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骚　第五

[提示]本篇疑点主要有二：一是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看法，二是《辨骚》篇的归属。

[辨疑]

一、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看法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刘勰“四异”之说，尽属贬义，进而得出崇经抑骚的结论。另一种则认为《辨骚》篇乃至《文心雕龙》全书高度赞扬了屈原及其作品，刘勰称得上是屈原的“知音”。

《辨骚》篇作为“文之枢纽”的最后一篇，其理论重心就在一个“辨”字上，为什么要辨？辨什么呢？刘勰列举了前代五位学者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然而刘勰对此并不信服。他认为五家的评价“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并没有准确把握住楚辞的主要特征，这就是要“辨”的理由。

综观五家的评论，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并称其“与日月争光可也”。王逸指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及汉宣帝以为“皆合经术”和扬雄“体同诗雅”。四家明显基于儒家立场，以是否合乎《风》、《雅》精神为标准，四家均持肯定态度。班固持相反观点，其理由有二：一是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忿怼沉江”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二是认为屈原之文“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这与经典之文不合。尽管班固与前几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不同，但是在评判的标准上实际是一致的。五家的评论，或从作品出发，或论作者的品质和人格出发，都设置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是否合乎儒家立场和《风》、《雅》精神。

刘勰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四同四异”。

所谓“四同”，即指“陈尧、舜”、“称禹、汤”的“典诰之体”；“讥桀、纣”、“伤羿、浇”的“规讽之旨”；“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的“比兴之义”；“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的“忠怨之辞”。

所谓“四异”，乃是指“托云龙，说迂怪，驾丰隆求宓妃，凭鸩鸟媒娀女”的“诡异之辞”；“康回倾地，夷羿毙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的“谲怪之谈”；“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的“狷狭之志”；“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的“荒淫之意”。

刘勰认为“四同”是“同于风雅者也”，而“四异”就是“异乎经典者也”。单从这一点来看，他仍然没有摆脱汉儒“依经立论”的思想。就全文主旨言，这“四同”，实际上就是《离骚》“取镕经意”的具体内容。它与《风骨》篇“镕冶经典之范”、《定势》篇“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等说，可相互参证，表明刘勰论文，总是把能否“依经立义”放在第一位的。

但是，刘勰提出的“四同四异”是从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出发。这与前人的评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依照“依经立论”的思想，“四同”显然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在这一点上龙学家们均无异议。实际上，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关键在对“四异”的理解。

有的学者认为，“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明显的贬义，刘勰对此严肃批评。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不应仅仅局限于“四异”的字面意义，要从刘勰的出发点考虑。

刘勰所谓“四异”，“诡异之辞”和“谲怪之谈”是从作品内容的角度出发，指屈原把神话传说和土风民俗引入诗歌创作。“狷狭之志”是孤高和褊狭。“荒淫之义”是指《招魂》作品所呈示的生活画面，至于隐藏其后的作者主观态度则是相当复杂的，因此很难说刘勰对屈原的作品的所谓“荒淫之义”就是否定的。且刘勰只是说明了不同，并没有表现出褒贬的态度。

刘勰的态度主要见于后面一句：“故论其典诰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关键就在“夸诞”二字，刘勰对此是什么态度呢？在《时序》篇他论述：“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固知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可见其对楚辞中的“夸张”“怪诞”是不否定的。之后刘勰给楚辞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到了“自铸伟辞”比起前面的“夸诞”已经是明显的褒扬了，而且“四异”中就包括着屈原的“自铸伟辞”。

再从对《辨骚》影响和作用来看，刘勰将《辨骚》篇列入“文之枢纽”部分。《序志》篇：“盖文心之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变乎骚”就是为了借鉴楚辞进行创新。所以，“四异”中的“异”不仅仅有最一般的“不同”、“不一样”的意思，而且包容着“变化”“发展”创造、革新的内涵。针对经典著作的典雅、正统，“异”，往往被视为“诡异”“谲怪”“狷狭”“荒淫”，事实上也确有这种情况，所以刘勰要纠正当时讹滥、诡异之文风，但就《离骚》的具体内容来看，这只是局部的缺点，是“异”的某些具体表现，而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因此，才有所谓“博徒”和“英杰”之称及“轹古”、“切今”之誉，“异”中有缺点，才有背离正统的“浪子”，“异”中有变化、发展、创作、革新，才能产生超越古人、横绝当代的“英才”。只肯定“四同”，而否定“四异”，那“自铸伟辞”又将从何而来呢？它只是以“取镕经意”为前提，而不包括在“取镕经意”的范围之内。黄侃曾说：“‘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二语最谛。异于经典者，固由自铸其辞；同于风雅者，亦再经镕湅，非徒貌取而已。”这是深得刘勰所论之旨。《辨骚》篇虽然在“四异”中用了几个在今天理解颇有贬义的事例和词语，但全篇的主旨是赞扬、肯定《离骚》，而不是贬斥它。

可见，《辨骚》篇是刘勰通变观的体现，“辨”的目的是求“异”，求“异”的目的是为了“通变”。刘勰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是为了学习楚辞“惊采绝艳”的长处，以做到“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二、《辨骚》篇的归属

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也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辨骚》篇应该属于文体论部分，理由就是《辨骚》篇的内容主要是对“楚辞”这一文体特征的认识，与“论文叙笔”部分内容相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辨骚》应属于“文之枢纽”。

首先从刘勰对全文的结构安排来说，《序志》篇已经明确说明《辨骚》篇应属于“文之枢纽”部分：“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其次，从刘勰的写作体例上看，自《明诗》到《书记》的“论文叙笔”二十篇，其内容上的安排都是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为原则，而《辨骚》篇并没有遵循这一体例。

其次，就魏晋六朝时代看来，楚辞和《诗经》一起被奉为“诗赋之祖”。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论述汉魏以迄南朝诗赋的发展时，就说过“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的话。钟嵘《诗品》评论汉魏六朝诗人，指出他们的作品的源流分别是《国风》、《小雅》、《楚辞》三者，实际上与“同祖风骚”的意思基本相同。刘勰把《辨骚》篇列入“文之枢纽”，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南朝文人对楚辞的历史地位的重视，认为它与《诗经》同为后代诗赋之祖。而且，楚辞以其“惊采绝艳”的特点，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勰对于楚辞的价值与影响，具有较深的认识，倘若仅仅把《辨骚》篇放在文体论部分，停留在对楚辞文体特征的认识上，则大大低估了《辨骚》篇的价值，也违背了刘勰的本意。

实际上，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已经有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辩驳和论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段熙仲在其论文《<文心雕龙·辨骚>的重新认识》一文中，提出：“作者分明地提出前五篇是文之枢纽”，且“文体论的一般结构分四部分”，而《辨骚》篇“并不如此结构”。因此，他认为“《辨骚》篇的分组，似应服从原作者的自序，归属于论文之枢纽，而不必属于《明诗》篇以下的文体论”。后来王元化在其《文心雕龙讲疏》一书中，进一步肯定并阐明了段的观点，明确表示：“我认为《辨骚》篇应列入总论，而不应该划归文体论，除根据《序志》篇所述外，还可以从《辨骚》篇的体制方面推出同样的结论。”

以上是学者从篇章结构安排和体例考虑，得出的结论。

王运熙在《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一文指出：“刘勰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不但说明他对于《楚辞》历史地位的尊重，而且还表明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即创作必须以经典为准则，对《楚辞》的奇变的文风，必须加以批判地吸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钟子翱、黄安祯在《刘勰论写作之道》一书中，发挥王运熙的观点，解析说：“在创作中如何继承，如何革新，才可能纠正当时淫靡奇诡的形式主义风气，把文学创作引上正确的轨道，这就很难找到比《辨骚》更适合的办法了。”

詹福瑞《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学习<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札记》认为，“变乎骚”之“变”即《通变》之“变”，就是探讨继承和创新的原则和方法。

这些都是从《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的特殊作用考虑的，展现其中蕴涵的通变思想。

此外，还有学者从“文之枢纽”五篇的关系，论证《辨骚》篇归属问题。如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一书中所持的见解：“舍人自序，此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箴贬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可见“文之枢纽”部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容分割。

上述各家虽有角度、分寸的不同，但在《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

“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根柢”不知，岂敢“裁断”于己？基于《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的特殊的地位，关乎全书的指导思想，应深刻体会刘勰的用意。(黄伯　执笔)

[原文]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驾丰隆求宓妃，凭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毙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采华；卜居摽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眄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赞曰：不有屈平，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采云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