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家风的亮度，可塑人家风的亮度，可塑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王夫之之所以成为王船山，王船山之所以成为后来的王船山，与他家良好的家风和严格的家规不无关系。

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他埋头著书讲学凡四十年，给自己披上的“马甲”足有二十多个，如“壶道人”“双髻外史”“一瓠先生”“南岳逸老”等等。在这些个性十足的“马甲”号中，每一个都有深刻的寓意，每一个都有铭心的故事，每一个都是现实的写照。而被众人熟知的还是“船山先生”。因他晚年隐居于湘江西畔的石船山下，自称“船山老人”“船山病叟”“船山老农”，后人则普遍称他为船山先生。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确实，王夫之之所以成为王船山，王船山之所以成为后来的王船山，与他家良好的家风和严格的家规不无关系。王氏家族历十四世，家教极其严格，内外表亲、交游邻里，对王家家风都称道不已。王夫之长大以后，也频频在自己的文章中为其家风打call。

王夫之的成长阶段，可以说是他人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深受家风熏陶，有“虎爸”和“狗叔”之谆谆教诲，有“如父”长兄和“如虹”二哥之暖心陪伴，有爱妻之红袖添香，一盏读书灯彻夜不熄。年轻的他孜孜以学，胸怀大志，期待“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对未来满怀憧憬。

一、“虎爸”在前，“狗叔”在后

在王夫之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个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就是他的父亲王朝聘和叔父王廷聘。王朝聘秉承儒学家风，对王夫之要求非常严格，有时下所说的“虎爸”之称；王廷聘则待王夫之有如平辈的朋友，“没大没小”，无拘无束，他与侄儿形如好友、沟通自如，被人称之为“狗叔”。

王夫之既惧“虎爸”之威，又喜“狗叔”之溺，一抑一扬，一严一宽，对其成长影响深远。事实上，“虎爸”和“狗叔”的教育方式不可偏废，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我们当下孩子的成长教育颇有启迪之深意。

1.家庭不是江湖

王夫之自出生之后，就接受着父亲王朝聘的严厉教导。王朝聘把家庭当做了培养他们成才的学校。儿子是学生，自己自然就是严师了。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校是要严格培养学生的，绝不能沾染半分江湖习气，严师才能出高徒。

王夫之年轻时，有一段时间因科举落第情绪低落而连续多日在外以酒会友、借酒浇愁。二叔王廷聘生性旷达，认为王夫之借酒宣泄情绪，此举无伤大雅，但父亲王朝聘却眉头紧皱，心中不快。

清明节那天，王夫之居然忘记清明祭祖之事，照样喝得醉醺醺地回来。酒气熏人的他，连父兄都不认得了。王朝聘登时就怒了，立刻罚他跪下，并说要将他逐出王家。眼看王朝聘要不讲情面地训斥醉态可掬、狂态毕现的王夫之，母亲和哥哥赶紧求情。王朝聘全然不理会，继续严厉训诫儿子说，家庭就是家庭，家庭不是江湖。怎能把江湖的那种放浪形骸的习气带到家庭中来呢？

见父亲真的生气了，王夫之的酒意马上吓醒了。他赶紧下跪接受惩罚，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他从早上一直跪到半夜，粒米未食，滴水未进。王朝聘心疼儿子，半夜里去看他，并语重心长地说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王夫之哭着向父亲认错，并不肯起来，整整跪了一夜。在父亲教导下，王夫之决定痛改前非，严以律己，拒绝freestyle，坚决向江湖气息说不。

应当说，王夫之的个性张扬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王夫之是王朝聘的幺儿、全家的“团宠”，在家中排行第三，上面还有王介之和王参之两位哥哥。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初一，王夫之在衡阳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家呱呱坠地。

八月三十这天，王朝聘便焦急地在产房外的天井中等待着。他双鬓斑白，双目依然炯炯有神。他的两个儿子，已长成小少年的王介之和王参之陪伴在父亲身边，同样焦急地等待着。父子三人面色凝重，一声不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而好消息迟迟还没有传来。

一直等到了半夜里，已经是九月初一子时，正是一天之中最黑暗的时分，忽然夜空里一道极明亮的闪电倏忽而过，照耀着整个天地，紧接着就是一声炸雷！王朝聘正愕然间，便惊喜地听到一声儿啼。这情形，跟历史传说中的大人物降临，并无二致，大都是雷电交电，天人下凡。虽然王夫之晚年在自述中并无这样的描写，这与他一向的低调分不开，也与他对自身价值的认定分不开。换言之，他生前并没有达到像他的后辈曾国藩一样所拥有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他也并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是成功的。

不过，对于王朝聘来说，无论未来的儿子是否出入头地，他知命之年再得麟儿，心中之欢欣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述。他急忙走进夫人房间，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抱在怀中，素来不苟言笑的脸上此刻也是喜上眉梢。王介之和王参之难得见到父亲如此高兴，也跟着欢天喜地，争着要看看初生的弟弟。一家人沉浸在新生儿降临的巨大欢喜之中。不知不觉，东方渐亮，崭新的一天又来临了。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王朝聘此时并不知道，这个襁褓之中的新生儿会成长为一代大儒，并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深思熟虑之后，王朝聘给幼子取名夫之。“夫”者，“丈夫也”，即天地间一大丈夫。父亲对王夫之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能开创一番大事业。

王夫之出生这一年，王朝聘已经五十岁了，妻子谭夫人也已经四十三岁，夫妻俩对幼子特别疼爱。但是疼爱归疼爱，王朝聘对王夫之的要求却更加严格。

王氏家族素来注重严格的家教，秉承良好的家风。王夫之也很以“延世泽”十四世的家风为傲：“吾家自骁骑公从邗上来宅于衡，十四世矣。废兴凡几而仅延世泽……乃所以能然者何也？自少峰公而上，家教之严，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内外姻表交游邻里，皆能言之。”王夫之的先祖原本尚武，为武将出身。据王夫之在其《家世节录》中所说，王家祖上出自太原王氏，元朝末年，王氏一族从山西太原迁居到江苏高邮的打渔村。王夫之的十一世祖王仲一曾跟随明太祖朱元璋起兵而立下赫赫战功，王仲一之子王成为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再立战功而被封为衡州卫指挥，王氏家族就此搬到衡阳，在此落地生根。不过，从六世祖王震开始，王家就开始由尚武转向崇文，以文墨教育子弟，王家于是由武官世家转为书香门第。到了曾祖父王雍的时候，王家就已经形成了以读书为重、以教育为重、以科举入仕为重的家风，满室书香，一门风雅，在衡州当地颇有口碑。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更是将家风发扬光大，除了读书、育人，还自己著书立说，成为名重一时的“武夷先生”。

王朝聘满腹诗书，一心向儒，严守孔孟之道。他虽然博学多才，但先后七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他并不灰心，依然屡败屡战。明天启元年（1621年），王朝聘已经五十三岁，鬓染寒霜的他依然坚持参加了乡试，这已是第八次了。这一年，王朝聘终于在乡试上取得了副贡的资格。所谓副贡，就是乡试录取名额之外的备取生员，也叫“副榜”。王朝聘学识渊博，笔落文成，行文严谨，甚有法度，主考官很是赏识，大笔一挥，准备选拔为高等，但当时“选政大坏，官以贿定”，加上王朝聘行文对策中又不小心触犯了副考官朱黄门的名讳，于是他就被副考官从中举名单里硬生生地抽了出来，仅仅置于副榜，成为“备胎”。

不过，按照当时的选拔制度，副贡也可以和贡生一样，进入明朝最高学府、京城太学——国子监求学，以取得监生出身、步入仕途的机会。

明天启六年（1626年），王朝聘顺利从国子监毕业。他本以为可以由吏部遴选安排做个小官，但当时权相周延儒、温体仁当道，吏部选郎于是便按照他们的意旨向王朝聘收取贿赂。这其实是当时官场惯有的风气，不送礼就不能得到好官职。但一身正直、两袖清风的王朝聘气愤不已，他是别人为他“美言请托”都要毫不客气地拒绝的人，何况还要自己去行贿？

王朝聘斩钉截铁地说：“仕以荣亲，而赂以取辱，可乎？”入仕为官，本可以让家人脸上有光，但贿赂而求官则无异于自取其辱，这样做难道正当吗？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不送钱还清高，再高的才华也不得录用，更遑论重用了。王朝聘多次进京，几番等待，最终一无所得，遂心灰意冷，愤然离京，踏上回乡的路程，发誓再也不参加科考了，免得“赇吏胯下以重辱先人”。他对朝政非常失望，对官场也深深厌恶，回衡之后，从此隐居家乡，读书讲学，教育子弟，以授徒为生。凡有地方官吏、豪绅登门请见，他一概婉言谢绝，不求异于人，不屑于浮名，保有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保持了一种超逸清高的风度。

王夫之的科举老师，德高望重的教育官员欧阳霖经过衡阳时，想见一下王朝聘，也是再三请求，王朝聘才勉强得以一见。如此耿直的性格，也确实不为官场所纳，即便违心所得，恐怕心亦不安。

王朝聘回来之后，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教书育人上，对三个儿子施以极其严格的家教，似乎要把自己在官场的失落通过儿辈一代找回来，对聪明过人的王夫之尤其寄予厚望。

在王家，家庭不是江湖，而是一所要求严格的学校。长辈们的言传身教尤其是父亲的清高自守、以德为先对王夫之的处世态度有着极大的影响。王夫之就是家庭这所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是绵延累世的王家优良家风熏陶出了这一代辉映古今、光耀湖湘的旷世大儒。

2.“虎爸”的规矩

自彻底打消赴京候任的念头，从京城回乡之后，王朝聘的“虎爸”之威才正式上线。他也是王夫之生命中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凛祗载以敬其父兄。”王朝聘这种“虎爸”的教育方式是有家族基因的。他的父亲王惟恭，就极为崇尚儒学，始终执守儒者风范，在儿子们面前，王惟恭非常威严，很少有笑容。如果儿子们犯了错误，他便令其长跪终日，以示惩诫。

王朝聘的二弟王廷聘幼时有一次小有过失，王惟恭便命令他跪在门外。当时正是除夕，风雪凄迷，王朝聘手足情深，心疼弟弟，于是便悄悄地跑出来，想带弟弟回家。王廷聘引咎自责，不肯跟哥哥回去。到了第二天早上，王惟恭才开门焚香，王廷聘仍然长跪不起。王惟恭一边因儿子的严于律己而欢喜，一边却也心疼得流下泪来。

王惟恭对一切玩好华靡之物，都“不留手目”，认为会玩物丧志，耽误学习。有一次王廷聘见到一枝精致的簪花，心中不禁喜爱，于是顺手把玩了一下。王惟恭看到了，非常生气，正色说道：“这岂是我的儿子所为！”王廷聘赶紧丢掉簪花，向父亲低头认错。这些发生在王家的家庭掌故，就像“传家宝”一样，已经在王家后辈身上扎下了根。

因此，王朝聘生子之后，也是如父亲王惟恭这般严格要求儿子。虽然王朝聘五十岁才得了王夫之这个幼子，但却从不溺爱或放纵他。据王夫之后来记载：“先君教两兄及夫之，以方严闻于族党。”王朝聘即使是非常欢喜，也不会破颜而笑，特别生气也不会大声呵斥，始终保持着威严，儿子们到了父亲面前都有些畏惧。

王夫之童年时相当顽皮，又年少无知，常犯“口过”，王朝聘虽然不高兴，但也不疾言厉色地训斥儿子，只是十天半月不理他，问也不答。直到王夫之自己认识到错误所在，痛哭流涕地认错时才给以教导和指示。事情一旦过去，王朝聘便绝不会再提起此事，免得儿子心里不痛快。

王朝聘的教育方法值得后世借鉴，他为家长们树立了榜样。如果家长在训诫孩子的时候过于愤怒或者严厉，或者大喊大叫，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就肯定会吓到孩子，甚至会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如果家长还总是提起孩子从前的错误，以此为把柄训诫孩子，很容易就会给孩子心理造成阴影和压力。王朝聘的教育方法是不管孩子犯了什么样的错，让他们自己先懂得深思与反省，如果孩子真心知错了，那么这件事就算翻过一页，从此绝口不提，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轻松健康地生活，不会有任何精神压力。

不过，因为王朝聘过于严厉，有时三个儿子尚不知所措，父亲便已板起脸一语不发。这时母亲谭夫人见状，就会悄悄先向父亲问明情况，然后再告诉他们错在哪里，他们便恍然大悟，规规矩矩地向父亲认错。母亲见儿子们都知错能改，便慈爱地笑语安慰。由此可见，王家家教虽严，但却并不简单粗暴，而是有交流、有互动、有尊重，不仅让孩子们能反思自己的错误，也能让他们感到严父慈母的关怀与温暖。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传人生之道、授生活之业、解成长之惑。”所谓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王家三兄弟。事实上，正是受益于这样严格的家教、和睦的家风，王夫之不仅在文学上、思想上、哲学上打下深厚的学养基础，而且在人格形成方面也受到深刻影响，特别尊崇礼仪，讲究忠孝。

值得一提的是，王朝聘口才非常好，具有出色的辩论才能，但是他从不以此炫耀。王夫之少年时，王朝聘曾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进行论辩。憨山大师博闻强识，著述等身，且思维清晰、言语敏捷，在当时是名气很大的得道高僧。但王朝聘与憨山大师坐而论道，谈天说地，语藏机锋，左右逢源，竟然将憨山大师PK得无言可对。

王夫之曾经问过王朝聘，希望知道父亲与憨山大师辩论的内容，也想了解父亲当时PK憨山大师的风采。但王朝聘却并不以此为傲，不像一般家长一样“好汉总提当年勇”，而是微微一笑，也并没有告诉王夫之当时的具体情形。

曾国藩曾说：“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王朝聘淡看虚名，不慕繁华，认为儒者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他虽然长于论辩，并曾于语锋中击败得道高僧，但并不把它看做多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希望王夫之能脚踏实地地读书，而不是着力于与人争辩、一较长短。正因为父亲对名利的淡泊，王夫之也是秉承“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一优良传统，他晚年的传道、讲学，一直恪守着父亲的要求，低调，务实，知之是知之，不知是不知，决不虚饰、孟浪、夸张和粉言。

王夫之隐居之后，虽然勤于著述，著作等身，但是生前更多的时候是籍籍无名，这也恰恰成就了他的伟大。否则，今天去这里讲学，明天去那里布道，跟各色人士打交道，应酬，寒喧，觥筹交错，夸夸其谈，果如此，哪里会有今天的王船山？他哪里能够沉下心来，写下煌煌八百余万字的著作！正是他当年的无名，成就了他后世的耀名。事实上，直到他去世两百年后，他的著作被后人刊刻流传，王夫之这个名字方才大放光芒。

当然，王夫之并不是天然的著述家，他更愿意做一个行动家。写作，也就是“立言”，是在他“立功”而不得的情况下无奈而为之。但王夫之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当一件事情失败之后，他会及时抓住新的机会，进行新的尝试。他决不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对于这一点，作为父亲的王朝聘倒是十分清楚。他希望王夫之不虚度年华，专心做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益之事。

崇祯年间，王夫之因为关心时政，先后加入了“行社”和“匡社”，王朝聘知道后，以为他与友人结社交游，诗酒为乐，消磨志气，于是很不高兴，令王夫之惴惴不安。后来王夫之又曾应邀编选科举考试文选之类的文章，王朝聘听闻后大怒，说道：“这是儒者分内之事吗？”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夫之的这些举动就相当于他学习之余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担任了一些社会兼职，虽然有助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但父亲王朝聘认为这些事情有可能影响到静心读书与潜心治学，不利于一位真正儒者之身心修养，也不利于一个超一流学霸的养成，更怕王夫之误入歧途走了弯路，因此严厉批评了王夫之。

身教重于言传，王朝聘是以儒者之风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也以身作则，同时严格要求几个儿子，对读书以外无关紧要的琐事从内心深处就要say no，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浪费宝贵时间。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王夫之认识到父亲苦心，因此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修身、明德、读书和学习放在第一位。

家庭不是江湖，更不是监狱，而是温馨和轻松的学校。实际上，“虎爸”不发威的时候，也还是可圈可点，可亲可爱的“萌爸”。王朝聘也不总是对孩子们板起面孔，他经历得多，感触得也多，不时发些冷幽默的感慨，儿子也能听出话外之音。有时王朝聘还会和颜悦色地和三个儿子一起饮酒谈心，既不失之苛严，又不放浪形骸，而是张弛有度，拿捏到位。

闲暇之余，母亲谭夫人还会炒上几个好菜给父子几人下酒。酒气菜香，笑语喧哗，家中一片暖意融融的温馨之意。王朝聘即使是微醉了，还不忘教给儿子们做人的道理，询问他们学习的情况，并甚至聊起自己幼年学习时的心得或趣事。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中，儿子们也愿意跟父亲敞开心扉，多聊几句。

王朝聘对儿子虽然严厉得近乎古板，但他其实并不真的是一板一眼的老夫子，他偶尔也跟王夫之喝酒，但不像二弟王延聘那样纵酒和爱酒。他懂得克制，懂得为长之尊。当然，他还鼓励儿子们进行正当的游戏，比如说让他们摆棋对弈，以此为乐，因为这样可以锻炼思维，身心也能得到愉悦，以达到劳逸结合的效果，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不过，王夫之有些看重下棋的输赢，而王介之棋艺虽高，却对结果云淡风轻，因而更受王朝聘喜欢。王参之大都站在一旁看棋，偶尔指点一下王夫之，他不直接跟父亲PK，除非特殊情况，王朝聘直接叫他上，他才作谦谦君子状，严守父子之道，不越雷池半步。如此，王朝聘也觉得无趣。从下棋中，王朝聘能看出三个儿子的个性特点，对王夫之爱露锋芒有些担心。

下棋之余，他也鼓励儿子们舞剑。王夫之剑艺最高，对剑艺也最爱。因此，王朝聘最终把先祖留下的一把宝剑郑重地交给了王夫之。他从不许儿子们学博赛击球和游侠生事，以免玩物丧志。

说王家是一所好学校，一点不假。除了将儿子教育成才外，王朝聘还培育教导了一批湖湘优秀人才。王朝聘对学生们也是“精为研凿”，倾囊相授。据王夫之后来在自己书中的记录，早年王朝聘门生中的出色人物有王夫之的舅父谭允都孝廉，举首欧阳谨，新建县令、贵阳人马丹邻等。直到王朝聘晚年，还有不少有志青年慕名而来，通过王夫之找到老先生求学求教。

父亲潜心教学，桃李满天下，对王氏兄弟也有深刻影响。后来王夫之隐居山野，埋头著述的同时，依然不忘开门收徒，用心教学，慷慨地将智慧之光洒向每一颗求知的心灵。王介之也是如此，并且同王夫之一样，皆有所成。“虎爸”的既威又严和良苦用心，总算没有白费。

3、“狗叔”的套路

与王朝聘“虎爸”式的严厉管教相比，王夫之的二叔王廷聘则是“狗叔”式的温和教化了。狗者，忠心，灵活，通人性，不拘小节，喜爱打闹，不论穷贫富贵，皆一视同仁。王廷聘的教育方式就是这样，他对王夫之三兄弟非常疼爱，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一般看待，对侄子们也丝毫不拿架子，鼓励他们以灵活和人性的方式治学做人。

王廷聘也是学识渊博、博古知今的一位饱学之士，但他的学问素养不像王朝聘那样专注于儒家经义，而是主要体现在诗文词章等方面，他尤其不像大哥那样对儒家之外的学说持排斥态度，而是敞开胸怀，广纳善言，厚德载物，这一点，对王夫之的学问影响深远。可以说，如果不是王廷聘的开放治学，如果不是“狗叔”一而再地推荐一些道家、禅宗等学说给他，王夫之也许就不会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

事实上，王夫之与二叔很是亲近，个性、文风乃至诗学思想都跟二叔很像。在“狗叔”面前，王夫之没有压抑，没有拘束，没有顾虑，完全是“本真”或“本我”状态。而王廷聘最喜欢的恰恰是这种real状态。他认为，作为长辈，不过是比晚辈年岁大一点而已，在人格上，人人都是平等的，犯不着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

“狗叔”虽然宽容，但并不是说王夫之不尊重他，相反，他十分看重二叔的意见。许多重大事情，他都会征求二叔的意见。有时，当他觉得不便跟父亲交流的时候，他就尝试跟二叔交流。二叔如果觉得他大哥王朝聘有些地方做得不妥当，他还可以劝说。至少可以在父子之间作个调节或起个缓冲的作用吧。

王廷聘对晚辈的教育颇有针对性，用当下的话说，就是因材施教。他的教育方式耐心细致，使人如沐春风。他和侄子们相处得好像平辈的朋友一般。王夫之年少贪玩，顽皮得不行。如果不小心犯了错，父亲便对他板起脸来，他结结实实地挨了惩戒之后，有时也会觉得委屈，自己不过是个孩子嘛，顽皮一下很开心，父亲至于那么严肃吗？想不通的王夫之常常就会跑到二叔家里寻找安慰。

王廷聘见王夫之过来，知道他又受到父亲的责罚了，就会和他坐在一起，并和颜悦色地拿出酒来，叔侄二人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等到王夫之心气平顺了，二叔便趁机慢慢劝诫他，告诫他为人处世要谦逊和气，远利蹈义，既不可目中无人，也不能唯利是图。叔父温和抚慰，反复叮咛，说到动情处，便潸然泪下。王夫之字字句句都听在耳中，记在心中。

有一次，王夫之又因犯了过错，被父亲王朝聘罚跪，心中颇不服气。王朝聘又和往日一样正容不语，让王夫之自己思考反省，于是王夫之便又来到二叔家求安慰。二叔王廷聘见王夫之气鼓鼓的，显然是没有领会王朝聘的苦心。为了教育他，王廷聘便牵着他长跪于庭前，并向王夫之说起祖父教育他父亲的往事。原来王朝聘成年之后，已经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但只要有一点点过失，仍然被祖父王惟恭处罚长跪，一定要沉痛谢过之后才能起来。并且，他依然像小时候一样时常受到祖父的勉励训诫，听的时候，必定是要恭恭敬敬地垂手听之。王廷聘把王朝聘被祖父教育的故事细细告诉王夫之，以此阐明王家之优良家风，并向王夫之温语讲述祖父遗训，以致叔侄二人“至于泣下”，流泪不止。

每次在跟二叔敞开心扉，细细沟通之后，王夫之都会对自己的错误恍然大悟，乖乖吃下这枚“安利”回去，向父亲认错。二叔的用心着实良苦，满满的都是“套路”。这样的“套路沟通”，能使得孩子的心理诉求得到及时解答，心理障碍得到迅速疏导，更有利于孩子的心智成长与精神健康。

在《耐园家训跋》中，王夫之便记录了这件事情。虽然是被叔叔“套路”了，但王夫之却从这“套路”中真正明白了父亲与叔父的苦心，也懂得了家风的严格和重要。

有意思的是，王廷聘一生从未入仕。其实他本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为了兄长而放弃了，这一点，也和王夫之的二哥王参之有点相似。当年王朝聘和王廷聘一起参加省试之时，王朝聘不巧忽然生病，很快卧床不起。王廷聘挂念兄长，马上便告别同乡，陪同哥哥乘舟回了家。尽管大哥劝他留下，考完后再回去。但他放弃了这次机会，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记得那次，一路上，王廷聘竭尽全力，精心照料兄长。当时正是炎暑，舟中热如蒸笼，王朝聘病势严重，王廷聘床前端茶倒水，服侍药汤，几乎整整五晚没有合眼。直到王朝聘病情好转，王廷聘才放下心来。

后来王朝聘屡试不中，王廷聘本来对科考入仕兴趣不大，又感于兄长入仕之苦，于是不再奔波科考，一心隐居于林泉之中，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也正为此，他在王朝聘面前，说话的尺度就大很多。王朝聘对这个弟弟的情感也很在乎。

与此同时，王家兄弟妯娌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嫂子谭夫人和弟媳吴夫人相处得有如“闺蜜”，从青年到老年，感情都非常融洽，“白首无间言”。于是一庭之中，兄弟俩在屋外谈话，愉快地讨论着某个儒学话题或天文地理等，妯娌二人则在屋内一边闲闲地做着家务，一边亲热地共话家常。屋内屋外一片其乐融融的氛围。孩子们浸润在这种恬静美好的氛围之中，更是感觉到了爱与温馨。在父辈们的感染之下，王家的孩子们彼此之间都是重情重义、手足情深。

后来王朝聘、王廷聘兄弟俩虽然分开居住，但却来往密切，如果有超过十天没有往来，两家人都会觉得惘然若失。王夫之晚年时想起昔日与叔父家人共度的这些时光与场景，还感叹“欢然忘日月之长”，意思是因为太开心了，乃至忘却了光阴是如何溜走的。

二、长兄如父，二哥如虹

王朝聘、谭夫人共生有三子，在严格的家教之下，三子长大后都各有所成：长子王介之，于明崇祯十六年（1642年）乡试中考中举人；次子王参之，于明弘光元年（1645年）选为贡生，没有参加朝廷考试，在明末战乱中因病早逝；三子即一代大儒王夫之。王家兄弟三人青年时期在当地就有文誉，人称“三凤”，名垂一时。

1.王家“三凤”，长兄有样

明天启二年（1622年），王夫之四岁时，与二哥王参之一起进入家塾，跟从大哥王介之学习受读。王介之比王夫之大了十三岁，其实自己不过也是个少年而已，却小大人一般规规矩矩带着幼弟学习，并且对他要求非常严格。

王介之受父亲王朝聘言传身教，个性端方耿直，孝顺父母，友兄恭弟，仿佛就是一个“复制+粘贴版”的王朝聘。王朝聘当年求学京城，留滞燕邸，南方人到了北方苦寒之地，水土不服，经常生病。王介之挂念父亲，只要一想到父亲在京城受苦，就食不下咽，无欢笑之容。

有一年除夕之夜，父亲留在太学没有回家，王介之侍奉母亲、照顾弟弟们睡下之后，便一个人在廊下徘徊，“宛转欷歔”，悲吟“长安一片月”之诗，一直吟到自己泪流满面。小小年纪的王夫之听到声音之后，悄悄爬起，向门外望去，看到一脸悲戚的兄长。他见兄长如此思念父亲，便懂事地上前安慰，并把这一幕令他影响深刻的场景，记载在了他后来的书本上。

母亲谭夫人有胃痛病，一发病就十天半月卧病在床。王介之自己也体弱多病，但他心疼母亲，每天都拖着病体在床前细心服侍母亲，十多天都睡不好觉，两三天粒米不进。直到母亲病情好转，王介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疲惫不堪的他才肯躺到床上去闭目休息一会。

因为父亲不在家里，母亲身体不佳，自己还是个需要人照顾的。少年的王介之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无微不至地照顾和教育着两位年幼的弟弟。王参之身体病弱，几近瘫痪，王介之全力看护，延医用药，终于费尽心力地将二弟治愈。对于年龄差距较大的幼弟王夫之，作为长兄的他更是倍加疼爱、倾尽心血，教育他比父亲更严厉。

与长兄行为性格都似严父不同，王夫之少年时也曾是个贪玩的“熊孩子”，“少负隽才，倜傥不羁”，甚至也和一般顽童一样淘气叛逆，母亲谭夫人经常为他担忧。后来他回忆自己的少年时期，也曾叹道“蚤岁之破辕毁黎也为加甚，劳吾母之忧者为加笃。”

因此，王介之为这“熊孩子”操碎了心，对他督导很严，十天半月便会用夏楚（戒尺）对他进行惩罚，而且几乎每天都要当面批评他，让“熊孩子”羞愧无言，从此不敢再犯。因父亲在他三岁时便赴京城太学求学，对于王夫之来说，幼年的他正是在长兄的严格教育下长大，对他影响至深，真正是长兄如父了。

对于长兄的严格要求，王夫之是感激在心的，对他始终恭敬尊重。后来到了晚年，王夫之“发敝齿凋”之时，依然时常记起长兄王介之的教导之恩，“未尝不刻骨酸心”。

王介之和父亲一样严于律己，正直无私。王介之和王夫之中举之后，想赴京会考，但家境贫寒，母亲谭夫人之前想尽办法费力筹钱，都给了父亲用作太学求学之资，再没有多余的钱能供他们上京。于是，就有人看到了可乘之机，想利用王氏兄弟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日，当地一个叫金九陛的官员特地登门拜访王介之兄弟。王氏兄弟有些诧异和警觉。果然，金九陛闪烁其词，终于吐露来意。原来当地狱中有一个死囚家属愿以千金之巨，资助王介之兄弟上京，但也附有苛刻条件，便是赴京为死囚求情赦免其死罪。

按金九陛的想法说来，这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死囚可因此免死，而介之兄弟也可成行。如此岂不美哉？

王介之略略思索，便问王夫之：“何如？”王夫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此固不可”，这个绝对不行！王介之因为弟弟果断的回答而喜形于色：“是吾心也。”

原来，两兄弟想到一块儿去了。王介之认为金九陛这个提议实在是荒唐透顶，并非常严肃地说道，此人为死囚，罪大恶极，如若此人真的逃脱死刑，逍遥法外，将来必“祸延于乡党”。他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一己之利而不顾民众之安？他宁愿不上京，也绝对不纵容这些违法犯罪之徒。

金九陛闹了个大红脸，惭愧不已，悄悄走了。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中，王介之中了乡试乙榜，奉诏入太学。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介之与王夫之同时中举，两人后来便一起赴京参加会试，却因战乱不得不返回衡阳，回来不久又遭遇张献忠兵乱之祸，被强行征辟，对兄弟俩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兄弟俩双双逃入山中避祸。

张献忠事件后，王介之决定隐居避祸。他牵念母亲谭老夫人，于是便带着母亲一起屏居于衡阳县长乐大云山麓，从此闭门不出，著书授徒。王介之还筑了一个简易的草堂以供居住，名“泥堂”，以遗民自居，令王夫之十分感佩。

王夫之也在同样的地方隐居，但兄弟俩并未居住在一起，不过住得很近，往来依然频繁，“与夫之异居，徒声闻而已”。

王介之毕生致力于经学，著有《春秋四传质》《春秋家说补》《周易本义质》《诗序参》《诗经尊序》等书，其中《春秋四传质》后被收入《四库全书》。王介之在辨析名理、“扶树教道”等方面也深深影响了王夫之，晚年他曾自题座右铭：“到老六经犹末了，及归一点不成灰。”意思是自己长年研读六圣，到老还没研究透彻，只略懂些皮毛。大哥王介之在这方面远超自己，成就非凡。

王夫之对王介之极为钦佩，为他的著作《诗传合参》作序，又为其《耐园家训》作跋，兄弟俩互有赠答诗多首。王夫之还特别为兄长作了一篇传略，称赞他“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为用”。

2.手足情深，二哥为伴

二哥王参之，性格温和，和王夫之年龄也更接近，与如严父一般的长兄相比，王参之更像是弟弟的同学与玩伴。小时候，王夫之和二哥一起上私塾，一起受教于大哥，一起跟学于父亲，简直形影不离，兄弟俩感情很好。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参之原本要和王介之、王夫之一起去武昌乡试，但恰好母亲谭夫人病重，父亲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无法照料母亲，自己也需要人照顾。兄弟三人都放心不下，辗转反侧。

为了侍奉父母，王参之下定决心，毅然放弃了去科考的机会，并挥泪送走了王介之和王夫之，独自在家悉心照顾二老。

王参之内心深处，当然是想参加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一展抱负，实现济世救民的儒家理想，毕竟寒窗苦读多年，洒下了多少汗水，费尽了多少心血。但是忠孝难以两全，该如何抉择？没有太多犹豫，他毅然选择了在家为父母尽孝，把科举入仕、为国尽忠的机会坦然让给了长兄与小弟。

临别时，王夫之对二哥依依不舍，他知道是二哥牺牲了他的前途，换回来自己和大哥的放心前行，心中不由得浮起了对二哥深深的歉疚之情。此时的二哥参之，在王夫之的眼中，便如雨后天边的彩虹一般，美得让人隐隐心疼。或者准确地说，二哥如虹一直相伴，平时王夫之似乎没有特别感觉到，因为虹隐藏在风中，隐藏在云中，隐藏在闪电中。但只有暴风雨降临之后，虹才突现显现出来。因此，王夫之强忍着泪水，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生怕一回头，就会作出另一种选择，遂继续昂起头前行。他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二哥的牺牲，一定要相信前方高能，一定要考出好的成绩，金榜题名！

这次考试，王夫之与王介之果然都一举中第。接到这重磅喜讯的当天，“王家三凤”中的两凤中举的消息马上就在衡州当地喜提热搜榜第一！人们纷纷向王朝聘道贺，恭喜他生了两个好儿子。

王参之很为兄弟的成功中举感到高兴。虽然他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科举的机会，但并不为此感到遗憾。王夫之虽然高兴，但看到二哥似乎比他还高兴，反而一下子伤心起来，他一直有一个设想：如果二哥也参考了，是不是也会高中呢？要是那样，岂不更完美？

王夫之对大哥悄悄说：

“二哥越高兴，我越想哭。”

“三弟不必自责。要责，长兄当自罚。”

王介之说完，叹了一口气，便继续安慰道：“不过，三弟有此善良，可为大事也。家母有病，终得有人照料。幸而咱俩没有辜负参之的牺牲，也没有辱没王家声望，亦为父母争了光。如果去而不中，才是憾事矣。”

虽然都是王家儿子，但各人的才情却不一样。这是事实，强求未必能得。在王参之看来，长兄与小弟的才学好比打了“高光”，他与之相比，未免黯然失色，但他从不为此感到嫉妒、焦虑或者不安。他让出考试机会、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兄弟俩的前途，这个举动可以说是非常无私的。如果三兄弟之中有人必定要做出牺牲来成全另外两人，王参之会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的那个，这是他最为坚定的想法。一家三兄弟，不可能每个人都中状元。在王参之心里，家人安好便是晴天。后来，王夫之和王介之的成就的确远远在王参之之上，王参之为两位兄弟感到骄傲和自豪。

前文提及过，王参之身体本就孱弱，幼时几尽瘫痪，在长兄王介之精心照料之下方才好转，也成为了一名饱读诗书的才子。然而在后来的战乱之中，他屡受惊吓，辗转奔波，又牵挂父母和兄弟，病势又转严重，再加上当时疫病横行，他也受到感染，病上加病。

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十四日，王参之在兵祸中病亡。

王夫之为二哥的逝去悲痛不已。

正因为与兄弟手足情深，共渡难关，王夫之一生之中十分重视兄友弟恭。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就十分重视血浓于水的手足亲情，“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的“悌”，就排在“孝”之后。“悌”字从字面上看，涵义也很明显，为“心”字旁，再加一个弟弟的“弟”字，表示弟弟敬爱兄长，也就是兄友弟恭之意。

父与子，兄与弟，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王夫之自己的小家庭。王夫之共有四个儿子，两个儿子在战乱中早夭，只留下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儿子王攽、王敔。王攽在伯父王介之家长大，王敔则是在王夫之身边长大，两人的母亲都去世得早，彼此的生长环境不一样，个性不一样，学术上的偏好与观点也不一样，因此不甚和睦，争吵不断。

王夫之为此感到忧虑，曾殷殷嘱咐儿子们说：“汝兄弟二人，正如我两足，虽左右异向，正以相成而不相戾。况本可无争，但以一往之气，遂各挟所怀，相为疑忌。先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天下人无限，逆者顺者，且付之无可如何，而徒于兄弟一言不平，一色不令，必藏之宿之乎？试俯首思之。”

对王夫之来说，两个儿子，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都是内心疼惜不已的孩子。两人个性迥异，正好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如果两兄弟因为一时之气而相互猜疑，水火不容，那绝不是王家家风所提倡的，也不是王夫之所希望看见的，因为这样的话“家必不长”。在王夫之的教育之下，王攽和王敔终于打开心结，兄弟俩握手言好，后来也各有所成。

给子侄们的信件中，王夫之也反复叮嘱家人之间千万不可心存嫉妒，更不可手足相残：“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贫似我者，强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万万，尚然弱者不可妒忌强者，强者不可欺凌弱者，何况自己骨肉！……不能于千人万人中出头出色，只寻著自家骨肉中相凌相忌，只便是不成人。戒之，戒之！”

这些苦口婆心，不仅仅对王家后辈在处理家里这本“难念的经”时，给出了处方，实际上，也是许多和睦家庭都应该遵循的为人处世之道。即便是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言不过时、大有裨益。

三、添香的红袖，不灭的灯光

1.婚姻是缘，知足有福

王夫之非常重视婚姻，他认为，婚姻是人伦关系的根本：“婚姻，人道之大者也。”夫妻俩只要相亲相爱、互敬互重，那么就可以白头偕老，共度一生。德为夫妻之义，良好的婚姻，需要“年齿必当”“才质必堪”。

在这里，“年齿必当”是指夫妻二人年龄相当，而“才质必堪”则包括“才”和“质”两个方面，才为“耳聪、目明、言从、动善、心睿”，是指双方彼此的怜惜懂得、知冷知热，质则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质。

王夫之曾道：“乃其为质也，均为人之质也，则既异乎草木之质、犬羊之质矣。”这是王夫之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也就是说，两个人的三观要一致，三观一致才是灵魂伴侣，才是最佳CP。王夫之的这番论述可以说是直击婚姻之道的本质，对当下年轻人的择偶不无启迪意义。

在明末清初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婚姻其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选择自由恋爱，因此，对于王夫之来说，他的婚姻是先婚后恋，他的父母也是如此。

王夫之的父母在婚姻方面给他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王朝聘元配綦夫人，是宁远教谕綦公文佳的女儿，两人育有一子，可惜三岁时便夭折了，綦夫人伤心之下，亦于万历甲午年（1594年）去世。后来王朝聘续娶了谭夫人，谭夫人即王夫之三兄弟的生母，为人温柔重情，待人也很真诚，与王朝聘的感情非常融洽。

王夫之曾经在《姜斋文集》中回忆自己父母的恩爱之情。王家祖上虽然是殷实人家，但传到了父亲王朝聘手上，只有几亩薄田，家徒四壁，而他又宦游四方，进京读书，家中开销很大，家庭的重担几乎都压在了母亲谭夫人身上。而谭夫人为了支持丈夫，便忍痛卖掉自己的首饰和衣物，并且精打细算，筹集钱财，以帮助他进京求学，实现理想。

谭夫人是理家的一把好手。王夫之三兄弟的书卷衣物、人情往来，以及娶妻生子这些开支费用，都是谭夫人辛勤操劳和精打细算所节余出来的。但谭夫人又绝不吝啬贪财，只要家中有剩余的钱物，谭夫人都会分给更为贫困潦倒的亲戚朋友，囊中从不留余钱，并说：“奈何以有用置无用之地耶？”意思是，为什么把有用的东西搁置起来不让它发挥效用呢。谭夫人性格温和淡然，即使在晚年遭遇丧乱，也能布衣粗食，“欣然如素”。

谭夫人还告诫儿子，存钱或者买田，并非儒者之风，钱财往往是招祸之源。因此王夫之兄弟也视金钱如粪土，颇有仗义疏财之风。王夫之后来更是慷慨解囊，把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用以起义抗清。

与王夫之交好的别峰庵长老曾在讲经时说道：“天下无和峤之弊者，惟船山一汉。”和峤是西晋大臣，以吝啬著称。无和峤之弊者，自然指的是不贪财的人。别峰庵长老认为，王夫之就是这样难得的视钱财为无物的人。

其实，当时社会风气败坏，拜金主义严重。明末学者朱载堉曾在《山坡羊·钱是好汉》中写道：“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它诸般趁意，没了它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朱的文章辛辣讽刺当时社会的贪财之风。而王夫之卓然傲立，成为滚滚浊流之中的一股清流。可谓难得和可贵。

谭夫人也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不慕富贵之人，王朝聘和谭夫人伉俪情深，白头偕老，还在于他们在精神上的高度契合。用现在的话说，两人三观极合。因此，他们看似平淡的爱情却经得起长久的岁月之考验。

只要两个人精神契合，即使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琐碎之中，爱情也不会消解或者消亡，而是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其中的关键是感恩，奉献，知足。

谭夫人特别勤劳，总是闲也闲不住，即使是到了老年依然忙碌如昔。王朝聘年纪大了，患有痰疾，病势转重，谭夫人便亲自煮药调食，悉心照料丈夫，不会把这件事委派给儿媳或者僮婢来做。

有一次，王朝聘病重之时，谭夫人也已经生病，羸弱不堪，但依然如平常一样强撑着病体，起早贪黑地照顾丈夫，任劳任怨。

正是因为谭夫人对丈夫不离不弃，细致体贴地关怀着他的饮食起居，无论王朝聘做了什么决定，都坚定地支持他跟随他，才使得王朝聘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和学术之中。

顺治四年（1647年），王朝聘去世。彼时战乱，满清入关，百姓流离失所，他也死于忧愤之中。

临终时，王朝聘嘱咐儿子，誓不降清，且要求其遗体不得过城市，避免“与腥膻相涉”。清顺治六年（1649年），王夫之与友人起义抗清失败后，谭夫人尊崇王朝聘的遗志，鼓励王夫之赴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继续抗清。

谭夫人临终前，也嘱咐儿子说：“归葬先君子岳阡之右，远离城市秽土，协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志。”

意思是要儿子把自己葬在王朝聘墓旁，远离清政府已经占领的城市，以自己的追随协助成全他的清白之志。在民族大义面前，谭夫人也始终与丈夫并肩站在一起，爱惜并维护他的心志理想，二人凛凛风骨，至死不变，让人肃然起敬。

可见，在一个家庭之中，女性看似弱小实则强大，她以自身的柔情暖意全力托起了家的一方晴空。王夫之的母亲谭夫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母亲对父亲的全力支持与默默付出，王夫之十分赞赏和感激。

婚姻是缘，知足有福。在父母身上，王夫之看到了最好的幸福，那就是两个人彼此的感恩与珍惜，是尔侬我侬、两情相悦的精神契合，是无怨无悔、不计回报的甘心付出。他也因此认为，夫妻相处之道即是互敬互爱，相互依恋。他的爱情与婚姻模式也与父亲很是相似：精神契合，相互尊重，患难与共，相濡以沫。

2.春风十里，不如有你

王夫之一生之中先后娶了三个妻子，陶夫人、郑夫人和张夫人。王夫之与三任妻子关系都处理得非常融洽，他们之间并没有轰轰烈烈、荡气回肠的偶像剧情节，有的只是平平淡淡、温馨自然的相知相守。

婚姻之中，王夫之并不把妻子看作自己的附庸。在他眼里，妻子是他的爱人、伙伴以及知己，他们的灵魂可以平等对话，相互怜惜又懂得，也彼此知冷知热。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有这样思想的人并不多。王夫之很早就有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在实际生活中，他也十分尊重女性。这一点尤其难得。

崇祯十年（1637年），王夫之十九岁时，娶同县陶万梧处士之女，十六岁的陶氏夫人。陶万梧为同里首富，陶夫人实是一名秀丽端庄、娇生惯养的“白富美”，追求者一定少不了，王夫之为何能秒杀所有的追求者，而独得到陶夫人的青睐呢？是外貌吗？当然不是。典籍上没有记载王夫之年轻时相貌如何，以王夫之的个性，也不会在意自己的外貌是否英俊，这桩婚姻的促成更多的是陶夫人的父亲陶万梧看中了王家的家规家风，更看中了王夫之的才气与人品，便把美貌贤淑的女儿嫁给了他。

可见，爱情和婚姻并不是看脸，才华才是硬道理。当下耽迷于“外貌协会”的年轻人很多，其实，再美的脸孔，也经不起时间的磨损。而才华恰恰需要时间的打磨，而且越打磨，越光亮。

小夫妻年少相知，情意深厚。陶夫人虽然出身富家，但是为人善良贤淑，从未有过嫌贫爱富之心，而是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勤俭持家，安贫乐道地忙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将小家庭经营得井井有条、其乐融融。虽然没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平凡的日子，因为两个人无限温存的相依相守，红袖添香，夫妻同心，让平凡的日子也在尘埃中开出花来了。

王夫之读书勤奋，一直要读到深夜，依然手不释卷。陶夫人便默默陪伴，或与他剪烛送茶，或坐在他身边静做女红。两人偶尔抬头，目光相碰，便相视一笑，温馨无限。

有一次，王夫之读书累了，便走到庭院之中放松闲步，见夜空上月影偏西，星光闪烁，而厨房里依然亮着光。他走近了一看，原来是勤劳体贴的陶夫人依然默默在灶下忙碌，不由得心生暖意，遂生出“得妻如此，夫复何求”之感。

还有一次，王夫之读书读到晚了，竟然忘记了睡觉，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直到听到鸡鸣之声，他才揉揉困倦的眼睛，抬头望向窗外，方知东方渐白，天已拂晓。而陶夫人虽然疲累不已，但丈夫不睡下，也就一直强撑着陪着他不睡，让他大为感动。

王夫之喜欢买书藏书，但家中贫寒，并无太多余钱买书，有时也免不了囊中羞涩，望书兴叹。陶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支持丈夫买书，陶夫人不惜典当了自己的首饰。

女子本来就爱美，陶夫人又出身于富贵人家，首饰都是精致贵重，是她心中钟爱之物，但是为了丈夫的精神食粮，陶氏忍痛割爱，以首饰换得买书之资。只要丈夫看到新书的展颜一笑，她也便跟着心生欢喜。

王夫之是一位体恤妻子的好丈夫、一枚十足的暖男。对于陶夫人的付出，他一点一滴都记在心中，从来不曾遗忘。他也从来不疾言厉色对陶夫人说话，总是温言以对，对妻子的辛劳十分心疼。虽然他从不像现代人一样将“爱”字挂到嘴边，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对妻子的爱与感恩，并把他记忆中的闪光细节写进诗里，以作为对陶夫人的纪念。

清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初四，陶夫人因父母兄弟都在战乱中亡故，过于悲痛，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年仅二十五岁，后葬于王衙山。

两人少年便结发为夫妻，岂知只共同生活了仅仅九年，陶夫人便离王夫之而去。王夫之为陶夫人之死悲痛不已，作《陶孺人像赞》，并请刘明遇为陶夫人作墓志铭，铭云：“陶孺人产衡阳千亩侯，赀累钜玩，作合于青灯布缕之孝廉，而不挟富以骄其夫家。家常则膏沐盥漱，闻鸡戒旦；乱则抱形负影，生死相怜，女中之有须眉气，有铁石心者也。”字里行间流淌着王夫之的深情厚意。

在后来的岁月中，王夫之常常都会怀念起陶夫人，思念那个在“千亩侯”的富贵之家娇生惯养，然而一嫁过来便洗尽铅华、洗手作羹汤的贤惠女子。即使是在陶夫人死去十年之后，王夫之想起早逝的结发妻子，依然悲不自胜，作下《悼亡四首》，以抒发对妻子的思念与不舍，前两首为：

“十年前此晓霜天，惊破晨钟梦亦仙。一断藕丝无续处，寒风落叶洒新阡。”

“读书帷底夜闻鸡，茶灶松声月影西。闲福易销成旧憾，单衾愁绝晓禽啼。”

第一首诗中，王夫之先是回忆十年前，也是在这么一个霜天拂晓，妻子陶夫人撒手人寰，她的去世带给自己无限的悲伤与震惊。人说藕断丝连，可是与妻子的深情却再难延续了。她长眠于地下，如今寒风吹拂，落叶洒满了新修葺的坟墓。

第二首诗里，王夫之感念起妻子点点滴滴的好，感怀起她的陪伴与照顾。他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最有福之人，而如今只能感叹彩云易散，闲福易销，无限遗憾。自己独守空床，悲伤欲绝，就这样眼睁睁地思念着妻子，一夜无眠，直到清晨鸡鸣。

他还在诗中称自己是“残帏断帐空留得，四海无家一腐儒”，残帏断帐，四望凄然，茫茫人世间仿佛只有他一人茕茕独立。如此伤心之语，可见他对妻子用情之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王夫之对妻子的深情缱绻，使得他这样一位以理性严谨、刚烈耿直著称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显得更加有温度。

3.灵魂伴侣，最佳CP

清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王夫之继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夫人为妻，这时王夫之已经三十二岁。人到中年，又再续弦，王夫之对这段婚姻加倍珍惜。他并没有因为与陶夫人情深意笃而把上次婚姻的影子带到这次婚姻上来，更没有把陶夫人和郑夫人大作比较、处处挑剔，或是把郑夫人当做陶夫人的替代品、聊作安慰，而是对郑夫人更加体贴和尊重，不给她造成任何心理负担或者压力，且更为珍惜与她相处的点点滴滴。

郑夫人知书达理，性格温柔，又善解人意。她如陶夫人一般勤俭持家，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琐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对王夫之嘘寒问暖、知冷知热。

但和小家碧玉的陶夫人不同的是，郑夫人更加精通文墨，且见识过人，她知道王夫之并非寻常人物，深深理解丈夫的爱国情怀，对他的理想和抱负都非常支持，从而被王夫之引为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与灵魂知己。

在相依相伴的岁月里，为了抗清复明的事业，郑夫人义无反顾地陪着王夫之一起出生入死、历尽艰辛。1650年冬，王夫之无法追随永历帝南行，一度被幽困广西永福水砦中，夫妻俩一起绝食了整整四天。后夫妻俩商量返家，又遇到大雨倾盆，大雨整整持续了六十日，无路可走。二人甚至做好了一同赴死殉国的打算。

王夫之于是口诵记录故国之思的诗给妻子听，两人流着泪相互勉励。后来王夫之在《哀雨四诗》和《续哀雨四诗》中记录了这件事。诗序中写道：“庚寅冬，余作桂山哀雨四诗，其时幽困永福水砦，不得南奔，卧而绝食者四日。亡室乃与予谋间道归楚，顾自桂城溃陷淫雨六十日，不能取道，已旦夕作同死计矣。因苦吟以将南枝之恋，诵示亡室，破涕相勉。”这里“亡室”指的就是郑夫人。

在《续哀雨四诗》中，王夫之也曾写道：“寒烟扑地湿云飞，犹记余生雪窖归。泥浊水深天险道，北罗南网地危机。”写的也是这次与郑夫人一同返乡时所面对的困境。

但无论日子有多么困难，郑夫人始终无怨无悔，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做他生活上乃至精神上最有力的支撑。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她对他始终不离不弃，而他对她则是充满爱与感激，他们用爱情把艰苦的岁月过成了闪亮的日子。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曾回忆自己的母亲郑夫人：“通文辞而不拈笔墨，体孱弱而躬亲釜臼，播迁与先子以节义共矢，栖迟与先子以薇蕨共甘。”在儿子笔下，郑夫人亦能诗文，但因为忙碌，自己却从不拈笔墨，心甘情愿为王夫之，为这个家庭奉献与付出。她身体孱弱，却亲自操持家务，不假手于人，事事做得细致熨帖。她与王夫之一起颠沛流离，一起避世隐居，一起共誓守节义，在山野间同采薇蕨为食。日子过得再苦，她也举重若轻、甘之如饴。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郑夫人病卒，年仅二十九岁。而王夫之彼时四十三岁，他们相知相伴竟然也只有十一年的时光。悲恸之下，王夫之于泪光中放眼望去，天地间仿佛全部失掉了颜色，只见一片灰暗，只有枯枝败叶。

于是，王夫之在山野之间，又搭建了一个草舍，取名叫做“败叶庐”。一半是纪念郑夫人，一半是表达郑夫人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没有郑夫人的日子，他眼前的一切，都是枯枝“败叶”，这是何等的深情。

不仅如此，郑夫人去世之后，王夫之一共写了十四首诗来悼念她，其情真意切处，令人哽咽，不忍多读。他还在《来时路·悼亡》之一中叹道：“来时苦大难，寒雨飞瀼瀼。今者复何日，秋原称叶黄。”失去妻子之后，他心中的悲伤，便如这淅沥寒雨，飘飞黄叶。

多年之后，他依然会为她的逝去而悲伤，认为她是他生命中难得的知音，写下“一万五千三百三，愁丝日日缠春蚕。天涯地窟知音绝，新剪牛衣对雨谈。”日日思念，未尝消减，然而知音已逝，再难得到。

王夫之悼念郑夫人的词中，除了深切的相思之意，也融入了苍凉的家国情怀。如《扫地花·忆旧》：“微霜碾玉，记日射檐光，小窗初透，夜寒深否？问素罗新裁，熨须铜斗。闲揽书帷，笑指砚冰，蹙皱香篝。有黄熟篆销，芳膏结纽。自惹闲愁后，对莲岳云压，苔潭珠溅，炉烟孤瘦。叹渺渺京华，不堪回首。碧海人归，雄剑谁怜孤吼！空凝望，绕湘流，暮云荒岫。”

这首词之上阙，写的是与郑夫人一同生活时的温馨片段，点点滴滴，宛若就在眼前，词之下阙则是抒发家国之思，故土之恋，悲怆豪迈，令人深思感叹。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认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要求女性遵循“三从四德”，使得她们完全失去自我，沦为男性社会的附属物。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夫妻二人难有爱情可言。而王夫之并非大男子主义者，他对妻子既敬且爱，重情重义，平日生活里举案齐眉、恩爱有加，在诗词中更是细致而温情地刻画出妻子作为中国传统女性贤淑坚韧、知书达理之美，并为此发出由衷的赞美之声。

在那个时代，王夫之对妻子的这种尊重和爱护对家庭中的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和难得。

建设好家庭才能成就“第一所学校”。王夫之认为，家教家风靠夫妻共同扶持，只要夫妻同心，和睦共处，便可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则虽然贫穷却可甘之如饴。

爱是一道光，可照亮彼此的灵魂，温暖各自的心境。

王夫之在《寄弟侄书》中也曾写道：“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之于心，以积怨恨。”对于与人相处之道，他认为就是如果内心深处生出意见或者不满的话，必须随时沟通，及时理解并消除误会，不能一味藏在心中以生芥蒂或积怨恨。

夫妻相处之道也无外乎此。

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家庭问题：“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礼记·大学》中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段大家常引用的话，说的就是古代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之品德的人，就要先治理整个国家。想要治理整个国家的人，就先要管理好整个家族；想要管理好整个家族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品性；想要端正自己品性的人，先要使自己意念真诚；想要使自己意念真诚的人，先要达到让自己认识明确；想要让自己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探究事物的原理，通过对万物万事的研究，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品性才能端正；品性端正后，才能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族；家族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身处朝代更迭的乱世，王夫之把齐家与治国、忠孝与爱国紧密联系，秉承“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之志，一生忠于故国，并道：“齐家之教，要于老老、长长、恤孤，而可推此以教国矣”，即“正己齐家而忧社稷”。

正是家庭关系的融洽以及妻子的理解与支持，使得王夫之能够得以安心埋头于他的学术与创作，在云诡波谲的乱世之中依然写下体量庞大的著述，最终成为一代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