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晁盖看“反骨”

“反骨”这东西，最经典的表现是在《三国演义》里，据说蜀国大将魏延脑后就有“反骨”，唯诸葛亮能识，所以他始终要抑制魏延，并算定长有“反骨”的魏延在其身后必反，而诸葛亮一死，魏延果然造反，也果然被诸葛亮生前安排的妙计收伏了。

怎样鉴定“反骨”呢？可惜史书上没有传下来孔明先生的方法。而据我看，识破魏延“反骨”和诸葛亮借东风一样，后人都是把孔明根据客观对象、环境、条件而精密观察得来的结论给神化了。世上未必真有“反骨”，诸葛亮之所以预料魏延在他死后必反，那是建立在他对魏延平素的认真考察基础之上的。就因为魏延平日骄横跋扈，不安本职，只不过惮于诸葛亮的威名，在他生前还有所克制罢了。那么一旦诸葛亮不在人世了呢？所以，他认定魏延在自己身后必反，而为了自秘其术，于是又托出了“反骨”这个玄妙莫测的东西。

如果运用诸葛亮判断魏延的方法来看梁山群雄，其中可有长着“反骨”的人物？有的，第一个就是晁盖。

晁盖的身份本来是“东溪村的保正”。何谓“保正”？这是王安石变法在农村创立的“保甲”制度的产物，在一个村子里选出一个保正，负责当地的治安，传达官府的号令，并向上通报民情。按照这种制度设计，“保正”实为大宋朝官与民之枢纽。可是晁保正平日做些什么呢？书中说得明白，“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喜欢舞枪弄棒、结识好汉倒也没有什么，可是为什么会“不论好歹”呢？一个受官方指令，负责地方治安的保正，专爱结识好汉，而且不论好歹，其用心不令人生疑吗？

如果当时在晁盖身边就有诸葛亮一流人物，我想他必然会从晁盖的平日举止中得出一个判断：这位晁保正大不寻常，是个长有反骨的人物！即使现在反迹未露，也要细加提防。可惜当日晁盖身边没有诸葛亮似的一双眼睛，终于成就了晁盖“智劫生辰纲”、梁山聚义等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反骨”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晁盖领着一干人劫取了生辰纲，后来又杀奔梁山，打家劫舍，过起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活日子。对晁盖的这些行动，向来有三种视角，一种是代表当时主流价值取向的，俯视的角度，称之为“犯上作乱”；一种是相对中立的，平视的角度，称为“造反”“民变”，或者“暴乱”；另一种是后人将历史理想化的产物，因为理想化，所以是一种仰视的角度，尊称为“起义”，或者“革命”。

在“革命”话语喧嚣一时的时候，晁盖“革命领袖”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只是，晁盖的“反骨”已经在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但凡建立一种统治，要讲究合法性，起而推翻之，也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般说来，“革命”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方面，要么是原来的统治不人道已经让人无法生存下去，要么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给人指出了一条虽然虚幻但美丽的前景。

晁盖是个粗人，他似乎并未想到要劳神费力去寻找什么“革命”的合理性。面对生辰纲的诱惑，他说服自己的只是一个朴素的理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但如果要把他推上“革命领袖”的宝座，则必须找出一些他舍保正而不为，转而从事“革命”事业的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寻找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晁盖在劫取生辰纲前，他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来自主流势力的威胁和凌逼，而且主流势力还要格外倚重他，让他做一村的保正，充当“官”和“民”的中介；他的生活也是豪奢的，排场极大，“山东河北一带私商都投奔与他”；他在社会上的人脉也极深厚，各个方面的人士都有交接，“天下义士好汉”喜欢投靠他，负责地方刑事侦查工作的两位都头朱仝、雷横也和他称兄道弟，堪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他对大宋朝还会有什么不满呢？如果说他萌发“革命”动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是对身边贫富悬殊、善恶颠倒的社会现实不满，那么我们为什么只看到晁盖周济江湖好汉，却从不见他照顾身边的孤苦寒士？

一个负有维护地方治安之责的保正，“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已自可疑；“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此人之不守本分，岂不是昭然若揭？他要造反或曰“革命”，端只看社会是否给了他足够的机会，哪里还需要什么合理性？所以，一旦生辰纲浮出水面，他就会立即谋而夺之，虽然他本人并不差这点银子花，而他抢银子也并不是为了去周济穷人。说到底，支撑他采取这种为主流价值所不容的行动的，只是他那种不安分的本能。

像晁盖这样的人，只要社会出现一丝缝隙，让他感到可以大施身手，他就会耐不住寂寞。这跟当时他所处的社会是否有序常常并无必然联系。社会有序他“反”，社会失序他更要“反”，加一个“反骨”的谥号，不是很恰当吗？

“反骨”对社会的破坏性

如果用考察晁盖的视角看水浒英雄，长有“反骨”，社会有序他反，社会失序他更要反的人其实还不乏人。显赫的如吴用，更等而下之的还有张横张顺、穆春穆弘兄弟。

与那种“官逼民反”的范式比较，晁盖这类人的造反，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官逼民反”式的造反，虽然也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的震荡，但一个有良知的人却不能因为这种代价，就彻底否定底层民众反抗暴政恶法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就因为“民反”是“官逼”的结果，常常不得不迫使人们依照这种线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也是在“官逼民反”范式下，在一次次巨大的震荡之后，社会关系往往能够得到调适，生产力还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前辈史学家总结说，有一种“让步政策”，应该是颇有道理的。

可是天生长有“反骨”的人造反，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这一类人社会有序可能反，社会失序更可能反，他要寻找和等待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所以旁观者很难从他们的起事中找出社会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而如果不幸他们等来的机会偏偏在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里，那对底层民众来说，就更不是福音了，因为这样的秩序，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并不是常有的。还有一点，晁盖这一类人的造反还可能诱导人心风俗向极坏的一面发展。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的虽然不少，而以中国老百姓的淳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上这一条道路的，造反对他们来说真是最为无奈的一种选择，而晁盖的行动却明显在向他们暗示：打破主流价值和秩序，并不一定非得要有什么理由。这样一来，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还怎样维持下去呢？不妨打一个比方，同样劫取生辰纲，如果一个主角是在官府豪强欺压之下，陷于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人，另一个主角则是像晁盖这样在社会上呼风唤雨的人，虽同为劫夺，其对人心风俗的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前者很可能会唤起一个正常人的悲悯和同情，而后者则只会撩起人们对世间财富的觊觎之心：晁盖这样的人都还要想方设法大发横财，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长有“反骨”的人终于等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可惜这于社会中的多数分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种人只有破坏性而绝不可能有什么建设性，硬要派定他们“替天行道”只能是历史的误会和史家的误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