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壁上的名字

每次陪朋友到栖霞山，都要带他们到千佛岩下，看一看徐铉和徐锴兄弟的题名。二徐兄弟原籍扬州，同在南唐朝廷做官，以才学著称于时，尤其专精《说文解字》。他们的题名用篆书，正是当行本色，弥足珍贵。历经风雨一千馀年，一笔一画，还能够清晰地看出来，如有神灵护佑，差不多算得上是奇迹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要到栖霞山去，交通不大方便，通常是坐公交车，但郊区路往往不好，碰到周末假日，车还挺拥挤的。山下有个火车站，记得还有人坐火车去，能在这小站停靠的都是些慢车，晃晃悠悠地开，只是车票便宜，不便多说什么。那些年时间多，凡事都慢，也不用那么着急。前些年修了栖霞大道，现在坐车或开车去，大道笔直平坦，风驰电掣，感觉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栖霞大道新修，让我想起南唐时代也曾有过的一次新修道路，徐铉文集中有一篇《摄山栖霞寺新路记》，说的就是这件事。

千佛岩上的徐铉题名

千佛岩石壁上的徐锴题名。兄弟二人的题名相隔不远。

去栖霞山的路一开始肯定是不好走的。宋齐之间，著名隐士明僧绍选择在这里结茅隐居，就是为了躲开都城的喧嚣。且不说与同泰寺（今日鸡鸣寺的前身）比，就是与东郊钟山上的茅庐相比，栖霞山也更僻远，而且清静得多。

当然，在明僧绍没到这儿来以前，这山还不叫栖霞山，而是叫作摄山。摄山的清静就是因为离城远，路虽然有，应该都是小路，俗尘虽有，终是难达。打从明僧绍舍宅为寺，接下来，齐梁之间，山上掀起凿刻佛龛的热潮，王公贵族络绎于途，情况就与往时不同了。

对栖霞山，徐铉肯定情有独钟，否则不会在公事之暇，屡游此山。他在那篇《摄山栖霞寺新路记》中，提到了栖霞山那时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栖霞寺山水胜绝，景象瓌奇，明征君故宅在焉，江令公旧碑详矣。高宗大帝刊圣藻于贞石，纡宸翰于璇题，焕乎天光，被此幽谷。”从南齐明僧绍的故居，到陈朝江总的碑刻，再到唐高宗的《明征君碑》，天光照耀幽谷，身价陡增，不同于寻常的山林。

栖霞寺是六朝和唐代的名寺，到了五代南唐，依然闻名遐迩。不过，这座山距离都城有五十里，有些远，五代战乱，道路也多荒废了。后来被追尊为南唐义祖的徐温，起初是治理南京的杨吴朝廷的将军，最后执掌了军政大权。他专程来过栖霞山，命令有司修筑新路，以便通行。可惜，他不久就去世了，后来道路又有损坏，所以到了保大九年（951），重修道路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保大年间可说是南唐的盛世。此前几年，南唐灭闽，这一年，南唐灭楚，地盘扩大，一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样子。徐铉文中称颂“时安岁丰，政简民暇”，这当然是对当朝的歌功颂德，但多少还有些事实依据。当时栖霞寺里有个高僧，法号叫作道严，有心修路，方便百姓。恰好城中有个乐善好施的富人，叫作庄思悰，愿意捐钱，助成这桩好事。于是工程上马，剪除荆榛，填平沟坎，舍曲取直，开辟通衢，顺带着“建高亭于道周，跨重桥于山上，凿甘井以救暍，立石表以指迷”。路旁有了凉亭，行旅疲乏，可以就近休息。山路架了桥梁，不必涉水，就能通行。中暑了，有井水可喝；迷路了，有石碣指示方向。种种周到细致的考虑，颇为人性化。至于沿途的风景，更是“草树风烟，依然四望，峰峦台榭，肃尔前瞻”，一派怡人的田园风光。

最重要的是，新修筑的道路还有突出的政治意义：“由是江乘之途，复识王畿之制矣。”可见，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南唐靠它争回历史面子，首都靠它确立文化地理的中心位置。徐铉碑记文曲终奏雅，强调了这一点。这篇记文当时曾刻石立碑，广而告之，可惜早已佚失，只在徐铉文集中留下一份文本。

徐铉书迹

徐铉活到七十六岁，入宋生活了多年；而徐锴只活了五十五岁，未及入宋就死了。徐氏兄弟在栖霞山有座别墅。据宋人王铚《默记》卷中记载：徐铉无子，弟弟徐锴倒是有子嗣，人称“徐十郎”。徐十郎虽是名人之后，入宋以后，却无缘承继父业当官二代，只好在栖霞山前开了一间茶肆，靠晒家传的徐铉、徐锴兄弟的诰敕，来招徕生意。王铚就专程来到栖霞山，不为喝茶，只为看一眼徐氏家传的南唐和宋初的授官诰敕。徐铉做过南唐的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文章功夫了得，字也好，不少诰敕出自他的手笔，很有看头。其实，栖霞山遍地清泉，水多，质好，茶叶也有名，徐十郎在这里开茶肆，是很不错的选择。遗憾的是，很多茶客来此别有所图，买椟还珠了。

明代中期，南京人陈沂在《金陵世纪》中说，徐铉的故宅在栖霞寺西亭子桥附近，大概就在今天的“彩虹明镜”景点一带。也许徐十郎开茶馆所用的，就是伯伯当年的房子。既然徐铉无子，他和弟弟徐锴的房产，连同诰敕等物，就一并传给了徐十郎。到宋初，诰敕已变成奇货可居的文物，许多好古博雅之士皆以结一眼缘为幸，王铚就是其中一位。当日光顾徐十郎茶肆的客人中，“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恐怕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