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总参戎机　北伐东征

以白崇禧为参谋长随军北伐，一方面是李济深从中起了作用，一方面则由于白氏是桂系的灵魂，而第7军又在前方作战，在广西还有实力，蒋介石也非利用他不可。这也是蒋介石的人事妙用，绝非蒋介石特别赏识白氏是个军事人才。以蒋介石为人之予智自雄与刚愎自用，所以在北伐过程中，蒋与白之间发生许多矛盾，也为桂系以后逼蒋下台与爆发蒋桂战争伏下了导火线。

——陈铭枢

北伐时，四、七两军居功最伟，有钢军、铁军之称，这是不可抹煞之事实。

——白崇禧

策动唐生智参加北伐

1926年上半年的中国，各派力量此消彼长，异常复杂。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后，仍盘踞湖北、河南、湖南等省，企图东山再起；奉系张作霖大举入关，控制北京政府及河北、山东等地，野心勃勃地欲做第二个袁世凯；孙传芳在江浙崛起，驱逐奉军，最终拥有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5省地盘，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已控制两广，根据地日益巩固的广州国民政府也在积极酝酿北伐。

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当时国内各派军事力量比较起来，广东革命政府最弱，军队仅十几万人，武器装备也较差。为了完成北伐大计，1926年5月，革命政府制定了北伐进军战略：对敌人各个击破，首先以主力出湖南，击败吴佩孚，占领武汉，争取中立孙传芳。湖南成为北伐首先夺取的目标。

统治湖南的赵恒惕，他表面上是搞“省宪自治”，实际上唯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之命是从。赵恒惕手下的湘军有4个师，其中第4师师长唐生智驻守衡阳。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步兵科，在湘军的保定毕业生中职位最高，深得原保定军校第2任校长、著名军事理论家蒋方震(字百里)的器重，唐本人也以保定系的首脑自居。唐氏与赵恒惕之间有很大矛盾，赵曾想把唐氏辖区内的水口山铅矿改为省办，遭到唐氏抵制，使双方矛盾激化。唐生智也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所部在湘军各师中实力最雄厚，因而他不以区区师长为满足，还想有更大的发展。这样，湘军中的唐生智就有可能为广东革命政府所争取。同时，唐氏辖区湘南毗邻广东革命根据地，易与广东方面建立联系，而且湖南是北伐第一站，因此争取唐生智成为北伐的首要任务。

湖南陆军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

1925年秋，唐生智接见了广州国民政府派来的保定军校同学邹洪、古鼎华，这是唐氏与国民政府的首次正式接触。

接着，新桂系的李、黄、白在统一广西后，也积极在唐生智与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牵线搭桥。广西统一后，湖南省长赵恒惕于1926年1月秘密派人到广西，游说李、黄、白同湖南合作，实行联省自治，湖南方面以帮助李宗仁向广东发展作为双方合作的条件。赵恒惕派来的代表叶琪是广西容县人，同黄绍竑、白崇禧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时任湘军第2师(师长刘硎)的旅长。此时李、黄、白已决定归附广东革命政府，对赵氏的引诱当然不会答应，反而利用同叶琪的同学关系，做湖南保定系军官的工作，争取他们加入革命阵营。于是白崇禧、黄绍竑出面说服了叶琪，叶琪当即答应帮广东方面的忙，并指出唐生智有野心，可以争取过来。梧州会议时，李、黄、白还把叶琪介绍给了汪精卫、谭延闿。后白崇禧去广东商谈统一事宜时，把叶琪也带去了，作为唐生智的代表与广东方面接洽。而叶琪到广州后，白崇禧又故意让广东方面通过报界透露唐生智已派代表到广州，以扩大唐氏和赵恒惕之间的矛盾，迫使唐氏加速投靠过来。果然，唐生智随后即派也是保定军校出身的刘文岛作为正式代表来广州洽谈。通过双方多次会谈，唐生智表示愿意归附广州国民政府，并出兵驱逐赵恒惕，为北伐扫清道路，但要求广东方面给予积极支援。广西方面是双方的联系人，援唐义不容辞，在得到李宗仁、黄绍竑同意后，白崇禧答应在必要时派桂军钟祖培旅援湘。[1]

但刘文岛代表唐生智与广州国民政府的谈判并不顺利，其障碍来自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谭延闿与赵恒惕是死敌，而唐生智又是赵恒惕的部下，他自然很“不愿意把湖南政权让给这个对手，由于谭的阻挠，谈判长时间处于僵局”[2]。

1926年2、3月间，唐生智发动驱赵战争，迫使赵恒惕于3月13日秘密离开长沙，经武汉转往上海当寓公，素以奸诈著称、把持湖南军政拿大权达6年之久的赵恒惕结束了他在湖南的反动统治。[3]3月16日，唐生智率领所部第8旅(旅长李品仙)进入长沙。赵恒惕虽然已经辞职离开湖南，但因为湖南境内其他统兵将领态度不明，唐生智自己只有1个第4师，实力有限，不敢贸然就任湖南省省长职务，还是采取了观望态度。他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给予实力支援。此时广州方面亦发生了重大政潮，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挤走了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取得了党政军的领导大权。大权在握的蒋介石随即决定派白崇禧(第7军参谋长)、陈铭枢(第4军第10师师长)以“国民政府使湘代表”的名义去长沙，向唐氏表明广州方面支持的态度。

之所以派白、陈二人去，是因为他们与唐生智同为保定军校毕业生，更容易接近。

3月25日，白崇禧、陈铭枢一行到达长沙，受到唐生智的热烈欢迎。在同白崇禧、陈铭枢的会谈中，唐生智再次提出了以下3点疑问：(1)若他加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是否会在军事上支持他抵抗叶开鑫？(2)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的谭延闿、程潜都在湖南被他击败过，他若加入国民政府，谭、程及所部第2、第6军是否会报复？是否允许他继续保持他在湖南的既得的地位？(3)希望北伐时，谭延闿的第2军和程潜的第6军东出江西，不要经过长沙。

对于唐生智提出的上述疑问，白崇禧答复如下：如果唐氏表明了拥护国民政府的态度，国民政府当然会支持他抵抗吴佩孚，湖南的军政也完全由唐氏负责。同为革命阵营中的同志，谭延闿、程潜自然不会报复唐氏。至于唐氏提出的第3点，因为国民革命的北伐计划是首打吴佩孚，暂时中立孙传芳，因而不能首先进攻为孙传芳地盘的江西。第2、第6军的任务是在湘东监视孙传芳的活动，不会进入长沙。白崇禧还向唐生智拍了胸脯：若第2、第6两军有不利于唐氏的行动，桂系的第7军将支持唐氏。[4]白崇禧、陈铭枢还表示，如果唐生智表明了拥护国民政府的立场，那么，吴佩孚起兵攻唐，国民政府一定会出兵援救。[5]

由于白崇禧、陈铭枢是国民政府的代表，他们的承诺自然被唐生智视为国民政府的承诺。这坚定了唐氏加入革命阵营的决心，决定立即与亲近赵恒惕拥护吴佩孚的湘系将领彻底决裂。3月25日晚，唐生智宣布以湖南省政府内务司长代理湖南省长，并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拥戴赵恒惕的刘硎(湘军第2师师长)与萧汝霖、唐希忭、张雄舆、刘重威等5名将领[6]，宣布免去叶开鑫的湘军第3师师长职务，取消湘军第2、3师番号，第2、第3师部队改由省长直接指挥；派第1师师长贺耀组兼湘西善后督办。3月底，唐生智下令进攻驻守岳阳的效忠赵恒惕的叶开鑫部，唐叶战争爆发。

此次白崇禧、陈铭枢奉命使湘，在长沙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参与了许多公开活动。

3月28日，湖南各公法团开会欢迎白崇禧、陈铭枢。大会主席曹子桓在致辞中说：“湖南历年民族革命运动，虽略有成绩，但决不如革命策源地之广东，希望两代表予以指导。”[7]白崇禧在致辞中回顾了近代湖南革命的历史，说：“适才主席云，兄弟等将革命精神带至湖南，其实湖南革命精神是固有的，将以前历史看看，反对帝制，拥护共和，无不有湘人在场，负重大工作。即兄弟此次来湘，经过之各县各乡镇，看见群众之革命行动，实在钦佩。我国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及反动军阀之摧残，以致成此局面，人人痛恨，是以国民革命为目前唯一之要求，且为人民所应负的责任。我们要知道，国民革命为现在潮流所趋，任是谁人不能阻止。不过革命的行动，虽需武装，然群众若无组织，即是革命没有基础，故组织群众为现在重要工作。如香港之罢工、剿灭杨希闵等得到胜利，均是群众力量，此是总理对内组织政策之成功，对外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俾收速效。湖南人之革命精神，我敢断然说，将来的发展，会驾两广之上，祝诸君努力。”[8]

3月30日，长沙国民党员召开欢迎白、陈二代表大会，白崇禧在大会上讲了话。31日，长沙各界召开欢迎大会，白崇禧也在大会上讲了话。31日，长沙市民大会向国民政府代表请愿，提出三点：一、请国民政府从速出兵北伐，讨伐吴佩孚、张作霖；二、请国民政府督促湖南政府，改革军政、民政、财政，并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使湖南革命化。[9]

4月3日，白崇禧在长沙市党部欢迎大会上致辞，宣称：“武力与民众结合，是革命最重要的政策。现在两广的武装，不仅有20余师党军，且有民众自身的武装，工团军、农民自卫军，故能一举消灭反革命派。我们来湖南是为的革命，唐省长迭次投诚，故来此接洽一切，相信湖南局面必定会革命化，我们在这局面之下，应特别努力组织民众，革命不是专靠武力的，武力不过镇压反革命的一种工具。”[10]

白崇禧、陈铭枢的长沙之行圆满成功。4月14日，两人离开长沙，抵达广东韶关，在此逗留一天后于4月15日回到广州向国民政府复命。

4月21日，白崇禧与陈铭枢晋见了蒋介石，向他汇报湖南之行。4月26日，白崇禧从广州起行回南宁。白崇禧等此次长沙之行，对于促成唐生智投向国民革命军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天津《大公报》的社评说：“北伐念炽，首以说湘合作为第一要策，奔走其间者陈铭枢、白崇禧、刘文岛等实有大力。”[11]

唐生智驱逐赵恒惕后，吴佩孚起初还企图笼络唐生智为他效命，随即派唐生智最敬重的老师蒋方震(此时担任吴佩孚的总参议)持北洋政府委任唐氏为湖南省长兼讨赤军前敌总指挥的委任状从武汉来长沙，引诱唐生智参加讨伐广州国民政府。唐生智在广州国民政府未大规模出师之前只能与吴佩孚虚与周旋，使吴佩孚极端恼火。4月1日，吴佩孚在武汉接见唐生智的代表欧阳任时提出三点要求：一、限令唐生智在24小时之内撤退岳州(今岳阳)的驻军；二、唐生智通电讨赤；三、与叶开鑫恢复感情。唐生智鉴于自己实力有限，答应了第一个条件，撤回了驻扎岳阳的部队，但对其他两个条件则不予答复。

吴佩孚认为已经无法感化唐生智，决定起兵南下湖南。4月中旬，吴氏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组为副司令，并调鄂军余荫森旅归叶节制，由叶率部先行攻唐。随后又任命手下大将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派兵南下，支援湘军叶开鑫部，以优势兵力向唐生智部发动强大攻势。由于众寡悬殊，唐军被迫放弃长沙，于4月底5月初撤退到衡阳、衡山一线，直系军阀部队大规模进入长沙，对唐生智所部形成大包围。唐生智急电两广告急，要求迅速派兵支援。若唐生智被打败，吴佩孚大军将直接威胁两广革命根据地的安全，援湘与否成为北伐的关键。

李宗仁等决定履行事先对唐生智的承诺。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抵达广州，与蒋介石商榷援助唐生智事宜。当时，白崇禧已经先行抵达这里。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出席。会议决定，对湘赣同时出兵援湘，对福建实行防御。第4军第10师(师长陈铭枢)由广东坪石入湘，第7军6个团由全州入湘。根据这个决定，早已抵达湘桂边境的桂军第7军第8旅(旅长祖培)于5月12日奉命入湘，其先头部队第15团(团长尹承纲)抵达衡阳投入对叶开鑫的作战，桂军士气旺盛，官兵骁勇，在涟水北岸击退叶开鑫部，初战告捷，很快阻止了吴军的进攻，使衡阳转危为安。接着，桂、唐两军合力反攻，与吴军相持于衡山、衡阳间和涟水一带。

由于广西已经出兵湖南，对于李宗仁来说，这时已经不存在要不要参加北伐的问题，而只是如何促使广州国民政府早日实现大规模北伐的问题。

按理说，北伐是广州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因而它应该比李宗仁等新桂系首脑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然而，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广州国民政府左右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内公开的和隐藏的右派接连挑起了反共反苏和反国民党左派的逆流，其表现是，过去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在掌握兵权后，开始暴露其真实面目，在广州国民政府内部排斥和打击共产党，造成国民党内左右派势力的对比发生倾斜。矛盾激化的结果，蒋介石铤而走险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了一场具有反苏反共反国民党左派性质的军事政变，即史书上所称“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身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兼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借口共产党要发动暴动，擅自命令陈肇英、欧阳格逮捕时任海军局代理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及其他中共党员共50余人，派部队扣留中山舰；命令刘峙率领部队包围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命令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公安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的共产党机关；拘留中央军事学校和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部共产党员；严密监视国民党左派军事领导人邓演达等。蒋介石发动这场军事政变，既是反共反苏，也同时是向国民政府党政军一把手、左派领袖汪精卫示威。“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如何应对这一突然发生的事件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汪精卫获悉蒋介石擅自行动的消息十分气愤，起初准备建立反蒋联盟，压制蒋介石的气焰；但当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团对于用兵与蒋介石决裂存在顾虑，决定向蒋介石妥协退让，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古比雪夫)的职务等。苏联顾问团根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单方面对蒋介石全面妥协退让，使得以苏联为靠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颜面扫地，无地自容，被迫以患病为由离职隐匿。5月9日，汪精卫离开广州，不告而别去了法国。[12]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并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对国民党中央人事进行了调整，根据共产党员“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的原则，原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中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销职务。会议推选有“琉璃球”之称的圆滑政客谭延闿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半身不遂的老右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稍后，蒋把组织部长职务交给了他的右派小伙计陈果夫)，老政客顾孟余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为中央党部秘书长。这些新上台的右派新贵，不是蒋介石的玩偶和替身，就是他的右派同路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权力全部落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右派手中。蒋介石后来也承认：“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13]

由于国民党右派顺利地夺取了国民党中央的全部大权，北伐也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5月29日，蒋介石再次会晤李宗仁等，有所商讨。当天，据蒋氏年谱记载道：“上午，会李宗仁等，公以若辈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良可慨也。”[14]

6月3日，张静江、谭延闿对蒋介石劝进，要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这当然是蒋梦寐以求的，但他故作谦虚，反过来推举谭延闿，谭延闿不允。据说其他军长也推蒋氏，苏联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且说：“如公不就，即当归国。”[15]蒋氏有了面子，也就半推半就同意了。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授权其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指挥北伐事宜。

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及北伐誓师典礼。站在主席台上者为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