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学时代

1.走出“大宅子”

转眼到了1934年，郑榕兄妹和母亲在“大宅子”里的日子，也整整过了十年。眼看着郑家兄妹一天天长大，郑榕和哥哥郑庆桐也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母亲郭韵清终于又鼓起勇气来到郑榕大伯父的房间，再一次请求这个大家庭的主人，让她带着孩子们走出去生活。

这样的情景，“大宅子”里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但郭韵清的请求却始终未能实现。虽然如此，她却从没有放弃摆脱“大宅子”生活的愿望。这个来自山东潍坊一个旧中国没落地主家庭的女子，虽然命运让她早早失去丈夫，又没受过正式教育，却性格坚强，正直善良。她不甘于“大宅子”里寄人篱下的生活，也时时不忘教诲儿女讲仁义道德，更深知儿女读书受教育的重要。因而尽管走出“大宅子”的请求一次次遭到拒绝，她仍然一次次地提出，以她柔弱的身躯，一次次地和命运抗争。

或许是郭韵清的执着感动了大伯父。“大宅子”的主人——郑榕的大伯父终于有一天，答应了郭韵清的请求，并拿出了一笔足够他们一家五口人生活的资金。于是很快，母亲带着郑榕兄妹四人走出了他们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大宅子”。

坚强的郭韵清带着孩子们不仅走出了租界地的“大宅子”，而且离开天津来到了北京，她要让自己的儿女在文化浓郁的北京城走进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靠着昔日下野军阀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十万大洋，一家人很快就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找到房子安置了下来。不久，郑榕和哥哥也走进了和自己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同中学。

从与世隔绝的家塾到老北京城的中学，从高大华丽的租界地到文化浓郁的古都，刚刚走出“大宅子”成为北京中学生的郑榕，虽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新奇、陌生，甚至有些畏惧，却很快就被古老的北京城独具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他喜欢北京四合院的静谧，也喜欢胡同里回味悠长的叫卖声和老北京风味儿十足的天桥、庙会，还有什刹海和天坛高大幽深的古树，以及北京的京戏。

走出“大宅子”的新生活，让中学生郑榕兴奋、沉醉，古老北京城充满文化风情的一切一切，更是深刻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在年少的郑榕心中，这座文化古都表面看来迟缓沉静。无论是单调的驼铃，沉重的水车，还是嘹亮的鸽哨，胡同的叫卖，好像都被囊括在那巨大的苍穹里了。

从天津到北京，郑榕更感到，北京所不同的，是比天津租界要浓郁得多的泥土气息。因此他经常边在心里默诵着“咸阳古道音尘绝……”。边踱步在什刹海附近的大道上，大道旁那些上百年的参天大树也常常引起他的一些遐想。

还有厂甸的风车，白云观的老道，西直门外的毛驴，天桥的游艺场……都让郑榕大大开阔了眼界。

北京的京剧也一直在郑榕心中挥之不去。他知道北京人热爱京剧。当时富连成正处在鼎盛时期，他们的演出整齐严肃，很吸引人。有时看过戏后，郑榕也会和兄弟们在庙会上买一些下边插猪鬃的纸扎戏人，回到家后，他们就把戏人放在家中原本搁放茶壶茶碗的铜盘里，接着再用手不停地敲铜盘，于是那些扎着猪鬃的戏人便纷纷挥舞刀枪，团团乱转，孩子们更是看得一个劲儿地咧着嘴乐。

郑榕爱看京剧，也爱回来学着比画唱上几句。所以除了买猪鬃戏人，他也买了一些京剧唱本。等回到家，自己就披上床单，照着背唱。有时他也会刀枪宝剑的，乱打上一通。但那时候他不爱听京剧里的青衣老旦。后来到了老年回想起来，他才感到没听过程砚秋的唱，真是很大的遗憾。

2.在大同中学

郑榕刚刚走进大同中学不久，北京城就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那是在1935年12月9日，北京城大、中学生及爱国民主人士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并吞华北的阴谋，抗议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这次运动，不仅让中国人民认清了日本强盗侵略者的真实嘴脸，更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发了国人一致对日抗战的决心。

眼看着身边许多学生高喊“打倒日本狗”“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和“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他们散发传单、上街游行，最后遭到军警的围捕。对外面世界还懵懵懂懂的郑榕，也第一次领略了自己所置身的社会那近乎残酷的真实生活。

那天早上，和每天一样，已是中学生的郑榕吃完早饭，就去上学。不想刚刚走出家门不远，就看到一排排军警已在学校门口站满。一派阴森的气氛中，只见林立的军警队伍里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警察们更是如临大敌般个个笔管条直、神情紧张，一动不动地盯着学校大门口。

从小就被关在大铁门里几乎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郑榕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惊讶之中，他更感到了恐惧。而走进学校大门看到的情景，更让他在惊呆和恐惧中受到了震动。校园里早已站满了学生，他们个个情绪激昂，手里高举着标语，衣兜和书包里塞满了传单。不承想再回过头来时，学校的大门已经被门外的军警关严了。于是，几个领头的学生隔着学校大门轮番向外面的军警喊话。高举着标语的同学们簇拥着向大门奔去，无奈大门已经被军警封住，任你学生怎样喊话，怎样冲挤，都始终无法走出被军警们牢牢封住的大门。

一心要上街游行的大同中学学生就这样被困在了学校里。眼看着过了中午，里面的学生都饿着肚子，外面的军警依然把着学校大门。从来没受过如此“待遇”的郑榕经历了一阵难熬的饥饿后，终于觉得实在受不了了，便找到哥哥。于是兄弟俩一起跑到和自己家一墙之隔的学校操场，冲着墙那边就喊了起来。

很快，墙那边的母亲听到了喊声，她立刻派人给墙头搭上了梯子。随着郑榕和哥哥翻过墙头，后边也跟着上来了同学，于是很多同学都跟着翻过墙头，终于冲出了被困了大半天的学校。这段经历，后来郑榕先生曾有如下回忆：

宋哲元一早派兵把住了校门，把我们锁在学校里边一天，到了下午，我实在饿极了，就隔着操场的墙喊家里来救我们。我们家临近学校操场后院，家里就派人搭上梯子，把我们接回家去吃饭。这时，大批手里拿着标语和传单的学生像过云梯一样争先恐后地从梯子上跨过去，潮水般地借着这条路冲出了我家的大门。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对于刚刚来到外面世界的中学生郑榕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和震动。虽然他觉得那些举标语发传单的学生深不可测，但他心里很敬佩他们，正是他们让他认识到了外面的世界，懂得了爱国抗日的道理。这是走进大同中学的郑榕对外面世界接触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虽然已经成为一名中学生，他却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不管是五花八门的各类学习，还是课下同学们之间的热烈交谈，他都因感到陌生和胆怯而无法与大家融在一起。至于以前家塾里从没有上过的体育和音乐课，就更是一窍不通了。为这，郑榕没少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他也感到很伤自尊，甚至有时会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虽然如此，但命运赋予中学生郑榕的，似乎并不都是自卑与烦恼。语文就是他最喜欢的课，他喜欢听语文老师讲解文学作品，也喜欢回答老师的提问。当然最高兴的，还是语文老师让他在课堂上当众为同学们朗读课文。这个时候的郑榕，没有自卑，更没有畏惧，而是通篇流利地把课文朗读完毕。为此，他没少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不仅总是夸他口齿清楚，而且总是让他在班上朗读课文，尤其是有外面来人听课时，更是喜欢让郑榕出面朗读课文。这也是初到外面世界，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和畏惧的中学生郑榕唯一快乐的事。

因为朗读课文口齿清楚流利，很少在同学面前“显赫”的郑榕也得到了登台演剧的机会。虽然排练了半天最后只得到了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旦角”角色，但却是后来成为表演艺术家的郑榕几十年表演艺术生涯的开端。

那时大同中学每年都要举办两次演出活动，是租青年会的剧场，一般是白天演话剧和小节目，晚上唱京戏。当时高年级学生排练《五奎桥》和《梅宝》等话剧。郑榕班里排了一个独幕剧《刘三爷》，叫郑榕演刘三爷。等到排出后又说他不像老头，结果没被通过。后来临时改演《请医》，让他扮演病人的妻子，穿了件花旗袍，打了一脸白粉，虽说只是男扮女装演了个“旦角”，又没有一句台词，但这是郑榕首次登上舞台。

北京古都浓郁的文化风韵，一二·九运动的风暴，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吸引着刚刚走出天津租界地“大宅子”的懵懂少年。然而战争的爆发，又让中学生郑榕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3.返回天津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的炮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北京城。大伯父想到侄儿一家沦陷在日本人魔爪之下，立刻派人给住在北京的郭氏母子发了一封电报，叫他们立即返回天津租界。

接到电报的母亲有些惊慌，顾不上收拾家中的行李和家具，只简单打点一下就匆匆忙忙带着郑榕兄妹回到了天津。在大伯父的安排下，租界地里的生活虽然仍是衣食无忧，但成为中学生的郑榕已经开始懂事了。他没有想到，在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的时刻，天津租界里却处处是奢靡腐化的堕落生活。

大街上依然繁华，汉奸、流氓打手更是耀武扬威、招摇撞骗……学校里的风气也非常不好，经常是打架斗殴，一片混乱，没有一丝抗日爱国的激情。经历了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郑榕，不由心中升起悲愤和忧伤，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知亡国之耻。他更不知，自己心中激起的抗日热情去向谁倾诉。

所幸的是，他还能够看上一些电影，特别是能够看上不少当时正处于美国好莱坞鼎盛时期的影片，这对于正在上中学的郑榕来说，不仅弥补了空虚苦闷的生活，更为他日后从事的表演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卢沟桥的炮火中，郑榕从恬静的梦境中惊醒。虽然大伯父用电报把他们一家召回了天津避难。但郑榕却深深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处处霉菌丛生、更加动乱的天津。他看到，一些奸商囤积居奇，一夜间就成了暴发户。租界内虽是一片灯红酒绿，但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掩埋在最底层之下的一种表面的繁华景象。更为可怕的是那些诱人堕落的、看不见的陷阱已遍布四周。

在天津上高中的郑榕（后排右起第8人）

郑榕的同学中，就有几个家中不是官僚、汉奸，就是暴发户的。他学校的校长就是一个军阀。同学们经常看见那位军阀校长穿着缎子袍褂，坐着锃亮的包车，还有一个保镖跟在车后推着跑。

有这样的校长，校园里的“军阀混战”之风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天，学校里发生了两派夺权。郑榕只看见那座楼里的教室每个窗户后面都站着手持棍棒的人。只是片刻之间，所有窗户的玻璃就都被打碎了，紧接着，书桌椅子又从楼上的窗户往外扔了出来。郑榕只觉得当时的场面是那样恐怖，令人不寒而栗，全然没有了校园里读书学习的美好场景。

这个时期，少年郑榕已逐渐成长为青年。刚刚从封闭的家庭走向社会，他的心中，还怀有对社会的陌生和畏惧，这反而在不知不觉中，为身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郑榕筑起了一层无形的保护伞。

他从不走进光怪陆离、充满靡靡之音的舞厅，也不踏进奢侈污秽、醉拳声声的酒楼半步，打群架、耍流氓的事更是跟他不沾边。一天天长大的少年郑榕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

像好莱坞文艺片《钟楼怪人》《悲惨世界》等，还有些进步影片如《北极星》、长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郑榕不仅被这些好莱坞电影深深吸引，更为那些表演大师如查理·劳顿、劳伦斯·奥利佛等创造的许多不同的鲜明形象惊叹不已，当然也为那一片童心的动画片里的小动物流过眼泪。

那个时期的郑榕还没有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因此，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时期观看了众多的好莱坞影片，更弥补了他在文学上的无知和奠定了他对表演艺术的热爱。

4.抗日爱国的激情

在租界里灯红酒绿、堕落无聊的环境中，有时也会发生让郑榕为之震动的事。那就是听到身边有的同学逃走奔赴抗日前线打鬼子，或是某某投敌的汉奸被处死的消息。比如一个伪联合准备银行的经理在大光明电影院被人用枪打死；还有在志达中学校园内，一个反水投敌的汉奸也被人处死了。这些锄汉奸的事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但却让很多爱国的中国人拍手称快，郑榕更是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从心底里佩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