭拒绝，张之洞遂强行驱逐之。但张之洞又严禁盲目排外，不准乘机毁坏教堂、凌辱滋扰各国洋人及安分教民。他对地处前敌的钦州、廉防一带教民不放心，八月十一日，谕令其自行迅速解散。

再一项重要工作是调和湘、淮矛盾，统一领导集团意志。

此时，广东的大员除张之洞外，尚有离任但仍在广州指挥淮军、参与军务的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广东巡抚倪文蔚。督抚同城，历来是矛盾渊薮。前任对取而代之的后任，当然心中难爽，而彭玉麟、张树声又分别为一直壁垒森然的湘、淮军大将。

调彭玉麟、张之洞到广东是清廷担心张树声难履抗法之任。这些心结一时难解，大家一直面和心不和。张之洞采取的办法是：对张、彭作为前辈一体尊重，与倪文蔚至少暂时同寅协恭，重点则是着力调和彭、张关系。当时张树声正被参劾“不符物望，难胜疆圻，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任性徇私”，清廷即令彭玉麟、张之洞查办。他说服彭玉麟与其一起回护张树声。经其斡旋，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两人奏复称张树声被参各款或本无其事，传闻失实；或原无大过，责备太苛；或已经圣裁，不必追论，似均可毋庸置疑；并称赞他“素行谦谨，久历封疆，刻意自爱，服官各省类皆孜孜求治”，堪称楷模。张树声当然十分感激，从而至少暂时缓和、化解了与彭玉麟等人的矛盾，领导集团基本能团结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准备与法军作战，必须厚集军饷，但晚清财政窳败，朝廷拨款困难，广东等地又因战事而商税骤减，张之洞只得另辟蹊径，设法筹资。

一是借洋款。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他致电总署转奏朝廷，请批准由各海关担保向汇丰银行等借款。此后共借洋款三百九十八万余两，加上张树声前借二百万，共近六百万，由户部统筹各关归还，其手笔之大令时人咋舌。

二是省内外筹措，包括前任所定之海防捐，向山西拨借生息公款二十万两，向商民征收团防费，设局劝捐等。项目虽多，但所集款数仍少，且难以为继。于是张之洞将目光瞄准了广东的一大利薮——闱姓赌博。

清代，广东民间对科举极其崇拜，一些极富商业头脑者由此发明了“闱姓”这一极具刺激性的赌博，即在各种考试前，由参赌者对可能录取者姓氏下注，录取结果公布后，庄家根据考中者的实际姓氏分配赌资。清统治者既认为这一活动戕害风俗人心，多次禁止，又垂涎其厚利而多次开禁，反反复复，莫衷一是。光绪元年，广东巡抚张兆栋又奏请禁止被获准。但赌头将赌局移至澳门，在葡澳当局庇护下继续开赌，清政府对此无可奈何，葡澳当局则通过对其抽收营业税而大发横财，用来“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张之洞认为这是为丛驱雀，有名无实，并“藉寇资盗，有损无益。”更具体认为闱姓禁而不绝，有资敌、养寇、自耗、妨政、扰民等五害。既然如此，不如化害为利，为我所用——在广东境内开禁。善于窥测时机的赌头们即通过绅商向张之洞提出，如能弛禁，情愿认捐巨款，在六年内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交一百五十万元。张之洞当然求之不得，是否即其授意也不得而知，但还要做足表面文章，邀集省城大绅及各书院山长讨论，征求彭玉麟、倪文蔚等大员的意见，“再三咨访，佥谓可行。”并承诺随时体察，剔除中饱，如有流弊，即奏请停止。他一边开禁一边上奏——光绪十年九月初四日即批饬善后局实行，十一月二十九日得电旨允行。这种不惜饮鸩止渴及先斩后奏的权变，证明张之洞已不单纯是书生意气。当然，他仍然洁身自好，将粤海关月致督署公费三千两发善后局公用，各属春秋办贡例有呈督院的“贡余”也不要。裁减督署门丁，禁绝馈送，财用出入毫不为私。这一点，仍不失书生本色。

面对广东的充分准备，法国舰队不敢轻犯，转攻福建、台湾，于光绪十年六月十五日（1884年8月5日）攻击台湾基隆港，七月初三日（8月23日）袭击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第二天，清廷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除海上外，陆路战事沿中越边界分为东、西两线，西线在滇越方向，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东线在桂越方向，实际由张之洞负责。在巩固广东防务的基础上，张之洞更立足广东，谋划全局，特别是东线战略。

在台湾，法军连占澎湖、鸡笼（基隆）、沪尾（淡水），巡抚刘铭传苦苦支撑。张之洞对福建、台湾抗法大力支持，克服法军封锁等困难，先后雇用渔船和外国船只为台运送饷、械，包括饷银十万两、枪三千杆、子弹一百万粒、洋火药二千桶等。

但张之洞更认为，法军攻台湾，对全局却不为无利。光绪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他致电总署分析道：法军窜扰台湾一隅，内地不太受影响；台湾的地形、气候对其不利，军民顽强，储备足用，法人无法深入，占领全台企图无法得逞；而法军攻台则福建解围，其他海口的压力也相应减轻。所以法图台乃中国之利，只要刘铭传将其牵制于台，就是胜利。他认定，中法之战陆路是主战场，而越南又是陆战关键。援台湾、振全局、牵制敌人皆以越战为上策，围困河内，则台湾解围。在西线，刘永福部则是一必须利用的抗法力量。

刘永福，广西上思人，字渊亭，早年参加天地会起义，因树七星黑旗被称为黑旗军，遭清廷围剿，失败后率余部在滇越边境山区活动，驻越南保胜（老街）。法军进攻越北时，刘永福应越南政府邀请率黑旗军抗法，被越国王封为三宣副提督，在河内、纸桥大胜法军，先后杀毙法军头目安邺、李维业等，使法军吃尽苦头。张之洞对此一直关注，十年八月十六日，他奏荐光绪八年即自请赴越抗法的吏部主事唐景崧速募四营作为“远征军”出关，与刘永福部合作，并给刘部饷银二万两，清廷采纳了这一建议，授刘永福以提督记名，唐景崧加五品衔。刘、唐部即与西线滇军合攻宣光。

张之洞根据东线战况发展，继续遣派广东部队加入“远征军”行列。

但战事发展曲折，东、西两线清军进展不顺，张之洞也吃“挂落”：因奏保前广西巡抚徐延旭而获清廷责备，被降一级留任。但他仍坚持原定战略，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分遣广军规越折》，强调现在中、法处于相持阶段，我不能遽逐法军出鸡笼（基隆），法也不能尽破我军而踞台地，只有坚持原定战略，在东线与法决战，“争越南以振全局”，才能克敌制胜。果然，战局在继续恶化的同时，酝酿着巨大转机。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军攻陷谅山，东线清军全线溃退。十天后，法军北犯镇南关，桂军将领杨玉科阵亡，但随后法军焚关而退。此时，老将冯子材率部到达广西凭祥前线，被推为前敌主帅，在镇南关一线组织防御，阻止法军进入广西。

抗法名将冯子材

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法军前来进攻。当防御墙将被攻破，形势危急时，冯子材不顾年已七十，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矛大呼跃出，率二子相荣、相华与敌搏战。诸军受此激励，合力死斗。关外游勇、客民千余皆来助战，伺隙狙击。王德榜军自后出击，法军四面受敌，辎重尽失，全军溃败，被歼灭千余人，包括官佐数十，清军追出关外二十里，乘胜向南推进，二月十三日冯部会诸军克谅山，又分两路继续南进，连克屯梅、谷松、船头，二月十四日克长庆府，二月十五日克观音桥，法军司令尼格里重伤毙命。二月十六日参将莫善喜等从间道袭广安。二月十七日苏朗军克谷松，推抵郎甲，直指河内、北宁。二月初八日西线滇军并刘永福部亦取得临洮大捷。法国国内茹费里内阁因之很快倒台。清军在陆路战场彻底扭转了溃败、被动的颓势，张之洞与东线广军为此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法方见形势不利，转而谋和，以确保既得利益，清廷却“乘胜即收”，同意和谈。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中法在巴黎签订《巴黎议定书》，规定自三月一日起停战，限宣光以东的东线清军十一日撤兵，二十一日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的西线清军二十一日回撤，四月二十四日抵云南边界。

张之洞对即行停战深感意外和愤然。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致电冯子材、王孝祺令乘胜攻克北宁。同日致电总理衙门转奏朝廷，强烈谏阻撤兵：“窃谓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认为现在关外兵机方利，法人震恐，这是中法开战年余未有的有利形势，“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而且十天亦难撤至边界。条款未定应展限详议，法军撤出澎湖、鸡笼我方可撤，攻克北宁，再和谈。三月初三日，张之洞再次奏请朝廷在与法国谈判时，应在天津简约基础上尽量挽回一些损失：我虽撤兵，彼亦不得进兵，应原地驻扎；越南与广西邻近的谅山、高平、广安，与云南邻近的保胜等，应划为中立缓冲区，法军不得屯兵、筑炮台，以免生衅；法军应立即撤离台湾的基隆、澎湖，以显示和好诚意；津约只言于法国商务有益，应改为中法商务彼此均有利益；津约内有法约条约中“不得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语意含糊，应载明“听越朝贡于中国”；对刘永福及黑旗军，法军不得寻仇攻击。诸如此类，他先后电奏二十二次，争撤兵，争条约、地界、商务、保护刘军、义民，但清廷对其“初则切责”，威胁如敢违抗，必加严惩；“后则不报”——不予理睬。所以他自叹“人微言轻，无术挽救”。在致冯子材电中他大发牢骚，说自己“肝逆头眩，心血已枯，事定后亦将乞罢矣”。他又先后请求李鸿章、左宗棠斡旋，“展回天之力”，但李告知，谈判由内廷即慈禧直接掌控，实际主持者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在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自己这个全权大臣“不过奉文画诺而已”；左此时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不久即撒手人寰。两人皆无能为力。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越南条款》，除继续保留原天津简约内有关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控制，从越南撤兵，允许法国进入广西、云南通商外，又增加中国降低出口关税，将来在南境修建铁路须与法国商办，双方派员会勘中越边境等。法国达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目的，真所谓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