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家世和性格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號湛園，又號葦間，浙江慈溪（今寧波市江北區慈城鎮）人。明末清初文學家、史學家、書法家，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江南三布衣”。

慈溪的姜姓，系從餘姚遷徙而來。據清乾隆十一年刻本《姜氏世譜》，餘姚姜氏第八世，立德的第三子姜伏延從餘姚遷徙到慈溪，是爲慈溪姜姓的宗祖。姜伏延生二子，四端和四維。四端無嗣。四維生一子，即姜淵。姜淵生三子：錦、鍈、鑑。姜錦生一子姜槐。姜槐，字厚齋，少孝友，有長者風，以子國華貴，贈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崇祀郡鄉賢，生六子國泰、國秀、國華、國望、國器、國佐。國華，即姜宸英的高祖。

姜國華，字邦實，别號甬洲。生於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嘉靖二十五年（1546）中鄉試，三十五年（1556）舉進士，以丁憂歸。三十八年（1559）殿試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營膳司主事，後升河南按察使司僉事，轉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時礦寇充斥商洛間，劫略吏民爲害。公從容指授方略，抓捕渠首，陝東西四千餘里威懷並著。爲人惻隱有仁慈之心，尤廉潔奉公，去官歸鄉時其家依舊“環堵蕭然，舊田四十畝，分毫無所增”。而且性格剛直，“不能以時俗圜轉附和”，從而屢屢招致降斥，“遂終身去官不仕”。

曾祖姜應麟（1546—1630），字泰符，號松槃，姜國華長子。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任神宗朝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卿。天性剛直，在神宗朝“争國本”事件中冒死勸諫，力勸神宗“册立元嗣爲東宫，以定天下之本”，惹怒天子而被貶斥。姜宸英時常自豪地向友人提起先祖的事情，而且曾爲姜應麟撰寫了長達數千言的《先太常公傳略》。

叔公姜思睿，字顓愚，明崇禎四年（1631）任御史，因上疏條陳“天下五大弊”而觸怒天子，被謫去“監視邊務”；後又因彈劾當時的首輔大臣周延儒私偏私瀆而被罰俸、排擠。在當時與温洪業、董守諭齊名，並稱“浙東三俊”。

由此可見其高祖和曾祖廉潔自守、忠君愛民，不以時俗圜轉附和的品格，對於姜宸英的影響是巨大的，其耿介而不隨世移、以名節自重的個人品性，無疑來自於家族先輩們的影響。

儘管這種性格影響了他一生的科舉和仕途，但他似乎從來没有一絲改變的意思，更多的反倒是得意和自我欣賞，因此終其一生都保持着這種桀驁不馴的品性和不願對人卑躬屈膝的操守。康熙三十五年（1696），姜宸英與方苞同客天津，曾不無自豪地回顧了自己一生中得罪權貴的三件事情：

“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别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志吾墓，可録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書裝，遂與絶。崑山徐司寇健庵，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内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庵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即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

姜宸英明白自己“所以困至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着這類冒犯權貴的事情，確實是天性使然。第一件事情中的成德，就是康熙朝武英殿大學生、一代權臣納蘭明珠的兒子納蘭性德。對於姜宸英的傲岸不羈，納蘭性德並没有計較：“於是時相子百計請罪，先生始終執禮。”後來姜宸英在《祭容若侍中文》裏回憶道：“我常箕踞，對客欠伸，君不予傲，知我任真；我時嫚罵，無問强弱，君不予狂，知予嫉惡。激昂論事，言瞪舌撟，君爲扺掌，助之叫號。”但其他人就没有這麽大度了：“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而安三知之恨甚，時相遂與尚書比而尼先生。”由此直接導致姜宸英的屢試不第，終生窮困落拓。

二、生平和交遊

姜宸英生於明崇禎元年（1628），明亡時才17歲，照理説他不該過多背負“爲明守節”的道德重擔，但鑒於姜氏先祖在明朝的倡言建策，曾經有名當世，再加上關乎夷夏之辨，因此，他並没有選擇貿然應試出仕。從現有資料來看，康熙五年（1666），39歲之前，姜宸英没有參加過清廷舉行的任何考試。在明亡後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姜宸英都在家鄉和江南一帶活動。25歲之前，隱居家鄉山中，與里中馮宗儀、馮遜庸、秦祖襄、姚紀等人時常晨夕談論，商榷經史，旁及詩賦。馮宗儀（1602—1690），字元恭，别號魯庵。據雍正《慈溪縣志》卷十《文苑》：“馮宗儀，字元恭。揚州守文偉之子。宗儀幼承家學，與同里姜宸英西溟及劉純熙晦生、姚紀亦方輩肆力古文詞。純熙、紀皆前死，宸英亦客四方，宗儀讀書益力，日手一編，句解字詁，黎明據案，入夜不休，寢食櫛沐皆廢罷。”馮宗儀幼承家學，其父馮文偉曾官揚州太守。馮遜庸（1628—？），字孟勉。與宸英“同庚生，幼同學，長益相善。當甲申、乙酉之際，經涉横流，拋荒舊業，而余與孟勉從播遷之餘，終日扺掌談縱横王霸之略，無復當世意”。姜宸英成童後隨孟勉父受業。秦祖襄（？—1661），字汝翼，號復齋。明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曾任徽州知府。姜宸英讀書慈溪東山時，曾有密切的交往，常常“促膝語平生事”。通過與里中友人的交往、唱和，姜宸英進一步擴大了其在鄉中的文名，並時常在周邊坐館授徒，先後在鎮海、定海等地收徒教習。

大約從康熙元年（1662）起，姜宸英的足跡開始由浙東轉向浙西嘉興和江蘇蘇州、無錫、揚州等地，開始結交各地的朝野文人，參與各地的文社詩社，出入當時文壇一流人物的雅集聚會。這些文人幾乎囊括了康熙朝的全國知名人物，如王士禎、朱彝尊、陳維崧、納蘭性德、魏禧、汪琬、計東、邵長蘅、查慎行、秦松齡、汪楫、孫致彌和汪懋麟等，均爲一世才俊。姜宸英甚至還得到了前輩文壇泰斗吴偉業、龔鼎孳和周亮工等人的贊許和提携。

而在輦下詩人文士主持並組織的宴飲聚會，更是時常能看見姜宸英的身影。如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三、四日，姜宸英就曾兩次參加錢曾述古堂文宴，與宴者有徐乾學、陳維崧、李良年、吴綺、吴任臣、盛符升等。又如康熙十八年（1679）夏，與朱彝尊、嚴繩孫、陳維崧、秦松齡、汪楫、張純修等人在納蘭性德家的渌水亭觀荷飲酒。再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元宵節，與朱彝尊、嚴繩孫、陳維崧、顧貞觀、吴兆騫、曹寅等人參加納蘭性德花間草堂舉行的文宴。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徐乾學召集下，姜宸英參加了修禊城南祝氏園的聚會；同年社日還與徐乾學、朱彝尊、陳廷敬、王士禎等在城郊黑窑厰飲酒聚會，在這次聚會上，詩人們借窑厰變遷感慨故國今朝、抒己性情，作詩聯句，成爲一時文人雅集的典範。隨着不斷參與這些當時文壇一流人物的交流、集會，姜宸英聲名遠播，聲望日隆，甚至名達聖聽。

隨着清朝政權漸趨穩固，且在康熙帝尚經右文的政策下，許多山野遺民也開始違背初衷，不再堅守蓬廬之境而開始登途科舉。家族曾經的輝煌，又不願意只是僅僅作爲一名普通的文人入《文苑傳》，導致姜宸英也步入了科舉的大軍。正如姜宸英所説的那樣：“北闕已除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他自己也於康熙五年（1666）開始參加省試。然而時運不濟，造化弄人，一直屢試不第。據其康熙二十六年（1687）回憶：“予久困場屋，薦卷者六，而被摘者三。丁卯試京兆已定第二名，以言忤監臨陸御史，末場詭稱墨貼之。言路憤惋，欲爲申理，復爲御史巧沮中止。其人雖不久罪逐，而予之老困甚矣。”但其屢試不第，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性格粗疏，恃才傲物，以致於在考試中時常違格或觸怒考官。據全祖望《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記載：

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佹得佹失，而先生亦疏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粗，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謄。

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學鴻詞特科考試，本來是個絶好的機會。“江南三布衣”中的朱彝尊、嚴繩孫和姜宸英均呼聲甚高，但朱、嚴皆被推薦應試及第，而姜宸英再次失之交臂：“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生（姜宸英）。掌院學士昆山葉公（葉方藹）與長洲韓公（韓菼）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這樣，“三布衣”很快只剩下姜宸英“一布衣”了。作爲補償，康熙十九年（1680），葉方藹被任命爲《明史》的總裁官後，就舉薦姜宸英入明史館。於是，姜宸英以布衣的身份，食七品官的俸禄，加入了明史館，被分配主持《刑法志》的修撰。後來，徐乾學任《大清一統志》的主持，也拜請姜宸英參加編寫。

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再次應試，此時他已是年近七十了。若不是康熙皇帝久識其名，或許姜宸英仍將埋没無聞。姜宸英録取的細節，清人阮元《兩浙輏軒録》有詳細記載：

年七十始捷南宫，殿試進呈，名稍殿，上問：“十卷中有姜宸英否？”大臣有識其字跡者，謂：“第八卷當是。”上云：“宸英績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一甲，爲天下讀書人勸。”於是以第三人及第，授史職。

顯然，康熙對這位江南老布衣的遭遇非常同情，對其才華亦是欣賞有加。過了兩年，即委以順天府副主考的重任，而主考官則爲姜宸英的同榜狀元李蟠。據蔣攸铦所撰傳記：“李蟠（1655—1728），字仙李，彭城人，幼岐嶷，讀書十行俱下，爲文洋洋數千言，下筆不加點。康熙二十九年（1690）舉人，三十六年（1697）成進士。制策問軍政、吏治、河防諸事，蟠條對剴切，治河策尤稱上意，遂擢爲一甲第一人，授修撰，入國史館撰修《一統志》。”可見李蟠自幼聰慧穎悟，文思敏捷，閲歷廣泛，見識超群，臨事機警，且風度氣質較佳。康熙皇帝欽定李蟠爲狀元，可謂慧眼識人。而命運似乎注定要將李、姜二人捆綁在一起。

順天府即京師。京師既是人文薈萃之地，亦是達官貴人聚居之地，更是矛盾聚焦之地，順天府的考官顯然並不好做，亦可見朝廷對李、姜二人之倚重。康熙安排的這主、副兩位考官，一爲狀元，一爲探花，一位年富力强，一位德高望重，看似天作之合，但没想到剛一放榜，因爲榜中多爲大臣子弟，於是落第士子編造歌謡“老姜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頭”，並散發傳單，指斥正副主考“納賄營私，逢迎權要”，一時間京城里謡言四起。當時有一篇《士子揭世文》，貼滿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廣爲流傳：“不意順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絶滅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簡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鏹熏心，炎威眩目！中堂四五家盡列前茅，部院數十人悉居高第。若王、李以相公之勢，猶供現物三千；熊、蔣以致仕之兒，直獻囊金滿萬。史貽直、潘維震因乃父皆爲主考，遂交易而得售；韓孝基、張三弟以若翁現居禮部，恐磨勘而全收。年羹堯携湖撫資囊潛通一萬，朱世衍舁督學穢蓄直達寢門。勵廷儀則畏宗親要路，兼受苞苴；收嚴密乃修同譜私情，不嫌乳臭。……”

這篇所謂的揭帖，將收賄受賄之官員姓名、官職，疏通關節之伎倆，賄賂的錢兩數目，事無巨細，一一明列揭文之中，寫得有板有眼，似乎言之鑿鑿，極盡煽動之能事，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好事者推波助瀾，傳播流言蜚語，攻擊矛頭無有例外地指向主考官李蟠和副主考姜宸英。更有甚者，當紅劇作家孔尚任以此爲題材，寫了一部《通天榜傳奇》，將之搬上舞臺，在北京城火熱上演。一時舉國譁然。於是，江南道御史鹿佑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一月丁酉（初三日）上疏康熙皇帝，彈劾順天鄉試正副考官李蟠、姜宸英：“以賓興論秀之典，爲縱恣行私之地，實爲有玷清班，請立賜罷斥。”康熙皇帝聽聞以後也大爲震怒，告諭大學士等：“順天鄉試，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議騰沸，大殊往昔。考試系國家大典，所當嚴飭以警戒，御史鹿佑題參可嘉。”並即傳旨：“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將李蟠等嚴加議處。”於是李蟠被遷戍流放，姜宸英則被逮入獄。爲了確定順天鄉試是否真有舞弊，康熙皇帝决定親自主持復試，復試結果，原定舉子，無一落榜。證明鄉試所舉之人皆真才實學之士，謡言不攻自破。這就雄辯地證明，李蟠、姜宸英主持的考試公正公平，並無舞弊。可見，己卯順天鄉試案實爲誹謗案。

其實，鹿佑彈劾順天府鄉試考官，實際是假公事而泄私憤，挾嫌報復：“先是，順天主試例以前科鼎甲爲之，朝貴多爲子弟夤緣梯媒。是科，中州某公，官御史，以子屬公，公弗能徇其情，遂首先發難。”某公者，即御史鹿佑也。

而説到底，姜宸英仍然是吃虧在性格上：

湛園先生受聖祖特達之知，以丁丑探花，即與殿撰李蟠，同主己卯北闈鄉試。先是同邑姚公觀，以應北闈試赴京。嘗以文請政於先生，先生大激賞。比入闈閲卷，先生性坦率，得一卷，喜甚，顧其僕曰：“此必姚相公文也。”再閲益善，又顧其僕曰：“此定姚相公文也。”房考俱駭愕。及榜發，姚公果列魁選。於是御史鹿佑遂奏參先生徇私舞弊，奉旨下先生及李蟠於獄，此乙卯九月間事也。……傳旨李某着發遣，先生自忖事由己，今李尚發遣，己必無生望矣，遂以庚辰正月日，飲藥而卒。會事白，李發遣未數日，即召回，而先生則竟然死獄中矣。聖祖甚惋惜之。

强烈的個性，使他總是口無遮攔。他“坦率”到近乎不諳世事！不該説的話竟然貿然出口，最終將自己推入了悲劇的深淵。服刑對於一個清高的文化人而言，等於剥奪了他最終的尊嚴，肉體與精神受到了雙重考驗。最終姜宸英因憂憤而瘐死獄中，據傳他在臨終前寫下了這樣一副對聯：“這回算吃虧受苦，乃因入了孔氏牢門，坐冷板凳，作老猢猻，只説限期已滿，竟落得頭童齒豁，兩袖俱空，書呆子何足算也？此去却喜地歡天，必須假得孟婆村道，賞劍樹花，觀刀山瀑，可稱眼界别開，和這些酒鬼詩魔，一堂常聚，南面無王以加之。”對於姜宸英的枉死，時任刑部尚書的王士禎曾愧疚地説道：“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一非罪死獄中，愧如何也。”

三、著述與成就

姜宸英一生著述頗豐，經他自己編訂和後人整理的詩文集大多流傳至今。至今傳世的，先後計有《湛園未定稿》十卷（康熙二十年刻本）、《湛園未定稿》六卷（清康熙二老閣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1册）、《湛園未定稿文録》三卷（清道光十九年刻本）、《湛園藏稿》四卷（手抄本）、《西溟文鈔》四卷（清道光十年刻本）、《湛園札記》四卷（清芝麓山房刻本）、《真意堂佚稿》（殘本）一卷和《湛園題跋》一卷（清道光十三年刻本），又有《湛園集》八卷，收入《四庫全書》集部。詩集有《葦間詩集》五卷（清康熙五十二年刻本和清道光四年刻本）、《湛園詩稿》三卷（清嘉慶二十三年刻本）。光緒十五年有馮保燮初刻，王定祥重編的《慈溪姜先生全集》三十三卷，除《湛園集》八卷外，將姜宸英的詩文集基本收羅齊備。民國十九年，寧波大酉山房又據以重刻。以上各種傳世著作，浙江圖書館收藏比較齊全，國内其他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則有零星收藏。據邵劼統計，在《慈溪姜先生全集》中，有論、説、辯、議之文34篇，詩文序127篇，墓、表、行狀、傳42篇，記敘抒情之文39篇、書後題跋97篇、書信短札29篇等。《葦間詩集》和《湛園詩稿》累計存詩約1100首。陳雪軍在撰寫《姜宸英年譜》時，共輯得姜宸英遺文6篇、逸詩9首（見本書）。

由於姜宸英曾經被推薦加入明史館，在康熙二十年（1681）至三十一年（1692）修撰《明史》，所以承擔了《明史》的撰寫工作。姜氏在史館分撰史稿的情况，據他在《西溟文鈔》卷二《寄鎮海薛五玉先生八十序》中回憶説：“及予被薦入史館……編成史志數種，列傳二百餘篇。”只籠統説了撰寫的數量，没有具體的篇目。《清史稿·藝文志》記載姜氏有《擬明史傳》一種；清人鄭羽逵在《姜湛園先生傳》中記姜宸英有《列傳》四卷，《土司傳》二卷；（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三《經籍三》記姜氏有《明史刑法志》三卷、《列傳》四卷、《土司傳》二卷。南京圖書館藏《大明刑法志》一卷上（清吴氏繡穀亭抄本），《擬明史傳》不分卷（清吴氏繡穀亭抄本）。

姜宸英一生致力於古文創作，其古文的創作則表現出强烈的經世致用的傾向，且爲時人所重視，如韓菼在《湛園未定稿序》中曾高度評價過姜氏的古文成就：“（姜宸英）肆力於古文辭，挾其高潔軼塵之骨韻，而斟酌於古文大家，一句之未安不輕岀也。”《清史列傳》對姜氏的古文創作也給以了很高的評價：“（姜宸英）生平讀書，以經爲根本，於注疏務窮精藴。自二十一史集百家諸子之説，靡弗披閲。績學勤苦，至老猶篤。故其文閎博雅健，有北宋人意。”其文“閎博雅健”，“閎博”指的是其文縱横捭闔，擅長議論的特點。對其論、説、辯、議之文，批評家歷來都給以很高的評價，如張舜徽先生評論道：“《湛園未定稿》卷一所載《江防總論》、《海防總論》、《日本貢市入寇始末》諸篇，於形勢險要，建置利弊，與夫史實之本末變化，縷述詳盡。皆非湛深學問，實有所得而兼擅史裁者，不能爲也。”

對於姜宸英古文的地位，清人趙懷玉在《雜著手稿書後》認爲：“先生之文與歸德侯朝宗、寧都魏冰叔、長洲汪苕文齊名，號四大家。”後來學者則更是將姜宸英放在清朝散文史中來論述其成就，如清人徐世昌將姜宸英列名於《清儒學案·望溪學案》之中，指出姜宸英與桐城派的密切關係。而近人曾毅則乾脆將姜宸英列爲桐城派的先驅：

明季文社之盛，多在東南，碩彦鴻生，蒼頭特起，故其文章幾冠被天下。清初翰苑之士，大都於此取材焉。而其著聲都下者，有施閏章、宋琬、汪琬、姜宸英輩，施、宋二人於詩尤高；汪、姜二子，於古文爲著。一則拔神韻派之前茅，一以啟桐城派之途徑。

的確，桐城派創始人之一的方苞曾經得到過姜宸英的指點和褒獎，姜宸英曾給予方苞“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者”的贊語，使方苞從少年之時起就蜚聲文壇。且通過與姜宸英論文談藝，方苞堅定了自身“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的行身祈向，認同並繼承了唐宋八大家上窺秦漢，接續孔孟的文統之道。而方苞“文質，恒於理勝”的爲文特點，與姜宸英古文“善議論，不善敘事”造成文采風韻不足的特點也有着微妙的關聯。隨着時代的發展，姜宸英“雅馴”的古文文風，更成爲桐城派後期所尊崇的典範之一。

對此，桐城派後期中堅方宗誠曾指出：

國朝論古文正宗者，曰望溪方氏、海峰劉氏、惜抱姚氏、戴潛虚四人外，於國初則取慈溪姜湛園，以爲雅馴勝侯、汪、魏。

綜上可知，姜宸英不僅是清初的古文作家，而且也是能順應文學發展潮流、延譽後輩，影響文學發展的古文大家。

相較於古文，姜宸英的詩歌成就稍微遜色一些。他自己也曾多次表示不擅長詩歌，如其在《嚴蓀友詩序》就聲稱：“余故拙與文詞，於詩尤不工。”《初蓉閣詩序》中也一再表示“予既不善稱詩”，儘管帶有自謙的成分，却也並非都是自謙的託辭。姜宸英是個隨性的人，寫詩也最能體現他的這一性格特點。理論上他也推崇抒寫性靈：“弟一生讀詩，觸目即吟；一生作詩，意到即發，不論宗派，不名家數。”（《復程穆倩》）儘管如此，其學詩還是偏向於杜甫和宋詩的路子，前人早已多有論及：其詩“以少陵爲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全祖望《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又：“詩兀奡滂葩，宗杜甫而參之蘇軾，以盡其變。”（《清史列傳》卷七十一《文苑傳》二）“先生既以古文詞雄視一代，而有韻之言，則又滂葩兀奡，宫商抗墜，與前人角勝毫釐間，韓、歐諸公，安得而獨有千古也。”（鄭方坤《葦間詩鈔小傳》，見本書附録）由此可見，姜宸英的詩歌是取徑在杜甫、蘇軾之間，呈現出杜詩和蘇詩的風格。

總體而言，其詩名爲文名所掩蓋，與號稱“南朱北王”的王士禎、朱彝尊相比也遠爲遜色，未能躋身清詩大家的行列。但是，其詩反映出了時代、個人及詩風三者在清初特殊環境中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同時也折射出一個傳統文人一生心路歷程，對於我們瞭解清初文人的心態和社會現實情况，解讀清初詩風的變遷和發展有着一定的意義與價值。

姜宸英：《湛園集》卷五《先參議贈太僕公傳略》。

馮可鏞：《光緒慈溪縣志》卷二九《列傳》六，《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版。

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六《紀事·記姜西溟遺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5頁。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538册。

全祖望：《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頁。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538册。

按：拙著《姜宸英年譜》“自余舞象，執經於馮先生之門”，將馮先生誤爲“馮宗儀”，邵劼《姜宸英詩文研究》亦從《年譜》而誤。

姜宸英：《故徽州知府前工部郎中復齋秦公誄》，《湛園未定稿》卷十。

邵劼：《姜宸英詩文研究》，寧波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12月，第14頁。

姜宸英：《張使君提調陝西鄉試闈政記》，《西溟文鈔》卷二。

全祖望：《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頁。

阮元：《兩浙輶軒録》卷十，《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83册。

蔣攸铦：《修撰李公傳》，民國《銅山縣志》卷五十。

《古今筆記精華》卷一《清康熙己卯順天鄉試之獄》，民國七年刻本。又參見《姜宸英年譜》，第197頁。

陳雪軍：《姜宸英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頁。

朱浩熙：《己卯順天榜鄉試案實爲誹謗案》，《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孫運錦：《根庵公傳》，權啟慶：《李蟠詩文集》。

尹元煒：《溪上遺聞集録》卷八，民國十七年上海進步書局影印本。

全祖望：《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頁。

邵劼：《姜宸英詩文研究》，寧波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12月，第27、15頁。

有關姜宸英參與《明史》撰述的情况，可以參見段潤秀《姜宸英與〈明史〉修纂考述》，《廊坊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清史列傳》卷七十一《文苑傳》二，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805頁。

張舜徽：《清人文集别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頁。

曾毅：《正訂中國文學史》（下册），上海泰東圖書局民國十九年印本，第195頁。

蘇惇元：《清方望溪先生苞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48頁。

邵劼：《姜宸英詩文研究》，寧波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12月，第59頁。

方宗誠：《記張皋文茗柯文後》，《中國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