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大传（套装上下册） - 试图平息“湘案”风波

试图平息“湘案”风波

1928年8月8日至8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强行通过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议案：规定年底以前取消各地政治分会，中央委员集中首都，不得散居各地；厉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政令军令绝对统一；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度。会后，蒋介石陆续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蒋要求他们长期居住在首都。但蒋介石没有安排白崇禧任何职务，以至冯玉祥都觉得过意不去。认为第4集团军的上层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25]

1929年1月1日，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议中致辞中即以日本明治维新讨幕废藩的故事为例，要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拥有重兵的大军头们“把日本雄藩作为一面镜子，借彼鉴己，善应潮流，奉还大政，归命中央。首先一条即化除‘私兵’，归编‘国军’”。蒋介石的讲话以日本藩阀影射冯、阎、李等人，引起他们极大的反感和不安。

编遣会议开幕的当天，蒋介石致电白崇禧，要求他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并在编遣委员会中担任编制部主任职务。声称“中央编遣委员会成立后，一切盼兄运筹擘画，离平以后，所遗职务可交鹤龄兄(李品仙)代理”。[26]

白崇禧自“实边”建议被蒋介石否决后，心中怏怏不乐。知道蒋介石不安好心，也多了几分警惕。白崇禧接到蒋的电报后，即于次日复电，以六弟崇祜新近去世，悲伤过度，引起吐血，旧疾复发，必须静养为由，婉拒了赴会的邀请，并婉言辞谢中央编遣委员会编制部主任职务。[27]

1月22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李宗仁，正式提出辞去第4集团前敌总指挥职务、回桂林养病的要求。白崇禧随即住进了北平德国人开设的医院。

在医院里，白崇禧大谈其“病史”：“因胞弟新近在沪病逝，感伤过度，遂致咯血。入病院以来，经医诊治，虽咯血已止，而心神甚疲。从前东征之时，体重尚有110磅，今则只有101磅，而血压只有59度，尤为气血亏损之征。行年不过36岁，头顶已秃，更足证其血之不足。医劝长期休养，拟回至故乡桂林，怡情山水，长久休息。”[28]

此后，白崇禧又嫌这家北平城内的德国医院访客太多，时受干扰，又向前袁世凯时代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借得香山双清别墅，住进了人迹相对较少的香山。白崇禧对记者描述他在香山的生活情形说：“此间空气清新，景象幽邃。本人入山唯恐不深之愿，甚为惬然。日来一切酬应，悉皆谢绝，大足怡神悦志，但以本人身体颇弱，近来又感受风寒，颇觉不适，已两日未作跑山生活矣。”

白崇禧称病辞职，装作隐居深山、不问世事的样子，实际上，这是他对现实处境无可奈何的一种消极表现。同时也含有退居深山，静观时局演变的意思。

与此同时，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也进行得很不顺利。会议之前，蒋介石引诱冯玉祥、阎锡山各自提出一个编遣方案。冯玉祥根据自己的标准，提出：第1、第2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3、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余杂牌军编8个师，阎在反复权衡后，揣摩蒋的意图，提出：第1、第2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3、第4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6至8个师，其余6至8个师由中央处理。显然阎的方案有利于蒋介石，编遣会议开幕后，蒋下令将阎、冯提出的两个方案一并交会议讨论，并明确表示自己支持阎案，会议通过的《‘国军’编谴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编制不得超过65个师。设立8个编遣区，蒋占其中4个，这样一来，冯、阎、李等才发现上了蒋介石的当，便在大会上采取消极抵制态度。

蒋便在冯、阎、李中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手段，蒋两度找冯密谈，故意危言耸听对冯说：“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如何办理？”冯玉祥知道蒋氏不安好心，便冠冕堂皇地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目下政府当务之急，只求得民心可耳！徒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吾恐方灭一秦，又生一仇也！”蒋氏又提出以师为单位，以消除桂系兵权之谋。对此，冯玉祥认为蒋逼人太甚，不留余地，遂没以好口气回答；“如畏之，何如以连为单位耶？”[29]

此后，蒋介石又召冯玉祥、阎锡山到南京郊外的汤山温泉沐浴，蒋再度提出要对桂系用兵，阎锡山注目不答，似有难言之隐；心直口快的冯玉祥依然正大堂皇地回答：“同为革命军，不宜自相残杀，以免分裂革命势力，重陷人民于水火。”[30]由于冯、阎不上当，蒋的拉一派、打一派的图谋又落了空，心中懊恼可知。

1929年1月22日，出席编遣会议的海军代理总司令陈季良及海军署长陈绍宽，因不满编遣会议对待海军的决议，一怒之下离京赴沪，并提出辞职，各方慰留，直至27日蒋亲赴上海挽留，二陈才打消辞意，回到南京继续视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汤山会议时，李宗仁、李济深“词锋尖锐，当面与蒋以难堪”[31]，几乎使蒋下不了台。这样一来，编遣会议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了。1月27日，李济深以葬母为由首先离开南京南返。2月4日，阎锡山又以父病重为由，请假离开南京北返太原。冯玉祥见李济深、阎锡山都走了，自己也坐不住了，2月5日也以神经衰弱为由，向蒋介石请假返回开封。一场马拉松式的编遣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编遣会议的流产，使蒋介石意识到地方实力派领袖和平交出兵权的可能性极为渺茫，从而更加坚定了蒋介石以武力解决的信念。冯玉祥走后，蒋找到尚留在南京的李宗仁，气呼呼表示要对付冯玉祥，以试探李宗仁的反应。随后，蒋介石又正式派遣吴忠信向李宗仁游说，共同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因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党内如发生内战，将以若辈以可乘之机。李还向蒋进言说：冯玉祥个性粗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情热，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明辨是非，引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万不可操急从事。蒋听完李宗仁的陈述，连忙反问：“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蒋特别强调“我们”二字，以示李宗仁也有一份。李宗仁解释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10余万(引者按：此时冯玉祥拥有27万军队)，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对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32]

李宗仁在高谈阔论、当大好人的同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首先要动武的对象不是冯玉祥，而恰恰正是以他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

蒋介石首先拿新桂系开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第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宿怨。北伐期间，李宗仁、白崇禧曾利用蒋介石两面受敌的困境，于1927年8月中上旬逼宫，使蒋不安于位，被迫辞职下野。对此，蒋介石衔恨在心，一有机会就会报复。冯玉祥解释说：“蒋桂之争，远因实种于蒋上次下野时，彼时桂派言论，过于露骨，及蒋复职后，遂蓄意铲除之。”[33]

第二，李、白第4集团军的部队直接威胁蒋介石统治的东南地区。北伐结束后，第4集团军部队发展到近20万人。分布在广西、湖南、湖北以及北平、天津、唐山一带，直贯中国。但桂系部队此种分布，看似强大，实际上却有明显的弱点。桂系部队一字长蛇阵部署在京广线两侧地区，中间湖南、河南两地又分别为鲁涤平、冯玉祥占领，桂系的部队被拦腰截成了首尾不能相连的三段，首段为广西的黄绍竑部，中段为湖北的夏威、陶钧、胡宗铎部，尾部为驻北平、天津、唐山一带的白崇禧部。三部分首尾不能呼应联系，则是兵家之大忌，便于蒋介石各个击破。

第三，桂系内部矛盾重重，十分容易被收买分化。桂系内部不仅有本省派，也有外省派，各自内部还有许多小派别。例如势力最大的本省派分成桂林派和容县派，桂林派又称官话派，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容县派又称白话派，以黄绍竑为首，因为北伐战争开始后，黄绍竑留守广西，主持省政，大量引用容县派，造成“三步一容，五步一黄”的局面。李宗仁、白崇禧出征在外，掌握省外军队的大权，但桂系省外的军队又有广西籍与两湖籍之间的矛盾。桂系从崛起、统一广西到逐鹿中原，前后不过数年时间，根本来不及整顿内部。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便决定了蒋介石首先消灭桂系。事实上，在编遣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即已在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对付新桂系。蒋的布置非常周密，而且其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蒋介石的第一着棋，便是激人成变，酿成“湘案”风波，成为蒋桂战争的导火索。

鲁涤平(1887—1935)，字咏安，湖南宁乡人，是谭延闿的亲信部属。1928年5月21日，李宗仁借故免去程潜的湖南省主席职务后，为缓和湖南人对桂系倒唐(生智)扣程(潜)的反感情绪，不得不任命时任第2军军长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以结好于谭延闿。但谭延闿在蒋介石再度出山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职务，与蒋介石打得火热，与桂系反而日益疏远。而蒋介石也有意拉拢利用鲁涤平，“以切断其两广与两湖之联络”[34]。

遭桂系武力驱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

湖南地处湖北与两广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旦蒋介石控制了湖南，对桂系将是极为不利的。应此，如何切实控制湖南就成了一件关系桂系生死存亡的大事。恰在此时，鲁涤平又与另一湘籍将领何键发生了矛盾。何键是湖南醴陵人，原为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唐生智失败下野后，何键多方向桂系输诚，桂系在改编唐生智所部时，保留了何键的第35军军长职务，并让其兼任湖南清乡会办，掌握了清乡督办公署的实权。鲁涤平主湘后，对何键大权在握很不满，乘南京政府设立“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之机，向蒋介石请准任命何键为代总指挥，把何键排挤出了湖南，从此鲁、何矛盾日益加深。不久，何键借报告工作为名，前往汉口谒见李宗仁，力陈鲁涤平有异心，湖南为第4集团军后方，湘桂不一致，武汉有事，后路可虑。何键的一番话，说到李宗仁的心坎上。李宗仁当即决定利用鲁、何矛盾，与何键密定了一项“倒鲁立何”计划，准备再演一出类似倒程立鲁、先斩后奏的政治游戏。为掩饰此一行动，也为将来留有回旋余地，李宗仁在编遣会议后1个人留在南京以避嫌疑。

1929年2月间，李宗仁得到何键密报：蒋介石从江西运送了两三百万发子弹接济鲁涤平，准备对桂系作战。李宗仁感到形势逼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便指使在武汉主持工作的胡宗铎、夏威立即动手。2月19日，胡宗铎等人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第2军军长兼第18师师长等职，免去谭道源的第2军第50师师长职务，声称鲁、谭二人“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同时任命何键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2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将决定上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同一天，李宗仁致电蒋介石等，申述罢免鲁、谭的理由：“本集团军师长鲁涤平、谭道源任职以来，互相勾结，对于本集团军所发命令，诸多违抗，实属弁髦法令，破坏纪纲。湘省为匪共窟穴，该师长等剿办不力，地方秩序，迄未恢复，人民痛苦，不获解除。鲁涤平身为省政府主席，又复滥用威权，把持中央税收，紊乱行政系统，致饷糈计划，无法统筹，似此拥兵恣肆，若不亟予惩处，大局前途，何堪设想？！除将鲁涤平、谭道源均予免去师长职务，听候查办，并将各该师部队，分别遣散，以伸军纪外，谨电奉闻。”[35]

胡宗铎

同时派遣夏威、叶琪两师部队进入长沙，鲁涤平不敌，退走江西。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湘案”发生后，李宗仁立即化装悄然离开南京潜往上海，住进了上海租界内，以避免做蒋介石的俘虏。

2月25日，李宗仁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呈报“湘案”经过，要求迅速追认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并自请处分。

“湘案”发生时，蒋介石正在老家奉化，他得到“湘案”报告后，感叹说：“桂系跋扈恣睢，目无中央，从此恐又多事矣。”24日，蒋介石与行政院长谭延闿抵达上海访问李宗仁，会商解决“湘案”办法，李宗仁表示将与中央保持一致。蒋介石对桂系的这一举动，恨得咬牙切齿，但蒋此时尚未做好准备，便不动声色与桂系打起文字官司来，以掩护对桂战争的准备。

2月27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177次会议，会议就“湘案”做出两项决议：第一、派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蔡元培会同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彻查湖南事件。第二、何键暂时代理湖南省主席职务。

李宗仁、白崇禧一直幻想通过做些让步使蒋介石默认事实，3月4日，李宗仁发表谈话，在为“湘案”辩解的同时，表示拥护蒋介石，并宣布遵令裁撤武汉政治分会及第4集团军总部。

同一天，白崇禧致电南京的胡汉民、上海的吴稚晖、杭州的张静江3位元老，请他们出面调停，维持大局，电报称：“有人趁机播弄，动摇大局，藉收渔利，禧身在病中，心忧党国，诸公领袖群伦，主持至计，敢请设法稳定大局，两湖必能听命中央也！”[36]

3月5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表示：“惟中央之命是听，钧座处置得宜，决心专意服从。”

3月6日，白崇禧又急电胡汉民、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再次请求他们出来调解，并向蒋介石力为解释，以便转危为安。

同一天，白崇禧复电立法院长胡汉民，称：“遵即电转达武汉，嘱其不得妄动，并电请德公(李宗仁)严令禁止。任公(李济深)处禧亦电促早日赴京调解，共维大局。并望将鄙意述陈介公(蒋介石)。无论如何，总以顾全中央威信，使政局稳定，勿予奸人以挑拨之隙，而遗党国前途之忧也。”[37]

接着，白崇禧就“湘案”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白崇禧表示，他与李宗仁事前绝未与闻，“湘案”纯粹是局部问题，尽可在法律上求得解决，绝对不应使之成为内战的原因。他深信两湖军队绝对服从中央，服从主义。

3月7日，白崇禧再次就“湘案”发表谈话，除重申他本人事前毫无预闻外，承认“湘案”处置“操切”，此事如何解决，当始终服从中央，服从蒋总司令，服从李总司令。白崇禧申明，桂系军队从珠江出发，转战万里而至北方，绝非为个人谋利益，完全为党国谋统一。白崇禧还否认了蒋桂将发生战争的可能，认为这完全是谣传，并说这种谣传发生原因有三：(1)帝国主义者及赤色帝国主义，唯恐中国不乱，竭力煽动；(2)失意政客军人及不利于党国之人物，为谋私人活动而散布谣言；(3)做公债事业之投机分子，希图扰乱市面。[38]

白崇禧还寄希望于李济深出来调停。“湘案”发生后，白崇禧即致电李济深促其早日赴京调解。3月7日，白崇禧对记者发表谈话很乐观地表示：粤李主席已启程北来，即日可到京，一切问题待李到后解决。

3月8日，白崇禧公开发表呼吁和平通电，电称：

……近阅报载，纷传益甚，军事发动，几若实有其事者。平心设想，不禁慨然。窃意吾国革命事业，赖先总理惨淡经营，垂40年，以诸先烈之奋斗牺牲，诸公之继续领导，加以武装同志共同努力之结果。始获有今日之局势，凡我国人，自宜尽力维持，徐图建设，亦可以解除民众之痛苦，完成革命之大业。……诸公领袖群伦，党国众望，维护大局，谅有同心，尚祈审处前途，主张至计，一致电请政府，持以镇静，处以宽宏，武汉分会，原在政府统治之下，中央如何处理，亦必能恪遵明令，一致服从，果能如此，则军阀反动，固可无忧，即外交问题，亦可渐图解决。转危之道，全在于此。[39]

“湘案”后，白崇禧将希望寄托在胡汉民等人的调停上。此时的国民党中央是蒋介石、胡汉民合作的体制。胡汉民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白崇禧希望胡汉民等向蒋介石鼎力进言，消弭内战，然而却是找错了对象。

我们知道，胡汉民正是对桂系恶感最深的一位元老要人。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暗中逼蒋下台时，胡汉民即严斥李、白为所谓的“新督军团”[40]，并随蒋介石一同下台以示抗议。此外，还有李济深驱逐胡汉民亲信古应芬的旧账。1927年6月，李济深任广东省主席后，即免去胡汉民亲信古应芬的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任命自己的亲信接任。古应芬不服，拒不交印。李济深便派兵包围财政厅，强制执行。李济深虽不是桂系，但他是广西人，与桂系首脑李、白、黄关系密切，是政治上的同盟者，也可算是半个桂系。于是这一笔账，胡汉民也一起算到了桂系头上，他认为桂系军阀专横跋扈。加之胡汉民又是一个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的人，只要有机会，他是会报复的。“湘案”发生后，胡汉民即说这是“军阀行为，违抗命令”，与谭延闿一唱一和，力主讨伐。以至后来吴稚晖称赞胡汉民“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41]。这样一来，白崇禧的希望也就落了空。

到3月中旬，蒋介石的战争准备已经就绪，战争已在弦上，白崇禧见形势紧急，再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警告蒋介石不可轻于动兵，电报说：“武汉政治分会的处置不对，胡、陶、夏操切无理，罪有应得，应当如何处分，我完全负责，千万不可动兵，因为一、四集团军从两广出来，是革命的主力，到现在是国家安定的力量，若破裂了，以后内战无已时。”但蒋介石复电说：“没这个事”，矢口否认他在准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