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民
专注于在现代化路上疾行的中国，
在物质上所获颇丰，
但是人的现代化，
国民素质的完善与提高，
还远未完成。
如果“围观”演变成“看客”
（2012年4月27日）
被朋友教会了玩微博，便成了“微博控”——不过，只是潜水而已，准确地说，是“读微控”。
看着看着，便领教了微博时代的“广场效应”，它能让任何由头，瞬间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大片《泰坦尼克号》借3D版重回江湖，有人冒广电总局之名杜撰了所谓的段子：“考虑到3D电影的特殊性，我们担心播放此片段时观众会伸手去摸……出于建设精神文明社会的考虑，我们决定删除此片段。”尽管注明“假新闻”，仍然被疯狂转发，被骂得体无完肤，经懒得核实的众多国内外媒体报道后，连导演卡梅隆都信以为真了。
向有开明宽容之风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忍不住质问：“大学里的教授，被网友们纷纷冠以‘叫兽’的字眼，这是不是缺乏对人起码的尊重？也缺乏对教育起码的敬畏？”
围观中，我们还需要敬畏吗？还是仅仅当一个口沫横飞的看客？一些人的无耻，是否就是我们无德的理由？
鲁迅活画过围观死亡过程的看客模样，“领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甚至是“张着嘴呆看，仿佛颇愉快”。国人流行的看客心态一边被反复诟病，一边这些看客却也长命百岁。
有媒体乐观地说，围观改变中国，围观是草根阶层的利器，的确有着惊人的力量。但很多努力和改变，都不仅仅是“围观”才能做成的，需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去求证、投诉，或者耗尽心力、脚踏实地推广之，远远比动动手指头骂上几句人复杂艰巨得多了。
某知名博主打算征集一项公益活动的召集人，让有意者“私信”报名，结果不少人给他的私信里只有“报名”二字，再懒得多一个字，这怎能让人放心把现实的担子交给他呢？
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时说过的一句话，“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话套用在围观中，其实也未尝不可。这“未必”二字，置于有无之间，让人费尽猜详，倒是与网络传播特点颇为相近。如果，围观者谩骂成了习惯，甚至也“仿佛颇愉快”，至少已和鲁迅极为不屑的“看客”相差无几。
质疑需要勇气和底气。勇气是面对可能的外界风险，底气则是自我修炼，也包括道德修养。如果把习惯性质疑变成了骂街泼妇，传染开来，会渐次消解弥足珍贵的围观力量，毕竟，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倘若挺身而出苦撑危局的要被活活骂死，而闭着眼睛轻松骂街就可以博得眼球、引为同类，当真是要误尽天下苍生了。
如果有朝一日，围观渐渐被不负责任的低质量骂战主宰，甚至连不抛弃不放弃地致力于改变中国的人都要陷入地雷阵，围观就真成了可怕的看客了，而看客心态会杀人于无形。这才是令人忧心忡忡的。
这年头，围观不足恃，改变中国又该“恃”什么呢？至少，围观改变中国，那敬畏心与责任心是不可或缺的。而要改变中国，请先从改变自己开始，比如无人处开骂的习惯……
请让“路边鼓掌的人”幸福
（2012年5月18日）
“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妈妈，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一个女中学生的话，正被网上疯传，很多人于其心有戚戚焉。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作者写了善良幽默而乐于助人的女儿，中等生，却是全班同学眼中“最欣赏的人”，当妈妈夸她快成英雄时，她娓娓道出心声。
对于今天这个竞争过度的社会，特别是对鞭策儿女在应试名次榜上辛苦沉浮的父母来说，这篇小文章犹如一杯妥帖温存的凉茶，让人停下脚步，回味并反思。
挺想知道孩子们的想法。同为中学生的女儿说，这个女生其实很优秀，能让全班同学一致推她为“最欣赏的人”，难道还不是英雄？人，可能总是有一些机缘，有一些瞬间，会成为英雄的。所以，当英雄和给英雄鼓掌，并不一定矛盾。
这样说来，岂不是成为英雄的几率很大？真的吗？
文章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是否因为我们对英雄的理解过于偏狭，才让大家看到甘于坐在路边鼓掌的小小愿望会感慨万千？
在中国孩子长达12年或者更长的受教育生涯中，想做“英雄”，让自己和家族享受喝彩和掌声，几乎只有华山一条路，就是在应试特别是中高考光荣胜出。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不是清北复交都不好意思和左邻右舍告白。至于织得一手好十字绣、踢得一脚好足球、有一条好嗓子、每天都帮妈妈捶背等，自然上不得光荣榜。及长，“英雄”的定义非富即贵，总与权钱二字沾边儿。
“华山一条路”的成才路径，过于严苛和整齐划一，让很多本来有希望在生命中哪怕是一瞬间成为英雄的人，飞扬的神采在一次次的打击中黯然委地，自暴自弃。美国有个拿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费曼，自小贪玩，惹是生非，人称“科学顽童”，倘若他落生在今天的中国，我很担心他会早早就英雄梦断，非但不会“玩”得那么痛快，还会不断地被森林般举起的手臂厉声制止。自由散漫、严重偏科会让他考不上大学，一不留神找到工作，也会因为各种出格行为、各种对上级的不敬而难保饭碗。最后，幸运的话，智商极高的他，或将领着一份微薄的退休金，在昏黄的街灯下，成为麻将与象棋的里弄高手……
能否当英雄，光靠自身努力还不够，还要有宽容的环境和正面的激励机制。
而让大家甘于当在路边给英雄鼓掌的人，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文章中所说，“如果健康，如果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只是，这三个“如果”，并不轻而易举，甚至也不独是自己所能掌控。如果非富非贵，便没有强大的安全感，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又怎能安享这三个“如果”呢？
轻轻地在路边鼓掌，很美很和谐，要安享这样的人生，除了一颗平常心，还需要法制健全、社会保障完善，让每一个普通人活得有尊严，拥有幸福安康……
果如此，又何必在争竞路上狼奔呢？
当一亿人因“无知”而被歧视
（2012年5月25日）
和一向投契的朋友起了争执，为的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获准从事幼托工作的新规。对据称多达1.2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来说，眼下这一旨在消除乙肝歧视的福音，千呼万唤始出来，足以额手称庆。但是，作为一个幼儿的母亲，曾经理性的朋友却疑虑重重，这真能万无一失吗？何必让脆弱的孩子们去承受“就业公平”的重担？在诸多育儿论坛，家长们又是一片哗然反对之声。
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迟来的爱”，会不会再一次被集体性的、以爱的名义倾泻的歧视声浪叫停？
两年前，有过相似的一幕。有一群被叫做“山羊宝宝”的孩子，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屡被幼儿园和其他孩子的家长拒绝入园。当时卫生部拟给“山羊宝宝”以正常待遇，也招致其他家长群起而攻之。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可想而知，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在遭遇怎样的生存困境。当1.2亿于人几乎无害的国民被另外12亿国民毫无愧色地公然歧视，被置于社会边缘，这是不是现代社会中规模罕见的群体性歧视和人道主义灾难？
歧视源于无知。
医生们唇焦舌敝再三宣说：只要肝功能正常，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具传染性。然而，爱子心切的家长们不屑于倾听，不屑于相信，宁愿选择平时或许为他们所不齿的歧视行为。
倘若反对者巨，是否就该让新规无疾而终呢？是否公平正义就该因寡不敌众向无知和歧视缴械投降呢？
是的，爱自己的孩子，无可非议，绝不忍让孩子置于险地，也情有可原。但是，当这“险情”只是出于一份无知的想象——甚至以为拥抱、亲吻、蚊子叮咬都有传染之虞——有什么理由要让别人为这份无知付出高昂代价呢？爱，也是有边界的，前提是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任何护犊心切的家长，都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去规避并不存在的所谓“风险”。
在美、澳、日、韩等诸多国家，乙肝表面抗原的阴与阳，属个人隐私，各行业招工时均不准查验。然而，超过80%的外资在华企业在招聘时却强制体检乙肝指标，约70%的外企不招聘乙肝病毒携带者，尽管在外企的母国这是违法之举。看来，中国已成乙肝歧视的“天堂”。
根据卫生部最新统计，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已经从1.2亿下降到9300万。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缺乏母婴传播阻断技术、一次性注射器不普及、献血等环节检测不严、乙肝疫苗尚未应用等原因，导致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与日俱增。今后，随着上述原因的消弭，乙肝传播会逐步减少，卫生部的目标是到2050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率降到1%以下。
捍卫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合法权益，不独是为了他们，也不独是为了捍卫科学真相，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在他人遭受歧视时，我们选择了哗然以从或是默许，这一次我们或许可以逃离伤害；但是，歧视从此可以渐渐嚣张到以任何名义进行。或许，有朝一日，当歧视不幸地落在我们自己身上时，旁人也会选择哗然以从或是默许——当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被公然喧哗着蔑视，谁会有力量来救赎下一个可能被伤害、被歧视的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请让无知和歧视，远远地走开！
难以言表：从温良到戾气
（2013年4月20日）
这两天，看过各路弹眼落睛的新闻，忽然想起辜鸿铭那几句曾让俺沾沾自喜的描述，“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中国人拥有“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作为中国人，忽然对这位西洋其表、华夏其魂的同胞，生出“难以言表”的惭愧。
这个春天颇不宁靖。大洋彼岸的美国三日两炸，伤亡惨重。中国的猪们和鸡们相继成了新闻主角，从餐桌主力变成可疑食源。这两天它们则退避三舍，大众眼球又甩进大学宿舍，一群老同学在网上网下相“聚”时，纷纷谢过当年室友“不杀之恩”。这份沉重的调侃，源于近日相继爆出的校园凶案：复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的横死与室友的被拘，竟是因生活琐事产生不和；南京航大两名同学在宿舍内因口角而冲突，竟至伤亡……
新闻自有媒体去爆料，倒是新闻主角和看客的心态也很有看点，做的和看的，常会冒出一股无名之戾气，此起彼伏，不知其源，不知其所终。
比如，波士顿爆炸中有中国女孩罹难，网上一片哀悼，也有个别触目的幸灾乐祸者，对遇难者恶意揣测。比如南京航大命案，舍友亦无深仇大恨，冲冠一怒便酿惨剧。近些年来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主角有学生，有升斗小民，也有官员武将，还曾把全武行从地面打上高空，从国内打到境外。在网上，有些地域之争、观念之争，也很容易激出互相辱骂，甚至发展到现实中的拳脚相加。
中国人这是怎么了？我们的“深沉、博大和纯朴”与“难以言表的温良”呢？我们温柔敦厚、互相揖让的君子之风呢？
衣食足似乎未必知礼仪，或许“不患寡而患不均”道出要害。很多人如今都身染“屌丝综合征”，自认弱势群体，怀着极大的不满与火气，苦大仇深，谁都欠着他……
戾气之源，或因“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公平正义在局部的稀缺，导致严重的社会失衡，使戾气易燃易爆。一些体制性的暴力与准暴力行为在传播中走向泛化，如暴力强拆、暴力执法以及个别官员的失当行为，成了某种负面示范。社会矛盾反复堆叠累积，一些地方戾气深重，礼崩乐坏，哪怕只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都会横刀相向。
如果互相多看几眼，就会发现，他们、你们、我们，彼此之间是多么相似。一样的自认“弱势”、一样的一触即跳、一样的不容自身利益有些许受损……再往深里看，一样受过流水线般的应试教育，一样从网络上得到海量信息，一样面对切近、陌生而充满诱惑的世界。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评说法国人，“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仿佛成了一种恐慌，每个人都胶着愤怒于“别人”的特权，但现实的压力以及“特权”的诱惑，却又让每个人都向往着那些足以使自己和“屌丝”真正区别开来的“特权”，一旦得不到，则把戾气四处泼洒，不在意是否伤及无辜。甚至有些施暴者和受害者，在另外的情境下，可能就会互换一个位置。
化解戾气，固然政府是首要责任人，要在法制环境，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但对每一个人而言，体制的缺陷、官员的失范、他人的堕落，并不是我们将基本道德和文明素养弃若屣的理由和借口。
辜鸿铭或许还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呢！
生姜有毒，谁能无辜？
（2013年5月11日）
以前一直相信孔夫子的“礼失而求诸野”，那几乎是我们最后的指望——社会上礼崩乐坏再严重，民间仍然保存着丰厚的道德积淀。野，却在悄然模糊了边界，早已不再是寄放道德的天堂。
这一回打击我们的，是有毒的生姜。它就来自孔夫子的故乡，向有淳厚质朴之誉的山东。
为了生姜品相好看，姜农使用了剧毒农药神农丹，其中的“涕灭威”，“50毫克就可致一个50公斤重的人死亡”。至少十余个村庄的父老乡亲，下毒时安之若素。他们只对自己和洋人心慈手软：专留一沟种无毒生姜，自己吃；其次，出口与内销的姜分种，前者不下毒。
看来，姜农们并非蒙昧无知，简直就可以用上“蓄意谋杀”一词。到这个时候，忽然就理解了鲁迅当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愤懑。
华夏大地，大家都在津津有味，易毒而食。
山东姜农还是天真，以为“留了一沟”自己吃，就安全了。殊不知，很多人也是像他们这样想的。炮制毒牛奶的奶农，说自己的孩子不喝这种奶；用苏丹红腌制咸鸭蛋的禽农，说自己从来不吃这种蛋；在阴暗肮脏角落炮制地沟油的小贩，也不会用那种油来炒菜……然而，种出毒大米、毒生姜的农民，也会喝到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炮制“毒奶”的人，也会吃到地沟油炒出来的菜；炮制地沟油的人，也会吃到抗生素及避孕药过量的鳝鱼。于是，害人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易毒相食，成了一个萦绕在食品行业的怪圈，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更摧毁了我们这个民族涵养了五千年的道德底线。
还不只是食品行业。再进一步想下去，山东姜农之恶，与大学里同室操戈向室友下毒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和百姓痛诋的贪官污吏又有什么区别？据说，陕西法门寺的功德箱，也有创收指标了；每年寺庙的新年敲钟，也明码标价了，中标者非富即贵……黄钟委地，瓦釜雷鸣，昔日圣洁，今为流俗。为了利益，谁都不再是化外之民，谁都可以罔顾国法公权与私德。下毒的姜农，如果有机会当官，只要有利益诱惑，必贪无疑，没准儿也会像当年老佛爷一般，执念于“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如果，每个行业、每个社会角色，都滥用自己的“权限”来填欲壑，对同胞无手足之情，对残害他人无愧疚之心，一边抱怨他人，一边自己作祟，易毒相食这个怪圈，还将大摇大摆萦绕于朝野之间。
好吧，肯定是有制度缺失，也有监管缺陷，拾遗补阙都迫在眉睫。可是，换一个角度，如果无人监管，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投毒害人吗？“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还是中华民族曾经藏礼于野的沃土吗？
鲁迅痛诋的国民性之弊，自私、自大、健忘与精神胜利法，远未霍然而愈，甚至还加上了变本加厉的易毒相食。专注于在现代化路上疾行的中国，在物质上所获颇丰，但是人的现代化，国民素质的完善与提高，还远未完成。我们可以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甚至把英语说得比洋人还利索，但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无法引进，我们只能自力更生……
儿童节，是谁的“白色高跟鞋”？
（2013年6月1日）
儿童节到了。
我一直觉得，像儿童节、青年节、妇女节、劳动节之类，只属于城市，和乡村不甚搭界。当年戴安娜会见特蕾莎修女，看到她打着赤脚，这位颇有平民精神的王妃说了一句话：“羞愧啊！我脚上穿了双白色的高跟鞋！”对乡村儿童来说，儿童节就是他们眼里的“白色高跟鞋”——那不是电视上另一群楚楚动人、被爱包裹着的儿童享受的“奢侈品”吗？
当爸爸妈妈都成为一年只能见一次的“奢侈品”时，谁来给乡村儿童过节呢？这群孩子的数量，在中国蔚为汪洋。据全国妇联刚公布的数字，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已占农村儿童的37.7%。尽管他们的命运牵系着中国的未来，却未能引起主流社会足够的关切。
爱子心切的城市白领抢购洋奶粉的热情，使香港甚至遥远的荷兰都在害怕危及自己孩子的奶粉供应；幼升小、小升初名校争夺大战硝烟弥漫，家长们一边为孩子掏着昂贵的培优费，一边抱怨折磨人的应试负担；还有关于小胖墩儿现象以及中考体育测试的种种纠结……每每看到媒体上各种相关的解读，我总不合时宜地想起被新闻遗忘的另一群孩子，他们在遥远的，天的那一边。
哦，偶尔我们也会从二指宽的社会新闻中看到他们：某工地有儿童贪玩受伤，一儿童过马路被撞死亡，某池塘发生儿童溺亡惨剧……还有性侵案、食物中毒案，还有“八元学生餐补，领导老师‘吃’掉三元”之类。对他们而言，洋奶粉、培优班、小胖墩儿的苦恼，都如“白色高跟鞋”般陌生，可望而不可即。他们渴望的是，能有牛奶喝，哪怕里头掺了什么诡异的东西；能不用在山路上花三小时才到学校，能有安全的、不像沙丁鱼罐头的校车；更重要的，妈妈能在身边陪我长大……
今年“六一”前围绕孩子的一些恶性新闻，让人心里堵得慌，肮脏之手接二连三地伸向儿童，一些偏远的乡镇学校似有失守之虞。这些新闻唯一的“用处”，是让媒体和更多的人发现，相对于城里孩子“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偏远地区农村娃的“野蛮生长”更值得高度重视。否则，缺少父母陪伴和社会关切的他们，将来有可能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问题：失学、失业、失婚，家庭失和、犯罪率上升……
在城乡两极，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失衡，让乡村儿童的人生上升空间十分逼仄。暂时处于底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成长带来的安全感缺失，与身心伤害相伴的反社会倾向，更有城乡二元结构侵蚀着他们向上攀升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川、京关于儿童的两度谈话，抓住要害，意味深长：“不管是什么情况，不论是什么天灾人祸，一定不要让下一代受到伤害，这是我们的责任”；“坚决防止和打击破坏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
如果，像三元餐补之类的“赤脚”善政多起来，再扎紧乡镇学校的安全篱笆，新型城镇化又能让妈妈在家门口打工，回到孩子身边……安心并踏实下来的孩子，才有心思、也有人陪着过儿童节，将来才有可能穿上自己的“白色高跟鞋”……
李梦雪李梦红的啼哭，会改变什么吗？
（2013年6月29日）
本周，对中国的母亲来说，有一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南京，幼童李梦雪、李梦红饿死家中，其状惨不忍睹。
父涉毒被拘，母吸毒出走，两个三岁和一岁的孩子时常被反锁家中。不是没有人伸出援手，只是因为父母健在，两个孩子在政策上不具备去福利院的资格……
孩子其实已经尽自己所能，屡次在向成人社会呼救了。只是，每一个听到、看到的人，都爱莫能助。不妨极端一点说，她们是在众人眼睁睁的无奈注视下，惨然弃世的。
悲剧制造者，毫无疑问，首推那个毫无人性的母亲。那么，还有别人吗？听到过孩子哭声的邻里，说曾经义务照顾过孩子，实在没有抚养能力；看到过饿疯了的孩子跑出来的人们，报过警也给过孩子食物，说仁至义尽了；了解孩子正乏人监护、危机重重的社区工作者，每月上门看望并送去救助款，也无可指责……
和此前佛山小悦悦等事件不同，不能简单地用“冷漠”来定义旁观者。一时救助尚可，但责任极重的长期监护责任，或为邻里力所不逮。那么，如果摊上了这样无良的父母，孩子难道只能坐以待毙？
亡羊，而无人窃取，那么，便要反思是否篱笆没有扎紧。
类似的悲剧不止一次了，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还能继续袖手旁观、坚守“父母双亡”的孩子才有资格进儿童福利院的政策？还有，我们的收养制度，对收养人的资格审查严格得近乎苛刻，另一方面，民间收养的无序却滋养着一条“收购”弃婴和拐卖儿童的黑色产业链。
以前曾听过一则别处的荒唐故事。一对异国夫妇在餐厅吃饭，把婴儿车放在室外，以便婴儿多晒太阳，距自己的餐桌仅一窗之隔，一览无余。然而，巡警发现了“无主”婴儿车，尽管这对夫妇再三解释，警方仍坚定地认为，他们的“粗心”足证其不具备对孩子的监管责任和监护能力，强行把孩子送进孤儿院。这对夫妇瞠目结舌……
一直觉得这故事中的法条太不近人情。现在，却太想引进这样的冷酷“政策”了。如果，社会救助制度对父母丧失或刻意遗弃监护能力的行为，再敏感一些，干预再主动一些，小梦雪与小梦红极可能不会枉死。
那么，两条鲜活稚嫩的生命，能终结粗疏的救助政策吗？如果真的可以，今后的梦雪、梦红们，就活命有望了。而在恐惧和饥饿中死去的李梦雪、李梦红，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资格成为“烈士”，被立碑纪念。
烈士者，“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倘若牺牲者刺痛了公众，用生命换来某种制度性进步，推动社会朝着正义挪动一小步，就有了烈士的色彩。比如，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无端虐死，最终结束了野蛮的收容遣送制度；唐福珍在强拆中自焚而亡，那触目惊心的火光，也为行政强拆制度送了终；而汶川地震后，五星红旗为86633位遇难者垂落，共和国第一次为平民遇难举行庄严国葬，生命的尊严在哭泣中矗立，国家在反思中提升政治文明……
在这个名单上，会不会也添上李梦雪、李梦红的名字呢？
希望每一声啼哭都有人倾听，每一行泪水都蒸腾为改革的力量。两个有“梦”的幼儿，临终的哭声痛彻了我们的肺腑，洞穿的应该不只是人们的悲悯，还有改变的渴望。
头不悬梁，锥仍刺股
（2013年8月17日）
黄冈，一个中部欠发达的小城，长期以来，最醒目的不是它的GDP和政府大楼，而是它的学校——黄冈中学。“再穷不能穷教育”，在这里似乎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光是已成天上月亮般难攀难折的清华北大，这个中学就曾经每年出产过令人咋舌的三位数的录取新生。学生苦读，教师苦教，家长苦帮，“三苦”牌读书法，让这所中学成了应试教育的渊薮。里头的学生控诉过，12年前，著名网友“西门吹雪”一篇名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涯》的帖子在网上被炒得火热；外头的学生也跟风抱怨，谁没做过被出版商炒得漫天飞舞的“黄冈金牌试卷”之类的题目呢。
因此，每当要把应试教育拎出来批上一批，黄冈中学就会成为一个现成的靶子。然而，现在这个三苦牌学校的辉煌已在渐渐褪色，媒体惊异地发现，它的北清录取新生，已经降到了个位数。
可是，听闻此讯，让人并无欣慰，反而更加忧心忡忡。
黄冈的三苦牌神话，代表着贫寒子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那一线微茫的希望。对这些经过千挑万选才有幸进入黄冈中学、来自农村的聪明孩子来说，除了苦读，没有其他出路。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成了他们唯一的学习动力。诸如某个貌不惊人的女孩子，通过竞赛金牌或优异高考成绩进入清北、留学北美，并最终学有大成，接得老实巴交的农村父母去城里享福的故事，对苦读中的孩子和家长，都是极其美好且值得效仿的传说。更令人兴奋的是，成功者在黄冈中学是连绵不断，数量惊人的，进了这所中学，几乎就是家族荣耀的保证，它成了农村贫寒家庭心目中的圣地，它把应试教育所能达到的成就推向极致，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黄冈中学今日的失落，真的意味着应试教育的倒掉，并应该欢呼吗？事实上，黄冈的金牌教师们正因待遇等问题，悄悄向武汉深圳等大城市飘移，大城市的孩子们既得“素质”之地利，又得黄冈“应试”之助力，如虎添翼，再从农村孩子的教育土钵中分走所剩无几的一杯羹。
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通过三字经的传布，激励了古往今来的贫窘子弟。头悬梁的孙敬，苦读而成汉代大学问家，引得诸生负笈拜师，跟他继续苦读；锥刺股的战国穷生苏秦，日后舌灿莲花，纵横天下，拜六国相印。这类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故事，一直是激人向上、教育为王的正能量。
眼下，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此涨彼消正成趋势。高校自主招生面积日益扩大，在要求综合素养和从容应对的名校面试中，埋头苦读的农村学生与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的差距日益悬殊。大学，特别是名校中的农村学生以及贫困学生的比例日渐缩水，有的学校已经到了连助学金都无人申领的地步。而一些农村学生扎堆的三本院校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也让他们的弟妹发现，读大学不如早点进城打工，因而彻底丧失了学习动力……
这真的是素质教育的进步吗？进步就意味着牺牲教育公平吗？
如果，头悬梁之类的苦读，对贫寒学子的刺激作用真的失效，我们将会感到锥心之痛：这绝非素质教育的胜利，而是教育公平的沉沦。
从这个意义上说，头不悬梁，锥仍刺股。请给农村孩子留一扇接受优质教育的门窗吧，不管是以素质还是应试的名义。
小斌的天暗了，我们束手无策？
（2013年8月31日）
有的时候，不敢看新闻，看了太痛楚太添堵，特别是和孩子遭难有关的。
山西汾西县6岁男孩小斌，在离家一公里远的地方，被人残忍地挖去双眼，孩子在病床上问，“天怎么还不亮呢”；福建漳浦县跟随奶奶去阻止强行征地的4岁女孩，被推土机“意外”碾死；北京通州区台湖镇一名5岁男孩的伯母，竟用燃油点燃了“不听话”的侄子，导致孩子毁容，获刑7年的伯母被指没考上大学之后，脾气一直暴躁没有理性……
这些无辜的农村孩子，是在为成人社会的失据与无措付出代价吗？
当然，在偌大的中国，迸发一些恶性个案，有时都算不上是新闻。可是，对比个别被郑重放大流布的八卦事件，和孩子有关的这些可怕的故事，可能更具深入挖掘的新闻价值。
走进这些不幸的家庭，不幸的背后都有更大背景的“故事”。
山西的小斌，出事时一家子是租住在临时的“家”。因为老家的小学“撤点并校”消失了，为了11岁的女儿上学方便，一家人从乡村搬到县城边上这个大杂院儿，和十几户同样原因迁来的人家混居。小斌的祖父瘫痪、母亲无业，曾有个4岁便落井身亡的姐姐，父亲原在黑煤窑打工，煤窑被关便改做货车司机，车祸后落下残疾，靠收取麻将机的座位费勉强糊口。对贫病交困的人家，子女教育是最后的指望，哪怕为此背井离乡。
从2000年到2010年“撤点并校”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农村小学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农村中小学数量锐减一半以上。学生向县乡中心学校集中，美其名曰集中利用教育资源。孩子们上学路途遥远，交通、住宿、餐饮成本叠加在本就拮据的父母头上，“超载车”“黑校车”险象环生，远离亲人监护的学生安全堪忧，而要就近照顾孩子，就不得不远离熟悉的家园。小斌的悲剧，掀开了撤点并校洪流裹挟之下农村家庭进退失据的沉痛细节。
尽管去年起已经在亡羊补牢，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保障学生就近入学，准备撤并农村中小学前，必须征求家长意见。但是，数十万已经消失的乡村学校回不来了，这一政策的后遗症，诸如加剧乡村空心、安全失控、父母教育成本上升等，尚无权威检讨。
于是，我们只能从“偶发”的悲剧中，眼睁睁地看着完全不知道“撤点并校”为何物的小斌，也陪着付出惨痛代价。
而强征强拆的屡禁不绝，是一些朝着无序城市化狂奔的地区，一直头疼不已的话题。4岁女童被碾亡，会在惊痛我们的眼球之后，再度沉寂。而如那个失心疯的伯母，因个人挫折而戾气丛生的人，正在我们身边野蛮生长，你不知道她或他会朝谁下手，无助的孩子往往首当其冲……
如果说悲剧还有价值，那便是提醒社会尽一切努力去阻止它接踵发生。如果我们对悲剧总是无动于衷，反复堆积的错误，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酝酿新的更大的悲剧。
不过，也有令人安慰的新闻。有一趟航班返航，是因为一个孩子严重受伤。把生命安全视为至高无上，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只是，小斌等孩子不会在飞机上被我们呵护，对他们的安全威胁，往往藏在太阳照不到的角落，伺机蠢蠢欲动。
小斌的天，永远也不会亮了，如果我们仅仅痛楚，仍是一种伪善。更多来自乡村的小斌，他们明媚安宁的天空，等待成人社会在反思中不懈守护。
坐视孩子为成人的错误买单，是成人之耻。
死婴复活：冰冷的追问
（2013年11月23日）
“死婴”在殡仪馆复活——这样的新拍案惊奇，这两天在网站、微博、微信平台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是个毫无温度的冷故事：一个还没有名字的婴儿，患有先天性畸形和疾病，在安徽省立儿童医院治疗，因为“难以治愈”，父母放弃治疗并离去。几天后，“死婴”在送到殡仪馆时，被发现尚有微弱声息……而此前的一天一夜，“死婴”无人理会，滴水未进，在一个纸箱里躺了一夜，在3摄氏度的饥寒交迫之中！
安徽省卫生厅认定，这是一起“严重误诊，性质恶劣”的责任事故。
面对这顽强的、残缺的、孤独的小生命，该惭愧的，仅仅是被处理的当事医生和护工吗？
报道中有“父母签字放弃治疗，并委托医院做处理”的蹊跷表述。就是说，婴儿“死亡”前一周的被遗弃，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得到医院认可。那么，无家属监护、无人支付医药费会不会使治疗变得消极？医生开死亡证明的草率，是否与孩子是弃婴有关？医院的责任意识，是否因为无人追究才轻如鸿毛？因病被弃的婴儿，他们的生命被有意无意地中断，是否从来都不被当成罪错，从来无人受到惩罚？
毕竟，在类似的死亡事件中，这个孩子的获救，只是个意外。
倘若殡仪馆没有发现孩子的生命迹象，而是顺理成章地将这个小小的生命化为一缕青烟，这个无名婴儿，将连一个孱弱的问号都不会留在人间。他“顺理成章”的死亡，也将掩盖一切围绕弃婴生死劫的蹊跷与轻慢。
为什么这个冰冷的故事，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呢？
要指责那对抛弃亲生骨肉的父母吗？据说那对小夫妻“长年在外地打工”，来自农村、家庭拮据的他们，说不定打工企业还没给建立和缴存五险一金，不可能拿出天文数字的医药费去拯救命悬一线的骨肉，也不可能放弃工作专门照顾病孩。不幸诞出先天重症的孩子，是这个本就如浮萍般飘移的小家庭的灭顶之灾。
一说便痛的是，在中国，有个极为庞大的人群，我们常常视而不见，那就是有8300万之众的残疾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34%。这是一个被推算的数字，没人做过准确统计，这或许也算是一种轻慢？
更痛的是，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足够重视对残疾人的特殊考虑，而残疾人需要长期治疗、康复和护理等。
想象一下，这个“死而复生”、目前还奄奄一息的婴儿，如果侥幸存活下来会怎样？首先，他还是摆脱不了残疾的命运。如果父母不得不重新认养，他将几乎完全依靠家庭供养和护理。不但他自己将来难以就业，还会影响爸爸或妈妈的就业，因为他必须有专人长年照顾。
一孩残疾将全家卷入贫困的可怕前景，导致每年都有大量残疾婴儿被狠心遗弃。眼下这个冰冷的故事背后，或许就潜藏着一个无人统计的可怕数字……
且让我们对即将展开的社保制度改革投以殷殷期盼，以8300万残疾人及其家人的目光……
当低头族与闹钟匮乏族并存
（2013年11月30日）
一个叫兴语的七岁男孩，凌晨在云南通海县纳古镇街头徘徊，被好心人报警。一问之下，孩子的妈妈早就离家出走，那天打工的爸爸加班，独自在家的他担心上学迟到，不敢睡觉，打算连夜走到三四公里以外的学校，等到学校一早开门……民警送他回家，拍了一张家里的照片：家徒四壁，满目凄惶，看上去唯一体面的，是兴语胸前那条和他瘦小的身躯相比显得过大的红领巾。
这个辛酸的故事，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好心的民警次日送了一个小闹钟，兴语开心得哭了：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迟到了！
然而，兴语的人生故事，兴语们的故事，显然不会因为这个美好的小闹钟而逆转。
对大多数读故事的国人来说，这个故事的情境，悲凉得太过遥远，这遥远不只是地理距离，还有时代跨度。
几天前，和一位我尊敬的长者谈及他喜欢的微博，我开玩笑说，微博么，已经是传统媒体了吧，不是说影响力衰竭了三四成了，如今是微信天下。他惊异地说，那新闻网站呢？我知道，长者还是常从门户网站刷新闻，我说那算古典媒体；他不服气再问，纸媒呢？我大笑了：那简直就是远古媒体了……
玩笑归玩笑，但这个时代的传播生态，在技术的引领下，就是这样一日千里，稍不留神，就被新的传播方式扔到“古代”去了。悠悠万事，一部小小的手机全部搞定，有人用“低头族”形容这一代人，不管是饭桌上还是地铁里，我们永远在低头注视手中那个花样百出的终端，须臾不可离身：世界就这么尽在掌握。
当兴语的故事从手掌里跳出来，夹杂在铺天盖地对王力宏和李云迪的哥大女友们的吐槽中，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时宜。这个小小的孩子，是穿越了么？从信息时代直接穿回农耕时代？否则，当闹钟已经弱化成手机的无数功能之一而被弃若敝屣之际，还有孩子会为了古典的小闹钟哭泣？
这就是中国。它是在起飞，飞到了崭新的美好时代。只是我们飞得太快，不经意间把一些人群丢下了，丢在另一个荒凉的远古，如小兴语般在昏暗中踽踽而行。光棍节抢购、土豪金风行，奥数班的开开停停、明星们的分分合合，这种种小时代的热闹，对兴语来说，是一些陌生的童话泡沫。
就这样撕裂着：有神九上天、蛟龙入海，也有山区孩子失学挨饿，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失了父母怀抱。眼下，最要紧的事，就是弥合这个深深的裂痕。否则，如此好学向上的小兴语，长大后骤然面对花花世界和悬殊的贫富差距，保不齐就会心理失衡，甚至成为云南大学的马加爵或是复旦大学的林森浩。
没有小兴语们的参与，民族的复兴，哪怕被专家算到了90%，也还是一个童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这两天在山东说的话，便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改革开放使我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难题，不深化改革不行，深化改革力度小了也不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资源配置方面改革力度很大，招招剑指悬殊的贫富差距。而在拥有玉溪名烟的通海县，小兴语们希望的是，全面改革为他们带来的，将不仅是卷烟的香味儿，也不仅是好心人送的小闹钟，还会和低头族们一样，有妈妈爸爸陪在身边，有一间温暖的房屋，有近处的学校可以读书……
农民赵作海何以没能逆袭人生？
（2013年12月21日）
河南农民赵作海三年前成为新闻人物。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在坐了11年牢后，被他“杀死”的村民竟施施然重新出现，一起冤案浮出水面。2010年5月，赵作海无罪释放，并获65万元国家赔偿。
人们为此轰然称快。当时，从发现“死者复生”到赵作海出狱，仅仅十几天。他神速地拿到国家赔偿，政府又在短短20天里为他造起新房，连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都率众到他家鞠躬致歉。赵作海从此扬眉吐气，对张院长说：“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满天的乌云都散了……”
时隔三年，赵作海对眼下的生活却愁眉不展，散去的乌云又重新笼罩在他的头顶。
有媒体最近到访赵作海，发现他几乎一贫如洗，人生回到原点。为了那65万元，他众叛亲离，陷入传销，受过诈骗，做过亏本生意，如今和新老伴住在远离家乡、每月租金300元的简陋出租房里凄惶度日……
当国家机器向一个无端蒙冤受屈的农民，羞惭地低下高贵的头颅，这个农民为什么仍然一蹶不振，还在底层的尘埃里匍匐？
刚刚由《咬文嚼字》评出的2013年十大热词，“倒逼”及“逆袭”赫然在目——据语文专家解释，逆袭是从日语引进的新词，意为在逆境中反击成功。然而，在政府官员的帮助下，赵作海为什么仍然没能成功逆袭？
一些人把原因归结为钱多惹的祸。这恐怕只是表象。
赵作海的遭遇确实很奇葩很戏剧性，如若分散搁在数亿农民身上，却并没有太奇崛之处：夫妻离散，子女因缺乏父母关爱而齐齐失学，因为长期与父母天各一方而亲情缺失，只能用金钱维系彼此脆弱的关系；试图去城市做些小生意，却无人脉无经验难以成功；新的经济形态颠覆了乡村集聚财富的传统模式，邻里亲友容易心理失衡甚至唯利是图，乡村原有的那一层温情脉脉的人伦面纱从此飘忽不定……
除了赵作海蒙冤入狱又喜获平反和赔偿这一节的峰回路转，其他种种，都是日复一日发生在农家小院的寻常故事。只是这些故事平素不被主流社会了解，沉默地在黄土地卑微地汹涌蠕动，直到其间有一个人，以奇特的姿态稍稍站起，才蒙获社会关注，而他所代表的这个庞大群体的命运和现状，也才会掀开小小一角，暴露于社会惊愣的目光之下。但，遗憾的是，这往往只是一瞬。彼此仓皇地互相短暂注视之后，云泥之别的现状照旧，天堂的归天堂，泥土的复归泥土。
赵作海即如是。他不幸误陷地狱，虽然奇特地秒回“天堂”，很快又复归泥土。
三年前，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感叹，说赵作海被冤，不但失去人身自由，失去了创造财富、享受生活的机会，也让他背负恶名、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四个子女成为文盲，祸及三代……一方面，赵作海的不幸，让我们反思国家赔偿的有效性，如何能够让他回归家庭、融入村庄、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这不是朝夕之功，也不是钱能办到的，还需要引入强大的民间救助机制。另一方面，相当多欠发达乡村所面临的教育失效、文化失衡、伦理失据的严酷现状，也值得主流社会更深更持久地注视，让笼罩在数亿农民天空上的“乌云”，有渐次散去的希望……
寿则多辱的家国困境
（2014年2月8日）
这个春节，终于有了空闲，守在医院陪侍缠绵病榻的家慈。在襁褓中，她为我做过的一切，细细地为她做回。将蔬菜切到极细，代替她寥落的牙齿；彼时她为我讲故事，此时我给她念她喜欢的人物传记；鼓励并扶助她艰难地下床举步，一如当年牵着学步的女儿……
与中年朋友聊天，很多人都为父母做着同样的事，惋叹父母老去的无奈，交流侍疾的经验。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样的经历，让我对《礼记》所谓“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的深意，颇有所悟。所谓尊亲，所谓弗辱，所谓能养，都是一重重仰之弥高的境界。比如最等而下之的“养”，曾子亦有诠释：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不要只看到对父母的盲从，高寿的父母，往往有返老还童般的执拗天真，乐其心，难矣哉。
孝亲，是情感表达，体现教养，也是对意志品质甚至协调与平衡能力的修炼。先人以孝治天下，果然智慧通透。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原来并不全然是看中那点儿愚衷，没有聪明智慧和通透机变，孝子岂是好当的？
就天下而言，把举国皆孝视为理想境界来鼓励，取中的是家和万事兴，目标是和谐社会。把所谓孝道尊为治国纲领，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一生万物，纲举目张，孔老夫子的心窍该有多么玲珑剔透啊！
尊老、敬老、养老，从国策角度看，眼下情境让人悚然而惊。老人倒地的扶与不扶，竟让举国犹疑，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曾有过，令人齿冷。知堂老人晚年曾刻印章，“寿则多辱”，道尽心中苍凉，“文革”时他的日子难过，更每每向人提及此语。如果这“寿则多辱”不单是个人遭遇，而成了咱的国情，情何以堪。
从我们的总体情况来说，且不要说尊老，我们就连最低层次的“老而能养”还差得远呢。
我们这代中国人，幸耶不幸？不但赶上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骐骥一跃，也正进入有史以来老年人寿命最高、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时代。人均寿命提高、独生子女成年、人口流动性激增这“三碰头”的社会背景，让养老成了眼下的社会难题，不再是一家一户能自行解决的。
这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困境了，解决得不好，还会将我们拖入经济困境。
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飞跃到了2011年的76岁，跻身世界中高收入国家之列，而最“长寿”的上海，2013年则高达82.47岁。2011年以后的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加速发展，据测算，2030年起，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就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曾经倚仗的人口红利在2013年达到顶峰，此后缓慢下降，并将最终丧失。然而，相关社会保障却缺口巨大。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能否持续向好，提出严峻挑战。
敬老与养老，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成了悬在每一个中国家庭，更是悬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周朝有仪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这是表示随着年事增高，受尊敬的范围便由家及国，从庶民而至天子。今天呢？
国不敬老，老而无养，和谐安在哉。古人想通的问题，今人也不该冥顽难化吧。
李贵欣喊一嗓子吵醒了谁？
（2014年3月1日）
雾霾再度汹涌而来，由南及北，席卷大半个中国，波及17省市6亿人口。不少聪明人再度抖起了机灵，民间舆论场洋溢着苦中作乐的娱乐精神。比如那则流传甚广的“境外游客进中国海关”的段子——海关官员：先生，我们遗憾地通知您，我们不得不拒绝您入境。您行李里连个口罩也没有，我们有理由怀疑您没打算活着回去。
在铺天盖地的雾霾段子中，不乏对老外脆弱身体的调侃，而我们则百毒不侵，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段子文化的流行，折射着不少国人无坚不摧的幽默感与想象力，不但消解一切神圣，更能化解各种灾难。泰山崩于前，我在编段子，雾霾逼人近，我在传段子。再大的痛楚，似乎都能一笑而过。
面对频频爆表的PM2.5，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除了自嘲，逃无可逃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至少有一位中国公民，没空传段子。他站出来叫了一声，让这雾霾天出现一丝新鲜气息。2月20日，石家庄市民李贵欣对该市环保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其依法履行治理大气污染职责，并赔偿大气污染造成的家庭经济损失1万元。
这起全国首例公民因为空气污染向政府机关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环境诉讼案，让我们眼前一亮，也让我们汗颜无地：原来，公民也可以有所作为。
李贵欣花了3个月准备这起诉讼，他并非无理取闹，有多条现行法律支撑其诉讼依据。他并没有比别的公民因雾霾遭受更多损失，他的想法很单纯：治理雾霾，总得有人站出来喊一嗓子。
这一嗓子，让人想起鲁迅《铁屋中的呐喊》一段贴切的比喻：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许多熟睡的人们并不感到闷死的悲哀。如果有人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李贵欣的呐喊，就让雾霾中的铁屋透进了一丝光线，叫醒了更多的人。
这一嗓子，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一个理性而有社会担当的公民。面对社会阴影，李贵欣没有选择得过且过、随波逐流，更没有以暴易暴、铤而走险，而是冷静应用法律武器，向雾霾，以及雾霾中不作为的政府机构宣战。
雾霾严重威胁到国人生活，必须进行责任追究，对这一点，从最高决策层到草根民众已有高度共识。就在李贵欣告状的5天后，习近平在北京雾霾天气走访老胡同老街坊，以峻切的语气指出，防治雾霾，要“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令人欣慰的是，李贵欣的起诉，一路都得到善意而理性的对待。他辗转河北省高院、石家庄中院和裕华区法院，遇到“态度都非常好”的工作人员，还热心指点他如何找到有管辖权的法院递交诉讼；石家庄环保局也快速予以回应；媒体报道后，更得到诸多百姓共鸣。
直面雾霾，让新鲜空气和阳光进到每一间屋，这是政府责任，也是公民责任。李贵欣的这一嗓子，习近平的“责任追究”，让我们从不同层面看到治霾希望。只要锲而不舍，只要上下同心，一线光芒终将扩而成为一片光芒，照彻中国治霾的进步之途。
李贵欣让我们懂得，公民责任正从道德层面向现代意识、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拓展深化，这对驱散国民精神雾霾亦善莫大焉。
给所有生命一个无障碍通道
（2014年4月12日）
清明，春和景明，莺飞草长，芳原绿野，野蜂飞舞，一切都透着蓬勃欣悦。祖先诚不我欺，“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选择这样一个生命最蓬勃的节气，一边郊游踏青、拔河蹴鞠，一边缅怀逝者、虔心敬祖，不由为先人的慧心莞尔——他们原本是多么豁达自然、通天彻地，多么悟透生命真谛的一群人哦！
用这三天假日，我们奉父母远赴皖南踏青，吸雾已久的眼睛、鼻子、咽喉，均饱享了清福。看油菜花在田野里哗啦啦喧嚣着怒放，深深浅浅的绿色鲜亮亮漫上山头溪边。朋友都说，你胆儿太肥了！老爸八十八、老妈八十六，均害足疾，举步维艰，行动离不开轮椅，还有七十六岁的婆婆，三位高寿老人，万一有啥不舒服，外面的医疗是否能随叫随应……
然而，后来的一切，都印证了这个决定的英明。老人们在鲜亮的春天里，生命焕发出令人感动的奕奕神采。老妈和婆婆在满树婆娑的梨花前相拥留影，笑得不管不顾，像七八岁的孩子；久矣不愿向人多说一句话的老爸，在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唱起了老首长陈毅作词的新四军军歌，“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当然，也确实有一些不便。从来没有像此次出行这样，发现在景区或各种建筑物设置“无障碍通道”的重要。经常要先有人探一下路，想去的景点是否能通行轮椅，有时便不得不废然而返。在绩溪的龙川，咯噔咯噔的石板路，几次险些把老人颠下轮椅，吓得他们不轻。有的楼里没有轮椅通道，只得咬牙连轮椅带老人一起抬行……
这不免使我想起曾有自海外归来省亲的友人，独自携儿带女，女儿七八岁，儿子尚在襁褓。我惊叹她的能干，她却喟叹，如此出行多次，在欧美甚至香港，都不觉得艰难，但在家乡却诸多不易，原因就是很多地方“无障碍通道”的缺失，她不得不把婴儿车上下搬动，满头大汗。当她向某处管理人员抱怨时，人家甩出一句话：“孩子这么小，不在家好好待着，瞎跑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固化的、习见的思维模式。太小或者太老，就该安分地守在家里，外面是危机四伏的，不方便、有障碍是正常的。那么，还有更多的残疾人呢？难道就该一辈子受到禁锢？
生命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方式，都值得尊重。生而平等，善待病弱，这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足够文明，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所谓精英人士，而是看它对待弱者的态度。这态度在硬件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无障碍通道之有无。
而我们自己对待生命的观念，也体现着文明的深浅。生命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长度，更在于质量。当我们偶尔惊羡某些海外奇闻，诸如九旬老人玩跳伞、八旬老人敢冲浪之类，是否回过头来，仍对长久因为病痛衰弱而禁足家中的老人安之若素呢？和国际接轨，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也有文明层面的接轨。
社会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给生命一个无障碍通道，就从足下开始，从自己、从身边举步吧。让每一个生命，都有鲜亮亮怒放的机会。
抑郁，就要大声说出来
（2014年5月10日）
如同歌中所唱，“一朵骄傲的心，风中飞舞跌落人们脚下”——十天之内，合肥、杭州、深圳，相继有三位媒体骨干以非正常方式选择让生命跌落，使这个春天，陡生几分寒意。
有消息说，他们都是因为抑郁。抑郁症与媒体工作压力巨大互为表里，让他们有了不约而同的选择。这或从另一个侧面，印证纸媒的黄昏。将来，某部新闻史写到这个时代的章节，会不会以此开头：三位媒体人的自戕，成为纸媒走向末路令人心悸的隐喻……
其实，伤心岂独媒体人。对疾行于现代化甚至后信息化途中的人们，抑郁症正在成为潜伏在暗夜之中最为狰狞的杀手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世界第四大疾患，预计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号病症。且人群中高达16%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受到抑郁症困扰。然而，人们对迫在眉睫的“抑郁”，却远没有迎战冠心病、癌症那样的郑重其事与开诚布公。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性的忧郁，仿佛成了一件可耻的事，甚至不便向亲友吐露。他们不去求医问药，不去寻求援手，默默地独自抵抗越来越浓重的沮丧、消沉与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直到深陷足以将人吞噬的巨大陷阱，让他们最终心理崩溃，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
请让我们正视：忧郁，并不是脆弱和娘娘腔，这是一种需要治疗、服药且可以治愈的疾病。如果你忧郁，请大声说出来；如果发现身边有亲友或同事深陷忧郁而难以自拔，一定千方百计将他们送医。
记得当年地震灾区的北川县干部冯翔、董玉飞，没有死于地震，却死于无法解脱的心理崩溃。不少媒体评论此事，都激情洋溢地要求灾区干部“雄起”和振作，走出心理阴影。其实，如此激励，有嫌轻飘。面对忧郁中的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是控制我们自己，别再“要求”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实在太累太累了，从体力到心理。来自外界的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要求”，都沉重如捣，成为压垮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杭州都市快报的副总编徐行离去之前，不是没有征兆。领导说，年前把两个部门的工作压在他肩上，报纸编辑要上夜班，新媒体工作要上早班，35岁的他就已经头发灰白；妻子说，他从1月份开始整夜失眠，吃安眠药也没用。但是他不准家人去找领导，他对领导说，“没有大问题”……如果能早一些送医，一方面对症下药，坚持治疗，另一方面减轻工作压力，生命不是不能挽回。已经有走出抑郁症阴影的人在大声疾呼：抑郁可治，前提是一定要就医服药！
感谢崔永元。在我们对抑郁症还莫名所以的时候，就无所畏惧地向公众大声喊出：我抑郁了。在几乎是13亿人的调侃中，他也调侃自己治愈自己，才能继续做向转基因等孤独作战的“堂吉诃德”。
忧郁并不可耻，独自饮下苦果，将忧郁隐藏起来的孤独，才是可耻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独自枯萎……
拥抱新生，拒绝失忆
（2014年5月17日）
有时你真说不清，时间算残忍还是善良。
距离那场大地震狞笑着抹掉那个叫“北川”的县城，从那个曾经青翠而温暖的小城带走一万多条生命，竟然已经六年了。
曾经目睹过它的突然死亡。在那座满目疮痍的死城，听过北川中学死难学生的父母讲述那一夜的心碎。“我儿子读初二，他算幸运的，直接伤在头部，当场就走了，没有受太多的罪！”“我赶到北川中学时，丈夫已经找到左脚被砸在废墟中无法脱身的女儿。女儿一见我就哭了：妈妈救我，我不想死！我抱着女儿，鼓励她一定要坚强，我们说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悄悄话，可我怀里的女儿，还是渐渐冰凉了……”
也曾经看过复苏的县城和开始崭新生活的北川人。不久前，熟识的一个北川中学幸存女孩嫁为人妻，邀我赴北川参加婚礼。新娘貌美如花，新郎是驻藏航空兵，英俊挺拔。喜宴上，女孩父亲携他即将成婚的女友，端坐着享用两位新人的敬茶。一切都祥和美满。离开婚礼，我去了北川那个仍是一片废墟的老县城，算是替幸福的女孩去告慰在5月12日那一天永远沉埋的亲娘……与北川老县城的寂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远处规划得非常现代的北川新县城，生机茁茁，一切都那么鲜亮。
灾难的深创剧痛，就这么翻了篇儿。长大了的“可乐男孩”坐在轮椅上，咧着嘴笑得灿然，除了贤惠的太太，他还拥有两家汽车美容店。一些生命消失了，但生活还在继续。伤痛埋在心里，生机还在蔓延。
是该欣慰不是吗？翻检着媒体关于地震六周年的零星报道，洋溢着新生的欣悦。感谢国家救援与民间互助的力量，这力度在共和国前所未有，让灾区浴火重生；也感激六年的时间，成为疗伤的力量，大家都在努力渐渐复元，走出灾难的阴影。只是，当纪念日结束，还是有些不安。灾区经济复苏、社会祥和固然令人欣慰，但就知识界、文艺界、文博界而言，似乎有点过于沉寂。当然，也许记忆的捡拾、作品的酝酿、博物馆的陈设，都还在进行之中。毕竟，还只是短短的六年。
这场大地震中，总计近9万条生命牺牲。灾难的起承转合，应该庄严地进入民族记忆、国家记忆，甚至是全球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是在对灾难的惊恐记忆中，一点一滴地反思与创新，才积累起今天如此灿烂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了北川的新生，为了将来地震中的“北川”不再成为废墟，为了灾难中迸发出的人性光辉成为全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轻易失忆。
要拒绝失忆，是需要一些现实载体的。比如，影视作品、美术作品能否郑重反映汶川大地震？沉溺于快餐式文字的孩子们，是否能在教科书中读到这段记忆，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沉思片刻？虽然我们已经设立了“5·12防灾减灾日”，但更要让这个特殊的日子有实质性的内容。总之，要让孩子们的思想厚重起来，让防灾减灾的意识强烈起来，让逝去的平民生命高贵起来，让“痛”出来的精神成果沉淀起来……
那位北川新娘，听到我对北川新县城的赞叹时，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确实很漂亮，可能是过于漂亮了，不太像家。”
唉，一下子被这句淡淡的话击中，痛得揪心。
看凤凰起舞，想寒鸦心事
（2014年5月24日）
最近在北方探访了几处新起的开发区，端的是恢宏大气，规划高端洋气，楼宇沉稳大气，环境也整治得清爽疏朗，再不似20年前很多开发区那种急吼吼的、不顾一切的伧俗杂乱。东道主将一切料理干净，环境安排妥当，仿佛一片梧桐林，只待凤凰来栖。
只是，我总是不合时宜地想问：一切都这么新崭崭、亮晶晶的，原住民都哪儿去了？他们的就业呢？他们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呢？主事者往往含糊其词，他们更关心的，是能吸引到哪些高大上的项目落地。
其实，被城市化浪潮裹挟的农民，现在担心的倒并非经济补偿。和从前不同，现在征地补偿的标准大幅提高，足以让他们富足地过上一把当“城里人”的瘾了。只是，那个“农”字的烙印，却并非几张钞票就能轻易抹去。他们会被集中安置在某处同样崭新的居民小区里，但是，他们仍然会有从农业社会一脚踏进工业社会的手足无措，仍然会为了没有在城市中的谋生技能而困惑不已，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中还有不少人会因为无所事事，而耽于赌博、吸毒，从此毁掉自己和家庭……
这样的事并不鲜见。
南京，曾有两个孩子被发现饿死家中。媒体调查发现，她们的父亲原是农民，拆迁后分到两套房子，他将其中一套卖掉。无所事事的他，和孩子母亲将房款全用于吸毒，孩子从此没了父爱母爱……
拆迁补偿，一夜暴富，物质的丰盈与精神的贫困一旦联手，太容易滑向欲望的深渊。捧着“一辈子也没见过的那么多的钱”，一些人以赌博和吸毒打发时光，最后一贫如洗，甚至出现“孩子饿死”这样的极端惨剧。如何引导这类人群尽快适应并正确应对变化，调节身心，融入城市新生活，已成为一道重要的社会课题。
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57%，“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将进一步提速，2020年预计达到60%左右。在这股城镇化大浪潮席卷下，将有更多农民成为市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实现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和城里孩子受同样的教育”；也将有更多农民，按国家相关法律获得经济补偿。
然而，经济状况的改变势必引起精神层面的变化。城镇化意味着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甚至道德文化的重新建构。一个在五千年中习惯于农耕立国的民族，突然面临城镇化的严峻挑战，必然会不知所措。而跨越城乡鸿沟的巨变，陡然降临到一个习惯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农民家庭，谁来帮助他们适应本该由几代人完成的骐骥一跃呢？
此前，媒体比较关注行走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群体的命运，对那些骤失宅基地、责任田，“洗脚上楼”一夜变市民的农民，鲜有人去了解其内心世界和人生剧变。在城乡接合部，大学城、科技园、开发区崭新地次第布局，轨交、高铁、高速公路一条条通向远方，辉煌的灯火背后，隐去了那些曾世代躬耕于斯的身影。
在拆迁农民获得市民身份、走向新生活方式时，固然需要他们以积极的心态自我调适、正确应对变化，同时，政府与社会也应该有更多作为：既需要把目光投射在如何保障他们的拆迁补偿、如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上，也需要更多关注他们的精神状况，帮助他们正确应对骤然的变化。
毕竟，凤凰起舞固然赏心悦目，也不能忘了需要温暖的寒鸦。
爱与伤害，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2014年6月21日）
要放暑假了，即将升学的孩子渐渐尘埃落定。今年小升初各种变相考试的口子再次收紧。一个北京朋友的孩子，打开电脑去查自己的运气，是抽中名校，还是派位到了“烂校”？这个平时淘气而幽默的瘦弱男孩，敲击键盘时手指微微颤抖，第一次感到命运的分量。这个幸运的孩子中签名校，顿时忘情欢呼。当他进入班级微信群打算报喜时，却发现气氛尴尬：不少学习尖子被派位到平时不屑的中学，索性一怒退群，或被传躲在家中痛哭失声。
一直默默观察孩子情绪的父母，看到孩子那颤抖的手指时，心痛无已，更同情那几个失落的同学，“他们才12岁啊！”父母很不能理解：当优质教育资源明显分布不均时，一刀切地用抓阄方式分配名校份额，是否也是一种不公平？为什么不在教育资源均等化上苦下功夫，却要急急地取消本来相对公平的升学考试？但他们不会和孩子去探讨这一切，孩子毕竟还小。
在困顿纠结的社会矛盾、在各种迟早要来的竞争中，我们的孩子不可避免地要体验失败的沮丧、碰壁的无奈。但是，也有一些身为成功人士的父母，会选择屏蔽这一切，想方设法地为子女铺平各种道路，让他们愉悦地通过人生最初的关卡。
不独是升学，在鼓励教育、快乐教育等观念熏陶下，不少父母小心翼翼呵护着孩子的自由天性和快乐心情。家庭闲暇时间如何度过、度假选择什么目的地、置业在哪个区域更好，孩子们是这些决定的重要砝码。他们被鼓励做各种新鲜尝试，身后总会有父母的喝彩；来自学校和社会的一些负面评价，会被父母愤怒声讨，在“好的学校”“好的家庭”，老师或家长直截了当的批评，往往不被容忍。孩子们更加被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更自由，每一种缺点都被给予合理的解释而无需修正，许多活动设置得几乎没有失败者，每一个参与的孩子都带着奖励兴高采烈地回家……
较之从前，这显然是一种令人鼓舞的进步。在爱和鼓励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王国的完美王子与公主，更开朗更自信也更有个性。但是，过犹不及，王子和公主有时让我们看不懂。比如，因为失恋、同学矛盾、升学失败等原因而走极端的孩子多了起来，抑郁症患者也走向年轻化。翻开他们的人生故事，不少人出人意外地拥有幸福的家庭、开明的父母，甚至一路成功的学业。还有一些看似阳光的孩子，很容易被负面情绪击中，心理上迟迟不能断乳，更有已经结婚生子的“大孩子”们，还在所有家内外事务上都依赖着父母……
回到童年，当孩子的负面情绪和失败体验都被父母慢慢过滤净尽，当他们被精心隔绝在社会阴影之外，当他们应负的各种责任被用爱化解，当他们在美丽的肥皂泡泡中安然长大，一旦走出泡泡，在父母够不到的地方，遭遇猝不及防的失意，被保护得太完美的他们，反而容易不堪一击。
爱与伤害，有时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或者，不妨在育儿中粗糙一些，克制过度保护的欲望，让孩子们在喜悦之外，也有独自体验和化解哀伤、失意、孤独的机会，有独自承担失败、化解矛盾的能力，这样，孩子们反而会成长得更加强大、身心更加健康、更有责任意识。
进城仍望乡，去留两彷徨
（2014年8月2日）
钟点工阿姨小孙来自安徽无为，和做装修的丈夫一起，已经在上海打拼了近20年，把自己从“小孙”快熬成了“老孙”。一儿一女留在家乡，让老人照应。中学时孩子们住校，小孙牵肠挂肚。有一次老师打来电话，说儿子头痛几天了，病因不明，她急得立即冲回去探望，幸无大碍，帮儿子做了几天饭，依依不舍地离开。
小孙不知给人做过多少顿饭，小孙丈夫也不知给人装修过多少套房，但服侍自家的老人孩子，对他们来说，还是奢侈的想象。幸好儿女还算懂事。漂亮的女儿高中毕业后，到上海做过美容师，也做过某教育培训机构的前台，现在有了踏实可靠的男朋友，在上海买好婚房，等着办喜事了。儿子大专毕业，在上海找了一份工，自己租了房，也算自食其力。小孙和丈夫的兄弟姐妹，陆续追随他们来到上海，出没在大城市的小小角落，一手一脚地劳作着。他们沉默但并不卑微，没有他们，这座硕大城市的运转或许就不那么润滑。
最近让小孙发愁的，是她两年前用打工的几乎所有积蓄，在芜湖买了一套房，原是想留给孩子的，“他们城里待惯了，不愿意回到农村”。然而，女儿眼瞅着是在上海成家了，儿子也放了话：“我才不离开上海呢！”上海房价噌噌地涨，芜湖的房价就有些悬乎。丈夫抱怨说，早十几年就打算在上海城郊买个小房，小孙不同意，说早晚要回乡的，何必花这个冤枉钱。这会儿小孙自知理亏，低头不语。现在他们租住在别人的房里，心中怅然，再想在上海置业，已难于登天。儿子将来想在上海安家，房子怎么办？让他们踌躇的，还有家乡孤独的老人，也有自己老去的归宿，最怕的就是生病，实在看不起……在上海生活了几乎20年，小孙仍深知自己和城里人不一样。她很羡慕年轻的同乡，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城里的小学读书了。
小孙用胼手胝足的辛苦打拼，磕磕绊绊地完成了自己家族的城市化。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农民工”三个字，如影随形地跟了他们30年。现在，这称呼有望成为历史。
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改革目标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小孙对此还很茫然，刚刚宣布的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界限，这对她有什么意义吗？
这件事的意义，可能要再过五到十年，才能让小孙们惊觉，这一天带来的可能是脱胎换骨的改变。其关节点，是城乡人口二元结构从此走向终结，让原先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共享平等的福利待遇。肇始于1958年、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味道的城乡户籍制度，用福利身份区隔城乡人口，歧视性明显。但是，半个多世纪的制度，并不能一朝取消。是小孙们锲而不舍的努力，给这个制度的终结铺平了道路。
当然，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城门洞开。然而，“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国务院的“意见”，对小孙眼前的直接作用，可能是那套芜湖的房子，就算她不去住，卖掉的可能也将增加……
慢慢来吧，面包总会有的。
为了“他们”活着，请竭尽全力
（2014年8月9日）
鲁甸、巧家、永善、会泽，牛栏江、龙树河、五莲峰、文桃坝子……这一连串我们从前极其陌生的地名，以如此悲哀的呈现，让国民牵挂，让历史牢记：一次6.5级的地震，夺走了600多位同胞的性命，8万多间房屋倒塌，上百万人成为灾民。
鲁甸这两年灾难不断，百年未遇的大旱、刚刚喷发的泥石流，眼下是地震。因为领袖偶然留下的诗句，鲁甸也有我们熟悉的所在，“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那是红军曾经翻越的乌蒙山腹地。在红色革命最艰难的时刻，纯朴的山民，以正义和善良保护过革命火种。还有巧家，曾经是不久前的新闻主角，因为征地补偿矛盾引发过一起死伤多人的爆炸案。被人雇用背着带有炸药的背包走进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并因而丧命的一个后生，还曾被冤是罪魁祸首……
很多次了，我们的眼球会猝不及防地撞上类似的陌生地名，因为地震、矿难、泥石流，因为生命的非正常死亡……陌生，往往意味着那里生态与人文环境的严峻与脆弱，意味着“欠发达”。欠发达，不仅是偏远、贫困、交通不便的代名词，更痛楚的，是那里的生命，会遭遇更多的天灾人祸，远比别处更容易飘离。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一次震级并不高的地震，竟变成如此狰狞的夺命恶魔？一言即以蔽之：贫困必然导致生命防御能力的极度脆弱。
那些逝者，在用生命中最后一个惊叹号，让我们惕惧不安。人权就是生命权，这一理念，在天灾面前，有了沉甸甸的分量。流行一时的动漫《银魂》里，有一句台词令人悲酸：“和你们相比，我们光是活着就竭尽全力了……”从灾区传来的报道，能看到云南地震灾民为“活着”是怎样在竭尽全力。
在山形险恶、地层破碎的灾区，不少简陋的房子只能建在60度的陡坡上。翻开云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名录，这次地震波及的五县区，无一例外，均赫然在列。如果拿人口少于鲁甸的静安区相比，静安一个月仅算区级财政收入，都相当于鲁甸一年的两倍左右。因此，鲁甸不是没有看到身处地震易发地带的步步惊心，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一些幸运的人家，得到过每户5000元的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的补偿，加固过的房屋在地震中就安然无恙。然而，在绝大部分是土坯房的鲁甸，拿到补偿的人家占比过低，灾情于是惨重。而按云南此前的灾情补偿惯例，灾民今后建房或将得到每户4万元的政府补助。
亡羊补牢，何如未雨绸缪？
六年来，罪恶的地震波，从四川盆地激荡到青藏高原腹地，又流窜到了云贵高原，重创了西南山川壮美、历史悠久、民族交融的仙乡。天灾难测，但我们并不是只能束手待震。
在安排下一年度财政预算、转移支付、对口援建以及专项扶贫资金之前，不妨侧重一下遥远而脆弱的危棚简屋的改造与加固。从眼前功利的角度，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可以扩大内需、启动潜力无限的农村市场。而这又并非权宜之计，让偏远贫困地区的百姓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命权，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目标。
为了“他们”的活着，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这也是源自红军时代的庄严承诺。
谁来管教“熊孩子”？
（2014年8月30日）
我承认每每看到“熊孩子”的故事，就怒火中烧。这两天就有一个极品的：贵阳有个正在8楼家中看动画片的10岁男孩，嫌楼外施工电钻声太吵，竟用小刀子将高楼施工工人的安全绳从下方割断。倒霉的工人悬在半空无法动弹，直到消防大队紧急出动才将他救下，幸未酿成惨祸。这样的新闻，经常冒出来挑衅我们的道德底线。比如那个无端在电梯中踢打邻居幼儿、又从高楼残忍扔下致幼儿重伤的女孩，其父曾辩解说是因为那幼儿调皮引女儿不快……
其实，令人发指的“熊孩子”不独活在新闻里，也经常神出鬼没在咱们身边。我就曾遭遇过在别人的家宴中，某“熊孩子”和妈妈一言不合，就掀了整个餐桌，让全桌人狼狈不堪。网上流传着各种被“熊孩子”整蛊的不幸遭遇，堪称可观。有网友恨恨地归纳了“熊孩子”的特点：他会删掉你的存档、摔坏你的模型、划烂你的屏幕，甚至还死乞白赖要抢走你的漫画、游戏、玩偶，他们的叫喊声回荡在每一家饭馆和每一节车厢里……这里的“熊孩子”，是泛指那些做了不可理喻、带有破坏性事情的惹人讨厌的孩子。网友们无奈而愤怒地交流如何不得不出手管教“熊孩子”、对付其无良父母的经验。
不管是不是加上“中国式”的定义，都不能否认，这群“熊孩子”确实带有一些“中国特色”，他们是无法无天、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拥有溺爱的长辈，在他们胡作非为的时候，背后总有微笑着回护他们的父母，只有当孩子酿成不良事件、有人出手管教的时候，他们才会狮吼般冲出来护犊子。
事实上，每一个无人管教的“熊孩子”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在或将要成为父母精心制造的社会毒品。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严重匮乏社会规则意识、尊重他人意识，也没有他人生命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他们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利益，小时候是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撒泼打滚，略长大些就不惜想出损招伤害他人，威胁社会。
哎，想想就郁闷。目下有那么一些老人动辄出言不逊或大打出手，刚刚就发生过为了争晨练地盘互殴事件，着实为老不尊。有人忿然说，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们都变老了。那么，当坏孩子们长大以后呢，岂不是老的小的都不让人省心！这里似乎有一个明显的生物链条，在“文革”中打倒一切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某些“坏人”渐渐变老了，而他们的家往往变成“熊孩子”养成所……
其实，小朋友都有那么一个阶段，顽皮好动，对一切充满好奇，甚至有那么一些破坏欲望。若父母及早确立一些“家规”，将不妨害他人、尊重公共场所秩序作为底线，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游戏和运动上，“熊孩子”完全可能变成阳光少年。只是，“熊孩子”的父母，几乎都有相似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背景。你能指望晨练兼打人的祖辈教育儿孙有规则意识吗？谁又曾经教育过他们呢？
说到底，“中国式熊孩子”真不是一家一户的小事儿，恐怕要弥补的是国民教育的缺失。
为了中国的未来，救救“熊孩子”。
“临时工”何时才能作别中国？
（2015年1月24日）
本来是想聊聊养老保险并轨的，思路七拐八绕，却被“临时工”一词绊得一激灵。
眼下大家热聊的、唯恐看不懂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改革，是一只大家想象中迟早要落地、但却在空中飘了很久的“靴子”，目标是和企业人员一起，陆续并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大盘子”，不再另设制度。从此，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分为“职工”和“居民”这两个独立运行的体系。有舆论乐观地认为，企事业养老并轨之日，可能就是社会化养老保险走向一体化操作之时。
然而，还有一个“临时工”落在那儿呢！
眼下，不少单位的人员，都有多种身份，事业编、企业编、无编临时工，这只是大略区分，每个“编”里还有诸多名堂，一个单位七八种身份都不稀奇。“身份”的区别，平时不觉得，一到要紧时候，便弹眼落睛。人力资源部门和财务部门都很明晰，身份不同，自然同工而不同酬，最明显的区别之一，便是养老保障。
社会保险起步很晚的中国，在较短时间织就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惠制养老保障网，但保障水准较低。“未富先老”，中国以一种尴尬姿态进入老龄化社会。更尴尬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困惑。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从2005年以来，连续提高11次，达到每月2000多元，而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仅55元；2013年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则是企业的1.8倍，机关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水平更是企业的2.1倍。养老鸿沟，使保险社会化制度的建立举步维艰，也伤及公平正义、社会和谐。
注意，在这些统计里面，看不到“临时工”。
这个兴起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群体，数额庞大，但没有精准的数字。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他们似乎销声匿迹，从来套不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工资保障”之类的护身符。
然而，这群法律和制度上的隐身人，却给社会管理带来不小的风险。没有门槛，没有培训，没有归属意识，一旦进入要害部门甚至执法领域，极易捅出各种娄子。但是，对很多部门和机构来说，用临时工的诱惑太大了：经济成本低，支付工资及福利相当有限，劳资关系非常简单；管理成本和违规成本更低，用得不顺，出了问题，也不妨事了拂衣去，无碍单位功与名。
所以，这群隐身人，一到关键时刻，便“挺身而出”。暴力执法的是临时工，强制拆迁的是临时工，上班打牌的是临时工……在诸多与行政甚至执法有关的突发事件中，“临时工”往往成为最后的责任人。百度百科直接点出，临时工，代称“代罪羔羊”。
其实，《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法律意义上就不再有临时工、正式工之区分，只有合同期限长短之分。但是很多单位眼开眼闭，成本极低的临时工用得顺手，舍不得放手。养老保险的并轨，确实让人看到终结“临时工”的又一个重要筹码。啥时候单位用临时工成为被严厉打击的非法行为，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也将所有公民一网打尽，形形色色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身份”也就跟着“并轨”了。
而“临时工”们，或有一天会悄然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出走鱼缸与云中漫步
（2015年9月12日）
这几天，朋友圈被“从体制内离职”刷了屏。央视大腕、媒体老总，以及像副市长这样的官员，以或潇洒或凄美或淡定的姿态，创业去了，下海去了，互联网+去了。留下一些告别的文字，挥一挥衣袖，走向新的生活，也带走几丝“前世”的云彩。
有意思的是评论。一开始人们以敬畏的心情纷纷转发诸如“生命后半段重来”的文字，欣羡于“跳出鱼缸”，跳出体制，跳出“慢慢凝固的思维方式”的勇气。这样的叙述显然打动了在形形色色鱼缸中木然游走的鱼们。之后的舆情就分了岔。同一鱼缸的“鱼”泼喇一声抗议了，合着没走的，就是习惯于“慢慢凝固的思维方式”了？别的鱼缸的鱼则嘲笑，换个工作罢了，就你们媒体人矫情，“不过就是不爱了呗”；还有的刻薄说，你也不过是跳入另一个鱼缸，且后一个鱼缸看中的也是你在前一个鱼缸积累的资源而已。
嗯，就算这样，跳出来的鱼也无可厚非么。人家就是会写，不但会写，还用自己的文字引出连篇累牍的鱼缸文，让众多的鱼，都在瞬间顿住身形，愣怔了几秒，忍不住还吐了或郁闷或激情或不屑的泡泡，让各路鱼缸都斑斓起来，蛮好。
有的泡泡里，闪动着这样的忧愁：要警惕体制内优秀人才的流失。这真的是杞人之忧了。
该忧虑的，反而是各种精英鱼曾经都往体制内游走的浩荡大潮。想起听人说起20世纪80年代一群体制内精英去海外参加某个政治改革论坛，咱的精英满满的舍我其谁的气概，说这是两国青年精英的盛会云云，人家赶紧澄清，不好意思，我们的精英都在企业在商界呢，我们最多算二流人才。
举国的聪明人，都往体制内挤，才是不正常的。不但意味着实体经济的人才失血，更意味着体制内诱惑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另类暧昧。所以，比起成名鱼的出走，更让人期待的，是年轻鱼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年代的多元选择。如果千军万马同挤国考的盛况不再，如果以职位高低论英雄成为笑柄，如果让每一条聪明的“娃娃鱼”，都有在创新创业的市场弄潮的机会，甚至建不世之功，咱们这个以国为度的大鱼缸，才会生动而斑斓，充满欣欣向荣的活力。
很少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娃娃们取代中老年人成了弄潮主角。互联网嫁接了无数行业之后，娃娃们忽然发现，自己对新技术的天然亲近感，能将从前不可能实现的奇异甚至荒唐的梦想，通过互联网、通过大数据、通过“云端”，推向中国，更推向世界。不但把以前老头子们垄断的资源和语重心长的劝诫，迅速甩到云端下面，甚至还直接威胁到他们闲庭信步的人生。偶然还会有几条眼巴巴欣羡的精英鱼，跳踉而来，加入属于年轻人的云端漫步。
哎，在中老年人纷纷在鱼缸里吐槽的时候，“娃娃鱼”们正在云海之间遨游，没工夫陪咱们一起缅怀。这边厢跳来跳去的景象，对他们并不一定重要。愿意跟着人家走的中老年人，欢迎就是了。
而成名鱼的出走，只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番交代，一个认真的清算。相比之下，更欣赏曾任南昌市长的李豆罗的通达，“从农民到市长用了40年，从市长到农民用了4小时”，市长做得不错，农民也做得风生水起。
独木桥变成各种四通八达的高速，真好。
放开生“二孩”之后
（2015年10月31日）
昨夜，朋友圈被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二孩”刷屏了。段子手们纷纷出笼，调侃80后这“中场队员”要辛苦了，“421阵型将变成422阵型”，还有什么“该生不生，后悔一生”，“该养不养，老无所养”……
一个严肃堂皇的会议，瞬间让全国百姓欢乐起来。似乎每个家庭，从祖辈开始，都在盘算是否添丁进口的大事；而对国家而言，迎接“二孩时代”，也将给经济拉动、社会结构、文化氛围带来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自从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对无子女的老人逐步实行社会保险……”，独生子女政策逐成基本国策，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到昨天宣布即将终结，36年过去了。如果没有这个政策，中国将多出4亿人，而世界70亿人口日，也将提前5年来到。
代价则是，有整整一代人，以80后为主，70后、90后为辅，被贴上“独生子女”标签。他们是幸运的，万千宠爱在一身，整个家庭的资源都集中于他们身上，他们的成长环境相对优渥，个人发展相对顺遂。他们也是孤独的，社会竞争压力更加剧烈，将来可能还得负重前行，把四个老人和两个孩子的赡养抚养重任担在肩头……
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口问题，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的基本国策。古时，疫病横行，战争频繁，人口寿命短，因而土地与人口的数量，便是国力是否强盛，经济是否繁荣的标志。最早的计划生育国策旨在“增产”，应该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比如越王勾践，这位老兄被吴国打败后，推出鼓励生育国策，“令壮者无取（娶）老妇，令老者无取（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娶），其父母有罪。”“姐弟恋”“黄昏恋”“独身主义者”，那是要入刑的。生了男孩，越王会奖两壶好酒，一条狗；生了女孩，奖两壶好酒，一头小猪。不知“犬子”之说，是否与此有关……到了战国初期，中国总人口1000余万，战国时恶战频频，伤亡巨大，人口反而翻了一倍，到秦初达2000万，也是各诸侯国“增产”政策的结果。
从奖品来看，越国生男生女差别不大。如今放开“二孩”，却让人对女孩的地位生出隐忧。独生子女时代，独生女也须肩负家庭所有希望，必须自强不息，女孩地位显著上升。饶这么着，男女也未必平等了。
以后有男有女了，家庭资源会不会向男孩倾斜？社会关注会不会微妙地忽略女孩？已经听到有60后父母玩笑地大吼“还我儿子”了。总之，放开“二孩”，欢乐之后，无论家国，要琢磨的事儿还多着呢！
从“伴娘被扔”到标题里的“女司机”
（2016年4月2日）
昨天，女儿忿忿发来一段视频——《柳岩当伴娘被扔》。不熟悉娱乐圈的我被惊到了，那几位众目睽睽之下拉胳膊扯腿抱着抬着伴娘要往水里扔的男士，据说都是人气很旺的明星。吃惊于他们对女性的粗鲁粗暴，更吃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几乎都作壁上观。出手相救，把那些家伙逐一推开的，是位喜剧女演员，叫贾玲，令人肃然起敬。
闹新娘以及闹伴娘，闹到无耻下作的地步，乡间时有耳闻。这恶俗莫非越来越堂而皇之了？涉事者纷然辩解，“伴郎团就是在开玩笑”，连看热闹的跟帖者也挺美，“这才是接地气的婚礼，有意思”，甚至“越是骚包的越被男人玩弄”……幸而，在网络调查中，80%的网友对这恶俗一幕表示谴责。
对女性的不尊重，几乎比比皆是。从前生了儿子是“弄璋之喜”，生了女儿，便只是“弄瓦”；现在说法委婉一些，“生女儿也不错，父母小棉袄啊！”一个“也”字，泄露了不好说出口的遗憾。女大学生相比男生找工作加倍艰难，已是众所周知。媒体报道交通事故，标题出现“女司机”的比比皆是，“女司机违章变道肇事”“女司机驾车撞倒丈夫和老妪又撞5车”……尽管有详细调查数据表明，不管是绝对事故数，还是相对比例，男司机都是交通事故的主力人群，但主角若是男司机，便会以“宝马车主”“别克司机”等指代。至于公然嘲笑、调戏女性的电视节目，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此前某知名导演竟然在拥抱一位女星后说，“胸挺大的”。
是否尊重女性，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和底线。弱肉强食，那是动物界的规则。而对妇女儿童的尊重爱护，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特质。诸如泰坦尼克号沉没前，让妇女儿童优先上救生艇的“绅士风度”，恐怕不是那些原始部落，不是闹伴娘的男士，也不是大洋彼岸以侮辱女性等“政治不正确”为竞选标牌的特朗普所能做到的。国内这类事件的屡见不鲜，教育者以及大众传播者都有反思的必要。在课堂上、家庭里以及媒体上，有多少人得到过尊重女性的提醒和告诫呢？相反，我们的孩子正眼睁睁看着恃力者胜在眼前的不断上演，地铁高峰时小女生轻易被挤出，自助餐插队者狂抢美食。某次大地震后，有个女孩子和她的同学们在体育馆里避难，余震袭来，大人们一跃而起，毫不顾惜地从她们身体上踏过，夺门而逃；而当志愿者送来食物时，成年人又是一抢而空，对没有父母的孩子视而不见……这个地震中失去妈妈的女孩问：“除了父母，真的有人会爱你、关心你吗？”
刚刚又读到一个中国台湾高中生口气相同的疑问：“台湾社会这么弱智化，我们年轻人该怎么办？”
孩子，只能告诉你，还是读书吧——书确实是文明进步的阶梯。记得少年时学农要坐轮船，男生们一哄而上抢完座位，让提着行李的女生大为不满；隔了二三十年，没有男生还记得那一幕，如今的他们，彬彬有礼、非常尊重并照顾女生，毕竟都是饱读诗书的绅士了呢！
骗子何以出少年？
（2016年9月3日）
开学了。一年级小朋友把小手从妈妈温热紧张的手心里挣开，神气地告诉所有人：我上学了。小小的可爱的新鲜人，从高低错落的楼宇，从温暖的家里走出，扑进敞开大门的小学校。张晓风的句子滚烫在每一个激动的妈妈心里：“世界啊，今天早晨，我，一个母亲，向你交出她可爱的小男孩，而你们将还我一个怎样的呢？”
这问题让人恐慌，二十年以后，世界还给母亲一个怎样的成年人呢？
开学前夕，山东有两个大学生先后被骗去学费，忧愤病亡。出了人命，其中一个案子很快告破，六个骗子，三个是90后，最小的19岁——他们也曾是妈妈温热的手心中，捧出的那个可爱小男孩。
暑假里，上海办了个小学生征文比赛，以“我家的传家宝”为题。逾两万名学生参赛，而类似“外婆留了一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的情节，出现频率极高。这些习惯于编瞎话儿的学生囡，就在三五年前，也是那个天真“小男孩”。
类似的“雷同”或“造假”，远非孤例。一项相关调查表明，90.6%受访者认为现在学生写作文“撒谎”的情况多。高考作文中也常大面积出现“双亲皆亡”，或是“母亲绝症”之类的“谎言”……
从雷同作文到19岁的少年骗子，这里面有什么逻辑链条吗？本该是最天真、最真诚的年龄，何以这么轻而易举地坠入骗术温床呢？
不少聪明的小朋友，刚刚听完“狼来了”的童话，却渐渐被成年人精致的谎言重新洗脑：领导到校调研，久不纳客的校图书馆装饰一新了，平时不开的游泳馆则水花四溅，老师们教学生：不准说作业太多，不能说体育课被挤占；很多城市小升初政策，严禁与入学挂钩的选拔测试，孩子们却明白，“每年这样说，每年那样做。说了也白说，做还是照做”。如果说假话成了常态，说真话倒可能灰头土脸，孩子们会怎样选择？
孩子们在作文中开始言不由衷。是的，美、诗意、浪漫都需要一定虚构，然而，超越现实绝不等于捏造事实。在训练表达能力的重要时期，发自肺腑的诉说以及斑斓多元的想象被模式化了。拿到《春天来了》的题目，孩子写了不喜欢春天因为那是传染病季节，便被老师狂批。模式化的“正确”答案则得到称赞，孩子们热衷编堂皇的瞎话儿自不足为奇。为了高分而拒绝真情实感，追求“合理想象”，难道不正是对现实功利的屈服？当“小男孩”走进社会，面对各种用谎言包装便可获利的诱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结果，在骗局导致命案之后，网议中很多不是指责骗子，而是嘲笑受害者的“蠢”，看着只觉彻骨的寒。再一想，他们的自信或其来有自，莫非自幼经常编谎而百炼成钢？
所谓“蠢”，就是轻信，而这份信任又是被谁辜负了呢？清华教师够聪明了吧，仍然被骗走上千万巨款。奇葩的是，骗子依然被舆论放过了，受骗的教师反成众矢之的，骂其蠢是轻的，高手们各种开扒：为什么这么有钱，曾经出过什么糗……
对习作中小谎小骗的宽容甚至鼓励，“骂蠢不骂骗”的网络舆论氛围，与从前对骗术颇为宽容、极难立案的执法环境，是否都是纵容遍地骗子下夕烟的那一缕尘土呢？
哎，先不忙喊“救救孩子”，不妨先诊断一下自己，能不能在这真真假假的世界，抵制住说谎的诱惑呢！
校园欺凌，没有纵容就没有伤害
（2016年12月17日）
北京中关村二小校园事件的舆情走向，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十岁的儿子在学校厕所被同学把垃圾筒扔在头上而致抑郁，母亲与学校无法达成处理共识，愤而上网抨击。学校的话里话外，显然认为这位家长无理取闹，孩子之间“正常互动”，只不过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网上舆情则明显分化，指责家长小题大做的颇受点赞，从批评家长过度保护，到臆想孩子受欺负是父爱缺失，还有各种“真相贴”“阴谋论”纷纷出笼，要么说涉事家长有背景，要么说受欺者反是欺人者……
最大的分歧在于，“扣屎盆子”事件，算不算是校园欺凌？校方和不少家长认为：不算。
网上舆论再度反转，受欺负一方成了害人精，而欺负人的孩子及其家庭则是惹人怜爱的受害者。
呜呼！国中校园暴力之层出不穷，施暴者及其家长之有恃无恐，甚至社会戾气之有增无减，于是可见一斑。
没有纵容，就没有伤害。
对涉嫌校园欺凌事件的每一声辩解，都是对世道人心的一次狠狠鞭笞。有意无意的辩解，以及对受欺者的恶意揣测甚至攻击，未必是为校园欺凌叫好，每一面高张的道貌岸然旗帜背后，隐藏着形形色色的利己动机。学校怕名校声誉受损，必须强硬到底；而孩子好不容易进了名校，某些时候形同“人质”，家长也得有意无意讨好校方，以谋得自己孩子被善待，不得不和校方保持高度一致；更有甚者，这样的“负面舆情”，搅动了自家孩子的期末复习心态，影响了考试成绩，那惹事家长真是罪不容诛……
事件中的不少角色，都体贴地呵护着自己的利益，浑然不关心他人痛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是你的孩子，无端被别的熊孩子扣了屎盆子，也会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个玩笑吗？也会看客一般为欺人者哄然叫屈吗？
这一切，过于顺理成章。有朋友的孩子，因为多动症而有时在课堂上难以自控，而致班级家长集体要求这孩子转学，以免影响自己孩子的学习，他们成功了……多数人针对弱者的暴政，就这样在稚龄孩子面前赤裸裸地上演，他们会从中学习到什么？
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评说法国人，“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眼下有些人又何尝不如是？一样受过流水线般的应试教育，一样从网络上得到海量信息，一样面对陌生而充满诱惑的世界，一样地相信强权相信暴力。对这些人来说，仿佛成了一种恐慌，胶着愤怒于“别人”的自私，警觉地捍卫着自己的利益，一旦有失，则把戾气四处泼洒，并不在意是否伤及无辜。有些施暴者和受害者，也许在另外的情境下，就会互换一个位置。
于是，轮到我们自己的受害机会，将越来越大。一旦四面都是冷漠的目光，也许你要喊冤，都会被扼住喉咙……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2017年2月4日）
春节刚过，一幅照片在网上流转：一位年届八十、白发萧疏的农村老妈妈成了网红。她满是皱纹的脸探进小车车窗，送别回城的儿子，眼神里满是眷恋与不舍。很多刚刚拜别父母的人观之泪下。让人想起韩愈的痛切之句：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
眼下，中国上亿家庭都在重复这样的情形，温暖，又辛酸。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而要盼回成年的孩子，老妈妈们又得等上一年。而有的妈妈，也许再也等不到了……
和平常相反，每到春节，城市空了，乡村满了。据统计，北京少了848万人，占平时常住人口的近四成。上海平常拥挤不堪的地铁也变得空空荡荡，包子铺、拉面馆、馄饨摊儿都歇了业，蜜蜂般穿梭于城市的快递员，也都无影无踪，穿越回了渴盼他们的父母身边。7天长假之后，特别是过了十五，城市又会瞬间被填满。一眼望不到头的堵车车流、返城的火车一票难求……
人们在家乡，听烧爆竹，看换桃符，用守岁围炉、供奉先祖的慎终追远、用餐桌上妈妈做的家常最爱、用手机里的全家福照片、用童年伙伴喧哗着相碰的酒杯，充足了满格的亲情，让接下来一年的打拼再度有了底气，有了目标……
然而，春归又成客，闹市无人识，拥挤的城市可能很纠结很疲惫很多不熟悉的规则，市情简薄而直接，少了些脉脉温情和无拘无束。比如，来自湖北的老张，就怎么也想不到为省一张100多元的门票，就掉进了宁波一动物园的虎口，也想不到陪他魂归彼岸的，竟会是咬死他的那只虎……
人们引经据典，谴责老张因不守规则自取灭亡，痛惜老虎“无辜”被杀。理由是老虎有天生野性，而人类文明则建立在规则意识的基础之上。
这话应该加十分。但有没有想过，对千千万万乍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小张老张们而言，“野性”也是天生的，乡村规则从来和城里截然不同。在乡村，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在地里干活喉咙痒了，“扑”地一口痰就吐在田里，夏天下河游泳不需要买卡，炮仗可以乱放，年夜饭女人甚至不能上桌与男性同餐……
进了城，有谁告诉过他们这些规矩和不守规矩的后果呢？他们是又脏又土，进了地铁没人愿意挨着他们。每有交通事故，他们往往是主角，要么是开集卡的司机，要么是闯红灯的伤者……
其实，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隐形在流水线或空中的脚手架上。他们中间有人会写诗，“刷，刷刷刷，中国，我制造的鞋子，踏遍了七大洲”“我们来自村、屯、坳、组，我们聪明的、笨拙的，我们胆怯的，懦弱的……”
对这样的他们，从小到大，从哪里能得到关于城市规则意识和基本文明习惯的系统培训？人们可以原谅一只老虎的噬人天性，却不能从一个来自乡野的打工者苍凉的结局去体味这个群体的无奈与悲苦？
光有指责是不够的。规则意识的建立，要从农村基础教育做起，从城乡两地的系统规范培训做起，结合案例，将城市规则的生死攸关深深烙进他们的心里。那么，铤而走险翻墙、闯红灯的将会大大减少。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请不要漠视。
快递小哥为啥“必须”闯红灯？
（2017年7月22日）
眼下，家里最频繁的访客，是快递小哥。
连日橙色高温预警，申城开启燠热模式，最高气温飙高到4字头。毒日头把云彩都晒得空中凌乱，你撕我扯的，忽而祥云忽而小飞象忽而织成漫天撒下的棉花网。柏油路面滚烫得可以摊鸡蛋，大家自觉变“宅”。但快递小哥没心情看云彩，反而在路上愈发奋勇地纵横驰骋。
也未必都是小哥。做了很久的单位保安老张，那天打招呼告别，说要转行去做快递。我吃了一惊，“辛苦啊，风吹日晒的”，保安毕竟可以常在大堂孵孵空调。他淡然一笑：“快递赚得多！”已是被叫大叔的他，也要汇入滚烫的路上去奔抢，唉！
中国快递业是“嗖”的一下蹿升的，其体量和速度要说是世界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上海也因此又夺了一个中国“第一”。最新消息，2017年上半年，快递业务收入排名前三是上海、深圳、广州，快递业务收入分别约为379亿元、169亿元、167亿元，占全国的17.4%，7.7%，7.66%。上海遥遥领先——实在太“快”，晚上闭眼前下个单买防晒霜，早上太阳升高之前就能涂到脸上；中午嫌晒，打开手机，午餐就应声而至……
难怪快递公司利润在低迷的A股一骑绝尘，平均60%以上的高增长让其他上市公司望尘莫及。这个崭新的被电商带动的行业，还带来数以百万人计的低门槛就业。不管是在政府、市场，还是消费者的眼里，快递业必须都是“香饽饽”。
然而……哎，世界上如果没有“然而”该多么美妙——如此效率，不是没有代价的。
这两天有则感人的新闻，一个快递小哥因车祸身亡，遗属捐赠器官，挽救了三个垂危的生命。然而，又是然而，我能说特别怕见到的，就是有“快递员”与“车祸”关键词的新闻么！
做快递，真得是眼明手快的小哥——抢单要快，送单要快，于是成了出没无常、随时可能触发事故的交通痛点。他们视红灯如无物，有时一路吼叫权当车铃，行人避之唯恐不及。倘有路边违法停车，他们闪到机动车道兀自狂奔，让人着实捏一把汗。足以傲人的快递效率，代价之一恐是道路安全。
前天叫的外卖午餐迟到了20分钟，手机里自动跳出一行字：您的订单超时送达，抱歉让您长时间等待，送您一个7.40元准时达红包。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上次一个快递小哥的吐槽：如果晚到，罚款要自己吃进，这一程算白干了！
他们能不闯红灯吗？
细细一看，那张单的快递路上时间不多，但接单很晚，这能是快递小哥的责任吗？在制度设计上，快递公司把延误责任推给快递员，是管理上最省事最高效的，但也有失公平，更由此埋下安全隐患。
岂止快递公司。不管出什么事，把责任都推给员工甚至是“临时工”，已成咱们大小公司的惯例，大不了开除，“老张”们排队等着加盟呢！公司照开钱照赚，咱们的社会也颇宽容，公司信誉亦无受损之虞。
一个新业态的横空出世，得有规范监管有社会责任意识吧？这么高的利润，是快递小哥烈日严寒跑出来的，可以拿出一些改善行业形象、提升安全意识和员工待遇吧？
唉，想到老张正在酷暑中闯着红灯，真是为他、也为行人捏了一把汗……
白天不懂夜的黑
（2017年8月26日）
“天鸽”台风来势凶猛，有朋友在台风中心，故深以为忧，所幸一切都还平安。然而，看到新闻：截至8月24日15时，受“天鸽”影响，广东省珠海、中山、江门等市受灾，因灾死亡9人——心里还是被痛撞了一下。
这痛，是由看了一个视频而起。狂风吹得车辆摇摇欲坠，一个男人试图与风抗衡，死命用身体顶住一辆小货车，车终于很快倒了下来，将他压碎……
太惨烈的画面。让人想到9条随风而逝的生命，背后都有不忍掀开的痛楚，都是一个家庭的塌天大祸。这位中山男子54岁，小货车是两周前新购，或是他和全家安身立命的生产工具，他舍命也要护住。买新车的喜悦还在萦绕呢，大风就把一切都摧毁了！
每次灾祸，迎头撞得粉身碎骨的，都是为了谋生计而不得已、不能选择躲避的草根，他们是最辛苦、最沉默也最容易被伤害的国家脊梁。令人感到辛酸的是，他们身后往往伴有二次伤害。比如对这个与台风抗衡的男人，网评中不乏冷嘲热讽：“要钱不要命”“螳臂当车”，甚至“脑残”“不自量力”……
这些轻飘地敲完议论、秀着优越感的手指，可能都白皙细嫩，甚至有修整涂染的指甲。对他们来说，苦恼可能缘自家长的唠叨、对应试教育的敌意，还房贷甚至给孩子买洋奶粉的经济压力……
这些“困苦”，和为了温饱而风雨奔波、用命去搏一顿饱饭的那些草根父辈，不可同日而语。不想简单责备其凉薄无情，因为另一种人生他们无缘深入。白天不懂夜的黑，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隔膜、冷漠甚至漫不经心流露的敌意，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跨越的鸿沟——尽管，这样的鸿沟在任何国家都存在。
比如，当我们为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欣慰的同时，城镇居民则是33616元。这些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经常超过城镇，但仍有接近三倍的差距。这意味着的，不仅仅是经济落差，更有教育水平、社会心理的巨大落差。
令人揪心的是，直至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335万人。好消息也有，这个数字已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称，1981年至2012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7.9亿，占全球减少全部贫困人口的71.82%。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盛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然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贫困人口在世界范围内占比之高。对于一个致力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贫困问题必须正视。从这个意义上便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把扶贫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能理解习近平所说：“党员干部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
那个台风中倒下的中山男子，会不会让他所在的地区的“党员干部”寝食难安？会不会有教师在课堂上，用他最后的背影，告诉学生有一些人群的养家糊口甚至要以命相搏，以了解基本国情？会不会有家长给孩子讲一讲这个故事，让悲悯之心种在下一代心底？会不会灾难中死亡的生命，不再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而也会在报道中体现人性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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