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养涵厚襟怀远大的一代学术大家——痛悼傅璇琮先生

陈友冰

首次得晤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此时，先生已誉满海内。《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河岳英灵集研究》等一本本的开创性的或奠基性的唐诗学论著，使我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有了较多的了解，也产生更多的仰慕之情。九十年代中，我应邀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任客座，得知先生亦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几次打算去新竹请教，皆临时有事耽搁下来。直到有一天在台湾大学不期而遇。自此两人熟稔后，在台北的近半年岁月中，先生不吝赐教，使我明白了大陆唐代文学研究各个学术流派的渊源、成就，代表人物的学术经历，特别是各位名家的之间的学术碰撞、师承、以及学术个性，皆非纸上资料所能检索觅得，非沉潜其中、深谙其道的长者则不能述备。在此期间，先生又像识途老马，领我穿越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的迷津、丛林，结识了罗联添、杨承祖、汪中等一批古典文学耆宿和领军人物，李善馨、彭正雄、邱镇京等学海、文史哲、文津等台北著名的文史类出版商。在台大的校园里，在新坑的茶叙时，在“宁福楼”的宴请中，我得以了解到台湾唐代文学的研究历程，其中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成果，尤其是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的优长与不足，两岸学术的相似与差异以及各自特色，也获赠相当一批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专著和论文集，这都成就了我后来的那本《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为这本小书提供了最直观也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在台期间，最能体现先生的学术胸怀、使命感和感召力的，是他和台湾唐代文学领军人物罗联添先生共同发起编纂的《唐代文学论著集成》。这部论著分为“著作提要”和“论文摘要”两大类别，主要反映近五十多年来我国两岸三地学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其时间上限大陆和港澳地区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台湾自1945年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以来；下限至2000年二十世纪结束。入选对象是这个时段最富学术含量、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由两岸三地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十五位学者共同参加选编撰写。主编为先生和台湾大学的罗联添教授。大陆学者有安徽师范大学余恕诚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西北大学阎琦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张明非教授、安徽大学陶新民教授；台湾方面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丰楙研究员、东吴大学王国良教授、台湾师范学大学王基伦教授、中正大学郑阿财教授、彰化师范大学黄文吉教授、成功大学杨文雄教授；港澳方面则有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这部著作历时五年，于2004年在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共八卷十册，四百多万字。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仍是两岸三地合作进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参加学者人数最多、成果卷数最多、字数最多的一次。这套专著的完成，从最初构想到发起组织，从编写体例到审稿，乃至出版细务皆是先生亲自过问操办，因为经费并不充裕，编辑内容又不断丰富扩展，很多家出版社都是开初满怀兴趣，最后婉拒。因此最后承印的三秦出版社也是先生反复磋商后才落实的。

这套论著，出版至今已八年，但从筹划到编写，先生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二十世纪快结束的最后一个冬季，先生正应新竹清华大学之邀在中文系任客座。一个星期天，学海出版社社长李善馨先生约我们去台北市郊的一个风景区石碇小聚。石碇在台北县的东南，巍峨的皇帝殿拱卫其北，著名的玄奘大学坐落其右，是一个自然风景、文化氛围俱佳的游憩之地，台北学术界一些同仁皆喜盘桓其间。善馨先生特意选了个既有山野小店风味又厨艺精致的“福保饭店”让诸位欢聚。南国之冬，犹如中原之初夏，花木扶疏，绿草绵芊。当时在座的有傅先生夫妇，台湾大学的罗联添先生，东海大学的杨承祖夫妇，交通大学的詹海云先生，成功大学的杨文雄先生，李善馨先生和我。出于学者的习性，闲聊之中也不离本行。大家历数近百年来学术大家及其成就，仰慕之中也深深为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的困境而叹息。尤其是五十年来的阻隔，使两岸学者对对方的学术观点、研究成果都极为陌生。记得当时傅先生曾举台湾中研院院士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为例，这部积三十七年心血而成的煌煌巨著，台湾的专业人士几乎无人不晓，大陆学者却很少有人知道。罗先生也提到当时大陆正激烈争论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其原委始末，台湾学者也不甚了了。基于如此现状，傅先生觉得可否以唐代文学研究为窗口，两岸学人先做一些沟通交流的具体工作，比如编一套论著提要，将大陆、港澳、台湾五十多年来唐代文学研究中优秀的、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选编出来，分别写成“提要”和“摘要”，使两岸学人首先了解掌握对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的精华所在。此倡议立即得到在座诸人赞同，罗先生答应台湾方面由他出面张罗并任台湾方面主编。聚会后，傅先生向我进一步解释了他的设想：之所以选择1949至2000这五十年，是由于上个世纪百年当中的后五十年是研究观念变化最巨，研究队伍波动最大，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的时期。从两岸来说，也以这五十多年隔阂、疏离最巨，因此，我们先着手选编这后五十年。待是书发行广泛听取意见后，再积蓄力量，编选前五十年，以期把百年学术完整地交给后人。这既体现了先生远大的学术眼光，也反映出先生不忘前人勋业又为后人着想的学术襟怀。正是这种襟怀和使命感，才使他主动承担起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既吃力，又繁难之务，当然这也是他一贯的为学、为人风格。因为傅先生一贯重视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强调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要走出去，要加强海外、国外的学术沟通和交流，要注意吸收新的观念、新的手段来改造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传统观念和研究模式。早在1982年的唐代文学首届年会上，傅先生就鉴于当时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发出了重视唐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倡议，对包括唐诗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作出整体思考；1992年，先生首次就任会长的第五届唐代文学学会年会首次向海外开放，日本、美国、韩国以及台湾、港澳地区的专家学者共35人参加了会议，占全部与会人员三分之一还强；2000年在武汉召开的第十届年会上，傅先生着重安排讨论如何加强唐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和国际交流，在跨入新世纪之际古典文学如何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傅先生的上述呼吁和倡导，皆是出于改善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生存环境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皆是出于使古代文学研究向更完备、更有成效方向发展的深层思考，皆表现出先生广阔的襟怀和深远的学术目光，就像先生在我那本小书《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序”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扩展视野，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把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以唐代文学来说，我们应该研究唐诗、唐文是怎样传播出去的，特别是古代的日本、朝鲜，在接受唐代诗文后对本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东亚及欧美各国从几个世纪前到现在，是怎样来研究唐代文学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关协调、相接轨的一条途径”。

先生对此不仅振臂高呼，而且也身体力行。众所周知，先生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是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复苏后的发轫之作，它不仅以资料丰富、论证周严而声闻海内外，而且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倡导和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观念。该书《前言》，第一句话就是：“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接着就提及丹纳的诗人群体理论以及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接着，先生写道：“由丹纳的书，使我想到唐诗研究”：“唐代诗坛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每隔几十年，就会象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成就卓越的作家群”，先生在其论著中亦着重就作家、作品与出现的时代、社会乃至地域的关系进行探讨。在《序》中也再次引用丹纳对此的解释：“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与民族的活跃的精力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唐代诗人丛考》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其中一部分乃导源于国外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的吸纳和创新。

围绕这部《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的编纂，先生在2000年春节前回大陆后，先是在大陆期间主持两次编写会议，参加编写的各地的学者汇聚合肥和武当山下，讨论落实大陆部分的编写体例、编写提纲，并写出样稿。傅先生对此逐一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一一敲定。我则在2001年春节后又来到台湾，在台湾大学续做了一年客座。按先生的安排，将大陆方面的编写体例、提纲和学者们的建议、意见带到台湾，将台湾方面的编写计划按先生的想法，同罗联添先生沟通，逐一落实。在台湾也召开了两次编写会议。傅先生和大陆部分编写人员余恕诚、张明非等也飞过海峡，一起参加研讨。

随着对先生钦佩的加深，上个世纪末，我一直有个想法，写一本关于先生的学术评传，一是作为一个世纪里，中国学术大家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另外也让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在世界学术框架内有个定位。就像先生在上述的学术期待中所呼吁的那样：“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关协调、相接轨。”为此，在内地以及台港、日、韩和德国访学时也就此搜集了不少资料。只是想到先生春秋正富、硕果连连，想等一等再做总结，再加上手头事情老是处理不完，就这样拖了下来。新世纪开始后，先是收到傅明善先生的《傅璇琮学术评传》，继而是先生家乡宁波出版的《傅璇琮学术评传》，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辑出版的《治学清历·傅璇琮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我想，已无需我再蛇足了。但是，关于先生的道德文章，在读过上述评传、专辑后，仍感意犹未足，还是想强调一下我感触最深的几点：

首先，自然是先生独具慧眼、扎实渊深的文献学贡献。朱熹曾感慨陆九渊的为学，提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鹅湖寺和陆子寿》）。我窃以为，先生的旧学新知已达邃密深沉之境。只要读过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李德裕文集校笺》、《唐翰林学士传论》等考论性文字者，都会得出如此结论。其中每一部专著，皆有学者写过专评，作过专论，无须我再一一列举。我只想谈谈我在阅读时的总体感受：先生上述诸著，新见迭出，使我如见夜空中闪烁的繁星点点；其汹涌的思辨，又使我如临先生家乡边万顷波涛之东海；其文字的简洁智慧，更使我如行山阴道上，山花满眼，目不暇接。每读一过，皆是一次莫大的享受。先生曾坦陈：“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治学清历》）这是先生的治学经验，更是先生的治学精神，他是一种学术自信，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更需特别提出的是，对于先生，不存在写作高峰期，而是一如既往，一以贯之，而且老而弥坚，老而弥深。譬如最近，我因为在写《安徽文学史》，常翻阅先生等主编的《全宋诗》。发现我竭力从安徽的方志、碑刻和地方尚存的佚书残卷中发现的资料，很大一部分早已被辑补到《全宋诗》这位作家的名下，如南宋华岳《翠微南征录》今存诗10卷，391首。《全宋诗》又从明代《池州府志》、《贵池先哲遗书》以及刘克庄的《后村千家诗》中辑得诗26首。南宋小家徽州人程垣，有诗七卷，已佚。《全宋诗》则从刘克庄《后村集·跋程垣诗卷》、陈起《江湖后集》扒梳辑出14首。另一位南宋小家宣城人程炎子的《玉塘烟水集》，亦已佚。今存仅《江湖后集》收录的诗作16首，《全宋诗》又从嘉庆《宁国府志》辑诗1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