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现代国家——1876年朝鲜修信使的日本之行

段志强（复旦大学）

19世纪后半期，是东亚世界急剧现代化的时代。这一历史进程始于西方势力的暴力入侵，但在东亚所引起的反应却非常多样而复杂，西方的技术、制度、风俗与道德经由不同的途径与方式渐次传入，从事实与规则两个层面永久改变了东亚三国各自的内在秩序与国家间关系。

向他国学习，首要的程序是“观察”，东亚三国的19世纪60－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观察”的时代：1862和1867年福泽谕吉两次赴美，1876年郭嵩焘赴英，1877年黄遵宪赴日，都是日后引起持续社会后果的重要历史事件，而对于朝鲜来说，1876向日本首次派出修信使，亦是同样重要的观察。与后来那些有目的、有计划的各式“考察团”不同，这种“意外”接触到另一种社会的观察者所留下的记录多是印象式的，既可以反映出一个现代国家所能直观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形象，也能据此看出观察者的注意力最集中于哪些地方。相较于经过系统缜密的实地调查、又参考过大量文献而写出的考察记，自有其特殊的价值。

1876年的朝鲜修信使派出于《江华条约》签订之后仅仅二十天。此次出使，朝鲜方面舍弃了“通信使”的名号，从此这一名称成为历史。使团主官金绮秀（1832－？）的正式头衔是“修信使”。“修信者，讲旧修好，敦申信义。”⁽¹⁾此次出使以后，朝鲜还于1881、1882年两次往日本派出过修信使，但其出使过程都不能如此次顺利。这次出使并无明确的外交目的，名义上是对黑田清隆等人出使日本的答礼，实际上是想先于日本出使以结好对方，二来也要借此窥探日本的状况。在日本方面，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以来，数年中迅速西化，不仅富国强兵运动如火如荼，政治与司法方面也大量采用西方体制，成为亚洲最早成功推行西式现代化的国家，这让1876年的这次出使成为朝鲜人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一次直接观察，而金绮秀这部记录出使状况的《日东记游》，就是朝鲜对转变中的日本的第一份观察纪录。

一　金绮秀对于观察的态度

出使之前，金绮秀听到许多议论和忠告。有人警告他日本人居心叵测，此去理应小心谨慎，也有人提出“忠信笃敬，蛮貊可行”的古训，叫他不必过于担心。有人告诉金绮秀说，“红毛”风靡天下，日本一直拒之门外，最终因为力量不足而不得不屈服，连衣冠也采用外夷之制，但其内心不能无愧，所以此番出使，不妨利用日本人的这种复杂心理，与之结好。

出使异国，当然是开眼界的机会，可是对于“游览”，却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万里沧溟，一壮观也，江户山川，一壮览也”，此行一去，一定可以饱览风光，日方亦会厚待，没有需要担心的；另一种人却说，“子又无事乎游览，我之游览，则彼之游览也，子其慎之，子其慎之”，假若使臣到处游览，自己固然看到风土人情，却也会变成被日本人观察的对象，大为不妥。⁽²⁾

为什么会有朝鲜人觉得不能让使臣之行变成“彼之游览”呢？这固然是有损国体的事情，但根据以往出使行记的纪录，许多使臣不但并不刻意躲避“彼之游览”，反而认为日本国民的围观是宣扬朝鲜国家风采的大好机会，津津乐道于来观日本人之众。而此时却有这样的言论，暗示出朝鲜在面对日本时隐隐的自卑心理。对于金绮秀本人来说，这两种相反的意见——对异国风情“恣意游览”和维护国体的“无事游览”同时并存，可是负责接待他的日本官员却非常希望朝鲜使臣能广览正在急剧改革中的日本国情，热情邀请金绮秀观赏各处光景。金绮秀并非不乐观赏，然而对日本人的过分热情抱有十分的警惕。在东京，“每有所往，往来必异路，亦多迂回，皆传语官辈所为，余亦知之而不知也”。某一天从外务省回来，中午时分出发，天色已晚还在路上，“出一街又有一街，出一巷又有一巷，街街新面，巷巷初见，意彼每要我游览，我一直不许，则彼必怪我，今欺我不识路径，恣意引我，无所不至，心甚可恨，此而置之，其必扬扬，他日之弊，不可不念，遂严责徒隶，促驾而返，则只隔一街巷，而回回曲曲，其将迂回无已时也”⁽³⁾。从江户返回时，使团一行经过横滨附近的一个造船厂，该厂当时正在制造火轮船，陪同他的日方人员殷勤邀请他前往一观，而他归心似箭，托病不下船。⁽⁴⁾金绮秀说：“今兹之行，奉命专对，以修两国之好，行止之不可以不审慎也，威仪之不可以不矜持也，所以玩赏一事不可恣我，亦不可以徇彼，止于彼之再四邀请，不可恝然处，强而应之而已。”⁽⁵⁾他对于观察的态度，基本上是被动的。

金绮秀的出使本无晋见明治天皇的打算，亦未携带国书。在使团一行到达东京之后，却得知天皇非常希望能接见朝鲜使臣。即便如此，金绮秀仍然不愿意轻易觐见：“鄙人来时，初无国书，则实无拜见贵皇上之礼，所以未承我主上之命也，则鄙人之擅自拜见，似不可也。”在宫本小一的坚持下，金绮秀才同意拜见明治天皇，却又在会见日期和礼节上再三推阻，勉强成行。⁽⁶⁾最终金绮秀以拜见本国国君之礼在赤坂拜见了明治天皇，并且对这位励精图治的统治者印象颇佳，称其“英明勇断，任贤使能”，颇有可取。

日本方面非常关心朝鲜使臣对日本的观感。宫本小一曾经问金绮秀，“公之入我境，所见所闻，应多可怪可笑之事矣”。金绮秀很得体地回答：“平生家食，一日驾万里之海，汹涌之是怵，倾覆之是惧，躬之不阅，况恤乎闻见之可怪可笑乎？但时上甲板，身虽动荡，而长风破浪，亦足畅我胸襟，是则可喜也。及其下陆，见宫室之美，市肆之殷，可认贵国之富盛，是又可贺也，并不见其有可怪可笑之事也。”但宫本并不相信这样的官样回答，提示说难道使臣对于日本的“衣服之制”、“舟车之用”也不感到新奇吗？于是金绮秀发表了一番衣服随时而变的客气言论，“相与嗟叹久之”。宫本最后说：“时时出游，器械之利焉而效之，制度之便焉而习之，公其图之也。如今两国须相爱护，公其见之，苟欲效之而习之，吾辈当竭力以贡一得之先也。”⁽⁷⁾道出他们想要让朝鲜使臣游览的真意所在，那就是体察、仿效日本的器械与制度，金绮秀也非常清楚日方的意图，他“亦惟其制度器械之间苟然从事”，而对于“楼观市肆之胜，山川风景之赏”，“足到而目不到”。⁽⁸⁾

把这个意思表达的最清楚的是森山茂。他建议金绮秀不要只住在旅馆里，要多出去游览，金绮秀表示自己性好安静，于是森山茂说：

实不知我苦心，谁为公恣耳目之媚也？如今两国是一家了，鄙国四面皆水，所以外忧之至，抵当不得，至有今日之举，而亦不可一任受制于人，故务尽富强之术，多置兵先利器，到今兵精粮足，器机一新，庶可以藉手御侮也。念贵国山川之险，可谓远过鄙国，然犹多近海外至之忧，不可以全无备御，所以吾辈之缕缕以游览为言者，周察军制，美者化之，一也；审视器械，利者移之，二也；历探俗尚，可采者采之，三也。归贵国，的确立论，图所以富国强兵，唇齿相依，以防外虞，区区之望也。⁽⁹⁾

想要朝鲜追随日本的心情溢于言表。金绮秀虽然表示“鄙国成规，先信义而后事功，所以汲汲乎先以修信为事者也”，以及自己毫无准备，才疏学浅，见闻不广，仅以“不得罪”为原则，不足以当此重任，但还是请森山茂介绍了日本维新的概况，表示回国后将报告给朝鲜朝廷。

二　金绮秀所见之新器物

修信使团在日本见到不少新器物。虽然金绮秀也像大部分以前到过日本的通信使一样，对日本的精致表达了赞赏，但留下更多记录的，是一些西方传来的新技术、新器物。

使团首先见到的是轮船。“舱里设架，架架住人，每架两层，上层下层皆有卧榻，亦必雕闼镂户，玲珑璀璨。盥盘承注，唾壶悬弭，琉璃挂灯，水晶贮瓶，绣氍支脚，文罽界枕，又复眉安问时之钟，壁坎照身之镜，金碧夺目，缬皇眩转，直欲劳五官而迷七性也。”⁽¹⁰⁾这样豪奢精美的布置固然引人注目，但更让使臣感兴趣的是轮船的机械系统：“一船之力，专借石炭，石炭火发，机轮自转，而船行如飞。”可是当他下到轮机舱，“俯而视之，直见舱底，圆者，方者，圭而者，半月形者，斜而尖者，小龃龉者，大龃龉者，纺车转者，筛轮往来者，戛之唧唧而声者，满地油，方鼎中之水浅而沸也，终不见爇炭之所”⁽¹¹⁾。

金绮秀同样不明所以的还有火车。从横滨至新桥，使团乘火车行进，到车站之后，金绮秀听说火车已待于楼前，可是只看见有一条四五十间的长廊，并未见车。询问旁人，才知道这条“长廊”就是火车，“车车皆有轮，前车火轮一转，而众车之轮随而皆转，雷驰电掣，风颠雨狂，一时刻可三四百里云，而车体安稳无少扰动，但见左右山川草木、屋宅人物，前闪后烁，不可把玩”。而火车之行必由铁路，“路无甚高低，低者补之，高者平之，两边当轮处，铺以片铁，铁外仰内俯，以輘轹过之不脱方轨也，路不一直，时有回旋，而转湾抹角，亦无窘碍也”⁽¹²⁾。刚刚发明不久的电灯也成为金绮秀关注的对象，他注意到“街路之上，五间十间，往往立一灯杆，上施琉璃灯，无缝无罅，天然造成，中有盏有心，心自竖而无油，昏黑上灯之时，人一动括——机括所在，未知何处——灯火自起，讫于天明，人又动括，灯火自灭云，所以夜深行路人不携灯”。金绮秀猜测说，“此盖引出地膏之法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兼且可以省掉人力。⁽¹³⁾

金绮秀曾受邀观摩日军操演。在陆军，他看到马拉的炮车，“前置大砲，后有药筒，皆铜造也，一番驰逐，一时放砲，砲随所指，声震大野，又有马载砲随之，临放下砲于地，一齐砲放，无少参差”，又在海军省看到试放大炮，“七八人一时并力，推者推，整者整，丸者丸，药者药，火者火，手忙脚乱，呼吸之间，诸砲并发，声撼山海，两耳为之茫然也”。此外还有蒸汽船、水雷炮诸种，足见日方极尽炫耀武力之能事。身为一国使臣，金绮秀尽管肯定不无震撼，但也必须镇定自若，对慰问他的日人笑说“余虽疲苶，已过不动之年，若个砲声，岂足以动我乎！”⁽¹⁴⁾

给金绮秀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电报。在朝鲜时他就曾听说，有一种“电线”可以千里传信，其法是“彼此只凭一盘，盘中有针，四围有字，针旋指字，随指随录，遂为一幅书，如指元指亨指利贞，以知元亨利贞之类也，此边此针旋时，彼边此时针亦旋也”。但他对此颇有怀疑，因为汉字极多，即便旋针甚速，也会耗费巨量的时间。此番在工部省终于见到电报收发报机实物，金绮秀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项高技术产品：

电信之线，其端入于屋中，如我国舌铃索之入屋者，下垂于床。床上设机，机傍有器如柜，柜中有电，手敲其机，电生于柜，闪闪烁烁，直上于线，傍又一器，如我国攻木者墨绳之筒，筒中有杠，杠转而傍，又有片纸圆堆者，一端直上于杠而围之，纸上有字，傍又布纸，纸有字，为此报彼之书也，而围杠片纸之字，即机傍布纸之字，一字一字波勒无别，有谁移写，忽焉在彼前，而据视之，片纸之未上杠，初无有字，才上杠而随有字焉，而此杠此纸，亦不与线相关也，则此皆吹霎之事也。此时，彼边不计千里万里，电线之入于彼之屋者，线忽生电而筒中之杠转，杠转而片纸之围者解而下也，下而有字，即此边围杠之纸之字也。彼边之事，固不当见，而以此推彼，想亦如是也，此所以万里传信，只争一时也。⁽¹⁵⁾

金绮秀还知道“电线联络之柱，在在道路”，当电线遇到大海时，甚至可以直穿水底而过。⁽¹⁶⁾

计时器的广泛使用，是金绮秀特别注意的另外一个方面。他记录说：“家置时钟，人佩时针，□公私宴会及私相寻访，必先期报时，无或相违。”⁽¹⁷⁾时钟不仅仅是一项新鲜的器具，更代表着新的时间观念已经在日本普及开来，先期预约和守时成为新的礼仪准则。

某日，日人声称要为使臣“写真”，金绮秀“忽见远远置一方镜，镜架以木，类我国鸡埘之置于庭者，四木柱轩然也，上设镜，镜方柜，柜面明镜，上覆以布草，后似有穴，障以物，少顷去障，手探柜中，又有一镜走去，已而以镜来示之，奄然有我在其中，镜面水汪汪欲滴，而柜面之镜因自在也”⁽¹⁸⁾。显然这是当时非常新奇的照相机。

面对这些前所未见、很多是闻所未闻的新器物，金绮秀的态度如何呢？《日东纪游》中极少见到艳羡、钦慕这些新器物的文字，相反，在日方建议朝鲜学习电灯之术的时候，金绮秀的态度却是“余以俗自饶油，人亦无才，不欲为此术外之术，以骇人为辞”⁽¹⁹⁾。在日方表示希望朝鲜使团多观察、多学习的时候，金绮秀辞以“鄙人亦自山里措大，见闻不广，才识蔑如，虽手把器物，终日摩挲，实不知何者利而何者钝也，一行随员，亦皆谨拙自持”⁽²⁰⁾。既无学习的欲望，亦自称没有学习的能力。

三　金绮秀所见之新制度

出使之前，金绮秀似乎对日本的制度变革一无所知，也没有人提醒他注意这方面的事情。虽然在到达日本之初，他注意到客馆的服务人员非常整饬，“徒隶供奉，各有所司，供洒扫，供养花，供养鱼，皆有节”，以及“凡供食，惟正使少有加焉，其余一例，别无等差，大抵洁精而已，不侈大夸张”⁽²¹⁾的新风气，但也只是照例记录而已，并未特加注意。金绮秀也看到日本人规矩之严密，执行之彻底，所谓“凡有动作，必明示条约，可禁可讳，纤悉清单无一漏失，盖其精细有余，所以一沙一石之运，一米一钱之费，伙计密密，揭示旁午，有精极而凿，细极而碎，而上下一规，无少错误，亦多可取也”⁽²²⁾。不过这也只是就社会日常着眼，还算不上对政治制度的观察。

在近代东亚各国交涉史上，衣服和礼仪向来最容易引起话题。金绮秀首先注意到的新制度，就是这两个方面。这当然是因为朝鲜方面由于对日交涉的关系，而对此事先已有所知。其时日本朝廷已通行脱帽之礼，但朝鲜仍是稽首作揖，所以金绮秀“每见彼之公卿，吾且稽首至带，举袂再揖，未之或少示慢容，彼则脱帽稽首而已”。不过谨慎的使臣并未感觉冒犯，他很清楚这“是其之礼也，下之所以施上，上亦以之施于下，故见行路遇人，一手帽不住之脱”⁽²³⁾。陪同使臣的日人似乎都认为朝鲜人一定会对日本的新式服制感兴趣，谈话往往由此开端。金绮秀虽然屡次声称“鄙国素规，非先王之言则不言，非先王之服则不服，一副传守且五百年”⁽²⁴⁾，但也颇能理解日人从时之义，礼仪上的差异并未如此前许多使行一样引发争论乃至冲突。

金绮秀在日本时，许多政府要员邀请他前去观光，他的态度并不积极。元老院亦曾有邀请，金绮秀因为不知道元老院“是何等事务之官”，打算托病不去，这时与陪同他的日本官员有一段对话：

古泽曰：“元老院不可不赴也，元老院议长即我皇上至亲，二品亲王也。亲王欲见公而邀之，公何可以不赴也？幸更思之。”余不觉勃然变色曰：“亲王何亲焉？修信使虽不大之人，即他国奉命使臣也，苟欲见之，则无难招之，揆以体礼，宁有是也。余虽疲然，至于此事，断不可以奉承矣。”古泽曰：“不然，是我言之无伦也，非以亲王之尊体，欲见阁下便即招邀之谓也。元老院即我朝廷大小事会议之所也，议长即是亲王也，今两国复修旧好，则鄙国之规模设寘，不可不使贵国知之也，所以不于其家，而奉邀于元老院也，先生何过虑之为也。”闻其言似是。⁽²⁵⁾

日方希望修信使能够了解日本的新体制，殷勤劝谕他务必到元老院一看，并且特别声明不是因为元老院议长身份之尊，金绮秀这才欣然从命。他所见到的元老院议事堂“穹然平直，直设长卓，两边设椅子百十数，大议事时，其皇帝亲临，议官列坐处云”。而在元老院议事之时，“虽闲散朝士暨平民，亦皆入坐而听之云，盖龟从筮从百官庶民从之义也。……又有一所，是无论某人，苟有欲言之事可以利于国者，直入稳议于此，以为上达或密达之地也，盖其规度泛滥，不可概以礼法论，而广远阔大，有非衰下气象，皆其之今皇帝所经纪云”⁽²⁶⁾。其时日本国会尚未成立，元老院仅具雏形，但金绮秀面对这一新制度，首先想到的是“龟从筮从百官庶民从”的先王之法，认为这样的设置“广远阔大，有非衰下气象”，评价相当之高。

令金绮秀印象深刻的，还是日本君臣上下竞言富强的风气。他说，日本“君臣上下，惟一征利，假如造舟放之水，造车推之道，惟人领取，无所吝惜，以若所费，较若所为，瞥然看之，一往无谓，甚似迂阔，而领舟领车自有其人，其贾几何，其利自在，其利几何，其税自在，所以其费万钱，其利万倍，一副成俗，人不为怪”⁽²⁷⁾。这样的比喻非常贴切，道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政策之有效。例如“舟车之官造者，亦无官舟、官车之名，今日造之，明日用之，亦必赁贳于领舟车之人，而贳亦太重，千钱万钱，不复顾惜，此其劝民为利之意，而利于民，自利于国，而况其年终之税，利又万倍者耶”⁽²⁸⁾。所以整个社会的关注重点在于富强，而传统所谓经史之学衰落得非常厉害。“自通西人，专尚富强之术，经传文字，弁髦而庋阁之，若通经攻文之业，著有禁令，今八九年，如安井衡之学门，重野安绎、川田毅之文章，皆其旧日讲习，若过数十年，遗老且尽，所谓学问典型且不可复见云。”⁽²⁹⁾就连神堂、佛寺也在此风气下日渐式微。“自通西人以来，神堂鞠为茂草，僧徒颠连沟壑，则遑遑焉富强之术，实无暇念及于此，而亦以此皆虚文，无益于实事云。则其俗旧尚先神而后佛，先佛而后儒者，神佛如此，儒复何论。”⁽³⁰⁾以至于妇人孺子“若问孔孟何人，便瞠乎呵尔，不复知为何说也”⁽³¹⁾。

但金绮秀最关注的，是日本极高的行政效率，这与朝鲜政治中习见的推诿、低效形成鲜明对比。森山茂对他说：“每与贵国商办，支离拖延，无一下即决之事，我国则不然，苟利于国，则上下一心，断然行之，无所持难也。……而若或如前迟捱，则令人沓沓，居间之人，宁不难哉。”金绮秀回答说：“我国规模元自如此，非如贵国之有专权大臣，大臣不得断行，况小官乎？所以小达于大，下禀于上，不得不有许多迟捱也。”虽然金绮秀也为本国转圜说“小心谨慎，不纵不恣，自是我国一副素规”⁽³²⁾，但其实他对于日本上下令行禁止之风气感到羡慕：“虽其无事之时，下官之事上官，一阶级之间而尊卑截然，两相列椅，殆若抗礼，一有供给，磬折趋走，无异厮役之奉长官”⁽³³⁾，就连身为下级小吏的馆伴也极为畏法自守，“有所赠给于馆伴诸员，一墨一纸之小，必禀覆于外务省，而后始乃领去，及还至釜山，又有所赠给，则以为来时未及受指挥，不敢擅受为辞，留置草梁馆所，后经告知而受之云”⁽³⁴⁾。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日本大臣有权，不像朝鲜必须事事归于朝廷：

有专权大臣、专权公使之名，一受其君命，苟有利于国者，专之可也，凡其管下之生杀黜陟，凡其干事之便否迟疾，皆可以专之，所以谓之专权，非专擅跋扈，如古之鲁三家、晋三军之为也。⁽³⁵⁾

金绮秀特别解释，专权并不是专擅，显然是因为在中华文化的政治词汇里，“权臣”基本上是个负面的指称，而大权统于朝廷又是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

朝鲜臣僚疏于外交，在对日交涉中左支右绌，也在金绮秀与日人的对答中表露无遗。宫本小一计划半年后访朝，与金绮秀商讨访问细节，金绮秀毫无准备，又无授权，只得虚与委蛇一番。他预先抱歉说：“至于接待之节，必多生涩，万万不及贵国待我之亲切无间也，此亦国俗然也，老成练达之人羞见生客，日用带行之事动辄龃龉，是我国之大病痛处”，并且承认：

至于凡干公事之延拖时月，亦我国之例也，自古以来，无专权之臣，虽微细之事，必也有事之官自下达上，转转至于上官知之，然后始乃告于政府，政府诸大臣，亦这这通议，然后始乃上闻，自上亦不即决，必还下，使诸臣条条辨议，然后始乃下旨而可否之，此所以延拖时月之故也。⁽³⁶⁾

身为朝鲜使臣，金绮秀自然不便在出使行纪中公然批评本国的行政体制，但两相对比之下，金绮秀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四　结语：器物与制度，何者为先？

在江户，日方曾邀请金绮秀去观赏博物院。金绮秀所见到的博物院所藏极为丰富，“殷彝周敦，秦砖汉瓦，樽罍鼎俎，金石笙镛，以至陆之百禽百兽，水之百介百鳞”无所不有，可以生而致之的圈养起来，不能生致的做成标本，几于无物不备。可是忽然，“至一处，退色破弊之旗纛，藁绳为衣之瓶罌，马鬣之巾，兽皮之屦，红染布襞叠之裙，青色䌷丝缕之襦，烂然堆陈，皆我国物也”⁽³⁷⁾，这一堆破烂、原始的展品，在光芒四射的其他藏品的映衬之下不免带些“野蛮”的意味，虽然金绮秀不见得接受这样的概念，然而他当然也不免“见之寒心”，感觉国家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

这种感觉几乎贯穿了金绮秀整个出使的过程。可是如本文所述，他大感羡慕、观感颇佳的是日本所采用的新制度，而对花样繁多的各种新器物反而兴趣不高，甚至有相当负面的评价。

金绮秀对日本维新事业的观察和记录一定可以让他的读者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日本降临。他对日本人物的印象是“人物，一见可爱，日所见千人万人，非其人人俊俏，大抵极凶极丑之人绝不可见”⁽³⁸⁾；说他们“每见人，未言先笑，一言倾情，今日之见，昨日之好也，而且重然诺而信行止，一路践约，还有似于硁硁，就其中端严罕言语之人，虽终日塑坐，而一副面皮笑容已可掬”⁽³⁹⁾；说在街面上“无论男女贵贱，日日所见，不知几万万人，而始终不见一个残疾之人，一个寒乞之人”；说和他一同出使的李容肃曾赴北京十余次，阅人无数，所见中国人中“跛者、眇者、侏儒者”竟然达到十分之一的比例，乞丐比比皆是，而日本却“万万无一残疾行乞者”⁽⁴⁰⁾。至于市容之壮丽，市面之清洁，更不在话下：“其人恒言清国不可入，入其道路多粪秽云。以我年使之所见，皆以为满城隐沟，无溪壑之污，而牛马之过，必荷畚锸而随之，所以道路之干净无比云，而今闻此人之言，则其尤洁于北京人可知。”⁽⁴¹⁾而之所以可以有这样的建树，亦源于政府的“体制创新”：“游食之民，一切置辟，而一扫除以上皆有廩给，故无一流丐之人云。”⁽⁴²⁾

专注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学者，经常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重视器物到重视制度的过程，或者说经历了由“器”到“道”的转变。这种论断是否符合事实姑且不论，至少从金绮秀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观察中，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相比于新兴的技术，他更关心新的制度，同时也倾向于认为，新制度而非新器物更值得落后的朝鲜借鉴、学习。

《日东记游》附了一篇《行中闻见别单》，是金绮秀总结此行见闻、报告给朝鲜国王的呈单，可视作《日东记游》的提要。这篇《别单》在朝鲜颇有影响，可是将它与《日东记游》中所记录的全部内容对比，就会发现金绮秀在上呈国王的正式报告中只提到了部分见闻，这种差别殊堪寻味。

《行中闻见别单》共十三条，各条内容可以归纳如（一）往返程途；（二）山海风光；（三）人物；（四）气候、街市；（五）江户城郭；（六）宫室、房舍；（七）天皇；（八）官职尊卑；（九）政令；（十）俗尚功利；（十一）都会；（十二）练兵；（十三）富强之术，绝大部分属于世俗风情之类，仅有第八条提及政治制度方面，说：

政令专主乎信，寻丈之木，可赏则赏，其所谓学校教人之法，士大夫子弟以及民之俊秀，自七八岁教之学书习字，初教日本字，次教汉字，至十六岁，不复使之读经传，大而天文地理句股之学，小而农器、军器、图形之说，眼阅手调，未之暂掇，以至女子，亦有学校，大之天地兵农，小之诗文书画，皆专一艺，天下各国之人，皆以领事官来留，亦必馆谷而师其术，厚其礼而卑其辞，要以尽其技而利其器，亦自遣人各国，以尽学未尽学之术，处处造火轮船、火轮车，教人远贩贾，要以尽其力而利其货，君臣上下，孜孜为利，以富国强兵为急先务，盖其政令似出于卫鞅遗法。⁽⁴³⁾

仅仅一句“政令专主乎信”，轻描淡写地抹去了明治维新在政治体制上的巨大成就，无论是臣民议事之所的元老院，还是赋权于大臣以便宜行事的行政系统，抑或“凡事必先定约条”的制度规范，都不见一字提及，而《别单》所下的评价——“其政令似出于卫鞅遗法”，则把日本暗比为二世而亡的强秦，甚至后文干脆直谓“外样观之，莫富莫强，如右所陈诸条，而阴察其势，亦不可谓长久之术”⁽⁴⁴⁾，其基调与《日东记游》正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简直南辕北辙。不仅如此，《行中闻见别单》提及器物者多，如新式大炮、房舍之制、火轮（蒸汽机）、博物院等等，提及新制度者则绝无仅有，亦与《日东记游》恰相反对。这其中颇能窥见后发国家初识现代化之时的尴尬处境，而至于何以会有这样的差异，恐怕只能于朝鲜国内的政治生态以及落后的政治制度对于新事物的选择性接受中求之了。

(1)金绮秀：《日东记游•商略》（以下但称篇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7页。

(2)《商略》，《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37－338页。

(3)《留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49页。

(4)《停泊》，《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45页。

(5)《玩赏》，《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52页。

(6)《问答》，《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66页。

(7)同上，第369－370页。

(8)《玩赏》，《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52页。

(9)《问答》，《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70页。

(10)《乘船》，《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43页。

(11)同上，第343页。

(12)《玩赏》，《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53页。

(13)《城郭》，《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79－380页。

(14)《玩赏》，《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55－356页。

(15)《玩赏》，《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56－357页。

(16)同上，第357页。

(17)《俗尚》，《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3页。

(18)《留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48－349页。

(19)《城郭》，《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0页。

(20)《问答》，《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70页。

(21)《留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48页。

(22)《俗尚》，《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3页。

(23)《行礼》，《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50页。

(24)《问答》，《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72页。

(25)《问答》，《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73－374页。

(26)《玩赏》，《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57页。

(27)《政法》，《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6页。

(28)同上。

(29)《学术》，《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91－392页。

(30)《俗尚》，《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2页。

(31)《俗尚》，《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2页。

(32)《问答》，《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71页。

(33)《政法》，《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7页。

(34)同上。

(35)同上。

(36)《问答》，《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75页。

(37)《玩赏》，《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54－355页。

(38)《人物》，《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0页。

(39)同上。

(40)同上。

(41)《俗尚》，《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4页。

(42)《政法》，《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386页。

(43)《行中闻见别单》，《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412－413页。

(44)《行中闻见别单》，《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