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土

自古以来，

家国之乱，

往往起于乡野，

起于细故，

起于某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冲冠一怒。

当庠序之灯一盏盏远去

（2012年4月13日）

先前睡前翻书的习惯，常被上网读报取代。听着淅沥的雨声看新闻，思绪忍不住跑起马来。我向来不解，那些哼哼唧唧的肥皂剧，似乎永远不缺观众，其实，从古而今，真实的“新闻”，远比肥皂剧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新闻中那些主人公的跌宕起伏，不但事关个人命运，也总有与史影相牵连的草蛇灰线之迹可寻，未免就絮叨几句。

眼下，有一桩芥豆也似的新闻，让人忍不住说道说道——三个花朵儿般娇弱的小生命，死于9日发生在广东阳春市的校车与货车相撞事故。

又是校车事故。说者和听者都已经麻木了吧，究竟这类事故有什么“非发生不可”的逻辑呢？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这本是善政。

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孩子们上学路途遥远，交通如何解决？于是，“超载车”“黑校车”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不出事故，才怪！

乡村学校大量消失，不光把孩子逼到危机四伏的路上，还有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事故”，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虽不像校车事故迫在眉睫，却像温水煮青蛙般，亦关“生死”——农村的文化种子，正有被渐次抽离、掏空的危险，这可能是继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入城市、农村老龄化、留守儿童骤增之后，又一桩加剧农村空心化的大事。

拥有数千年农耕文化的中国，靠什么薪火相传，维系农村道德秩序，保存文明火种，化怨解困、和睦乡里？庠序文化功不可没。庠序，说白了，就是乡村学校，“设庠序以化于邑”，这话说得很明白，教书并非设庠序的唯一目的，而教化乡邑，才是根本。

从前“三老”普遍受到尊敬，连秦末起义称王的陈胜，也要恭敬延为座上宾。“三老”者，乡间教师小头领罢了，其声望足以让从乡民到豪强一体敬畏。无论庙堂与江湖有多少乱象，中国农村文脉不绝如缕，庠序居功至伟。《红楼梦》里，秦可卿死前托梦凤姐，说是“永保无虞”的法子，就是在祖茔边多置田产并就近设家塾，哪怕再败落，也能保住家族最后的退路。这“就近”二字，极要紧。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书匠依然受人尊敬，排解纠纷一言九鼎，婚丧嫁娶指点仪轨。书声琅琅的小学校，听着就让村民踏实，方便熏着点儿书香。

现在，小学搬离了村子，中学搬离了乡里。没了青少年，没了教书先生，没了近旁的学校，乡村的文化主心骨何处寄放？

当孩子们翻山越岭、坐着低劣的校车奔向遥远的学校，他们的父母在城里胼手胝足打拼，祖父母则孤守于空荡荡的村落倚门盼归，靠谁来振兴中国乡村？

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一个老师，是一盏灯，那光虽是暗淡，却明明灭灭地闪了几千年，是烛照中国乡村的一线微茫，温暖，踏实。

这样的灯火，真的会一盏盏地远去？这样想着，窗外绵密的雨声，竟让我听出几分惊心动魄来……

高考日，从穷经到穷题的反思

（2012年6月8日）

高考的日子。就说说高考吧。

现在，媒体和网友爱拿历史说事儿，动不动就冠之以“史上最牛”“史上最美”“史上最无厘头”……这里头，透着一股拿历史闹着玩儿的惫懒劲儿，明知没人会去史籍里爬罗剔抉是否真称得上历史之最。这两天的高考，就被照例封上个“史上最严”。为了防作弊，上了各种手段，不能带手机，甚至还有纯“裸考”的——连文具也都由考场统一发放。

其实，稍稍较个真儿，便知如今高考的严防死守程度，未必比得上当年的科考。那会儿的秋闱是要连考七八天的。南京夫子庙西北边有个江南贡院，一格一格密密排布，每间小号都上着锁，和囚笼差不多。哪怕是号内的油灯泼了，失了火，也不准开锁放人……像唐伯虎、吴敬梓、李鸿章们，均在江南贡院受过这份罪，还写得出一手锦绣文章。与他们一样皓首穷经的考生更如过江之鲫。

囚笼式的考试，证明了诚信之不彰，由来已久，更怕的是，思想也进入了囚笼。

今天的考生不必穷经，却得穷题——把自己锻造成万有题库，方能在考场上百毒不侵。看到微博中疯转的一张图片，一个女生斜倚在她高中三年做过的三大摞考卷前，倘堆叠起来，必超出她的身高了。她笑得很粲然，而看客却一片悲酸——这样炼出的人才哦，大好青春，埋首于题海，于国于民当真有益吗？

从题海游进高校大门的孩子，如今也到了毕业季。网上有晒各种毕业照，千奇百怪，倒是看出平时罕有的创造力来。有些照片颇令人拍案，比如集体装扮成红卫兵，手举小红书，甚至行纳粹礼，个个一脸嬉笑……稍解“文革”史的人，都不免侧目，甚至反胃。在德国，大学生若扮成党卫军拍集体照，是会被报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环境颇“宽松”。

这也不怪学生吧，他们对自己这身装扮背后的历史并不深知。现在的学生，曾经被督促被严管着做题，不做题或少做题就意味着人生没有尊严、失去锦绣前程，但有谁曾告诉过他们那场动乱的深刻背景和残酷细节呢？他们如何能知道那是个生民涂炭、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呢？

五四的时候，我们反思和鞭挞过“穷经”的过往，迎来过一个思想从贫困到丰富的新文化运动。而今，“穷题”时代的反思尚未到位，更未进入操作层面，由此带来的一代人的思想的贫困、特别是在系统学习中对真实历史的避让与反思，其弊端之深远，可能要再过几十年更其鲜明。

写到这儿，听到2012年欧洲杯开赛前一则新闻，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英格兰足协先后宣布，将前往克拉科夫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祭拜亡灵。当年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曾在二战期间恶行昭彰，踢球的本国青年祭拜奥斯威辛集中营，那种面对历史勇于反省和忏悔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相比之下，动不动就爱说“史上”的这一代中国青年，沉浮于茫茫题海，偶尔在穿越剧中插科打诨，却在真实的惨淡历史前头，一笑而过……

而且，我们没有责怪他们的理由，这真的让人疼痛。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能祭拜我们的“奥斯威辛”呢？

五月四日，未完成的成“人”礼

（2013年5月4日）

一位长者来函说，能不能写一写五月四日。

是呢，这个日子，每年都是一个必要的提醒，让我们习惯性地检点，自从1919年之后，中国都发生过什么，有哪些完成的和未完成的。94年前，在北平呐喊过的热血青年墓木已拱，然而，他们喊过的口号，仍有穿透历史的力度，直逼当下。孩子们教科书上背诵过的五四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在我看来，五四这个文化符号的独特在于，凸现了平民之于国家的意义——平民的呐喊，终于迫使一个傲慢了五千年的帝国向自己的“子民”垂下头颅。从这一天起，中国人开始了从“子民”向“人民”的艰难过渡：咱可以不再给人当儿子孙子了，咱可以自己成“人”。

但是，这个成“人”礼的实现，绝非轻而易举。

感谢《中国青年报》，呈现了一个芦山地震中的故事。我以为，这几乎是呈现给今年五月四日最震撼的成“人”节“礼物”。

这篇题为《生命的天平》的报道，叙述了一场令人绝望的拯救：84名官兵用了120多个小时，冒着生命危险，依靠手搬斧凿的方式，“搬”走了一座山，只为了寻找芦山“4·20”强烈地震中被掩埋的钟灵村普通山民李安全，最终，李安全的遗体被挖出，而因为“害怕损坏遗体”，在余震的飞石袭来时，战士们扑将上去用身体掩护，6人受伤……

如果，是为了一位高级领导，为了一位科学家，这一切还顺理成章的话，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只是一位山民。军队、士兵，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钟灵村这个小小的角落，在山民李安全的生命尊严面前，国家机器垂下了头颅，生命的天平向着一个“蚁民”谦卑地倾斜。

这个小小的故事，无愧于五月四日。

共和国的成立，其终极意义，就是让李安全这样曾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蚁民”，忽然有了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翻身”感。搁到百年前，我们无法想象，会有84个兵去愚公移山，只为发掘一具山民遗体。我们愿意用信仰去解释这些士兵的行为。信仰的内容，是人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资格“用”兵的，只有人民，“蚁民”没有这个资格。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的国家力量，在四川，被用来拯救山民李安全，中国军人在这一刹那，无愧于天下。

然而，我忽然有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假设。假如李安全是在一个平常日子，在山里砍柴时跌落重伤，交通不便，缺医少药，他能否及时获救？假如李安全走出大山，到城里打工，一旦工伤，谁来保障他的余生？假如李安全被一辆豪车撞伤，会不会有人跳下来冲他叫嚷？假如李安全扛着铺盖卷儿张皇地走在闹市，他会不会迎接子弹般射来的嫌恶或漠然的眼光……

这些无法解开的问号，让我们汗颜：五四留下的呼号，我们远未实现。

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长歌当哭，热血如沸，灵魂净化，守望相助。然而，在无数庸常的日子里，面对身边的困厄，生命的天平是否还会向最卑微的李安全们倾斜？我们的权力机关，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是否还会细致地照顾到李安全们的利益？

多么希望，我们能回答一声：是。

没有头发，拎着什么离开地球

（2013年5月25日）

这个世界总不缺救世主式人物。

乔布斯死了，比尔·盖茨老了，更传奇的继任者适时出现了。最近有个被称之为“美国疯子”的家伙很火：艾伦·马斯克（Elon Musk）。他以42岁“低龄”的一己之力，在地球上三个最有前途也最有想象力的技术领域攻无不克：在线付费的pay-pal方案，声称能把老鼠送上火星的空间探索计划，还有电动汽车。

据称马斯克从小就有拯救世界的英雄情结，他做的这一切，看上去都是试图用技术挽回地球环境颓势的不懈努力。

十余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激辩环境问题。

我那时刚刚驱车走完黄河全程，时见要么断流、要么河水黑滞如柏油的触目惊心，连本该浩荡的黄河入海口，宽漫的河床也只剩下几行浊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竟成黄粱一梦。

当时我很悲观，面对13亿要房要车要就业的国人，环境污染呈现加速度，资源亦濒临耗尽，这会不会毁掉中国的改革发展成果？而朋友不以为然，他乐天地预测，技术的进步、市场的选择将挽救环境，水、汽油如果真成了稀缺品，就一定会逼出新的、廉价的、更生态的替代品，如巴西用玉米、甘蔗转换为乙醇，成为新的动力资源，开出了“玉米汽车”。

十余年过去，中国的环境果然持续恶化，空气、水、土壤，没一样让人省心。可我却越来越钦佩这位朋友的见地。技术进步真的在改变环境，或者说改变一切，涤荡这个世界的旧有面貌，颠覆所有人的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好吧，除了玉米汽车，特斯拉电动车也开始赢利揽金了，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将在博物馆里凭吊汽油动力车。

嗯，黄河也慢慢回来了。虽然污染仍重，但经过全流域调配用水，断流之痛亦有缓。身边的苏州河，不是也神奇地消灭黑臭了吗？

有朝一日，技术或真能挽救生态环境。

那么，还有没有技术无能为力的地方呢？

脑海里倏地跳出“人文教化”的字样来，我知道这么想很蜗牛很土鳖很九斤老太。可是，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似乎难有救世主。乔布斯、马斯克和马云再牛，其天才创意也拦不住下毒的学生和干坏事的校长，拦不住往生姜里掺毒的农民。

文化虚无缥缈，却能无比坚硬地影响社会人心走向。莫言有句妙语，说文学与人的关系，如同头发之于人，看似用处不大，就算秃顶也可以活得挺好。可是人死入土，若干年后剩下的，倒只剩下无用的头发。社会在疾速变化，而文学不朽。咱把文学置换成文化，亦然。

因为无用，人们活得兴致勃勃的时候，鲜有人理会这些不朽的玩意儿，于是只能坐视自己和周边人文环境的朽坏而不自知。作家们哪怕名满天下如莫言，也没有了他的前辈那种辉煌，如鲁迅、郭沫若般可以用自己的思想甚至情绪气质、语言风格影响一代国民。

从这个角度，重建文化环境的难度，更甚于重建生态环境。老鼠能上火星，而我们若没了头发，又拎着什么离开地球呢？没有救世主，头发只能一根一根长出来。不过，发如韭，割复生，生生不息，还是值得期待吧。

让烈士死的光荣，国家才生的伟大

（2013年7月27日）

翻遍汉唐歌赋，我以为最痛的就是这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短短14字，道破战争与和平、残酷与温情、死别与生离、永恒与爱情这两端最遥不可及的距离。如果春闺新寡终其一生都触摸不到、更无法安葬无定枯骨呢？那种蚀骨之痛，能让河山为之一黯。

现在，我们以虔敬的心情，迎接360具战死异国的“无定枯骨”从韩国回家，尽管，这距离他们血溅沙场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

60年，倚门老母和春闺新寡早已凋零，但是，生命的尊严和烈士的牺牲永远不该老朽。他们回归，面临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崭新的家乡，一个全然陌生的崭新的国际地缘政治。他们当年拼将一死，改写了国际政治格局，历史从他们的遗骸边继续匆匆前行，冷战结束，祖国以开放的胸襟催生震惊世界的经济崛起，开辟了中华复兴的崭新途径。只是，烈士们则怀揣“保家卫国”的浩然之气，永远定格在青春最悲壮的一瞬，尽了报国之忠，却未能尽人子之孝、父兄之道，我们后来知道，烈士的妻儿父母，扛起了很多他们遗下的苦难，这让活着的人更有愧疚之心。我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注视着360具遗骸回家。

国富民强，是我们的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实现进程中，我们还有比“富”和“强”更温暖的愿望，因为有“富”的底气、“强”的撑腰，而更有实现的可能。比如送这360具遗骸归还故里，就是韩国女性总统朴槿惠访华时的友善提议。而在改革开放之前，这只能是天方夜谭的想象。

在越来越关注生命尊严和人性温度的今天，国家正在关注和照拂从前被忽略的那壮烈的群体。比如，作为对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关于优抚原抗战老兵提案的回应，民政部不但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还给予他们应得的荣誉；中央财政近日下拨27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完成约30万座零散烈士墓迁移、整合、修缮；更早些时候，中国还悄然启动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次出境作战中埋骨朝鲜、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的诸多墓地的烈士尊严，有望重塑……

人们时常引一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所用典故、意象很中国，却是日本人西乡隆盛所作。而东汉名将马援说的是，“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当年志愿军也曾在清理战场时庄重提出，“不遗留每个烈士的一件遗物，不丢掉每个烈士的一根头发”——死生大焉，叶落归根，让青山有幸埋葬忠骨，这是中国人最梦寐以求的终极心愿，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伦理信息，也是极具温度的人文关怀。

然而，我们有太久的时间去习惯于大国大历史大时代的宏大叙事，却容易忽略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牺牲细节。找回对个体生命的尊严，承认每一个牺牲者的价值，我们才能找回平等意识，找回公平正义。毕竟，我们的红色政权是无数支前小车推出来的，是无数父老乡亲献出至爱的鲜血染出来的，忘了他们，就会忘却了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改革、为谁发展这些根本性命题，甚至动摇立国之本。

让烈士死的光荣，共和国才能生的伟大。

只是因为隔着人群多看了你一眼

（2013年9月28日）

秋天了，这是个连弟弟都想干掉的狠角色曹丕也忍不住凄惶的季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古时讲究天人感应，人事亦要顺应天时，所谓“秋决”，便是将一年一度的行刑放在草木凋零的秋天执行，似乎有“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落叶们陪伴，也能给往生者一点“只有香如故”的念想。

这个秋天，应该是碰巧了的缘故，“秋决”——秋天的判决颇为集中，层出不穷。雷政富与“表叔”杨达才踽踽谢幕，薄熙来、谷开来匆匆登场，大众眼球还关注着一恚摔婴的韩磊、私奔过的商人王功权、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涉轮奸案的无良少年李某某、拥有N个户口N套房产的“房姐”龚爱爱……

借由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的普及，更借由“重大事项要让人民知道”的知情权保障，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桩原本局限于法庭内外的案件审理，会被满城争说，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判例、自己的是非、自己的判决理由。这也成了一个普法的季节，很久不曾被翻动的法律条文，以及宣诸媒体的林林总总的犯案细节，被各种专家和非专家们一条条晾晒于阳光下，且被喧腾着的万口细细咀嚼品味议论……

法律似乎从来没有离公众如此接近，如此触手可及。

另一个从来没有离公众如此接近、如此触手可及的，是原本隔着厚重篱笆墙的完全不同人群、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状态，忽然经由媒体细细渲染或法庭公开审理、直播的案件，打开一扇扇天窗，让人们彼此打量、彼此窥探，彼此恍然大悟，也让彼此和彼此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如果不是“秋决”的细节被一一以各种方式“直播”，我们无从了解薄家深藏于尼斯戛纳的那套豪华别墅和它设计复杂的购买程序，更不知有一种价值8万元的“玩具”叫“赛格威”的电动平衡车，贵公子和电影明星们私下将这样昂贵的玩具借来借去；我们无从知晓贪官雷政富的性交易内幕、“表叔”杨达才的奢侈品消费习惯；我们亦无从知晓沈阳小贩夏俊峰的摆摊故事与他儿子强强奇异的绘画天分，以及死于他刀下的城管一家三代失了家中顶梁柱的经济来源、挤在60平方米小屋的困窘细节，还有摔婴的韩磊已经身背无期徒刑却还能大摇大摆地减刑出狱并出手杀人……

这些平日里互不照面的人群，离我们的庸常生活太过遥远，因为偶然的公开“秋决”，彼此不期而遇，只是因为隔着人群多看了你一眼，在公众心中激起的重重涟漪恐将经久不息。

薄熙来、李某某、韩磊、夏俊峰和“雷哥”、“表叔”、“房姐”们，将成为当下中国众生百态的社会符号，被历史固化并铭记，而他们也在诠释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艰苦卓绝，决策层焦首煎心意欲以改革的大智大勇突破的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的藩篱，就傲然横亘于这些我们渐渐熟悉起来的面孔之间。

夏强强与李某某的从前，贫富悬殊相隔云泥，夏强强与李某某的未来呢？这层篱笆墙的被打破，是否会源于如今彼此多看的这一眼？毕竟，改变，往往始于公开透明，亦始于法纪的严明公正。

公众在期待十年以后的中国，当李某某出狱、夏强强长大后的中国……

波撼余姚，当政府无力回天

（2013年10月12日）

大水围城五六天的余姚，一度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孤岛”。

在福建登陆的台风“菲特”，一路撒野，恶作剧般地重创了浙江小城余姚。“老天爷差不多把68个西湖的水倒到余姚头上”，台风、冷空气、大潮汛“三碰头”，余姚这回苦透苦透。当别的地方还沉浸在国庆黄金周的余温中，还停留在长假安排是否科学的争论中时，泡在水中的余姚人只能苦着脸望“洋”兴叹，甚至一度忧心饮食不给。

围绕泡在水中若干天，电力、通信、交通甚至饮食都难乎为继的余姚，舆情经历了一个从淡定、关注到惊愕的过程。如何诠释余姚今天的悲剧，成了自媒体上哓哓不休的焦点话题。

余姚毕竟不是中西偏远县市。和那些一提就让我们口角噙香的浙江小城，如上虞、慈溪、奉化、嵊州一样，它美美地安卧于荷叶田田、小桥流水的江南。它还是全国十强县之一，有“最具幸福感城市”之誉，前年与全球其他三座城市一起，摘得“全球绿色城市”桂冠。这样一座小城，中了台风的当头一棒，水漫家园，波撼城池，让余姚人痛楚，也让我们心悸。

一个有意味的争论是，风雨飘摇中的余姚之困，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天灾暴露了人祸，还是人力难以回天？

批评政府者说：抗击台风预案不足？风暴预警信息不畅？排水不力救援来迟——当地政府难辞其咎？甚至又惯性般地出现了已被证伪的流言，比如“溃坝”啊，“水库泄洪”未通知啊，“买几棵白菜就需百元”啊……

替政府抱屈者说：暴雨突如其来，天灾难以防范，余姚的锅底式地形、水网纵横的环境，让它难以抵御突然倾盆而下的“68个西湖”。不能把所有天灾的账，都记到政府头上。美国飓风还不是损失惨重，也没见老百姓一股脑地抱怨政府啊。

不知道当地政府有没有从民众的抱怨中，读出一丝欣慰来：中国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大约是世界上最为“紧密”的。有事找市长、找政府，这成了民众的思维习惯。天灾人祸面前，尽最大可能防灾减灾、救死扶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没什么冤枉可言。何况中国的“全能政府”形象，是数十年行政权力包打天下奠定的——密度极高的各路资源集中于政府，唯政府所能调配；诸多“精英”经过重重筛选亦集中于政府，人均公务员比例居高不下；各种税费收入的高企，纳税人意识的提高……这种种都让民众遇到急难险重便寄期望于政府，不是情理之中的吗？

寄望政府，表明众望所归，甚至是民气所用，政府无可推卸，不可不懈怠，亦不可不惕惧。

然而，另一方面，天灾之重确实有时是人力所难以抵御。要稍卸“全能政府”的担子，一是让大家理性看待天灾，二是得从眼下各地的行政体制改革入手。该政府管的，责无旁贷；该市场管的，放权让利；还要有胸怀和雅量，培育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调节、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比如，增强民间的、专业的救援组织力量。

中国城镇化浩浩荡荡，波撼余姚或许只是偶发“小”事件，却藏着改革“大”文章。包打天下的政府，当无力回天时，不妨向改革要“药方”。

倘若没人愿意再做医生

（2013年11月2日）

陪家人去看病，深为医生折服。困扰数日的病痛，被医生以一个激光小手术，三下五除二解决，所有收费不足300元。因为是名院，门诊大厅里，挂号求诊的人水泄不通，脸上写满焦灼。到了中午，慢慢就寥落了，大部分人带着医嘱和药回家，心里也宁静许多。

一定也会有医不好的病患，毕竟人类医学还没有进化到能治愈所有绝症的地步。一旦不治，亲友的悲痛可想而知，然而，其间却有一些人立即转身扑向医者兴师问罪，甚至酿成惨剧。更有甚者，病愈了还要怀疑医术有亏，竟起杀机。温岭被无端暴力袭杀的医生王云杰，就再一次把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伤口，血淋淋地撕开在公众面前。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医生护士们愤怒了。

牺牲者不独王云杰。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短短10天内，发生了6起患者伤医事件，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的暴力伤医事件竟高达27次。而三级医院、大院、名院，更因诊疗量大、疑难险症多，成了医患关系高危区域。

事情严重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下笔批示了，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因医患矛盾引发的暴力事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医疗秩序。

据说，医院要高密度配安保了，有的医生在诊室配了辣椒水以防不测，更多的医院将启用如机场般的安检设施……又有统计说，寒了心的医生们，有七成绝不愿儿女行医。而在世界范围，医生本来是社会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的行业啊！

在医疗资源本就极其短缺的中国，如果真的没人愿意做医生，国人情何以堪？

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的中国严重到如此地步？仔细究诘，站在第一线的医生，是否在替欠账太多的医疗保障体系、替极其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替改革迟缓医药难分的医疗体制付出代价？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教育”和“医疗”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教育总算是完成承诺了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但医疗卫生的政府财政投入还是一个长期低迷的指标。2011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尽管中国在努力弥补，但差距之大仍然惊心。

总体投入偏低，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导致患者奔波千里求医，医药不分家带来“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种种和百姓生活的渐渐丰裕体面形成强烈反差。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步步艰难。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或患者家属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医者，对13亿人而言，是接触最多、依赖最深、受益最大的职业之一。他们兢兢业业支撑着13亿人的健康，拿着不高的工资，“白加黑”连轴转，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承受着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和间接的身心伤害。

倘医生和患者长期对立，必会两败俱伤。要根治，需要国家下决心动大手术。否则，真的没人敢做医生、或最优秀的人不愿做医生的话，最倒霉的还是患者，是你、我、他……

雾霾天，掂量一根羽毛的分量

（2013年11月9日）

霾袭申城。

周四周五，魔都百姓的心情和呼吸道一同郁闷着。放眼全国，雾霾此日独厚申城，催生了秋季首个重度污染日。曾经眺望过、同情过帝都雾霾的申城百姓，这一回则忙着关紧自家门窗，忧心忡忡地目送孩子出门入托、上学……

以前没几个人能准确读写的“霾”，如今成了常用字。烟非烟，雾非雾，夜半来矣，天明不去，来如噩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不独是上海，PM2.5这一回让长三角集体失陷。

很想一个筋斗云翻到半空，再借双千里眼，恨恨地探看究竟是谁在这一天牵出了这头霾，毒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就在这个霾日，看了一段颇有隐喻力量的视频短片，忽有所悟。有亚洲平衡大师之称的志田美代子表演的棕枝平衡舞，其实不能算是舞蹈，而是一个由一根羽毛发端的哲学隐喻。她用一根棕枝稳稳地挑起那根羽毛，又用另一根更大的棕枝挑起这根棕枝，一根接着一根，她缓缓架起一个如恐龙骨架般庞大的平衡系统，几乎网住整个舞台，让人屏住呼吸，生怕这个系统吹弹得破。棕枝越来越多，平衡系统也越来越难控制。神乎其技的是，美代子用最后一根棕枝巧妙地顶住了整个系统，而自己悄然抽离，彻底置身物外。正当大家瞠目结舌之际，她轻轻拈去最初那根白色羽毛，整个庞大的平衡系统瞬间崩溃……

是谁牵出了霾？这不啻在问，是谁打破了亘古便有的自然界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精妙平衡？而这平衡的缘起与终结，都关乎轻飘到本来可以忽略的那一根羽毛。

这根羽毛，可以是任何一个开着车、抽着烟、搭乘着飞机、购买过工业品的我们自己，是那种被冠以“现代”之名的生活方式。“贡献”最大的始作俑者，倒可能早已颓然委地，但自有新的支撑前仆后继，渐渐把一片洁净江山染上毒雾。与其追问谁是最后那根羽毛，不如沉心静气重新搭建新的环境平衡。

中国正在试图这么做。

国务院不久前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入1.75万亿元的巨资治理雾霾天。十项具体措施犹如十根“棕枝”相互搭衬，更要靠所有城乡的相互驰援，试图化解积重难返的举国大气污染。但是，光有棕枝是不够的，还需要羽毛的分量。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近日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这确实令人绝望，我们再也无法独善其身。哪怕你再小心翼翼试图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哪怕是拒绝喝酒抽烟，坚持慢跑健身，但是你无法让自己不暴露于空气污染中，你也不可能拒绝呼吸。

对国人而言，好消息也不是没有。

瑞士绿十字会11月5日发布2013年环境毒素报告表明，全球有两亿人的生活空间被有毒物质污染，而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方分布在8个国家，其间没有中国。去年上榜的中国一些重污染地区，今年光荣下榜。外媒评价道，“这多亏了政府解决有毒污染问题的努力”，光是临汾，“中国政府就关闭了数百家重污染工厂，并要求剩下的工厂安装更清洁的燃煤设备”。

雾霾频袭的当下，我们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还是那句俗到了家的话：从我做起。

关注棕枝，同时也做好那根羽毛吧，因为它的分量，亦能左右世界。

“一次性消费”泛滥，国蠹能否根除？

（2013年12月14日）

雾霾频袭中国，连海南亦难幸免。国人牢骚万千，怨忿肠断，万炮齐轰，目标散乱。其实，雾霾中行走的你我，对四处弥散的污染亦有贡献。

且不说别的，单说中国专注推行30年的一次性消费，谁能置身事外？

有时难以理解，拥有厚重五千年历史的古国，何以对“一次性”如此钟爱，如此须臾难离，让“一次性”诱惑如此没有节制泛滥成灾，给中国脆弱的生态添上“浓墨重彩”？

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餐具、一次性雨衣雨伞、一次性餐布、一次性塑料袋，宾馆中使用的一次性洗浴用品，以及无数具有“一次性”性质的手机电池、一次性相机、一次性水笔、塑料饮料瓶、飞机上的一次性刀叉及餐盒、大型展会发放的精美宣传材料、无节制的豪华精致包装如月饼盒……

13亿人使用，累积30年，这是多么可怕的浪费，多么巨大的污染源。

种种“一次性”，原本舶自海外，因与国人渴望的方便、快捷、潇洒一拍即合，故以不可思议的扩张速度，在中国迅速燎原，轻易拔得世界头筹。

何时我们才能向“一次性”坚决说“不”？

我们有过说“不”的成功案例，叫停过伴着沙尘暴一起漫天飞舞的塑料袋。

据专业部门统计，中国人每天曾使用塑料袋超过30亿个，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每年中国人丢弃的白色垃圾，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量。青山绿水，受到荒漠化以及日渐膨胀的“白色垃圾”“电子垃圾”的双重蹂躏。

5年前，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在全国强力铺开，成为环保人士欢呼的当年头条环保好新闻。据估算，此举将让每天30亿份“白色垃圾”减少三分之二。只是，超市似能管住，但小菜场的分发塑料袋仍难以禁绝。根治国土污染，还我碧水蓝天，其路漫漫。

对人类来说，“一次性”用品泛滥，是一场遍及全球的生态灾难，这是一种浸润式的慢性中毒，让人失去警觉。越来越多的国家，早就在向“一次性”之祸宣战——不但超市不提供免费塑料购物袋，宾馆也不设一次性洗漱用品、餐馆不提供一次性筷子、飞机上不提供一次性餐具……

中国的行动早已滞后，“一次性消费”已成国蠹，没有任何一位国民能置身事外。

杜绝过度“一次性”何以这么难？除了人们对“方便”的不舍，更有经济利益暗中作祟。多少企业以此为生，多少利益交换赖此进行，一旦扬弃，肥水东流，不知多少既得利益者将徒呼负负。

但是，为这点“肥水”买单的，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洁净空气、水和土壤，代价高昂。

“一次性”消费意识，还渗透着短视、功利、漫不经心、漠视自然的种种消极心态，甚至侵入精神生活。快餐式阅读让经典成为垃圾，而垃圾变成流行；即用即抛式爱情，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竟然成了笑柄……

警惕并杜绝“一次性”之祸，不但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环保使命，更是文化责任。

有些“一次性”用品，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十分必要。但对绝大部分“一次性”说“不”，放弃的是物质垃圾和精神惰性，收获的，将是环境和心灵的双重美好。周末，且提起竹编的菜篮，重拾雕花的竹筷，拈起久违的钢笔和毛笔，在出门的行囊中塞进一柄牙刷、一把梳子……回归朴实生活，绝非对现代化的背叛。

当然，光靠个人觉悟远远不够，还需要强制性的法条。中国岂有想做而做不成的事呢？关键得赶紧想起来。

圣诞老人雪地摔倒，你是哭是笑？

（2013年12月28日）

圣诞节在雾霾中如期而至，引爆众多神吐槽，微博微信网友创作热情高涨，人们手指如飞苦中作乐疯狂转发，形成一场今年独有的网络圣诞狂欢。主角儿自然是那位白须红袍的圣诞老人。

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圣诞老人在到中国途中因雾霾摔倒，至今无人敢扶，仍在雪地上趴着挣扎，袋子里的礼物被哄抢一空，麋鹿被城管收走，雪车又因为无牌照被交警没收。今年圣诞节取消，请互相转告。

雾霾、城管、牌照、交警、哄抢、老人无人敢扶、节假日取消……短短一个小段子，关键词的背后却都有让人弹眼落睛的新闻故事阴影，集纳了2013年的百感交集。

这是成人的圣诞狂欢，说过笑过，他们照样忙碌着订圣诞大餐，给孩子们买圣诞礼物，互发祝贺短信或更多段子。然而，他们忘记了圣诞老人原本就是不少孩子期待了一年最甜最大的那枚糖果。有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当爸爸向妈妈大笑着转述这个段子时，他惊恐地瞬间飙泪，而且哭得不依不饶，肝肠寸断，闹着说要去雪地上寻找圣诞老爷爷，扶他起来。父母只好紧急又编一个段子，说圣诞老人已经自己起来了，没有受伤，仍在继续赶路。但是孩子敏锐地发现了新段子的漏洞，“他的鹿车呢？警察叔叔还没有还他啊！爸爸你快点开车去接圣诞老爷爷吧，万一他又摔倒了呢？”

这是一颗纯净透明的赤子之心，过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冷漠、算计和调侃，只有对弱者的同情、心疼和无尽的善意。

然而，一想到当这孩子长大以后将迅速泯然众人矣，由不得滋生一种九斤老太式的悲哀。翻看今天的新闻，竟忍不住把新闻主角自动用这个天真的孩子代入。去年广东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总额，计生委说是14亿，财政厅说是26亿，这孩子长大以后，若有权柄在手，是否也安于制造类似罚多报少的巨大猫腻？“八项规定”出台后，受党纪政纪处分的达6000余人，这孩子长大以后，面对利益诱惑，会不会也乐于享受“金波玉液噎满喉”的快感？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指城乡两极收入水平相差达20倍，农村本科生成为就业最困难人群，失业率达三成，父亲职业在体制内就业方面权重显著，这孩子长大以后，是安之若素地参与拼爹还是咬牙切齿痛恨没能口含银匙出生？“冷空气来了，预计今天西安空气质量好转至重度污染”，这则并无错误却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标题，在这孩子长大以后，是否还会刺痛他的眼眸……

想到这样一颗水晶般的赤子之心，会在社会雾霾的笼罩下，渐渐失色、蒙尘、纳垢，真有锥心之痛。我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而要想了解我们的社会还有多大的改革空间，不妨在我们四十岁的时候，反躬自问：四岁时的善良与纯净，自己还剩下多少？

努力过也失败过的我们，将把一个奇迹般崛起、同时也有千疮百孔的中国捧在手心，交给下一代。不是没有自豪，但更多的是愧疚。那个心疼雪地中摔倒老人的孩子，那些希望爸爸开车去救人的孩子，会不会在20年以后依然纯净善良，这取决于我们能否交给后人一个更健康更阳光更平等的中国……

春运，载不动的中国乡愁

（2014年1月11日）

这一刻，在中国城乡的千门万户里，都有一位母亲，在掰着手指数着悬望着，在采购着盘点着香喷喷的年货，她无数次想象着家门被敲响的那个甜蜜而美妙的瞬间，她已经等了一年甚至数年，等着自己的孩子回家。

而在那一头，她在异乡的孩子也魂不守舍，一种叫作“想家”的蚀骨相思，堆积了整整一年甚至数年。为了将之消灭，首先要买到一张珍贵的回家车票，或船票，或机票。想家的人群很汹涌，让12306成为一个随时都在崩溃中的购票网站。

交通部在各种盘算之后告诉我们，2014年春运期间，全国道路客运量将达到32亿人次，同比增长5.8%左右；全国水路客运量将达到4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1%；民航局计算之后也说，春运期间全国民航客运量将达4200万人次，环比增10%。数字年年都变，不变的，是自从2006年的春运人次突破20亿之后，年年“空前”。今年预测的总计近33亿人次，相当于把全球的一半人口，在短短40天之内集体迁移。这是足以摧枯拉朽、移山倒海的一场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移。

在中国的春天，水陆空的交通工具，不管从哪里出发，往往都指向一个目标：家。

故乡有爹娘，有亲朋，还有让人牵肠挂肚的孩子。不计其数的中国孩子，在向他们的妈妈或祖辈提问，“爸爸去哪儿了”——“爸爸”们越来越多地忙活在另一个餐桌、另一个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现在，经常缺席的爸爸、妈妈们也要回家了。

中国年的全部的意义，就在于团圆。为了团圆，中国的“春运”之隆重、之艰辛、之惊天动地，远超当今人类任何一次集体活动。

回家，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足以温暖和感动古今中外。

中国式春运，足以成为让全球任何国家交通部长崩溃的梦魇。然而，春运所意味着的人口自由迁移，仍然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进步。自由的“候鸟”们在城乡间任意穿梭，他们是无数来自田野的中国工人，是用读书改变命运的莘莘学子，是追逐梦想的城市白领、海归青年，他们搅动了曾经沉寂的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中国经济活了、中国文化活了，人流汹涌、物流汹涌、信息流汹涌，因为“他们”，中国从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有了和世界对话的底气。

春运，是观照中国社会的一面“魔镜”，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以及所有困境。

如果农村、农业更加高效，如果新型城镇化让中西部涌现更多星星般的小城小镇，容留更多青壮劳力，如果东西部差距不再如此悬殊……那么，33亿人次中的相当一部分，或许会把“家”和“工作地点”渐次融合？

就春运而言，变化已经出现。一位老铁路告诉我，很多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再望网兴叹，会在网吧娴熟地上网购票；绿皮车渐成历史，买得起动车、高铁票的打工者越来越多；因为不少企业办在家门口，有的地方青壮年的离家打工意愿在下降，沿海一些大企业不得不开着浩荡的大巴在送工人返乡的同时，也恳求相约他们坐企业的车回到工厂……

我们在等待着不远的未来，春运的数字摆脱“空前”，让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颓其一角。

拥有33亿人次的同行者，这个春天，乡愁写进了妈妈新添的皱纹，写进了治国方略，写进了每一盏灯光下的家国梦……

民惟邦本，算账算出来的期待

（2014年3月11日）

今天，咱且耐着性子算算账。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两个数字弹眼落睛：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其压缩力度堪称空前。

往前翻了一下预算司提供的数字，便知其来之不易。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支出为94.7亿元，2011年则为93.64亿元，2012年锐减为74.25亿元。去年，按照李总理透露的减少比例，中央单位应该是将“三公”支出硬生生压进了50亿元以内。

这只是中央单位的，如果算上全国的“三公”支出，挤出来的资金更加惊人。据报道，全国公款吃喝一年曾达3000亿元；公车消费更多，超4000亿元，今年正要对此痛下狠手。倘若都能减少三成，省下来的资金将达两三千亿。这还没算上李总理承诺的维持政府机关运行开支行政经费的“只减不增”呢。

这是什么概念呢？

且拿教育投入比量一下。这两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在3000多亿元。前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贫困地区儿童试点三元餐补，国家下了那么大决心，中央财政拿出来的也就是160多亿元——只是省下来的公款吃喝费用的零头。

我国行政管理费用的成本高昂，多年来膨胀势头极猛。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其后还有上升，是很多国家的数倍。与此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却增长缓慢。“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要占到GDP的4%”承诺了近20年，才得以实现；医疗上的财政支出占GDP之比更低，也在世界排名中垫底，让我们有了新的羞惭。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再来考量35%与26%这组数字，以及“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这一新“约法三章”，就有一种隐隐然的欢喜与期待：被诟病有年的中国昂贵的行政成本，将可能在这一届政府手中，发生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逆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反过来说，倘官为邦本，显然就不“固”不“宁”了。所以，这个预期中的逆转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还将弥合民众与政府的距离感，固化比黄金更珍贵的信任感。

如果再得寸进尺地揣度一下，有没有可能削峰填谷，做直截了当的“转移支付”，将移除下来庞大的“三公消费”之山，去填民生方面的欠账？比如，削公车之峰，填校车之谷？领导干部道德境界本该堪为国民表率，花在公车上的钱紧上一紧，被视为公共安全头号难题的校车，就不至于如此让人揪心了。

简单的一削一填，或失之于天真，在财政制度上未必能进入操作层面。但全国两会上也有一些代表、委员死死盯着这笔钱。民盟广东省委更向广东省政协提交了《关于把我省节约的“三公”经费用于民生的建议》。他们担心，如果不能直接惠及人民群众，让老百姓摸得着，看得见，这种“节约”又会淹没于新的行政支出，甚至转移到其他项目的“浪费”了。

这样的削峰填谷，更要紧的，是呼应了立党宗旨和立国之本，就是那五个沉甸甸的字：为人民服务。也是李克强总理用大白话说的，“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

从根本上说，政府过紧日子的目的，还不是为了百姓能过好日子吗？

看什么看，谁又能置身事外

（2014年6月7日）

有朋友是研究PM2.5的，说起北方某城被诟病已久的霾之来源，他提及一组数据分析，机动车占31.1%，燃煤22.4%，工业18.1%，扬尘14.3%，其他14.1%。他叹气，说重工业呢，这几年一直在外迁，其实，就算都迁走了，霾也还会有。倒是假如机动车都不动弹了，道路扬尘也少了，天就干净了。北京奥运那阵，机动车停了一半，不是天天阳光明媚，空气清透？

他还透露，现如今的环境污染，80%是生活污染。换一句话说，中国污染之烈，人人都骂，但人人都是“贡献”者，谁都脱不了干系。

政府肯定有责任，你要是能提供方便充足的公共交通，你要是有效引导职住合理分布，你要是早点动用经济杠杆比如大幅提升排污成本，你要是敢把违法排污者——管他是不是利税大户——毫不容情地绳之以法……天或许更蓝，水也可能更清。

但，也只是“或许”、“可能”。如果公众依然我行我素，怕是雾霾也会依然大摇大摆。

13亿人之众的国度，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最富有正义感的，是网上的亿万张嘴。河脏了，齐声唤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空气脏了，骂政府不作为；发生围殴事件，愤怒声讨袖手旁观者……总之，凡事都会在网上招致铺天盖地正气凛然的谴责声浪，仿佛人人都是正人君子，都是“真的猛士”。但是现实中，仍然是老人倒地乏人扶持，仍然是漠然旁观伤害事件，仍然是垃圾乱丢、红灯照闯，上个拐角超市买东西也要开车……不能相信，网上猛士与现实看客从不重合。甚至不排除一边旁若无人坐在“老弱病残孕”专座，一边捏着手机对看客行为跟帖狂喷。

其实，鲁迅当年诟病的看客们——在刑场看杀人“张着嘴呆看，仿佛颇愉快”——如今还活得好好的，且依然人多势众，只是也与时俱进了。他们会移步换形，从现实中的看客身份瞬间飘移到网络上的道德高地，口沫横飞地主张正义，动动手指既可满足自己的侠客心肠，又过了一把居高临下骂人的瘾头。他们很在乎自己和至亲的利益，一旦被碰触，哪怕是无心的，都会跳脚相向。而不相干的人遇到麻烦，在现实中装作视而不见，一转身在网络上则喜闻乐见，特别是事涉男女的各种八卦逸事。鲁迅尝哀其不幸，“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呜呼！

毕竟，做做看客、骂骂旁人，是多么轻松愉快呢。

还是那位朋友告诉我，关于环保意识和行为的一个测评，郊区比大学林立的某个城区要好。起初难以理解，后来一想，也对。农民兄弟至少开车的要少得多，对污染的贡献还真是愈“文明”者愈烈。

耽于指责他人、原谅自己的我们，真的“文明”吗？

唉，网络真是个可恶的家伙，它把我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都虹吸净尽、展示得淋漓尽致，走到现实反而可以一身轻松、毫无违和地耽于看客身份，张着嘴呆看，仿佛颇愉快。

雾霾来了，让天空蒙尘，也让我们的灵魂蒙尘。这会呼吸的痛楚，在你我的鼻孔间穿行，而你和我，是这痛楚的受害者，也是这痛楚的制造者。

看什么看？谁也不能置身事外……

勇哉小平：让“正常”成为现实

（2014年8月23日）

和女儿同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那一集是恢复高考的故事。

剧中再现当年情景：邓小平召集一批“在野”的学者，座谈高校招生问题。老专家对实行11年的推荐上大学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恢复高考制度；一些领导心有余悸，生怕沾上“右倾翻案”；“两个凡是”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在上……经过反复纠结，平地一声春雷，恢复高考提前成为现实。

重新审视这张时间表，能看出小平深谋远虑的智慧与时不我待的焦灼：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月23日，复出仅一周，他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谈话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9月19日，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等谈话，对招生工作停滞不前提出著名的批评：“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11月28日，高考终于来了！

1977年冬天，硬生生加出一场本该在夏天举行的考试。570万从农村、工厂、部队奔进考场的考生参加高考。1978年夏，高考生达610万。从此，高考成为中国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门槛，而恢复高考，也成了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关键拐点——发展靠人，改革靠才，曾经支撑且还将继续支撑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几乎都经过高考考场的砥砺。

一件波及亿万人命运、且停滞11年之久的揽才之举，非大智大勇岂能轻易撬动！

我看得惊心动魄、心潮澎湃，女儿却一旁失笑：上大学考试，天经地义啊！

孩子，这30多年里，有多少天经地义的事，要想进入实践层面，却比登天还难。比如，“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否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农民种地，种什么、怎么种、啥时种，能不能自己说了算？中学生毕业是否要一股脑地上山下乡做农民？企业是根据政府计划闷头生产，产品放在仓库里积压如山，还是以销定产，看订单决定？报纸电视能不能刊播广告？国外影视作品能不能引进？邓丽君的歌曲能不能听？穿喇叭裤甚至牛仔裤算不算阿飞？……

就是小平说过的那四个字：拨乱反正。乱时可以一窝蜂，要反正却如攀险峰。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中国，在亿万人的思想被僵化之后，想做一件正常的事，都如同“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经历千难万险，方成正果。

感谢小平，以高超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带领亿万国人，凝聚改革共识，一路排险，一路开山，终于让中国渐次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让国民能享受正常的生活，更让中国经济超常腾飞。

在享受“正常”的时刻，“正常”如空气和水一般天经地义。但是，我们还得记取这份“正常”的来之不易。并且，还有更多的“正常”，等待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去勠力争取，当下，同样需要大智与大勇。

这，才是对小平最好的纪念。

还有多少高玉伦潜行乡野

（2014年9月13日）

杀警越狱的最后一名逃犯高玉伦终于束手就擒。10天里，他潜行青纱帐，从一片玉米地到另一片玉米地，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不是饿急了，他不会铤而走险地到亲戚家觅食，被捆住送官。

50岁的高玉伦，用他母亲的话说，是整出了“惊天动地的大浪”，惊了全国人民的眼球。

然而，就算高玉伦没折腾最后这一出杀出囹圄的戏码，他的残忍也惊世骇俗，只是，这残忍只会惊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延河镇万宝村的平静生活，那是外人听不见的黑暗故事：仅仅因为妻子做饭晚了，就暴怒恚骂，逼得她仰药自尽；仅仅因为同村的村民说了一句“我要给我的孙女儿买楼”，让他觉得显摆而不爽，就用杀猪刀捅死了他……喝了酒就张牙舞爪耍魔怔，连亲生母亲平时都不敢在他身边儿待。还有他那两个同时越狱的“狱友”：李海伟没上完初中就辍学，性格残暴，殴打妻子，虐待父亲，把父亲的牙都打没了，妻子受不了而离婚，结果他因为怀疑某宾馆服务员与前妻相恋，便动手砍人。王大民，因抢劫入狱18年，出来后因土地纠纷冲进村民家疯狂打砸，把人家的老人当场吓死……

这些乡村暴力离我们的生活太过遥远，平时并不为人注意。但是，一旦哪个村庄不幸摊上一个“高玉伦”，那便是这个村子的噩梦，只要没出人命，没被警察带走，村民们和他的亲人们就都活得提心吊胆，命若悬丝。

中国乡村的现实窘境，远非贫困二字所能涵盖。城市化、城镇化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然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使这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呈现得更为突出和棘手。此前，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它带来的经济困境，比如农村土地抛荒、农民高龄化、农业孱弱化倾向，其实，与此相关联的人文困境与社会管理困境更令人忧心。乡村脆弱的安全防线正在大口吞噬着中国农民的幸福感。

随着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久而久之，村民的自我防范能力与官方治安联防能力都在不断削弱。生性残暴的高玉伦们，在安全防线脆弱的村庄，如入无人之境，伤人害命，无法无天，宁靖和谐的乡村成了被安全遗忘的角落。在不少偏远地区，受害人连环失踪竟乏人过问，妇孺被侵害达上百起才引起重视。乡村安全感在不断消解，农村基本安全保障的防线正面临失守的危险。

切莫以为，这和我们无关。自古以来，家国之乱，往往起于乡野，起于细故，起于某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冲冠一怒。乡野本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乡，是国人寄存安全感的辽阔后方，战乱时避难乡村，和平时安适郊游。那里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温存旖旎，也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壮阔清奇，更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逸踏实……“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礼失求诸野”——那本来是我们最深厚、最可靠、最安宁的精神家园。

杀警越狱的故事，不能随着三个凶犯的归案即告终结。需要警惕并系统性防范的，是无数仍在潜行、仍在不断撕破“万宝村”安全感的高玉伦们……

苏格兰和“九一八”，都需定睛细看

（2014年9月20日）

这两天，似乎什么都退了一箭之地，除了苏格兰。它的独立与否，“Yes”或“No”，本来挺严肃一件事儿，却真的快被全世界玩坏了，隔岸观火的中国人也格外起劲。二选一的豪赌，拱起了人们的赌性，何况还事关曾经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以及很“拉轰”的苏格兰风笛和那袭男人穿的花格裙子。

有人定睛细瞧了一下在英格兰浓荫下低调了三百年的苏格兰，乖乖不得了，若是没有苏格兰人魔术般的发明能力，当代世界将大为逊色。原来我们只模糊知道是英国人的大牛们，原产地竟都是苏格兰：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孤独中完成《国富论》，激动了无数书生，更从思想上推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高速发展；那个盯着被蒸汽顶得扑扑作响的水壶盖的苏格兰人瓦特，则用蒸汽机顶起了最终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把耽于农耕的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涅槃。再想象一下，要是苏格兰人偷偷懒，你习以为常的这一切，将统统消失：抽水马桶、电视、电话、电冰箱、ATM机、高尔夫，还有青霉素、核磁共振，还有福尔摩斯、哈利·波特，还有自行车、雷达、彩色摄影……哎，苏格兰人有理由让世界在这个时刻对他们定睛细看。

其实，很多人，很多事，都值得定睛细看。可是，如果不是模糊视界中的某人某事，忽然成了耸动的新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反而失去了定睛细看的耐心和机缘。比如，如果不是高玉伦们的杀警越狱，我们鲜少关注到县域管理困境和乡村安全失守；如果没有山东昭远麦当劳无故打人至死惨案，“全能神教”的嚣张与残忍、邪教信众之多所提示的信仰真空问题，也不会如此严峻地浮出水面；如果不是有几个学生在听讲座时睡觉，又有谁会定下心来，倾听90多岁的吴良镛院士究竟想对新一代说些什么……

在大数据时代，貌似耳聪目明、无所不知的我们，因为没有耐心，失去了太多的真相和对真相深处因缘的洞悉。如果不肯定睛细看，我们还会错失向世界说明真相的能力。

“九一八”到了，为了永志不忘，为了还击彼岸对战争罪行的种种抵赖，我们鸣响了警笛，更新了纪念馆馆藏，同时更需要还原种种有温度的细节，把铁板钉钉的证据一一呈现。十四年抗战，尽管有很多概念性、结论性的宏大叙事，有数亿中国民众的悲壮故事，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因为从前漫不经心的忽略，许多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正随着当事人生命的飘零，在历史长河里不留一丝痕迹。

要“永不遗忘”，不仅需要教科书的传扬、纪念馆的再现、纪念日的组织活动，要让历史真正成为“人民的历史”，就需要更多的定睛细看，澄清更多的历史细节，记录“小人物”的经历与痛楚；从还健在的历史亲历者中，抢救性地发掘真相、还原真相……欣慰的是，这样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醒目。刚刚出版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就呈现了45名日本侵华战犯自供的原貌，影印刊出，铁证如山。像这样无法推翻的证据，还有不少仍然沉埋，等待我们勠力发掘，让全世界定睛细看。

苏格兰的“Yes”或“No”，毕竟是别人家的兄弟阋墙。对咱自己的痛痒，尤其需要定睛细看，格物，才能致知。

被黑蚁蚕食的村庄真相

（2014年12月6日）

钟点工小孙以及护工小王聊起天来，有一个话题常常同仇敌忾：对仗势欺人、损公肥私的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愤懑——尽管她们的村庄一个在安徽，一个在河南。

我便问：照你们说，这村官民愤很大，为什么还选得上呢？小王说，他有钱有势，可以买选票啊！每张选票100元，我家四口人400元，选票就成他们的了，很多人和我家一样，全家在外打工，都不回村，选举还不是随便他们了。小孙有些“艳羡”：你们蛮好了，还能得400元钱，我们可什么都得不到，村主任一当十几年，谁敢把他选下来？那年选举，听说选他的人很少，结果他的一个亲戚冲过来把票箱给扔河里了！这就算白选了，他还照当。他家是大姓，亲戚多、又能打，谁敢把他怎么着？

那么，这村官有多大好处呢？她们异口同声，可以卖地啊！村里的地“卖”掉不少，都是这个项目那个开发区，农民没得什么实惠，“都肥了村支书和村主任了”，村子的环境也败得一塌糊涂。还有，上级下拨的各种农业补贴之类，村支书和村主任有权分配，“说是分，反正我们没见着，到谁腰包不是明摆着的，村里就属他们两家最富！”

难道不能向上级举报？她们一笑置之：告不倒的，他们背后都有人，乡里的领导早都搞定了，都向着他的。那再往上告呢？小王说：现在村里都空了，原来热热闹闹大几百人的村，现在就百来个老人守着，老人懂什么啊？有点文化的、年轻点的，都出来了，谁愿意趟这个浑水？小孙说，是啊，我家年轻人都在城里工作了，都说坚决不再回那个鬼地方受气了。

但是，听她们的口气，分明对家乡的沉沦是不甘心的。小孙说，“周永康那么大的贪官都扳倒了，什么时候也能来管管这些坏村长啊？”小王很老练地说，没戏，天高皇帝远，中央哪里知道咱村里的事儿呢？

一些乡村基层管理的沉沦，已经积重难返。现在打老虎、拍苍蝇，热热闹闹，民心大快。目光都盯着大个儿的，一听出事儿的不带个部级都觉得不过瘾。村官儿，连国家工作人员也算不上，村委会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所以宪法日有了，就职手按宪法宣誓有了，但这些无良村官一概可以不理。在反腐中，他们连“苍蝇”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黑蚁。然而黑蚁争穴，横行乡里，也足以消解改革成果、国家福利和政府善意，足以瓦解制度与政策红利，更足以摧毁数千年来安放礼义廉耻的淳厚民风。本来已经脆弱不堪的农村生态环境，以及困窘中国多年的三农问题，也因为“黑蚁”的肆虐而变本加厉。

其实，要洞悉一个村庄的真相，在这个时代也并不困难。一是不妨借助网络建立乡村政务平台，以一乡一村为号，网聚散布于各地的乡亲，为乡村发展献策，监督村官作为。二是在村庄选举之际，由上级和村民代表严格监管，严肃选事，杜绝贿选和强选。三是借鉴巡视制度，由没有利害关系的部门和官员巡查并清理民愤较大的村官。

小孙已经加了微信，小王也正在研究微博，“真的是发一条全国都能知道吗？”她们的好奇，也或将成为一种让黑蚁们忌惮的力量……

仁术济世，医者大道

（2015年1月17日）

上海有家仁济医院，年纪很大了。1844年，上海开埠四个月，它就在紧贴着外滩、南京路的繁华热闹处诞生了。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拥有的第一家现代意义的综合性医院。

偶然看到这家医院在诞生百年后立的医德信条，不由怦然心动。信条煌煌12则，荦荦大观，巨细靡遗，诸如：医者之一生，乃为他人非为自己，不思安逸，不顾名利，唯舍己救人而已；对病者仅以病者视之，勿顾贫富贵贱或其他；倡诡诞之奇说，以求闻达者大耻也；以求劳乏而做粗漏之数诊，不如劳心而做细密之一诊；尽量为病者减少费用；常笃实温厚，不多言、不赌博、不饮酒、不好色、不贪利而得世人之好感；纵使遭受威胁，亦绝不利用医学知识做违反人类之行为……

仁济的历史，是一个象征。西式医院的引入中国，正是现代化浪潮初叩国门之际。且看仁济这医者信条，科学、民主、平等、诚信等现代化的诸端要旨，尽在其中，同时又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医道化而为体，绵延不绝。其宗旨一也：以仁济世，医者大道。

如同中国的现代化走到今天，遭遇众多堆叠累积的矛盾与挑战，需要全而深的改革以破之，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医患关系也正遭遇众多堆叠累积的矛盾与挑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圆“中国人民的幸福梦”，而医院的发展目标，则是服务病患，满足百姓的健康长寿愿望。现代化的阻力，要用现代化观念破解，科学精神、平等意识、诚信原则若能一以贯之，可能会成为医患矛盾的“化骨绵掌”——有了科学精神，可以最大限度提高医疗水平、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有了平等意识，以此为准则，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做到贫者有其医，共享公共医疗服务；有了诚信原则，大处方、红包、医托等时弊则迎刃而解……

试举一例。大医院住院难、手术难，众所周知，病家啧有烦言，医院也叹无奈：病者众而良医少，欲“劳心而做细密之一诊”，难矣哉。仁济医院苦心孤诣，致力于“日间手术”——病人入院检查、接受手术、出院，在24小时左右完成。这在欧美已开展数十年，我国则从8年前开始探索。2013年上海34家三级甲等医院中，日间手术占所有择期手术约14%，与欧美大医院普遍50%—70%差距很大。因为这和医院内部科学精细的管理水平以及多学科、多部门的高效配合息息相关。仁济2014年1月—10月，日间手术1.5万余台，占比提高到34.2%，不但上海居首，全国亦属前列。“日间手术”多了，不光提高病床周转率，还能“尽量为病者减少费用”，正是仁术济世的最好实践。

其实，仁济的医者信条，放诸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亦概莫能外。仁术济世，是公共服务领域一切改革的主心骨。当然，要真正惠及百姓，就得有推行“日间手术”那种殚精竭虑、科学精细的脚踏实地才行。

说白了，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以人为本，不妨从各领域或都闪烁过的、质朴有如仁济信条一般的行规里细细琢磨……

追问洪水：从1998到2016

（2016年7月9日）

洪水来得猝不及防，三分之一个中国都泡进水中。

看着那些舍命用身体挡住洪潮的年轻面孔，看着他们浑身伤痛，倚着沙包疲惫小憩……心里一阵刺痛，联想到1998年那场同样让中国寝食难安的特大洪水，相似的惊涛拍岸，相似的年轻的脸，相似的举国动员。近20年过去了，当年被九江人民欢送的抗洪子弟兵，现在也是中年大叔了。而今天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当年才呱呱坠地。

洪水初袭时，有人撰文，说汛情严重，但电视镜头封堵决口的，“满眼都是大型机械施工设备，几乎看不见现场人员，没有1998年抗洪时排成长龙扛沙包的战士，更没有子弟兵筑成的人墙，进步是巨大的”。

乐观得略早了一些。

没过几天，人墙、扛沙包、泥水馒头出现了，网上批评声也潮水般涌来——战士吃泥水馒头，是军需供应能力不足？某地领导亲临抗洪前线，图片是否摆拍？人墙沙包是否太原始落后，看德国神器用钢板挡洪水轻而易举，咱怎么不学？三峡大坝不是说能防百年千年一遇洪水？几乎是同步，官方和专家频频出面苦口婆心解释：泥水馒头是战士们没时间下堤享受饮食；带病出征的领导，其镜头只是在拍摄灾情时偶然捎带；所谓挡水神器需要诸多条件比如硬路基，即便发达国家在洪水面前也时常得靠人力运送沙包；百年千年一遇，是指大坝本身过硬到无惧特大洪峰，对中下游暴雨确实作用有限……

舆情纷纭。质疑、感动、悲酸，甚至还有调笑，诸如“湖北只剩湖，找不到北了”之类的段子被疯狂转发，在生死存亡的灾难面前苦中作乐。

20年过去了，是真的没有进步吗？

洪水，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噩梦般相随。几乎每个民族的传说，都有洪水咆哮的巨大魔影。中国远古“水浩洋而不息”始有女娲补天，继之“疏河决江”的大禹治水；西方文明则靠诺亚方舟才从洪水中“重生”……洪水是浩劫，也是砥砺人类文明的利器。一人一家，都不足以对抗天灾，人类学会了集团作战，兴修水利，在越来越复杂的合作模式中，推动制度优化、文明传播和技术进步。

20年，相对于五千年人类抗灾史，只是一瞬。除了物质层面、技术手段，中国更重要的进步，或许就在这追问、解释与反思之中。

改革开放前，抗灾，往往沿袭战争年代的应急动员机制，不太重视对灾难的预防以及灾后的重建，对灾难的反思和诘问更是最大的忌讳。为了避免民众恐慌，政府会对披露灾害信息设限，对因灾死亡人数更守口如瓶。

现在，公众的不懈追问促成了官方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权威媒体逐日更新因灾死亡人数和受灾损失情况已成惯例，对社会上的传言与疑惑，政府也会放低身段出面解释，让民众和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国情，厘清国是，反省国难……

因此，即便公众的追问未必全都妥帖，即便官方的释疑未必全都具有说服力，这仍然是一种进步。我们确实还没有到乐观的时候，外国神器不足恃，有形的大坝不足恃，在依然肆虐的洪水面前，我们都要放低身段，众志成城，在抗灾中继续砥砺技术、制度以及文明的进步……

轮椅能到哪里，文明就到哪里

（2016年8月20日）

刚刚碰到的窘事：请一位轮椅老人去浦东滨江大道享受江景与美食，朋友担忧说，那边轮椅方便吗？我大包大揽地说：肯定没问题，那是大上海的门脸儿，别处没有，这里残疾人通道必有。结果是，确实有，但极少，从地下停车库往上走，必须爬很多级台阶，从餐厅往滨江大道走，又必须逐级而下。没有轮椅通道，我们不得不时常抬着轮椅和老人艰难上下。大家累惨了，老人也很不安，一再说太添麻烦了，下次绝不出来了。

原是想让老人高兴，结果变成添堵了。这算什么事儿呢！

还有个朋友，曾经独自带着婴儿四处旅行。大家表示佩服，她说其实在发达国家，这都不是事儿，童车哪里都能推进去，反而在国内，哪怕是在上海，残疾人通道太少了，童车经常不得不抬着走，更累。

抬眼望去，夜色下的黄浦江外滩两岸，霓虹琉璃，流光溢彩，绝对是天下第一等华美热闹去处。那也一直是俺不断向远客推荐的心头好，不管是谁，第一眼惊艳都免不了，我也相当与有荣焉。可是，同样惊艳的景色，那晚却透出一丝苍凉——这份美丽，只能属于健全人么？

眼下里约奥运很热。国人时常念叨，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这口号挺合咱们心思。竞争社会嘛，强者为王，求职、升学、赚钱，哪一项不要去争呢？连上个知名幼儿园，都要在三四岁小朋友中，分出哪个更强更聪明更有发展潜力呢！

然而，如果把奥林匹克精神只理解为“更快更高更强”，并未得其精髓。只是如此，又怎么会有里约的难民运动队？怎么会有每届相随的残疾人奥运会？他们不够快不够高也不够强，但是，奥运还是给了他们最绚丽的舞台。

奥运之父顾拜旦有一篇著名演讲——《奥林匹克精神》，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奥林匹克精神必将以现代产业发展所赋予的各种形式，为地位最低下的公民所享受。这就是完整、民主的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则用更具公文性的语言描述：“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全体共享，没有歧视，最弱小的可以和最优秀的，一起分享快乐与希望——这才是奥林匹克的灵魂。

如果，经过奥林匹克圣火的洗礼，我们能给孩子增加更多体育游戏时间，给农民工兄弟分享体育场馆的搏击乐趣，给贫困乡村送去更多体育器材，让残疾人能和我们“走”得一样远……这才标志着我们没有愧对奥林匹克，没有漠视“地位最低下的公民”。

看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条道路是否足够文明足够先进，标尺很多，但有一把屡试不爽，就是看它如何对待弱者，如何对待残疾人。换句话说，轮椅能走到哪里，文明就到哪里；轮椅能走多远，文明就能走多远；轮椅能上到多高的地方，文明的高度也就在那里了。

期待上海。

我们拿淘宝垃圾怎么办？

（2017年1月14日）

我每次走过小区垃圾箱，总是心中一凛，立时忧国忧民。

清洁工很勤快，垃圾箱并没有拥塞外溢。常常是那几只野猫，心存侥幸地扒拉着餐余垃圾的塑料袋，或是在各种规格的破碎纸箱里钻来钻去……

小区不大，每天仍会扔出N多垃圾，工人则一次又一次用平板车拉走。上海有数以万计这样的小区，堆到一起的垃圾山，几天就可以把苏州河填平。若是以年计呢，会是一座佘山？以全国计呢？堆成喜马拉雅也指日可待吧。世界这么大，可也架不住垃圾肆无忌惮地占山填海吧。更何况，像塑料袋、易拉罐、饮料瓶、电池、充电器等，靠自然降解，那比你我的躯壳耗得更久，塑料能待上一二百年，若是穿越到三四千年后，你甚至可以和喝过的星巴克玻璃瓶重逢，不寒而栗……

好吧，咱不和垃圾耗，咱可以土葬也可以火葬了它。然而，埋它脏了地，烧它有二英，也就是慢性病和急症的区别。而国民呢，垃圾厂建哪儿哪儿抗议，可扔垃圾的时候谁都不含糊。

垃圾如山，就这么成了悬在中国大地上一个巨大而狰狞的问号。

看着清洁工弓着背将满满一车垃圾骑走，虽不知具体去向，但那些垃圾必是穿过光鲜的霓虹与摩天大楼，裹在车流中，由中环而外环而郊环，如同元春抱怨的那样，被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了。

垃圾的发散路线，正是从城里向郊区、向乡村蔓延。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围村，垃圾与人争夺生长空间已经到了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地步。儿时清亮亮的小河、漫山野花与野鸟啁啾渐成消逝的记忆，农村娃娃只能在垃圾山上玩耍，其哀噬心，其痛入骨。倘若城乡都相继失守，惨遭蚕食，我们这代人不但愧对祖先托付的美丽山河，更欠下掠取子孙健康环境的罪过。

所羞愧的，我也参与了“同流合污”。有了淘宝，我成了更大的垃圾制造者。快递员飞一般地穿梭，奉上一个又一个烂叽叽的纸箱、黑色塑料包装袋，还有填充的白色泡沫塑料。我们抽丝剥茧般从中捧出一只紫砂茶壶、一条羊绒围巾、一瓶防晒乳液……而散落脚下的包装垃圾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茶壶与围巾的体积。而从前，如果从柜台前把它们买回家，也就是一个纸袋的陪伴。

我们拥有全世界几乎最便宜的快递成本，于是淘宝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奇异的存在，满足了闭门家中坐、货从天上来的安逸。可是，淘宝的出现，它制造的包装垃圾之巨，也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不是不能解决，东邻西客都示范过垃圾分类的奇效。垃圾分得细，大阪敢在城中心建垃圾处理厂，还能成为充满童趣的风景。可是，志在登月、拥有航母的我们，拥有再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耐，却奈何不了举手之劳的垃圾分类，奈何不了盛产垃圾的巨无霸企业，没有制定使用标准化、可回收、可降解包装的强制标准，这不科学啊！

垃圾围城面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先从我做起吧，慎用淘宝，慎喝瓶装水，尽量不用一次性水笔、一次性牙刷、一次性筷子，节制使用塑料袋，不然的话，我又有什么抱怨的资格呢……

当孔雀麻雀都往东南飞

（2017年4月15日）

碰到几位来自东北的朋友，都牢骚颇盛，废然长叹：过去说“孔雀东南飞”，现在连“麻雀”都东南飞了！

也是。

当年的“共和国长子”，老工业基地啊！钱学森排除万难刚刚回国，周总理就大有深意安排他先去东北瞧一瞧。在哈军工，陈赓大将问钱学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他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一句话让中国走上自主研制火箭、导弹的道路。

那时，不管是“孔雀”还是“麻雀”，是纷纷往东北飞的。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老报人范敬宜，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吴门画派高徒，20世纪50年代径自去了东北报界，一待就是33年。他“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的力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便是1979年5月13日首发于《辽宁日报》，稳住了不少人的改革心神。

说到普通人，我的父母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却到东北工作了半辈子，使我有幸出生在哈军工，又随父母辗转到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身边总有一大群说吴侬软语、喜欢吃大米而不是馒头的爷叔阿姨。20世纪60年代初闹粮荒，江南不少饥饿家庭弃婴于街头，是彼时最有经济实力的东北敞开怀抱，哺育了一大批“上海孤儿”。以后，又有45万知青、兵团战士，和黑土地彼此融入，经过东北朔风磨砺的“黑兄”“黑姐”，成为星散于全国的社会各界中坚，光是文学艺术界，就有说相声的姜昆，演话剧的濮存昕，写小说的王小波、张抗抗……

唉，俱往矣。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百来年，东北原是人口净流入地区，新中国成立就是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49年后更成了“中国工业摇篮”。然而，现在的东北三省，每年的人口净流出都近200万，走的还都是年轻人，让人心拔凉拔凉的。哦，老人也走了，涌到热气蒸腾的海南，活活打造出“黑龙江省三亚市”……

人走茶凉。人才和资本如今都绑在一起流动。曾听一位企业家庆幸自己从东北来到了上海自贸区，“受不了那边的潜规则”。话音未落，就传来有500多名省人大代表涉案的“辽宁贿选”新闻……

有破才有立，重整东北山河的好消息终是接踵而至。最新的一条，是3月3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七个新设自贸区除了浙江省，其他六地都属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兴许，当类似负面清单这样的制度建设能在东北等地复制推广，让市场明规则击碎黑箱潜规则；当中央下决心力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落到实处，东北也会从冷变热的吧。

中国的改革版图，有一个清晰的由南向北梯次推移的脉络。由雄安新区盘活的渤海湾，将成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新的经济增长极，借势这个“眼”，东北或会走出一局活棋呢！

那时，吴侬软语会不会又在黑土地飘荡呢？

1978，那篇刷了“朋友圈”的文章

（2017年5月13日）

1978年，那个初夏，有一篇文章，刷爆了“朋友圈”。

那时候的中国，没有电脑阿尔法，没有淘宝支付宝，连电视都极其珍稀。记得越剧电影《红楼梦》那一年重新放映，让少年时看惯举国“蓝蚂蚁”硬邦邦服装的我，秒成戏迷，世界瞬间颠覆，变得美妙柔软。走出电影院，一向假小子般奔突暴走，竟忍不住向往起陌生的莲步轻盈。规矩听话的团支书，居然逃了一次课，就为了守着一台吱吱哑哑的收音机，听《红楼梦》的全剧播出。

对，信息来源主要是收音机；熟悉的明星，是“新闻和报纸摘要”的播音员，齐越和夏青。

这样“史前”般的时代，对90后、00后来说，该和万历十五年之类同样遥远吧！但对他们的父辈以及祖辈，却恍若昨日。这一年，如同一条历史的界河，让数亿国人的人生从此开挂：那一头如同禁锢的中世纪，这一头是解放了的文艺复兴——不然，像《红楼梦》这样曼妙斑斓的电影、书籍、戏曲，就还都锁在黑暗的库房，零落成泥。而浑然不觉的我们，还天真地时刻准备着，听从广播里的号召，去解放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受苦人”。

领袖逝世的大悲恸之后，经常听到斩钉截铁的“两个凡是”。

那一年初夏，5月11日，有一篇评论在《光明日报》横空出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快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义正词严播出。年少如我，也能听出一些异样。文章反复论证检验真理只能以实践为标准，伟大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也用实践不断修正自己。文章用这样的字句描述领袖：“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批判“四人帮”：“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这是说领袖也可能犯阶段性错误？毛主席的话也要被实践检验才行？“两个凡是”竟然是错的？简直离经叛道，闻所未闻啊！

举国上下，如饮狂泉。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高校，所有的“朋友圈”都在争读、争论。这篇文字，用“惊世骇俗”评价，毫不过分，如果在1957年，作者必是右派；如果在“文革”，也必被批斗。它的每一个字，都有着融化坚冰的热力，中国人冰镇多年的思想，倏然热辣辣地汹涌起来……

我们后来知道，一年前邓小平就和中央两位有关负责人谈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由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思想解放”四字成了流行语。思想不应被禁锢，实践不必有禁区——1978，由是成了中国改革元年。半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中国改革波澜壮阔的篇章，中国表情从此生动丰富，中国经济从此发足狂奔，中国模式从此让世界弹眼落睛。

循踪而上，打破最初铁屋静默的，就是这篇热力四射的文章。三十九年弹指，于兹留个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