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凯塞林元帅

(获勋时间1944年7月19日)

凯塞林(Albert Konrad Kesselring)元帅可能是二战时期最被低估和忽视的德国将帅之一。就军衔和地位来说，凯塞林应是德军“精英群体”的主要代表，他在战时被下属称为“阿尔贝特大叔”，也被对手唤作“笑口常开的阿尔”，在西方和轴心国的老百姓中都是名声响亮的“当红人物”。凯塞林被认为是卓越的组织管理者和战术家，但缺乏曼施坦因的战略眼光和赫赫声名；他是德国空军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既担任过空军参谋长，也曾率领第1和第2航空队弄潮于闪电战，但其光彩却被古德里安等装甲战将的风头完全盖过；当他以元帅身份出任地中海战场总司令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风头正健的隆美尔身上，而当北非战局急转直下时，他却因与隆美尔在个性和方略上的矛盾而屡受指责；凯塞林具有军人罕见的外交才华和斡旋协调能力，在意大利政府与军界左右逢源，却被希特勒表面上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和军事乐天派”，私下里不客气地指责他“太软”；永远微笑面对困难的凯塞林深受下属官兵的拥戴，却因总是乐观地对待危局和险境，无形中使其他将领显得既怯懦又无能，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感与恼火；凯塞林的名字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萨勒诺、卡西诺和安齐奥等战场息息相关，虽曾竭力保护亚平宁半岛的文化珍宝，却在战后被指控纵容下属屠杀游击队和无辜平民，并曾因此被判死刑。

美军首席战史专家马歇尔(S.L.A.Marshall)准将在为凯塞林的回忆录作序时曾写道：“……凯塞林是个有多重身份的复杂之人。没有任何德军高级将领像他那样在一次战争中承担过如此多的重大职责，也无人像他那样获得过众多相互冲突的声誉。总司令!被绳之以法的战犯!希特勒的追随者!不带偏见的战士!取决于人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他可以被视为能力卓越的领袖、军事上的胡乱插手者、重罪犯、可敬的对手、军事组织天才、糊涂慌乱的执行者、勤勉工作的老马，甚或圣经中的女人——所有这些称号，甚至更多的称号都能加到他的头上。”

军旅生涯长达40余年的凯塞林出身于炮兵，一战中先在炮兵团服役，后成为参谋本部军官。凯塞林一战后曾长期供职于参谋本部(公开名称是“军队办公室”或“部队局”)，很受器重与赏识，曾被称作“总司令塞克特的参谋长”，为两次大战期间陆军的组织、发展以及武器装备的研发作出过显著贡献。1933年，凯塞林离开陆军，成为帝国航空委员会的行政主管，负责预算管理、人事、基建和后勤等多方职责。作为新空军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在1936至1938年担任参谋长。二战爆发后，凯塞林作为航空队指挥官参加了波兰和法国战役、不列颠空战以及苏德战争的初期作战。凯塞林还曾长时间担任地中海战场总司令，1942年6月的北非大胜、1943年7月的西西里岛成功撤退中都有他的功劳。从1943年夏至1944年末，凯塞林在意大利战场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统兵能力和战术才华，率领德军进行了长达800英里的撤退作战，由于长时间成功地阻滞盟军，他赢得了“在防御和撤退方面体会甚多”的英美将领们的认可和尊敬。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当西线德军面对潮水般的英美盟军溃败不止时，凯塞林奉命出任西线总司令，直到最后一刻还往返奔波于各个战场。曾有史家称，“在控制部队方面，古德里安、隆美尔和凯塞林是最顶尖的三位德军将领。”实际上，脸上时常挂着笑容的凯塞林不容任何人挑战其权威，他时常斥责那些乞求放弃地盘后撤的军师长或集团军指挥官，没有人能够两次违背他的将令——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Eberhard von Mackensen)上将曾不愿把将一个师增援给另一个集团军，结果被凯塞林毫不犹豫地解职；萨勒诺战场上的第16装甲师师长西肯纽斯少将，在执行反攻命令时略有迟缓，也被凯塞林无情地解职，尽管该师刚以一师之力挡住了美军第5集团军长达4天的进攻。当然，最让凯塞林无可奈何的是隆美尔。隆美尔和古德里安等人的显赫名声基本来自于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时代，都以进攻能力而著称，而凯塞林的经历则与莫德尔的相似，都是在困难的潮落阶段肩负起重任，在全线崩溃的前夜试图逆转颓势，以防御战中的出色表现帮助第三帝国苟延残喘。

凯塞林的战斗生涯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止——1947年，当他被威尼斯的英军军事法庭审判时，他宣称要为国防军的荣誉进行最猛烈的辩护，并将“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视为自己的最后一战和终极历史任务”。凯塞林被判死刑后，英军将领们立即发出了不满的声音，纷纷要求为他减刑，一些英美政客和教会代表也奔走呼号，力争将他早日开释。后世史家们称，凯塞林由此变成了“最后的战士”和数百万老兵的“精神领袖”。而老兵们认为，盟军的战犯政策等于否定了他们投入战争的“正当理由”，因而把个人期许和身份认同都与凯塞林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拯救凯塞林视为一个荣誉问题，一个重塑老兵形象的良机。他们不遗余力地四处活动并向政府施压，宣称是否释放凯塞林代表着“西德和国际社会对老战士的态度与政策”。在冷战铁幕笼罩的时代，面对多方压力的英国出于把西德纳入欧洲防御体系的考虑，于1952年释放了凯塞林。这当然被老兵们视为一大胜利——以凯塞林重获自由为契机和标志，老兵们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卸去了套在身上的枷锁，洗白了身上的罪行，成为一个个“体面的德国兵”。前国防军变成了“既遵守战争法则又干干净净的国防军”，杀俘、屠杀犹太人和无辜平民的罪行统统都是党卫队或仇视社会者所干的。姑且不论凯塞林是否打赢了“最后一战”，他对战后德国政治和民情舆论的深远影响，恐怕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早年岁月：“塞克特的参谋长”

1885年11月30日，凯塞林出生于巴伐利亚州下弗朗科尼亚(Lower Franconia)地区的马克特施泰夫特(Marktsteft)。他在战后称自己的先祖是骑士切策尔林奇(Ouscalus Chezelrinch)，后者曾与横行匈牙利的东方游牧民族阿瓦尔人(Avars)作过战。有研究者认为没有证据支持凯塞林的说法，“这可能是他为抬高出身而散布的神话”。凯塞林的父亲卡尔(Carl Adolf Kesselring)是个颇有能力的小学教师，母亲与父亲是远房堂兄妹，他们共育有三子一女，阿尔贝特是最小的儿子。凯塞林一家于1897年迁往拜罗伊特(Bayreuth)，父亲稍后在皇家巴伐利亚师范学院供职过一段时间，并于1898年被撮升为拜罗伊特市学监。凯塞林在拜罗伊特著名的埃内斯蒂农(Ernestinum)文理学校度过了中学时代，除体育和绘画外，他在许多方面都显得资质平庸——数学、物理和历史成绩尚可，拉丁文和希腊文非常普通，但据说在英语和意大利语下过很大功夫。学校的评语曾说：“凯塞林成绩一般，判断上有些优柔寡断，思考问题略显迟钝，容易气馁慌乱。脾气很好，为人正直……行为举止安静体面。”在拜罗伊特读书期间，年轻的凯塞林无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思潮的影响，他首先视自己为帝国的子民，其次才是巴伐利亚的儿子——当1904年他参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时，作文写的就是如何把对帝国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对巴伐利亚的“爱国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到取得毕业证书时，凯塞林身上已展示出教师之子的一些典型特征，比如勤奋守纪、富有进取心、渴望成功等。另外，凯塞林的家教非常严格，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普鲁士人之家，严厉的父亲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中产阶级地位，在子女的成长阶段就着力培养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父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子女成年后自由择业，但要求他们都成为所选职业中的领军人物。

在凯塞林高中毕业时，父亲曾希望他上大学，但他的志向却是成为军人。凯塞林自己战后曾回忆说：“……我想成为军人，事实上早就有志成为军人，回顾起来，可以说我全身心地盼望着成为一名战士。”虽说父母同意他加入巴伐利亚陆军并寻求成为一名军官，但由于家庭既无从军传统，又缺乏足够的财力和有力的关系，凯塞林只能于1904年7月20日以“士官生”(Fahnenjunker)身份，在梅斯要塞加入第2巴伐利亚要塞炮兵团。当年10月底，凯塞林晋升为下士，次年2月成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Fahnrich)。从1905年3月1日起，凯塞林一直在慕尼黑军校学习，并于1906年3月8日被授予少尉军衔。这时的凯塞林对自己能够跻身于巴伐利亚军官团无疑非常自豪，因为巴伐利亚陆军的任职制度比普鲁士军队更严格，要求候补军官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而后者只要求有中学学历和军校经历即可。普鲁士军校里当时充斥着大批没落贵族子弟，而巴伐利亚军校80%以上的学员来自上层社会，15%至18%的学员出身中产阶级，而其中又约有7%出自教师之家，贵族的比例不足9%。相对于保守封闭的普鲁士陆军而言，巴伐利亚陆军更具资产阶级化倾向，加上重视培养年轻下级军官，一时吸引了大批优秀青年。

1905年时的候补军官凯塞林。

摄于1912年的梅斯要塞，侦察气球中右侧面带笑容者即凯塞林少尉。

凯塞林服务的炮兵团是个典型的要塞炮兵团(德军的要塞炮兵大致对应于英军的守备炮兵或美军的海岸炮兵，负责固定的炮兵设施与重炮，如岸防炮、防空炮、攻城炮和臼炮等)，除装备各种大口径重炮外，还负有改进火炮和射击技术的职责。凯塞林在这里掌握了各种炮兵装备，并在探访普法战争战场的参谋旅行中表现出敏锐的战术意识。其才华很快引起了关注，团长迈尔(Otto Mayer)在1909年1月1日的考评中写道：“凯塞林少尉在年轻军官中是最优秀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他的前途将远在众人之上。”1908年9月至1910年4月，凯塞林被送往慕尼黑炮兵与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有关方面甚至考虑过把他调到学校任教官，因为他被认为是“对战术和技术的交互作用具有深刻理解的专家”。1912年6月，凯塞林还接受过侦察气球观察员的培训(据说他曾非常入迷)，10月时又成为炮兵团1营副官。一路顺风顺水的凯塞林于1913年10月晋升为中尉。上级对他的表现也是好评不断，诸如“责任感强”、“可靠坚韧”、“理解力强”、“刚毅且充满活力”等。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有考语称他“对下属有权威，态度坚决果断、公正，但与人为善”，“对上级圆通得体、谦虚有礼”。被夸得花一般的凯塞林却出人意料地一直没有申请进入战争学院(从而加入令人艳羡的参谋本部军官团)，这段学习受训经历的缺失将成为他日后仕途的一块硬伤，尽管他战后曾一再声称，自己早就在实战中学会了参谋军官应具备的一切知识和技能。

凯塞林的一战经历远不如隆美尔、舍尔纳等摘取过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的元帅们那样出彩，他虽然获得过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及一些巴伐利亚军队的勋饰，但基本上是在副官和参谋岗位上度过了一战岁月。一战头几个月里，他曾在梅斯和南锡参加过突破法军防线的作战，但从1914年底至1916年，他不是担任营团级炮兵单位的副官，就是担任炮兵旅副官或负有特别使命的军官(1916年5月19日晋升为上尉)。巴伐利亚第3炮兵司令部指挥官克雷佩尔(Otto Kreppel)少将，曾在1917年1月1日的考评中写道：“凯塞林有很强的理解力和决断力，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意志力和韧性，他精通战术、特别是炮兵战术，社交方面也很有风度……但他有个迄今尚未弥补的缺陷，即没上过参谋学院。担任过高级副官也只能部分地弥补这个缺陷，尽管他在每一方面完成的都是参谋本部军官的职责。”这份考评之后的3月6日，凯塞林被调入克雷佩尔的司令部任副官，而且很快得到了检验自己胆识和应变指挥能力的机会。4月9日，在史称“阿拉斯战役”的作战中，英军一度曾撕开德军防线达12公里。此刻，身处前沿的凯塞林表现出了无畏的气概和优秀的指挥能力——他不知疲倦地在战壕间奔走和鼓舞士气，亲自操作侦察气球侦察敌军动向，向前线部队传达清楚且符合实际的指令，不仅避免了防线的崩溃，还设法及时堵住了英军突破口。这次战役后，凯塞林再次受到克雷佩尔的称赞，第3皇家巴伐利亚师师长温宁格尔(Karl Ritter von Wenninger)也在当年5月19日的报告中称：“凯塞林虽然没有在前线战壕里呆过，但他拥有参谋本部军官应具备的所有品质、能力和必要的知识，特别是他对各种武器的理解非常透彻。他绝对适合在前线部队的参谋部任职。”第2皇家巴伐利亚军军长施特滕(Otto von Stetten)也在6月明确表示赞同师里的荐语。

凯塞林于1917年11月24日被调往东线的第2巴伐利亚后备师师部，接受参谋军官训练的同时，还在杜纳(Duna)参与了与苏联签署停战协议的谈判，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东线任职。与苏维埃士兵委员会代表的接触，给他留下了难忘的“恶劣印象”——他认为苏军士兵非常粗鲁，对军官不够恭敬。当然，他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对方是由士兵委员会出面谈判，也无法想象官兵平等的真正含义。转年1月4日，凯塞林回到西线的巴伐利亚第2军军部任参谋，4月15日，他又被调回第3军继续担任参谋，一直任职到一战结束，甚至停战后还负责该军的遣散复员工作。1918年8月，第3军军长格布萨特尔(Ludwig von Gebsattel)在称赞凯塞林“众所周知的组织能力”时，进一步指出：“……尽管参谋军官凯塞林的战术才能尚未得到实战的充分检验，但鉴于他在准备一次大攻势时所做的参谋和准备工作，他有资格成为一个师的首席作战参谋。”12不过，军长在考评的最后又加了一句：“由于缺乏足够的前线经历，应在不远的将来派他去一个营指挥一段时间。”

摄于1917年，参谋军官凯塞林(左)与同僚在工作中。

凯塞林战后忆称，自己在一战停战后曾一度萌生了另谋职业的想法，甚至还与妻子一起拿着报纸满大街找工作，只不过由于上级的坚持和挽留，他才留在巴伐利亚第3军军部负责复员安置工作。大约在此期间，由于见解上的差异，凯塞林与负责监督复员安置的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不仅“言行不谨”，还拒绝执行自认为毫无意义的命令。这件事致使凯塞林被短期关进囚笼，对其军旅生涯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凯塞林曾说这段经历比1947年的受审“还令他感到屈辱”。第3军参谋长当时曾写道：“……凯塞林在这一特定事件中表现得顽固，未能展现出必要的慎重。他一旦形成某种认识，就会顽固地坚持，结果导致灵活性不足，常常对工作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时任第3军军长策尔纳(Eugen Ritter von Zoellner)在1919年8月14日的总评中写道：“……凯塞林是一位具有出色的业务技能和上进心的优秀军官，但由于长期在参谋岗位任职，他养成了高估自己的习惯，有时不能认识到部队为执行上级命令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这位将军相信，让凯塞林下连当连长将为他带来莫大的好处。“等充分证明了自己后，应把凯塞林调回参谋本部。”由于这一考语，凯塞林在1920年2月成为第24炮兵团的一名连长，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放逐”。尽管军旅生涯出现了危机，但他并未消沉，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克服缺陷，也把此番经历作为证明自己的机会。1922年10月1日，凯塞林接到了去帝国国防部报到的命令。

曾有史家这样总结过凯塞林到此刻为止的军旅生涯：“……年约35岁的凯塞林正展示着几十年后将成为其个性标志的一些特质。那个平庸内向的学生已成长为出色的军人。他勤奋、自律，同时还是个举止不凡的热诚之人，当然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也间或表现出一种夸张的自信。作为炮兵，他对合成武器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是一名出色的组织者，但他还是典型的参谋军官，很少目睹或亲历前线的单调乏味与冷血无情——而正是这种经历把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推向了左或右的极端。充斥着中产阶级的巴伐利亚陆军的‘民主化倾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一位了解他的意大利观察者后来曾说，‘受过良好教养的巴伐利亚人凯塞林有着令人愉悦的行为举止，既没有他的普鲁士同僚那种令人齿冷的傲慢，也没有隆美尔那种粗鄙的自吹自擂……’这位观察者还认为凯塞林热心于追逐军旅职业的攀升——20世纪20年代，凯塞林已跻身于德国军事精英的群体，与勃劳希契、勃洛姆堡、塞克特、阿尼姆、施珀内克和约德尔等都建立了密切关系……”

凯塞林上尉作为“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少数军官，被战后国防军的唯一权威塞克特召到国防部任职。从1922至1929年的7年里，凯塞林在“军队办公室”以及国防部的各种职位上获得了宝贵的经验。1924年4月，他在“陆军训练总监部”任职时，部长就是后来任希特勒首任国防部长的勃洛姆堡。1925年2月1日，担任上尉长达9年的凯塞林晋升为少校，10月1日，又被塞克特任命为自己的首席参谋军官。凯塞林战后曾回忆说，在塞克特身边的日子是自己军旅生涯中最关键、最值得回忆的经历。他对精明能干的塞克特评价极高，而他自己也凭借才华和能力成为后者最信赖的少数军官之一。凯塞林从塞克特那里学到了对待下属的方式——毫不留情地要求下属全力以赴，但一旦任务明确，便放手让下属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除偶尔在讨论中旁听和指点一二外，基本不干预下属的工作进程。凯塞林战后还不无骄傲地声称，他的办公室就是参谋本部的例会场所，塞克特会时不时地坐在角落里旁听军官们激烈辩论，偶尔也根据自己宽广深厚的经验，给出一些高明的指点和评论。

1926年9月末，塞克特因允许逊位德皇的长孙参加秋演，被指责为试图帮助霍亨索伦王室复辟而被迫辞职。10月9日，他向凯塞林等军官发表了告别演说：“……我向你们、所有同志和国防部同仁致以最诚挚的祝愿……我衷心希望，当你们有朝一日离开这里时，也能带着我今天的这种感激和信心离去。屋外的世界正被金秋渲染得光彩夺目、华美无比，这正是离开的好时候。我能以最真挚的感激之情，回首我的军旅生涯中明媚的春天和丰实的夏天。秋天到来时，我看到了自己的辛勤耕耘结出的果实——年轻的军队。今天，我满怀自信地放下工作。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说：‘当严冬笼罩着幼苗之时，越过坟墓——前进!’”(最后一句为歌德的诗句，塞克特非常喜爱这句话，在数日后向国防军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中仍以此结尾)

摄于1928年，帝国国防军部的参谋军官凯塞林少校。

不知是否受到塞克特去职的影响，凯塞林也在这个10月离开参谋本部，调至直属陆军总司令的“陆军总务局”(Allgemeines Heeresamt，这个名字直到1934年才被正式启用)。这是负责征兵动员、组织训练、研究开发和军事设施建设的重要部门，凯塞林在这里充分磨砺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和组织能力：他被委任为“陆军节俭委员会”主任，负责减员增效和精简开支；他处理预算、后勤和法律事务，对国际法方面也有所涉猎；他主持制定了整套的武器采购程序——从参谋本部提出要求到厂商竞标，从设计研发和样机问世，到军方接受和拟定投产合同，再到列装部队等，这套程序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

1929年4月，凯塞林来到慕尼黑第7军区(即第7步兵师)担任首席作战参谋。次年2月，他晋升为中校，并于当年8月被调至陆军人事局工作。至此，他在陆军总司令直属的所有重要部门(参谋本部、总务局和人事局)都有或长或短的历练，这种完整的履历在德军中恐怕算得上凤毛麟角。1932年2月，凯塞林再次被调往基层部队任职，担任第4步兵师第4炮兵团3营营长。当年10月，凯塞林晋升为上校，这是他在陆军取得的最高军衔，因为其军旅生涯即将发生一次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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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nneth Macksey.Kesselring:Grand master strategis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UK:Greenhill Books,1996.p.11.
3. Albert Kesselring.A soldier’s record.p.3.
4. Richard Raiber.Anatomy of perjury:Field Marshal Albert Kesselring,Via Rasella,and the GINNY mission.Newark,DE: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8.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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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bert Kesselring.A soldier’s record.p.3.
9. 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p.17.
10. Peter Herde.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p.298; 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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