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当代 泽被后世——追忆一代宗师傅璇琮先生

张明非

今年的1月23日下午5时，我在桂林的家中突然收到北大校友、厦门大学吴在庆教授发来的微信，告知傅璇琮先生已于一小时前仙逝。犹如晴天霹雳，我一下子被打懵了，怎么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赶忙联系我的师妹、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她也很震惊，答应即刻去打听。在等待的当儿，我打电话到傅先生家，无人接听，一种不祥的预感令我坐立不安。又过了一会儿，晓音回电说从中华书局得到证实，傅先生确已于当天下午3点40分去世，在北京入冬以来这个最寒冷的日子，永远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也离开了敬他爱他的人们。

我之所以不敢相信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不仅是感情上无法接受，还因为就在整整一周前的1月16日，回京探亲的我和丈夫黄介山专程到位于丰台的北京电力医院探望了傅先生。当时，先生虽因久病卧床身体很弱，但精神尚好。交谈中主动提起几年前来桂林的情景，脸上还浮现出愉悦的神情。还告知他将有书出版，答应寄给我，要我在纸上写下邮寄的地址。约莫过了半小时，怕影响先生休息，我们恋恋不舍地告辞了，相约下次来京再来探望。万万想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那天，我俩还分别同病榻上的先生合了影，这或许是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了。

傅先生逝世的噩耗犹如巨大的冲击波，在学术界、出版界，尤其是古典文学界引起强烈震动。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出版机构，以及许多我熟悉或不熟悉的学术前辈、同辈学者及同行的唁电，从全国各地雪片般发往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多家媒体也刊登了不少催人泪下的悼念文章。人们用“一代宗师”、“学界泰斗”、“文史巨擘”、“学林领袖”、“出版大家”，颂扬傅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用“著作等身”、“卓有建树”、“贯通古今，融合中外”，“嘉惠学林，阙功至伟”，评价他杰出的学术成就及深远影响；用“儒雅温厚”、“朴实低调”、“高风亮节”、“高山仰止”，形容他巨大的人格魅力；用“巨星陨落”、“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学界同悲”，寄托对逝者的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光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标题是《缺少他的当代学术史是不完整的》；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在《痛失傅璇琮先生》一文中说：“他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一旦失去了他，这条航船便有点晃动的感觉。”凡此种种，都昭示着傅璇琮先生在当代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表明他的去世给学术界、出版界乃至中华文化传承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傅璇琮先生追悼会于27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梅厅举行，万分遗憾的是，山高路远，我不能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谨以一纸电文遥寄我深重的哀思，祈愿先生一路走好！

傅璇琮先生生前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总编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是继周振甫先生之后，当代少有的集出版家与学者于一身的学术大家。他一生以“斯文自任”，孜孜矻矻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及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著作精深宏富，成就极为卓越。他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等一系列学术论著，体大思精，享誉海内外，影响了几代学人。他所倡导的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跨界研究，确立了新的研究范式，引领了一代学术风气，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新时期的唐代文史研究。而由他主持出版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和大型古籍工程，更是多方面开拓了学术的新天地，惠及当代，沾溉后人。不仅如此，他还以博大的胸怀、热忱谦和的人格，团结了大批学者，尤其是不遗余力地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故学界仰之如泰山北斗。

一个多月来，我脑海里时时浮现傅先生的音容笑貌。每当看到书架上那长长一列他亲笔题名馈赠的大著，翻阅他亲笔手书的一封封信札，总觉得傅先生没有走，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时时给我们以教诲和鼓励。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傅先生的情景。那是在1982年春夏之交我研究生毕业前夕。那一届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只有我和葛晓音两名毕业生，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由4位校内专家及1位校外专家组成，校内专家除导师陈贻焮外还有季镇淮、冯钟芸和褚斌杰三位教授，季先生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时研究生数量很少，据说不少校外知名学者都想来参与答辩，系里再三斟酌，聘请了两位，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曹道衡先生，另一位就是傅先生。我的论文作的是南朝诗歌对唐诗的影响，晓音作的是唐诗研究，所以曹先生参加我的答辩，傅先生参加晓音的。当时北大还有个规定，论文要提前送给答辩专家审阅，但为了避嫌，又不得与专家见面。一天下午，我和晓音专程进城去送论文，先到中华书局，晓音在门口等着，我进去找傅先生。傅先生听说晓音等在门外，不敢进来，马上跟我一起出门见了晓音。或许因傅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早已是我们读研的案头必备书目，又或许是傅先生特别平易近人的缘故，虽是初次见面我却毫无陌生之感，也丝毫没有拜见名家的紧张和忐忑。

再次见到傅先生，已是六年之后。1988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太原举行，当时，我已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任教，是第一次参加学会的年会。在会上见到许多仰慕已久的学术前辈，并聆听了他们的高论，非常兴奋。而傅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既不是他的学术报告，也不是他在换届选举中当选副会长所致的闭幕词，而是整个会议期间他跑前跑后忙碌的身影。记得会议安排在山西大学招待所，住宿条件比较简陋，伙食也不太好，服务更不到位，意见反映上去，事无巨细都是傅先生去张罗，去协调。记得有一次到开会时间报告厅还大门紧闭，代表们都涌在门外，也是傅先生亲自四处找人来开了门。当时傅先生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声名卓著的大学者，还不如说是忠于职守任劳任怨的大管家。

此后，两年一届定期举办的唐代文学学会历次年会我都参加了，同傅先生的接触越来越多，了解也越来越深入。1992年在厦门举行的第六届年会上，鉴于傅先生崇高的学术威望和在学会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代表们一致推举他担任会长。从那以后直到2008年因他再三请辞才改任名誉会长，傅先生主持学会工作达十六年之久。这十六年是唐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空前繁荣的十六年，也是唐代文学的“显学”地位声誉日隆、令海内外学界瞩目的十六年。在学会的领导下，还相继成立了王维研究会、韩愈研究会、柳宗元研究会、李商隐研究会等下属机构。唐代文学学会成为新时期最为活跃、最有成效、风气最正、也最富盛名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其间，作为会长的傅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可想而知。他也因之被学界同仁誉为“唐代文学研究的总设计师”。

我于1992年当选为学会理事，2000年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2004年任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得以在傅先生的亲自领导下工作。耳提面命，受益良多。傅先生不仅是我十分敬重的学界前辈和学会领导，也是给予我许多帮助和关怀的可亲师长。

学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每一届年会召开之前，傅先生都要作通盘考虑和周密安排。大至会议的主题，小到会议的议程，大会、小会的开法，大会发言的名单，都认真思考提出建议。如1998年10月将在贵阳举办第九届年会，这是20世纪唐代文学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傅先生认为有必要对百年以来尤其是新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前瞻，于是在此前半年就分别写信给学会的有关人员商量会议的开法。3月份给我的来信中说：“我想对会议作些改革，不像过去那样以自己的论文谈一谈，一般性地议一议，而把重点放在本世纪或近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大家来议一议研究的现状和不足，将来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把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提高一步。题目可以做大的，也可以作小的，可以作理论探讨的。最好事先作一些重点约稿（约8—10人）。”按照傅先生的部署，本届年会上，陈尚君、陶文鹏、陶敏、蒋寅几位学者分别从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文学史料研究整理、文学艺术研究、群体研究和时段研究等方面，对本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回顾和前瞻。我也遵照傅先生的指示，在大会作了题为《90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回顾》的发言。傅先生就是这样以他的远见卓识不失时机地引领学术研究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

傅先生心心念念、殚精竭虑思考学术的发展。1998年3月9日写来的一封长信中说：

这些年来我与陶敏、吴在庆、贾晋华等合作，想做一部唐代文学编年史，体例是仿《资治通鉴》的形式，按年按月编列文学进展情况，先是几句话作为纲要式论述，在这之下是材料或某些说明，一是要求言必有据，二是作些补充、阐述。现在初稿已有，由我一人统稿，工作分量较重。分四卷，即初盛唐卷（约50万字），中唐卷（约50万字），晚唐卷（约70万字），五代卷（约50万字），总约220万字。这种编年论述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探索，它不像过去以作家、作品为单元，而以时间流程为线索，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时文学是怎样一年一年进展的，而且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或一年，或几年）了解作家行踪的分布，譬如，天宝元年，李白在长安，杜甫在何地，高适在何地，王昌龄……在何地，天宝四年，行踪线索又有变化，使人像在观看电视。我不知说清楚没有。这是我受建国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进展的启示的，我们受到影响、启示的是时间的流程，而不是某一作家、作品。

信中还说到：

我曾与一些友人商议，搞这样一部中国文学编年史，上起先秦，下迄清末（1911）。如有这样一部编年史，将能使人看到中国文学史的具体历程。唐代还单纯，后代有几种文体并存，更能看出交叉发展情况，如明代，在吴承恩写《西游记》时，或汤显祖写“四梦”时，其同时，另外一些诗文作家或戏剧、小说家在做什么，如有一个整体文学分布图，将很有意思，课堂讲课时，也更能使学生感兴趣。现在各段大致有人承担，估计到2002年，可陆续写成。但出版社还未最后落实，有的担心字数多（总共约1200—1500万字），有的考虑时间长（交稿要拖四五年），影响评奖等。所以现在做学问也确不易。

看到信的末尾，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封信“是在人民大会堂内写的，一边听政协委员大会发言，一边在座位上写”。是啊，像傅先生这样一位视学术为生命、以传承学术为己任的人，怎能不无时无刻心系学术？

后来，这部由傅先生主编，他与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年12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国家图书奖。这部25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以资料“长编”的形式，描绘了一幅唐代文化的全景图。诸如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印刷等门类的发展，乃至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莫不囊括其中。从而展示了唐代文学发展的丰富的“立体交叉”的图景。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可以引发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是对文学史编写体例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如今，斯人已逝，如果有后继者按照傅先生生前的规划，齐心协力，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基础上完成一部跨越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傅先生地下有知，亦当含笑于九泉吧？

唐代文学学会于1982年成立之初就创办了两种会刊，即《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前者以刊载会议论文为主，由开始的不定期出版改为两年一辑；后者每年一辑，反映当年学术研究成果和信息。定期出版这两个刊物与定期举办年会，都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界是一个创举，即在整个学术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1997年按照傅先生的提议，我接手负责编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一直到2013年我退出学会活动。《年鉴》真实简明地反映了唐代文学研究历年的实绩和走过的历程，所以傅先生非常重视《年鉴》的编辑出版。他说：“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能如此长期坚持下来，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可说是我们的一种学术奉献，也给予我们一种精神上的自慰。”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编辑工作一直得到傅先生的亲切关怀和具体帮助。遇到问题向傅先生请教，每一次都会得到他的及时回复。如他收到我第一次编辑出版的《年鉴》（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合辑）后，当即来信鼓励我：“编年鉴为辛苦事，八十年代中期我与陕西师大中文系闫庆生同志合编，吃了不少苦，当时组稿还较易，现在则更难。此事由您挑重担，我是想了很久的，结果是好的，这从这一期合辑的目录中就可看出来。”有一次，《年鉴》来稿中有一篇出自名家的稿件不合要求，不好处理。请示傅先生，他明确回答我：“请你全权作适当处理，如有事，我来负责。”有这样体恤下属又有担当的领导，我怎能不心情愉快放心大胆的工作呢？1999年4月14日他来信中又说：“年鉴工作多费你心思，一想起此事，总于心不安。如要我做哪些具体事，请告知。”

傅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每有新著出版都会寄给我，在扉页上用清峻瘦硬的字体亲笔题写“明非同志惠正傅璇琮谨奉”字样。他发表的文章有时也会寄来，如《燕京学报》新第10期刊有他一篇论文，“恐南方不易见到这一刊物，故将抽印本一份寄上”。傅先生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3月寄来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首日封，说是“因我参加会议，购买一些，寄几位学友，以志纪念”。这虽然是一些小事，但任何人只要对傅先生在学界的地位和肩负的重任稍有了解，就不能不被这些“小事”所感动。

还有一次，傅先生听说江苏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一个唐诗摄影的选题，以诗配画的形式出版一部唐诗景观画册，他马上推荐西北大学中文系阎琦教授和我承担选编唐诗的工作。阎琦当时是分管编辑《唐代文学研究》的学会秘书长。我俩应约分别从西安和桂林飞到南京，与先期到达的傅先生汇合，讨论选题。尽管这一项目因出版社的原因搁浅，但傅先生总想为我们做点什么的心意很令我俩感动。在南京的几天，同傅先生朝夕相处，茶余饭后，谈天说地，留下了愉快难忘的回忆。

1999年，傅先生应台湾新竹大学之邀出任中文系客座教授。在台期间，深感海峡两岸有加强学术交流的必要，遂与台湾学者共同商定编辑一套丛书，总结近50年来两岸学术研究的成果，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进一步推进两岸文学研究深入发展。决定首先从成果最丰硕的唐代文学研究入手。具体作法是将两岸50多年来唐代文学研究中优秀的、富有代表性的论著选编出来，分别写成“提要”和“摘要”。全书由傅先生和台湾著名学术前辈罗联添先生主编，两岸三地17位学者分别担任各分册的主编。经过五年的努力，由八个分册组成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于2004年11月由三秦出版社隆重推出。其中，阎琦教授和我分别担任了第三、四册及第五、六册的主编。不用问，这也是傅先生提名推荐的。

怀着敬意和感激，我与阎琦教授合写过一篇文章：《无怨无悔的奉献卓有成效的工作——记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先生》。其中说：“使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也非常温暖。”这是我俩有幸跟随傅先生工作多年的真切感受和由衷之言。

对我们个人是如此关切、周到，对承担学会《研究》和《年鉴》出版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傅先生也一直心存感激，多次在年会上表示感谢。还不只一次来信嘱我代他向时任社长的党玉敏先生问好。他还将一套由他主编有可能畅销的丛书《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交付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共分八卷（包括序跋、笔记、抒情小赋、书信、游记、记叙文、哲理、史传），均由该领域的专家注译，于1999年9月面世。

傅先生在学界享有盛誉，为人却十分低调，待人尤为谦和。凡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平易、宽厚和真诚。尤其是他不遗余力关爱提携后辈，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当今成为学术中坚的不少中青年学者都得到过傅先生的帮助和奖掖，每每提及所受恩惠无不感激莫名。为他人著作写序是傅先生提携后进的途径之一，据统计竟超过百篇。如此庞大的数字，连傅先生自己也颇为惊异，说“在当代我们古典文学和文献学的学术环境中，能为人作序有如此之多者，确甚稀见”。这上百位作者中有王世襄、程千帆、启功、林庚等学术前辈，更多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能得到傅先生这样的大家作序，自然是作者的荣幸，于年轻学子更是莫大鼓舞。但对傅先生来说，却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他曾经说过，为完成一篇不过几千字的序文，先要通读全书，有的还须连读两遍，并作札记，有时甚至要参阅作者的其他成果方好下笔。如此劳心费力，傅先生却乐此不疲，他在《唐诗论学丛稿》一书的《后记》中道出了个中原委：“近些年来，一些朋友在出版他们的著作之际，承蒙他们不弃，要我为他们的书写序。本来，我是服膺于顾炎武所说的‘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乎江湖’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这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所以他将收录了多篇序文的著作命名为《濡沫集》，在《前记》中写道：“我这本书以‘濡沫’为名，也确实是表达我对学界友人学术成就的赞慕与仰望，从而也体现我们当代真切、具体的学术交往。”在学术圈里，傅先生的乐于助人、有求必应是出了名的。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某大学教授出了一部书，想请他作序，因与之从未谋面，傅先生不想答应，但见其多次来信，又不便推辞，左右为难。后得知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质量应有保障，这才应承下来。傅先生在此书序中提到我的一篇论文，还专门写信给作者，请他寄一本给我。傅先生曾对人说过：“我是宁可自己为难一点，也不愿意让别人为难的。”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是傅先生待人接物的一惯准则。在他看似文弱的外表下，却有着宽容仁爱的博大胸怀。

我深知傅先生时间宝贵，不好意思劳烦他为我作序，但在工作接触和书信往来中时常能感受他的关心和鼓励。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唐音论薮》，由贻焮师和晓音师妹分别赐序，出版后不揣浅陋，寄呈傅先生指教，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刚从外地回来，见到你寄来你的新著《唐音论薮》。寄到已有好几天，怕你久等，只得匆匆忙忙看了陈先生和晓音同志的序，和你所写的后记。书中的论文我有些是读过的，有些未读过，待过些天细读。现在奉上短札，谨致谢忱。我非常同意陈先生与晓音同志序中对你治学成就的评价，我觉得你是非常务实，而在务实中有所创新，这在现在极为难能可贵。因为这要花费时间，尤其在目前，要舍得花时间，这非要下决心抛弃一些现实的经济利益不可。确实如你后记所说，当前商品经济大潮，坐冷板凳谈何容易。”其中不仅有肯定，更指明了“在务实中有所创新”的治学门径。

这以后，我在治学之路上多次得到傅先生的鼓励。如1997年8月中旬，《文学遗产》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在哈尔滨举办“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除收入会议论文集，文章还以《谈谈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为题发表在《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上。傅先生见后来信说：“今日见到《古典文学知识》你的文章，其中几处提到我，非常感谢，也很惭愧。可能还受到57年影响，受压抑已习惯，遇到对我的赞誉和隆重接待，会感到一种惶恐和不安。”又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寄来之对拙著两种的评述已读悉，说句真话，非常佩服。要我写，我也写不出来。你所写的，我自己有些也感觉不到。这大约如目前所谓接受美学所说，读者有时对书中的感受可以超出著者的。”当然，深知傅先生一贯乐于奖掖后进的我不会因此而飘飘然，只是再一次感受到他虚怀若谷的风范及“平生不解藏人善”的高尚品德。

在有幸拜识傅先生的三十多年里，我和许多同辈或更年轻的一些学人一样，同傅先生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忘年情谊。每次我给硕士、博士研究生讲授《唐诗研究》课，都会重点讲到傅先生，除了讲他堪称经典的著作，他对唐代文史研究的卓越贡献，还会谈到我同傅先生接触的一些往事和亲身感受。所以我的研究生都非常敬佩和熟悉傅先生。我也一直有个心愿，请傅先生来桂林参加研究生答辩或讲学，使学生们能够亲聆大师教诲，近距离感受大师风采。但几次都因傅先生事务缠身未能如愿。

2000年10月10日至14日，李商隐研究会第五次年会在桂林举行。作为东道主，想请傅先生以唐代学会会长的身份莅临指导，这一次傅先生接受了邀请。会议开幕式及学术报告会都安排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容纳数百人的田家炳书院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听众反应十分热烈。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兴致勃勃游览了灵渠、阳朔、荔浦丰鱼岩等名胜，师大出版社党玉敏社长出面宴请了全体代表，整个会议都进行得很顺利。最后一天上午的活动是参观桂海碑林，事先还特意联系了一位最佳讲解员。孰料天公不作美，气温骤降，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深秋，见代表们衣着单薄，只好请讲解员压缩内容。返京后傅先生来信说：“桂林的李商隐会议，较为轻松，也有实效，对广西师大中文系师生，反映似也不错。您安排得妥当。可惜那天参观碑林，时间太匆忙，天气又冷，看得不够，我对此倒是很感兴趣的。”

时隔九年之后，我们再次邀请傅先生来桂林，参加我校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傅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2009年6月1日下午傅先生飞抵桂林，当晚易忠副校长在学校国际交流中心为傅先生接风，师大出版社何林夏、姜革文等领导，古代文学教研室沈家庄、胡大雷教授和我作陪。次日上午举行博士生开题报告，傅先生对提交的每一份报告都提出了精辟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使在座的研究生们受益匪浅。下午在国际交流中心报告厅举行讲座，题为《唐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唐代翰林学士与文学》。这是傅先生晚年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此前已先后出版了总计100多万字的《唐翰林学士传论》及《唐翰林学士·晚唐卷》。傅先生介绍了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自己是如何从史料中提炼出值得思考的文化研究课题来，讲座内容丰富，言简意赅，在方法论上尤予人启迪。讲座大约有一个半小时，报告厅里坐满了研究生，还有人站着听。主持人还安排了互动环节，气氛很是热烈。

工作圆满结束，接下来由我们夫妇陪傅先生旅游。3日清晨，吃过早餐，介山驾车搭载我们直奔阳朔。当日天气晴好，风和日丽，行驶在绕城高速上，公路两旁奇峰突兀，连绵不断，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傅先生赞叹不已。我们径直来到号称“山水甲阳朔”的兴坪景区，乘船游览。这是漓江两岸风光最美的一段，脚下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岸边的奇峰翠竹倒映水中，清风徐来，宛如画中游，令人心旷神怡。见傅先生兴致很高，我们在九马画山等景点给他拍了不少照片。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是在大约十年前，傅先生惠寄我一册《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卷首刊登了“作者近照”。见照片上傅先生身边竟然放着一只矿泉水瓶子，我半开玩笑地写信去“提意见”。傅先生回复说：“《自选文库》前照片是去年在贵阳游湖时所照，来信所提，不禁使人发笑，好在我这个人没有地位，不必有什么身份，留一痕迹，也就算了。”这一次，我见给傅先生拍的照片效果不错，建议以后出书采用，他答应了。第二年，收到《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傅璇琮自选集《治学清历》一书，果然用了其中的一张照片，傅先生还在旁边手写了“2009年6月上旬于桂林”几个字，这是后话。

游罢上岸，在附近的农家小院吃过午饭，返回阳朔，下榻君豪酒店。稍事休息，便到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特色的西街漫步，傍晚挑选了一家菜肴比较清淡的小店用餐，一张张餐桌就摆放在街上，我们边吃边聊，很是惬意。暮色降临，华灯初上，我陪傅先生前往景区观赏张艺谋导演的大型实景山水演出《印象刘三姐》。这一天的行程对傅先生来说或许身体会有些疲劳，但精神绝对是难得的放松，因为他很开心地对我们说，以后还要再来。第二天上午傅先生将离桂返京，吃完早餐我们便直奔机场。我俩看着傅先生办完手续过了安检，方挥手而别。下午4点多打电话去问，知傅先生已安全到家，这才放心。傅先生这一次的桂林之行，堪称圆满，我也为自己了却多年的一个心愿而感到十分欣慰。

傅璇琮先生驾鹤西去，使学界失去了众望所归的领袖，广大学人失去了可敬可亲的良师益友，但他的令名和功绩将永垂青史。他独标高格的著作，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峻清正的学术品格及诲人不倦的道德风范，犹如一座座巍峨的丰碑，将永远被后人仰望和崇敬。傅璇琮先生永垂不朽！

完稿于2016年3月4日

1. 《光明日报》，2016年1月24日。
2. 《光明日报》，2016年1月26日。
3.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一九九九），第1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4. 《傅璇琮学术评论》第24页，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
5. 《濡沫集·前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5月。
6.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9月。
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8. 辽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