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创作完成，按照惯例，总应该在书前写点什么。

正在为此而踌躇，感觉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几年前自己的一篇旧文，题目就叫：说“英雄”谁是英雄。文不长，先引在下面：

笔者对近代史感兴趣，偶有所感，便拉杂写点什么，最近的一篇题为《说到“英雄”一涕然》(刊《书屋》杂志2004年第5期)，是关于被孙中山先生评为“吾党唯一柱石”，终遭袁世凯遣人刺死的陈其美的，我对他的舍身就死和暴戾恣睢的纠缠发了点感慨。文章刊载后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议论，因为他们认为陈其美尽管犯过一些诸如暗杀同志和商务印书馆创办者等错误，但他始终拒绝北洋政府的拉拢，誓死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黑暗势力抗争，以大节而言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英雄，而我的文章未免有些唐突英雄。

说“英雄”谁是英雄？朋友的非议刺激我禁不住要追问一下。其实这是一篇早就想写的文章，早在张艺谋的《英雄》巨片推出的时候就想写了。把一部商业片弄出点文化的噱头是老谋子特有的本领，《英雄》落幕，一个问题自然而然会浮上观众心头：侠客，秦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按张艺谋的处理，在他心目中，当然是秦王才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尽管张艺谋对此肯定能够轻巧地搬出一套理论，而且多半会得到不少人士的认同，但它至少无法说服像我这样只希望好好生活的庸人，我的一个很没出息的观点是：如果在“英雄”的许诺、指引乃至支配下，升斗小民无法得到现实的福祉，甚至还会为种种虚幻的东西赔进无数血泪，这样的“英雄”不要也罢。回头看陈其美，其一生行事的确有一股“大丈夫不怕死”的气概，但仅仅不怕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陈氏在上海都督(相当于今之市长)的任上，花天酒地，任用私人，更有随意捕人、杀人等种种无法无天之举，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可以轻易放过的小节？我想，对生活在历史现场的上海人来说，他们的市长和谁谁谁誓死抗争并不是多么紧要的问题，只要他亲民爱民肯为市民多做实实在在的好事就够了。也许，有人会辩解说，陈其美当年的种种非正义是为了结果的大义，意思是只要目的纯正，手段如何可以不问。可是这种“结果的大义”究竟在哪里呢？说来说去不过是几个缥缈的符号而已，这实在有几分像牧师，在口讲指画中要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声称即将带他们到天堂里去。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历尽沧桑世变，有诗曰：“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好一个“各苦生民数十年”，他是看到了这种“英雄”的本质的。

英雄崇拜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卡莱尔在他关于英雄的讲演中就曾断言：“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可是什么样的人物才配称英雄和伟人？中西却判然有别。不仅是伏尔泰说过牛顿比克伦威尔伟大，罗曼•罗兰作《巨人三传》，选的也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他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正如杨绛女士所评论的，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称道的英雄人物，那种人凭借强力，在虚荣和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往往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罗曼•罗兰所指的英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能倾心为公众服务。什么时候，国人的“英雄观”也彻底改变过来呢？

从《水浒》扯到近代史上的陈其美，似乎有些离题了。其实以上文字正透露出我写作“水浒系列”的初衷：校正传统的“英雄观”。而明眼人更能看出，不论是关于陈其美，还是梁山好汉，在“英雄”的判断问题上，我秉持的价值观都是一以贯之的，即看是否把人的天赋权利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我的每一篇关于《水浒》的文章，都贯穿着这样一种价值观，我之非议梁山好汉，也是因为他们常常漠视人的天赋权利。

千百年来，漠视人之天赋权利的梁山好汉为什么会受到国人的追捧？在我看来，这和中国总是流行“清官戏”一样，实际上人们未必不知道这些“清官”很难在他的生活中现身，但人总是要有一些梦想的支撑。“清官”和“英雄”，就是人们编织的美好的梦，尽管更多时候这样的梦一个个归于幻灭，但人们还是要一次次编织，以安慰和麻醉自己。

冷静甚至冷酷地打破人们对水浒英雄的梦想，已有很多前贤这样做过了，如周氏兄弟在一些零星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另外当代的王学泰先生从“游民文化”的视角，也发表过很多独到之见。我的书中借用前贤论述的地方(此外还有钱穆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观点)，都尽量标注清楚了，以示不敢掠美。如果说在前贤论述之外，这本小书还有一点特色，那就是在打破人们关于英雄的梦想方面，我这毕竟是专书，所以能用更多的篇幅，比前贤们做得更为彻底。至于前贤们没有论述到的，如梁山座次之谜、梁山女将之特殊地位和作用、英雄与情色之关系等等，我也做了尝试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和当下一些解读《水浒》的大著相较，我也许显得更“保守”一些，因为我写作之初就坚持，一定要紧紧立足于《水浒》的文本，结合宋朝特定的历史背景，不作泛泛的隐射式书写，更不“戏说”。

时代在进步。在过去，打破人们对水浒英雄的梦想，也许多少还会有一点风险，至少会引来一顿臭骂，而现在则迥然不同了。我这组关于水浒的文字，最早是在《文汇报》“笔会版”以专栏形式陆续刊载的，应该说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网络和纸媒转载如潮，由此似乎足以证明，接受现代文明理念洗礼的人是不可阻挡地越来越多了。

我要特别向两个人致敬。两个人一“古”一“今”，分别是金圣叹和张恨水。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和张恨水先生那本薄薄的《水浒人物论赞》，对我写作此书给了很大的启发。

最后的一点说明也许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我对水浒英雄基本不予认同，但这并不代表我对《水浒》一书的否定。《水浒》既然贡献了这么多异彩纷呈的艺术群像，人们至今不失谈论的兴趣，那它就完全有资格入伟大的著作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