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圣　第二

[提示]本篇疑点主要有三：一是《征圣》篇是否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二是关于“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内涵，三是关于“明理以立体”的内涵。

[辨疑]

一、《征圣》篇是否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征圣》篇研究中，有些学者认为《征圣》篇与《宗经》篇在内容与宗旨方面如出一辙，并对《征圣》篇的地位和价值提出否定性的意见。如清代学者纪昀说：“此篇(《征圣》)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周振甫也说：“刘勰提出的《征圣》、《宗经》实际上是一回事，只是分开说罢了。”牟世金则认为，《文心雕龙》的总论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其中《征圣》和《宗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以上观点说的是《征圣》与《宗经》的“共性”，总体上都是正确的，但若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征圣》篇的“个性”，亦即其独立地位和价值，将其视为“装点门面”的可有可无之篇，那就难免要顾此失彼，而囿于一偏了。

首先，从刘勰著作《文心雕龙》的动因和态度来看，他虔诚崇拜儒家圣人，执著地向往做孔子的弟子，以“敷赞圣旨”，“光彩元圣”；他不满于前人论文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反对“言贵浮诡，饰羽尚画”的浮靡文风；主张“不屑古今”，“惟务折衷”，写文章要像圣人那样，“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因而后人誉其所著为“深得文理”，“体大思精”，“开源发流，包举宏纤，为世楷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设想作为“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章学家”的刘勰，会让《征圣》篇去“装点门面”，而没有其独立地位和价值呢？假若《征圣》和《宗经》“如出一辙”，说的全然是“一回事”、“一个意思”，那么刘勰为何不将其放在一篇之中，或者将其删掉呢？刘勰曾着意批评“一意两出”为“义之骈枝”；“同辞重句”为“文之疣赘”(《镕裁》)。据此可以推论，在论述“文之枢纽”的时候，刘勰能轻忽其有关部分的地位和价值吗？他专写《征圣》一篇，置诸《原道》、《宗经》之间，是理应有其用心之所在的。

其次，从道、圣、文三者的关系来看，《原道》篇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观点，阐明了道、圣、文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道”是本原于“自然”的“神理”；“圣”是深领道心的“睿哲”；“文”则是圣人著述的经典。“神理”因为有了圣人，才得以表现在文章之中垂范后世；圣人则借助文章以阐扬“神理”。在刘勰看来，“道心惟微”、“天道难闻”，只有“鉴周日月，妙极机神”的圣人才能体悟、理解，才能“沿道心以敷章”，进而才能“神理设教”，“民胥以效”。这就把“圣”推举到了极为崇高的地位，“圣”在“道”与“文”之间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中介、桥梁作用。可以说，没有圣人就没有经典，没有圣人也就无以明道，归根结底圣人是关键。刘勰在《原道》之后、《宗经》之前特列《征圣》一篇，不仅从逻辑关系和结构形式上，严密了“文之枢纽”部分的内容体系，而且从古代天人关系的高度，强化了他作为论文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据，使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表现了刘勰论文“体大思精”的艺术匠心。因之，以“装点门面”来评价《征圣》篇的地位和价值，是有违刘勰之本意的。

第三，从《征圣》篇和《宗经》篇的具体内容来看，两者的宗旨虽然是一致的，都在于要阐明“文之枢纽”的机制，但所表达的具体内容却各有侧重。《征圣》意在强调“圣”，《宗经》旨在突出“经”。王运熙在《文心雕龙译注》中说：“本篇(《征圣》)和下面《宗经》篇都认为作文必须依据圣人的经书，但本篇着重从圣人作品的总体特色和圣人关于立言的指导性意见立论，《宗经》则着重从‘五经’各自特色和影响立论。”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也说：“盖征圣之作，以明道之人为证也，重在心。《宗经》之篇，以载道之文为主，重在文。”“二义有别，显然可见。”王、刘二位的见解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看出《征圣》和《宗经》的区别。具体地说，《征圣》篇和《宗经》篇各有三个要点，如龙必锟在其《文心雕龙全译》之《征圣》篇的“题解”中说：

全篇分三个部分：(一)讲要像圣人那样重视文章的写作和写作文章的基本原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二)讲写作要像圣人那样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三)讲文章要写得像圣人的文章那样“衔华佩实”。

在《宗经》篇的“题解”中，龙必锟则说：

全篇分三个部分：(一)讲什么是经及经的教育作用。(二)讲《五经》写作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写作的普遍意义。(三)讲各种文体和《五经》的关系及以《五经》为宗、学习《五经》写作文章的好处。

上引两段文字，对《征圣》篇和《宗经》篇之要点所作的概括，与其他学者的提法、条理、次序虽不尽相同，但它从原文出发，揭示了《征圣》篇和《宗经》篇各自特有的具体内容，明确表现了两者的区别，这是毋庸置疑的。据此，可以肯定地说，把《征圣》篇和《宗经》篇视为“一回事”、“一个意思”，或说它们“如出一辙”，不仅背离了两者的具体内容，而且把两者各自特有的地位和价值也削弱了。而《征圣》篇之作，其目的和意义也并不是为了宣扬“圣”如何明道，而是将“圣”作为“道”与“文”的中介和桥梁，以严密自己论文的理论体系，强调圣人为文的作用、原则和方法，让后人以圣为师，像圣人那样“衔华而佩实”。由此可以设想，如果背离了上引《征圣》篇的那些具体内容，那它就没有什么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可言了。一言以蔽之，《征圣》篇的地位和价值，就在于刘勰赋予了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

二、“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内涵

《征圣》篇研究中，对“文成规矩，思合符契”之说，多有不同解释。“文”这里指文章；“规矩”，这里指规范性，此解少有疑义。但也有学者将“文”释为“文辞”，缩小了“文”的范围。关键是对于“思”与什么“合”若“符契”产生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思维完全与道理契合，或思索与要点一致”；(二)“思想跟客观事物相一致，或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三)“文思或为文运思合若符契，思想能密合得如同符契，或言其内容如合符契”；(四)“思与文完全相合如符契，或文章与思想两相契合”。

一般地说，以上说法大抵都是各有道理的，然我们需要回归文本，给它一个更为符合刘勰本意的解释。综合比较诸家观点，“思合符契”应指“文思或为文运思合若符契”，更确切地说，即“思理与文势相合如符契”。“思”在一般意义上确是指思维、思想、思索，但在“思合符契”一语中，却包含着特定的内涵，意指“为文运思”，即创作中所谓的“文思”。“为文运思”中包括着“思”与“文”两方面的内容，二者相合，文章既成。“思”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到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文”亦是复杂的，通过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得以成型。因此可以说，在“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语境中，“文”中有“思”，“思”中亦有“文”。文思酝酿、惨淡经营的过程，就是将诸多内容和形式因素有机融合的过程。

首先，从全篇的主旨来看。《征圣》篇一再强调“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按照刘勰的逻辑，这是因为圣人能够明道，圣人之文“雅丽”，“衔华而佩实”，“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并视之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这种思想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征圣》篇中，而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成为刘勰论文并反对浮靡文风的重要理论根据。至若“文成规矩，思合符契”，也是对圣人之文的高度评价。其内涵与被作为“玉牒”和“金科”的圣文，实际上是“一回事”、“一个意思”。所谓“文成”与“思合”，可以说就是“志足”与“言文”，“情信”与“辞巧”，“衔华”与“佩实”的相合相成，都包括着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意义，都要求“文质并茂”、“华实相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妙合无垠。而所谓“规矩”与“符契”，实则也就是“玉牒”和“金科”。两者都是对圣人之文的总体颂扬，而不是对其局部的赞美。刘勰所谓“圣谟卓绝”，不只是因为他们“妙极生知，睿哲惟宰”，还因为他们能够按照自然之道，把作为内容的思理与作为形式的文势结合得如同“符契”，具有“精理为文，秀气成采”之妙。因此，只以属于内容方面的“思维完全与道理契合，或思索与要点一致”；“思想跟客观事物相一致，或思想符合客观实际”，来解释“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内涵，而忽略了刘勰所强调的圣文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这就难免有违《征圣》篇之主旨了。

其次，从“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上下文意来看，其上为“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意思是圣人全面观察认识天地宇宙，深入探究其神妙精微的奥秘。因为他们懂得深微的“自然之道”，鉴周识圆。因此，其文思或为文运思就会合若符契，这乃是“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前提或根本原因。联系《原道》篇主旨，此处亦再次表明“师乎圣”的重要意义，突出圣人能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权威地位。其下为“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四种写作方法以及其经典例证，这是“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具体表现。可以明显看出，它们也都包含着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简言”、“博文”、“立体”、“隐义”属于形式；“达旨”、“该情”、“明理”、“藏用”属于内容。在“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过程中，圣人洞察幽微，深知“繁略殊形，隐现异术”，需要“抑引随时，变通适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诸多因素合模、成型。而这正是刘勰强调“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的重要原因。清儒纪昀虽曾批评《征圣》篇为“装点门面”，但对“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却赞为“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由此可见，圣人在上述的隐、现、繁、简四种表现方法方面，也是非常注重“文成规矩，思合符契”，力求内容与形式诸因素完美统一的。再联系到《征圣》篇开始部分的“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之说，也都在强调“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这就使“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内涵表现得更为充实、明显了。

总之，在《征圣》篇研究中，不宜离开全篇主旨和上下文意，孤立地以词释词。这里以“思理与文势相合如符契”，解释“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内涵，目的是想把“内容与形式”之通说具体化，是否恰当，尚需方家再作斟酌。

三、“明理以立体”的内涵

《征圣》篇的另一疑点是对“明理以立体”的解释，关键是围绕“立体”的内涵有所争议。分别有以下观点：一是“阐明事理以确立文章的体式，或用明显的事理来建立体制”；二是“以阐明道理来确立根本，或用直接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三是释其为“用明白的道理来表述要点”，译“体”为“主要部分、重要部分”。此外还有“通过说理来建立文骨”，释“立体”为“树骨”的观点，及“立体者，谓行文造句须求清晰”，释“体”为“具体姿态”(文句)的观点等。

“体”在《文心雕龙》中屡屡出现，而在不同的位置又具有各自不同所指。综观全书，主要有三种用法：一是指文章的体制、体裁、体式，如《通变》篇“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之“体”即为本义；《镕裁》篇“设情以位体”的“体”也为此义。二是指文章的风格，如《明诗》篇“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体性》篇“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均指风格而言。三是指文章的主体或主要组成部分，如“泛论纤细，而实体未该”(《总术》)；“木体实而花萼振”(《情采》)。那么，“明理以立体”之“体”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呢？

首先，“明理以立体”在《征圣》篇中，是指圣人“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一种写作方法和表现形式。经典之文充分注意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巧妙结合，这是刘勰从理论上予以充分强调的。但此说还较为笼统。因之他总结了圣人著作中的四种写作方法并详细论述其具体表现，即“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如前所述，“简言”、“博文”、“立体”、“隐义”属于形式；“达旨”、“该情”、“明理”、“藏用”属于内容。所以，这里的“体”必然属于文章形式的要素。但若释“体”为文章的主体、要点、主要部分、重要部分、姿态，却都有些含混不清，未能阐明其具体内涵，且与上文自相矛盾。所谓文章的主体、要点、主要部分、重要部分、姿态等等，究竟是指内容呢，还是指形式？是指文章的整体呢，抑或指文章的局部？而“骨”在《文心雕龙》全书中，既指有力的文辞，如“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风骨》)；又指文章的骨骼、主体，如“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诠赋》)。“树骨”到底指什么，亦未明其意。

再者，用以说明“明理以立体”的例文是“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效离”。意思是，书契要决断万物故取象于《夬卦》，文章要明晰事理故仿效于《离卦》，分别取《夬卦》的决断之意和《离卦》的明朗之意。而“决断”、“明朗”均属于文章的基本格调，亦即文章之“势”。它是由文章的体制或体式决定的。《定势》篇中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又说“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这与“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效《离》”可互相佐证，它们表明的是同一个意思。《定势》篇针对文坛出现的“反正为奇”、“失体成怪”现象，批判“离本弥甚”，“文体遂弊”的“讹势”，提出了“执正驭奇”、“各以本采为地”的办法，明确了各种文体应有的基本格调。而“符檄书移”，恰与《夬卦》相似，都有着“明断”之“势”。把它视为“明理以立体”的例子，也是很具说服力的。范文澜曾通俗而确切地解释道：“章、表、奏、议，不得杂以嘲弄，符、册、檄、移，不得空谈风月。”还有一位龙学研究者认为，《定势》篇实是讲“有体无势”。这就是刘勰所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道理。如若各种文体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基本格调，那也就没有文体概念可言了。

由此可见，刘勰这里所说的“体”，就是以文章的体制、体式为基础的文章的体势，亦即其基本格调。而“明理以立体”一句，则是指用鲜明的道理来确立文章的基本格调。这样的解释，大抵是既符合上文之意，并与《定势》篇相统一。(王凤英　执笔)

[原文]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先王声教，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立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晢以效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制，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