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先贤祠

南京先贤祠起于何时，不太容易确定。如果只论其见于正式的南京方志记载，或许应该从《景定建康志》算起。《景定建康志》是南宋后期的书，关于南京先贤祠的记载，至少在南宋就有了。

南宋时代的那座先贤祠建于开庆元年（1259），主事者是那时南京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马光祖。他的身份是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祠在青溪之上，府学之东，明道书院之西。它的大约位置，应该是在今日夫子庙大成殿东边，靠近青溪的地方。

《景定建康志》中有《青溪图》，据此可以找到南京先贤祠的位置。注意此图是左东右西，上南下北。

先贤祠中祭祀历代先贤，人选与数量一直变动不居。《景定建康志》中列有四十一位，各有赞词。先秦的有两位，一位是周初开辟江南的吴泰伯（太伯）。《儒林外史》中写到当时南京文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祭祀先贤活动，主要就是祭祀吴泰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在其专著《〈儒林外史〉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中，还着重谈到这次活动。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越国名相范蠡，南京最早的城池——越城，据说就是他筑的。汉代只有一位严光，他与南京的关系实际上并不那么大。

从三国开始，南京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历史聚光灯的照射下，更多名贤闪亮登场。先贤祠中列有东吴名臣张昭、周瑜、是仪和蜀国的诸葛亮。东吴名臣多，是理所当然的，但名单中居然没有孙权，出人意料。再仔细看，六朝南唐诸位帝王也都不在其列，就可以明白，孙权等人贵为国主，不便与为他们“打工”的名臣等人“排排坐”，共吃冷猪肉，否则不成体统。蜀国丞相诸葛亮，很有可能根本没有到过南京，但民间都相信，“钟山龙盘，石城虎踞”的权威认证是由他带头做出的。就凭这两句话，他就不愧是南京城市形象的头号宣传大使，先贤祠中自然不能落下他。

东晋南渡，来到南京的衣冠士族中，孝子典型王祥、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榜样周处、名相王导、名臣陶侃、忠臣卞壸，以及高卧东山的名士谢安、淝水之战的功臣谢玄、大书法家王羲之、“酌贪泉而觉爽”的廉政标兵吴隐之，都被抬到先贤祠中供起来了。紧跟在南朝刘宋的学者雷次宗、萧齐儒者刘瓛、梁代山中宰相陶弘景之后，昭明太子萧统也进来了，他的身份明显与众不同。

李白饮酒图

入祠的唐代先贤人数很少，只有三位。一位是大诗仙李白，他写过好多关于南京的诗，脍炙人口的，就有《登金陵凤凰台》《金陵酒肆留别》。一位是名臣兼大书法家颜真卿，他在南京任升州太守时，在乌龙潭放生。乌龙潭宋代就有颜鲁公祠，至今犹在，虽然是晚近再建的。再有一位是中唐诗人孟郊，他在南京郊区的溧水担任过县令。

南唐先贤也不多，只有李建勋和潘佑。相比之下，宋代名贤数量可观，各种身份的都有，有大将名相，如曹彬、张浚、张咏、范纯仁、虞允文；也有清官忠臣，如包拯、郑侠、杨邦乂、吴柔胜等；还有理学大家，如程颢、杨时、朱熹、张栻、真德秀等。朱熹既非生于或卒于南京，也未居于或仕于南京，却堂皇地列在先贤祠中，实在有点勉强，但他名声太响，“客大压店”，可以特事特办，不宜援以为例。

时间越长，先贤祠的贤人也越来越多。列哪些人，不列哪些人，大有讲究，这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化学的问题，也是政治学问题。开庆年间建先贤祠，据说事先安排了四十二个牌位，最后一个牌位，是留给马光祖的祖父马之纯的。马之纯号野亭，曾在南京工作过，职务是江南东路转运司主管文字，还写过《金陵百咏》。把他列入先贤祠，也不无理由。但马光祖要避内举之嫌，没有答应。属下这么提名，可能不无私情；马光祖这么回应，自是出于公义，还可能有其政治上的考虑。今天翻开《景定建康志》，可以读到很多马之纯的诗，恐怕也与马光祖有关。

出于政治理由要求增减先贤名单是常有的事，当然也可以找别的理由。比如，以文学为标准，一向被人称为“王江宁”的盛唐诗人王昌龄，就有资格进入先贤祠。明代万历年间，本地学者焦竑等人提议，先贤祠中要增加宋代的苏轼，也是出于文学考虑。同治时代，本地乡绅提出，要把前任两江总督陆建瀛的名字从先贤祠中除掉，说太平军攻城时，他守土有责却临阵脱逃，造成城池之殃。这又是一套政治理由。

南宋先贤祠年久失修，到了明代万历中，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修撰焦竑等人商议重修，移建于普德寺后山，祠中所祀名贤，也增加到五十四人。清人汤濂《金陵百咏》中有一首专咏先贤祠，诗曰：

诸贤何巍巍，

太伯安可仰。

青溪与梅冈，

山水发清响。

梅冈指普德寺后山，在雨花台西边，所谓“青溪与梅冈”，说的就是先贤祠先在青溪，后来才迁到这里。可惜现在都无踪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