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shall overcome

在去淡水读书以前，我在家乡台东放过牛，那个年代的小孩子没有太多游戏可以玩，除了趁放牛的时候在草场玩玩以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骑马打仗”的游戏。只不过我们玩游戏时所骑的马，其实就是我们放的牛。我们经常在下课以后把牛骑到嘉兰小学的操场上，在那里编排一些游戏剧情之后，通常由我带头冲锋陷阵，骑着牛跑到稻田，再从稻田跑回操场。虽然现在看来这游戏有些危险，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孩子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我到淡江中学读书以后，起初很不适应学校的生活，经常想念过去和自己玩耍的那些小伙伴。可惜他们都留在了部落里，在这所学校我感到有些孤单。幸运的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找到了在这里的新游戏，那就是橄榄球。

有一次我路过操场，看到学长在打橄榄球，他们在球场上战斗的样子让我一下子回想起过去和小伙伴“骑马打仗”的劲头。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橄榄球运动，不知道它的名字，也从没见人玩过，但我被学长们在球场上的气势所吸引，只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能够与他们并肩作战。其实就算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脱颖而出。

从此我经常到操场去看学长打橄榄球，这种运动的对抗性很像我小时候玩过的一种名叫“偷蛋”的游戏。在地上分别画两个四方形，里面各放一块石头进去，两队小伙伴需要通过肢体接触将对方推出局，最后抢到对方的石头就是胜利了。这是我在部落里发明的一种游戏，由于小时候身体条件不错，所以玩起这个游戏，我还比较擅长。

我入学的时候，淡江中学只有高中部才有橄榄球队，正当我为初中部没有球队而感到疑惑时，我的同学陈博钊就把这支球队建立起来了。那位同学原本大我一级，但因为之前休学而需要重读初中一年级，所以和我在同一个班了。他以前和高中部的学长一起打过球，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想在初中部也组建起一支橄榄球队。

他搞来一些橄榄球球衣，以球队队长的身份开始在学校里招募队员。大家看到那些球衣都很兴奋，而我一听他说要组队，第一个报了名。报名之后，他把10号球衣给了我，在国外，10号球衣通常是由队长来穿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件球衣留给自己，而是让我来穿。从此我习惯了穿10号球衣，它成了我在球场上的专属号码。

打橄榄球一定要穿皮钉鞋，而我在小的时候经常光着脚在山里跑，即使路上有石子也不怕，时间久了，养成了不爱穿鞋的习惯。我连穿普通鞋子都会感觉脚被夹得很痛，对于这种皮钉鞋，我更加无法接受，只能暂时先用橡皮钉的足球鞋代替，然后再去慢慢适应橄榄球的皮钉鞋。虽然鞋子穿着不怎么舒服，但只要我换上了橄榄球的运动装，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些战士当中的一员。

我在学校里打的是十六人制英式橄榄球，我在球场上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过，始终在打Back row（后排）的位置，我们把这个位置称作“牛头”。在球队进攻时，我要参与传球，争取帮助球队得分。而防守的时候，我是球队里第一个负责拦截的队员，防守压力经常很重，要时刻小心对方的假动作，不能让他们一路突破得分。一旦发现机会，要立刻把球抢断下来开始策动进攻。我在球场上的位置比较重要，但也非常容易越位和犯规，经常受到裁判的“关照”，所以不但需要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也需要在球场上时刻保持头脑的机警。如果我在对手快要得分的地点附近犯规，一定会被球队骂死的。

我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换好衣服和鞋子后，开始跟在高中球队后面训练体能，然后再练习比赛当中所要用到的球技战术，全部训练完毕后还要参加全校学生在早上的合唱，最后才去上课。晚上的时间我用来参加圣歌队，而球队的比赛通常被安排在下午。这样的活动安排，让我每天的生活都过得非常紧凑。

淡江中学的橄榄球队员在生活上是相对比较优越的，我们可以比其他同学晚一些洗澡，洗澡的时候一定会有温水供应。我们吃的饭菜也比较特别，要更有营养或是量大一些，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体能。

淡江中学是台湾橄榄球起源的地方，在学校操场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台湾橄榄球协会以此来纪念橄榄球在这里落地。在日据时代，一位名叫陈清忠的英文老师从国外将橄榄球带到了淡江中学，台湾的橄榄球运动由此在这里开端，而他后来也接了淡江中学校长的位置。台湾有一个叫作“清忠杯”的橄榄球比赛，就是为纪念这位将橄榄球带到台湾的前辈。

除“清忠杯”，台湾还有很多中学生可以参加的橄榄球杯赛，但现在台湾的橄榄球队并不很多，只有四五十支球队的样子。淡江中学一直有着打橄榄球的传统，所以在学校的体育课上，所有男生都会慢慢接触到橄榄球运动，不过我们是学校初中部的校队，只有我们才可以拿着队旗出去比赛。

胡德夫的母校淡江中学 摄影／郭树楷

在淡江中学的传统里面，橄榄球队员必须要服从队长的命令，更要服从教练的要求。在淡江中学做橄榄球队教练的老师，大多是从本校毕业的，这些老师读书时候也曾是橄榄球队员，在学校校史簿里面可以查到每一代橄榄球队员的照片。

淡江中学的橄榄球队在历史上实力很强，慢慢变成了其他学校想要超越的对象，于是后来的成绩出现了下滑。直到我们那一代队员之前，淡江中学大约已经有十年没拿过奖杯了。台湾中学里面的橄榄球队大多集中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台湾西部城市，而台湾东部的城市一直没有很像样的球队出现。

在我们打球的时代，以“建国中学”为首的，包括长荣、基隆、三信等学校轮流取得比赛冠军，作为橄榄球传统学校的我们反而经常输掉比赛。“建国中学”的橄榄球队要求他们的队员不仅打球要好，而且学习成绩也要好，否则是不能进入球队的。我们淡江中学在这方面很不一样，球队队员大多是成绩不太好的学生，而成绩好的学生几乎都没有选择打球。我们打起球来就不太管课业的事情了，如果照这种道理来讲，我们在球场上的成绩应该更好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是正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反而没办法专心打球了。虽然我们那一批队员在比赛中拿过一次亚军，但因为学生成绩不好，我们这些队员常常被老师用藤鞭打手，而我被打的次数却很少。

我们和其他学校橄榄球队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的寒暑假是正常放假的，假期中学生基本上都要回家去，而其他学校在寒暑假会为球队队员安排集训。我们只有到了正式比赛的前一个月才会集训，因此想拿奖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打球的时候还有一种传统，那就是邀请女生来看台上观看比赛，那才是我们最神气的时候，经常故意摆出一些很夸张的姿势吸引女生的注意，觉得那样打球才会特别有劲。但是另一方面，橄榄球毕竟是一项体育运动，夸张的姿势也经常会伴着受伤的情况出现。

淡水的气候同基隆、宜兰相似，常年潮湿，到了冬天还会飘雨，因此我们球场的地上经常是潮湿的。我们的训练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即使下了大雨，我们也会冒着雨打球。在那种天气下，皮钉鞋踏在地上就像耕田一样，红土会被踩得翻起来。过两天天气好起来，被踩翻的红土就像刀子一样坚硬，所以我们队员身上经常有很多皮外伤，现在我身上的伤疤大部分都是以前打橄榄球的时候留下的。

英式橄榄球是一项真正属于男人的运动，我们根本不会去看美式橄榄球，觉得那根本算不上很激烈的运动。美式橄榄球的比赛中，队员需要戴上钢盔等护具，会因此耗费一定的体力，但是它看起来却不像两支军队在球场上的战争，因为比赛的时候经常会因为规则需要而停下来。英式橄榄球的比赛具有很强的连续性，需要队员一直在球场上奔跑与冲锋，所以为了应对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节奏，队员们在训练的时候也比较艰苦。

我们集训的时候要比平时起床更早，早上4点多就要从学校跑到淡海，路过真理大学的时候有个上坡，那里需要我们全力冲刺。我们跑到淡海之后折返跑回学校，在校园里面继续跑20圈，这才算体能训练完毕。这条体能训练的路途非常远，每次刚开始集训的时候都会有队员呕吐。一旦集训正式开始，我们一定是风雨无阻的，就算下雪也要练，如果有队员受伤，送医院回来还要练。经历过如此艰苦的训练，大家在输掉比赛的时候经常会放声大哭，因为之前所有的苦和累都像是白费了。

学校的橄榄球队员不仅天天在一起训练，而且也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大家的感情非常好，有点像战友的感觉。按照学校的传统，我们把那些已经从学校毕业的橄榄球队员称作Old Boy（老同学，老男孩），简称OB。如果有OB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穿着球衣立正，听OB跟我们讲述他自己在球场上的故事。那些OB也经常观看我们的比赛，之后会对我们的技术进行一番指导。

我们外出比赛的后援经常由淡江中学的OB提供，他们负责我们的吃住，给我们提供医疗、赞助和新的运动装备。我们见到OB就会像在校园里面见到学长一样，不管OB多大年纪，我们始终都充满尊敬地称呼他们为“前辈”。

初中毕业以后，我在淡江中学直升高中，有一次，我在德姑娘家听到Joan Baeze（美国乡村歌手琼·贝兹）的一首叫作We shall overcome（《我们要战胜一切》）的歌，觉得非常适合用在橄榄球队。在英式橄榄球的比赛之前，参赛两队经常要比拼气势。新西兰的球队会在比赛前跳一段毛利战舞，用来震慑对手。而台湾的球队大多是以有节奏的拍手来向对手展示自己的斗志。因为学校球队经常拿不到冠军的缘故，我从很早就想找到一首歌来激励大家，而在德姑娘家听到的这首We shall overcome刚好比较符合我的想法，于是我就提议将这首歌当作我们的队歌，由我教大家并在每次比赛之前高声齐唱，目标就是取得冠军。歌的尾段词是“我们团结向前，总有一天会战胜一切”。

到了高中以后，并不是所有留校的初中部橄榄球队员都能进入高中部球队，当时我们的球队有25名队员，大部分是高二或高三的学长，读高一的队员人数很少。没有入选正式队员的同学可以作为预备队员为球队做一些保障工作，到了高二的时候，就会正式加入球队了。

很幸运，我在高一时就被选为正式队员了，依然穿着10号球衣。每次看到初中部学弟穿着属于他的10号球衣在场上拼搏，我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甚至有时会在场边忍不住对着学弟大喊：“扑上去，绊住他！”

我也经常去看其他学校球队的比赛，看到球场上和自己位置相同的队员，就会观察他们的动作。有一些优秀队员的技术非常好，在被别人扑倒之前就会切入过去，然后再闪人，我们在球场上也经常练习这些叫作“Cutting”（切割）的闪动动作。

OB胡德夫训话淡江中学橄榄球队 摄影／郭树楷

我们在高一和高二时候都没有拿到橄榄球比赛的冠军，但每次比赛之前，我们依然会唱We shall overcome。它是非常激励士气的一首歌，有时候我们高声唱完，球还没有开始打，校友们的热情就会被点燃。即使我们最后只拿了第三名，校友们仍然会鼓励我们继续向前。

到了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想到这是自己在球队的最后一年，于是我们在那一年练得特别勤。虽然我们面临着升学的压力，但球是必须要打的，学习课业只能靠自己想办法。大约在距离我们毕业还有3个月的时候，我们有一场和“建国中学”高中部的比赛，虽然不是冠军之争，但因为我们两所学校在球场上是多年宿敌，所以每次和他们打球，我们都会格外投入。

在那场比赛下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次进攻机会。当时我抢到一个球，摆脱对方封杀之后一路与队友传递配合，在球门跟前获得了得分的机会。队友在球门前将球传递给我，我跳起来接住，只要想办法冲进球门扑下去就会得分，这时“建国中学”的3名队员立刻从不同方向冲过来准备扑倒我，而我只能不顾一切向球门里面冲。只听“砰”的一声，我们被他们重重撞翻在球门里，我们得分了，比赛也随之结束。

能够战胜“建国中学”，大家都很高兴，球员和看球的校友们欢呼起来，但他们发现我仍然躺在球门旁边没有动，赶快跑过来看我，这才发现我倒在地上翻着白眼，口吐白沫。队友们吓坏了，赶快叫来急救车把我送去了最近的医院。

和我在场上打同样位置的队员叫黄汉洲，他是太鲁阁族学生，那天一直在车上陪着我。他看我一动不动地翻着白眼，就把手放在我鼻子下面，也许是那天他太累了，并没有感觉到我的呼吸，还以为我就这样死了，所以轻轻用手把我的眼帘合上，伤心地对我说：“我们赢了，你不要死不瞑目啊。”没想到他手一离开，我眼睛又睁开了，还是像之前那样翻着白眼，可把他吓了一跳。

到了医院以后，医生给我做各种检查、急救，确认我是因为头部撞在球门杆上而造成了脑震荡。我躺在床上两天没有睁眼，第三天醒来的时候却失去了一部分记忆，甚至不认识正在陪伴我的球队队友。队长见我这样的反应，拿起橄榄球丢到我床上，我这时突然有了回忆，对他说：“对啊，我们刚刚不是在打球吗？”

队友们看我没有太大问题，就告诉了我整个受伤送医的经过，那次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医生才允许我出院。在我似醒非醒的时候，迷迷糊糊地听到摩托三轮车“突突突”地搬运着一口棺材。

过了一阵子，我从医院拿了些药就回到了学校，离开医院时，医生说我伤得很重，虽然现在看起来没有大碍，但一定要定期回来复查，不然会有出现后遗症的可能。但当时我根本不会把这种事情当回事儿，觉得自己已经痊愈了，不仅正常去上体育课，而且也很快就回到了橄榄球场。

失去记忆是很麻烦的事情，很多东西常常想不起来，花了一点时间才得到了恢复。我沉迷于橄榄球比赛的状态当中，每次上课时看到深绿色的黑板，我都会把它幻想成橄榄球场，仿佛看到球员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心里也在想假如上次比赛时传球再快些，我们就不会输掉比赛。而在当时，发生这种幻想的队员不止我一个，其他队友也会像我一样，时常懊恼为什么差一点点没有晋级到决赛。

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要参加最后一次橄榄球锦标赛。教练告诉我们说，这次比赛将直接决定我们的前途，如果拿下冠军，所有队员都会保送到师大或体专，不必担心大学里面没有自己的位子。于是大家都拼了，根本不读书了，反正只读这一阵子也没用，过去3年都没好好读过书。校长劝我不要打球了，毕竟受过伤，毕业以后去神学院就好，以后也尽量不要再碰体育了。但是这种劝告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没过多久他就又在球场上看到我了。

到全省锦标赛的时候，我们仍然把We shall overcome作为队歌高声齐唱，伴随着高亢歌声，我们也一路晋级到了决赛。而决赛的对手，正是我们的老对手—“建国中学”。他们的队长是一名有11根手指的球员，绰号名为“十一指”，而另有一位绰号叫“窝阔台”的球员，大腿是我的两倍粗，在球场上根本没办法把他撞倒。

和“建国中学”的决赛打得很艰苦，他们早早拿到3分，而我们一直猛攻才把比分追平。不幸的是，就在比赛还剩十几分钟结束的时候，我犯规了，给了对手一次罚球打门的机会。如果罚球打进去，他们就会5比3领先我们。见到这种状况，队友们全都摇摇头，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们心里一定很责怪我。

“建国中学”负责罚球的是他们的队长，“砰”的一声，果然进了球，领先我们两分，我们只好重新回到中线再次进攻。在比赛的最后，我的一位队友接到球以后，单枪匹马杀到对方球门前，凭借一己之力冲撞开防守队员，向球门冲去。他的手掌很大，整个过程当中死死地抱住球没有脱手，最终人仰马翻地触地得到了3分。虽然最后的追加射门因为角度太偏而没能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结束，我们以一分的优势惊险地战胜了“建国中学”。

比赛结束的那一刻，整个球场沸腾起来，校友们像疯了一样冲进球场庆祝我们夺得了冠军。由于很久没有获得过太好的成绩，我们的校长本来对我们并没有太多期待，所以在得知我们取得冠军以后，他高兴得亲自来到学校门口迎接我们这些队员。

但是这次夺得冠军以后，才是我在球场上灾难的开始。

那些和我一起打球的队员们全部被保送到了师大和体专，而我没有选择保送的道路，而是通过考试，考取了台大。大学开学之际，我到台大报到并注册，当我把这些手续全部办理完回到宿舍时，看见一个人举着一件10号球衣在宿舍等着我。那个人的脸一直遮在球衣后面，我开始没有理会，但紧接着，有一只手“啪”的一声拍过来，原来那是以前常到学校指导我们的淡江中学OB校友。

OB校友名叫张启雄，绰号“AHIYA”，他举着那件10号球衣对我说：“胡德夫，你的衣服在这里。”

“这可不是淡江中学的球衣，这是台大的。”

“我现在就是台大橄榄球队的队长，以淡江中学OB的名义命令你穿上球衣入队报到吧。”

糟糕，在那个时代不敢违抗学长命令的我，只好说：“好不容易考上台大，我想好好读书，不再打球了。”

没想到OB张启雄对我说：“什么好好读书？我读书也不差啊。你是淡江冠军队过来的，台大的球队需要你，我们要继续在球场上像战士一样去战斗。”

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原来现在台大的橄榄球队的实力开始下滑，整支橄榄球队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是从淡江中学考进来的，由此可见淡江中学的橄榄球队员考试有多差。虽说“建国中学”的球员考试成绩比较不错，但那两三年，考来台大的反而是不打橄榄球的人比较多，球队里面只有一些从台南、嘉义过来的队员。台大橄榄球队以前叫作水牛队，连续拿过40年的橄榄球比赛冠军，直到上一届大专联赛也依然是冠军。但是由于优秀球员陆续毕业，而补充上来的球员又不怎么会打球，所以学长担心球队成绩一直下滑，极力邀请我加入球队。

“他们招来的人都是书生，还戴着眼镜呢，那怎么打球嘛？”张启雄学长对于这些年球队补充队员的状况非常不满意。当我跟着他们开始训练以后，发现这里的队员确实有很多人根本不会打球，甚至连球都接不住。于是我也要跟着学长教这些队员技术要领，帮助他训练球队。

我第一次代表台大去参加大专联赛的时候，仍然在场上负责以前熟悉的位置。我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师大，上场之后，我发现对方有一半队员都是以前淡江中学时候的队友，他们被保送到师大体育系读书，将来要做体育老师的。而另一些不是我校友的队员，竟然有几名来自“建国中学”。这简直就是将高中时期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合并到了一起，而且由于长期在一起打球，我在球场上耍什么花招他们都知道，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比赛真打起来，果然是兵败如山倒，我和学长这两个淡江中学的毕业生一直忙着去防守另一群淡江中学的昔日队友。尽管实力不济，但让我意外的是台大橄榄球队勇猛的精神。我们的队友虽然技术动作不标准，但始终在球场上充满了拼劲，也真的会有队员戴着眼镜扑向对手。其实他们根本不善于防守，经常会扑空，但他们一次又一次跌倒后爬起，再次冲向对手的英勇精神让我非常感动。

胡德夫重返台大校园 摄影／郭树楷

我们连续两年输掉了比赛。我在大二读到下半年的时候，彻底退出了橄榄球队，原因是之前打球造成的脑震荡后遗症复发了。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有时无故地晕倒在地，同学发现之后问我原因，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完全没有联想到之前的受伤。后来一位牧师看到我脸色发白地倒在地上，连忙把我送到马偕医院，医生检查之后说这是重度脑震荡的后遗症。我后来又到台大医院去复查，台大医院也确认了这样的诊断结果，并且诊断出我的脑膜上有一点点瘀血的痕迹，所以会有癫痫式发作的症状。

我被自己的病症吓了一跳，每天都要把从医院取来的药装在套头衫里才能出门，感觉不太对劲的时候就先吃一种药，休息一会儿之后，再吃其他的药，这样才能保证身体不出状况。一旦不及时吃药，我就会晕倒在路边。这样的状况不仅影响了我的生活，更加严重影响我在台大的学业。无奈之下，我向学校申请了休学，准备彻底休养一段时间。在当时的台湾，只要到了军队的服役年龄，而又没在学校读书，军队的征兵单就会寄过来。

那段时间我非常不堪，在台大打球的成绩不太好，接着又受伤、休息，而现在征兵单下来了，这一切都让我的心情很复杂，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回母校。最终我想了想，还是选择了假装健康地去当兵，至少军队还能养我两年。

爸爸一直不知道我受伤的事情，我从没有把这些消息告诉过他。他在听说我从学校出来以后，还以为我是被学校劝退的。后来又听说我要去当兵，爸爸倒是很鼓励我，告诉我男孩子当兵也很好，当完了兵再重新去读书，并且让我一定先回家。

当兵之前，部落里的同学为我践行，杀鸡又杀鸭，我站在同学脚踏车的后面，由他带着我围着整个村庄环绕一周。3天后，我来到了部队，到了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理光头，而我就在理完光头之后再次倒下了。

跟我同批去当兵的人有很多是来自台东的同龄人，看到我晕倒，他们很紧张，扑过来一个一个对我进行人工呼吸。连长也焦急地问：“才进来3天，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怎么会这样子？”

夜半时分，我醒了过来，有了意识之后，我偷偷吃掉了事先藏好的药，那些药是不能被部队的人看到的。连长听说我醒了，赶忙把我叫去连部，问我：“胡德夫，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可不要害我啊。这么下去的话，以后连对抗我们都不要对抗了，全看顾你一个人就好了。”

听他这样说，我把偷偷藏着的诊断证明拿给他看，他看完对我说：“你真是的，你根本就不要来当兵嘛。”他把那张诊断证明传给部队领导，最后消息传来，命令我退伍回家。由于是部队的命令，再加上身体的缘故，所以我不可以一个人回去，全程都要由辅导长陪同，因为途中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军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这样的事情我是不敢让家里人知道的，一方面是怕他们担心我的身体，另一方面，部落里才刚刚欢送我没多久，就连吃掉的鸡鸭都还在肚子里面，这时候让部队的人送回家来，实在是件丢脸的事。

我和辅导长走到太麻里时，我说要在那里的车站旁边给乡公所打一个电话，让我三姐来这里接我，因为再往前走，就离家很近了。我在电话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三姐，她急急忙忙带着身份证来到太麻里的车站，告诉辅导长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山上耕种，没有办法接我，所以由她负责带我回去。

辅导长让姐姐签了字，就把我交给了姐姐。为了躲过家人，我和姐姐一直等到晚上家人睡觉了以后，才从太麻里走回了家。爸爸妈妈住在家里靠后的房子，而我的床靠近大门口，为了不惊醒他们，我只能从窗户爬进屋子里面。我从抽屉里面整理了一些衣服，跳出来和姐姐道别，然后重新走回太麻里。第二天清早，我再次坐车奔向了台北。

回到台北之后，我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并在那里遇见了万沙浪。然而就在我回到台北的6个月后，我的爸爸生病了，我从此为他的医药费东奔西走，最终在哥伦比亚咖啡馆意外地成为了一名歌手。

离开台大以后，我就没有再打过橄榄球了。但直到现在，我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穿着10号球衣，与队友们一起高声齐唱We shall overcome，在球场上拼搏的岁月。如今我也是OB了，也有受到母校邀请，回去跟现在的队员们交流。在校园里，我仍然会带领着现在的队员唱起那首We shall overcome，但与这些小球员不同的是，我在怀念过去，而他们一定在盼望着未来。

在一场比赛当中，冠军只有一个，但只要英勇地战斗过，每个人都将是无可取代的英雄。

1970年刚离开校园时期的胡德夫 胡德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