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体验人生，认识世界

某种程度上说，人在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成本与优势就是时间。然而，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怎样才能利用有限的时间来做最值得做的事，达到最令人满意的效果？黄建南有过颠沛的童年、曾经失意的少年，中年时在金融界叱咤风云，但之后在政治生涯如日中天之时，一落千丈。常人未曾体验的人生酸甜苦辣他都尝了一二。70年的人生路中，他不断地总结反思，近年来更独创了自己的 “十二年理论”和“第四五维空间”。他着眼于时间与思维这两大关键因素，坦言自己的亲身经历，希望对当代年轻人有所帮助。尚处中年的邱学凡从优秀的学子，到基层公务员，后又弃政从商，每一步都走得决然又有收获。他的经历与黄建南的经历遥相呼应，为当代有志的年轻人带来了启示。

话题一　人生贵在体验

邱：人生就是在不断体验中，从小到大，由近至远，逐渐成型。我小时候就是别人的军师，喜欢带领人家去打架。从小两拨人打架，往往我在的那一拨人都会赢。那时候还没有学“田忌赛马”，但是我已经悟出了其中的制胜战略，那就是让最弱的人和对方最强的人打，然后让最强的人去攻击对方水平中等的人。我想人就应该是这样玩，一点点学会的。

黄：我同意学凡关于人生就是这样边过边悟出道理的说法。说得宏大一点，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坏的事情。有的人说父字辈财富已然足够，我就要去做些别的事。在一个大家族里，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思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在不断的体验中提炼出自己的人生中更有价值的东西。他能这样做，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因为他有先天条件在。

邱：是的，许多事情都要自己去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可行不可行，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譬如，我从小热爱文学，长大之后，我在学校成了文学社社长，其实原本并没有这样一个社团，是我主动请缨开创的，此外我还自创了文学社刊物。在复旦念大学时，我就和同学合伙，一起开了自选商场和小酒吧。那时候，还从金乡老家那里拿了几千本台历销售，尽管卖得不是很好，但是至少我敢卖，这样算是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工作了以后，我也一直在琢磨着创造财富的方法，我会先把下个月的工资拿来做投资，从40平方的房子开始买，买到200平方，我在温州取得的最大的“一桶金”是房子买了三年后，升值了一百多万，之后我又开始投资上海的房产。后来，我离开了公务员岗位，下海成立了房地产咨询公司，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大。我很早在崇明岛收购了改制的医药企业，开发那里的酒店和地产。那时候崇明还没有通大桥，我可以说是那里最早的一批投资者之一。为何我能在崇明开发高峰期的5年前“埋伏”下来，我想可能要归功于我的经历与眼光。在我看来，眼光决定你所有的未来的走向，但是要具备这样的眼光，必然要求你之前要有所经验和体悟。

这样的人生体验在我看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财富积累中。将来，趁着年轻，并且有一定的资本，我想服务更多人，有生之年做一些让别人更快乐的事情。古宅收藏作为我的一大兴趣就是其中之一。为此，我还策划拍一部纪录片，命名为《消失的乡村》，而我在将来更希望自己能当一个小学的校长，可以把我的种种人生体验教给孩子们。如果实在当不了校长，那就作为董事长去同他们一起分享人生感悟。

黄： 体验无疑让我们获益，但反过来说，体验也意味着很大的代价。人生百态，有些人喜欢环球旅行，了解世界；有些人则只愿意与深山相伴，甚至看破红尘，成为神父修女，度过余生。后者的成就有些也是理想的。譬如特蕾莎修女，用自己看似羸弱的身体，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在这方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种体验本身无可厚非。你是不是一定要念了博士或者常春藤学校毕业才能做什么事情？普通的学校毕业就不能做什么事？不是的，还是会有空间的。

邱: 是的，所以很多现在表现平平的年轻人并不需要过分忧虑自己将来的发展。开放的社会下，只要你敢闯敢试敢体验，人人都应该有成功的机会。

黄：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譬如说，在金融业中，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银行才能做最好的事？未必。我知道孟加拉国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开设的格拉明银行专门做小额贷款，帮助普通人周转资金。这个银行就做得很好，而这个银行家前些年成了诺贝尔奖得主。这个社会还是有许多公正的体制存在的，有一定的空间让你改变自己。即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富翁，你也还是能做一些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会被认同的事。又如阿富汗女孩马拉拉坚持女孩应该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结果被异见者伤害，但是马拉拉没有屈服于淫威，而是来到联合国公开演讲，为阿富汗女子的受教育权利向全世界呼吁。虽然她是弱势的，但是她的志气却能与山河相比。试想，如果没有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会有多少人失落人生的目标。许多年前中国产生不了像样的运动员，而正因为我们打开国门后，奥运竞赛成为人们触手可及的向往，从而让许多人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变自己，甚至改变整个家庭。虽然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开凿一条全新的路总是辛苦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动力去突破，才能带给更多人希望。我们尊敬这些拓荒者，他们走在前面，改变了许多东西。

话题二　思维决定格局

黄：我也曾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5岁随父渡海来到台湾后，在宝岛上住了20年。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都是在台湾进行的。我在少年时代就成绩拔尖，初中时考入台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是台湾最好的中学之一，拥有一批名字响当当的优秀校友，从连战、吴伯雄到第一位在美国上太空的华裔王赣骏。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可谓踌躇满志，心想自己有那么好的基础，肯定能进入一所顶尖的大学。我虽然一向以文科见长，但知道社会上的看法就是觉得理工科比较有前途，可以到美国拿奖学金。一般人有意无意都觉得学理工科好，所以我也选择这个。我的化学不错，数学马马虎虎，物理完全不行。在进行专业考试的时候，我就吃了很大的亏。第一次高考中因此落马。后来我分析，其实我比较在行的是文史地理等。第二次高考后，我考上了一所并非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管理。不过，在大学里，我就成了小池塘里的大鱼，在当时台湾学生难以出境的大环境下，我获得了机会，去美国转了一圈。我的眼界因此大开，外面的世界也让我心向往之。四年大学毕业之后，就一味想去美国，因为知道自己不去，就会错过很多精彩的人生经历，而事后也会后悔。当时我申请上了康涅狄格州大学企业管理系，花了一年的时间就修完了两年的学分。那时候，在数理与统计学的课上，哈佛毕业的博士教授为我们授课，他的题目还没写完，我便举起手抢先回答了问题，引得同学们纷纷回头看我，投来钦佩的目光。那时候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邱：这段经历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黄：在美国的这一年，让我的思维有了质的转变。原来在台湾，我只想当一个工厂的厂长，毕业之后，我看到波音公司裁了很多员工，让我意识到制造业正在面临危机，于是我细想什么行业比较稳，后来就想到了金融业。之后，我辗转美国各州，开启了一段人生的新旅途。台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但我最后也没有找到机缘回来工作。

邱：环境往往都会让人在思维上产生重大的改变。我当初也是。当时在金乡只想来温州，后来随着眼界的开阔，想到更大的世界去闯荡，也就来到了上海。人的转变源自各个阶段的沉淀。人生的风景有山丘，有大海，关键是不断拓展视野，来增加未来的可能性。刚开始我在苍南做干部，生活便可以安逸无忧，但是我知道只有跨越地域乃至国界，才可以有大的发展，也可以完成我回报社会的愿望。

黄：你说得对，人其实都是边做边走边学的。这些后来产生的新的思维让我对自己后来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对职业的选择是违背父亲原初的愿望的。我的父亲当初给我的最大忠告有三：不要碰钱的事，不要沾染人事的事，也不要涉足政治。最后这三件事在我的身上都发生了。在美国研究所念书的时候，我曾经在一家制造企业有过三天读书三天做工的兼职经历。公司老板当时对我赏识有加，毕业后就请我去办公室做财务工作，但是公司太小，我觉得这并不是我长期的归属地，后来，我就借机说要和在异地的太太结婚并在一起，就去了华盛顿。27岁的时候，我结婚留在了华盛顿，在一家银行做了7年，之后去肯塔基州的国家银行亚太部门工作了2年。1981年，我就职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一家农业银行，期间接触了大量美中贸易资金的进出口业务，后来又被公司派驻香港任代表，负责远东事务；后受印尼力宝集团董事长李文正之邀担任香港力宝集团副总裁，负责银行的国际事务并代表阿肯色州银行负责远东事务；1986年，调任为集团加利福尼亚州金山银行总裁；1988年又被派往纽约中亚银行任总经理；1991年回到洛杉矶，出任金山银行副董事长。这些经历都在不断工作和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我的思维发展。

邱：那么您后来涉足政治，是什么样的人生体验或者思维变化让您做了这个选择呢？

黄：我之前在银行工作的经历中塑造的思维和不同的生活经历让我在美国华裔中间树立起了很高的威信，也让我在政治领域走到了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我有机会接触政治，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我不做，那么下个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当时，华裔完全是少数派，与我共事的人都来自不同的族裔背景。从中我发现政治运作的情形其实是一个代际相传的过程。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个工作机会给你不给他？原因就是你的背后已经积淀了好几代人的功夫，尽管你也是从新手开始的。从开始等机会到一代一代传下去，功力越积越深厚，有机会的时候就会偏向于你。我也意识到，如果你想在社群里有影响力，就应该勇敢地跨入，从自己做起，然后再为下一代做出铺垫。

话题三　厚德方能载福

邱：现在中国有些人可能觉得按照常规挣钱太慢，转而更愿意去参与投资股票等这样具有投资性风险的金融活动，其中还有不少是年轻人。年轻人去做投资，短时间内或许可以造成财富的膨胀。但是很多人就是上升到亿万富翁，最后又回到原点。我建议年轻人从基础做起，打好地基，才不会坍塌。当今互联网时代，看似机遇繁多，但是要想有持久的成功或者说留得住财富，年轻人要晓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厚德才能载福。

黄：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倒是比较乐观。第一种解释就是人群里总有常态分配的程式，一部分极好在这头，另一部分极差的在那头，而很大部分在中间。好的在哪头，中间的就都会跑向哪头去。我相信年轻人中还是有些中坚分子。社会上有不堪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就担心其走错了方向。但是如果你遇到病痛等，还是会有一些人施以同情帮助，这个与你属于哪个国家的关系不大，它来源于一种天然的怜悯心。我认为，社会上对年轻人要传达正面的信息。媒体的传播就是一种方式，不管你听不懂听得懂，无形中你就看到这个东西。今天，你我在谈事情，你懂得我在谈什么，假如5万人加入的话，或者说中国13亿人中有一小部分人加入的话，影响也是很大。

邱：不过我想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社会，我们暴露在大量的信息里，许多还没有养成足够的甄别能力的年轻人，不像我那一代人来得单纯，难免就有困惑，甚至误入歧途，比如沉湎于游戏、玩时尚等。这些诱惑乍一看似乎魅力无穷，但是在这些领域，其实有许多只是表面的一时畅快，有一些则某种程度上会让人离成功更远。我年轻的时候就爱赶潮流，也吃过亏，现在沉淀下来，反而懂得只要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反而离成功更近。

黄：现在这个社会和我的那个时代是大不相同了。社会上的诱惑有许多，对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挑战，许多人就因此倾向于随波逐流，试图通过投机的手段一夜暴富，而不愿意自己去思考判断，慢慢经营。这就要求社会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在最大限度上规避掉一些风险。举个例子来说，投资股票就一定要去股票行开户。股票行的人就是以此有了收入，但是正确的流程应该是，先给警告，问来者有没有做过这类的投资，评估如果不合格，风险很大，发现这个东西不适合他去接触，那么就不让他做，从而他连开门进入这个行当的机会都没有，他买什么东西，卖什么东西，都不可以任意而为。这里不仅涉及年轻人，更涉及老年人。在我看来，这些股票交易机构就更应该想到老人的积蓄来之不易，一辈子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如果因为投资错误而泡汤，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机制短期内就应该设立起来。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人第一要务都是要把自己懂的事情做好，不要奢望会有特别的机遇能让你一夜之间如何。因为我一直做金融，所以对其中的风险还是很有了解。退一万步说，如果确定要投资，也一定要选好股票。有些股票一定是有股息的，股息比银行的存款利息当然要高，那么如果你能选对好的产业，就是做投资的工作，而不是投机，思维调整之后，就会好很多。操作的过程中，涨的时候，把握好度，不应该因为一时贪心，结果千金转眼散尽，而在跌的时候，也不要心存侥幸，不管明天怎样，就要卖，时时牢记，这是我的底线。对那些退休的人来说，要先存好养老的钱，再去做一些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这样才能无论怎样都不会动摇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