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蒋桂开战　一走麦城

检讨中央这次的胜利，其得胜的方式大有研究的必要，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以后成为风气，而内战果无已时。要是这次大事化小事，不打，以后亦无陇海路战事。

——白崇禧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

鼓吹以实边代替编遣

1928年北伐结束、张学良宣布“易帜”，国民党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仍是一个群雄并立的局面。

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第1集团军，其部队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总兵力约50万人；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第2集团军，其部队分布于河南、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总兵力约40万人；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第3集团军，其部队分布于山西、察哈尔、绥远以及北平、天津等省市，总兵力约20万人；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的第4集团军，其部队分布于广西、湖北两省及北平、天津、唐山一带，总兵力约20万人。[1]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4省，总兵力约40万人。[2]此外，还有几个战据1省或1个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云南的龙云集团，四川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贵州有王家烈、周西成；新疆有金树仁等。全国总兵力在220万—230万人。[3]省级或省级以下的军事集团，其部队数量不等，从几千到几万都有，他们对政局走向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政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5大军事集团。

在这个群雄并立的局面中，蒋介石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两项最高军政职务，此外，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也都掌握在蒋介石的追随者和同路人手中，蒋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法理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历朝开国君主在登上皇帝宝座后，总要采取措施削夺开国功臣的兵权，以集军权于皇帝一身。所谓“飞鸟尽，良弓藏；良禽得，走狗烹”。历代开国君主削藩的模式无非是和平解决与武力解决两种，但最常见的方式是武力解决。如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先后将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一个个剪灭。明朝建文帝削藩，引发燕王朱棣起兵反抗，由此开始长达4年“靖难之役”，建文帝兵败自焚，朱棣夺取帝位。只有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用和平方式削藩成功的例子。

据说，北伐完成后，蒋介石的最宠信的谋士杨永泰即向蒋献“削藩策”，其要点是：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奉系张学良集团。[4]

为达到削弱各实力派集团军事力量的目的，蒋介石先礼后兵，首倡所谓“裁兵救国”，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裁兵运动。

对于裁兵，从原则上讲，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是赞成的。事实上，李宗仁早在1928年3月下旬就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兵工政策”的主张。下面是李宗仁阐述该政策的通电全文：

中央政治会议各委员公鉴：

自第四次全体会议后，纠正从前过失，决定积极建设，全国民众喁喁向风。而总理三民主义之建国计划，所以一时未能实现者，则统一尚未完成，而财政困难，亦有待于救济，此固我国民所能共谅者也。今北伐军事正在进行，并顾兼营，自需时日，宗仁忝列中央委员，亟应共同奋勉，何可独谈高调？惟是革命政府成立以来，统治区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中间若无共党之捣乱，则西南各省早当遵照总理遗训，停止军政，开始训政，不幸湘粤告变，危及根本，滇乱经年，黔亦牵动，赖我武装同志调度有方，捍卫得力，数月之间，大难胥平，后方渐固，中央政府乃得筹议政治建设，继续北伐工作，党的使命宜可从此完成矣。然鳃鳃过虑者，窃以为军事停止区域，若不先实行总理裁兵纲要之兵工政策，则一切建设，皆等空谈；即使北伐成功，恐兵祸循环，仍靡有已。何以言之？建设事业，千头万绪，皆非财政莫办。今各省全年收入，大都十分之八九用于养兵，兵多扰民，扰必思乱，甲起乙仆，丙倒丁继，则革命将无所获，而后患益不堪言。本党革命方略，首在打倒军阀，欲使军不成阀，必须根本解决。为长治久安之计，惟有由中央先行颁布兵工政策奖励条例乃垦殖奖励条例，一面组织兵工委员会，召集军事停止区域代表会议，限制各省兵额，确定兵饷预算，应归裁汰之军队，或筑路，或开垦，或经营各种生产工业，均依照条例优予待遇，使兵与民能相安，民与兵为一体，军政、财政绝对统一，而后强有力之政府可以完全成立，建设计划自不难一一实现。此即总理所谓第一步使武力与民众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民众武力，必如此乃能告厥成功者也。或谓现在北伐乃用兵之际，骤言裁兵，毋乃太早？不知安邦定国，正宜未雨绸缪，汉光武起群盗中，赤眉铜马之属，何虑百数十万，然仅昆阳一战，天下遂定，则一面用兵，一面散兵归农之效也。欧战时，霞飞、福煦统兵数百万，和议一成，即消灭于无形，则战时工可为兵，平时兵乃归工之故也。我国民众苦兵祸久矣，宁无觉悟之一日？各将领皆饱经忧患，谁复乐于拥兵自卫，而反以自杀？要在中央预立统筹全局之方案，为全国将士谋共同之出路而已。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提议者李宗仁。[5]

李宗仁提出“兵工政策”后，白崇禧多次发表谈话或演讲，加以呼应和宣传。

1928年5月30日，在回答记者关于“北伐成功后，总指挥之施政意见如何？”的提问时，白崇禧即答复说：“先当裁兵。余意或就现在各集团军驻区，分区并分期的整个裁兵，就是依照兵工政策厉行兵工化，然后方能异于军阀之纸上谈兵。查现在全国收入，不足以供现额之军费，就革命军现在军费计之，平均约4万万元，倘不亟裁兵，其何能国？两广出发之4万军队，能打通长江，可见兵在精不在多。故余以为北伐成功后必先裁兵，一切才有办法。查各国军费，多者占全国收入二分之一，少者三分之一。我国必整个的大裁兵，使兵筑路、浚河或服务工厂，而后财政才可言整理，更得依总理建国大纲次第施行，同时方可筹备国防，应付外交。”[6]

5月31日，白崇禧又对记者说：“北伐成功后，施政方针，最重要者为裁减军队，分别分期办理，实行‘兵工政策’，厉行兵工化，实行总理之建设计划。”[7]

1928年6月21日，白崇禧在北平民大附中的演讲中也谈到裁兵问题。他说：“谈及裁兵，我可代表我军全体官佐兵士，首先赞成，首先实行，决无拥兵自卫思想。谈及中国裁兵问题，兵不难裁，而将难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尚费相当周旋，将来中央实行裁兵，我连杯酒不喝，甘愿将兵权让出。将来政治是否改善，实业是否发展，教育是否振兴，胥视裁兵以为判断。死了无数同志，流了许多鲜血，最大代价，即为裁兵。兵是否能裁，全依将领是否有根本觉悟也。现时中央军费，每月须3000万元，中国完成统一，一切财政收入，尚不足支付兵饷，设不裁兵，人民仍无生机，而此次革命，亦等诸空牺牲矣。欲中国强，舍安内对外之道莫由，欲安内对外，除非裁兵，他无善策。”[8]

西山祭告大典上合影，前排左一为白崇禧、左三马福祥、左四阎锡山、左五吴稚晖、左六蒋介石

6月29日，白崇禧又就裁兵问题在北平专门发表谈话，他说：“革命成功不裁兵，革命便为无意识。现下全国有兵200万，每兵每年以300元计，则年需军费6万万，全国收入悉以养兵，尚嫌不足，何能立国？不独国将灭亡，其不肯裁兵者，本身亦难幸免，所谓不戢将自焚也。盖兵如不裁，则以后财政及民生均无从著手。缘兵只能分利，不能生利，李总司令于西征之后，早已主张裁兵，蒋、冯、阎各总司令，亦复主张。最近主张者愈多。故此事已成全国一致之主张。外人有疑裁兵不易实现者，此可断言并非难事。……本人所部，只要中央令下，随时可裁，毫无问题。古人有‘杯酒释兵权’之佳话，本人以为一令即可释兵权，虽杯酒亦可无需，所以很易办理。”[9]

白崇禧认为裁兵并不难，但裁将难，各集团军各将领的起家都是有历史的，一旦要裁了他们是很困难的。因此之故，白氏主张采取实边政策：第一集团军控制中央及北平、武汉、广州、西安各要点；第二集团军往西北(陕、甘、宁、新疆)；第三集团往内外蒙(察哈尔、绥远、蒙古)；第四集团往西南(由川滇支援向西藏)发展；东北军在东北四省发展。这样全国150万部队并不算太多，何况有很多官兵听说要去边疆自动不去了，等于淘汰了，而中央努力的是装备统一、训练统一、军令统一，慢慢地统一之效果就达到了。这样边疆力量强了，内部也不至于发生内战。

对于李宗仁、白崇禧等大力倡导的“兵工政策”，舆论界的评论是：“理想虽好，实行则谈何容易。”[10]蒋介石虽然没有正面回应李宗仁、白崇禧的主张，但事实上蒋介石自有其另外一套打算。

蒋介石的大舅哥、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28年6—7月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主持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为蒋介石的裁兵大造声势。

全国经济会议于1928年6月20日在上海中央银行议事厅开幕，财政部长宋子文、次长张寿镛出席会议。会议就裁减军队、统一财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全国经济会议就裁兵问题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算了这么一笔账：现在全国84个军，其下有272个师，另有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按照目前的编制，每年须军费66000余万元。而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仅45000万元，还掉内外债15000万元，每年只剩下30000万元。这么一来，等于全国的财政收入还远远不够支付军费。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必须削减军费，唯一办法是裁遣军队。通电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第一，全国军队保留50个师，每师10000人；第二，每年军费总额19200万元；第三，中央设全国兵工建设委员会，各省设分会；等等。[11]

全国经济会议的通电一发表，蒋介石立即予以呼应。1928年7月5日，蒋介石在北平连续发表两封通电，一致全国经济会议，一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等各总司令、各总指挥。后一通电说：“最近全国经济会议通电想已鉴及，关于实行裁兵、尊重财政统一等案，皆我同志所欲言或已言者。募集裁兵公债，亦有具体决议，尤征全国责望之殷。如以实力促裁兵之进行，而不以空言相督责，是尤我同志所欣慰无量者也。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我同志必当以真正之觉悟，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中正尤当竭其绵薄，与我同志共勉之也。”[12]

裁兵的舆论和声势造出来后，蒋介石的裁兵方案也就借势出炉了。

7月6日上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4位集团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指挥白崇禧等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代表吴稚晖、周震鳞等到北平西郊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总理大典。由蒋介石以总司令身份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3位集团军总司令襄祭。蒋在祭文中除了为他违背孙中山遗教反共反人民的行为进行辩护外，继续大唱裁兵经，声称：“誓以全力赞促武装同志，务底于成”。[13]

祭告仪式完成后，蒋介石于当晚在香山碧云寺旁李石曾的别墅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张群等开谈话会。蒋介石抛出了他从南京带来的《军事善后案》：全国现役300个师，裁去250个师，保留50个师，每师1.5万人，共保留80万军队，分为12个军区，每军区按比例保留军队，各集团军分头办理。这个方案的玄机就在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4个集团军在表面上是各占1个军区，但蒋介石可以利用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8个军区。蒋系的兵虽然多，但是分散到9个军区去，每个军区的人数就不多了。这样一来，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不仅不要裁兵，而且还要增兵。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只有1个军区，他们都需要大量裁兵，谁的兵多，裁掉的就越多。吃亏最大的是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其次是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可见，蒋介石裁兵口号虽然喊得很好听，实行起来却是只裁人家的兵，而他自己则不是裁兵而是扩兵。这种损人利己的议案当然要遭到冯、阎、李等各实力派的坚决反对。[14]更让冯、阎、李愤愤不平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军队都是身经百战、为新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部队，而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除了嫡系第1军外，大多数都是收编过来的北洋投诚或倒戈部队。现在蒋介石要冯、阎、李等裁掉于新政权有功的部队，而蒋自己却保留附属于他的北洋投诚或倒戈部队，实在让冯、阎、李等从感情和利害上都觉得难以接受。冯玉祥曾对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谈起裁兵问题，说：“裁兵问题，乃中国目前之极大问题，似应以军队之良否为裁编之标准。久战官兵，历尽艰辛，不奖励尚可，若再裁撤，问心实觉未安，何况他方面正在招兵乎？”[15]

冯玉祥自恃与奉军、直鲁联军在河南、河北一带苦战1年多，战功最大，兵力最强，遂决心与蒋介石一争高低，在裁兵问题上，他与蒋介石的对立最突出。来北平之前，冯玉祥于7月5日在保定发表通电，反对“各集团军平均或按比例裁汰”，明确提出了与蒋介石完全不同的裁兵标准：“枪支不全者裁，老弱不堪者裁，纪律不佳者裁，训练太缺者裁”。[16]按照冯玉祥的裁兵标准，他的第2集团军根本不用裁兵，要裁的只是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在谈话会上，冯玉祥仍然主张“不依比例裁兵”，与蒋介石形成对立。[17]其他几位则不愿多言，谈话会无法进行。见此阵势，一生以捧蒋拥蒋为职志的元老吴稚晖立即出来圆场，“力主各军事领袖应择一僻静地点作长时间之商议，以便解决军事善后之大计”。最后决定在南京郊外的汤山继续开会。[18]

白崇禧作为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负有指挥驻北方的第4集团军部队的责任，不再参与南京汤山的谈话会。

1928年1月，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人前往土耳其及欧洲各国考察。在土耳其考察时，土耳其外交部官员大谈所谓苏联侵略新疆问题，并危言耸听地对胡汉民说：“中国是时何尚漠视新疆，设再迁延，新疆将非中国所有。”胡汉民闻之一震，对此留下深刻印象。10月11日，胡汉民在国民政府会议上，就新疆问题提出报告，蒋介石听完报告后表示，此事极可注意，应筹对付方法。随后，胡汉民经与李济深、李宗仁等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白崇禧是回族，一向有志于赴新疆干一番事业，因此，白氏是去新疆的最合适人选。李宗仁、陈铭枢并以此与蒋介石交换了意见，蒋也表示同情。10月1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行政院长谭延闿分别给白崇禧写了一封信，托陈铭枢前往北平面交。

胡汉民在信中写道：“间与任潮(李济深)、真如(陈铭枢)等深谈，以为吾党军人，宜以目光远瞩，中国国防在北不在南，满蒙已成俎上之肉，新疆广漠，乃复无人置念，赤俄垂涎已久，若我遂失其控股，则英必急起而取藏，尔时屏藩尽失，所谓五族共和者，满蒙回藏俱非我有，中华民国何以发展？何由巩固？且何忍使彼此提携抱负之民族，供赤白帝国主义铁蹄蹂躏而不顾？我人须认新疆为国防第一重要之地，惟此仔肩，谁能任之？环顾我武装领袖同志，以为惟有健生兄胜任愉快，弟未知其志意如何？德邻、任潮俱韪弟言，德邻且谓兄素有消弭国际赤化之宏愿，其所见盖已及此矣！弟闻所述，为之狂喜。盖弟此意乃怀之于上月经过土耳其之时，与土外交部接谈，渠乃密问弟云：‘中国是时何尚漠视新疆？设再迁延，新疆将非中国所有。’弟为之悚然。又新疆学生留土耳其百余人，以其宗教、语言与土素合，乃都不自知为籍属中国，弟尔时即有甚深之印象，而属望于吾兄。然弟本不知兵，不敢自信，故闻德邻、真如、任潮之赞许，与兄之素志，益觉得所证合。闻真如、德邻曾以此意与介石兄商，渠亦甚为同情，大约以时间而酝酿其实现。”[19]

谭延闿的信，也同样是热情洋溢，他写道：“展堂(胡汉民)，哲生(孙科)两兄自欧美归，深感中国国防，在西北不在东南，视经营新疆为极关重要，非急起直追，恐落人后。静江、石曾、任潮、德邻诸公皆然其说。环顾同志中人选，惟公可膺此艰巨，介石亦有同情，特托真如兄来北平，期公同意。弟以今日世界各国，皆以人口过剩为急须解决问题，殖民政策实源于此。中国如得20年太平，此问题亦即发生，而广田自荒，事无准备，及今不图，后悔无及。弟生长关陇，稍习边情，以为天山南北，虽非内地可比，然人力一毫未施，若到彼设施，如皂染白，视内地经营艰易，判若天渊。以公雄才，率智谋之士以往，何异哥伦布之得新大陆？昔日之儿玉源太郎，弃军部要职，为台湾总督，今日台湾成绩，皆其所创，日本人以为功不下于伊藤。知才智之待发舒，必以有藉手之地为先著。左文襄(左宗棠)督师西征，群疑众谤，部下犹豫，及到天山南路，欢然如还故乡，至今湘人留新疆者尚不少，而先公即为力赞此策之一人。弟景仰奇猷，尤望为之继武而起，将来外巩国防，内裕民生，功不让古人，而事业则过之，必为后世同胞所尸祝。此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知公必不逊让也。”[20]

去新疆干一番事业是白崇禧的夙愿。如前所述，1916年白氏从保定军校毕业时，即征集有志于去边疆的30余名同学准备去新疆，因故未果才不得不作罢。如今夙愿有了实现的机会，白崇禧非常高兴。当时白氏所有的部下听说要去新疆想不通，认为到荒凉的边疆去等于是充军，白氏便耐心地给他们解释说：“我信仰回教，了解回教，在新疆定能得到回胞的合作，相信以建设广西的精神去建设新疆，以兵工建设新疆，又有中央在后支持，一定能够成功。”

10月31日，白崇禧复信谭延闿、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孙科等人，表示：去新疆建功立业是他“平生志愿”，“苟利党国，岂敢诿辞？禧束发受书，置身军旅，捍内御外，不敢后人”。欣然表示自己愿意去新疆服务。白氏在信中还提出5项具体建议：请中央设立国防会议机关，讨论整个的国防计划；先完成包宁路，再延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西北航空站及西北汽车道路；请中央委定筹备国防人员，以便负责筹划；国内劲旅，应悉数调至边疆，充实国防。[21]

12月18日，白崇禧正式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五院院长以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这个电报长达数千言，系统详尽地阐述他的主张。电报在具体阐述了必须注意西北国防的8条理由后指出：“民族生存问题，自当首先顾虑及之。行兵工政策于边地，实至要而最急者。”白氏并进而提出必须首先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请中央速成立最高国防会议机关，将国防整个计划，早日决定。例如国防对象，应以何国为目标？陆防海防区域，应如何划定？国防军队，应如何编制？应需军若干？凡此种种，均须国防会议早日议定，俾步骤不致错乱。

(二)国防交通应及早筹备。筹备陆防，尤以交通为首要。交通如不敏捷，则其余计划无从入手。若铁路工程浩大，一时不能竣事，而国防之进行，又刻不容缓，则不如先办长途航空、长途汽车路及设置无线电报。盖因此3者均为交通及宣传之重要工具，且需费较少，工程简易，此为促成国防交通之一捷径。况将来由汽车路更敷设铁轨，便可通行火车，则又事半功倍也。惟是交通事业，既有交通、铁道两部，论其职权，当然由交、铁两部负责办理，其他机关自可不必过问，但为求速成及化兵为工起见，亦可指定某某路线，由国防机关指挥军队协同修筑，因彼既有国防专责，又能指挥士兵作工，自易速于观成，如此则国防达到之地，即交通路线完成之处，是又一举而两善备焉。

(三)国防经费应使之独立。以后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亦不使此项军饷无著，俾国防军队常可超然于国内政争之外。国防军费独立，不仅可以充实国防本身，且可免去历来军队因争饷糈而参与内战之恶习。

最后，白崇禧更沉痛地指出：“方今我国外患日急，关东3省则日人侵略不已，时存得陇望蜀之心，西北各地，则英、俄争相窥伺，近更加以‘济南惨案’，殉难烈士鲜血未干，异国军旗，迄今尚飘扬境内，我政府不于此时力图国防，鼓舞一般军人精神，使卧薪尝胆，一致御外，而仍坐令百战之健儿，长驻国内繁华之区，恐阅时既久，萎靡之习成，而奋斗之力衰，即令内部无变乱发生，而患贫患弱，依然如故，宋明两代开国之日，即伏危亡之机，即以其迷于此等大计也。崇禧爱党爱国，不敢后人，瞻顾前途，益切隐忧，踌躇再四，用敢冒昧陈词，是否有当，伏乞钧裁。”[22]

此时的白崇禧显得异常忙碌，整天筹划去新疆的事宜。并与铁道部的代表接洽如何利用铁道运送部队，以及如何利用公路运送部队。

然而，别有所图的蒋介石却给白崇禧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在复电中，仅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官腔，声称巩固国防，甚为重要，有意见可随时贡献。

最早提议白氏赴新疆担负国防使命的胡汉民、谭延闿等人也开始装聋作哑，以沉默作答。白崇禧心有不甘，于1929年1月1日再次致电蒋介石及五院院长，借贺岁之机，重提屯军边防、巩固国防之议。白崇禧提出：“窃以国乱之源，勤于内战；积弱之弊，怠于筹边。际此建设之初期，惟以实边为上策。古训有云：‘国家有道，守在四夷。’稽诸往史，事实昭彰。民国以来，屯兵各省，循环相争，坐视满洲、新疆、蒙古、西藏之日被侵蚀，而无以为策，兴言及此，殊堪痛心。现值建国伊始，正当以远大之目标，移国人之视线，拟请于国防计划确定之后，以全国多数之兵，移屯于东北、西南各边地，巩固国防，并同时开发宝藏，设备交通，消纳多数之游民，施以军法之部勒，庶患贫患争之问题，解决有方，而中央居中驭外，亦可以从容施行训政，计划建设，吾党国之基，将自兹永固，而无覆之虞。语曰：‘先王耀德不观兵’，意在斯乎！况党国肇基，万方镜仰，若不乘此时机，戮力筹边，以杜敌人之觊觎，而为近时军人开一新出路，又何足以超越往古、昭示来兹？此乃崇禧所鳃鳃过虑者，故不揣冒昧，谨以一得之愚，特建议于诸公之前也。”[23]

白崇禧此项电报发出去后，未引起任何反应。这样一来，3个月来喧腾中外的西北国防筹议，随之寿终正寝。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新疆当局极力反对方面白崇禧去新疆。

自1928年7月7日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遇刺后，金树仁因缘时会，夺得新疆军政大权，4个月后，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白崇禧率兵赴新疆的消息传出去后，金树仁深感危及自己在新疆的统治，急忙派出秘书长鲁效祖赶赴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活动。鲁效祖于11月15日到达北平，会晤白崇禧，探询真相，白氏表示：外传各节，原出于胡汉民函商，并非出于他本人的主动，请函金树仁代为陈明，以释误会。

接着，鲁效祖至南京，会同新疆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主任钱桐，于11月25日招待各报记者，对新疆情况作了详细报告，力称金树仁治理下的新疆地方完全安静，人民安居乐业。苏俄与新疆友善相处，苏俄之共产主义对新疆未产生任何影响，新疆之内政外交，均皆妥善。

稍后，新疆驻京办事处发表《西北边防问题》一文，文章称西北国防，外蒙与新疆并重，如分先后缓急，则外蒙较重于新疆；库伦(今外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距北平不过4000余里，迪化(今乌鲁木齐)距北平长达12000余里，新疆尚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主权无恙，其经营迟早，无关大局，外蒙则已完全脱离中华民国范围，成为苏俄附庸，且西伯利亚铁路支线，已延达恰克图，如我再不经营，彼将直赴北平根本重地，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金树仁于1928年11月获国民政府任命后，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表示效忠，并表示：“誓当为国效力，对于新疆国防，自应担此全责，决不致贻政府西顾之忧。”

金树仁的态度，使蒋介石感到新疆负责有人，无需另起炉灶，自然也用不着白崇禧多此一举。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打定主意要以武力消灭各实力派集团，先入之见既已深，任何正确的主张也不可能改变蒋介石的意念。而且蒋介石已经选定了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为第一个下手的对象，蒋介石还怎么可能让白崇禧率军到边疆去坐大呢？白崇禧万万也不可能想到，此时连他的生命安全也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实边建议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白崇禧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就是没有采用他的“实边”政策，才导致后来连续不断的内战。30年代，白崇禧在广西的一次演讲中旧事重提：

本来北伐战事停止后，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共有一、二、三、四4个集团，合起来的兵额不过六七十万。所以，我是主张编而不遣的。我的意思就是想把4个集团的军队混合起来编做4个国防军，分屯于边疆四境。这里面的理由：(一)是国防上的需要。我们试看法国人口4200万人，但已有国防军70多万；德国人口6400多万人，但已有常备军85万。我国有47000万的民众，如果照德、法两国人口与军队数目的比率计算，那么我国至少应该有军队400万，现在我们只剩这六七十万的革命军，自然没有再裁去的必要，而把他分置于各边疆上以巩固国防。(二)安置有功的将士。北伐完成后，一般革命军人，皆有功党国，我们自不应施“狡兔死、走狗烹”的手段去对待有功的战士。(三)把军队都分移到边疆去，可以免除内部的许多纠纷，而不致发生内战。(四)可以开发边疆，富国强兵。但这种意思，竟被少数的有力者所反对了。当然，他们的反对，是别有用心的，然而以后也就引起几年的内战，民(国)二十年，更发生空前的“九一八”的巨变，打破了自有外交以来丧失国土的纪录！追怀往事，不能不痛心疾首！[24]

这真是一页痛心的历史。白崇禧在这里虽然没有点名，但我们可以认定，他所指责的“少数的有力者”，当然是指蒋介石及其心腹谋士们。蒋介石宠信杨永泰等人，盲目地仿效封建帝王进行所谓的削藩战争，消灭异己军队，结果引起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内战，异己军队虽然消灭了，但蒋介石自己的部队也已打得筋疲力尽。所以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打进来的时候，蒋介石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只好推行屈辱而又可耻的“不抵抗政策”，任凭日本人蹂躏中华大地，重演了一段“勇于内战，怯于外战”的历史悲剧。有人说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是杨永泰。但笔者以为，杨永泰固然死有余辜，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