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宅里的童年

1.来到天津租界的“大宅子”

1924年秋，在济南烟酒税务局做办事员的郑士钰丢掉了工作，生活一时无着。无奈之下，郑士钰决定携妻子郭韵清与两个年幼的儿子郑庆桐、郑庆榕（即郑榕）投奔居住在天津的大哥郑士琦。此时，刚刚出生几个月的郑榕还在母亲怀抱的襁褓之中。

郑士琦虽是个下野的军阀，却因其超凡的经历而积攒下了不菲的资财。因此，对于他那座已经住上了自己一家，还有三弟、四弟和妹妹几家人的庞大住宅来说，再收留从济南投奔而来的小弟郑士钰一家四口，不过就是在他那一片众多的洋房中减少一座空房而已。

从此以后，郑士钰就和他的几个哥哥姐姐一样，再没有出去工作，带着他的妻儿一直住在大哥家里。虽然是过着寄居的日子，但生活富庶，衣食无忧。

郑士琦的“大宅子”是坐落在天津法租界三十二号路的一处洋楼。在当时洋房林立、街道整洁的天津外国租界地，郑士琦的那所由多座小洋楼组成的“大宅子”不仅豪华漂亮，而且面积庞大，几乎占据了三十二号路整整一条街。因而即便是在地处官僚买办、旧军阀集中居住的天津租界地，郑士琦气派的“大宅子”也让周边的富人“望而却步”。

当然，对于阅历丰富的下野军阀郑士琦来说，他的雄厚资财还远不止此。除了在济南等地办的几家银号外，他还有存在好几处大银行的一百多万大洋，从而“汇成”了郑士琦滚滚不断的经济来源。因此，尽管后来几家银号或是因经理卷款潜逃，或是因股东打官司而烧去了不少钱财，但都没有让三十二号路这处“大宅子”褪去光环。每天仍是郑家的几辆汽车和洋车（三轮）随着郑宅“大宅子”的开启出出入入，来往于郑家的官僚、银行家、律师等各色人物仍是络绎不绝。至于“大宅子”里，则更是丫鬟仆人簇拥。伴随着富态威严的男主人和珠光宝气的女眷们的，是回荡在“大宅子”里阵阵的麻将牌声和缭绕的鸦片烟雾。

刚刚出生几个月的郑榕，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长大。几年后，郑榕4岁了，家中也先后添了弟弟郑庆枢和妹妹郑煜华。不幸的是，这一年父亲郑士钰因病去世了。从此，母亲一人带着他们兄妹四人，继续住在大伯父家里。虽然仍是生活富庶、衣食无忧，但毕竟是“寄居”生活，郑榕在“大宅子”里度过的童年并不快乐。

童年郑榕（右一）与兄、弟、妹及亲戚家孩子

长大成人后，郑榕称自己小时候是“被寄养在这个当官的大伯父家”，并称童年的自己曾“苦闷压抑”。因此，提起童年的生活，郑榕先生回忆说：“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寄居在大伯父家里。大伯父是一个下野的军阀，在天津租界的洋楼里过着高级华人的生活。记得大伯父家那座高高“大宅子”里的洋房占了整整一条街，家里还有四辆汽车和两辆洋车。此外，还有许多仆人，从管事的，到厨师、老妈子和干杂活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总共有二十多人。我小时候在家里见得最多的就是鸦片烟和麻将牌。说起来，在大伯父家的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但都知道旧社会有句俗话叫‘吃人家的饭，看人家的脸’。所以，虽然母亲带着我们在大伯家的物质生活不错，但精神上是苦闷压抑的。”^[1]

2.传奇的大伯父

住在天津租界里的洋房，除了物质生活充裕，精神上苦闷压抑，童年的郑榕耳朵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大人经常挂在嘴边为他讲述的，大伯父如何从一个贫苦的放牛娃成为一个威震四方的山东省督军的故事。

大伯父郑士琦的父亲，也就是郑榕的祖父，原是安徽省定远人，曾出任清朝一名小京官。父亲的薪俸虽不丰厚，但童年的郑士琦却不仅有双亲的疼爱，还能够被父母送去读书受教育。只可惜好景不长，母亲的突然病逝和父亲的续弦，让小小年纪的郑士琦不但从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还受到了继母的百般虐待，最后竟被继母赶到乡下去放牛。

几年后的一天，逐渐长大的郑士琦终于扔下手中放牛娃的鞭子，逃离了乡下。凭借几年做放牛娃练就的好体格和粗浅的文化，几番周折后，郑士琦不仅投考武举中的，还当上了清朝末年的一名小军官。后来，郑士琦又投靠大军阀吴佩孚，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当过放牛娃的郑士琦不怕苦，敢打敢拼，这也铸就了他从一名下级小军官一直升到山东省督军的辉煌军旅生涯。

虽然仅仅当了一年的督军就因另一大军阀张宗昌的争斗而弃官离去，但在职位不断高升的同时，他也攫取了大量的钱财，再加上精于算计而“钱生钱”，终使从事“武行”差事多年的郑士琦获得了丰厚的家财。而下野后的郑士琦似乎更感念于亲情，对于在父亲去世后几乎没有得到什么遗产的家中几个弟妹，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及眷属一个不落地接到天津，而且让他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从放牛娃到考中武举，再从一个最基层的炮兵队长一级级升到旅长、师长、督军，郑士琦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或许没有人知道。但他的成长史却让“大宅子”里的郑家人引以为骄傲。尤其是他当年成功剿灭山东一伙土匪的经历，不仅轰动了鲁西大平原，更成为民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那是在1923年5月6日，山东临城车站发生了一起大劫案，车上包括美、英、法、意等国的39名外国人及二十多位中国人全部遭到绑架。这起即便是放在今天也绝对称得上是国际恐怖事件的大案，立即引起了不敢惹外国人的北洋政府的恐慌。而制造这起大劫案的元凶正是威震山东的大响马孙美瑶。经过一个多月的周折谈判，所有人质获得自由，北洋政府也把收编不久的孙美瑶“完美”诱杀，其手下及武装亦全部缴械。

山东大响马孙美瑶集团的“全军覆没”，无疑让颜面丢尽的北洋政府出了一口恶气，更为鲁西平原上驰骋千年的山东响马集团历史彻底画上了句号。而亲历精密策划、具体实施的“干将”即是北洋军第5师师长郑士琦。他不仅成功诱杀孙美瑶兄弟，而且将其手下武装全部缴械，并对一千多名士兵做了妥善安置。

多年以后，郑士琦虽早已成为下野军阀，但他那段成功诱杀大响马的英雄史，仍然是郑氏家族很多人不时挂在嘴边的美谈。在儿时郑庆榕的心目中，大伯父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

3.压抑的童年生活

除了大伯父的“英雄成长史”，伴随着郑榕在大铁门里度过童年的，就是那座位于天津法租界三十二号路，占据整整一条街的“大宅子”了。无论是空旷的“大宅子”里的阴森，还是看人脸色、低人一等的寄居生活，都给郑榕备感压抑的童年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郑榕儿时的记忆中，一走进“大宅子”，就会看见一座挨着一座的豪华漂亮小楼。由于每座楼房里都有很多空着的房间没人住，所以不管哪一座楼里都有很多昏暗的角落。由此也常常让走进去的人胆战心惊，甚至疑神疑鬼。

大人嘴里传说的“鬼故事”更是让小小年纪的郑榕听后感到既惊慌又恐怖。整日里不是听到一个伯母说，在哪间屋子里看见一张空着的竹躺椅向自己跑过来，就是哪个管家说，他在楼梯上看见一个陌生人的背影，就急忙跟了过去，等到好不容易追上前，却发现竟是一个没有脸的人。

经常让郑榕忘不了的，就是偌大的家里随时见到的大烟枪和麻将桌。白天点着四五杆大烟枪，晚上摆着几张麻将桌。每天灌到自己耳朵里的，不是他的几位伯母妯娌之间的吵架声，就是大伯父的几个姨太太争风邀宠的笑骂声。还有家里的大人对丫头仆人的训斥声。

小时候的郑榕就已懂得，母亲带着他们几个住在大伯家，真的是十分不易，因为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生活中几个孩子吵架总是难免的，但挨说挨骂的却总是郑榕兄弟。有时候甚至他们还会受到用人的嘲笑。他也经常看到，他的母亲即便是心里十分不情愿，也得耐着性子装出笑脸陪着那些亲戚打麻将。

常年关在“大宅子”里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也让童年的郑榕对外面的社会几乎一无所知。为了不让家里的小孩子走出“大宅子”，大人们还经常吓唬他们说，大街上有“拍花子”的，只要看见小孩儿，就往孩子的头上一拍，孩子就乖乖地跟着走了。然后他们就把孩子的心肝挖出来去做药。这个今天看来近乎愚昧的说教，却让当年的郑榕和家里的小孩子们吓得从来不敢自己走出家门。

不过偶尔郑榕和家里的孩子们也能够得到一次走出“大宅子”的机会，那就是在大人的带领下出去看戏。能够走出家门出去看一场戏，无疑是郑家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因为去看戏，孩子们就可以走出常年关着的“大宅子”，可以走在大街上，看路上的行人。郑榕更是称“那也是我倍感压抑的童年生活中唯一一件快乐的事”。

走进戏院，更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穿着打扮不同的看戏观众。虽然那时他还看不太懂戏，但只要大幕一拉开，看到舞台上闪烁的灯光和演员们身上的华丽服饰，似乎就什么都忘了。那一刻，舞台上的一切就像具有魔力的磁石一般深深吸引了小小年纪的郑榕，更引起了他的丰富想象。

郑榕还记得，那时去戏院里听得最多的是雪艳琴的戏。他还从大人嘴里得知，雪艳琴虽是清朝贵族出身，却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京剧演员。更让他忘不了的是，有一天，雪艳琴来到大伯父家做客。

家里来了一位京剧名角儿，一时让他们这些极少见到外人的孩子们兴奋异常。郑榕只记得孩子们都挤在门缝外偷看，他自己更是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就像是在迎接一位天外来客。

4.难忘的启蒙老师

大伯父郑士琦虽然把他的子侄们常年关在“大宅子”内，却也知道读书的重要。他在“大宅子”内开办家塾，并请来了老师。5岁的郑榕也从此和他的兄弟们开始接受中国最传统的私塾教育。虽然没有走进小学校门，读的也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国学书，却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郑榕有5年这样的家塾教育，因而无论是在家塾的学习，还是对启蒙老师的记忆，都成为郑榕童年生活的一段难忘的回忆。

家塾里只有一个姓孙的老师，原是请来给大伯父的独生子教书的。那时候有钱的人都愿意让孩子学英文，准备大了好出国，这位孙老师不会外文，只好留下来教郑榕兄弟了。

进书房的第一天，郑榕记得很清楚，先是向孔子牌位磕头，接着就看见了书房的桌上摆着的两个新制的木戒尺，差不多有2尺长，半寸厚，当时说是打学生手心用的，但在他的记忆中，两个木戒尺是从来没用过的，不过是按照过去私塾的旧例摆摆样子而已。

孙老师给他的印象就更清楚了。那时的孙老师40岁上下，两撇金黄的胡须，身材微胖，面带笑容，说话声音很低，见人老是低声下气的样子。总之，孙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典型的旧文人。

时间长了，郑榕还发现，孙老师不仅精通古文辞赋，会画山水画，刻图章，而且书法也很好。此外，孙老师还钻研医书，家里人不管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就来请他号脉，开个方子，他也从不拒绝。但是郑榕知道，大伯父一家人是不请孙老师看病的，他们有病总是请西医。西医是坐着汽车来出诊的，有时是外国大夫，诊费自然是极高的。

郑榕进书房上学时才5岁，虽然从读《幼学琼林》开始，但是由于年龄小，所以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整天爬上爬下地胡闹。孙老师呢，任着孩子玩闹，自己一个人坐在他的桌旁写字画画，画好了挂在墙上，自己欣赏几天，就卷起来放在一边了，有时还吹吹笛子，哼两句昆曲，像个女人在哭，这时在一旁只知玩闹的小郑榕也会愣愣地看上一会儿。

郑家家塾的孙老师

后来长大一些，郑榕听母亲讲，孙老师生不逢时，自幼苦学的满腹学问因为时代变迁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好不容易找个家馆，哄哄孩子纯属为了养家糊口。

母亲还告诉他说，孙老师的家境很贫困，老婆瘫痪在床，也没有孩子。母亲的话不由让郑榕想起孙老师的穿着。孙老师的衣服很少，只是冬夏各有一件长衫，而且已经洗得褪了色。虽说是这样，但他总是把长衫熨得整整齐齐，进了书房在孩子们面前就脱下挂起来，遇上有大人进来，再赶紧穿上。

孙老师的一天三顿饭都是由下人送到书房来吃，平日里他对下人很客气，又因为教的都是和郑榕一样地位的孩子，所以他在郑榕伯父家里的地位自然也随之降低一等。

书房的隔壁是郑榕大伯父的独生子专用的书房，请来的是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小姐，专门教他英语。在郑榕的印象中，这个老小姐从来没有和孙老师讲过话。孙老师当然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为了一日三餐，他必须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郑榕还看到，孙老师因为经常遭到别人的白眼，所以除了画画、写字和看医书外，他也爱背着手在那间不太大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有时喝上一杯酒，两眼便红红的，像是含着泪的样子。

这是一个满腹经纶却又地位低下的旧军阀家塾老师的真实面貌。而对于寄居在大伯父家正处在读书年龄的郑榕来说，心目中无疑更对他的启蒙老师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因此即便是在后来离开天津“大宅子”的日子里，孙老师的一切仍然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特别是社会的变迁给孙老师后来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更是让他难以忘怀。

后来郑榕兄弟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母亲又去向大伯父再三请求，他们终于搬出了那个“大宅子”，到北平去另过了。孙老师却因为无处可去，只好继续留在那里做一个寄食者，他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一年春节，郑榕和母亲去天津大伯父家拜年，他到楼下书房里也给孙老师磕了个头，不想孙老师吓坏了，竟扑地跪倒在郑榕的面前，连声对他说：“二少爷，不敢当……”

郑榕最后一次见到孙老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郑榕在北京剧场演出《龙须沟》。一天散戏后，他坐在后台卸妆，突然一个观众闯进后台直接奔向他的跟前，原来是孙老师。

只见他穿了一身肥大的干部服，红光满面，笑声不断，郑榕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和以前判若两人。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老师终于摆脱了“大宅子”里的屈辱生活，在北京市卫生局找到了工作。他的学识也由此受到重视，他很庆幸自己得到了新生。由于心情愉快，他忘我地投入工作，却没有想到，因为劳累过度，孙老师竟在一年后不幸病逝了。

在家塾教过郑榕的孙老师让他难忘，提起孙老师坎坷的一生，郑榕更是无限感慨。因此，晚年的郑榕先生回忆说：“多年以后，我内心才感到歉疚，一是幼时的愚顽，面对名师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二是对老师尊敬不够，在他去世前也没有去回访他。他的一生引起我的深思，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竟没有用武之地。然而，这在旧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舞台，若孙老师九泉之下有知，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宽敞近乎阴森的大宅子，衣食无忧却并不快乐，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寄居生活；没有上过小学，只在家塾中接受教育，始终难忘儿时的启蒙老师。这就是自幼丧父的郑榕的童年。

【注释】

[1] 关于文章中的引文内容，如无特别注明，均出自《郑榕自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及笔者的采访。——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