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桂系作为国民党内的实力派势力集团，如何处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微妙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双方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圆满处理的问题。在桂系巨头中，白崇禧是“最亲蒋的”[31]。

但白、蒋关系中，有一个最大的变数，那就是李宗仁与蒋介石争夺国家领袖的较量。

一般人认为，李宗仁为人平庸，临大事畏首畏尾，缺乏乾坤一掷的气魄，不具备充当全国性领袖的素质。照常理，这样的人不该有争做全国领袖的念头。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据说，李宗仁在当营长时曾请一江湖术士看相。那位江湖术士预言：李宗仁今后必定“鹏程万里，前途无疆”。对此，李宗仁深深地牢记在心中，认为自己祖宅的风水好，自己相貌非凡，将来定有九五之尊。故当1925年新桂系统一广西后，李宗仁即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李氏府邸，李府新落成的大门两边赫然醒目的对联便是“天下皆春，山河永固”八个石刻大字，赤裸裸地表明了李宗仁的意向和抱负。

1926年北伐开始后，李宗仁出任第7军军长。在北伐中，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部分部队表现不佳，而第7军则连战皆捷，自诩“钢军”。这种情形，使李宗仁产生了彼(指蒋介石)可取而代之之心。我们翻开《李宗仁回忆录》，可以看到里面到处充满了对蒋的贬斥鄙视言词。如“蒋先生原非将材”，“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才，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等等，言外之意，只有他自己才是“主帅”之才。故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宁汉分裂，处境困难时，李宗仁便迫不及待地借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势力将蒋介石逼下台。蒋氏下野，李宗仁捧出西山会议派老右派分子，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李、白控制了南京政府。然而，桂系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太浅，缺乏控制全局的人才和力量，特别是江浙财阀的不合作，更成为新桂系称霸的最大障碍。为时不久，蒋氏即东山再起。当蒋介石1928年完成北伐，厉行“削藩”时，便首先拿桂系开刀。蒋对桂系收买分化和军事打击双管齐下，顷刻之间，桂系部队即土崩瓦解。这是蒋桂争霸的第一个回合，以桂系的彻底失败告终。

经过这一回合角逐，白崇禧理智了许多。他认识到桂系缺乏控制全局的条件，除了依附蒋介石，别无出路。因此，在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当蒋介石作了让步，承认李、白对广西的统治时，白崇禧即劝李宗仁“适可而止”[32]，不要与蒋对抗下去，从而使“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即应蒋之邀，于8月4日飞往南京，参加抗战。而此时桂系的谋士王季文却在策动李宗仁学清末的刘坤一，联络云南、贵州，由李宗仁领导桂、贵、滇三省中立，不要拿广西军队出省作战牺牲。白氏获悉后，打长途电话给李宗仁，要他赶快率军队出省作战。李不表示意见，白只好直接给廖磊等亲信将领打电话，对促使李宗仁下决心率桂系部队出省作战起了重大作用。白氏到南京后不久，即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938年春兼军训部长，在蒋身边参与中枢决策，再次成为蒋介石联系新桂系的桥梁。

白氏曾对程思远说：“为了团结抗战，广西与中央的关系，应力求从混合达到化合。”然而，基于历史的隔阂和现实的利益冲突，蒋桂要由“混合”达到“化合”谈何容易！因此，抗战期间，蒋桂之间削弱与反削弱、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依然存在。不过，在表面上白和蒋均能很谨慎地处理双方的关系。蒋介石于1943年8月9日给白崇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吾二人之性能，亦各有短长，多不相同，惟区区无不以截长补短，劝善规过，以调剂盈虚，无负同志之所期者以自勉。本来同志关系，生死与共，手足之情，无以逾此。自今吾人更当以道义相责，志节相期，不仅共患难，必须同功罪，则彼此如一，无间尔我，必如此，方能共负革命重任。回忆二十年以来，愆尤丛集，以致党国颠危，同志纷歧，时有愧悔，但此心此志，无不以同志之功能引为吾个人之私荣，而亦无不以同志之错失，认为吾一身之罪愆，谅必兄所深知，谅兄亦必能以中之心为心，相与朝夕共勉，以树党国之范型于不堕也。[33]

由此不难看出，蒋为拉拢白崇禧可谓费尽心机。据为白崇禧整理日记的机要秘书回忆，在此期间，白氏对他的政治生活感到相当满意。[34]

抗战胜利后，蒋氏安排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首任部长，由此奠定了白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据说，白氏曾很自负地对人说：全国军人中，只有蒋介石与何应钦他没有直接指挥过。不过，蒋在反共内战中，通过参谋总长陈诚直接指挥军队作战，将白氏排除在指挥圈外。白氏是个很自负的人，对蒋氏此举大为不满，私下曾大发牢骚说：“蒋先生作风不改，前途不堪设想”；“蒋先生脾气难改，决心不坚，最后无法，奈何！奈何！”

白对蒋虽然不满，但大体上仍能维持与蒋的合作关系，白、蒋关系由合作再度转为对抗，仍起因于李宗仁。1945年春，蒋介石安排李宗仁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抗战胜利后调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蒋氏希望以此为过渡，使李宗仁逐步退出权力圈，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元老。对此，李宗仁心有不甘。1948年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弃蒋扶李”的鼓励下，以“黑马”姿态宣布竞选副总统。对于李氏的参选，白崇禧害怕影响蒋桂关系，坚决反对，并先后派黄绍竑、程思远等人赴北平劝李打消此意。当李宗仁从北平到南京时，白又以利害关系劝李：“全国党政军干部是人家(指蒋)一手培植的。你指挥得动吗？”不料李宗仁却满有信心地回答：“指挥得动。”白氏对此大不以为然，心里嘀咕说：“李这话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其实连广西的部队他都指挥不动。”不过，李氏既已决心参选，出于历史和道义关系，白氏只好支持李宗仁。选举结果，李宗仁击败蒋介石属意的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李宗仁违背蒋介石旨意，当选取为副总统，使蒋桂关系骤然紧张，半年以后，李宗仁又利用蒋介石在反共内战中惨败的不利形势，逼蒋下台。这样，李宗仁便顺理成章地以副总统身份继承总统，成了国家元首。

对于李宗仁的意图，白氏内心是不同意的。私下他曾对刘斐说过：“李德公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要他莫搞他要搞，告诉他说老蒋是耍你的，干不得。他说：‘我有办法，他耍我，我也耍他嘛！你们只帮我的忙好了。’”

就这样，白崇禧一步步被李宗仁拖上了与蒋介石对抗的道路，蒋桂联系的桥梁从此中断，蒋对白的防范也更加严密，以致徐水昌感叹说：“至于军事，仅一白健生稍稍可以有为，而绝不能用之。”“置有用(之)白于无用，惜哉！”

对于李宗仁来说，最大的难题莫过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消灭，蒋氏就不会下台。故在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淮海战役中，白崇禧秉承李宗仁旨意，公开拆蒋介石的台。郭汝瑰认为：“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于前，又逼蒋下野和谈于后，内部不合，胜负见矣。”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蒋的嫡系部队一旦被解放军消灭，李宗仁和新桂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其原因就在于，李宗仁本人虽然“薄负时誉”，但他的“本钱小”，根本没有与中共“分庭抗礼”的资本。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如秋风扫落叶般扫荡国民党残余军队，李宗仁事先设计的“南北朝”蓝图成了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这种情况表明，在中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像白崇禧、李宗仁所代表的新桂系这样的地方势力集团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本来，乱世争霸无是非之可言，不过，李宗仁时刻欲以区区一派系之力量充当国民党盟主，实有不自量力之嫌疑。

白崇禧鉴于蒋氏退而不休，而李宗仁又抓不起、放不下，指挥不灵，便建议李宗仁敦请蒋氏重新出山，李氏仍回任副总统。但李宗仁感于对蒋介石的旧怨新恨，已下定决心凭借代总统的名义，与蒋对抗到底。事已至此，白崇禧夹在李、蒋二人之间，左右穷于应付，彷徨不知所措。直至其统率的新桂系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为止，白崇禧与李宗仁从此分道扬镳。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白崇禧与李宗仁、蒋介石之间的三角关系是有区别的。李宗仁由于始终抱有与蒋争夺第一把交椅的信心，所以李、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白崇禧则因与蒋介石在意识形态上接近，且无与蒋争霸的政治抱负，加之白之才干又为蒋所欣赏和器重，故白蒋在感情上易于接近。一般人认为，在新桂系首脑中，白崇禧是“最亲蒋的”。但白崇禧作为新桂系的副帅，他的作为又深受李宗仁的牵制。当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不可调和时，白崇禧总是首先要考虑到维持桂系团体的团结，往往不自觉地站到李宗仁一边，与蒋介石对抗。故蒋介石对白崇禧是既重用又小心防范，表现出“敬而不亲”，而蒋对李宗仁则是既不敬亦不亲，关系相当疏远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