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摩诘经》的弘传

一

《维摩诘经》（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是印度佛教早期大乘经典之一。从内容看，应是大乘运动发达期的公元1至2世纪的产物。印度佛教的大乘运动兴起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最早形成的是一批“般若”类经典，奠定了“我、法两空”的“般若空”思想的基础。其后出现了《法华经》、《华严经》等，二者都是般若思想的延伸。前面在论证“般若空”为“诸法实相”的基础上，宣扬“普度众生”的菩萨思想和“三乘归一”观念；后者则发展了新的“佛土”论和“佛身”论，并指示菩萨修行次第。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无量寿经》、《观佛三昧经》和《维摩诘经》等各具特色的大乘经。《维摩诘经》一方面具有综合大乘教理的性质，另一方面着重批判佛教发展中形成的保守的僧权主义和小乘戒律，弘扬在家居士思想，成为内容丰富深刻、表述精练透彻、代表了当时佛教发展中的进步倾向的最重要的大乘经典之一。

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曾指出：“《维摩诘经》无疑是少数在印度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又完全融入中国文化遗产的佛典之一。”（《中国的维摩》，Vimalakīrtien Chine，Appendice dans：L'É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traduit et annoté par Étienne Lamotte，Louvain, 1962）由于这部经典简明扼要又极富于文学性质，其宣扬的代表在家居士意识的一系列观念与信仰又易于与中土传统伦理相调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大乘思想大规模输入的形势下，即成为广受欢迎的经典之一。应是在这部经典结集成不久的公元2世纪末，即已传译为汉语。以后在短短的二百余年间，更出现了多种译本。

《维摩诘经》的梵文原典不存，现只在月称《净名句论》、《中论注》、寂天《大乘集菩萨学论》、莲花戒《修习次第》等著作中留有一些引文；藏译有法性戒的译本。由于藏译佛典一般地说更忠实于原典，这一译本成为研究该经原貌的重要资料。此外在中亚考古中还发现了粟特语和吐火罗语的残卷。本书讨论的范围限于这部经典在中国的影响，因此主要关系到汉语译本⁽¹⁾。

《维摩诘经》（简称《维摩经》）初译是后汉严佛调于灵帝中平五年（188）所出，俗称为《古维摩诘经》，传译的时间距结集时期未久。该本久佚。

时隔三十余年的吴黄武年间（222—229），支谦在建业重译，名《维摩诘经》，三卷，或称《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佛法普入道门三昧经》。此本今存，为现存最早译本。支谦是早期译经（所谓“古译时期”）的著名译家，他“备通六国语”，“博览群籍，莫不纠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译有《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经，译文以“曲得圣义，辞旨文雅”著称（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三《支谦传》）。他的《维摩诘经》译本为后代的重译打下了基础。但相对照，它多有与后出译本不同处。有些是早期译语的问题，如把Anātman（后来一般译为“无我”）译为“非身”，把Vedanā（“受”）译为“痛”，把Kleśa（“烦恼”）译为“污”、“尘劳”等等；另一种情况则可能是原本的问题，如《入不二门品》缺著名的“维摩之默”一节，同品中还缺善意菩萨论生死、涅槃不二一段等等。与这个译本相比较，后出的译本又有不少扩展处。但支译的工作确实为后出各译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奠定了汉译《维摩诘经》的基本规模。以后著名的什译对于它也多是述而不改的。在东晋时期，以支遁为代表的名士们的维摩信仰所根据的也是支译本。这一信仰一时间曾代表了中土居士佛教信仰的潮流，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²⁾。

接着，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此据《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记为元康六年）竺叔兰译出《异维摩诘经》三卷，或称《异毗摩罗诘经》，为第三译。十二年后的惠帝太安二年（303），著名译师竺法护译出《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一卷，或称《维摩诘名解》，为第四译。据竺法护弟子聂道真记载（《众经录》），此本与严佛调和支谦译本基本相同。东晋时祇多蜜译有《维摩诘经》四卷，为第五译。以上三本均佚。

至后秦弘始八年（晋义熙二年，406），鸠摩罗什奉敕在长安大寺聚义学沙门八百人译出《新维摩诘经》三卷，后称《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可思议解脱经》。这是短短二百余年间的第六译。鸠摩罗什是中国译经史上里程碑式的大译家，他开创了译经的一个时代，俗称“旧译”时期。据其弟子僧肇说，他重译经本时，“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章，微远之言，于兹显然”（《维摩诘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能够文、质兼重，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什译所用梵文原本，较支译所用的完备得多。什译本卷上《佛国品》“佛以一音演说法”的三个偈，《方便品》中“是身如丘井……如毒蛇，如怨贼”的譬喻，卷中《不可思议品》开头“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一段，卷中《佛道品》开头“菩萨行于非道”一段以及前述《入不二法门品》中的“维摩之默”一段等等，均为支译所无。什译对于专门名词还进行了全面勘定；使用句法也更简洁通畅，特别是避免了直译的生涩；在表述上又注重叙述、描写语言的生动，哲理的说明也更清晰明快。加之罗什译经时为了符合中国传统意识，常常改动原意，例如插入了“孝”、“忠孝”之类概念，对于经文中肯定世俗的说明也时有发挥⁽³⁾。这样，什译《维摩诘经》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因而得以广泛流行。

到了唐初，著名译家玄奘于永徽元年（650）在长安大慈恩寺译出《说无垢称经》六卷，是为第七译。玄奘所用的是更为详细的梵文原本，因此从译本的内容看最为完备；并且他采取的是直译方式，在哲理说明上更加精赅确切。值得表扬的是，虽然玄奘是唯识学者，他并没有用唯识学理歪曲经文的本意，而是坚持了忠实的译风。这样，这个译本在准确程度上就是最完善的。但它在流利畅达方面却不如什译，因此不能广泛流行。甚至玄奘的弟子注释《维摩诘经》，也还是遵用旧译。

除了七次传翻以外，还有删节本。竺法护有《删维摩诘经》一卷，“意谓先出《维摩》烦重，护删出逸偈也”（《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又有“合本”。西晋惠帝时支敏度鉴于支谦译本与新出的竺叔兰和竺法护译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意混杂在疑似之间”，以支谦所译为本，以其他二本附入，“分类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观下，读彼按此”，成《合维摩诘经》五卷（《出三藏记集》卷八《合维摩诘经序》）。节本和合本的出现，分别适应了普及和研究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经典弘传的兴盛。附带说明一句，佛典中合本子注的出现，是中国书籍制度史上的新事物，对以后的学术史产生了一定影响。

自东晋以后，佛教在中国知识界大规模流行，佛教义学的研究随之发达起来。《维摩经》在众多的佛教经典中，由于具有简明、综合而又表现生动的优长，特别受到教内、外的重视。一直到唐代几百年间，义学沙门普遍以《维摩经》为重要的研习内容，学徒则往往以之为入门书。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义疏。对于弘扬此经，罗什一门的贡献尤为巨大。罗什本人不仅精译了《维摩》，而且“为姚兴著《实相论》，并注《维摩》二卷，出言成章，无所删改，辞喻婉约，莫非玄奥”（慧皎《高僧传》卷二）。惜其注本早佚，现只散见于唐道液所编《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及《关中疏抄》等资料中。罗什的弟子们对《维摩》亦多有疏释。其中道融曾参与译事，作有义疏；僧睿也亲预译场，“即于讲次，疏以为记”（《毗摩罗诘堤经义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此二疏亦佚。僧肇是罗什弟子中最为杰出的。他少时历观群籍，尤善《老》、《庄》，“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见《旧维摩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高僧传》卷七）。可见《维摩》在他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后来他在罗什译场中，亲任笔录，楷定辞义，“时予听次，参承之暇，辄复条记成言，以为注解，辞虽不文，然义承所本”（《答刘遗民书》，《肇论中吴集解》）。可知他的注解是承袭、发挥了罗什的见解的，而所谓“辞虽不文”不过是谦辞而已。这部注释的佚文留存较多，亦见道液书。罗什还有一位弟子竺道生，后来活动在南方，作为“楞伽师”的始祖而大有影响，也作有新疏。“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世咸玩味，生乃更发深旨，显畅新典。”（《高僧传》卷七）什、肇、生三注所存佚文被后人辑为《注维摩诘所说经》十卷，留传至今，从中可看出罗什一门的精义，历来为缁素所重。

此后注《维摩》者甚多，见于僧史、僧传的，如晋慧远弟子昙诜、宋河东释慧静、宋下定林寺释僧镜、齐京师中寺释法安、齐释道辩、齐释僧范、齐释惠顺、齐释灵询、梁宝琼、隋灵裕、隋智脱、隋慧觉、隋释法常、隋释灵润、唐义忠、神楷、澄观等，均有注疏。但今并不传。在敦煌写卷中发现大批六朝时期的注经残卷⁽⁴⁾。现仍传世的有隋净影慧远的《维摩经义记》八卷（金陵刻经处本十六卷），隋智的《维摩经大疏》二十八卷（弟子灌顶的续补附后）、《维摩经玄义》（《净名玄义》、《维摩经略玄》）六卷，智说、唐湛然略《维摩经略疏》十卷，唐吉藏的《净名玄论》八卷、《维摩经义疏》六卷（卷首又但称《维摩经游意》）、《维摩经略疏》五卷，唐窥基的《说无垢称经疏》六卷（现存四卷），唐湛然的《维摩经疏记》三卷，唐道暹私记《维摩经疏记抄》（卷四、卷五不完），唐道液的《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二卷、《净名经关中释抄》二卷，宋智圆的《维摩经略疏垂裕记》十卷等。在这些著作者中，净影慧远是著名的地论师；智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湛然则是“中兴台教”的大师；吉藏是三论宗的创始人；窥基是慈恩宗的实际创始者，等等，可见这部经典如何受到各学派、宗派的重视，它在中土的受容是多么广泛，研究是多么深入⁽⁵⁾。

至于僧史僧传中记载的诵读、研习《维摩》的事实更是不胜枚举。在大乘经中，它可以说是最为普及的一种。由于它“言虽简要，而义包群典”（《注维摩诘经》卷十僧肇注），僧俗间往往把它当作佛教的入门书。在士大夫中间，则不论信仰如何，《维摩》也往往是必读的典籍。

二

如上所述，《维摩经》作为“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标”（支愍度《合维摩诘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又想象恢宏，言辞博辩，富于文学色彩，适于诵读，因此在中土得以广泛流传。另一方面应注意的是，这部经典站在大乘居士思想的立场上，对佛教教义作了独特发挥，其内容适应中土的思想环境，易于调和与中国传统意识的矛盾，能够解决当时思想界面临的课题，这是它受到欢迎的更重要的原因。

《维摩》支译一称《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竺法护译本一称《维摩诘所说法门经》，流行的什译则称《维摩诘所说经》。在佛典里，佛所说为经，菩萨所造为论。这部经典固然也是以“如是我闻”开头，也先写佛在毗耶离庵罗树园说法的时、地、人因缘，但主要角色很快就转到了居士维摩诘。就是说，这部经的实际说法者并非佛陀，而是一个在家的“菩萨”。佛典中以在家人为主角的还有《胜鬘经》，但那部经中的胜鬘夫人是奉行佛教的实践家，而维摩诘则是一个普通的“长者”。这一经典的新形式，反映了佛教中新的思想潮流。《维摩经》乃是代表在大乘佛教发展中扩大了势力的居士阶层的新型经典⁽⁶⁾。

维摩诘（Vimalakīrti），亦译为“毗摩罗诘”，意译“净名”，“无垢称”，简称“维摩”，是一位“长者”。长者又译为“家主”。湛然《维摩经略疏》卷三说：“一性贵，二位高，三大富，四势威，五智深，六年耆，七无失，八礼备，九上叹，十下归，备此十德，名大长者。”日本佛教学者中村元认为长者即是“资产者”（经中说维摩“资财无量”），有的欧洲学者则以为是“基尔特”（行会）首领。就是说，这是笃信佛教的富豪。这个阶层在古印度社会种姓制度中本是属于第三等级即“吠舍”这一较低的等级。在佛陀的时代这一阶层的势力还比较弱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它迅速扩大势力；而随着其势力与影响的增长，在佛教发展中也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这在佛教教学中很快地表现了出来。《维摩经》就是代表这一倾向的经典。按小乘的求道论，父子、夫妇、亲属、家财等等都是障道因缘，因此重出家。而大乘佛教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僧侣主义，力图打通世间与出世间。然而印度大乘佛教里的著名论师如龙树、无著、世亲等人也还是僧侣。《维摩经》却让维摩诘这样一位“长者”居士成了说法的中心人物，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反映了这部经典的革新性质。

经中说维摩诘居于毗耶离（吠舍离）大城。毗耶离在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即华氏城，Pātali putra）以北的巴萨尔（Basarh），古代这里是离车族的首府。佛陀在世时，这里与王舍城等同为中印六大城之一。佛陀涅槃前，离开王舍城，北渡恒河，曾经访问过这里。由此可知这里早已是佛教兴行的地区。离车族本隶属于跋耆族（Vr-ji）之下，曾与同属跋耆族的毗提诃族（Videha）组成联邦。据南传佛教史，在佛灭后的一百年，跋耆族比丘曾提出关于戒律的十条新主张，以耶舍为首的诸长老在毗耶离招集七百比丘审定律藏，宣布这些新主张为非法。这即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⁷⁾。十条主张即所谓“十事”中如认为可以接受金银财物，可以喝未发酵的棕榈酒，可以喝未经搅动的牛乳，日影过中二指以后仍可进食等，显然是经济更加发达的新形势下对于改革戒律提出的要求。这次论争，乃是佛教“根本分裂”即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毗耶离地方乃是具有进步的佛教思想的地区。藏译《维摩》是明确记载维摩诘为离车族人的。经中把故事的背景安置在毗耶离这个地方应当是有深意的。如果可以肯定这部经典是城市在家信徒所制作和传承，那么很可能就结集在这一地区⁽⁸⁾。

维摩诘是否确有其人，现已不可详考。按大乘佛典的悬想性格看，他应是创造的产物。而且这种创造后来一直在发展、衍变。陈寅恪曾指出：

维摩诘居士实无眷属，故于方便品虽言其现有眷属，而佛道品则将其父母妻子悉托之抽象名词，绝非谓具体之人也。而今大藏中有西晋竺法护译佛教大方等顶王经，一名维摩诘子问经一卷，梁月婆首那译大乘顶王经一卷，隋耆那崛多译善思童子经二卷，皆记维摩诘子事，则维摩诘实有子矣。大藏中复有隋耆那崛多译月上女经二卷，纪维摩诘女月上事，是维摩诘实有女矣。又月上女经卷上云：“其人（指维摩诘言）有妻，名曰无垢。”是维摩诘实有妻矣。诸如此类，皆维摩诘故事在印度本土自然演化滋乳之所致……（《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