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减赋为第一紧要之事——清冯智懋妻谢氏的嘱托

冯智懋是长洲人，他的妻子谢氏是嘉兴人。冯智懋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到他这一代却家道中落，又遭遇了一次火灾，陡然间变成了穷人，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意想不到的变故，谢氏不惊恐，不退缩，不怨恨，细心照料家庭，勉励家人努力上进。

冯智懋和谢氏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他就是晚清时期的名士冯桂芬。不过，由于家境贫寒，谢氏并没有教育儿子一定要成名成家，而是不断教育他要学会知足。

冯桂芬自幼聪慧特异，读书一目数行。20岁时补为县学的生员。在儿子冯桂芬入学前夕，母亲谢氏高兴地对他说道：“咱家很久没有出过秀才了，你现在入学读书，是一件大好事。但愿生生世世为秀才，千万别去觊觎什么科第啊！”

道光十二年(1832年)，冯桂芬参加乡试，考取了举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冯桂芬参加庚子科礼部试、殿试，高中一甲二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这时，母亲谢氏教导他说：“人必有职，女红中馈，妇职也，易尽耳；汝当思尽其职。”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了防止儿子重蹈别人的覆辙，做官以后掉进钱眼里，忘记了做人。谢氏又训导冯桂芬说：“好官不过多得钱，然则商贾耳，何名官也？汝谨，当不至是，勉旃！”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清朝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重赋政策，对江南地区征收的税赋更为沉重。当时江南许多地方如苏州、嘉兴等地，皆为朝廷的重赋所困，谢氏的娘家便是因为官府的苛捐杂税而被逼得倾家荡产。如今见儿子做了官员，便一再对儿子说：“如果日后你做了言官，一定要将建议朝廷减轻百姓的税赋作为第一紧要之事(汝他日为言官，此第一事也)！”(《清史稿·列传第二百九十五》)

咸丰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如火如荼地出现在中国南方，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国也由此进入了长期的内乱当中。为了战争的需要，老百姓只得承受更加繁重的赋税，生活也因此而更加艰难。

同治初年，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清朝军队开始夺回主动权，江浙一带大致安定下来。这时，冯桂芬来到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手下，做了李鸿章的幕僚。面对饱受重赋之苦的江浙百姓，冯桂芬想起了母亲的叮咛，于是，尽自己所能，促成了减赋之议。“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减三之一；常州、镇江减十之一。”后经浙江巡抚左宗棠继续上折请求，嘉兴的赋税“亦得量减”。这时，冯桂芬的母亲谢氏已经去世。

从史书中可以看到，谢氏留给人们的，至少有两大精神遗产。一是教育儿子要学会满足，学会遏制自己不断增长的个人欲望。所谓“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关键就在于要养成一个好的心态。古往今来，许多有本事的人之所以活得太苦太累，就是因为欲求太多。“做了皇帝想成仙”，又怎么可能悠哉悠哉地享受人生呢？古代有个寓言故事，说是有两个人做客龙宫，受到龙王盛情款待，临走前龙王让他们随意挑选宝物带回家中。一个人顺手拿了一件便说够了，另一个人则拿了一件又一件，结果被宝物给压死了。不断增长的欲望就是置人于死命的恶魔。谢氏从一开始就以平常心教育儿子，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二是教育儿子要以百姓为重，以减轻百姓的税赋为第一要务。“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做官之人的职责就是要充分利用自己所占据的平台，为百姓做事做好事做实事。而谢氏念念在兹的，就是江南百姓的税赋过重问题。因为自己的娘家就是在重赋的高压下破败的，有着切肤之痛的谢氏对之感受最深，故而在自己的儿子有望成为朝廷的官员时，便想让儿子届时利用自己的平台，向朝廷反映百姓的这一诉求，并且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第一紧要之事来做。冯桂芬没有辜负母亲的重托，在他做了权臣李鸿章的幕僚以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江南一带百姓的税赋有所减轻。其时谢氏虽已作古，但其在天之灵一定会因之而无限欣慰。

做母亲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但教育儿子的方法却大相径庭，千差万别。谢氏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儿子尚是一个生员时，便教育他一定要学会满足，力戒其避免“人心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的通病；在儿子有望成为朝廷官员时，又教育他一定要以百姓为重，时刻关心百姓的疾苦，把为百姓呼吁，减轻百姓的税赋作为为官的第一要务。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度，样样都是这个社会所不可或缺而又极为罕见的。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而且是最能对子女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老师。但是，要做好子女的第一位老师，把子女引到正道上，不仅需要品行、才能，而且需要见识、学问，哪一样都不是轻松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