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争回銮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三阶段，英法联军的进攻目标是清朝的首都北京。咸丰十年(1860)春，英法联军真的又来了。这次与上次不同，是做了充分入侵准备的。他们的战舰和运输船二百余艘，军队二万五千余人，陆续开到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六月十五日占据北塘，七月五日攻陷大沽口炮台，七月七日攻占天津。僧格林沁大军西撤，被迫退守通州一带，以保卫京师。而英法侵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如入无人之境，“夷众于天津进发，切伺帝乡，迢迢三百里，毫无阻碍，故无恐怖”。他们一路烧杀抢掠，追至通州城下。

但是，双方瞩目的八里桥之战，清军失利。八里桥在通州，距通州西门八里。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联军对八里桥展开进攻，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仗。清军指挥八里桥之战的，除僧格林沁外，尚有大学士瑞麟和副都统胜保。清军将士“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进如山倒，战一时许……”，清军伤亡甚多，但“无一退却者”。指挥官胜保亦受重伤，清军对英法联军造成重创。但终因武器落后，清军不支，英法联军攻下八里桥，进逼皇木厂，京师岌岌可危。

当晚，咸丰帝得知前方失利的消息，惊慌失措，匆匆忙忙，预备车驾，准备北逃。

咸丰十年(1860)八月七日，咸丰帝在北狩热河之前，急匆匆地发下一道上谕，撤掉了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职务，命恭亲王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在危难之际，咸丰帝还是相信自己的六弟奕䜣能够承担这个重任。

八月八日(9月22日)，咸丰帝率亲近大臣及后宫妃嫔仓皇上路，北撤热河去了。咸丰帝带着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焦佑瀛、杜翰等人，并其他随行者数百人，且带禁卫军二千人护卫，急切北走。这一天，咸丰帝只吃了二枚鸡蛋。第二天，也只吃了几碗小米粥。

八月九日，咸丰帝在赴热河的途中又发一上谕，任命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

留京的还有惟一的一位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

这样，在北京便形成了以奕䜣为首的，包括义道、桂良、周祖培、全庆和文祥等王大臣在内的北京集团的雏形。

而热河集团是咸丰帝北狩热河带走的部分王大臣，主要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

两个集团在咸丰帝回銮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咸丰帝于八月八日北狩，路上且走且停，走了八天，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在到达热河八天后，即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帝在奕䜣等的奏折上朱批道：“著候抚局已成，不致别生枝节，即加紧驰奏，以便回銮，慎之！密之！”热河行宫总不如京城舒适惬意，刚到热河不久他就想着回銮北京。

同一日，不谙战情、不识时务的前任户部右侍郎杜，忽发奇想，上一奏折，“吁恳皇上迅回鉴舆，以安人心而回众志”。他担心三点：一是担心“逆夷长驰直入”；二是担心“粤逆捻匪亦更乘机肆起”；三是担心热河“无多宿卫”。这道敦促回銮折，实是表忠心。但当时京城十分紧张，英法侵略军就在八月二十二日刚刚纵火焚烧完圆明园，而且奕䜣等也就在二十四日才被迫释放巴夏礼。因此，这个时候劝说咸丰帝回銮无异痴人说梦。但这道奏折也反映了在京官绅切盼咸丰帝回銮的心情。

九月六日，咸丰帝在廷寄中指示奕䜣与英法画押盖印，互换和约，并明确表示：“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这就是说，他是想趁冬天到来之前赶回京城。

九月十一日和九月十三日，奕䜣分别与英法互换和约，并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

九月十八日，咸丰帝在廷寄中说：“现据恭亲王等奏，英、佛(法国)两夷，已于十一、十二等日互换和约。一俟该夷兵退，不再反复，朕即可回銮。”口气仍未变，还是表示尽快回銮。

九月二十五日，奕䜣奏道，英军自二十六日陆续退回天津，月底全行出京，法兵也必跟踪撤退。在这一奏折之后，咸丰帝作一朱批，与以前表态迥然不同：“览奏已悉。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这一朱批的主题是对“亲递国书”一条极为不满。咸丰帝从来认为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谓“君权神授”。世界上只有中国是文明的中央之国，其他国家都是他的属国，是蛮夷之邦。夷酋面见御弟，已经不成体统，还想见朕本人，简直“肆行无忌”，胆大包天。咸丰帝自认为是君临天下，是不能以平等的礼节面见夷国使臣的。咸丰帝挨了打，还要充胖子。但担心是担心，他仍然表示要回銮。

既然咸丰帝一再表示回銮，九月二十九日，奕䜣、桂良、文祥和胜保联名上一奏折，请求咸丰帝预先定下回銮日期，以便早做准备。他们的理由是：一为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为各省拱极之区”。如早回銮，“不但京内人心一定，即天下人心(亦)为之一定”。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二为关外已到冬季，气候不适，有碍健康。“皇上以亿兆仰赖之身，岂宜久驻关塞”，这是身体健康的需要。以上说的都是实情，是留京王大臣的一番好意。但咸丰帝变成了好龙的叶公，真的要他回銮，他又犹豫不决了。他在此折上朱批道：“览奏具见悃忱，惟此时尚早。况胜保系带兵大员，抚局亦不应干涉。”

原来想尽早回京，现在请他回去，他又说“此时尚早”了，又批评了带兵的将军胜保不应过问夷务。咸丰帝担心的仍是两条，一是英法军队尚未撤净，二是亲递国书实难接受。

针对咸丰帝的心病，奕䜣等于十月一日又上一奏折，除申明两国军队上月末已全部撤退，只留军官数名外，主要是说明亲递国书应如何看待。奏折说：“亲递国书一层，据该夷称：系两国真心和好之据，非此不足以昭美意，若不呈递，难以复命。察其情词，似无诡谋。”

奕䜣借用洋人之口，阐明了亲递国书的意义。奕䜣是说，由驻在国的外交使节向该国君主亲自呈递国书，是真心和好的标志。不这样做便不能表达真诚美好的意愿。若不面交，也说明使节没有完成本国君主托付的使命，回去不好交代。关键是奕䜣的评语：“察其情词，似无诡谋。”说明奕䜣认为亲自接受国书一事是应该办的。这是清朝的高官显宦们第一次正面提出亲递国书一层是可行的，是应办的。奕䜣的看法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并且他又提出：“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一针见血，咸丰帝正是把其他国家都看成是他的属国，所以不愿意接见英法国家的使臣。

同一日，趁热打铁，奕䜣并没有因咸丰帝前天的朱批而退却，又联合留京王大臣上一奏折，恳请回銮，全文如下：

窃惟皇上举行秋狝，驻跸滦阳，原为集师之举，以期绥靖京师。查夷兵现俱撤尽，市肆渐安，腥膻已远，中外人心，切望及早回銮，以期镇定。窃思皇上巡幸之初，尚在秋间，今已时届冬令，塞外寒冷较甚，迥非京城气候可比，久居似非所宜。况臣等远隔天颜，五旬于此，依恋之忱，萦诸寤寐。伏思皇上为天下臣民之主，而京师乃四方拱极之区，恳请銮舆早日还宫，以定人心，非独臣等之欣幸，凡在率土臣民，无不为之欢抃也。

这次上奏的内容与上次的基本一致。但有两点不同，一为上奏者阵容不同。上次是四位王大臣，此次是恭王及留京全体王大臣，阵容及声势都大多了，显示这次上奏的分量之重。二为在这三天之内京师的英法侵略军已全部撤退，危险消除。撤兵自九月十七日开始，每日或千余名，或二三千名不等，其余定于二十六开始分日续撤，到月末即已全部撤完了。

但是，出人意料，咸丰帝竟发下一道上谕，明确表示暂不回銮了。上谕说：“谕内阁：本年天气渐届严寒，朕拟暂缓回銮，候明岁再降谕旨。”

与此同时，又发下了由热河集团代拟的一个廷寄，进一步说明暂不回签的理由。其理由是：

第一，担心“亲递国书”。“然退兵后，而各国夷酋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咸丰帝还不如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娇羞的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总算露面了。而我们的咸丰帝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第二，害怕“去而复返”。“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频数往来，于事体诸多不协。且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这说明热河集团对英法侵略军的了解要大大地落后于北京集团。

第三，认为“足资控制”。“且木兰巡幸，系循祖宗旧典，其地距京师尚不甚远，与在京无异，足资控制”。这纯粹是强词夺理了。你的逃跑怎能和祖宗的木兰巡幸相比，同时京师和热河也不是“无异”的。

这三条暂不回銮的理由均属勉强。但不难看出，热河集团的王公大臣们是坚决反对回銮的。这个廷寄末尾一句：“再，本年回銮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渎请。”表示决心已下，不准再来聒噪。

不料，奕䜣于十月二日又单衔上一奏折，针对上一廷寄的“去而复返”，说明“洋人现已退兵，不致再有反复”。内称：“现在夷酋已退，夷兵撤尽，人心尚未涣散，非始愿所能料及。为今之计，惟有仰恳圣驾回銮，俾臣得早抒依恋之忱。”并声称“该夷现既撤兵，似不致再虑反复”。但是，咸丰帝仍然不为所动，朱批道：“览奏已悉。不肯自蹈欺罔，究无确实把握。”

奕不完全相信奕䜣的话，认为英法侵略军随时有回来的可能。当然，他也没有怪罪奕䜣个人的再次上奏，因为毕竟是亲弟弟，同时在互换和约中也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咸丰帝在是否回銮的问题上颇费踌躇。他本有回銮之意，但又感前途险恶。同时，刚抵达热河时，生活诸多不便，但经过肃顺等一番经营，咸丰帝渐感环境适应了，就懒于回京了。吴相湘记道：“载垣等不之顾，且大兴土木修缮行宫，导帝射猎或娱情声色，肃顺亦建筑私寓作久居热河计。凡此均足以影响帝之回京意念者。”

李慈铭记道：“上未有返跸意，又闻车驾时出打围。”了解晚清政情的薛福成记道：“迨和议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请回銮。上将从之，为三奸所尼，屡下诏改行期。”三奸指载垣、端华、肃顺。由于他们三人的控制，使咸丰帝不愿回銮。吴相湘进一步记道：“载垣、肃顺、端华之辈进奉声色，原为固宠揽权之计也。帝既耽心于此，彼辈之谋就矣。适帝躬又时常违和，益少闻问国事，于是百政皆委诸三人手。”(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辑)

以上所记，都说明了由于载垣等三人在热河行在大兴土木，修缮行宫，导帝射猎并进奉声色，使咸丰帝如蜀之后主刘禅一样“乐不思蜀”了。

回銮之争实质是权力之争。热河集团反对回銮固然原因种种，但主要的一条是远离京师，便于对咸丰帝的控制。北京集团看破了热河集团的用心，因此坚决主张咸丰帝尽快回銮。传统的说法是咸丰帝是被所谓“三奸”操纵的毫无主见的傀儡。但笔者认为，咸丰帝直到临终一直握有实权。回銮与否固然同三人的影响有关，但最终的决策者仍然是咸丰帝本人。因此可以说，在是否回銮这点上，热河集团用种种方法影响了咸丰帝，而暂缓回銮的决定是咸丰帝自己做出的。在这场较量中，以奕䜣为首的北京集团力争咸丰帝回銮的苦心并未奏效，奕䜣很识趣，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

其实，回銮与否同咸丰帝奕和恭亲王奕䜣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