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的对日使行和对马岛

韩文钟（韩国　全北大学校）

一　序言

为了解朝鲜时代的韩日关系，对日使行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许多研究者从各种各样的视角上对此做了研究，也阐明了很多事情。⁽¹⁾既存的研究尤其集中在对日使行的交流来往、相互认识以及文物交流方面，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有关朝鲜时代对日使行的派遣实况和构成、派遣目标、使行时间、使行的经费、使行的护送等方面的具体研究尚有不足。而且既存研究的重点都集中在朝鲜前期或者后期的某一个具体时段上，所以在综合把握朝鲜时代对日使行的情况上存在局限性。

因此，本研究在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将朝鲜时期的对日使行分前期和后期进行考察，整理各时期的具体特点。接下来对朝鲜前期和后期的对日使行进行具体和实证性的比较分析，以期考察两个时期使行的异同之处。最后以对马岛为主体，旨在阐明朝鲜时代的对日使行中对马岛的角色以及对马岛担任此角色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些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可以说为明确对马岛的位置以及阐明朝鲜时代复杂韩日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　对日使行的派遣实况

（一）朝鲜前期对日使行的派遣

李成桂建国朝鲜后施行了多样的倭寇对策，同时又于1392年11月将僧人觉锤派遣至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处，作出了要求禁压倭寇的外交上的努力。足利义满为此命令九州节度使今川贞世（源了俊）禁压倭寇并招还被虏之人。⁽²⁾

1403年，朝鲜太宗和日本的足利义满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被列入明朝的朝贡制度。就在第二年（1404年）日本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向朝鲜派遣使臣，⁽³⁾自此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开始建立。以此为契机，朝鲜承认日本幕府将军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主体地位，将其与朝鲜国王同等对待，于是便产生了朝鲜国王和日本幕府将军之间持有对等敌礼关系的交邻外交，之后的使节往来也变得越发活跃。与此同时，朝鲜展开与以对马岛主为首的日本地方豪族之间的羁縻关系的交邻外交，开始派遣使者往来。

朝鲜前期的对日使行自1392年起至发生壬辰倭乱前的1592年间，共派遣了65次。将这些使行按照派遣时间和派往对象整理如下表1所示。

表1　朝鲜前期对日使行的派遣时期和派往对象⁽⁴⁾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朝鲜前期对日使行的几个特点。第一，对日使行的65次中有48次集中在朝鲜初期的太祖到世宗时期。特别是太宗时期共派遣了24次，是这之中最多的，故可以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对日外交非常积极。但是亦可以看出，到1443年癸亥约条签订之后，朝鲜的对日使行次数开始有了急速下降的倾向。这是因为朝鲜初期施行了多种倭寇对策之后，随着倭寇的消减和文引制度、癸亥约条等倭人统制策的完备，对日外交的必要性已经有所下降。

第二，对日使行的对象从幕府将军到九州节度使、大内殿、壹岐岛主、对马岛主等，范围非常分散。这体现了朝鲜前期对日交涉的对象多元化的特征。外交上的交涉对象如此多元化的原因是幕府将军还没能将统治力量延伸至地方势力。朝鲜通过对日使行获得的信息判断出幕府将军并没有禁压倭寇的能力，所以将外交交涉对象扩大到能够实际禁压倭寇的对马岛主等九州地方的势力。随着对马岛征伐的结束，倭寇问题得以安定，朝鲜政府在完备了书契、图书、文引等倭人统制制度的同时签订癸亥约条，外交的交涉对象变成了幕府将军和对马岛主的二元化态势。总的来说就是从端宗到壬辰倭乱之前的17次对日使行中有13次派往对马岛主，4次派往幕府将军。但是派往幕府将军的使行只有1590年的一次到达了京都，剩余的使行都因途中遭遇台风或者疾病而被中断。

第三，对日使行的派往对象主要集中于幕府将军和对马岛主。也就是说朝鲜前期对日使行中的65次里有18次派往幕府将军，33次派往对马岛主。由此可见，对日使行中有一半以上是派往对马岛主，这个事实意味着朝鲜前期是非常重视与对马岛之间的外交的。

表2和表3是将朝鲜前期对日使行按照时期对使行名称和派往对象进行整理的结果。以上表格体现了如下特点。第一，对日使行有通信使、通信官、回礼使、回礼官、报聘使、客人护送官、招抚官、赐物管押使、体察使、敬差官、致奠官、致赙官（致慰官）、垂问使、宣慰使（官）等多样的名称。

第二，根据派遣时期的不同，使行的名称也在发生变化。即在太祖和定宗时期派遣了大量回礼使。使行名称在太宗时期开始变得多样化，包括通信官、回礼使（官）、报聘使、客人护送官、敬差官等。此外这个时期有很多无法知晓使行名称的情况，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对日外交体制还不是很完善。世宗时期的通信官、回礼官、报聘使等使行被中断，出现了招抚官、赐物管押使、体察使等新的名称。但是自癸亥约条签订以后，使行的派往对象二元化为对马岛主和幕府将军，派往幕府将军的使行名称变为通信使，派往对马岛主的使行名称变为敬差官、宣慰使。整个时期派遣了很多回礼使、敬差官、通信使。

表2　朝鲜前期对日使行的名称⁽⁵⁾

表3　朝鲜前期对日使行的派往对象⁽⁶⁾

第三，根据派往对象的不同，使行的名称略有变化。首先派往幕府将军的是通信使、通信官、回礼使、报聘使等，回礼使和报聘使主要是在癸亥约条签订之前，通信使主要是在癸亥约条之后被派遣的。⁽⁷⁾反过来，派往九州节度使（九州探题）的是回礼使，派往大内殿的是回礼使、回礼官和报聘使，派往壹岐岛主的是回礼官、客人护送官、招抚官等，包括通信官、通信使、回礼使、报聘使、赐物管押使、体察使、敬差官、致奠官、致赙官、垂问使、宣慰使（官）在内的使行等被派往对马岛主。其中的敬差官、体察使、宣慰使（官）是朝鲜地方派出的临时性使节的名称。而且赐物管押使和体察使是在癸亥约条签订以前，致奠官和致赙官、垂问使、宣慰使是在之后被派遣的，敬差官在之前和之后都有派遣。其中的敬差官是朝鲜后期派往对马岛的问慰行的初期形态。

在癸亥约条签订之前，朝鲜向以幕府将军为首，其次是九州节度使、大内殿、壹岐岛主、对马岛主派遣了多种使节。但是在癸亥约条之后，转变为派遣通信使至日本国王处，⁽⁸⁾而派遣敬差官、宣慰使到对马岛主处。通过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朝鲜时期的对日外交以癸亥约条的缔结为转折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如果查看从日本派往朝鲜的使节情况，幕府将军派遣使节共70次，⁽⁹⁾以对马岛主为首的地方豪族派遣使节达4800余次。对马岛派遣的使节尤其多，以2385次占了49.3%，紧随其后的肥前州和壹岐州以1166次占了24.1%。⁽¹⁰⁾

（二）朝鲜后期对日使行的派遣

壬辰倭乱结束后，东亚的三个国家都为了构建对外国际秩序而努力摸索新模式。明朝因参战壬辰倭乱动用了过多的军事力量而无法在满洲继续抑制女真（金）的发展，故而最后被清王朝所取代。另外，朝鲜的国土在倭乱中被日本蹂躏，于是召回被日本掳走的本国国民等成为战后最为紧迫的任务，同时还不得不备战已经在北部成长起来的女真。曾经的侵略者日本新成立的德川幕府正在努力压制国内丰臣秀吉残存势力，为国内政治的稳定而心烦的同时也不得不担忧朝鲜对本国侵略行径的报复。尤其是对马岛因战争而导致断粮，能否成功恢复其与朝鲜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活动成为关系到对马岛生存的重大问题。

德川家康希望改善与朝鲜关系，于是指示对马岛努力促成朝鲜和日本讲和，为此德川幕府同意其通过刷还壬辰倭乱时的俘虏等主动示好的手段与朝鲜进行讲和交涉。1603年六月德川家康向朝鲜派遣使者并邀请回派信使。⁽¹¹⁾对马岛通过努力促成了朝鲜回答兼刷还使一行在1607年抵达日本，并促成了1609年己酉约条的签订。⁽¹²⁾自此，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交流和贸易便重新开始。由此，因战争中断的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国际关系得以恢复，朝鲜国王和幕府将军之间的关系在之后重新进入曾是朝鲜前期外交体制的“敌礼交邻”模式，使节往来亦由此展开。

朝鲜在1607年首次派遣回答兼刷还使之后，又于1617年和1624年派遣了两次。三次刷还使行中只有1607年的目的地是京都，其余两次均是江户。自1636年开始，回答兼刷还使改名为通信使，当时是为了祝贺关白的承袭而派遣的。通信使从1636年到1811年共派遣了9次，而1811年的最后一次通信使行不是在江户而是在对马岛进行了“易地聘礼”。

如上，虽然通过1607年回答兼刷还使的派遣，朝鲜国王和幕府将军之间的外交得以恢复，但是朝鲜与对马岛之间的关系却仍未复原。朝鲜朝廷通过1607年派遣的回答兼刷还使带来的信息了解到与对马岛主的外交关系在整个朝日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之后，⁽¹³⁾在1609年与对马岛主签订了己酉约条。己酉约条是对马岛规范对朝鲜的贸易交流的条约，可以说是综合了朝鲜前期签订的如癸亥约条、壬辰约条、丁未约条等各种条约的内容。通过己酉约条的签订，对马岛以“臣子之礼”与朝鲜展开贸易交流，曾在朝鲜前期施行的羁縻关系交邻外交体制重新复活。⁽¹⁴⁾

对此，朝鲜亦采取基于羁縻关系交邻外交体制的政策向对马岛派遣问慰行。问慰行是东莱府使派往对马岛主的外交使节，他们是被正官任命的倭学译官，可被称为问慰译官使或者渡海译官使、译官使等。⁽¹⁵⁾外交的特性使得能够对两国语言进行口译的译官角色变得异常重要。派遣回答兼刷还使之时，译官分赴日本各地寻找朝鲜俘虏并带回，而且在派遣通信使行之前负责进行外交性的实务交涉。

问慰行在1632年被首次派遣，到1860年为止共有54次。⁽¹⁶⁾问慰行是在对马岛主从江户还岛时或者前来通报岛主或关白的庆吊的差倭有所邀请时派遣的。如果说通信使是为了庆祝日本国王——幕府将军（关白）的继位而派遣的，那么问慰行就是为了祝贺对马岛主的承袭，并借此一并慰问将军家以及对马岛主家的庆吊。此外还可以解决诸如通信使的使行节目的确定，与对马岛之间条约的制定，朝日之间有关外交纷争的调停，探知日本国内情势等两国间外交关系上出现的问题。⁽¹⁷⁾尤其是在1811年通信使行被中断之后，问慰行成为从朝鲜派往日本的唯一使节，在维持两国外交关系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上可知，朝鲜后期继承了前期的外交体制，在对待幕府将军的层面上引入了敌礼关系的交邻外交而派遣通信使，而对对马岛主的外交上引入了羁縻关系的交邻外交而派遣问慰行。从这意义上可以说朝鲜后期的对日外交和前期同样是二元化的外交关系。

现将朝鲜后期通信使和问慰行的派遣实况整理如下表4作为参考。

表4　朝鲜后期对日使行的派遣实况

另外，日本在朝鲜后期向朝鲜派遣使节共1076次。其中以关白告讣差倭，关白承袭告庆差倭，通信使请来差倭，通信使护行、护还差倭，岛主承袭告庆差倭，陈贺差倭，图书请改差倭等为首的大差倭共109次，以岛主告还差倭、漂人领来差倭、吊慰差倭、裁判差倭等为首的小差倭共869次。其他与贸易和倭馆相关的带有一般性外交目的的使行有98次。⁽¹⁸⁾其中漂人领来差倭尤其多，共有626次，占所有对朝鲜使行的58.2%。这可以说反映了朝鲜后期漂流至日本的朝鲜人很多，而两国间并没有建立起送还漂流民的体制。⁽¹⁹⁾

三　朝鲜前、后期对日使行的性质比较

（一）对日使行的派遣次数和派遣目的

朝鲜前期的对日使行共有65次，其中派往幕府将军的有18次，派往对马岛主的有33次。剩下的则是派往九州节度使、大内殿、壹岐岛主等。朝鲜前期派往对马岛主的使行尤其多，占了半数以上。而朝鲜后期对日使行中的66次有12次派往幕府将军，54次派往对马岛主。后者占了所派使行总数的81.5%，可以说次数是非常多的。那么相较于朝鲜前期，朝鲜后期的使节派遣对象主要集中在对马岛主的理由是什么？到1443年癸亥约条签订之前，朝鲜对日交涉的对象是日本国王和对马岛主、九州节度使、大内殿等多元化对象。但在癸亥约条之后开始重视对马岛主的作用，除幕府将军之外的与地方豪族之间的交流都集中在对马岛主身上，但同时与幕府将军之间的外交交涉并没有像朝鲜后期那样全部交托给对马岛主。

与前期相比，幕府将军为了恢复壬辰倭乱以后中断的外交关系，并未直接与朝鲜进行外交交涉，而是通过对马岛主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对马岛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重视，这种情况即使到了恢复国交之后也是如此。再加上日本在处理1635年的“柳川事件”之后，确立了“大君外交体制”，朝鲜于1636年正式派遣通信使，两国之间经历了新型关系的形成和重组过程。壬辰倭乱之后，对马岛主宗氏为了恢复对朝鲜的贸易，不惜以篡改国书的手段，致力于恢复与朝鲜之间的外交，但是交涉上的不可控最终导致了“柳川事件”的发生。宗氏的不正当行为被幕府得知，幕府为了防止此种不正当的操作再度发生，于1635年提出了“以酊庵轮番制”，将京都五山的僧侣派往对马岛的以酊庵以监管其与朝鲜间的外交，对马岛欲私下处理朝日之间贸易外交的情况变得不可能。最后对马岛被编入幕藩体制，岛主宗义智被幕府任命为从四位下侍从对马守。但是对马岛作为朝鲜的受图书人（被授权的官员），得到岁遣船和岁赐米豆的特权，而且可以通过倭馆贸易获取利益，就这点而言，朝鲜后期对日外交体系下的多元或者二元体制相较于前期还是有所变化的。但总体而言对马岛对朝鲜外交的垄断性虽然相对被强化，但由于处在幕府的直接监管之下，其独立性也有所削弱。⁽²⁰⁾

朝鲜并不希望频繁地直接与幕府将军进行外交交涉，而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对马岛主间接解决外交问题，反过来幕府将军同样也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个原因，比起朝鲜前期，朝鲜后期向对马岛主派遣了更多的使节。在朝鲜时代的韩日关系里，相较于前期，对马岛的重要性在后期得到了提升。

朝鲜前期向幕府将军派遣使节的目的包括回礼、报聘、对将军辞世的吊慰和新将军继位的祝贺，此外还有解决倭寇问题、俘虏招还、求请大藏经之时的赐给事宜等。派往对马岛主的使行目的是解决倭寇问题以及完善倭人统制策、招还俘虏、搜集日本国内情报。也就是说，朝鲜前期的对日使行主要因朝鲜的需要而派遣，主要以解决政治、外交难题为目的。从这一点可以说，在朝鲜前期的对日外交关系上，朝鲜是积极主动的一方。

与前期相比，朝鲜后期虽然也曾以回礼和招还俘虏为目的派遣了回答兼刷还使，但从1636年开始就变成了为祝贺幕府将军的继位而派遣。这类通信使是在日本报知朝鲜朝廷新的幕府将军继位并邀请派遣通信使之时才会派遣。同样的，派往对马岛的问慰行也只是在对马岛主完成参勤交代返回对马岛之时或者前来通报岛主或关白的庆吊的差倭有所邀请时才派遣。派遣问慰行的目的是慰问关白及岛主的庆吊、确定通信使行、侦查倭政和进行贸易交流等。也就是说，通信使和问慰行都是在幕府将军或对马岛主邀请派遣使节之时才会派遣，这一点说明朝鲜后期的对日外交与前期相比变得消极和被动。

（二）对日使行的构成、人员及使行时间

因为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知道朝鲜前期派往幕府将军的对日使行的构成和人员的确切信息。但是可以知道的是，1459年（世宗五年）通信使宋处俭的使行团有100余人，从釜山分乘3艘船出发前往日本，⁽²¹⁾1479年（成宗十年）通信使李亨元的使行团约有90名到100名成员。⁽²²⁾由此可以推测朝鲜前期派往幕府将军的使行团规模在90－100人之间。⁽²³⁾另一方面，朝鲜后期派往幕府将军的通信使有460－500余人，⁽²⁴⁾比朝鲜前期的使行人员增加了4－5倍。那么朝鲜后期对日使行人员大幅增加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也许和朝鲜后期对日外交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朝鲜前期向幕府将军派遣使节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两国的和平关系、要求禁压倭寇、回礼、报聘、求请大藏经时的赐给等政治和外交问题。与此相比，朝鲜后期的通信使是为了祝贺幕府将军的袭职以及进行文化交流，因而在使行团中加入了以制述官和马上才等为代表的各种技术人员。

另外，朝鲜前期派往幕府将军的对日使行的构成可以从1479年派遣通信使李亨元时所写的“日本通信使事目”大略得知。⁽²⁵⁾有关朝鲜后期通信使的构成和人员情况在《通信使誊录》、《增正交邻志》等资料中都有具体的记载，故可以把握全貌。以下表5是对1479年通信使行和1682年通信使行的构成和人员情况的整理。

表5　朝鲜时代对日使行的构成和人员

上表反映出几个特征。第一，三使的名称在朝鲜前期是正使、副使、书状官，但到了朝鲜后期，书状官变成了从事官。⁽²⁶⁾第二，朝鲜前期有熟悉路途的2－3名指路倭负责带路，而朝鲜后期并没有指路倭。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朝鲜后期通信使行的护送已经由对马岛全权负责的缘故。第三，与朝鲜前期相比，朝鲜后期有包括制述官、写字官、马上才、炮手、乐工等在内一系列技术人员加入使团，以三使为首的使团成员所带的陪小童和奴子以及格军也大量出现。特别是格军，从55名一跃增加至270名。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朝鲜后期的通信使除了为祝贺将军袭职之外还带有文化使节的性质。⁽²⁷⁾从这一点上说，朝鲜后期的对日使行比起朝鲜前期更加仪式化和形式化。

另外，我们同样无法准确把握朝鲜前期派往对马岛的使行规模，但可以推测出约有30－40名。而朝鲜后期派往对马岛的问慰行的规模比朝鲜前期也要大一些，约有60－90名。⁽²⁸⁾

朝鲜前期派往幕府将军的使行时间根据气象状态、路程距离、是否遭遇海盗、外交交涉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大体上在8个月到12个月之间。⁽²⁹⁾派往对马岛的使行则从2个月到5个月不等，派往九州节度使、大内殿的使行需要5个月到8个月左右。

朝鲜后期派往对马岛的问慰行的使行时间不固定，约需要1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³⁰⁾派往幕府将军的通信使行大体需要6个月到10个月的时间。⁽³¹⁾朝鲜前期的通信使行到达目的地为京都，包括水路和陆路共有4600里。如果考虑到使行距离，可以说朝鲜后期通信使的使行时间比朝鲜前期大大缩短。⁽³²⁾笔者认为朝鲜后期通信使行的时间变少的理由大概和日本的政治状况有关联。朝鲜前期，足利幕府的将军没有能力统治地方势力，日本的国内政治形势非常混乱，再加上海盗掳掠等路途中的意外因素，为了使行团的安全只得选取了虽然较远但不危险的路径或者必须得到友好地方势力的协助才可成行，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耗费更多的使行时间。

与此相比，日本的国内政治形势在朝鲜后期得以安定，德川幕府的将军有力量对地方势力施行强力统治。因此朝鲜派遣通信使之时，包括对马岛在内的沿途所经地方大名奉幕府之命担当护行和接待朝鲜使行团的任务。因此，朝鲜后期的使行时间比前期大大缩短。

（三）对日使行的费用担负

朝鲜前期对日使行的费用是由谁来担负的呢？虽然我们因缺少资料无法明确得知，但1477年正月的“日本通信使事目”中记录了使行团人数和所携物品的数量，⁽³³⁾在确定好使行中需要的盘缠经费之后，户曹（朝鲜时代负责管理户口、贡赋、钱粮、食货等事宜的机构）将其分配给首尔和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等进行物品的调配，事目中对这些安排作了非常具体的说明。其内容仔细参考了前例，规定向以三使为首的参与对日使行的格军和指路倭人支付10个月的粮料、盐酱和馔。⁽³⁴⁾通过这个事实可以推断朝鲜前期对日使行所需的全部费用均是由朝鲜政府承担的。朝鲜向外宣示的对日外交是以《礼记》中主张的“聘礼外交”为前提的，使行团的私自贸易行为是被禁止的。因此，使行所带的物品除了书契中提到的之外，还增加了受王命而购入的特定物品，旅费等使行所需的全部经费以及为了笼络日本地方势力而准备的礼物。⁽³⁵⁾

然而，在朝鲜后期对日使行的费用，虽然朝鲜方面在准备通信使行的过程中也担负一小部分，但绝大部分是由日本方面负责的。朝鲜方面需要准备的是通信使一行所需要的盘缠、送给日本国王及各级官员的公私礼单、支付给使行团成员的颁赐和宴享以及行进所需的马匹和船舶。这些费用如果是中央派遣，则由户曹进行分配；如果是地方派遣，其中有大量是由庆尚道来担负的。⁽³⁶⁾另外如果使行所需物品需要各道分摊，那么就由各道将所担的物品交纳至釜山，再由通信使行船装载带离。⁽³⁷⁾

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方面需要担负起自通信使一行从釜山出发到再次回到釜山之间所需要的日供⁽³⁸⁾和公私礼单⁽³⁹⁾等全部费用，主要由以幕府为首的各个地区的大名来承担。⁽⁴⁰⁾举例来说，在1655年的通信使行中，江户幕府在接待通信使上共支出了100万两。按照1709年江户幕府的税收收入为76万－77万两来看，这笔支出可以说是巨额款项。⁽⁴¹⁾虽然通信使行是需要大量财政支出的外交使行，但因其对于江户幕府的将军以及日本民众来说都是一生一次的大盛宴，故而日本方面乐此不疲。

承担问慰行费用情况与通信使行类似。使行团出发前的准备费用由朝鲜方面承担，但在对马岛停留期间的所有费用都由对马岛单方面承担。18世纪中期以后，朝日间的贸易有所衰退进而导致对马岛的财政状况进入困窘之境，因而招待问慰行使团带来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尽管费用如此庞大，对日使行还是一直持续到了1860年。

（四）对日使行的护送

那么，是谁负责护送朝鲜时代对日使行的呢？首先，可以推断的是朝鲜前期的对日使行是由使行过程中的沿途地方势力护送的。比如，朝鲜在1424年派遣回礼使朴安臣之时，向日本方面发出礼曹参判、礼曹佐郎、礼曹参议名义的答书和礼品，要求在回礼使一行人经过所辖区域时提供船舶并给与护送。⁽⁴²⁾此外在1459年派遣通信使宋处俭时，也向日本方面寄送书契和礼品要求护送使行团。⁽⁴³⁾另外在1432年派遣回礼使李艺的时候，亦向日本方面寄送书契和礼品要求出船护送，⁽⁴⁴⁾1428年派遣通信使朴瑞生使行团和1475年通信使裴孟厚使行之时也向对马岛主发出邀请，要求其提供护送并引路。⁽⁴⁵⁾在1479年派遣通信使李亨元的时候也向对马岛主提出邀请，要求务必尽心护送通信使团，在其返回的途中谨防生变。⁽⁴⁶⁾

如上所说，朝鲜的对日使行均向沿途经过的各个地方势力发出护送请求，而且朝鲜的对日使行团中会带熟悉海路的2－3人的指路倭，⁽⁴⁷⁾以便途中引导。来朝鲜的日本使节回国的时候，朝鲜会派遣同行使节给其带路。⁽⁴⁸⁾在1421年派遣回礼使宋希璟时，朝鲜方面命令生活在博多的倭人惟卧仇罗将其引导至京都。使行团在日本赤间关被拘留之时，惟卧仇罗前去打探对方情况并向使行团一一汇报，为援助使行团作出了巨大努力。⁽⁴⁹⁾另外在1410年10月，回礼官朴和结束使行从日本回国时由志佐殿源秋高负责护送，后者到达朝鲜后还向朝鲜政府进献了礼物。⁽⁵⁰⁾

另一方面，当使行团在途中遇到海盗抢掠或者风浪等而导致在海上漂流时，日本地方势力也会给与援救和护送。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朝鲜在1424年向幕府将军派遣的回礼使朴安臣一行，在结束使行之后的归国途中抵达壹岐岛时，壹岐岛和对马岛的渔民倭人因怨恨而欲报复，身携武器蠢蠢欲动，对马岛左卫门大郎调派了博多的两艘船和一艘九州节度使的护送船以应对变故，同时派人安抚并解散集群。⁽⁵¹⁾再如1433年回礼使李艺一行在回国途中遇到海盗船，书契、礼物和各样交易物品，甚至官军的衣服、粮食都被抢走，大内殿、大友殿、小贰殿等将其护送至对马岛，随后再由对马岛主宗贞盛出船护送回国。⁽⁵²⁾

如上所说，朝鲜发出护送使行团的要求之后，收到邀请的日本地方势力包括掌管九州岛地方的九州节度使和前九州节度使，管辖以博多为中心的福冈县一部分的筑前州小贰殿，掌管九州的一部分和以赤间关为中心的山口地区的大内殿，掌管大分县一部分的丰后州的大友殿，掌管壹岐岛和九州岛一部分的肥前州松浦的壹岐州太守志佐殿和壹岐州佐志殿以及管辖对马岛的对马岛主和左卫门大郎以及住在博多的倭人惟卧仇罗。他们大部分是朝鲜对日使行团在经过对马岛抵达目的地京都的路途中掌管沿途地区的地方势力。

朝鲜政府向沿途厚待使行团并护送其行进的日本地方势力下赐了正布和绵布等绵织品。1421年回礼使宋希璟前往日本的时候，博多的惟卧仇罗一路为其指引直至京都，在使行团被拘留之时打探敌人情况并报告给使行团，朝鲜方面为此赏赐给惟卧仇罗绵布6匹。⁽⁵³⁾1424年回礼使朴安臣一行，向往返途中都给予厚待并护送的九州都元帅使源义俊赏赐正布800匹。1443年招抚官康劝善的使行途中，筑州府石城的宗金厚待使行团，在其归国之时派人护行并进献了礼物，朝鲜政府特赏赐正布40匹，白细绵䌷10匹，白细绵布10匹，黑细麻布5匹。⁽⁵⁴⁾此外，根据1455年对马岛敬差官元孝然的驰启所述，1433年回礼使李艺从日本返回朝鲜之时受到海盗攻击，船和衣物等均被抢走，对马岛的侯楼加卧上奏说自己的父亲当时给与船只并加以护送，有功在身，故要求增加岁遣船的数量。⁽⁵⁵⁾

综上，朝鲜前期派遣对日使行团时是向沿途地方豪族势力赠送书契和礼品，要求其对使行团进行护送。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与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混乱以及幕府将军的统治力量还无法触及地方的“足利幕府弱体观”之现象不无关系。此外，朝鲜向护送对日使行团的日本地方豪族奖赏绵布、正布等物品，授权贸易并赐予官职，同时约定派遣岁遣船。因此，护送朝鲜使行团的日本地方豪族成为受图书倭人或称受职倭人，通过派遣岁遣船保证了其能独立与朝鲜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权力。

朝鲜在派遣使行团之时，亦向掌管长崎县五岛地区的肥前州大和守，辅佐幕府将军并总管全部政务的三管领——畠山殿、左武卫殿、细川殿，还有负责幕府行政事务的京极殿，幕府将军的异母弟同时又是其身边亲信势力的山名殿等人也发出了书契和礼物，为建立稳固的友好关系而作出了努力。⁽⁵⁶⁾朝鲜政府向与使行护送毫无关系的肥前州大和守以及幕府将军的身边势力也送出书契和礼物，笔者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保障对日使行团的安全，又可以夯实与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还有防止倭寇复发的意图在。

那么，日本又是如何护送朝鲜使行团的呢？室町幕府在得知有关朝鲜派遣使节的消息之后决定接待来日使节，接着幕府将军向赤间关和兵库发“入送之文”，同时下命各地方守护和守护代执行护送使节的任务。护送体制整顿期间，朝鲜使节驻留于赤间关和兵库。通报朝鲜使节到港消息的一开始是九州探题，后来由大内氏负责此事。⁽⁵⁷⁾从这里可以推测在中世纪初期室町幕府时期存在针对朝鲜对日使行团的护送系统。但是，因为九州岛地方势力小贰氏和大内氏之间的战争以及应仁之役的爆发，日本的国内政治形势变得混乱不堪，这个护送系统也因而未能正常施行。

与此相对的是，在朝鲜后期的对日使行中，从派遣到结束使行回国的整个过程都由对马岛负责护行。朝鲜政府派往对马岛的问慰行自是如此，通信使行亦是如此。派遣通信使的全部程序如下。首先，当日本有新的幕府将军承袭之时，对马岛主便会奉幕府之命派遣关白承袭告庆差倭到朝鲜呈报此事，并即刻派出通信使请来差倭邀请朝鲜派遣通信使。朝鲜在收到来自对马岛主的邀请之后，礼曹经过商议决定派遣通信使之后，便会通过倭馆将此事传达给对马岛。通信使一行人从首尔出发到达釜山，由对马岛派出的信使迎聘差倭引路而抵达对马岛。⁽⁵⁸⁾据记载，通信使由对马岛出发前往江户时，以对马岛藩主的船为首的大小护行船约达100艘，到达壹岐岛风本浦时前来迎接的倭船也超过100艘。而且承担馆伴之职而掌管整个通信使行相关问题的对马岛主和作为通信使接伴僧的两名长老在往返江户的整个路程中都相伴而行。⁽⁵⁹⁾包括护送通信使的对马岛主以及各地方领主的全体人员远超2000余名的大规模使节团护行活动逐渐惯例化。根据1711年朝鲜通信使前往江户的行列图可知，对马岛主的家信团分别在前方和后方有146和105人来护送使行团。⁽⁶⁰⁾通信使团最后完成任务返回对马岛时，对马岛主又会派出信使迎送裁判差倭护送使行团回国直至抵达釜山。

至于问慰行方面，对马岛首先是将发生在对马岛的事情以及与德川家康幕府相关的事情通过派遣差倭向朝鲜报告并派出差倭邀请朝鲜派遣问慰行。朝鲜方面接到差倭的邀请后便开始任命参与问慰行的问慰译官。接着对马岛任命并派出裁判差倭。在派遣问慰行之前，东莱府和对马岛之间为了确定此事而在倭馆进行交涉以确定问慰行的成员和乘船日期。交涉成功的话，问慰行一行人便搭乘两艘渡海船从釜山出发，由在倭馆等待的裁判差倭所乘船只引领前往对马岛。

四　对日使行的派遣和对马岛

综上，我们通过了解朝鲜时代前期和后期的对日使行的派遣实况和相互比较，了解了对马岛在使行中所承担的角色。虽然朝鲜前后期的对日使行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对马岛的介入变多和作用变大了。那么，对日使行和对马岛在朝鲜时代韩日关系的展开中有何意义？本章将以朝鲜后期对日使行为中心，通过阐明对马岛在参与和运营对日使行事务过程中想要确保的实际利益来考察朝鲜时代韩日关系中对马岛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对日使行是指象征朝日两国善邻友好的最高统治者之间的通信使行，和携带礼曹参议的书契往来于东莱府与对马岛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日常化问慰使行。

首先从结论说起的话，对马岛通过介入通信使和问慰使行之事，对朝鲜政府始终如一地强调自己作为“朝鲜的藩屏”的身份，从而取得与朝鲜间贸易的垄断权，以此来追求经济利益。另外，对幕府来说，对马岛巩固了自己作为对朝鲜外交的专担者的地位。尤其是到了17世纪后期，朝日两国外交关系稳定下来，对马岛为实现自己的外交地位和经济利益非常积极地利用了对日使行。

这一点可以更具体地加以说明。首先，对马岛通过介入对日使行获得并维持朝日之间的贸易垄断权，成为其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众所周知，对马岛自朝鲜前期开始就是依赖与朝鲜间的贸易交流而生存，而且自1635年国书改作事件暴露之后，幕府确立了“大君外交体制”，对马岛成为幕府对朝鲜交流的窗口，变作了受控制的家役角色。但窗口角色保障了对马岛自16世纪以来便享有与朝鲜交流的权利，垄断了幕府与朝鲜之间的贸易交往而获取经济效益。然而在对马岛处理朝日外交事务之时，拥有独占权的朝日贸易在17世纪末达到顶峰，之后便逐步衰退，对马岛只得从幕府获得大量援助。尤其是在18世纪之后，对马岛的经济状况更加困窘，只有通过承担对日使行的相关业务来获取幕府的经济援助，在邀请问慰行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来自幕府的大力资助。

此外，问慰行抵日时间被确定之后，对马岛会向幕府奏请在问慰行抵达对马岛之前延期向江户参勤。因为在往返于对马岛和江户的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对马岛因藩地财政困乏，便以问慰行抵日为由申请延期向江户幕府参勤，或者一旦前往参勤便请求留驻幕府而不返岛，有时甚至久待于幕府不回。所以对于对马岛来讲，接待问慰行使团成为延期江户参府的绝好理由。⁽⁶¹⁾

进入18世纪后，问慰行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将军家门的问慰，以祝贺为目的的派遣亦开始出现。⁽⁶²⁾朝日贸易在这个时期逐步衰落，对马岛以承担对朝鲜外交事务来引起幕府注意，并通过强调问慰行的重要性来要求幕府的经济支持。对于对马岛的经济援助要求，幕府即便是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也从未作出指示让对马岛终止问慰行事务。这可以说是因为问慰行的性质并不只是单纯派遣至对马岛的使节，通信使的派遣在进入19世纪后停滞，问慰行成为从朝鲜派往日本的唯一使节团，在维持朝日关系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对日使行是对马岛向德川幕府强调自身存在感的手段。丰臣秀吉之后掌握政权的德川幕府在执政初期想通过建立友好的国际关系来显示其正当性，另外一个政治性目的是为了消除朝鲜对日本侵略实施报复的念头，而必须维持友好交往关系。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性目的，德川幕府投入了巨额经费招待朝鲜通信使。⁽⁶³⁾跟派遣目的无关，对马岛从初期就向幕府报告问慰行派遣之事。对马岛通过强调朝鲜政府向其派遣问慰行之事显示自己在对朝鲜交往上的角色作用，是引起幕府重视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到了幕府末期德川家茂承袭将军之职时，朝鲜派遣的问慰行同时也充当了通信使的角色。

对马岛在朝鲜每次派遣问慰行之时都向幕府奏报，以此来向幕府展现自身地位，着重强调问慰行的目的是向幕府表达庆吊，进而把问慰使逐步定位成朝日之间举足轻重的使节。而且问慰使行本来的目的是向将军家表示庆吊，但却被派遣到对马岛，这也是为了向朝鲜政府说明宗氏在朝鲜对日关系中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向幕府报告此事也可以向日本政府强调在对朝鲜关系中对马岛的重要角色。⁽⁶⁴⁾

第三，对马岛参与对日使行事务的目的是想确定成为德川幕府对朝鲜交流的唯一通道而享有持续和稳定的交流权。与朝鲜前期多元化的朝日关系不同，朝鲜后期对马岛成为朝日之间唯一的外交窗口。尤其是自1631年到1635年的国书改作事件后，朝鲜认定了对马岛作为其对日交流伙伴的独占权。因此，对马岛在1635年被幕府委任对朝鲜的交往职责，成为朝日之间唯一的外交通道。这与对马岛对朝鲜的贸易垄断权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是关系到对马岛存亡的重大问题。因此对马岛通过掌管并圆满处理通信使和问慰行事务，很好地维持了幕府授予的对朝鲜的交流权，向幕府传达只有对马岛主才是最适合的对朝鲜外交代行者的信息。正因如此，对马岛有时会在对朝鲜的交往事务中特意展现强硬的姿态以显示对幕府的忠诚。⁽⁶⁵⁾

从另一方面来说，朝鲜在对日关系中为了统制对马岛而用了派遣通信使的方式。朝鲜在1682年将倭馆从豆毛浦转移至草梁（地名），借以派遣问慰使行以及为统制对马岛和倭馆而展开交涉，签订了朝市约条。但是朝鲜为了使约条更具强制力，在1683年以通信使为媒介展开与对马藩之间的直接交涉进而签订癸亥约条。癸亥约条内容包括禁止倭馆中的居住者随意外出，朝鲜官吏的不法暴行的惩治、潜商（秘密从事贸易活动）的处理等，是对朝鲜持续推进的倭馆统制政策的集成。⁽⁶⁶⁾另外，朝鲜1690年以通奸事件（日本倭人与朝鲜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为契机，要求对马岛对犯有通奸罪的倭人执行死刑。虽然朝鲜在1708年派遣问慰使行时对此项约条内容进行交涉，但因对马岛拒绝接受书函而导致交涉失败。对马岛对此事的处理引起了朝鲜政府的不满，于是在1711年派遣通信使行之时多次要求缔结约条，最后以通信使与对马岛缔结了以对通奸事件的处罚为主要内容的辛卯约条而告终。通过这个条约的签订，朝鲜政府可以将通奸行为定为一种新的罪行。⁽⁶⁷⁾

此外，对日使行是朝鲜维持与日本友好关系的同时获取有关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信息的手段。朝鲜后期派遣对日使行的目的是在当时明朝衰落，清朝崛起，再加上日本内部政治势力的变动的东亚政治局势剧变中谋求自身的安定状态。虽然对马岛在壬辰倭乱之时背叛了朝鲜，成为侵略朝鲜的先头军，但在探知新登场的德川政权形势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朝鲜前期，对马岛成为朝鲜政府施行倭寇对策的捷径；在朝鲜后期，朝鲜通过派遣问慰行笼络麻痹对马岛主，与对马岛维持友好关系，借此侦查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国情。

五　结语

以上，我们对朝鲜时代对日使行的派遣实况和不同时期的性质及特征、对马岛所担任的角色等方面做了考察，现可将其整理如下。

朝鲜初期的对日外交采取多元外交体制。朝鲜初期外交的交涉对象是以幕府将军为首的对马岛主、壹岐岛主、九州岛节度使、大内殿、小二殿等，呈现多元态势。朝鲜国王与幕府将军之间展开敌礼关系的交邻外交，与以对马岛主为首的地方豪族之间展开羁縻关系的交邻外交，并且一直以来都维持着这种外交关系。此外，朝鲜政府采取这种外交体制后，向日本派遣了从通信使到回礼使、报聘使、敬差官、体察使等各种名称的外交使行。但是自1443年文引制度和癸亥约条等朝鲜的对日政策完备之后，朝鲜的对日外交由多元的外交体制变成了二元的体制。此后，朝鲜国王与幕府将军之间敌礼关系的交邻外交和朝鲜礼曹与对马岛主间的羁縻关系的交邻外交持续到了壬辰倭乱之前，并被承袭到了朝鲜后期。因此，朝鲜对幕府将军采取了敌礼关系的交邻外交政策而派遣通信使，对对马岛主采取了羁縻关系的交邻外交政策而派遣问慰行。从这点看，可以说朝鲜后期继承了朝鲜前期的对日外交。

朝鲜前期对日使行主要以解决政治和外交难题为目的，因朝鲜的需求而派遣。反过来，朝鲜后期的通信使或者问慰行都是在幕府将军或对马岛主邀请派遣使节时才会派遣。从这点来说，朝鲜前期的对日外交是积极而主动的由朝鲜主导的外交关系；比起前期，朝鲜后期的对日外交较为消极和被动。而且朝鲜前期派往幕府将军的使行团规模约90－100名，朝鲜后期的通信使却增加到460－500余名，是前期数量的4到5倍。笔者认为这是朝鲜后期的通信使有祝贺幕府将军袭职和文化交流层面的双重任务使然。此外，使行时间因天气状况和距离、是否遭遇海盗、外交状况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基本上派往幕府将军的使行大体需要8－12个月的时间，后期减少到6－10个月。这是因为朝鲜前期足利将军对地方的统治力还较为薄弱，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也非常混乱，所以考虑到使行团的安危选择较为安全的道路或者必须得到地方势力的协助才可以顺利进行。与此相比，朝鲜后期时的德川幕府将军对地方势力已经有了强力统治，可以命令以对马岛主为首的使行沿途的大名们负责护送并招待朝鲜派遣的通信使，故而使行时间比前期大大缩短。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是谁担负朝鲜前期对日使行的全部费用，但可以推断出使行所需要的盘缠和物品等都是由朝鲜政府准备的。到了朝鲜后期，朝鲜方面负责准备通信使一行出行所需的一般费用和公私礼单物品等。而通信使团从釜山出发直至重新回到釜山的整个使行过程中所需的日供和公私礼单物品等等则由以幕府为首的各地区大名承担。特别是在1655年的通信使行中，江户幕府为招待通信使一行共支出100万两的巨额款项。

朝鲜前期派遣对日使行之时均会向使行沿途的地方势力发出护送使行团的邀请，这和日本国内混乱的政治形势和“足利幕府弱体观”不无关联。此外朝鲜对护送使行团的日本地方豪族赏赐绵布和正布等并给与授权和官职、约定派遣岁遣船。因此负责护送使行团的日本地方豪族都成为受图书倭人或者受职倭人，并通过朝鲜派出岁遣船的约定享有与其展开交流贸易的垄断权利。在后期他们负责护送并指引朝鲜使臣从釜山倭馆出发直至江户并由江户重新返回釜山的整个行程。

最后，朝鲜时代对日使行对对马岛有如下意义。第一，对马岛通过参与通信使和问慰行，向朝鲜政府反复强调自己作为“朝鲜藩屏”的身份，从而获得贸易独占权以取得经济效益。第二，对马岛通过参与对日使行向幕府巩固自己作为对朝鲜外交专门担任者的地位，引起幕府注意，从而提高自身存在感。第三，对马岛之所以介入对日使行之事，目的在于要成为德川幕府与朝鲜进行交流的唯一通道，从而进一步确立其对朝鲜交涉权的持续占有和稳定发展。

与此相对的是，通信使成为朝鲜在对日关系中掌握对对马岛统治权的手段而被活用，通过使行维持与日本之间友好关系的同时探知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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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生兴：《近世日朝关系中的译官使》（「近世日朝關係における譯官使」），庆应大学大学院硕士论文，1994年。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吴梦雨　译）

(1)关于朝鲜时代朝日之间使节往来的研究成果，参见韩文钟：《朝鲜前期韩日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闵德基：《朝鲜后期的回顾与展望》，收于《韩日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学资料院，2002年；孙承喆：《通信使研究的起始和现状》，收于《朝鲜时代史学报》第27集，2003年；张顺纯：《朝鲜时代对马岛研究的现状和课题》，收于《东北亚历史论丛》第41集，2013年。

(2)绝海中津撰明德三年壬申答朝鲜书，收于瑞溪周凤编《善邻国宝记》上。这是朝鲜政府首次与幕府将军进行的外交交涉。但日本方的回答书并非以幕府将军而以绝海中津为名义，由此可见当时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在日本国内还未掌握外交权力。

(3)《朝鲜太宗实录》卷8，七年七月三十日。

(4)韩文钟：《朝鲜前期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以与对马岛的关系为中心》，全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139页。

(5)韩文钟：《朝鲜前期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以与对马岛的关系为中心》，第140页。

(6)韩文钟：《朝鲜前期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以与对马岛的关系为中心》，第141页。

(7)在朝鲜前期朝鲜政府向幕府将军派遣的十八次使行当中，使团抵达京都完成使命的只有十次，其他有三次留有派遣的记载，使行途中中断有五次。尤其在抵达京都并完成使命的十次使行当中，除了在1590年（宣祖二十三年）向丰臣秀吉派遣的使行之外，之前的最后一次使行则是1443年（世宗二十五年）由卞孝文率领的。可见，在1443年之后朝鲜政府以对马岛为主要对象而展开对日交涉。在1522年（中宗十七年）朝鲜朝廷谈论派遣通信使的事宜时，领议政与朝廷大臣反对派遣：一是因为从朝鲜初期开始只有三次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其中唯有申叔舟率领的使团完成使命并安全回国，原因在于海路艰险，二是由于三浦之乱（《朝鲜中宗实录》卷44，十七年二月一日）。虽然这一条夸大了事实（其实，在1522年前共有六次派遣通信使，其中有三次完成使命），但从中可以窥见朝鲜政府对通信使派遣保持很慎重的态度。

(8)在朝鲜前期，除向幕府将军外，还向对马岛、日本地方势力、琉球、女真派遣使节，均以通信使为名义。不止于此，这些地方向朝鲜派遣的使节也命名为通信使、信使。因此，在朝鲜前期的东亚世界当中，通信使这一称号不仅是指朝鲜国王向日本派遣的使节，而是朝鲜与除中国外周边国家互相往来的使节。可是到了朝鲜后期，通信使仅限于朝鲜政府向日本幕府派遣的使节。张顺纯：《朝鲜前期通信使的概念与性质》，《全北史学》第37集，2010年，第40－46页。

(9)在朝鲜前期，幕府将军向朝鲜派遣使节多达70次。按朝鲜国王进行分类，正宗在位时有1次、太宗在位时有12次、世宗10次、文宗1次、世祖7次、成宗9次、燕山君4次、中宗12次、仁宗1次、明宗9次、宣祖5次，以太宗、世宗、中宗时为多。韩文钟：《朝鲜前期日本国王使的朝鲜通交》，《韩日关系史研究》第21集，2004年，第15页。

(10)参照韩文钟：《朝鲜前期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以与对马岛的关系为中心》，第27页，表1。

(11)《朝鲜宣祖实录》卷136，三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12)在壬辰倭乱结束后，德川家康于1600年取得关原之战的胜利并建起江户幕府。之后，德川家康致力于重建与朝鲜外交，命令对马岛主与朝鲜政府进行外交交涉。朝鲜方面为了探知国情，于1605年派遣惟政以探贼使身份前往日本。德川家康在京都会见惟政之时，强调自己在壬辰倭乱当中在关东，并未派兵侵略朝鲜，强力请求重建外交关系。朝鲜方提出重建外交的两个条件，一是德川家康先为致书，二是缚送犯陵贼。之后在1606年，日本派遣带有德川家康国书的使团前往朝鲜，并缚送两个犯陵贼，由此完成朝鲜提出的重建外交的两个条件。朝鲜在北方民族逐渐形成威胁局面的情况下，出于避免与日本打仗的想法，与日本重建外交关系，并于1607年派遣回答兼刷还使。

(13)对马岛由于在1604年惟政往来日本时付出的努力与贡献，被幕府政府承认了与朝鲜通交的独占权。德川家康承诺对马岛主每三年参勤，并赐予领地，巩固其在与朝鲜外交中的独占权及地位。洪诚德：《朝鲜后期韩日外交体制与对马岛的角色》，《东北亚历史论丛》第41集，2013年，第143 －149页。

(14)至于己酉约条的内容与意义，参见孙承喆：《朝鲜时代韩日关系史研究》，首尔：京仁文化社，1994年，第145－155页。

(15)以译官为头领的问慰行，需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是向对马岛主派遣的使行，二是以送对马岛主还岛、问慰岛主家或幕府将军家的红白喜事、其他外交事宜为目的的使行，三是当上官与当下官要任命倭学译官，最后一定要有对马岛主的邀请才能派遣。洪诚德：《朝鲜后期韩日外交体制与对马岛的角色》，第170－171页。

(16)韩国学者洪诚德认为，向对马岛主派遣的问慰行始于1632年，一直到1860年共有54次。（洪诚德：《朝鲜后期韩日外交体制与对马岛的角色》，第171页）然而，大场生与认为问慰行始于1606年，一直到1860年共有58次。（大场生与：《近世日朝关系中的译官使》（『近世日朝關係における譯官使』），庆应大学大学院硕士论文，1994年）

(17)洪诚德：《关于朝鲜后期问慰行》，《韩国学报》第59集，1990年，第138－151页。

(18)洪诚德：《朝鲜后期韩日外交体制与对马岛的角色》，第172页。

(19)至于朝鲜后期漂流民及其刷还状况，参见李珣：《朝鲜后期漂流民与韩日关系》，《国学资料院》，2000年。

(20)张顺纯：《朝鲜前期通信使的概念与性质》，《全北史学》第37集，第38－39页。

(21)《朝鲜世祖实录》卷19，世祖六年正月三日。

(22)据1479年通信使派遣而成的《日本国通信使事目》，通信使团大致为90－100名，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朝鲜成宗实录》卷100，成宗十年一月一日）在1477年成书的《使行节目》当中，唯一有格军的人数减少，其他与上一条记载一致。（《朝鲜成宗实录》卷75，成宗八年一月一日）

(23)日本史料《康富记》嘉吉三年五月六日、六月十九日条有载，1443年卞孝文率领的通信使只有50名。之所以这次使行人数如此之少，有可能因为只有抵达京都的使节人数得到记载。

(24)在12次的使行当中，1617年回答兼刷还使的人数最少，共有428名，1711年使行的人数最多，共有500名。大致而言，通信使团的人数在460到500名之间，只有1811年的通信使行未达江户，而在对马岛行异地聘礼，因此使行人数却比较少，共有328名。（孙承喆：《朝鲜后期脱中华的交邻体制》，《讲座韩日关系史》，首尔：贤音社，1994年，第363－364页）但在《增正交邻志》卷5所载的1682年通信使团之人数则为577名。

(25)《朝鲜成宗实录》卷100，成宗十年正月一日。

(26)从1607年的回答兼刷还使起，三使中的书状官改名为从事官。出自《增正交邻志》卷5。

(27)与向江户幕府参勤交代的大名相比，经过大阪的朝鲜通信使团非常之华丽而盛大，经过淀川时两侧有大量观众欢呼。1711年担任制述官的申维瀚所撰《海游录》里记载道：许多日本学者、商人、老百姓为了得到朝鲜使节的诗文书画，不惜动用一切的方法，围堵在通信使住的地方，这导致使者们吃饭睡觉都成了问题。朴和镇、金炳斗：《江户时期的通信使——以1711年辛卯通信使行为中心》，首尔：Hanwul Academy，2010年，第11页。

(28)至于向对马岛派遣的问慰行，少则45名，多则154名，总使行期间大致为4个月。除了派遣译官两名的双渡海之外，问慰行派遣的人数大致为60－90名，平均为75名。洪诚德：《关于朝鲜后期问慰行》，《韩国学报》第59集，第129－130页。

(29)在朝鲜前期向幕府将军派遣的使行当中，除了被中断的一次使行之外，使行期间最短的便是1443年使行，于世宗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出发，十月十九日复命，共有8个月的使行期间。反而使行期间最长的是1432年的回礼使，十月回国，总期间为15个月。之所以这次使行要如此长时间，不仅是由于海路上的问题，而且因为归国途中遭遇海贼。一般的使行大致要9到12个月。（韩文钟：《朝鲜前期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以与对马岛的关系为中心》，别表3）总之，朝鲜前期向幕府将军的使行期间大致为8到12个月。

(30)洪诚德：《关于朝鲜后期问慰行》，《韩国学报》第59集，第134页。

(31)通过《朝鲜王朝实录》与各种使行录的考察，可以得知朝鲜后期的使行期间短则5个月，长则11个月。其中，从1607年到1624年一共派遣三次的回答兼刷还使均以6到10个月为使行期间。自1636年至1811年一共派遣九次的通信使，除了发生崔天宗杀害事件的1763年与对马岛异地聘礼的1811年这两次使行以外，均为6到10个月。（李景稷：《扶桑录》、《通信使誊录》、《增正交邻志》）

(32)朝鲜前期向幕府将军派遣的使节，从釜山到京都的整个旅程为水路3230里、陆路180里，总共3410里。（申叔舟：《海东诸国纪•日本国纪》）在朝鲜后期向幕府派遣的通信使的整个旅程为水路3290里、陆路1310里，总共4600里，与朝鲜前期比较而言，朝鲜后期的使行旅程大幅度增长1190里。（《增正交邻志》卷5，“通信使行，水陆路程”）

(33)《朝鲜成宗实录》卷100，成宗八年正月八日。

(34)张顺纯：《朝鲜前期通信使的概念与性质》，《全北史学》第37集，第56－62页。

(35)闵德基：《前近代东亚世界的韩日关系》，首尔：京仁文化社，2007年，第9294页。

(36)金德珍：《1811年通信使的使行费用与户曹的经济负担》，《历史与境界》第55集，2005年。据金德珍研究，1763年癸未使行与1811年辛未使行的公私礼单费用分别为35840两、19712两。1811年的费用之所以减少，是由于在对马岛进行异地聘礼使的迎接地方、礼单类型、数量减少。

(37)《增正交邻志》卷5，“通信使行，京外路需”。

(38)在通信使的使行路程当中，使行人员收到米、食品作为日供，按使臣、上上官、上官、中官、下官的身份等级，在对马岛、壹岐岛、大阪城、京都、江户等地每五天一次给予日供。在1636年通信使归国途中，倭人将给予日供之余的米谷换成黄金而赠送使团，但使团却将此扔进海里。1643年通信使行之时，对马岛主将给予日供之余的米谷840俵偷偷地换成黄金61两，因怕使团会像1636年扔进海里，因此等到抵达釜山才赠送此于使团。（《增正交邻志》卷5，“通信使行，日供”）

(39)使团当中的三使从关白以及执政之下的支待官皆收到私礼单。1624年通信使团所收到的私礼单留在对马岛，对马岛主屡次派遣差倭，结果礼曹不得不接受，其中1000两分配给三使。1636年通信使团亦留私礼单在对马岛，岛主一直拒绝接受，后来将其银子算成公木。（《增正交邻志》卷5，“通信使行，一行同受私礼单”）

(40)高正晴子：《朝鲜通信使的飨应》（『朝鮮通信使の饗應』），东京：明石书店，2001年，第226页。通信使从对马岛到大阪是通过水路，从大阪到江户是通过陆路。此时，通信使水路路程当中的港口城市得准备通信使团的住处、船舶、车马、食粮。幕府特意下令各个地方的藩国隆重对待通信使，由此可见这些地方为了接待通信使付出很多费用。

(41)朴和镇、金炳斗：《江户时期的通信使——以1711年辛卯通信使行为中心》，第10－11页。

(42)《朝鲜世宗实录》卷23，世宗六年二月七日。

(43)同上卷17，世宗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44)同上卷57，世宗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45)同上卷42，世宗十年十二月七日；《朝鲜成宗实录》卷57，成宗六年七月十六日。

(46)《朝鲜成宗实录》卷102，成宗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47)《朝鲜世宗实录》卷100，世宗十年正月十日。

(48)《朝鲜世祖实录》卷17，世祖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49)《朝鲜世宗实录》卷11，世宗三年正月十三日。

(50)《朝鲜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四月十四日。

(51)《朝鲜世宗实录》卷26，世宗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52)同上卷59，世宗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卷60，世宗十五年六月七日。

(53)同上卷11，世宗三年正月十三日。

(54)《朝鲜世宗实录》卷27，世宗七年正月六日；卷104，世宗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

(55)《朝鲜端宗实录》卷14，端宗三年四月七日。

(56)在1459年率领报聘使的宋处俭，亦向大和守、畠山修理大夫、左武卫殿、管领、京极殿赠送书契、礼物，并要求和好（《朝鲜世祖实录》卷17，世祖五年八月）。据1477年成书的《日本国通信使目》，以管领、左武卫殿、畠山殿、京极殿、山名殿、大友殿、小贰殿、壹岐佐志、松浦志佐、对马岛主等人为赠送礼物的对象（《朝鲜成宗实录》卷75，成宗八年正月）。

(57)须田牧子：《中世日朝关系与大内氏》（『中世日朝關係と大內氏』），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129－130页。

(58)张顺纯：《朝鲜前期通信使的概念与性质》，《全北史学》第37集，第66页。

(59)同上。

(60)同上

(61)大场生与：《近世日朝关系中的译官使》（『近世日朝關係における譯官使』），第116－117页。

(62)孙承喆：《朝鲜通信使，与日本“通”》，首尔：东亚细亚，2007年，第188页。

(63)同上。

(64)问慰行以向幕府报告为准，但若派遣的目的为庆祝，以“使礼”形式进行报告，若只与对马岛主有关，或是吊慰，则以“飞札”为其形式。（大场生与：《近世日朝关系中的译官使》（『近世日朝關係における譯官使』），第111－112页。）

(6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1693年因安龙福被日本渔民绑架而引发的“郁陵岛争界”事件。“郁陵岛争界”是因对马岛在接收到德川幕府禁止朝鲜渔民在郁陵岛出没的交涉命令后，明知郁陵岛是朝鲜的领土，还在交涉过程中主张郁陵岛归日本所有而引发的事。1693年的安龙福绑架案和1696年5月的自发性渡日使得原本平静的对马岛开始在对朝鲜交涉权力上做出了变化。也就是说，对马岛现在不仅可以处理本身以对马岛为媒介而进行的一些韩日外交活动，还获得了处理关系到第三者的事件的新权力。因此对马岛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和对马岛对朝鲜的外交作用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如果今后朝日间发生问题，朝鲜直接越过对马岛而赴日的话，这就会动摇到对马岛所拥有的对朝鲜的交涉权的根基。因此安龙福一行的事件是绝对不可以在鸟取藩进行处理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对马岛的生存的重要问题。因此对马岛虽明知竹岛就是郁陵岛，是朝鲜的领土，但还是没有向幕府提出异议或者要求协商，而是以绝对忠诚于幕府之心扭曲事实处理对朝鲜问题。张顺纯：《朝鲜后期对马藩的朝鲜交涉与1693年的郁陵岛领土归属纠纷》，《东北亚历史论丛》第37集，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12年；张顺纯：《17世纪朝日关系及“郁陵岛”争界》，《历史与境界》第84集，釜山庆南史学会，2012年。

(66)尹儒肃：《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的倭馆统制和韩日交涉》，首尔：景仁文化社，2005年，第134页。

(67)同上，第152－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