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桂系逐鹿中原20余年，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曾任李宗仁机要秘书的梁升俊认为：“所谓‘桂系’，不过是反对者加诸广西人的恶名，事实上‘桂系’根本不能成为一个政团，只是一群军人政客，由于历史、地域、习惯因袭而成的一个家长式部落式的组合，没有严密的组织，用人衡士，一委之主事者之喜怒，造成‘取舍决之爱憎，是非淆于唇吻’的可鄙的官僚作风。有团体的形式，无团体纪律，所以每一次大变化，大斗争，均屈居下风，寄人篱下，不能创出独立宏大的局面。……从政治方面看，‘桂系’没有明确伟大的政治理想、主张；以军事成就言，确为一个不易摧毁的军事集团。20年来李、白两氏纵横南北，睥睨当世，就靠这一笔本钱，此外什么也没有了。”[35]

笔者认为，新桂系集团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过程中出现的带有过渡性质的地方实力派集团，或者说是带有封建地域色彩的军阀势力集团。

作为新桂系军阀集团的副帅，白崇禧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从镇压广西的工农红军到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发动“皖南事变”，再到抗战胜利后挑起全面内战，白崇禧都扮演了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角色。白崇禧起自贫寒，发迹后为何具有那样强烈的反共意识？许多人都感到困惑和不解。例如张义纯就说：“白崇禧的家庭出身并不富裕，他的兄弟姐妹不少，他排行第五。少时家庭生活主要靠他的大哥白佐庭做点小生意来维持。他在桂林读书的时候，靠他的二姐(嫁到城里)帮助他。他当了大官，生活还是很朴素。有一次他对我说，北伐时他多次经过杭州，却未见过西湖，说明他不是一个游山玩水、贪图享乐的人。但他为什么那么强烈反共？我弄不清楚。也许因为他读过一点古书，受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对管仲襄助齐王称霸，尤时多称颂。加上蒋介石对他的拉拢，使他飞黄腾达，‘少年得志’，造成个人英雄主义更加狂妄，就自然和那与人民群众共呼吸的共产党，势不两立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36]

新桂系集团在广西军阀割据的背景下产生，其崛起的过程也就是统一广西的过程。统一广西后，桂系眼光向外，加入国民党集团，倾力参与北伐统一中国的进程，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桂系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地域性色彩，它不可能成为国民党的主流势力，占据国民党中心位置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注定只能成为国民党招牌下的杂牌势力，而且在国民党消灭北洋军阀势力之后，桂系本身很快成为国民党主流势力所要打击消灭的对象，这样的残酷现实当然不能为李宗仁、白崇禧所接受，但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蒋桂争雄，桂系处于明显的下风，很快被赶回广西老巢，随后桂系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结盟并推这位后起的军阀为盟主，桂系才勉强维持偏安割据一隅的局面。日寇的全面入侵，为新桂系走出广西、再度崛起提供了条件，在8年抗战中，桂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抗日战争初期，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分离出去的黄绍竑等人以其坚定的抗日立场而引人注目。

我们知道，国民党是一个老牌政党，内部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是一个软弱涣散的政党，这样的党一旦面临重大政治军事危机，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或者软弱无能。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国民党上层政客中要求与日寇妥协求和的越来越多，这些人包括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行政院代理院长孔祥熙，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CC领袖陈立夫，元老居正、王宠惠，谋士熊式辉，地方实力派头目阎锡山等一批重量级人物，在上下一片要求妥协求和的低压气氛中，只有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不掌握军事实权的冯玉祥、李济深等少数人始终保持坚定的抗日立场。

我们先看李宗仁的态度：根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937年11月20日，汪精卫、孔祥熙、居正、王宠惠、熊式辉等包围蒋介石，说军队既不能战，则应当与日寇妥协。蒋介石答复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对敌人作战，一为妥协投降。我既主战，而今言和，则我即走开。同时请汪等去找李宗仁、白崇禧商量。白崇禧未与汪精卫等见面，而李宗仁见面后断然对他们说：“军人惟知卫国，不胜则死耳！何和议为？”[37]李宗仁还警告他们：“不能说此话，如说定然亡国的。日本要亡中国，非对蒋先生的。”[38]

主张妥协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于1937年12月8日与白崇禧从武汉来到徐州，与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磋商战局，并谈及时局。事后，徐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李德邻主抗战到底，且亦不希望任何国际援助，气势不可一世，亦奇人也。”[39]当场遭到抢白的徐氏事后感到窝火，在日记中发牢骚说：“不可与言而言，失言。前日与李德邻所言，岂止失言，直取辱耳！”[40]

以上两则材料可以说明，李宗仁的抗日态度是坚定的。

白崇禧也是如此，正如冯玉祥所说的：“白先生对汪逆兆铭无耻的罕见是非常有仇的。”在汪精卫公开投敌后，白崇禧力主对汪加以通缉拿办，就足以说明他的态度。据冯玉祥日记记载，白崇禧的坚定抗日态度也引起中共领袖的注意。“毛泽东致白崇禧两句话：‘只为国，不为己。今日只有为己，才能为国。’这两句话，正针刺着白先生的真相。白先生亦觉悟。曾说：由于最近四次的蒙召见，谈话中知道只拥护是不行的。他曾对委员长说：如政府再长此拖延下去，国家将有三杀：主杀客，地方杀政府，退步的杀进步的。”[41]

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部(1938年1月改为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在其日记中甚至有如下的评论：“第八路军方面及共军主战，桂军首脑部主战，毫无隐饰。”[42]“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李德邻部的人次之，其余类多口是心非。”[43]

对于白崇禧、李宗仁等人的坚定抗日立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感到很恼怒，他们造谣说白崇禧等人是共产党。对此，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冯玉祥、白崇禧、李济深已入共产党。此理甚明，咱们可谓三人战斗而不是单人战斗矣！”[44]

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冯玉祥、李济深等坚定的抗日派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以各种方式向蒋介石进言或献策，为他打气，鼓励他坚持下去。有了白崇禧等主战派的支持，蒋介石才有底气答复一心要投降的汪精卫：“假使和谈成功，我们连喝口开水的自由都没有了！”[45]白崇禧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内全力支持蒋介石联苏抗日的极少数上层有力人士。从这一点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桂系再度面临蒋介石中央系势力的打压。为了乱中取利，维持桂系的地位，他们极力怂恿蒋介石挑起全面的反共内战。全面内战的结果，桂系与蒋系一同被人民革命势力消灭，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作为新桂系的领袖，在被人民革命势力赶出大陆政治舞台之际，李宗仁与白崇禧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李宗仁去了美国，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对自己大半生的作为进行了反思和总结，认识到“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46]。1963年7月14日，李宗仁对《欧洲周报》记者谈到，“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惟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47]，表达了浓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李宗仁终于响应中共的号召于1965年回归祖国，晚节黄花，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最后的精彩篇章。

而白崇禧则相反，他被蒋介石骗到台湾，失去人身自由，成为蒋介石清算大陆失败的替罪羊。对于白崇禧的最后选择，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白崇禧一向很自负，号称‘小诸葛’。其实他在政治上没有远见，他竟然听信蒋介石骗他的话，要他去台湾当‘国防部长’，从此他一去就不能再出来了。”[48]

还有人有针对性地议论说：“你看某方曾有赛诸葛，某方又有小诸葛。到头来，诸葛自诸葛，赛诸葛、小诸葛自非诸葛！”[49]

信哉！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可见，“小诸葛”与真诸葛之间还是有相当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