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和叙事一样，民族的起源在时间神话中遗失，只是在想象中才完全获得了自己的视野。这样一种民族或叙事的形象看上去似乎太过浪漫和隐晦，但作为一种有力的西方历史观念，民族正是从那些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的传统中产生的。

——霍米·巴巴（Homi Bhabha）

从形式上看，现代主义具有明显的跨国界特征：没有固定的中心，柏林、巴黎、伦敦、纽约都曾是现代主义者的朝圣地；成员也大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比如法国的普鲁斯特、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庞德等。马尔柯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指出，现代主义“受制于一种超民族并且多少有些自主性的艺术氛围——是受此影响，而不受地域、民族和阶级环境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印记的制约。因此，它似乎独立于具体的运动和民族文化旨趣，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流放特征”。

但从内容上看，现代主义又是关乎民族的，现代主义者将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民族身份的拷问融进他们的美学革新，显示了他们的入世态度和世俗关怀。在论述现代主义艺术如何赋予现实世界以意义时，伯里克利·刘易斯（Pericles Lewis）认为，现代主义者不仅“在艺术本身里找到了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转化为一种有意义的形式结构的方法”，而且在一种“民族意识”中找到了这种方法，这种意识“让他们封闭和孤立的经历具有一种即便不是普世的，也明显是外在的重要性，并且提供了一个可以阐释原本不具备任何内在逻辑的事件的基点”。本书对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小说民族叙事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

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充分表明，文学创作与民族身份之间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曾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创造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民族文学的观点，认为文学依附于民族，应该体现民族特性。虽然当时的民族文学观还只是一种原发和朴素的感性认识，但已经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文学想象在民族身份认同中发挥的作用，并且对后世民族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产生重要影响。艾瑞克·Ｊ.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认为“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和官方语言”是民族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将民族还原为一个现代性现象，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民族的起源和流变，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文学话语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安德森认为民族性和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人工制品”（cultural artefact）。他进而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而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为即便在最小的民族里，大多数成员之间也很少了解、碰面甚至听说，但每个人都能想象和他人的交流”。那么，这种想象性交流如何成为可能呢？在安德森看来，小说和报纸起到关键作用，它们“为‘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安德森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例，进一步说明文学与民族的相关性，认为现实主义小说通过建构“在同质和空洞的时间中按时序运动的社会学有机体”营造类似于民族的“共同体”，在作者、读者和人物之间建立想象性认同。布伦南（Timothy Brennan）在研究中借用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突出小说在塑造民族身份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民族“是想象性的建构，它们的存在有赖于一套想象性文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化虚构的机制”。从霍布斯鲍姆到布伦南，不难发现现代民族理论在处理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时所采用的阐释策略的演化轨迹，即从强调文学是构成民族特性的一部分，到彰显民族本身的建构性和叙事性。

虽然文学想象与民族身份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联，而且具有一种普世性意义，但严格意义上讲，探讨民族的建构性和叙事性主要是后殖民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主要议题。在这方面，贡献最大、论述最具权威和原创性的批评家当数霍米·巴巴。“如果说，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始于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那么巴巴的后殖民批评也可以说始于对民族神话的解构，正是这种对民族之本质性的解构从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他本人主编的论文集《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的“引言”中，巴巴开宗明义，阐明将民族作为一种叙事来考察的意义：

将民族作为一个写出来的事物进行研究，可以揭示文化和社会意识的瞬时性，这种瞬时性更加符合文本意义通过语言的差异得到表达所体现的并不完整和受多元因素决定的过程……这种方法挑战了民族客体知识——比如传统、人民、国家理性、高雅文化——的权威，这些客体的训导价值通常在于它们表现为存在于一个历史延续性的进化叙事中的整体性概念。这段表述明确表达了巴巴对渗透在西方民族理论中的总体化和本质主义话语的质疑。在文集的压轴论文“散播：时间、叙事和现代民族的边缘”（Dissemination：time，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modern nation）中，巴巴将这种质疑推向纵深。巴巴认为，西方民族的存在形式是一种对“文化定位”（locality of culture）的体验，比“共同体”更加复杂，比“社会”更具象征性，在表达与性属、种族和阶级相关的文化差异和认同时表现出更多的混杂性。巴巴指出，对民族的书写并不是在同质的空间中按时序进行的，而是会出现类似和转喻性范畴的重叠，而这正体现了民族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矛盾性，以及民族对文化现代性之阈限性（liminality）的估测功能。

在此基础上，巴巴进一步区分了训导式（pedagogical）和演现式（performative）这两种不同的民族表达方式：“在生产作为叙事的民族的过程中，在连续、累积的训导时间性，和重复、循环的操演策略之间存在断裂。正是通过这种断裂，现代社会的概念模糊性成为书写民族的场域。”巴巴用训导式时间性指代“想象的共同体”存在于其中的“同质和空洞的时间”，“它与一种整体性的观念相关……喜欢既定的现状，趋向于保守”。演现式时间是训导式时间的对立面，它“缺席、增补和差异”，是“一种断裂性的文化实践、对抗话语和颠覆性、松动性的脉动”。在演现式时间的观照下，“民族叙事不再是历史上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断裂式的、差异性的另类历史；人民也不能被包含在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话语中”。巴巴对民族叙事性的阐释即是对安德森历史主义民族理论的批判。按照巴巴的分析，安德森并没有真正揭示民族的叙事本质，他的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虽然民族共同体受制于文化同质性和民主匿名性，但就在这种‘同时的’场域里，人民发出了一个更加瞬时和底层的声音，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之间言说的少数人话语”。而正是在这种瞬时和底层的声音，在这种少数人话语之中，或者说，在同质和总体化民族叙事的断裂处，生发出（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移民、流散作家面对宗主国和第一世界的政治和文化霸权时感到的民族身份认同纠结和困惑——对他们而言，“作为谁来写”似乎比“写什么”更加重要。

那么，书写民族对伍尔夫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作为一位出生在宗主国、并且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宗主国的作家，伍尔夫既无从感受乔伊斯和叶芝这样的殖民地作家的文化和政治压力，也很难体会像奈保尔和拉什迪这样具有殖民地和移民双重背景的后殖民和流散作家在“边缘”和“中心”之间的抉择，因此也就缺乏通过文学创作追问民族身份认同的直接动机——从表面上看，伍尔夫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英格兰本土作家，并不存在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本书认为，在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自身性别和种族身份的综合作用下，伍尔夫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与殖民作家、后殖民和全球化语境下的移民和流散作家相类似的民族身份认同情结。

布拉德伯里和麦克法兰指出，现代主义是“一场文化危机；通常表现出对历史的悲观看法——所以现代主义作家不仅是获得自由的艺术家，还是生活在具体和明显的历史重压之下的艺术家”。对于英国现代主义作家而言，这种沉重历史现实的主要内容就是大英帝国的盛极而衰。进入20世纪，特别是从一战后到二战前的这段时间，英帝国经历了诸多重大社会变革。英帝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其殖民统治也在战后达到了顶峰，但随着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表面依旧风光的“日不落帝国”已大有日薄西山之势。“从集体文化意识的角度看，帝国主义殖民的关键问题是民族身份问题”，所以帝国的衰落必然会导致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而作为大英帝国的主体，英格兰受到的冲击又最为强烈。因此，在大英帝国走向没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想象、定位和书写处于过渡和动荡时期的英格兰身份是每一位英格兰作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而对伍尔夫来说，帝国衰落所引起的民族身份内涵的变化和她所采取的美学回应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伍尔夫的整个家族与大英帝国有密切的联系：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参与过英国殖民政策的制定；父亲为帝国撰写名人录；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本身就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殖民地官员。可以说，对帝国的书写贯穿伍尔夫文学创作的始终。《远航》以南美洲为背景，通过异域想象回望帝国；《达洛维夫人》重回帝国中心，表现帝国式微阴影下的权力欲望和文化焦虑；《奥兰多》再次“出航”，将视角伸向土耳其，融异域书写和性别转换为一体，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展现帝国的兴衰；《海浪》以个体的主体身份建构隐喻英国的帝国身份认同，暗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危机；《岁月》以小喻大，将家族和帝国变迁交织在一起，展现帝国兴衰对社会个体的心智影响；《幕间》将英国历史浓缩在一场露天剧演出中，对帝国政治进行“双重”美学反思。

从整体上看，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叙事包含对英格兰帝国身份的建构、解构和重构三个方面的内容。面对帝国的没落，作为一名宗主国白人作家，伍尔夫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张扬和重建英格兰帝国身份的明确意识，她的作品反映了她“出于防御帝国的衰退可能会造成的威胁，而对与不列颠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英格兰身份的历史性强调”。在《远航》和《奥兰多》这样的异域背景小说中，伍尔夫内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旅行探险文学的殖民主义眼光，通过对异域进行殖民主义再现，演绎在与文化他者的对立中建构民族自我的身份认同逻辑，表现出在帝国殖民统治遭遇重大挫折的背景下，确认和建构帝国身份的扩张感和征服欲。而在《达洛维夫人》和《岁月》这样的本土背景小说中，伍尔夫则表现出一种全球视野，通过勾勒帝国都市空间中的殖民地和异域人物形象，在“这里”与“那里”、“国内”与“海外”的张力中塑造英格兰帝国身份。无论是异域空间里的家园回望，还是都市背景下的异域想象，都体现了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与英格兰殖民史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错，其作品也因此呈现丰富的地缘政治内涵。

如果说伍尔夫的宗主国作家身份使她可以站在一个制高点凝视他者的话，那么从性别这个角度看，她又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因为英格兰民族叙事是以对女性的压制和排斥为前提的，“是一个拒绝承认女性历史和其当下‘现实’的叙事”。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女权意识的女性作家，伍尔夫对此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始终质疑和批判渗透男性殖民意志的英格兰帝国身份。在《远航》和《奥兰多》中，伍尔夫分别以雷切尔的认知障碍和奥兰多的性别转换对抗和瓦解内在于旅行探险文学的殖民意识和帝国信念，在利用他者建构民族自我的同时，表达了对他者的认同。在《达洛维夫人》和《岁月》等“伦敦小说”中，伍尔夫在凝聚帝国精神的都市背景之外，开辟了体现女性价值观和人文关怀的乡村叙事，致力于回归英格兰的本源，探寻一种自为自立、不依靠他者而存在的英格兰身份。而伍尔夫从女性立场对官方和正统英格兰史的重写则进一步表明了她对英格兰帝国身份的解构意图。伍尔夫拒绝相信公共话语主导下的历史编纂，坚信历史是由凡人创造的，历史的真谛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奥兰多》《岁月》和《幕间》三部历史题材小说中，伍尔夫践行了自己的“凡人琐事”历史观，刻意模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颠覆公共话语主导下的父权和帝国历史编纂，揭示被宏大历史叙事遮蔽的边缘的底层历史，塑造了一个“平民化”和“大众化”的英格兰形象。

但如果对伍尔夫的创作进行二次语境还原就会发现，伍尔夫对英格兰帝国身份并不只是截然对立的建构与解构，而是存在一种更为内在和微妙的抗拒和共谋的关系。维多利亚中期到20世纪前半叶的英帝国政治史表明，女性并不仅仅是帝国的他者和帝国事务的旁观者，更是帝国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男性一样，是帝国的建造者。女性之所会走向前台，与自身独特的生理特征和功能密不可分。帝国的没落引发的种族衰退论使得进化论和优生学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布尔战争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更是形成一股合力，赋予女性为种族和民族，进而为帝国生育的特殊使命，而通常被看作女性专属的家庭和婚姻等私人领域活动也因此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内涵，逐渐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帝国是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争取话语权的有利平台，而女性的特权地位也为帝国政客巩固帝国殖民统治提供了有效的话语资源。19世纪中叶，伍尔夫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依据女性在帝国事务中的特殊角色和作用，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母国”概念，将殖民地比作需要慈母般的宗主国呵护和教导的孩子，从伦理角度约束殖民地，成功地维护和巩固了帝国的殖民统治。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塑造了达洛维夫人和拉姆齐夫人这样的优生母亲形象，她们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和处事能力，体现出“母国”的象征意义；她们的伟岸形象既是伍尔夫对父权主导下排斥女性的进化和优生学理论建构的反驳和改写，也表现了伍尔夫作为一名宗主国中上阶层白人女性的种族和民族优越感。

另一方面，与帝国的联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女性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男性的附属，是父权社会中的他者和边缘人。在教育、就业和参政议政等方面，女性全面落后，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虽然具有公民身份，但不能享受公民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英格兰法律规定女性一旦与外国人结婚，就必须改变国籍，不再属于本国公民。这进一步证明了女性公民身份的“有名无实”。伍尔夫对父权社会的性别歧视有明确认识，在《三个基尼》中予以深刻揭露和批判，表达了“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的世界主义理想。但伍尔夫的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她对公民概念和民族观念的完全否定；她对女性民族国家道德责任的信念，以及对身份认同排他性原则的遵守，决定了她对女性公民身份的内在认同。伍尔夫质疑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其最终着眼点是让女性进入公共领域，而不是单纯站在私人领域的角度批判公共领域。要进入公共领域，就要融入民族叙事，而要成为民族叙事的一部分，在伍尔夫生活的年代里，在帝国仍然是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主导因素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就意味着必然要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妥协直接促成了伍尔夫作品中的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形象。

如果说《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的优生话语和“母国”意象是自我权力的彰显，那么伍尔夫作品中的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形象就是一种自我赋权，二者都归结于伍尔夫的女权主义立场，但也都表明伍尔夫的女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这种共谋性决定了伍尔夫不可能对“英格兰性”进行彻底的解构，而是在不动摇其根基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重构；同时又证明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一位宗主国白人作家在帝国盛极而衰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自我防御，也是一位女性作家借助殖民话语和修辞对女性现实生活中缺乏的政治权力进行的文学补偿。综合来看，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书写表现为一种对女性共同体的想象，一种对英格兰帝国身份有条件的依附和挪用，其目的在于确保女性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为拓展女性的生存空间提供平台和资本，进而建构女性言说的政治和文化权威。

二战后，在去殖民化运动的冲击下，大英帝国最终解体，对英格兰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深远影响。帝国终结后，“英格兰这个核心国家失去了‘英格兰性’的庇佑，成了孤家寡人。联合王国里的其他国家开始设想作为欧共体独立成员的美好未来。英格兰也不得不权衡这个问题，并在此过程中重新评价自我和未来的身份。”正如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所指出的：

如果民族不再是一个帝国，那是什么呢？如果英格兰人没有成功地创建不列颠，更不用说帝国，没能“普及英格兰”，那么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英格兰性不再是一个霸权式的身份，来定义所有认定自己属于英格兰人的民族特性，那么做英格兰人意味着什么呢？当关于“人种统一”——同一个种族，同一个民族——的幻想无法维持时，那么留下的是怎样一个民族呢？这些正是困扰英格兰人（或者说英国人）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英格兰性”自然成为学术热点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批评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语言等不同角度论述“英格兰性”的生成和发展。本书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学术语境中进行的。

英国文学是“英格兰性”的重要文化表征，探讨英国文学与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是“英格兰性”研究的重要内容。艾莉森·莱特（Alison Light）的《永远的英格兰：二次大战之间的女性气质、文学和保守主义》（Forever England：Femininity，Literature and Conservatism between the Wars，1991）、戴维·热尔韦（David Gervais）的《文学英格兰：现代写作中的“英格兰性”》（Literary Englands：Version of Englishness in Modern Writing，1993）、朱利安·沃尔夫里斯（Julian Wolfreys）的《作英格兰人：叙事、习语和民族身份再现》（Being English：Narratives，Idioms，and Performances of National Identity，1994）和罗杰·艾贝特森（Roger Ebbatson）的《想象的英格兰：民族、风景和文学，1840—1920》（An Imaginary England：Nation，Landscape and Literature，1840-1920，2005）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更具相关性的参照资源。

英格兰的殖民史和帝国史是“英格兰性”研究中无法绕开的话题，因此对探讨英国文学与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必然涉及梳理和阐释英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关联。而这正是西蒙·吉甘迪（Simon Gikandi）在《“英格兰性”版图：殖民主义文化中的身份书写》（Maps of Englishness：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1996）中所做的。吉甘迪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出发，以19世纪旅行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为例，在帝国和后帝国语境中阐述“英格兰性”的殖民主义话语特性。吉甘迪认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与帝国的殖民事业密切相关，“是从对殖民主义的效能、它的文化和主要标识——渐进的时间观、线性的绘图法和统一的欧洲主体——的信任危机中产生的”。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如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批评家所言，“现代主义和对主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艺术形式的突发实验，比如19世纪晚期的现代主义，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对一些文化的发现，这些文化的美学实践和文化模式彻底粉碎了无处不在的欧洲假设。”吉甘迪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现代主义美学与殖民主义政治密不可分，既是殖民扩张的产物，也是对殖民危机的文化回应。这一观点在《现代主义与帝国》（Modernism and Empire，2000）、《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英国和爱尔兰文学，1899—1939》（Modernism and Colonialism：British and Irish Literature 1899-1939，2007）和《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文学和帝国 1885—1930》（Modernism and the Post-Colonial：Literature and Empire 1885-1930，2007）等专（编）著中得到回应和进一步阐发，这些研究建基于萨义德的批评假设之上，同时也证明了这种假设，即“许多我们认为是纯粹从西方社会与文化内部运行而衍生出来的现代主义的最突出的特点，包括了由统治而产生的、对于文化的外部压力的反应”。本书从英美学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后殖民阐发中获益匪浅，这些论述为本书从整体上分析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英格兰性”的关系，以及具体阐释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建构提供了灵感。

当然，给本书最大启发的，是英美学界的后殖民伍尔夫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尤其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英美伍尔夫研究开始进入“政治转向”，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并挖掘伍尔夫文学创作的政治关怀，修正F.R.利维斯（F. R. Leavis）和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等批评家对伍尔夫偏见和贬低。贝伦尼斯·A.卡罗尔（Berenice A. Caroll）的论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政治思想》是其中的代表作，文章分析了伍尔夫的女权主义立场，认为“伍尔夫的创作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秩序政治基础的一贯和强烈关注”。80年代，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的专著《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现实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1986）全面考察了伍尔夫文学创作的政治性和历史性，进一步扭转了批评界对伍尔夫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认识。90年代，随着后殖民主义研究和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不断交叉和渗透，后殖民伍尔夫研究逐渐成为英美伍尔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女权主义伍尔夫研究让批评界认识到“伍尔夫非常关注人们如何被社会环境塑造（或扭曲），历史力量如何深刻影响个体生活并改变其走向，阶级、金钱和性别如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介入则帮助拓展和深化了这种认识。

一般认为，简·马库斯（Jane Marcus）1992年发表的论文《大不列颠统治〈海浪〉》（Britannia Rules The Waves）是后殖民伍尔夫研究的开篇之作。文章指出，虽然伍尔夫的文本没有明确表达对殖民他者和底层声音的关怀，但仍然体现了“白人女性对自我和其社会体系批判的力度，以及英国文学与帝国主义和阶级压迫的共谋”。与马库斯突出伍尔夫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不同，帕特里克·麦吉（Patrick McGee）更加辩证地分析了伍尔夫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伍尔夫不必通过认同或支持帝国主义而与帝国主义发生关联，但她也无法仅凭（甚至以批判或疏离的姿态）揭示特权阶层欧洲意识背后的意识形态体系为自己的介入开脱”。在专著《述说他者》中，麦吉进一步阐述了与马库斯的分歧，指出伍尔夫虽然在《海浪》中“分析了欧洲框架内的性别意识形态，但没有质疑，或者说突出了帝国主义或东方主义话语对男性和女性被殖民者的刻写”。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分析《海浪》中崇高美学的帝国主义文化内涵，认为小说“不仅揭示了恢复崇高所面临的困难，也阐明了美学形式如何成为帝国主体的内在特性，尤其是叙事内在特性”。除《海浪》外，《奥兰多》和《达洛维夫人》也受到关注。杰米·霍维（Jamie Hovey）阐释《奥兰多》中的民族身份书写，认为这部作品“可以被解读为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民族主义的矛盾表述”。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以《达洛维夫人》为例，分析伍尔夫与帝国主义的认同，认为“小说准确地再现了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帝国版图和支撑这种排他性却又基本上无法看到的边缘地区”。凯西·菲利普斯（Kathy Phillips）的专著《反抗帝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Against Empire，1994）应该说是90年代英美批评界后殖民伍尔夫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菲利普斯并没有把“帝国”局限在政治意义上大英帝国，而是将其理解为一切具有压迫性和霸权式的社会机构。她以伍尔夫全部九部长篇小说为对象，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阐释了伍尔夫的先锋立场，该著的全面性也使其成为后继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从总体上看，90年代英美批评界对伍尔夫的后殖民研究围绕伍尔夫对帝国的认同和批判展开，成功地将伍尔夫的性别、种族和民族身份问题化，挑战并丰富了对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批评假设，推动了伍尔夫研究的多元发展。但由于尚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欠缺。无怪乎索妮塔·萨克（Sonita Sarker）在2001年发文指出：“上个世纪，英国现代主义研究越来越关注阶级和性别问题。但直至今日，对于种族和民族如何成为T. S. 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著名现代主义作家视野中不可或缺和相互交叉的元素，几乎无人做过深究。”萨克的看法虽不够客观，但的确反映了问题。

相比90年代，21世纪的后殖民伍尔夫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研究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挖掘伍尔夫作品的地缘政治内涵；二是探讨性别、种族和民族等概念在伍尔夫作品中的互相交叉和渗透。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曾指出后殖民伍尔夫研究存在的问题：“首先，西方帝国主义这个范畴中隐含的二元分析的吸引力导致过度依赖中心/边缘、主体/他者的划分模式，在急于谴责中心时往往忽视了多元他者的存在；其次，这些对立会让伍尔夫研究者们陷入一场没有答案的争论，即，该将伍尔夫称赞为帝国的批判者，还是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为此，弗里德曼建议将伍尔夫的文本解读为关于“旅行”（traveling）的叙事，将注意力从阐释伍尔夫对国内社会体制的认同或批判，转移到探讨文本所体现出的本土问题与“权力关系的地域、民族和全球联结”的互动关系。戴维·亚当斯参照弗里德曼关于“旅行”叙事的阐述，解读以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伍尔夫的《远航》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旅行小说，认为它们“是关于帝国瓦解所引发的焦虑的典型故事，将冒险旅行转化为对民族身份和‘家园’含义越来越令人沮丧的反思”。亚当斯的分析表明，现代主义文学“旅行”的根本目的是为重建“家园”寻找参照和路径，体现了“全球扩张的离心地缘政治力量和将欧洲作为反衬全球边缘地带的向心文化实践之间的合作”。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和劳拉·温克尔（Laura Winkiel）主编的《地缘现代主义：种族、现代主义、现代性》肯定和推广了弗里德曼的地缘政治批评理念，进一步质疑了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欧洲精英主义文化现象的观念。在题为“现代主义的潜在地理”的文章中，杰西卡·伯曼（Jessica Berman）指出：“时空的复杂关系主导了20世纪初的文化地理，在乔伊斯、里斯、伍尔夫和斯泰因的作品中有突出表现，拒绝接受过于简化的生物决定论和静态的民族或种族范畴。”

探讨性别、种族和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塑造伍尔夫的文学想象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新世纪后殖民伍尔夫研究的另外一个走势。正如萨克所指出的，伍尔夫的性别政治受她对种族问题理解的制约，而后者又与英格兰文化和民族观念密切相关。作为后殖民伍尔夫研究的领路人，马库斯在进入新世纪后的思考更加深入和全面，由此前的片面强调伍尔夫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转而关注伍尔夫如何利用种族身份补偿性别意义上的缺失，进而建构一个体现女性主体性和公民地位的民族身份。马库斯通过解读《奥兰多》和《一间自己的房子》分析伍尔夫与殖民主义话语的共谋，认为前者“在种族和性别身份的层面上表达了关于民族身份的焦虑”，而在后者中，“身份是关键：性别身份和民族身份，种族身份和公民地位”，叙事者通过“挪用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的帝国主义凝视获得她的身份——英格兰女性”。简·加里蒂（Jane Garrity）挖掘伍尔夫女权主义思想中的民族意识，认为伍尔夫虽然从女性视角改写体现男权意志的民族叙事，但她对民族身份的女性想象又利用了“无法摆脱殖民主义话语的空间隐喻”。在评价《海浪》时，加里蒂指出：“伍尔夫通过对男性地域的女性篡夺创造了整体感，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复制了女性文化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现代主义、种族和宣言》中，温克尔表达了与加里蒂类似的观点，认为伍尔夫的先锋姿态“没能改变从西方输出的，认为处于边缘的被殖民国家和人民永远不够现代的现代性观念”。她继而提出了一个对于后殖民伍尔夫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问题：“伍尔夫政治言说中对再现的先锋式解构的召唤如何能提供空间，以便从反殖民立场对抗盎格鲁—欧洲的种族神话，并且质疑种族和民族的性别化界线？”

林登·皮奇（Linden Peach）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2000）和杰德·艾斯提（Jed Esty）的《一个萎缩的岛屿：现代主义与英格兰民族文化》（A Shrinking Island：Modernism＆National Culture in England，2004）是这一时期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皮奇从后现代和新历史主义视角解析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文学阐释：“伍尔夫避开了主导19世纪有关民族观念讨论的历史主义，将民族观念作为一种社会和文本关系进行考察，因此预见了关于民族国家的后现代理论。”艾斯提探讨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帝国走向没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处于创作晚期的伍尔夫对民族身份的反思：“对伍尔夫来说，当时的政治危机迫使知识分子在民族层面上进行思考，同时也将民族身份的真正内涵从具有侵略性的‘英国性’转向体现人道精神的‘英格兰性’。”

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介入拓宽了伍尔夫研究的视野，有力地推进了英美伍尔夫研究的“政治转向”。珍妮特·麦克维克（Jeanette Mcvicker）在总结后殖民伍尔夫研究成果时指出，后殖民阐释策略“有能力让已经接受伍尔夫近来在女性研究和整个英语研究界树立起来的经典地位的读者感到不安，因为它在凸显她对社会体系复杂的政治批判的同时，也揭示了她对其糟粕部分的认同和盲视”。尽管已经走过20余年的历程，但事实证明，后殖民伍尔夫研究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活力和潜力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深刻影响了英美伍尔夫研究的格局，也给我国的伍尔夫研究带来启示。

从2005年开始，后殖民理论逐渐进入我国伍尔夫研究者的视野。许芳认为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用现代主义的新手法，将世界的矛盾（其中有殖民和被殖民的矛盾、种族、贫困和无归属等）归纳于资本主义内部，以伦敦、欧洲为文化核心地，来对边缘殖民地进行同样协调规划”，所以小说“就其社会文化本质而言，是帝国主义思想和社会矛盾的艺术化产物”。谢江南通过分析伍尔夫对帝国的文本再现，揭示伍尔夫既依附又排斥帝国的矛盾心态：“伍尔夫拥护大英帝国的现存秩序，深信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正义的，同时，她又不满帝国统治阶级的腐朽、傲慢、骄纵，对帝国的内忧外患深感忧虑。”朱艳阳同样关注伍尔夫认同和抗拒帝国主义的矛盾立场，指出：“作为一名与殖民地存在联系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成员，伍尔夫有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立场；作为一名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和深刻文化批判精神的西方知识精英，伍尔夫又不乏反殖民主义意识”。杨莉馨强调伍尔夫在《远航》中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认为小说“以女性立场反思帝国话语的建构，揭露了男权话语与帝国意识的共谋”。吕洪灵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解读《远航》，指出旅行在伍尔夫的笔下“不仅仅是休闲的观光，亦成为体现人类中心和西方中心这双重统治逻辑的载体”，小说由此表现了伍尔夫对霸权思想的关注和反思。谷婷婷同样聚焦《远航》，将小说“置于爱德华时代的社会与文学语境中，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殖民地这一空间在伍尔夫对社会和文学传统话语的批判和颠覆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难看出，透过后殖民理论棱镜，伍尔夫的创作显示出更为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事实上，这种研究思路本身就是我国当前伍尔夫研究不断向多元和纵深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

伍尔夫是较早引入我国、并对我国的本土文学创作产生较大影响的英美作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叶公超、金东雷和冯亦代等学者就将伍尔夫的作品介绍给国人，而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也为徐志摩、林徽因和李健吾等我国现代主义作家带来艺术灵感。但由于种种原因，从40年代起到改革开放，我国的伍尔夫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伍尔夫才重新受到关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伍尔夫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分析伍尔夫的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瞿世镜的《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1989）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融比较文艺学、微观文本分析和宏观历史考察于一体，深入分析了伍尔夫的美学观念和艺术风格，可以说是我国伍尔夫研究的奠基之作。而由他选编的《伍尔夫研究》（1988）汇集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国外伍尔夫研究的权威论文，为我国伍尔夫研究的起步积累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虽不是专题研究，但较为准确地评析了伍尔夫的创作和思想特点。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1996）从更加具体的角度切入，详细探讨了伍尔夫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这些著述成功地勾勒了伍尔夫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进入新世纪，我国伍尔夫研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现了众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视野日益开阔，对伍尔夫的作品和思想有了更加多元和深入的认识。高奋在《新中国六十年伍尔夫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2011）一文中系统回顾和梳理了自20世纪20年代到2010年我国对伍尔夫的接受和研究历程，总结了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该文材料翔实，分析透彻，对于后继研究具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2010年以来，我国伍尔夫研究又表现出新的动向和态势，值得关注。

首先，研究对象进一步多元。《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和《海浪》这些公认的伍尔夫的代表作不再“一枝独秀”，《夜与日》和《岁月》等“非主流”长篇小说开始受到关注，甚至《弗拉希：一条狗的传记》（Flush：A Dog's Biography，1933）这种鲜被提及的跨界作品和《友谊长廊》（Friendship's Gallery，1907）这样伍尔夫生前从未发表的练笔作品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次，跨学科研究意识日益凸显。在经典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影视改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环节；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拥有巨大的可供影视改编的空间和资源，而影视改编又能反过来彰显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伍尔夫的作品是影视改编的宠儿，《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和《奥兰多》都曾被搬上荧幕。因此，结合影视改编理论对比改编作品和原著，洞察其间的嬗变和张力，不失为进一步挖掘伍尔夫作品内涵的有效路径。吕洪灵的“改编与时代感：《到灯塔去》在影视叙事中的变形”（《外语研究》，2011年第1期）和“影视叙事中的《奥兰多》”（《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年第2期）即是这方面的尝试。再次，注重探讨伍尔夫与现代性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生活在现代主义文化浪潮之中，伍尔夫对以商品经济和都市文化为载体的现代性和现代文化有许多深刻的洞见，散文集《伦敦风景》（The London Scene，1931）本身就是一本现代都市文化读本，而像《达洛维夫人》和《岁月》这样的“伦敦小说”更是蕴含了丰富的现代性信息，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通常都被忽略掉了。魏小梅的《都市、心灵、阶层：〈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国外文学》，2012年第1期）、尹星的《作为城市漫步者的伍尔夫：街道、商品与现代性》（《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和郑茗元的《空间、漫步与消费：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城市书写》（《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等论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经过近30年的积累和探索，我国伍尔夫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众多跨越式发展，视野不断开阔，方法日趋多元，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明显的：在我国当前的伍尔夫研究中，性别仍然是一个主导批评范畴，也就是说，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伍尔夫的性别身份，忽略或者说不深究她的种族身份（“白人性”）和民族身份（“英格兰性”）。即便是在上述从后殖民理论视角研究伍尔夫的成果中，“种族”和“民族”这两个概念也是缺席的。事实上，我国对伍尔夫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创作和思想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若能结合她的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进行解析，相信会得出更多的洞见。在这一点上，英美伍尔夫研究做得更好，但英美后殖民伍尔夫研究也并非十全十美。虽然它成功揭示了伍尔夫“与民族、总体的‘英格兰性’概念及其地缘政治暗示的复杂关系”，但对于伍尔夫书写英格兰民族身份的缘起、书写的形态和路径、与同时代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的异同，以及这种书写与其女权主义立场的种种关联等，还是语焉不详，而这些正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本书以“英格兰性”研究的宏观学术背景为依托，在国内外后殖民伍尔夫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伍尔夫的作品进行深层语境还原，系统地考察伍尔夫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书写，揭示其复杂的文化立场，希望能对国内伍尔夫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Malcolm Bradbury，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Oxford：Basil Blackwell，1972），pp.74-75.
Pericles Lewis，Modernism，Nationalism and the Nov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4.“民族”的英文表述是nation，但nation也有“国家”的意思。民族和国家是一对既互相区别，又相互依存的概念。民族强调族员之间的文化和传统维系，国家则突出集体对个体的规训和体制化，但两者又都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共同体建构。在特定语境中，现代主义者的民族意识也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
转引自E. F. 库庭霍：“小说在巴西民族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严志军译，《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第45页。
E. F. 库庭霍：“小说在巴西民族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严志军译，《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第45页。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p.13.
同上，第14页。
同上，第30页。
同上，第31页。
Timothy Brennan，“The National Longing for Form，”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K. Bhabha（London：Routledge，1990），p.49.
王宁：“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第49页。
Homi K. Bhabha，“Introduction：Narrating the Nation，”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K. Bhabha（London：Routledge，1990），pp.2-3. 着重号为原文。Pedagogy字面意思指“教育”“教学”“教导”，在巴巴的论述中有“规训”和“压制”的意思。本书取生安锋在专著《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的译法，译为“训导”。
Homi K. Bhabha，“Dissemination：time，narrative，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K. Bhabha（London：Routledge，1990），p.292. 着重号为笔者加。
Performative 有“操演”“表演”和“演现”等不同译法。本书借用生安锋在专著《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的译法，译为“演现”。
Homi K. Bhabha，“Dissemination：time，narrative，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K. Bhabha（London：Routledge，1990），p.297. 着重号为原文。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4页。
同上，第55页。
同上。
Homi K. Bhabha，“Dissemination：time，narrative，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K. Bhabha（London：Routledge，1990），p.309. 着重号为笔者加。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acfarlane，“The Name and Nature of Modernism，”in Modernism：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1890-1930，eds.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acfarlane（London：Penguin Books，1991），p.26.
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E. M. 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Michelle Denise Auster，“England，My England”：Reimagining Englishness in Modernist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Diss.（Stony Brook University，2005），p.16.
Linden Peach，Virginia Woolf（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161.
Virginia Woolf，Three Guineas（New York：Harcourt，Inc.，1966），p.109.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对伍尔夫小说中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形象的解读。
Christine D. Pristash，Englishness：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1），p.26.
Catherine Hall，“Introduction：thinking the postcolonial，thinking the empire，”in Cultures of Empire：Colonizers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ed. Catherine Hall（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2.
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专（编）著包括：Robert Colls＆Philip Dodd，eds.，Englishness：Politics and Culture，1880-1920. London：Croom Helm，1986; Judy Giles＆Tim Middleton，eds.，Writing Englishness，1900-1950.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 Jonathan Rutherford，Forever England：Reflections on Race，Masculinity and Empire. London：Lawrence＆Wishart，1997; Antony Easthope，Englishness and National Culture.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9; Robert Colls，Identity of Engl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David Rogers＆John McLeod，The Revision of Englishnes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Graham MacPhee＆Prem Poddar，eds.，Empire and After：Englishness in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07; Arthur Aughey，The Politics of Englishnes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 Robert J. C
Simon Gikandi，Maps of Englishness：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161.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ths 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54.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67页。
利维斯认为伍尔夫的作品因为“对视觉意象的不懈追求、‘优美的’文字和人物刻画中道德关怀的缺失”而具有一种“明显而老练的唯美主义色彩”。转引自Merry M. Pawlowski，ed.，Virginia Woolf and Fascism：Resisting the Seduction（New York：Palgrave，2001），p.172. 刘易斯对伍尔夫的文学观提出质疑，认为她与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的争辩“不过是那种老掉牙的永恒女性气质和粗野如足球运动员般的‘他’原则，也就是永恒男子气概之间的水火不容”。转引自Robin Majumdar and Allen McLaurin，eds.，Virginia Woolf：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332.
Berenice A. Caroll，“‘To Crush Him in Our Own Country’：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Virginia Woolf，”Feminist Studies，4. 1（1978：Feb.）：101.
Alex Zwerdling，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3-14.
这篇论文最初发表在卡伦·劳伦斯（Karen Lawrence）主编的《将传统去殖民化：20世纪“英国”文学经典新解》（Decolonizing Tradition：New Views of Twentieth-Century“British”Literary Canons，1992）一书中，后收录于马库斯本人的专著《那些黑暗的心：白人女性书写种族》（Hearts of Darkness：White Women Write Race，2004），本书所引均出自这本书。
但事实上，吉利恩·比尔（Gillian Beer）在1990年就撰文，分析伍尔夫如何利用飞行意象颠覆传统的英格兰民族形象。详见Gillian Beer，“The Island and Aeroplane：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K. Bhabha（London：Routledge，2000），pp.265-90.
Jane Marcus，Hearts of Darkness：White Women Write Race（New Brunswick，New Jersey and 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4），p.65.
Patrick McGee，“The Politics of Modernist Form; or，Who Rules The Waves?”Modern Fiction Studies，1992，38（3）：647.
Patrick McGee，Telling the Other：The Question of Value in Modern and Postcolonial Writing（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120.
Laura Doyle，“Sublime Barbarians in the Narrative of Empire; or，Longinus at Sea in The Waves，”Modern Fiction Studies，42. 2（1996：Summer）：323.
Jaime Hovey，“‘Kissing a Negress in the Dark’：Englishness as a Masquerade in Woolf's Orlando，”PMLA，112. 3（May，1997）：394.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从后殖民视角研究伍尔夫的博士论文，比如：Nalini Iyer，Masked Fictions：Engl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Narrative of Empire. Diss.（Purdue University，1993）; Jaime E. Hovey，Imagining Lesbos：Identity and National Desire in Sapphic Modernism，1900-1930. Dis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1995）; Lucia Thomas Olson，“This，This is England. But We Only Passed By”：Reclamations and Subversions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Works by Woolf，Waugh，Rhys and Naipaul. Diss.（University of Illinois，1998）.
Sonita Sarker，“Locating a Native Englishness in Virginia Woolf's The London Scene，”NWSA Journal，13.2（2001）：1.
2000年以来出现了更多的从后殖民视角解读伍尔夫的博士论文，比如：Elizabeth Andersen，Excavating the Remains of Empire：War and Postimperial Traum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 Diss.（University of New Hempshire，2002）; Ching-Fang Tseng，The Imperial Garden：Englishness and Domestic Space in Virginia Woolf，Doris Lessing，and Tayeb Salih. Diss.（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3）; Michelle Denise Auster，“England，My England”：Re-imagining Englishness in Modernist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Diss.（Stony Brook University，2005）; Charles Andrews，Modernism's National Scriptures：Nation，Religion，and Fantasy in the Novel，1918-1932. Diss.（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2007）; Scott Michael Stanfield，A Failure of the Imagination：The National Narrati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Literature.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2010）; Robert Lee Colson，Reimagined Communities：The Critique of Nationali
Susan Friedman，Mappings：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119.
同上，第120页。
卡伦·劳伦斯（Karen Lawrence）在弗里德曼之前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进行系统的阐释。劳伦斯以《远航》为例解读伍尔夫的“旅行”叙事，认为小说表达的悖论是：“驶出英国后，这些游客反而重新演绎了‘英格兰性’，而支撑这种‘英格兰性’的正是那种到远离祖国的地方寻找新殖民地的欲望。”Karen Lawrence，Penelope Voyages：Women and Travel in the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157.
David Adams，Colonial Odysseys：Empire and Epic in the Modernist Novel（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3.
David Adams，Colonial Odysseys：Empire and Epic in the Modernist Novel（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45.
Jessica Berman，“Modernism's Possible Geographies，”in Geomodernisms：Race，Modernism，Modernity，eds. Laura Doyle and Laura Winkiel（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p.296.
Sonita Sarker，“Locating a Native Englishness in Virginia Woolf's The London Scene，”NWSA Journal，13. 2（2001）：1.
Jane Marcus，Hearts of Darkness：White Women Write Race（New Brunswick，New Jersey and 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4），p.35.
Jane Marcus，Hearts of Darkness：White Women Write Race（New Brunswick，New Jersey and 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4），p38.
Jane Garrity，Step-daughters of England：British Women Modernists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ry（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18.
同上，第244页。
Laura Winkiel，Modernism，Race and Manifesto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92.
同上，第193页。
Linden Peach，Virginia Woolf（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12.
Jed Esty，A Shrinking Island：Modern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Englan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17.
Jeanette Mcvicker，“Postcolonial Approaches，”in Palgrave Advances in Virginia Woolf Studies，ed. Anna Snaith（New York：Palgrave，2007），p.210.
2005年，英国年度伍尔夫诞辰纪念演讲的题目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帝国”。参见简·戈德曼（Jane Godman）：《弗吉尼亚·伍尔夫剑桥导读》（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2010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剑桥》（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伍尔夫、帝国和种族”一章。
许芳、蔡青：“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后殖民主义解读”，《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75、70页。
谢江南：“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大英帝国形象”，《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77页。
朱艳阳：“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双重语境”，《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58页。
杨莉馨：“《远航》：向无限可能开放的旅程”，《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07页。
吕洪灵：“双重的统治逻辑：《远航》中的自然与殖民”，《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2期，第84页。
谷婷婷：“殖民地与英国客厅——论伍尔夫《远航》中的空间与反浪漫叙事”，《外国语文》，2014年第5期，第55页。
参见高奋、鲁彦：“近20年国内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36页。
这其中包括9部学术专著和12篇博士论文。专著为：吴庆宏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女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吕洪灵的《情感与理性：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妇女写作观》（英文）（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杨莉馨的《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年）、申富英的《伍尔夫生态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吕洪灵的《走进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创作空间》（人民出版社，2013）、杨莉馨的《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谷婷婷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空间政治与空间诗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高奋的《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朱海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历史观研究》（英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
吕洪灵、王秀红：“《夜与日》中空间、行动与自我的追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徐晗、吕洪灵：“弗吉尼亚·伍尔夫《岁月》对传统成长小说的继承与超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吕洪灵、徐晗：“《弗拉希：一条狗的传记》的故事空间与意义建构”，《外语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郑佰青、张中载：“为动物立传：《阿弗小传》的生态伦理解读”，《外国文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郑佰青：“‘一部早期的奥兰多’：论伍尔夫的新传记《友谊长廊》”，《国外文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还有学者把目光转向伍尔夫作品中的乡村空间，探讨伍尔夫乡村书写的文化意蕴，比如綦亮的论文“伍尔夫小说中的乡村空间及其文化内涵”（《国外文学》，2015年第4期）。
还有学者从性政治角度进行阐发，比如潘建的论文“对强制异性恋文化的反叛——论伍尔夫的女同性恋文学叙事”（《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文章以女同性恋文学为切入，分析伍尔夫女同性恋叙事的表现形式和深层原因，对深入研究伍尔夫的女性写作和女权主义思想具有启发意义。
李博婷在研究中意识到种族因素在塑造伍尔夫女权思想中发挥的作用，分析了伍尔夫的女权立场对“犹太性”的利用。参见李博婷：“从女权思想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犹太写作”，《山东外语教学》，2012年第5期，第77-83页。
Jeanette Mcvicker，“Postcolonial Approaches，”in Palgrave Advances in Virginia Woolf Studies，ed. Anna Snaith（New York：Palgrave，2007），p.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