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词学研究述略

在中国诗歌领域里，词是一种特殊的诗歌样式，它和律诗、绝句同为格律诗，不过律诗、绝句是整齐的五、七言格律诗，词则是长短句的格律诗。虽然词也有与五、七言律诗句数相同的词调，如《生查子》、《玉楼春》，但在句子平仄、用韵方面仍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律诗、绝句是整齐句的格律诗，词是长短句的格律诗，这是中国格律诗的两大类。律诗、绝句兴起于唐代，诗人辈出；词则繁荣于宋代，亦有万紫千红之盛。

词兴于唐，盛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词家数千人，词作以万数。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一个重要部门，因此，它逐渐成为文学研究者的一门专业，对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至版本校勘、笺注等等，历代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各有贡献。本文企图对历代词学研究情况作一次简要的介绍，为当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份研究线索。

一　词的起源

词的起源，为研究词史的第一个问题，历来为词学研究者所重视，而诸家观点并不一致。现在，我们认为词的起源是和音乐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不能离开音乐而谈词的起源。如果就诗歌的长短句形式来说，那么，在《诗经》和乐府诗里实早已有之。如果就音乐而言，则秦以前用的是雅乐，汉、魏六朝乐府用清乐，隋、唐的新乐则用燕（同宴）乐。由于隋统一了南北朝，将胡部乐和中原乐综合起来，成为当时的新乐——燕乐，词即由此产生。所以宋人王灼在他的《碧鸡漫志》中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这就是说明了词的起源和音乐的密切关系。唐沿隋制，在音乐和文学方面日益发展，词就随之而兴起，这是很自然的事。

词又是起源于民间的，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旧唐书·音乐志》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是指外来乐曲，里巷即指民间流行的乐曲。歌者综合运用这些乐曲，成为新声，足以说明词与音乐的关系，也说明词有来源于民间的成分。近人或谓词创始于封建帝王，或谓词起于封建文人，皆背本逐末之论。隋、唐以来一些词的曲调，大都见于唐肃宗时人崔令钦的《教坊记》，其中所录曲名有三百二十多个，都是当时的流行新曲。例如《望江南》、《菩萨蛮》等。在敦煌石室中所发现的曲子词，更有以这些曲名标题的词作。由此可证《望江南》不起于中唐，《菩萨蛮》更不起于晚唐。说词起于晚唐，本是明人妄说，证之唐人所记载的资料，其说可不攻自破。而近人误信明人之说，不以事实为根据，说词起于中、晚唐，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　词乐

词起于隋、唐的燕乐，词乐为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词乐的研究，对象是词的音律，涉及的问题如宫调、旁谱等。可惜的是古乐的节拍已亡，即使有谱，也不能歌唱了。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困难。但是历来研究词乐者仍然大有人在，他们希望词终于能获得演奏。大致说来，词乐依照音律的次序，宫调有八十四调，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乘以十二律。宫乘十二律为宫，其馀七十二调皆为调。总名为宫调。宋代的宫调谱字载于张炎的《词源》，又见于姜夔为他的自度曲注明的旁谱，我们尚可据以探索词乐情况。现在把历代研究燕乐及词乐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隋、唐时期　《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及杜佑《通典》皆有论述燕乐情况的记载。崔令钦的《教坊记》记载燕乐曲名三百二十四调，大曲四十。南卓的《羯鼓录》专述鼓曲。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则广泛记载唐代雅乐、清乐，兼及歌舞、俳优、乐器。

二、两宋时期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论及雅乐、清乐、燕乐兼及词腔和声。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曾探讨词调源流。赵德麟在《侯鲭录》中，则记载了他自撰的《蝶恋花鼓子词》十二首，当时的诸宫调就是由此递变而成的。曾慥在《乐府雅词》中，则录有大曲、转踏。陈旸的《乐书》，则详考了音乐演变。朱熹也谈到过关于腔调泛声的意见。宋代修内司所刊的《乐府混成集》一百馀册，皆有谱无词。此书在明代尚存，现在已不可见了。此外，张枢有《寄闲集》，杨缵有《圈法美成词》，皆旁缀音谱，可惜今皆不传。《词源》附有杨缵的《作词五要》，即：一要择腔；二要择律；三要填词按谱；四要随律押韵；五要立新意。所谈虽意在作词，但重点却在词乐方面。从以上所举文献，可见宋人对于词乐，已有非常专门的著述。

三、元、明时期　元、明人研究词乐，元人侧重在词乐之伴奏乐器，如陈元靓之《事林广记》，对管乐种类有过记载，有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竖箫等九种。这些乐器今多失传，不可知其具体形状，但知其管色之繁多，实数倍于今之管乐器。书中也有论及宫调腔韵的，则与《词源》大同小异，也可与姜白石的旁谱互相刊正。明初朱权有《唐乐笛字谱》，是专谈唐宋笛曲的。其后朱载堉作《乐律全书》，韩邦奇作《苑洛志乐》，又都是论音律及俗谱的，也可供研究《词源》之参考。

四、清代　清人研究词乐，重点是放在《词源》及白石旁谱上，皆尽毕生心力为之，成绩显著。先后成书而著名者，有凌廷堪的《燕乐考原》、方成培的《词麈》、戴长庚的《律话》、陈澧的《声律通考》、徐灏的《乐律考》、张文虎的《舒艺室馀笔》、郑文焯的《词源斠律》，皆各有见地，能互相补充，为研究词乐者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文献。

五、现代　近人对词乐有研究兴趣的很多，方面也广，对于词乐有关的问题也扩大探讨，以期互相发明。对《词源》音律及白石旁谱深入研究者，有任二北、唐兰、夏承焘、丘琼荪、杨荫浏、阴法鲁诸家。研究大曲的，有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研究隋、唐燕乐的，有日本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郭沫若译）。研究宫调的，有夏敬观的《词调溯源》。讨论古乐与今乐关系的，有童斐的《中乐寻源》。专门研究《词源》的，有蔡桢的《词源疏证》。叙述宋代歌舞剧曲的，有刘永济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以上所举各家的论著，对我们研究词乐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敦煌石室所出的唐代舞谱，与词乐也极有关系。叶玉华有《唐人打令考》附敦煌舞谱残卷，并有释辞。冒广生也有《敦煌舞谱释词》。吴庠又有《唐人打令考补义》。这些研究成果，也都是我们研究词乐的重要资料。一九五八年，香港大学出版了一本《词乐丛刊》，发表了饶宗颐的《白石旁谱新铨》，是根据日本传钞本明人魏皓所作《乐谱》，以考证姜白石的旁谱。《词乐丛刊》中尚有赵尊岳的《讴歌要旨八首解笺》，对张炎《词源》中的《讴歌要旨》作了新的考释。此外还有姚志伊的《论折字》、《论姜谱之翻译与板眼》，都是近年来极可注意的研究成果。

三　词律

由于词乐失传，词的音律、音谱也都随之而亡失。虽经后人研究，但唐、宋人具体唱奏情况如何，仍难得其真相。清初人万树所编的《词律》，虽名为词律，实际并非词的音律。王奕清等所编的《钦定词谱》，也非词的音谱，他们考究的都只是词的文字格式。不过词的文字格式，原为配合音乐而形成的，所以直到今天，文字格式也可能作为吟诵及习作的依据。

词的文字格式，大致可分为：分段、词调、词体、句法、用韵及平仄四声等项，今分别略述如下：

分段　单调的词不分段。双调一般分上下两段，还有分三段和四段的。三段的词，前两段短而格调相同，后一段较长，名为“双拽头”，例如《瑞龙吟》。词的下段开始处，通称为换头，或称过片。最长的词分为四段，例如《莺啼序》，长达二百四十字。

词调　词的调名都与音乐有关系，如令、引、近、慢、摘遍、犯调、三台、序子、叠韵等。不过明人顾从敬改编《草堂诗馀》，开始把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那就是从字数多少来区别了。清人毛先舒谓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为长调。这样分法，其实并不恰当，不过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妨以此来表示词的形式的长短不同而已。

词体　由于词的音乐性有变化，如添声、偷声、减字、促拍、摊破等，词体也有了繁衍。研究词律、词调者，势必研究到词体。这一部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词的句法、韵法，都有关于词体，而为研究词律者所注意的。

研究词体、词调的著作，最早的是明人张的《诗馀图谱》三卷，同时有程明善作《啸馀谱》十卷，其中有《诗馀谱》三卷。这两部书虽有草创之功，但谬误甚多。

清代康熙年间，宜兴人万树，字红友，编成了一部《词律》，收词调六百六十，词体一千一百八十馀。在张的基础上，用精密的科学方法，归纳出唐、宋以来各个词调的体式，但是还不能没有错误。咸丰年间，杜文澜作《词律校勘记》，同治年间，徐本立作《词律拾遗》，都是为万树补遗正误的。康熙晚年，命儒臣编成了一部《钦定词谱》，共四十卷，收词调八百二十六，词体二千三百零六。这是在万氏《词律》的基础上增补校改而成，以帝王的力量来编此书，当然是集大成的著作，但也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疵。

晚清有舒梦兰作《白香词谱》，选取最常用的词调一百阕，注明平仄，可以说是《词律》的简编，为作词者的日常用书，几乎人人必备，听说最近已有重印。近人林大椿作《词式》，龙沐勋作《唐宋词格律》，也是这一类为学习作词者提供方便的书。

四　词韵

最初，词家作词，都用诗韵，有时也以自己的方言押韵，并无词韵专书，因此，词韵较诗韵为宽，填词用韵较作诗为自由。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种新兴文体产生时，在格律方面，有其自由天地，限制性较少。

南宋时，朱敦儒曾拟定词韵十六条，入声韵四部，这当是最早的词韵著作。后来有张辑为它作注，冯取洽为之增补，似乎已成词韵的专书，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明代的词韵专书，有胡文焕的《会文堂词韵》。编订不善，不为人所采用，故流传不广。

清代词韵专书较多。主要的有沈谦的《词韵略》、吴烺等编的《学宋斋词韵》，而以戈载的《词林正韵》最为精审。晚清以来，词家填词选韵，大都采用戈氏的分韵法。《词林正韵》采用《广韵》韵目，而合并平、上、去三声为一部，共十四部，加以入声五部，全书共为十九个韵部。吴瞿安在其《词学通论》中，论词韵之平、上、去三声，仍依《词林正韵》，但把入声五部增为八部。

此外，词人有用各地方音叶韵的，戈氏此书并未涉及。这里，我们略举数例，以说明方音在词韵中通叶，更可证明词韵之宽：

一、“居鱼”与“齐微”通叶　例如苏轼的《渔家傲》，以“似”与“度”叶。史浩的《菩萨蛮》，以“去”与“事”叶。石孝友的《千秋岁》，以“鲤”与“醑”叶。

二、“萧豪”与“幽侯”通叶　例如曾觌的《钗头凤》，以“照”与“透”叶。刘过的《辘轳金井》，以“溜”与“倒”叶。陈允平的《水龙吟》，以“草”与“骤”叶。这是福建方言的音韵。

三、“歌戈”与“萧豪”通叶　例如黄裳的《蝶恋花》，以“过”与“早”叶。郑域的《念奴娇》，以“果”与“岛”叶。林外的《洞仙歌》，以“锁”与“考”叶。这也是和福建方音有关系的。

四、“庚亭”与“江阳”通叶　例如吴文英的《法曲献仙音》，以“冷”与“向”叶。

五、“真文”与“东冬”通叶　例如《云谣集》中的《天仙子》，以“问”与“洞”叶。

以上所引，可以看出《词林正韵》未注意到方音在词韵中的广泛使用，确实为其不足之处。罗常培曾作《唐宋金元词韵谱》以补正戈氏的疏漏，可惜未及刊出，遗稿已尽散失。

五　词人传记

研究一位词人的作品，当然首先要了解他的生平，但由于过去史家对词人不加重视，为词人立传的很少，即使有传，也极简略。有的更未经详考，以致错误较多。在过去的词选集中，一般也附有小传，但只寥寥数语，意义不大。

对于词人的时代、籍贯、世系、生活，如不详加考订，往往导致错误。兹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将词人的时代记载错误的　如陈凤仪系北宋时人，见宋人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这并非僻书，但清初朱彝尊编《词综》，却把他列入元人。其后，《词林纪事》也跟着错误。甚至清代同治年间杜文澜作《词人姓氏录》，也还把他列为元人。

二、将词人的籍贯记载错误的　如《词综》记柳永为乐安人，《山左人词》也沿此误。实则柳永是福建崇安人，福建省地方志书载之较详，从其家世上考察，也可明确无疑。《词综》误为乐安，就硬派柳永为山东人了。

三、对词人世系未加细考而致错误的　如张炎为张俊之六世孙，有人误以为五世孙。又有人把张炎误为张镃之孙，这都是弄错了世系。实则张炎为张镃之曾孙。张镃以下是按五行排列辈分的，张炎为火行，炎之父枢为木行，枢之父濡为水行。胡适不知张家以五行排辈分，称张炎之祖父为含，实则张濡字子含，不是名含，他又把名与字混淆了。

四、把词人的生卒年记错了，对他们的词作就无法解释清楚　如张元幹的生年，据其自撰《芦川归来集》，系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可是现在的选本，却把张元幹的生年误为宋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相差二十馀年。这样就把张元幹在靖康之难以后，南宋时期他写的送李纲、送胡铨的词都弄错了时代。又如南宋岳珂在五十八岁时还作诗，有些书说他卒年五十二，显然是错误的。又如尤袤卒于宋光宗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则姜夔就不可能于宋宁宗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在无锡和他会见了。

综上所述，可见研究词人传记，很有必要。因此，近代词学研究者对词人的生平，参考各种史籍，写定传记，大约可分为以下四种体例：

一、小传　如刘承幹有《历代词人考略》，此系稿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所录词人，较《历代诗馀》所附的《词人姓氏录》为详，颇有参考价值。

二、年表　王国维在其所作《清真先生遗事》后附有《周邦彦年表》，系大事记性质。对周邦彦的生平，考证甚为详尽，而且辨别伪讹，也至精确，为考证词人生平的研究方向开了先路。

三、年谱　邓广铭有《辛稼轩年谱》及《陈龙川年谱》，早已流传，对研究辛、陈的词，均有帮助。夏承焘有《唐宋词人年谱》，计有韦端己、冯正中、南唐二主、张子野等九家的年谱以及温飞卿等三家的系年，搜罗既广，考证亦精，实为词学研究者必读之要籍。此外，王仲闻有《李清照事迹编年》，对李清照的生平，也搜集了丰富的史料。

四、词史　在词人传记辑录丰富、考证精确之后，则词史之研究才易于进行。过去刘毓盘、王易都曾撰作《词史》，只是略述纲要，标明线索，对于唐、五代、两宋诸大家之成就，则少评论。至于敦煌曲子词，他们尚未能见到，自然不可能论及。惟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而继承前人这一事业，则是后来者的责任了。

六　词集版本

宋词盛极一时，当时词集的刻本已很多，历金、元、明、清以至近代，版刻愈多，不可胜数。就宋刻本而言，北宋本现在已极少见，南宋本则见于著录者，还有不少。天一阁藏书中，颇多秘籍。汲古阁刻本词集初刻不精，惟后来所辑宋词百家，元词二十家，钞校皆精，后来大多分散，为藏书家所得。清代著名藏书家，如士礼居、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皕宋楼、八千卷楼皆以收藏宋、元善本词集著名，可惜也多散佚。

由于版刻不同，遂致词集的名称也不同，其卷数、词数、行款、字体的优劣亦皆不同。有因地而异的，有因时而异的，有因人而异的，今分别略述之：

一、因地而异的　如长沙刻本有《百家词》，见《直斋书录解题》。杭州刻本较为精美，有赵以夫的《虚斋乐府》、许棐的《梅屋诗馀》、戴复古的《石屏长短句》，又有《典雅词》，今可知者十九种。福建刻本则有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晁元礼的《闲斋琴趣》、秦观的《淮海琴趣》、叶梦得的《石林琴趣》、赵彦端的《介庵琴趣》、黄庭坚的《山谷琴趣》等，均其较著名者。他如吉州、南京、武昌、成都等地，也都有词集刻本，以各地经济情况、刻工技术之不同而有所差异。

二、因时而异的　如辛稼轩词在宋代为四卷本，元代则有十二卷本。明代吴讷有钞本《稼轩词》四卷，但多误字。近人林大椿有校吴讷本词。赵万里发现的汲古阁精钞宋本《稼轩词》四卷，则是最为可贵的。又如张孝祥的《于湖词》，在宋代只为一卷，明代汲古阁刻本只有词二十八首。后来又发现了宋刻《于湖居士全集》本附词四卷，又宋单行本《于湖词》六卷，六卷本并注明宫调。又如日本影印元至正癸未刻本《草堂诗馀》，并无编者姓名，但北京图书馆所藏元至正辛卯刻本则题云：“宋何士信编。”可见前本有脱落，后本则为完整。又如宋代赵闻礼所编的《阳春白雪》久已不传，直到清道光间始被发现，故明、清以来各家词选皆未能选及。郑振铎曾发现一个用篆文写刻的《阳春白雪》残本，是明嘉靖刻本，更是词籍中的奇书。

晚清词学大昌，王鹏运之精刻，朱祖谋之精校，吴昌绶及陶湘之影印，皆为词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后《四部丛刊》影印之《乐府雅词》、《花庵词选》以及其他善本词集，皆有功于词苑。赵万里曾计划影印十种善本词集，只印出了明万历吕远刊本谭尔进缮写的《南唐二主词》，其馀九种均未印出，不知流落何处，似应访查，把它们印出来，以实现赵氏遗志。

三、因人而异的　如元人印的《草堂诗馀》是以四时景物、天文地理、人物人事、器用花鸟分类。明嘉靖刻本《类编草堂诗馀》，题武陵逸史编次，则改为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别编次，与分事类本不同。嘉靖以后所刻《草堂诗馀》，如《词苑英华》本及沈际飞、钱允治、卓人月、潘游龙等所编词书，皆分小令、中调、长调编次。明陈耀文的《花草粹编》也是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编的。此书原为十二卷，清咸丰间金绳武重刻本分为二十四卷，但校订疏舛，反而失去陈本原来面目。可见由于编印者学识水平不同，刻本遂因人而异。

词集除刻本外，尚有下列几种本子：

钞本　一般钞本，书法不工，字迹潦草，甚至有很多错字，敦煌歌辞及吴讷所藏钞本，皆是如此。但学人所钞本，则工整秀美，如毛晋所钞的宋本。

校本　各家校本，每有独到之处，对词学贡献极大。如朱祖谋所校词集，其精审处可与乾嘉学者的校勘经史比美。

影印本　保存古本、旧本词集的原来面目，实赖此种影印本。如双照楼、涉园所影印者皆是。一般说来，所选用原本也极精美。

编年本　近人对东坡、稼轩、白石、后村、遗山诸家皆有编年词集刊行，对于词学研究颇有贡献。我们很希望多有这类编年本的词集刊出，以为知人论世之资。又近人研究词集，如《花间》、《淮海》、《清真》、《白石》等集，往往附有版本考，也极便于词学研究。此外，赵尊岳有《词集提要》，饶宗颐有《词籍考》，是叙录词籍版本的专著，但均未全部完成。

七　词集校勘

词集之流传，或系辗转钞写，或系屡经重刻，常有讹误，故词家之手稿及善本版刻为最可宝贵之资料，词学研究者可据以勘正讹误。近年来，词集的校勘工作已成为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在也举出其几项成就：

一、《云谣集》　自一九〇〇年敦煌发现千年前的文化宝库，其中词集方面，有名为《云谣集》的，计卅首。由于敦煌文物绝大多数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捆载而去，所以这部集子的古写本都在外国。董康最初自伦敦钞回十八首，后来刘复从巴黎钞回十四首，去其重复，恰符三十首之数。这部流传于民间的词集出现，使我们知道《花间集》并不是最早的词集。

由于当时钞写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云谣集》的各个钞写本都有误字，有的因音近而误；有的以形似而误；有的甚至以误传误，不成为字。因此，校勘工作就非常必要了。对《云谣集》进行校勘的学人颇多，先后有罗振玉、吴伯宛、朱祖谋、况周颐、龙沐勋、卢前、杨铁夫、王重民、任二北、冒广生、赵尊岳、唐圭璋、胡适、饶宗颐、潘重规等。但关于其中某些文字的写定，还未取得一致意见，难成定论，仍待继续探讨。

二、《六十家词》　毛晋汲古阁所刻的《六十家词》，系随得随刻，急于流传，因此未经精校，错误极多。后来他的儿子毛扆为了改正这些错误，逐卷精校。同时有陆敕先、黄子鸿各以朱笔、绿笔校过，又有何梦华以墨笔校正，较原来的刻本不知胜过多少倍了。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应当及早影印出来，以供学者研究。近人朱居易有《毛刻宋六十家词勘误》，系根据毛校本、影宋本及其他精刊、精钞本来校勘汲古阁刻本，功力甚深，校勘精当。叶恭绰曾称赞他是“毛氏之功臣”。这一部词集的校勘工作，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对后人极有帮助。

三、《梦窗词》　吴文英的《梦窗词》，清人校勘最勤。先后有戈载、杜文澜的校本。王鹏运认为毛刻、杜校，均不够理想。毛刻失在不校，杜校失在妄改。因此，他对此订下五项校例：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王氏并与朱祖谋共同校勘。王氏逝世后，朱祖谋又得到一个明钞本，又订补了二百馀事。《彊村遗书》中所刊用的《梦窗词》就是朱氏的四校定本。此外，郑文焯也有《梦窗词》校本。

四、《清真词》　周邦彦的《清真词》，初有郑文焯的校本。他用汲古阁的刻本，以陈元龙注本、劳巽卿的钞校《片玉词》本、《乐府雅词》、《草堂诗馀》、《花庵词选》、《西泠词萃》及宋人笔记诸书校勘。此后，黄侃、汪东皆有与郑氏不同的校勘。近日蒋礼鸿有《大鹤山人校本清真词笺记》一文，勘正二十馀事，对郑校或驳或补，都有卓见。

五、《淮海词》　秦观的《淮海词》，以叶恭绰校本最为翔实。他以两个宋本共词七十七首为依据，复取明、清以来的多种版本《淮海词》逐一加以校勘，惟不涉及各种选本。举凡各版本之卷数、行款、提行不提行、有题无题、有注无注，以及各本字句之异同，皆一一列表注明，以作比较，实方便读者，知有选择。（又日本有宋乾道间高邮军刻本。）

六、《花间集》　《花间集》问世较早，宋、明以来刻本亦多。近人李一氓撰《花间集校》，专以两个宋本及六个明本互校，对清代及近时的刻本，以流传尚多，均未加论列。本书只作校勘，并无笺释及注解。书后附录宋、明以来各个版本的叙跋及提要，颇可供词学研究者参考。

七、《南唐二主词》　南唐二主词极为词家所爱好。现存的最早影印刻本是明万历庚申（一六二〇）常熟吕远本。此本原是从各种资料掇辑而成，不是全本、善本。清光绪二十年，无锡刘继增作《南唐二主词笺》。宣统元年，王国维校编《南唐二主词》一卷，补遗一卷。民国十年，刘毓盘亦校辑《南唐二主词》一卷。此三家校订之二主词，都各有短长。民国二十五年，唐圭璋荟萃诸本，参究得失，成《南唐二主词汇笺》，对二主词各本之文字异同，辨别真伪，进行了更精密的考校。其后王仲闻作《南唐二主词校订》，更加精密。

八　词集笺注

词集既相继问世，为着发明词旨，帮助读者了解，笺注工作也随之而开始。词在宋代还是新文学，但当时已有人为几个著名词家作注解了。苏东坡词有傅幹的注本，可惜只有残本传世。陈元龙注的《片玉词》，现在还有。选本方面，黄昇的《花庵词选》、何士信的《草堂诗馀》，皆有评注。这风气影响到明代，选家沿用《草堂诗馀》之名，改选词篇，名目繁多，也各有注。至于宋人注宋词之失传者似乎不在少数，据记载所知，如顾景繁曾注《东坡词》，曹杓注《清真词》，曹鸿注《石林词》，均未见藏书家著录，恐已失传。此外，金代有孙镇注《东坡词》，也已不存。元代则有魏道明注萧闲老人《明秀集》，原集既已不全，注也随之散佚，这都是十分可惜的。

有清一代，学人之笺注宋词者，成绩卓异。如厉鹗之《绝妙好词笺》、江昱之《山中白云词疏证》及《草窗词疏证》、朱祖谋之《梦窗词小笺》、沈曾植之《稼轩词小笺》。近人之笺注词集者，无论在专集或选本方面，为数更多。如陈秋帆有《阳春集笺》，龙沐勋有《东坡乐府笺》，曹树铭有《东坡词校注》，邓广铭有《稼轩词编年笺注》，夏承焘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梦窗词补笺》、《龙川词校笺》及《词源》部分注，姜书阁有《龙川词笺注》，杨铁夫有《梦窗词笺释》，蔡嵩云有《词源疏证》及《乐府指迷笺释》，王仲闻有《李清照集校注》，王辉曾有《淮海词笺注》，李冰若有《花间集评注》，华连圃有《花间集注》，姜亮夫有《词选笺注》、《续词选笺注》，唐圭璋有《宋词三百首笺注》，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徐调孚有《校注人间词话》。

就上所述，在专集及选集的笺注工作方面均已有很大的成绩。但自宋以来，词人专集及选本之需要笺注者，为数尚多，如晏殊、晏幾道、欧阳修、柳永、刘过等人的词集尚无笺注本出现，可见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九　词学辑佚工作

词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词人既众，词作也多。有专集传世的，只是一小部分。许多词人的作品仅见于各种选本及杂书中。还有当时有专集而现在已散亡的。因此，就有人从事辑佚工作。这里，我们举出较重要的几种词学辑佚成果：

《唐五代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卷，刘毓盘编　此书搜辑自唐至元六十家没有专集的词人的作品，一人为一卷，但缺点在真伪不分，出处不明。惟其开近代词学辑佚工作之先河，首创之功，不可泯没。

《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王国维编。《唐五代词》，林大椿编　以上两书，大抵以《花间集》、《尊前集》及南唐冯延巳、李璟、李煜词为资库，未能出此范围，较以后出之包括《敦煌曲子词》在内之辑本，未免逊色。但林大椿书后附有校记，则颇为详尽。

《敦煌歌辞》，任半塘编　此书辑敦煌歌辞一千二百馀首，唐易静词七百馀首，搜罗甚富。较《全唐诗》后所附之词及王国维、林大椿所辑，多出一千馀首。合而观之，可知唐五代词之大量存在。

《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赵万里编　此书收词人七十家，词作一千五百馀首。体例精审，搜采繁富，可以补毛晋、王鹏运、江标、朱祖谋、吴昌绶、陶湘诸家汇刻词集所未及。

《唐宋金元词钩沉》，周泳先编　此书体例均遵守赵万里之《校辑宋金元人词》。作者遍览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中之宋、元人集部，得词近二十家，皆为各种汇刻词及赵万里书所未收者。

《全宋词》，唐圭璋编　此书继赵、周二家之后，更遍阅丁氏八千卷楼所藏善本、足本词集，及其他子史杂著，用功凡十年，始写定初稿，于一九四〇年印行。其后又由王仲闻重加修订，补遗、正误、祛伪，计增入作者二百六十馀人，词一千四百馀首，于一九六五年由中华书局印行修订版。

《全金元词》，唐圭璋编　此书所用词集底本，以善本、足本为主，尤多用南京图书馆所藏之丁氏八千卷楼善本词集及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词集，也采用《道藏》等书所载之词。全书共收金、元二代词人二百八十家，词七千二百九十三首。近孔凡礼据《诗渊》又有补宋金元词。

《全清词钞》，叶恭绰编　此书编辑始于一九二九年，全稿成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五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印行。全书四十卷，著录清代词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可谓集清词之大观。叶氏编此书，旨在存人，故书名不曰词选，而称词钞。每得一家，必钞其一二词录之，不没其名。故此书所收词，大多不得谓之佳作。

此外，赵尊岳曾辑《汇刻明词》，收明人词八十家，镂版已成，未及印刷，而版片散失，不传于世。近闻香港饶宗颐正在继续搜集明词，已得有八百馀家之多。他日成书，则自唐五代以来，历代之词皆有总集，可见词学之盛，对词学研究者亦有方便。

以上诸书都是按时代区分的辑录工作，另外还有人按地区搜辑。例如朱祖谋作《湖州词征》、林葆恒作《闽词征》、陈去病作《笠泽词征》等，在这方面也有大量工作可做，其意义则在保存乡土文献。

十　词学评论

前人论词，大都用词话形式，其中有记载词人轶事及研讨词作两类。赵万里所辑的北宋人词话，如杨绘的《本事曲》、杨湜的《古今词话》及南宋人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大率记词人轶事，对作品的评论较少。宋人留下了大量的诗话及笔记，其中记录了许多词人轶事，也有对词作的评论。例如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吴曾的《能改斋漫录》、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及周密的《浩然斋雅谈》。至于王灼的《碧鸡漫志》，则有很多考证词调来源的论述。

论词的专著，以南宋末张炎的《词源》为最早出。书分为二卷，上卷论词乐，下卷论作法，既具体而又详细，对咏物、赋情、用事等作词法，剖析入微，语多精到。于词家豪放、婉约两派以外，又提出“清空”之说，以姜夔为宗。

与张炎同时的沈义父，著有《乐府指迷》，也论到词的音律、作法各方面，虽只有二十八则，但意见亦精到，可与张炎《词源》并驾。不过沈义父推崇周邦彦、吴文英，张炎则推崇姜夔，他们对词的评价是不同的。

元代陆辅之作《词旨》，坚守张炎“清空”之说，举属对、警句、词眼为例，特尊张炎。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内附有词话，篇幅虽不多，但论及词韵问题，并有不少辨伪意见。

明代杨慎著有《词品》，对两宋、金、元、明人之词多有摘句和评语，可供参考。但此书有误引之处，不可不加辨别。陈霆有《渚山堂词话》，记载宋、元、明词人逸事、佚句，采集广博，颇多可取。至于明人所刻各种《草堂诗馀》，例有评语，大多芜杂肤浅，不足为重。

清王士祯著《花草蒙拾》，贺裳著《皱水轩词筌》，多举前人胜语以示其对词学的体会，对后人也有启发。朱彝尊选《词综》，一矫明人《草堂诗馀》评语芜杂之陋，颇多正确的意见。但他也以姜夔为宗，并提出“词至南宋而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对清词的发展，开了浙派之先河。

嘉庆间，张惠言作《词选》，针对浙派专尊南宋词形式格律的偏向，主张作词以立意为主，协律为末。而所谓立意，则以有比兴为贵。这样就又走向另一极端，甚至过高地抬举温庭筠，以为温词全有比兴、寄托，可以比之于《离骚》。后来，张惠言的外孙董毅选了一部《续词选》，为弥补《词选》的缺点，则加入了柳永与姜夔的词。这就表现了与浙派折中的倾向。

周济选《宋四家词选》，以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为学词之途径。但这条途径过窄，不足以概括两宋大家。惟其所著《介存斋论词杂著》，语多精到，可供我们深入研究。

继周济之后，陈廷焯著《白雨斋词话》，极称张惠言《词选》接近《离骚》，超过朱彝尊的《词综》十倍，其意在力挽所谓“清空”之流弊。但他也过于推崇温飞卿与王沂孙，亦非持平之论。

谭献继承常州词派，推尊周济过于张惠言，他认为周济提出的“从有寄托入，从无寄托出”两语可尽“千古文章之能事”。因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他批评浙派为姜、张所束缚，确是击中要害；批评常州派专重比兴，亦为偏见。这些论点也较公允。

同治间，刘熙载作《艺概》，也跟了张惠言引《说文》“意内言外”之说论词，实未触及词之实质。但他论词之流变及艺术技巧等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宣统间，王国维撰《人间词话》，提出境界之说，强调景语，颇多卓见。但论词偏重唐、五代、北宋，对南宋作家颇多微辞，则亦不免偏差。如评姜夔词为“雾里看花”，以吴文英为“映梦窗，凌乱碧”，以张炎为“玉老田荒”，这些议论都不甚公允。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提出作词要合“拙、重、大”的标准，举出历代词人的警句及作词方法，多心得体会之语，对词学研究者极有启发。朱祖谋誉之为“八百年来无此作”，可见其赞许之甚。

以上我们把历代词学研究情况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供有志探索词学者参考。我们认为词学研究领域急待解决的课题很多，有的前人已做出了成绩，有的还有待于来者的开发。把握时机，加紧努力，我们希望在新的八十年代里，把词学研究发扬光大，为祖国的“四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词学》1981年第1期，与金启华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