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两广统一

广西统一后，新崛起的新桂系为各方势力所瞩目，前来拉拢的说客不绝于途。新桂系也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是服从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加入广东革命政府？或是效法湖南的赵恒惕，关起门来搞所谓的联省自治？在这个问题上，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投向广东革命政府。因为无论在历史渊源上，还是从现实考虑，新桂系都需加强同广东方面的联系。

首先，新桂系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在政治上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指导，在军事上更得到广东方面的大力支持，在经济上广东方面也给予了一些帮助，双方合作的历史渊源较深。其次，广西历来贫瘠，当权者为了求得发展，要有充足的财力来维持一支军队，但这仅依靠广西一省是做不到的，因而历来都是往富裕的广东想办法，陆荣廷、沈鸿英几度东侵广东，经济上是最重要的原因。但以武力侵粤，压榨粤省，导致粤人全体怨恨，最终被赶回广西。因此李、黄、白吸取教训，采取与粤方合作而不对抗的政策，以依靠粤方求得发展。再次，李、黄、白都是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青年军人，决不以得到一个省而满足，而北洋军阀政府已很不得人心，行将就木，决不能依靠，只有广东政府因国共合作而生气勃勃，正准备北伐中原，一统中华。因而只有依靠广东政府，才能取得自身集团的更快发展机会。

但新桂系集团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对注入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并不顶礼膜拜，为之终生奋斗。黄绍竑后来回忆：“我虽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我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他革命著作，并没有深入研究，甚至没好好读过，我更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

李济深等人曾极力拉拢黄加入国民党，可黄总是推说要等军事进展到相当时期时再加入。直到准备讨伐沈鸿英时，由于沈氏打着广东政府委任的名义，为了同沈氏对抗，并争取广东方面的支持，黄绍竑才赴广州，在名义上加入国民党。

上述情况表明，新桂系集团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加入革命阵营，但其目的主要是发展本集团的势力，而非真心革命，这决定了新桂系集团以后必定会背叛革命。

广西统一后，粤桂双方合作进行了两次战役。第一次是驱逐川军熊克武部。熊部在四川军阀的混战中失败后，退往湘西，并向广州政府输诚。广州政府为扩大革命力量，准许熊部开往广东。1925年7月，熊克武派代表到南宁，要求假道桂北开往广东。李、黄、白答应假道，但暗地里调南宁以西的部队向东北移动，由白崇禧指挥，防守桂林、平乐一线，防止川军进入广西腹地。熊克武部到广东后，暗中与陈炯明勾结，企图危害广东政府。事情败露后熊克武在广州被扣押，一部被包围缴械，余部经湘桂边界退回四川。广东革命政府令广西方面出兵拦截川军。10月，桂方以白崇禧为总指挥，率夏威等部赴桂北进行阻击。白崇禧考虑到川军战斗力强，又急于回川而非入桂，拼全力拦截将得不偿失，于是决定采用“切尾”战术，同川军的后卫部队发生几次战斗，占了一些便宜，又交了差。

第二次是肃清广东南路。邓本殷、申葆藩等盘踞广东南路，并同陈炯明勾结，威胁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安全。由于该地区位于广西南方，地形狭长，只向西江方向向西进攻较为困难。而广西统一后，对南路用兵就容易了。1926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李济深为粤桂联军总指挥，统一指挥参战的粤、桂军肃清南路。粤方出动两个师，桂方派俞作柏、胡宗铎两部参战。战役进展十分顺利，各路同时发动后，很快将邓、申各部分割，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南路敌人。接着，粤军渡海占领了海南岛。

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着手准备北伐。为进一步巩固北伐的后方基地，广州政府希望广西在政治、党务、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同广东实现统一，置于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此时的广西只有一个大本营时期所委任的广西绥靖督办名义，其他方面仍然是自成系统。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奠定北伐基础，广东国民政府决心采取行动把李、黄、白拉到革命阵营，首先完成两广统一。

早在1925年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会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林森致函李宗仁、黄绍竑，就成立广西省政府问题进行商榷，决定派林森、李济深前往广西与李、黄商榷，并邀请李、黄方便时前来广州面商。[19]

1925年8月6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宣布将广西总司令、广西省长裁撤，着李宗仁、黄绍竑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负责办理广西军政事务。以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黄绍竑为会办。[20]

1925年11月下旬，李宗仁又派陈勉恕作为代表赴广州报告广西政治经济情况。

1926年1月上旬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特邀新桂系驻粤代表陈雄、粟威两人参加大会。大会并选举李宗仁、黄绍竑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议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推举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21]这样，李宗仁、黄绍竑在名义上已经进入了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领导核心。不过，这还仅仅是表面文章而已。按照李宗仁的说法，此时“两广表面上虽合作无间，实际上仍系统各异”。

为了摸清广西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了与李、黄、白等人的联络感情，广东国民政府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即电告广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22]及谭延闿[23]、宋子文[24]、甘乃光[25]等人，将于1926年1月下旬赴广西访问。李宗仁等接电后，立即复电表示热烈欢迎。为了尽快会面，双方约定，李宗仁、黄绍竑由南宁顺江而下，当时在广州的白崇禧陪同汪、谭、宋、甘等溯江而上，在两广接壤的广西重镇梧州会面。

1月26日，汪精卫一行抵达梧州。先期到达梧州的李、黄早已布置了盛大的迎接场面。军民齐集江岸，只见人头攒动，欢呼之声震动山岳。见面后，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甘乃光即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以及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叶琪、贵州彭汉章的代表等举行会谈，商讨两广统一及北伐问题。

晚上，李、黄、白以东道主身份设宴招待汪精卫等国民政府党政领导人。考虑到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黄、白着意按接待国家元首的最高规格来接待汪精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宴会中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烘托隆重严肃的气氛，宴会由军乐团奏乐，结果奏出的竟是袁世凯时代的国歌，歌词是：“卿云烂兮，绚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汪精卫当即对坐在身边的黄绍竑说：“这国歌是旧的！”表情之中，很有些认为不相宜而不肯接受的意思。可问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制定新的国歌，而当时广东流行的革命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在广西梧州还不流行，广西军乐团也不会演奏。所以，李宗仁等只好将袁世凯时代的旧国歌拿出来应急。好在汪精卫等也没有追究什么，眉头一皱也就过去了。宴会上，首先由李宗仁代表广西方面致欢迎词，随后，汪精卫和谭延闿分别讲话，称赞李、黄、白统一广西的成就。

1月27日上午，李宗仁陪同汪精卫等贵宾游览梧州的名胜北山，下午，一同出席梧州各界的欢迎会，并接受各界赠送的革命纪念旗。1月28日上午，李宗仁陪同汪精卫等赴宣传学校讲演，并与李、黄、白等合影留念。下午，赴革命军人同学会演讲。[26]

在主宾连续几天的亲密接触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一日，在一个叫做同园的小花园里宴会，汪、谭两人虽然都是海量，但在那次狂欢痛饮之下，都醉了。席散出门时，汪问黄绍竑向左还是向右？黄答：“向右边走。”汪说：“你认错路了！革命哪里会向右走的呢？”结果，汪向左边走去，但是向左的路是不通的，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27]

汪精卫等人的梧州之行，对两广李宗仁等陪同汪精卫等统一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李宗仁说，这次会面，“汪、谭两氏确曾顺便道及两广党、政、军统一的必要性，这和我们的期望正不谋而合”。其实，汪等赴桂目的，已完全包含在“顺便道及”的事项之中了，尽管表面上双方对此都是轻描淡写，而实际上却彼此心照不宣。外间舆论也认为：“桂省与国民政府关系，日益密切。”[28]

当然，两广合作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具体问题，不可能在几天之内统统解决，还需要有一个商榷的过程。

随汪精卫来梧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甘乃光是广西岑溪人，长期在广东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这次受国民党中央的委派回广西指导开展党务工作，所以在1月31日汪精卫等启程回广州后，甘乃光即随李宗仁等前往南宁，指导广西党务工作。甘乃光到南宁后，开会演讲，几无虚日，直到他患了肺炎，口哑声嘶，才停止。

会见期间，汪精卫、谭延闿介绍了近期广东方面的政治军事情况及北伐准备情况，希望广西方面能同广东密切合作，将广西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将广西的军政、财政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至于具体细节，希望广西方面派全权代表赴广东进行协商。李、黄、白对两广统一及北伐，都表示完全接受广东政府的领导，并答应利用自己的影响做湖南、贵州方面的工作。关于赴粤方的代表人选，李宗仁推荐白崇禧，说他是我们的参谋长，又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粤方许多高级将领有旧，去广州最为适合。于是就这么决定下来。

2月中旬，白崇禧离桂到达广州。白崇禧在广州与各方接触并作实地考察后，几次致电李宗仁、黄绍竑，报告在广州接洽的情况。

李、黄接到电报后，即授权白崇禧代表广西与国民政府谈判统一的具体方案。

为此，国民政府于2月19日召开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议，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事宜，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李济深、宋子文、白崇禧等6人。但直至3月上旬，两广统一问题仍未取得实际进展。这是因为，粤桂双方在以下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

第一，关于广西军事机构问题。李宗仁对“善后督办”的名义情有独钟，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而国民政府则认为“善后督办”是北洋军阀政府常用的臭名词，革命政府不宜再采用。

第二，关于广西军队编制问题。新桂系有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讨贼军”两个系统，新桂系军队实力和人数相当于两个军而有余，且李宗仁与黄绍竑的广西陆军第1、第2军军长，也是孙中山委任的，所以他们要求继续保留两个军的编制；广东国民政府方面则认为，应按照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序列，将广西军队编为“第7军”，并以“第8军”番号已给唐生智为由加以搪塞。

第三，关于两广财政统一问题。李宗仁等人提出广西财政收入上缴广州国民政府，而广西财政支出亦由广州国民政府承担，且广西军队薪饷应与广东军队一致；广东方面则考虑到两省之间贫富悬殊，不愿增加负担，要求广西财政自收自支。

第四，关于广西党务问题。按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将李、黄选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因而广西没有理由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监督与指导。但是，李、黄却要求自任国民党中央的广西特派员，不同意另外派人来桂主持党务。他们认为：“广西是我们的，只要我们加入国民党就是了，底下你们(指国民党中央)不能插手进来。”至于军队党务，李、黄则以国民党在广西军队尚无基础为由，不同意在军以下各级单位设立党代表。[29]

上述分歧，反映出李宗仁等既想通过两广统一使新桂系集团在政治、财政等方面有所依附，又想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广西的相对独立性，而后者又恰恰是广东国民政府最为担心并极力反对的。当然，两广统一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统一。因为广西是全国有名的穷省，在清代一直接受广东、湖南等省协饷维持财政开支。当时，新桂系部队士兵每月军饷只有6元6角，官长不论阶级，一律13元2角。如果广西的官兵要与广东国民政府的部队官兵拿相同的军饷，那么士兵要提高到每月10～12元，差不多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开支，各级官长的薪俸增加数目更大，以广西当时的财政收入自然负担不起。而广东虽然是相对富裕的省份，但当时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要负担国民政府、粤军及驻粤各路客军，负担极端沉重，甚至比广西还要困难，所以要国民政府当时在财政上支持广西是不现实的。

由于白崇禧在广州未能解决新桂系关心的问题，李宗仁、黄绍竑决定暂时召回白崇禧。

白崇禧回到南宁后，新桂系领导集团成员又重新讨论有关两广统一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统一的原则、广西全省军事机构的名称、军队编制、财政统一、党务等诸多问题，在新桂系领导层达成共识后，决定再派黄绍竑前往广州与国民政府协商。[30]

3月13日，黄绍竑一行到达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与第4军军长李济深亲自到石团塘车站迎接，随即由李济深接往他的第4军军部，以便保证黄的安全。黄绍竑来之前，新桂系领导层已经做好了某些妥协的准备。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方面，因北伐在即而急于与广西达成统一，也准备对新桂系作出一些让步，这就决定了谈判要比上次顺利得多。

黄绍竑抵达广州后，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议继续开会讨论，比较顺利地达成协议。3月16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两广统一委员会拟具统一两广军事、财政、民政办法，已经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并得到李宗仁、黄绍竑两人的同意。[31]

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军事机构的设置，经过黄绍竑委婉陈述广西方面的意见后，决定不用“善后”一词，改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公署”，仍由李、黄分任督办、会办。

第二，关于军队编制，黄绍竑明白广东国民政府之所以不同意广西编两个军，是担心广西编两个军，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占去四分之一的数量。但这个理由摆不上台面，汪精卫只好这么说：“第7军的番号，已经决定了，自然无问题。若再编1个军，因第8军的番号已决定给唐孟潇，此外又不好再编。”黄绍竑见广东国民政府为难的情形，遂主动提议广西方面放弃编为两个军的要求，将原有两军合编为1个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军以下不实行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建制由李、黄自行决定。对此，广东国民政府方面表示赞成，谭延闿且拍手叫好，说：“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态度啊！”[32]

第三，关于广西财政，暂由广西自收自支，广东中央只负监督之责。第四、关于党务，两广完全统一，照中央规定办理，由中央指派李、黄为广西党务特派员，指导全省党务工作，另派覃超、梁六度、周锡恒、黄家植、陈立亚、刘百揆、石楚琛、覃时宜、陈勉恕等为筹备委员，着手党部建设。

上述问题达成一致后，广东国民政府于3月19日公布了广州国民政府《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委员会议决事项》，共有关于政治、军事、财政3个方面的18条内容：关于政治者：广西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凡应归中央直辖之机关，如交涉员、高等审判厅，由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之；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之省政府组织法，成立广西省政府，各厅组织法由广西省政府斟酌参照订定之。关于军事者：广西现有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应编地方军与否及其数量，呈军事委员会决定及由改组委员会拟具办法，呈军事委员会决定；广西现有军队按国民革命军编制法编为两军，此两军编为国民革命第8军、第9军，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根据军事委员会组织法，任命第8、第9两军军长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8、第9两军受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但经过下列军事委员会所辖各机关参谋部、政治训练部及军需部；关于军事及政治教育计划，及各种军实上之补充给予，均按照国民革命军现定章程实施之；第8、第9两军之驻扎地点，由该两军长呈报军事委员会核准之；为指挥及改编现有广西军队起见，指定李宗仁为主席，黄绍竑、白崇禧、胡宗铎、俞作柏、黄旭初，夏威及中央特派员为委员，组织改组委员会。关于财政者：凡两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应受国民政府财政部之指挥监督；凡两广财政上之税率及税捐制度，应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定施行；凡两广财政上之收入，均应归国民政府财政部征收，解交国民政府之国库；凡两广财政上之支出，由国民政府所委之财政长官会同地方长官，拟具预算，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凡两广财政官吏，均由国民政府委任；两广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定之原则及计划，对于各该省财政厅施行指挥监督。[33]

1926年5月5日，李宗仁在南宁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第8、第9两个军的番号没有兑现，后改为1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7军编制如下：

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参谋长　白崇禧

第一旅旅长　白崇禧(兼)

第一团团长　陶钧

第二团团长　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　俞作柏

第三团团长　李明瑞

第四团团长　李朝芳

第三旅旅长　刘日福

第五团团长　张国柱

第六团团长　龚寿仪

第四旅旅长　黄旭初

第七团团长　许宗武

第八团团长　林畅茂

第五旅旅长　伍廷飏

第九团团长　陆受祺

第十团团长　梁朝玑

第六旅旅长　夏威

第十一团团长　韦云淞

第十二团团长　叶丛华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

第十三团团长　(缺)

第十四团团长　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　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　周祖晃

第九旅旅长　吕焕炎

第十七团团长　杨义

第十八团团长　蒙志

独立第一团团长　陈济桓

独立第二团团长　罗浩忠

入伍生二团长　吕竞存

炮兵营营长　罗传英

工兵营营长　马典符[34]

以上共计21个团，约37500人。

第7军成立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还派黄日葵(中共党员)出任该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见到新桂系的首领就亮明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说他戴的是红帽子，他只是干他责任以内的工作，绝对服从军长、党代表的意旨。黄绍竑评价说：“的确，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工作者。自从政治部成立之后，各部队的精神生活，表现得非常活泼，北伐之所以顺利成功，部队政治工作的成功，占很重要的因素。”[35]

至此，广西军队改编工作顺利完成。在军队改编的同时，李、黄、白在广州国民政府的指导下也开始进行省政机构的改革。6月1日，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黄绍竑在南宁就任广西省务会议主席，省务会议之下设立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又将广西省务会议改组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会，任命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粟威、黄蓟、伍廷飏、俞作柏、雷沛鸿、朱朝森为省政府委员，并增设司法、军事、农工3厅。至此，广西省政运作，完全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指导。

广西军队改编和省政机构改组的完成，标志李、黄、白新桂系集团正式投靠了广州国民政府，两广的统一也便由此实现。两广的统一，使得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南方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壮大，这对于即将揭幕的北伐战争，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也对中国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6]同时，李、黄、白毅然投靠广东国民政府，也使得他们避免了走陆荣廷等旧桂系军阀老路的下场，并从此开辟了他们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广阔前景。

白崇禧亲自参与两广统一的工作，并付出了努力，他本人也对此颇引以自豪，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以全权代表在广州时，国民政府因感于未有帮助广西统一之工作，不便以命令加诸广西，令之与广东合作。我为革命前途着想，希望广西加入革命行列后，能唤醒他省觉悟，故自动提议两广统一。此项提议不仅粤方之同志深表赞同，幸为李、黄二人所接受。两广统一于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为基础。”[37]白氏虽然夸大了他在两广统一中的作用，为自己脸上贴了不少金，但他在两广统一所做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