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不单靠面包活着 作者:(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冯增义,徐振亚 译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鄂木斯克 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看来,我现在终于能和你比较详细和确切地谈谈情况了。不过在我开始写情况之前,我先问你: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你没有给我写过片言只语?我怎么能料想到这种情况?不知你是否相信,我处在荒凉孤寂、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曾多次完全绝望,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于是便彻夜不眠,考虑你的孩子们的处境,我诅咒我的命运,因为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有时,当我得知你大概还活着,我怒火满腔(不过这种情况发生在不正常的时刻,我常有这样的时刻),狠狠地埋怨你。但后来便平静下来了:我原谅了你,竭力为你辩解,满足于最完美的理由,而且从来也没有失去对你的信任:我知道,你爱着我,那就请你带着美好的感情回忆起我吧。我曾通过司令部给你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一定会寄到你手里的。我等你的回音,但没有等到。莫非不准你写信吗?在这里写信是允许的,政治犯每年都能收到几封信。杜罗夫曾收到过好几封信,而且多次为了写信而向上级提出要求并获得了允许。我似乎猜到了你沉默的真正原因。你由于呆板,没有向警方提出要求,或者就是去过的话,那也是一听到否定的答复就不再努力争取了,也许,这种回答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作出的。你这样就给了我许多出于自私的苦恼:瞧,我想,他连通信的事都不能解决,还能替我张罗更重要的事吗!请尽快写信,给我回音,首先写一封通过官方途径的信,而不要老等着什么机会。写得详细些,多写一些。我现在孤苦伶仃,和你们大家分开了,很想再连结起来,但无能为力。不在场的人总是错[1]难道我们之间应该发生这种情况吗?不过请放心,我相信你。

我出狱已有一星期了。这封信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寄给你的。因此,关于这封信对谁都不能走漏风声。不过我还要通过西伯利亚军团司令部发一封正式的信给你。对通过官方途径寄发的信你要尽快答复,而对这一封信,有便就请给一个回音。不过在通过官方途径寄发的回信中你必须写得十分详细,谈谈你四年来的主要经历。至于我自己的情况,那么我将乐意给你寄上几大本,但由于连写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我只得写些最主要的情况。

什么是最主要的呢?近年来,对于我来说,什么是真正主要的呢?只要想到这个问题,我给你的这封信就根本写不完。你瞧,怎么能把我的思想、理解、所经受的一切、我形成的信念以及近年来我的思考都告诉你呢!我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样的工作是根本完不成的。我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愿意半途而废,而随便说说又毫无意义。不过主要报告已摆在你面前。你可以读一读并由你选择你所感兴趣的东西。这是我该做的,因此现在我来回忆。

你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分别的吗,我最亲爱的朋友?你刚离开,我们三个人,杜罗夫、亚斯特列任布斯基[2]和我,被带去上了镣铐。十二点整,恰好是圣诞节那天,我第一次戴上了镣铐。它有十俄磅[3]重,叫你行走非常不便。然后我们被押上敞篷雪橇,每人一辆,由一名宪兵押送。我们乘了四辆雪橇,信使走在最前面,就这样从圣彼得堡出发了。我的心头很沉重,而且由于思绪万千而感到惘然若失。内心似乎慌乱不安,因此有一种沉闷的忧郁感。但清新的空气使我振作,加上通常在生活中迈出新的一步之前总会感到有一种活力和朝气,因而实际上我很平静,在穿过节日灯光照耀下的房子,特别是向每所房子告别的时候,我对圣彼得堡的观察十分仔细。我们经过了你的住宅,克拉耶夫斯基家里灯火通明。你曾告诉我他家里举行圣诞晚会,孩子们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4]到他家里去了,就在这所房子旁边,我感到异常痛苦。我似乎和孩子们永别了。我很怜惜他们,几年以后,一想起他们还往往几欲落泪。我们走的路线是雅罗斯拉夫大道,经过三四个驿站之后,便在天色朦胧的黎明时分,在什利谢尔堡的旅店中歇下来。我们拼命喝茶,好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喝过似的。我们经过八个月的铁窗生涯,在冬季走了六十俄里的路程便饿得发慌,回想起来都感到好笑。我心情愉快,杜罗夫唠叨个没完,亚斯特列任布斯基对未来感到异常恐惧。我们几个人都仔细观察和试探我们的信使。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出色的老人,他心地善良,对我们爱护备至,他见过世面,到过欧洲,送过外交公文。一路上他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他叫库兹马·普罗科菲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他还让我们换乘带篷雪橇,这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天气冷得可怕。那一天充满了节日气氛,马车夫穿着镶有红色宽腰带的灰色德国呢子上衣坐在我们的雪橇上,乡间小道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冬日。我们走的是荒野,沿着圣彼得堡、诺夫戈罗德、雅罗斯拉夫等大道行进。经过的是人烟稀少、不太重要的城镇。但我们是在节日上路的,因此到处都供给饮食。我们冻得够呛。虽然我们穿得不少,可是如果坐上十来个小时,不能从雪橇上下来,一口气跑五六个驿站是难以忍受的。我感到钻心的寒冷,直到后来在暖和的房间里才勉强恢复过来。不过,很奇怪,在路上我完全康复了。在彼尔姆省,有一天晚上我们经受了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我劝你别作这样的尝试。实在不好受。越过乌拉尔是伤心的时刻。马和带篷马车陷在雪堆里。风雪迷漫。我们下了马车,这是在一个夜晚,我们站着等候马车从雪堆里拉出来。周围冰天雪地,下着暴风雪,这里是欧洲的边界,前面是西伯利亚和神秘莫测的命运,后面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感到悲伤,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一路上整村整村的居民跑出来看我们,尽管我们是戴着镣铐的犯人,在驿站上对我们收取的费用十分昂贵。唯有库兹马·普罗科菲耶维奇几乎用自己的钱承担了我们一半的费用,他硬要这样做,因此我们每人在路上的花费只有十五个银卢布。一月十一日,我们到达托博尔斯克,长官验收和搜查之后(把我们的钱都搜走了),我、杜罗夫和亚斯特列任布斯基被关入了特别牢房,别的人,斯佩什涅夫[5]和其他比我们早到的犯人被关在别的地方,我们彼此一直没有见面。我很想详细谈谈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待了六天的情况和给我留下的印象。但这儿不便谈。我只想指出:同情、热情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幸福极了。旧时代的流放犯[6](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妻子)像对亲人一样关心我们。多么美好的心灵,经受了二十五年的痛苦和自我牺牲的考验!我们见到她们只有短暂的片刻,因为对我们看管很严。但她们给我们送来了食物和衣服,安慰并鼓励我们。我来的时候是轻装,甚至没有带自己的衣服,我后悔莫及……她们给我送来了衣服。最后我们终于离开了,三天之后到达了鄂木斯克。还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我打听了我们未来的顶头上司的情况。司令官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但是少校克里夫佐夫却是一个少有的骗子、酒鬼,卑鄙而又蛮不讲理,喜欢寻事,简直想象不出有多坏。一开始他就搜查了我和杜罗夫两人,因为我们的案子而痛骂我们混蛋,并扬言只要我们稍有疏失,便要对我们实行体罚。他当少校已有两年,干了许多极不公道的事。两年之后他受到法庭审判。上帝把我从他手里解救了出来。他闯进来的时候总是醉醺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清醒的时候),对没有喝过酒的犯人吹毛求疵,并一口咬定对方烂醉如泥而加以鞭挞。有时在晚上查看牢房,因为犯人不是向右面侧着身子睡觉,因为犯人夜里叫喊或说梦话,因为他那醉后的头脑所能想出的一切罪名而惩罚犯人。正是和这样一个人必须相安无事地生活,也就是这个人每月向圣彼得堡写出有关我们的报告和鉴定。还在托博尔斯克我就和苦役犯有接触,而在这里,在鄂木斯克便要留下与他们一起生活四年。这是一些性情粗暴、容易动火的凶狠的人。他们对贵族的仇恨是没有限度的,他们对我们这些贵族相见如仇,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听凭他们处理,那就会把我们吃掉。而且你想想,在几年之内起居饮食都和他们在一起,甚至在受到不可胜数的侮辱而无法上告的情况下,能得到多少保护呢。“你们贵族都是铁啄,把我们啄死了。过去是老爷,折磨老百姓,现在可一文不值,和我们一样”,这就是四年来不断嘲弄我们的一个话题。一百五十个敌人要迫害别人是不会感到疲劳的,这使他们感到有趣,这是他们的娱乐和工作。如果有什么能解脱痛苦的话,那就是置之不理,道德上的优越感(对此他们不能不理解和尊重)和不屈服于他们的意志。他们永远感到我们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我们的罪行一无所知。我们自己也不讲这些,因而彼此互不了解,结果我们只得承受他们对贵族阶级的一切报复行为和虐待,这是他们生活和生存的依托。我们的生活很不好。军事苦役要比民事苦役更为严厉。整整四年我一直生活在牢房里,在高墙后面,只有做工的时候才出去。工作是很繁重的,当然并非永远如此,我也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无论是在潮湿、泥泞的阴雨天,还是在严寒刺骨的冬日。有一次临时出工,天气冷得连水银都冻住了,可能有零下四十度,我干了四小时。我冻伤了双脚。我们住在一个牢房里,大家都在一起,拥挤不堪。你不妨想象一下,这是一所陈旧的、破破烂烂的木头房子,它早就应该拆除,而且也无法使用了。夏天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冬天则寒冷难熬,地板都烂了。地板脏得蒙上了厚厚一层污泥,能使人滑倒。狭小的窗上结满了白霜,因而白天也几乎不能看书。玻璃上结了一层薄冰。从天花板上滴水——八面透风。我们像是罐头里的青鱼。用六块木柴生一只炉子,没有热气(在房间里冰都不容易化开),而煤烟却使人受不了——整整一个冬天便是这样。在牢房里犯人还洗衣服,于是小小的牢房洒得满地是水。连身子都转不开。从傍晚到黎明,出去解手是被禁止的,因为牢房要上锁,在过道上放一只木桶,臭气熏天。所有的苦役犯像猪一样发出一股臭味,而且还说,不能不脏,据说因为是“活人”。我们睡在光光的铺板上,上面只有枕头。盖的是短皮袄,整夜双脚都露在外面。整夜冻得发抖。跳蚤、虱子和蟑螂多得可以用斗来装。冬天我们穿的是短皮袄,通常质量低劣,几乎没有热气,脚上穿的是小腿裸露在外的靴子——就这样让你在冰天雪地里行走。给我们吃的是面包和汤,按规定每人的汤里该放四分之一俄磅的牛肉,可是牛肉是切了放下去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吃到过。过节的时候,粥里几乎完全不放油。在斋期是清水白菜,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我得了很重的胃病,病倒过几次。你想想,如果没有钱怎能生活下去。如果没有钱,我肯定会死去,而且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犯人能熬过这样的生活。不过谁都做一点工,卖一些东西,手头有几个钱。我喝茶,有时自己花钱买一块牛肉吃,这就救了我。烟也不能不抽,因为太闷,会憋死人。这一切都是偷偷地干的。我常常生病住院。我因为神经功能失调,有时癫痫病发作,不过次数不多。我的两条腿还有关节炎。除此之外,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在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里面,还要加上一件:几乎弄不到书。即便弄到,也只能偷偷地读。周围是没完没了的敌视和争吵、谩骂、叫嚷、大吵大闹,总处在监视之下,从来不能独处,四年来一直如此——如果讲过去不好的话,那确实是可以原谅的。此外,总是动辄得咎,戴着镣铐,精神完全被压抑着,这就是我的生活情况。至于在这四年里我的灵魂、我的信仰、我的思想和内心有什么变化,我就不对你说了。说来话长。可是我赖以逃避痛苦现实的不断的自我思索结出了果实。我现在有许多过去从未想到的要求和希望。不过这一切还都是一个谜,因而就不谈了吧。要紧的是一件事:不要忘记我,要帮助我。我需要书和钱,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寄来吧!

鄂木斯克是个讨厌的小城镇。几乎没有树木。夏天闷热并有风沙,冬天刮暴风雪。我看不到大自然的景色。小城很脏,军人多,非常腐败。我指的是平民。如果我在这儿碰不上什么人的话,那我就彻底完蛋了。康·伊·伊[7]待我情同手足。他为我尽了自己的力量。我借了他的钱。要是他到圣彼得堡,你要谢谢他。他借给我二十五个银卢布。他一片诚意,时刻准备满足我的任何要求,像对亲兄弟那样对我关怀备至,我能用什么来报答他呢。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哥哥,在世界上有许多品格高尚的人。

我已经说过,你的沉默有时使我苦恼。谢谢你寄来的钱。收到第一封信后(哪怕是通过官方途径寄的那封信,因为我还不知道能否给你传递消息),收到第一封信后就请详细回信,谈谈你的全部情况,有关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孩子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和朋友、莫斯科的亲戚,谁还健在,谁已去世,你的生意等情况;讲讲你现有多少资本做生意,是否有利可图,你是否有了一点资财,你到底能否在金钱上帮助我,每年能给我寄多少。但在通过官方途径寄发的信中请别寄钱,除非我找不到别的地址给你。暂时你以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8]的名义(懂吗?)转寄好了。现在我还有钱,可是没有书。如果可能,给我寄一些今年的杂志来,哪怕是《祖国纪事》也好。但最需要的是:我需要(非常需要)古代的(法译本)和当代的历史学家[9]的著作、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教会神父的著作。挑选便宜的、开本小的版本。尽快寄来。我被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几乎到吉尔吉斯草原了。地址我以后寄给你。不管怎样,可以寄:塞米巴拉金斯克,西伯利亚边防军,第七营列兵。这是官方的通讯处。信就按这个地址寄。但要寄书的话我再给你别的地址。暂时你以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名义发信。你要记住,我最需要的第一本书是德语词典。

我不知道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对此我毫不在乎。可是有一点是不能漠不关心的:为我想想办法,请求人家提供帮助。是否能在一两年之后把我调到高加索去,——毕竟是俄罗斯啊!这是我热烈的希望,看在基督分上去请求吧!哥哥,不要忘记我!你瞧,我给你写信并支配你的一切,甚至你的财产。而且我对你没有丧失信心。你是我的哥哥并爱我。我需要一些钱。我要生活下去,哥哥。这几年不会白白过去的。我需要钱和书。在我身上的花费不会没有补偿。如果你资助了我,你不会使自己的孩子一无所有的。只要我活着,我会加倍地偿还给他们。况且允许我在六年之后发表作品,可能还会提前呢。也可能发生许多变化,现在我不会写出胡诌的东西了。你会听到我的名字的。

哥哥,我们很快就会见面。我对此像二二得四那样深信不疑。我心中很亮堂。我的未来和我要做的一切好像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只有一种担心:人和专横。遇上一个对人刻薄的长官(这样的人是有的),吹毛求疵,置人于死地或以军务戕害下属,而我又如此衰弱,当然经受不了当兵的全部苦难。“那里的人都很单纯,”鼓励我的人这样说。可是与复杂的人比起来,我却更怕单纯的人。不过人终究是人。在狱中四年,我终于在强盗中间看到了人。你信吗?存在着深沉的、坚强的、美好的人,在粗糙的外壳下面挖掘金子是多么愉快。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个人。有一些人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另一些人实在非常之好。我教一个年轻的契尔克斯人[10]俄语和识字(他是因为抢劫而入狱的)。他对我多么感激啊!另一个犯人在和我分别时哭了。我曾给过他钱,并不多,可是他却因此感激不尽。不过我的脾气变坏了;我对他们很任性、急躁。他们照顾我的情绪,默默地忍受了一切。顺便说说[11],我在狱中得到了多少民间的典型和人物啊!我和他们一起住惯了,因而,我觉得,对他们很了解。有多少流浪汉和强盗的故事以及一般平民不幸生活的故事啊,足够写出几大本书。多么好的人民!总之我的时间没有白过。如果我对俄罗斯还不够了解,至少我很好地了解了俄罗斯人民,而且了解得如此充分,能达到这样深度的人大概是不多的。这是我小小的自尊心!我希望是可以原谅的。

哥哥!来信一定要写出你生活中的全部主要情况。如你所知,不论通过官方还是非官方途径,请把信寄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你要写出我们圣彼得堡全部熟人的情况,关于文学(尽可能详细一些)和莫斯科的亲戚的情况。弟弟科里亚怎样了?妹妹沙申卡怎样了(这是主要的)?姨夫[12]还活着吗?弟弟安德烈怎样了?有机会我将通过妹妹薇拉奇卡给姨妈写信。这封信要保密。看在上帝分上,我的这封信不得外传,甚至最好烧掉:别连累别人。不要忘记给我寄书,亲爱的朋友。主要是历史著作和经济学著作、《祖国纪事》、教会神父写的和有关教会历史的著作。你可在不同的时间内发出,但请尽快寄来。我像支配自己的钱袋那样支配你的钱袋,因为我不清楚你手头有多少钱。你要确切地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以便我有所了解。你要知道,哥哥,书籍——这是生命,我的粮食,我的未来!你不能不管我,请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去请求他们同意,你可否通过官方的途径寄书给我。可是要尽量谨慎。如果可以通过官方途径,那就寄来吧。如果不行,就由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的兄弟转交,寄到他的名下,他会转给我的。而且,康·伊本人就要到圣彼得堡去了,就在今年,他会告诉你全部情况。他的家多好!多好的妻子!这是一位年轻的妇女,十二月党人安年科夫[13]的女儿。多么美好的心灵啊,而且他们经受了多少磨难!

我尽可能想办法告诉你我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另一个地址。一星期以后我就要调到那里去了。我还有点儿不舒服,因此要稍事逗留。请把《古兰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寄来,如能通过非官方途径寄给我东西,那就一定给我寄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哲学史》。这都与我的前途有关!不过看在上帝分上,你尽量想办法请求把我调到高加索去,请向熟知内情的人打听,我是否可以发表作品以及如何就此提出申请。我要求两三年之后能发表作品。在这以前就请求你养活我吧。如果没有钱,当一个大兵会把我折磨死。这可不能忘记啊!是否有别的亲戚能帮我一点忙,哪怕是一次也好?如果有的话,那就将钱交给你,你转寄给我好了。不过我给薇拉奇卡和姨母的信中不想向她们提出要求。她们会猜到的,如果她有心帮助的话。

费利波夫[14]去塞瓦斯托波尔之前送给我二十五个银卢布。他把钱留在司令官纳博科夫那儿,因此当时我不知道。他以为我不会有钱。真是个好心人。我们这些流放犯过得还可以。托尔[15]的苦役期已经结束,他现在在托木斯克,生活挺不错。亚斯特列任布斯基在塔拉,快服满刑期了。斯佩什涅夫在伊尔库茨克省,获得了大家的爱戴和尊敬。这个人的命运出奇的好!不管他在哪里以什么身份出现,最天真、最不明事理的人马上就会崇拜他、尊敬他。彼得拉舍夫斯基[16]还像过去一样糊涂。蒙别利[17]和利沃夫[18]都健在,格里戈里耶夫[19],真可怜,完全疯了,躺在医院里。你那儿怎样?你见到过普列谢耶夫夫人[20]吗,她的儿子情况怎样?我从路过的犯人那儿听说,他现在在奥尔斯克要塞,还活着。戈洛温斯基[21]早已在高加索了。你的文学活动进行得如何,你在文学界的处境又怎样?你在写什么作品吗?现在克拉耶夫斯基怎样,你和他关系如何?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不喜欢,皮谢姆斯基[22]的作品我根本不读,德鲁日宁[23]令人作呕,叶夫根尼·图尔[24]使我赞叹不已。也很喜欢克列斯托夫斯基[25]

有许多事情我都想告诉你,但时间隔了这么久,我连写这封信都感到为难。不过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吻吻孩子们。他们还记得费佳叔叔吗?向所有的熟人问好,但这封信要严加保密。再见,再见,我亲爱的!你会听到我的消息,可能会看到我的。我们以后无疑会见面的!再见,仔细阅读我所写的一切。常给我来信(哪怕通过官方的途径)。无数次拥抱你和你的亲人。


又及:你拿到过我在要塞中写的《儿童故事》[26]吗?如果在你那儿,请别随便处理,也不要给任何人看。在一八五〇年写《双重人格》的切尔诺夫[27]是谁?


看来,明天我大概要去塞米巴拉金斯克了。康·伊在这里住到五月。我想,如果你想给我寄些东西,如书籍之类,你还是可以的,仍寄在原先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名下。

我可能会给你我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另一个地址(非官方的)。通过官方途径寄的信你一定要写,尽可能快些,经常些。看在上帝分上替我想想办法。能不能把我调到高加索或者让我离开西伯利亚到别的地方去。现在我将写作长篇小说和剧本,不过还要读非常大量的材料。你可别忘记我,再次向你道别。


[1] 原文为法文。

[2] 伊·利·亚斯特列任布斯基(1814—?),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积极成员之一。

[3] 1俄磅等于409.51克。

[4]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

[5] 尼·亚·斯佩什涅夫(1821—1882),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最主要、最激进的成员之一,被判处十年苦役。

[6] 指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

[7] 指康·伊·伊万诺夫,军事工程技术人员,一八四三至一八五四年在西伯利亚工作。

[8]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避开官方注意而取的一个假名。

[9] 指维科(1668—1774),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梯也里(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1797—1877),法国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等。以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信的末尾提出的名单。

[10] 此人是《死屋手记》中的阿列伊的原型。

[11] 原文为法文。

[12] 指亚·亚·库马宁,他是富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常有接济。

[13] 伊·亚·安年科夫(1802—1874),十二月党人,北社成员,被判处苦役二十年。一八五六年后回到俄罗斯。

[14] 巴·尼·费利波夫(1825—1855),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比较激进的一个成员。

[15] 费·古·托尔(1823—1867),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比较激进的成员。原为语文、历史教员。一八五五年出狱后写过一些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常备词典》。

[16] 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创立人。

[17] 尼·亚·蒙别利(1823—1902),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比较激进的成员,原是军官。

[18] 费·尼·利沃夫(1823—1885),军官,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

[19] 尼·彼·格里戈里耶夫(1822—1886),军官,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判处十五年苦役,在狱中开始精神失常。

[20] 阿·尼·普列谢耶夫的母亲。

[21] 瓦·安·戈洛温斯基(1829—?),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22] 阿·费·皮谢姆斯基(1820—1881),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1858)。

[23] 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作家,文学批评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其成名作为《波林卡·萨克斯》(1847)。

[24] 俄国女作家叶·瓦·萨利阿斯·德·杜尔涅米尔(1816—1892)的笔名。

[25] 俄国女作家娜·特·赫翁辛斯卡娅(1826—1889)的笔名。

[26] 指《小英雄》。

[27] 这里提到的短篇小说《双重人格》发表于《祖国纪事》一八五〇年第六十九卷,作者可能是亚历山大·切尔诺夫,他写的《双重人格》显然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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