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之子　非吾子也——田稷母严辞训子

战国齐宣王时，任命田稷担任相国。过了一段时日以后，田稷贪婪的秉性便表现了出来。一天，田稷将收受下属官吏贿赂的黄金百镒交给母亲保管。母亲吃惊地问道：“你出任相国已经三年了，俸禄从来不曾这么多过。这哪里是你应得的俸禄呢？老实说，这些黄金是从哪里得来的？”田稷无奈，只得据实回答说：“都是属下们相送的。”

母亲听后，严肃地对他说：“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设官以待子，厚禄以奉子，言行则可以报君。夫为人臣而事其君，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也。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故遂而无患。今子反是，远忠矣。夫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也。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

见母亲责备自己不忠不孝，不肯再认自己这个儿子，田稷羞愧莫名。离开母亲后，他马上退还了赃款赃物，并主动向齐宣王认罪，请求处罚。

齐宣王获悉田稷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非常感动，当即大加赞赏，下令免除了田稷的罪责，让他继续担任相国，并给了田稷之母很多赏赐。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古往今来，无数官员都是因为贪欲太过强烈而最后身败名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齐国的相国田稷就是其中的一个。所幸他有一位见识高远的母亲。因为母亲的严词训斥，使他幡然悔悟，迷途知返。

母亲教育田稷清廉为官、拒腐防变的故事，早就是历代统治者反复使用的官场活教材。不仅刘向编纂的《古列女传》中收入了这个故事，历代文人墨客也一再援引这则故事说事。明人吕坤就曾经说过：“妇人性多贪鄙，见财之入也辄喜，每不问所从来。若田稷母之以修身洁行，不为苟得，非礼之财，不入于家，训化其子，不亦廉乎？妇人廉，夫与子虽贪，无所入矣。”

在吕坤看来，贪鄙是大多数女人的秉性，女人往往是见财眼开、见钱眼开，而不肯去问一下钱财从何而来。吕坤对女子的这一责备，看似有点道理，其实没有多少说服力。在许多男性身上，对于钱财的贪婪不仅丝毫不比女性差，而且比女性更强烈。许多贪官落马后，往往背后有一个共犯，这便是他的夫人。但是仔细追究，男的大多是主犯，女的大多是从犯。第一个逃不脱干系的，不是作为胁从的女子，而是作为主犯的男子。古人有一个通病，即总是让女子为男人充当替罪羊，“红颜祸水”的逻辑到处引用，说穿了就是那些做官掌权的男人们所玩弄的一个小伎俩而已。其实，贪鄙和清廉，并不以性别作为区分的标识。说“妇人性多贪鄙，见财之入也辄喜，每不问所从来”，显然在立论上就大有问题，太过偏颇。

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贪婪之心，人皆有之，关键在于如何把持。像田稷一样收受了别人钱财贿赂的官员比比皆是，老话说“强盗收心做好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何为官者失了足就不能改过自新呢？这里，身边人的影响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如果不是慈母的严词训斥，田稷一定会继续收受贿赂；如果老母见钱眼开，见财则喜，田稷说不准会更加疯狂地聚敛钱财。而慈母的严词训斥，从无边的欲壑中唤回了田稷，使其幡然悔悟，则有力地说明了这种影响力。

有道是：“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一个家徒四壁的穷人要做到抵制外来的诱惑相对容易，因为是不会有人给你送钱财的；而一个手握实权的大人物要抵制金钱的诱惑却异常艰难，因为人家会想方设法地和你套近乎，想方设法地勾起你本来隐藏得很深的欲望。面对着人家主动送上门来的耀眼夺目的真金白银(——如今已经变成了信用卡之类)，要像田稷的母亲一样有定力，先要问清楚缘由，确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没有清醒的头脑，不行；没有超人的定力，不行；没有恬淡的性情，同样不行。田稷的母亲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应当受到人们的赞扬。

中国的东南西北几乎到处都有佛教的寺庙，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轻松地欣赏佛教文化。“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中人。”我们不妨做一下逆向思维：对于那些连佛家的晨钟暮鼓、经声佛号都不能警醒、难以唤回的名利客们，家里人的几句劝说同样未必奏效。田稷当年受贿的数额不小，但若是与当今大贪们比较，则是小巫见大巫。因而，寄希望于靠大贪的老人、夫人、儿女规劝，就能解决贪腐问题，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依靠不断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贪腐问题的发生。

“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辩证地看待内因外因，或许比简单的说教更有效果。家中有个像田稷老母一样不为钱财遮障双目的老人，无论如何都是儿女们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