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气和义乳

不知道是大彻大悟还是大痴大癫，哪怕是向来喜欢多思多虑的我，生病后却很少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鸵鸟心态。我不想说我看穿生死，但生死有命，有时候想自己能活多久，后事如何，真的不如在活着的时候能帮别人就帮别人一点，能让大家快乐一点就快乐一点。 不得不说，我得癌症后的日子是我人性最为升华的一段时间。

光头有个叫阿海的堂弟，读书至初中，靠体力维持生计。十几年前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和我有些交情。后来阿海结婚、生子，定居在浙江定海。而我每次过年回婆婆家，总是不能与他巧遇，一晃也就十几年没见了。

我患乳腺癌的消息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婆婆那边的亲友知道我得了重病，已经是滞后两三个月。不过有趣的是，可能是因为受文化、地域和风俗的影响，也可能是乳腺癌有点性别色彩，当大家谈及我的病情，尤其是对年轻男性，不会说得很具体。于是，在一个深夜，光头收到了阿海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

“哥哥，我听说嫂子得了重病。我没有什么钱，不能帮到你们，很难受。但是，如果需要骨髓、肾脏器官什么的，我来捐！”

光头看后哭笑不得，念给我听。我哈哈大笑说：“告诉他，我需要他捐乳房。”

光头欲按我说的回复短信，写了一半转头说，算了，我这么说，他说不定和他老婆商量，把他老婆的乳房捐出来了怎么办？

如果捐的话，算不算义乳？

我是入院很久后才听说义乳这个词的。一般的乳腺癌患者，都是四十五岁以上发病。若是运气好，发现得早，没有远端转移，一般会接受切除手术。中国很多病人被问及“是否要保乳”时，通常都是底气十足地说：“保命！保乳有啥用？”所以，化疗病房通常住的都是只剩下一个乳房的老女人们。我是患者里年纪最轻但是运气最差的一个，癌细胞转移扩散得厉害，没有可以动手术的资格，所以也是唯一不需要义乳的人。

现在想来，乳房可能是女人身上最为没用的器官，所以义乳不需要像义肢那般实现什么功能，只需要做个体积出来，穿上衣服之后具有观赏价值就可以了。义乳卖得很贵，一千多块一个，附带在一个特制的胸罩里。很多上年纪的阿姨虽然爱漂亮，但是更爱钞票，都觉得一千多块买个布袋没有太大意思，于是八仙过海，各自动手做义乳。

南翔李阿姨癌龄比我们长，又爱漂亮，最先开始做义乳。她传授给大家的失败经验是，不能用棉花布头做小袋子塞在文胸里，因为“那芯子轻”。据她介绍的亲身体验，一次戴着自做的棉花义乳去挤公交车，下车后发现大家都在看她，目光怪异。阿姨低头一看，原来伸手在车上拉吊环的时候，那棉花团被挤来挤去，跑到了肩膀下方锁骨的地方。乳房长在肩膀上的女人，比没有乳房的女人更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舟山庄阿姨非常有趣。劳动妇女天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她一开始就没有用棉花，而是选择了下垂感极强的绿豆。她用绿豆缝了个袋子，放在左胸充当义乳，形态很好，而且谁也看不出那是假的。庄阿姨发挥聪明才智为省下了一千多块而扬扬得意，房间里数个老太太纷纷效仿。然而在她第四次化疗之后，庄阿姨的大女儿就发现了问题，她觉得妈妈的两只乳房越来越不相称，绿豆义乳明显膨胀肥大。女儿趁妈妈洗澡的时候把绿豆袋子从胸罩里掏出来拆开，结果让大家捧腹大笑：那绿豆因受体温汗水滋养，发芽了。

庄阿姨一度沮丧，埋头创新，苦苦思索之后决定不再使用豆类做填充物，改用大米。大米倒是不发芽，但是无奈天气转热，大米义乳上岗不过两个星期，就开始发霉了。

有个退了休的甘老师，可能因为受教育程度高一点，对于差不多小学毕业的庄阿姨的举动颇不以为然。她受过教育，认为茶叶对人体好，于是把茶叶晒干了，像填枕头那样做茶叶义乳。实践出真理，茶叶的确不会发芽，也不会发霉，也的确有香气。但是乳房比头颅要娇嫩，甘老师花了数个星期做好的义乳，戴了不到半天就气呼呼扔到一旁：茶叶梗太硬，开过刀的地方被它刺得难以言表。

我虽没有义乳需求，但也热情澎湃地参与义乳创新。或许是因为人格魅力，我在病房倒真的有一大票粉丝，因此我的创新主意很容易被人实践。我说：“外面不是有那种水珠按摩胸罩卖吗？她们是为了让小胸看起来大，我们做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看起来从无到有呢？”

我还有个馊主意是：用气球灌水。那会儿我因为癌细胞骨转移而浑身不能动，不能亲自实践。黄山的吴阿姨是脑部转移，癌细胞不发作不疼痛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她很是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实践了一把。出医院去吃饭的时候，买了气球装点水放在衣服里。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听到走廊一片大笑，吴阿姨捂着肚子弯腰进来：“于博士啊，今天电梯太挤了，把我的气球奶奶（她把乳房叫奶奶）给挤破了，我的衣服湿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