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学时代

1.走出“大宅子”

转眼到了1934年，郑榕兄妹和母亲在“大宅子”里的日子，也整整过了十年。眼看着郑家兄妹一天天长大，郑榕和哥哥郑庆桐也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母亲郭韵清终于又鼓起勇气来到郑榕大伯父的房间，再一次请求这个大家庭的主人，让她带着孩子们走出去生活。

这样的情景，“大宅子”里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但郭韵清的请求却始终未能实现。虽然如此，她却从没有放弃摆脱“大宅子”生活的愿望。这个来自山东潍坊一个旧中国没落地主家庭的女子，虽然命运让她早早失去丈夫，又没受过正式教育，却性格坚强，正直善良。她不甘于“大宅子”里寄人篱下的生活，也时时不忘教诲儿女讲仁义道德，更深知儿女读书受教育的重要。因而尽管走出“大宅子”的请求一次次遭到拒绝，她仍然一次次地提出，以她柔弱的身躯，一次次地和命运抗争。

或许是郭韵清的执着感动了大伯父。“大宅子”的主人——郑榕的大伯父终于有一天，答应了郭韵清的请求，并拿出了一笔足够他们一家五口人生活的资金。于是很快，母亲带着郑榕兄妹四人走出了他们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大宅子”。

坚强的郭韵清带着孩子们不仅走出了租界地的“大宅子”，而且离开天津来到了北京，她要让自己的儿女在文化浓郁的北京城走进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靠着昔日下野军阀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十万大洋，一家人很快就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找到房子安置了下来。不久，郑榕和哥哥也走进了和自己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同中学。

从与世隔绝的家塾到老北京城的中学，从高大华丽的租界地到文化浓郁的古都，刚刚走出“大宅子”成为北京中学生的郑榕，虽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新奇、陌生，甚至有些畏惧，却很快就被古老的北京城独具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他喜欢北京四合院的静谧，也喜欢胡同里回味悠长的叫卖声和老北京风味儿十足的天桥、庙会，还有什刹海和天坛高大幽深的古树，以及北京的京戏。

走出“大宅子”的新生活，让中学生郑榕兴奋、沉醉，古老北京城充满文化风情的一切一切，更是深刻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在年少的郑榕心中，这座文化古都表面看来迟缓沉静。无论是单调的驼铃，沉重的水车，还是嘹亮的鸽哨，胡同的叫卖，好像都被囊括在那巨大的苍穹里了。

从天津到北京，郑榕更感到，北京所不同的，是比天津租界要浓郁得多的泥土气息。因此他经常边在心里默诵着“咸阳古道音尘绝……”。边踱步在什刹海附近的大道上，大道旁那些上百年的参天大树也常常引起他的一些遐想。

还有厂甸的风车，白云观的老道，西直门外的毛驴，天桥的游艺场……都让郑榕大大开阔了眼界。

北京的京剧也一直在郑榕心中挥之不去。他知道北京人热爱京剧。当时富连成正处在鼎盛时期，他们的演出整齐严肃，很吸引人。有时看过戏后，郑榕也会和兄弟们在庙会上买一些下边插猪鬃的纸扎戏人，回到家后，他们就把戏人放在家中原本搁放茶壶茶碗的铜盘里，接着再用手不停地敲铜盘，于是那些扎着猪鬃的戏人便纷纷挥舞刀枪，团团乱转，孩子们更是看得一个劲儿地咧着嘴乐。

郑榕爱看京剧，也爱回来学着比画唱上几句。所以除了买猪鬃戏人，他也买了一些京剧唱本。等回到家，自己就披上床单，照着背唱。有时他也会刀枪宝剑的，乱打上一通。但那时候他不爱听京剧里的青衣老旦。后来到了老年回想起来，他才感到没听过程砚秋的唱，真是很大的遗憾。

2.在大同中学

郑榕刚刚走进大同中学不久，北京城就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那是在1935年12月9日，北京城大、中学生及爱国民主人士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并吞华北的阴谋，抗议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这次运动，不仅让中国人民认清了日本强盗侵略者的真实嘴脸，更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发了国人一致对日抗战的决心。

眼看着身边许多学生高喊“打倒日本狗”“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和“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他们散发传单、上街游行，最后遭到军警的围捕。对外面世界还懵懵懂懂的郑榕，也第一次领略了自己所置身的社会那近乎残酷的真实生活。

那天早上，和每天一样，已是中学生的郑榕吃完早饭，就去上学。不想刚刚走出家门不远，就看到一排排军警已在学校门口站满。一派阴森的气氛中，只见林立的军警队伍里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警察们更是如临大敌般个个笔管条直、神情紧张，一动不动地盯着学校大门口。

从小就被关在大铁门里几乎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郑榕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惊讶之中，他更感到了恐惧。而走进学校大门看到的情景，更让他在惊呆和恐惧中受到了震动。校园里早已站满了学生，他们个个情绪激昂，手里高举着标语，衣兜和书包里塞满了传单。不承想再回过头来时，学校的大门已经被门外的军警关严了。于是，几个领头的学生隔着学校大门轮番向外面的军警喊话。高举着标语的同学们簇拥着向大门奔去，无奈大门已经被军警封住，任你学生怎样喊话，怎样冲挤，都始终无法走出被军警们牢牢封住的大门。

一心要上街游行的大同中学学生就这样被困在了学校里。眼看着过了中午，里面的学生都饿着肚子，外面的军警依然把着学校大门。从来没受过如此“待遇”的郑榕经历了一阵难熬的饥饿后，终于觉得实在受不了了，便找到哥哥。于是兄弟俩一起跑到和自己家一墙之隔的学校操场，冲着墙那边就喊了起来。

很快，墙那边的母亲听到了喊声，她立刻派人给墙头搭上了梯子。随着郑榕和哥哥翻过墙头，后边也跟着上来了同学，于是很多同学都跟着翻过墙头，终于冲出了被困了大半天的学校。这段经历，后来郑榕先生曾有如下回忆：

宋哲元一早派兵把住了校门，把我们锁在学校里边一天，到了下午，我实在饿极了，就隔着操场的墙喊家里来救我们。我们家临近学校操场后院，家里就派人搭上梯子，把我们接回家去吃饭。这时，大批手里拿着标语和传单的学生像过云梯一样争先恐后地从梯子上跨过去，潮水般地借着这条路冲出了我家的大门。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对于刚刚来到外面世界的中学生郑榕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和震动。虽然他觉得那些举标语发传单的学生深不可测，但他心里很敬佩他们，正是他们让他认识到了外面的世界，懂得了爱国抗日的道理。这是走进大同中学的郑榕对外面世界接触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虽然已经成为一名中学生，他却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不管是五花八门的各类学习，还是课下同学们之间的热烈交谈，他都因感到陌生和胆怯而无法与大家融在一起。至于以前家塾里从没有上过的体育和音乐课，就更是一窍不通了。为这，郑榕没少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他也感到很伤自尊，甚至有时会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虽然如此，但命运赋予中学生郑榕的，似乎并不都是自卑与烦恼。语文就是他最喜欢的课，他喜欢听语文老师讲解文学作品，也喜欢回答老师的提问。当然最高兴的，还是语文老师让他在课堂上当众为同学们朗读课文。这个时候的郑榕，没有自卑，更没有畏惧，而是通篇流利地把课文朗读完毕。为此，他没少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不仅总是夸他口齿清楚，而且总是让他在班上朗读课文，尤其是有外面来人听课时，更是喜欢让郑榕出面朗读课文。这也是初到外面世界，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和畏惧的中学生郑榕唯一快乐的事。

因为朗读课文口齿清楚流利，很少在同学面前“显赫”的郑榕也得到了登台演剧的机会。虽然排练了半天最后只得到了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旦角”角色，但却是后来成为表演艺术家的郑榕几十年表演艺术生涯的开端。

那时大同中学每年都要举办两次演出活动，是租青年会的剧场，一般是白天演话剧和小节目，晚上唱京戏。当时高年级学生排练《五奎桥》和《梅宝》等话剧。郑榕班里排了一个独幕剧《刘三爷》，叫郑榕演刘三爷。等到排出后又说他不像老头，结果没被通过。后来临时改演《请医》，让他扮演病人的妻子，穿了件花旗袍，打了一脸白粉，虽说只是男扮女装演了个“旦角”，又没有一句台词，但这是郑榕首次登上舞台。

北京古都浓郁的文化风韵，一二·九运动的风暴，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吸引着刚刚走出天津租界地“大宅子”的懵懂少年。然而战争的爆发，又让中学生郑榕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3.返回天津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的炮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北京城。大伯父想到侄儿一家沦陷在日本人魔爪之下，立刻派人给住在北京的郭氏母子发了一封电报，叫他们立即返回天津租界。

接到电报的母亲有些惊慌，顾不上收拾家中的行李和家具，只简单打点一下就匆匆忙忙带着郑榕兄妹回到了天津。在大伯父的安排下，租界地里的生活虽然仍是衣食无忧，但成为中学生的郑榕已经开始懂事了。他没有想到，在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的时刻，天津租界里却处处是奢靡腐化的堕落生活。

大街上依然繁华，汉奸、流氓打手更是耀武扬威、招摇撞骗……学校里的风气也非常不好，经常是打架斗殴，一片混乱，没有一丝抗日爱国的激情。经历了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郑榕，不由心中升起悲愤和忧伤，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知亡国之耻。他更不知，自己心中激起的抗日热情去向谁倾诉。

所幸的是，他还能够看上一些电影，特别是能够看上不少当时正处于美国好莱坞鼎盛时期的影片，这对于正在上中学的郑榕来说，不仅弥补了空虚苦闷的生活，更为他日后从事的表演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卢沟桥的炮火中，郑榕从恬静的梦境中惊醒。虽然大伯父用电报把他们一家召回了天津避难。但郑榕却深深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处处霉菌丛生、更加动乱的天津。他看到，一些奸商囤积居奇，一夜间就成了暴发户。租界内虽是一片灯红酒绿，但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掩埋在最底层之下的一种表面的繁华景象。更为可怕的是那些诱人堕落的、看不见的陷阱已遍布四周。

在天津上高中的郑榕（后排右起第8人）

郑榕的同学中，就有几个家中不是官僚、汉奸，就是暴发户的。他学校的校长就是一个军阀。同学们经常看见那位军阀校长穿着缎子袍褂，坐着锃亮的包车，还有一个保镖跟在车后推着跑。

有这样的校长，校园里的“军阀混战”之风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天，学校里发生了两派夺权。郑榕只看见那座楼里的教室每个窗户后面都站着手持棍棒的人。只是片刻之间，所有窗户的玻璃就都被打碎了，紧接着，书桌椅子又从楼上的窗户往外扔了出来。郑榕只觉得当时的场面是那样恐怖，令人不寒而栗，全然没有了校园里读书学习的美好场景。

这个时期，少年郑榕已逐渐成长为青年。刚刚从封闭的家庭走向社会，他的心中，还怀有对社会的陌生和畏惧，这反而在不知不觉中，为身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郑榕筑起了一层无形的保护伞。

他从不走进光怪陆离、充满靡靡之音的舞厅，也不踏进奢侈污秽、醉拳声声的酒楼半步，打群架、耍流氓的事更是跟他不沾边。一天天长大的少年郑榕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

像好莱坞文艺片《钟楼怪人》《悲惨世界》等，还有些进步影片如《北极星》、长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郑榕不仅被这些好莱坞电影深深吸引，更为那些表演大师如查理·劳顿、劳伦斯·奥利佛等创造的许多不同的鲜明形象惊叹不已，当然也为那一片童心的动画片里的小动物流过眼泪。

那个时期的郑榕还没有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因此，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时期观看了众多的好莱坞影片，更弥补了他在文学上的无知和奠定了他对表演艺术的热爱。

4.抗日爱国的激情

在租界里灯红酒绿、堕落无聊的环境中，有时也会发生让郑榕为之震动的事。那就是听到身边有的同学逃走奔赴抗日前线打鬼子，或是某某投敌的汉奸被处死的消息。比如一个伪联合准备银行的经理在大光明电影院被人用枪打死；还有在志达中学校园内，一个反水投敌的汉奸也被人处死了。这些锄汉奸的事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但却让很多爱国的中国人拍手称快，郑榕更是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从心底里佩服他们。

哥哥郑庆桐更是亲自参加了锄汉奸的行动。一次是为配合锄汉奸，他冒着大雨去光陆电影院画地图。还有一次是他跟几个同学轮班到胡同里的一个汉奸家门口监视。哥哥参加的“锄奸”行动虽然没有像亲手处死汉奸那么轰轰烈烈，但也让郑榕十分羡慕。他很想和哥哥一起出去，以表示自己抗日爱国的决心。可惜年龄还小，他始终没有得到亲身参加这类活动的机会。

初三那年，郑榕终于有机会在班上为同学们演出了一部歌颂抗日英雄的话剧。

虽然不是亲自参加抗日锄奸的活动，但能够为同学们演出抗日的话剧，也总算是表达了自己心中那份抗日爱国的一片激情。郑榕在班里参加演出的话剧名字叫《最后一计》，是写一位抗日游击队英雄的事。他在剧中演马百计。虽说这不过就是一次为班里的演出，却让少年郑榕又一次在同学们面前显露出他的话剧表演才能。

为班上演出话剧后不久，郑榕曾两次被同学介绍参加天津女青年会组织的业余话剧团。应该说，这就是他在班上演出话剧《最后一计》的“效应”吧。

第一次是一个叫戚剑鹏的同学，他介绍郑榕参加的是天津女青年会话剧团。这个组织曾两次组织业余剧团，都约郑榕参加了。当时的天津女青年话剧团要求每个人每月都交会费，每星期六活动一次。

几个月后，这个话剧团终于要拍戏了。戏的名字叫《回家以后》，郑榕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叫陆治平。接到角色后，郑榕开始认真准备台词。没有想到，他只和别的角色对过一遍台词后，大家就再没有进行排练。

又过了几天，正在等待排练的郑榕接到了剧团要开会的通知。欣然前往的郑榕得到的结果却是，剧团把所有原来准备参加《回家以后》演出的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个茶话会。一直到这时，郑榕才知道，这部话剧不再排练演出了。郑榕后来回忆说：“茶话会开完，我们的话剧《回家以后》就算是全部结束了。”

就这样，中学生郑榕为班里同学演出话剧《最后一计》后，由同学介绍的第一个出演角色的机会泡汤了，而那个第一次组织的天津女青年话剧团也随之自动解散了。过了一阵子，郑榕才听说，这部《回家以后》之所以没有排成，是因为日本人找人放火捣乱。既是如此，话剧排不成，剧团解散，也就不足为奇了。

郑榕第二次接受邀请排话剧，是在这件事过去了差不多半年后。当时是来了另一批人又重新组织起了同名称的天津女青年话剧团。虽然和第一次组织的话剧团名称相同，但是这一次，组织的人员和活动的地点都换了。

这一次，是另外两个同学介绍郑榕参加的。他们排练的话剧叫《获虎之夜》，可是又没想到，这一次更不如意了。郑榕和演员们还没排练，刚把剧本拿到手，他们之中就有两个人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就这样，女子青年会第二次组织的话剧团又被迫解散了。

虽然两次被邀出演话剧，都没有能够登上舞台表演，但在“霉菌丛生”的环境中能够得到演出、排练抗日话剧的机会，尽管其过程不那么尽人意，却是表演艺术家郑榕曾经走过的艺术之路，也可以说是当年的中学生郑榕在苦闷生活中的一点儿收获吧。

5.再次回到北京

转眼到了1941年。夏末的一天，一个从前在天津大铁门里干过差事的人突然找到郑榕的母亲，见了面就急匆匆地说，他在日本宪兵队看到了她的大儿子郑庆桐的名字。虽然心里很明白，这个曾经的郑家仆人是在吓唬她，不过就是想讹诈一些钱，但是母亲仍然很害怕，更何况她知道自己的大儿子确实参加了抗日活动。于是想都没想，母亲就连夜带着孩子们逃离了天津。

一别三年，一家人又回到了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北京城。在东城交道口头条二十五号安顿下来后，郑榕考进了由美国长老会办的崇实中学，在这所当时还有美国人教课的学校里，郑榕开始了高中二年级的学习。

重新迈入学校大门，走进课堂学习的那一刻，郑榕不由心中一阵感慨。他想起几年前在大同中学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情景，也想起了在天津为班里同学演出的《最后一计》，还有在天津女子青年会的排练。这一切一切，让17岁的中学生郑榕的心中又燃起一股登台表演的欲望。

回到北京后不久，郑榕有机会看了一场当时的北京剧社演出的话剧《日出》。这场演出，不仅深深吸引了郑榕，更唤起了在他心中埋藏许久的演剧梦想，他从心底里佩服剧社那些演员的表演，更渴望有朝一日自己也像他们那样在舞台上展示风采。

在北京上高中的郑榕

其实早在大同中学首登舞台在话剧《请医》中扮演病人的妻子时，郑榕就对自己的表演有了信心，虽说他在剧中只是男扮女装演了个太太，又没有一句台词，他却在心底里更坚定了对话剧表演的热爱。看了这场北京剧社演出的话剧《日出》后，更是唤醒了他的演剧梦想。他只觉得剧中的很多角色都演得非常好，演员们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是那样鲜明，那样生动。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令他终生难忘。

他还觉得，这些演员的表演没有一般化，他们能把人物演得很火，很深。比如懒散无神的潘经理幕后却进行着一场尔虞我诈的残酷争杀，孤芳自赏的胡四一张口竟那样粗俗丑陋。他更没想到，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是经过显微镜透视，比生活中见到的更为夸张，更为鲜明。演员是怎么“变成”另一个人的呢？他感到惊奇，也无比神往。

6.“四一剧社”与“黑三”的塑造

几个月后，郑榕终于得到了报考当时在京城小有名气的“四一剧社”的机会。那是在1941年底，有一天，郑榕看见报上登载了“四一剧社”招考演员的消息，就立刻报了名。

“四一剧社”的基本成员大都来自北京剧社和育英剧团。虽然不过是个业余组织，对所招收演员的考试却是一丝不苟。郑榕参加的考试是在中南海里举行的。主考人是当时有名的老中旅导演陈绵博士。这位导演早年曾经留学法国，也翻译过一些外国剧本。

“四一剧社”整个考试的过程可说是非常正规也很严格，因而接到被录取的来信时，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的郑榕真是大喜过望。

成为“四一剧社”的演员之后，终于可以浅尝话剧表演快乐的郑榕很快就积极投入到剧社的话剧演出中。因为是个业余组织，所以“四一剧社”的演员们排戏是从没有任何报酬的，但郑榕仍然很高兴能够参加演出。特别是第一次参加公演时的情景，他一直牢牢记在心里。

当时“四一剧社”正在排演话剧《北京人》，担任导演的陈绵就让刚刚来到剧社的郑榕在剧中演一个警察。虽然这又是一个没有名字的舞台角色，但却是他第一次参加“四一剧社”的公演，因此，那次“只演一个无名无姓警察”的演出让郑榕终生难忘。

终于到了公演那天，郑榕只觉得既兴奋又紧张。他老早就到了后台，请人给自己化了妆，穿上了服装后，他仍然抑制不住地一阵阵心情激动。尤其是对后台的一切，他都感到新奇，什么风车怎么吹响，那个鸽哨怎么发音，还有什么演员的胡子怎么粘法……他都想摸一摸，问一问，总之就是根本静不下心来。直到遭到别人几次申斥后，他才躲到角落里去候场。

一直到戏的结尾才轮上扮演警察的郑榕登台出场。虽然戏份并不多，台词也没几句，可是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些紧张，好像上台后就“晕”了。他只觉得眼前五颜六色的灯光在闪烁，脚下就跟驾云一样，台词就更惨了，都不知道是怎么说出去的，等到从舞台下来后，半天还面红耳热的。

第一次参加“四一剧社”话剧《北京人》公演，虽不免露了些“窘相”，却为郑榕日后的舞台表演又进一步铺开了道路。

那个年代，北京的话剧观众还比较少，喜欢看话剧的大多是买不起票的中学生。于是在半年后，也就是1942年的夏天，“四一剧社”组织了一次小剧院演出。郑榕和当时“四一剧社”的演员们一起演出的剧目有《日出》《雷雨》《天罗地网》等。

也是在这一次小剧院演出的话剧《日出》中，18岁的郑榕第一次在舞台上出演了有名姓的角色黑三。年轻的郑榕很珍惜这次扮演黑三的机会，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导演陈绵的肯定。

18岁的郑榕在《日出》首次扮演有名姓的角色黑三

对于在舞台上黑三形象较为满意的塑造，郑榕自己也做了总结。他觉得，除了自己的努力，与自己曾在天津租界里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在天津租界，他曾见过不少像黑三那样的流氓。因此在登台表演时，他的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在天津租界那些曾“见识”过的人的影子。

于是他很自然地模仿他们的姿态，再借助化妆和服装，他演黑三的自信心更强了……郑榕终于在舞台上“经历”了一次流氓的生活，他觉得，这是一次奇异的经历。一直到演完后走下舞台，他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也因此，郑榕说，他在《日出》中对黑三的塑造，比起第一次在《北京人》中扮演警察的表现，要进步多了。

“四一剧社”演出的剧场是在西单商场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虽然卖座情况并不好，有时候都到开幕前了，大家还坐在剧场前厅数观众，一直到入场够二十人以上才开幕。但是郑榕对话剧表演的热劲却越来越高。在这以后，他又接连参加了几场演出，像《正在想》里的哈哈笑，还有《红楼二尤》里的贾琏等。随着出演角色的增加，大家也开始承认郑榕能演戏了。

7.告别学校生活

1941年12月，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话剧舞台刚刚展现身手的郑榕也随之惊醒了表演之梦。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统治更加残忍凶暴。他们在天津和上海公开侵占了原来的租界地，在北京更是将美国人办的医院、学校全部据为己有。战争更让中国的老百姓遭受了苦难，除了物资的匮乏，就是疾病的流行。郑榕一家也过上了社会最底层苦难老百姓的生活。

自从母亲带着郑榕兄妹四人搬离天津“大宅子”的洋房之后，一家人一直靠取大伯父给的那笔存在银行里的钱的利息为生。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日军占领了天津租界后，就将租界内所有银行的存款全部折合成了几乎是一文不值的伪钞，也就是说，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存款突然“蒸发”了。这一下，郑榕的家就彻底破产了，一家人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郑榕母亲

从衣食不愁到经济来源被切断，危难之中，郑榕的母亲一人挑起了生活重担。她遣散了家中的用人，自己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接着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又开始变卖衣物和家具。从此，郑家桌上的饭菜质量一天天降低，为了孩子们，母亲最先吃上了窝头咸菜。

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老百姓的日子就更苦了。侵略者不仅疯狂地掠夺华夏大地的物资，还对北京的老百姓实行配给制。每天，为买粮食，胡同里的穷苦人辛苦排长队，好不容易才买到手的配给粮食，却是吃在嘴里咯吱作响的“混合面”。

学校里教课的美国人被赶走了，课程表里也增添了日语和读经的课程。大街上的景象就更别提了。每天去学校上课时，郑榕常常会在路上看到有人饿死在街头。随着传染病的爆发，很多人得了又拉又吐的“霍烈拉”。

胡同里只要发现有人被传上了，整条街就被封锁，然后就是大卡车整车地往城外拉死人。有时还放火烧房子。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耀武扬威的日军喝醉了酒，就在街上乱哭乱唱，丑态百出。

高中毕业后，郑榕考进了当时的国立北平艺专，虽然学习的是自己喜爱的油画专业，但国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难，却让这个心中早已积满爱国热血的青年再也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

离开北京前在北平艺专的郑榕

身边已经有很多学生都先后逃离北京城奔往延安或是重庆，这更让郑榕下决心离开北京城。

郑榕的大哥当时在辅仁大学读历史系，他也几次要走，可是母亲舍不得。听说西山后边有路可以投八路军，后来又听说有两个崇实中学的同学刚从西安回来，郑榕就立刻去找了他们。一个同学对他说：“你回去就准备好行李，哪天走我通知你。”郑榕听了，心里真是高兴极了。要知道那时有多少青年学生都想逃离北京呀！

艺专一个姓王的女同学，虽然已经结婚，年龄也比郑榕大，但她仍然十分向往解放区。当她得知郑榕要离开北京城的消息时，很受震动。就找人约郑榕到图书馆，当面对他说：“听说你要走了，多么羡慕你呀！希望你能为我们开一条路。”

郑榕知道这个女同学平日里是一个很不爱说话的人，可是这时却让人约他当面说出她的心里话，当时就感到这个女同学盼望逃离北京城的急切心情，他不由更为自己即将奔向抗日之路而激动。

焦急盼望和等待的日子过去了一个月后，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消息，郑榕按捺不住又找到了那个同学。大概是被郑榕坚决抗日的决心所感动，他终于对郑榕说：“你买明天去商丘的火车票吧。”接着他又指着屋子里两个郑榕不认识的人说：“这两个人和你一同走，你们在火车上不要说话，下车后，他们会把你带过去。”

在同学的帮助下，郑榕的逃亡出走就这样定了下来，母亲虽然舍不得让他走，但她也知道拦不住自己的二儿子。没有走成的大哥很替郑榕高兴，也非常支持他逃离北京城。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一个普通的艺专学生能够逃亡出走，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郑榕能够逃离北京城，既离不开朋友的帮助，也让很多爱国青年羡慕。心中注满了抗日情结的热血青年郑榕更是兴奋。

临走时，踌躇满志，一心要逃离亡国奴屈辱生活的郑榕还特意画了一张手持宝剑的自画像，他觉得这张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

第二天，郑榕告别了母亲，满怀着一腔抗日激情，逃离了北京，大哥亲自为他送行。当火车开动，大哥朝他挥手的时候，郑榕心中一震，一股不舍的兄弟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知这一别，何时才能见到大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

火车的鸣笛终于响了，郑榕知道，自火车开动的那一刻，他告别母亲，离开家庭，走进社会的道路就开始了。那一年是1943年，郑榕19岁。

让郑榕没有想到的是，大哥的挥手告别，竟是诀别。很长时间以后郑榕才知道，日本投降后不久，他的大哥就因为得了肺病去世了。想起大哥生前的音容笑貌，郑榕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么聪明、那么能干，充满青春活力，当年还积极参加抗日锄奸的大哥，为什么就会离开人世呢？

郑榕爱大哥，也了解他的大哥，他知道，大哥不但为人正直，而且极富才华，尤其具有绘画天才。他还知道，大哥最擅长画飞机，每次从旧书摊买回来大量的外国军事画报后，他就会临摹其中的插图照片。因为画得好，还曾出售过。

很多年后，郑榕想起早逝的大哥仍十分感慨，他为大哥没有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日子，为大哥的才智没能得到发挥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