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话新诠论：复旦大学“鉴必穷源”传统诗话·诗学工作坊论文集 - “话内”与“话外”：明代诗话范围的界定与研究路径

“话内”与“话外”：明代诗话范围的界定与研究路径

左东岭

近三十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古代史话研究的整体进展，明代诗话的研究也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业绩。仅以文献整理而言，便有吴文治的《明诗话全编》，周维德的《全明诗话》，张健的《珍本明诗话五种》，陈广宏、侯荣川的《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以及瞿祐、李东阳、杨慎、徐祯卿、谢榛、许学夷等人的诗学著作整理本的出版。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中隐含的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最为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明代诗话的范围应如何界定。比如吴文治的《明诗话全编》除了收录成为专书的诗学著作外，还大量搜集别集、笔记中的序跋等作品，以致明诗话几乎就等于明代诗学文献汇编。其实当这部书还在立项时就有人提出异议：“既然所辑大部分并非传统意义中的诗话，而是辑自诗文集、笔记、史书、类书中论诗之语，则似改为‘历代诗论’较为合宜。”待该书出版后更是质疑声四起。其实，明诗话收录范围的模糊混乱并不仅仅存在于《明诗话全编》中，可以说对诗话文体界限的忽视与混淆自清人起就已经开始，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明诗话全编》乃是此种演变的极端结果而已。二是尽管学界已经整理出如此丰富的诗话成果，但能够被学界所采用的却又相当有限。比如周维德《全明诗话》共91种，虽然遗漏尚多，但即使如此也还是很多都没有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比如学界比较集中使用的依然是《谈艺录》、《艺苑卮言》、《诗薮》、《诗源辨体》等理论性比较强的著作，而对《诗学梯航》、《冰川诗式》、《欣赏诗法》、《作诗体要》等书却很少涉及。既然难以被学界所采用，那么整理这些文献的意义又何在呢？其实如果加以深究，这两个问题乃是产生于同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诗话文体的单一化理解，即将所有的明代诗学文献汇编都归之于文学理论或者说诗学理论的研究资料，搜集目的在此，选择标准在此，使用价值亦在此。与此同时，也就忽视了它们当中所包含的文人交际、诗社活动、诗坛风气、文人素养、风气趣味等有关文学经验的丰富内涵。因此，无论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还是从文献使用的角度，都有必要对明代诗话的性质、边界、范围进行重新的界定，并探讨其使用的方式与途径。

一、明代诗学文献的三种主要类型：诗话、诗论与诗法

到底什么是诗话，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它的流行时间是从宋代开始而贯穿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无论在此之前是否有相关因素的出现，那些性质相近的著作一律不可称之为诗话。不论是钟嵘的《诗品》还是孟棨的《本事诗》，均不可径称为诗话。二是其根本属性是有关于诗歌的事件。因为“话”在宋代语言中就是故事的意思，无论诗话是受了宋人“说话”的影响还是“说话”受到了诗话的影响，都不会改变“话”是故事的内涵。当然，诗话的纪事不同于史书，它必须与诗相关，同时又必须出之于轻松有趣、自由活泼的文笔。欧阳修认为他的诗话是“集以资闲谈”，司马光则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将此二人的话合起来，就是记述关于诗之事以供闲谈乃是诗话最主要的特征。稍后的宋人许顗又加以发挥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尽管增加了“辨句法”和“正讹误”的内容，但纪事依然是最主要的内容。因此，尽管后来随着诗话的演变，其所包含内容日益丰富复杂，但如果完全没有纪事的成分，均难以列入诗话的范围。鉴于此，现代学者蔡镇楚为诗话定了三条标准：

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书记序跋中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

第二，必须属于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

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谈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

从此种标准出发，则吴文治《明诗话全编》中所收大部分都不属于诗话的文字。蔡镇楚还以此标准进行了论述对象的选择，比如其诗话史在明代部分没有论及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但这一标准依然受到现代风气的影响，规定必须是“诗的专论”，是“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其实这并非是必须的，其核心在于记述有关于诗的事，而不一定专门论诗。诗话可以论诗，可以教诗，可以评诗，可以作诗，但都不是必需的，而是在纪事时连带涉及的。正是由于太过于注重论诗，所以他还是将徐祯卿《谈艺录》、胡应麟《诗薮》这些基本没有纪事的论诗著作算在了诗话的范围，从而其标准依然失之于宽。

具体到明代诗话范围的界定，显然与宋代应该有所不同。明代的诗话是产生于当时的社会土壤与文学需求基础之上的，因而其内涵与特点便有了新的拓展与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侧面便是系统化与理论化色彩的增加。但是，在对明代诗话的认定上，至今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失误，从而导致其范围界定的模糊不清。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误将诗法著作纳入诗话之中。诗法是有关作诗规范与技巧方法的著作，有时又被称为诗格或诗式。在现有的明代诗话总集编纂中，都毫无例外地将此类内容置于其搜罗范围而无一例外。其实这显然属于常识性的失误。其原因包括：第一是诗法是唐代最为流行的诗学著作体式，尽管此类著作缺乏理论深度，但却是普通人学习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入门书。至宋人陈应行将此类诗学文献搜集编纂为《吟窗杂录》一书，今人张伯伟则又广为搜罗，编为《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而宋人魏庆之所编辑的《诗人玉屑》，历来都将其作为诗论性质的诗话，其实它主要是汇集的诗体、诗格、诗法及评论历代诗人诗作的文字，基本是较少纪事的。元代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尽管诗话在宋代广为流行，但元代的诗话著作却寥寥无几，而诗法著作则广受欢迎。今人张健曾著有《元代诗法校考》一书，搜集诗法著作20余种。由此可知，诗法著作较之诗话产生更早而自成体系源流，因而诗话无法将其涵盖。第二是明代诗法著作中有许多都是对元代或更早的诗法著作的编纂，如赵撝谦编撰的《学范》、朱权刊刻的《西江诗法》、怀悦汇集的《诗法源流》和《诗家一指》、黄省曾的《名家诗法》、梁桥的《冰川诗式》等，都是对前代诗法著作的汇编或改编。可知此类著作的性质属于初学者的指导用书，目的在于诗体规范的把握与诗歌创作基本方法的训练，往往被初学者视为秘籍而广受欢迎。既然它与唐、宋、元的诗法著作一脉相承，就没有理由再将其归入诗话名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诗法的内涵与诗话差异甚大，即诗法著作基本没有“话”（纪事）之内容，而集中笔墨介绍诗歌之规范法式，其目的乃是便初学而非资闲谈，关于此一点，《四库总目提要》的辨析颇为细致具体：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此处除了明确将皎然《诗式》与说话分为不同种类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其“备陈法律”和“体兼说部”的不同文体特征。而且明人自身也对此有过明确的分类意识，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在集部类设诗文评类，并分为文式、文评、诗式、诗评和诗话五类，就是将诗式和诗话分为两个不同小类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今人将诗法类的诗学文献归之于诗话的做法既不符合其实际内涵，也不符合明人的分类标准。当然也有例外，胡应麟曾举出“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几乎全为诗格诗法类著作，如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等共20种，这种混淆诗话与诗格的看法既可能是胡应麟的个人认识偏差，也与其当时未能亲自目睹这些著作内容有关，因为他在引过上述书名后说：“今惟《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末已亡矣。”胡应麟的长处在于辨析诗体，其看重的是诗体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辨析诗法与诗话之异同非其所擅长，更何况他并没有看到多少诗格、诗法类著作，当然不可能有真切的认识了。从文体分类的角度，藏书家的看法显然更具参考价值。

二是误将诗论、诗评著作纳入诗话之中。诗话当然可以论诗与评诗，但必须以记述有关诗坛之逸事掌故为主，纯粹的论诗与评诗则属另外类别的诗学文献。与宋代诗话相比，明代诗话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论诗成分的增加。比如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提出了诗法盛唐而不废宋元、主于法度声调、倡言雄浑盛大诗风、贬斥模拟剽窃之习等重要诗学命题，对明代诗坛影响极大。其主要内容尽管已偏于论诗而非纪事，但依然记述了许多重要的诗坛掌故，其中不仅包含与当时诗人的交往逸事（如数则与好友彭民望的唱和交游），还有不少宋元以来的诗坛佳话。其中一则云：

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谢翱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取罗公福为首，其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盖一时所尚如此。闻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见也。

这是典型的诗话内容，它既非评诗，亦非论诗，而重在记述流行于元代的诗人结社活动，以及对于作者时代的影响，属于诗歌史上重要的逸闻趣事。元代由于科举废止，文人在政治上被长期边缘化，不得不结社吟诗以抒发自我性情与郁闷不平，本来是那一时代文人不幸命运的体现。但在明人看来，却成了展现文人诗兴雅趣的风流之举，这大概与明代思想控制严苛，文人生活单调乏味有关，于是顿生向往羡慕之情。因此，无论《麓堂诗话》的论诗成分多么浓厚，依然无法与徐祯卿的《谈艺录》、许学夷的《诗源辩体》这样的专门论诗著作相比，所以这样的诗学著作也不应该被列入诗话的范围。

明人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在此可举二例为证。一是《澹生堂藏书目》所列诗话类基本全是严格意义上的诗话著作，而不包括诗论著作。其所收诗话共47种：《全唐诗话》、《诗话总龟》、《诗话汇编》、《六一诗话》、《温公诗话》、《石林诗话》、《苏子瞻诗话》、《刘贡父诗话》、《洪驹父诗话》、《陈后山诗话》、《吕东莱诗话》、《许彦周诗话》、《庚溪诗话》、《竹坡诗话》、《珊瑚钩诗话》、《紫薇诗话》、《周平园诗话》、《风月堂诗话》、《梅涧诗话》、《严沧浪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五家诗话》、《杨升庵诗话》、《诗话补遗》、《归田诗话》、《野翁诗话》、《蓉塘诗话》、《陆俨山诗话》、《都玄敬诗话》、《夷白斋诗话》、《存余斋诗话》、《虚拘诗话》、《定轩诗话》、《麓堂诗话》、《渚山堂诗话》、《豫章诗话》、《续豫章诗话》、《蜀中诗话》、《神仙诗话》、《客窗诗话》、《妙吟堂诗话》、《谢伋四六谈麈》、《王公四六话》、《木天禁语》、《诗家要法》、《杜陵诗律》、《骚坛密语》。其中有两部谈四六文的，最后三部则大约应归之于诗法一类，其他全是典型的诗话著作。像宋代《白石道人说诗》，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许学夷的《诗源辩体》等论诗著作一律未能列入，而胡应麟的《诗薮》则被列入了“诗评”类中，可见该藏书目对于诗话是有明确界限的。此处需要辨析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自明代后期始，该书就被学界视为南宋诗话的代表性作品，并由此建立起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重纪事闲谈的诗话传统和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重诗学理论的诗话传统，并认为越到后来这种诗学理论的诗话影响越大，以致改变了诗话的基本属性。但从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张健在其《〈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考辨》一文中，对该书的文献演变有详实的考证，其主要观点包括：1．宋代文献从未记载《沧浪诗话》之名，郭绍虞认为《沧浪诗话》有宋代版本的说法得不到文献的支持；2．元人黄清老首次将严羽论诗文字汇为一集，名称为“严氏诗法”；3．明代正德二年的严羽论诗著作单行本，名称为《严沧浪先生谈诗》；4．正德十一年刊刻的本子，开始将严羽的论诗文字取名为《严沧浪诗话》；5．以后的明清众多刻本，大都以《沧浪诗话》为书名。尽管本文作者声明还有个别现存的严羽诗集自己尚未过目，但他的论证基本是严谨扎实的，其结论也基本可靠。其中最可注目的是，元代诗法著作流行，故称其为“严氏诗法”，而明代前期则称之为“严沧浪谈诗”。正如《白石道人说诗》一样，是将其视为论诗文字而非诗话。至于后来被称为《沧浪诗话》，则是在明清诗话概念逐渐扩大化的大潮中所受裹挟的结果。其实，对于严羽论诗文字的性质，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台湾学者黄景进说：“比起宋以前的论诗专著，宋人的诗话明显地带有浓厚的消遣成分。《沧浪诗话》与宋人诗话相较，显得极不调和，因为其中全是议论，并不叙说故事，学者们每以为这是诗话体裁演变的必然结果。”黄景进认为日本学者船津富彦所提出的《沧浪诗话》之体例乃是来源于唐代皎然《诗式》等论诗著作，较能为人所信服。根据张健的研究，这种“不调和”也就很自然了，因为它原本就不是诗话，而是专门的论诗文字。至于日本学者船津富彦的看法，其实也还可以商量，因为真正的诗学专论最早应该追溯至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明诗》、《乐府》、《物色》、《比兴》等文章。与《沧浪诗话》情况相近的还有现存谢榛的《四溟诗话》，其实在所有明代刊刻的谢榛别集中，其中的四卷论诗文字一律被标之以“诗家直说”，一直到清顺治年间陈允衡所编《诗慰》所收的谢榛论诗文字，依然叫做“四溟山人诗说”，也就是将其视为诗论而非诗话。直到清乾隆十九年的耘雅堂刊本，才将《诗家直说》改名为《四溟诗话》，后来却成为谢榛论诗著作的定名。

二是明代万历间人李本纬所编选的《古今诗话纂》所体现的诗话观念。本书共六卷，收有《选〈唐诗纪事〉》、《选〈初潭集〉》、《选〈鹤林玉露〉》、《选〈苏长公外集〉》、《选〈百川学海〉》、《选〈西湖志余〉》等有关诗坛逸事及论诗文字。这里牵涉到一个至今还存有争议的问题，即可否从历代笔记中重新搜集与诗歌相关的纪事文字为诗话的问题。从今人整理诗话文献的角度，也许应该遵从以古代专书为搜集对象的原则；但从历史的角度，则要看作者所搜集的内容以及所遵从的编纂原则而定其是否可以为诗话。从内容看，本书所选均为笔记，且全系记述诗坛相关掌故及诗歌评论，符合诗话纪事的根本属性。从编选原则与诗话理念看，作者始终围绕“诗”与“话”的核心要素而运作，他将所收诗话分为“话诗遘”、“话诗谑”、“话诗舛”、“话诗怪”、“话诗排”、“话诗祸”等六个方面，也许概括的还不够全面，但无疑全是围绕“诗”与“话”而展开的。关键在于其编选诗话之目的，叫做“能使诗脾乍醒，尘听渐清”，从而达到“不越谈丛而转移韵府，未脱说苑而潜进吟坛”的诗学目的。也就是说，诗话的内容不是要从理论上去论诗或者教人作诗，而是通过有关诗坛的种种历史事件的叙述，引起人们对于诗歌的兴趣，陶冶读者的心灵，从而达到既熟悉诗坛状况，又提升诗学修养的目的。从上述二例可知，至少在明代多数人的眼中，诗话是有其自身的内涵与特征的，不能与纯粹的论诗著作混为一谈。

既然明代诗学文献从实际状况而言不能仅用诗话一种体式加以囊括，那就应该根据其内容与文体特征进行重新归类。我以为起码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类：一是以纪事为主要内容、以资闲谈为主要目的的诗话类，从宽泛处说，包括像《何元朗诗话》这类从笔记中辑录的著作也可以纳入其中。二是以论诗为主要内容、具有理论化与系统性的诗论类，同时也可以将诗评一类的文字纳入其中。三是以讲授诗法规范为主要内容、具有普及性质的诗法类，其中又可分为诗格类的规范讲授与诗法类的技法传授。此三类可统称为明代诗学文献。其实，在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中，早已有人不再以诗话之名加以概括，而统称为诗学著作，颇足资以参考。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例言指出：“清人说诗，例有诗评（说）、诗式、诗格、诗话、论诗诗、诗句图诸种体例，今以民国以来渐趋通行之一‘诗学’一词通辖之。”明清两代尽管在诗学研究上有颇多关联，但区别也显而易见。清代在诗学上具有明显的集成性，总结前人成果多而自我创获少，所以其诗学理论研究以诗评概括之较为名副其实，而诗说可涵盖其中。明人理论多偏颇，又有较强之流派意识，但思想活跃、论说大胆，故其谈诗多有创造性，所以应以诗说的论诗著作为其主要特色，而将诗评涵盖其中，庶几符合诗坛实情。

二、明代诗话概念模糊的历史由来及其后果

对明代诗话范围的重新界定具有文献研究自身的重要意义，探究名实相符历来都是学术研究所孜孜以求的目的。但本文所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这些，甚至不是主要的目的。从明代诗学研究的角度讲，传统做法是扩张诗话的范围而包罗诗法与诗论，然后再作出诗话内部的细致划分以进行分类考察，这种做法当然也无损于诗学思想的研究。但是从明代诗话研究的角度，这种做法却是以伤害诗话自身的文体功能和历史作用为代价的。明代学者对于诗话的认知当然也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比如将研讨诗论和诗法的严羽作品更名为《沧浪诗话》，从而模糊了诗话与诗论的界线，但他们的看法毕竟是多元而充满活力的。进入清代之后，诗坛的整体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朝文化政策的严厉与乾嘉学风的浸染共同导致了诗坛的沉闷与文人传统意识的回归，从而对于诗话的认知向着正统化与理论化倾斜，而对于诗话的追求雅兴趣味与文笔轻灵活泼的特点多持贬斥的态度。其中最有代表性并对后人造成了巨大影响的是清人章学诚的观点。他在《文史通义》专列“诗话”一节进行议论，认为“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其优点在于“知溯流别”而“探源经籍”。随后便论及后人之诗话：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

《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随后，章学诚就将诗话与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检讨批评，一一指出其败坏世道人心之弊端。作为一位正统的史学家，他以经史之学衡量诗话小说并持批评的态度，这原是可以理解的。最关键的是他将诗话文体泛化的做法导致了诗话范围的模糊。他将诗话的源头追溯至钟嵘《诗品》，已经把诗评与诗话相混淆。然后又推出“唐人诗话”的概念，使诗话流行的时间也趋于扩大化。接着再概括出“论辞论事”的著述主旨，则又模糊了诗话与诗论的界限。最后推测诗话的创作目的在“期于诗教有益”，更是为诗话规定了一个难以承担的沉重责任。至于其通于“国史叙诗”、“史部传记”、“经部小学”、“子部杂家”的说法，更是将诗话文体进行了无限的扩张。该文最后总结说：“诗话论诗，全失宗旨。然暗于大而犹明于细，比于杂艺，小道可观，君子犹节取焉。”此处所言的“全失宗旨”，当然是与“国史叙诗”的经学相比，那是诗话难以企及的。但起码也要在具体的诗学问题上有所发明，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概括章学诚对诗话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有二：一是论事论辞而有见解，二是要有益于诗歌教化。在此，他丝毫未涉及欧阳修“资闲谈”的消遣功能，更缺乏对于文人雅兴的关心，将诗话的文体特征基本消解于正统诗论之中。章学诚对诗话的这种认知评价对后世影响极大，别的不说，就以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而言，其见解几乎与章学诚如出一辙。他评价《六一诗话》说：“曰‘以资闲谈’，则知其撰述宗旨初非严正。是以论辞则杂举隽语，论事则泛述闻见，于诗论方面无多阐发，只成为小说家言而已。后此诗话之滥，不能不说欧氏为之滥觞。”评《温公诗话》曰：“则其撰述宗旨，原非严正，亦可知诗话之起，本同笔记。”随后，他还引了自己的一首绝句作为评价：“醉翁曾著《归田录》，迂叟亦记《涑水闻》。偶出绪余撰诗话，论辞论事两难分。”在此，郭绍虞也是用“严正”的标准来衡量欧阳修和司马光的诗话的，无疑同样持批评态度，以致将其视为“小说家言”，这恰与章学诚将诗话比附于小说的做法如出一辙。

自章学诚以来，诗话“以资闲谈”的小说家特征就一直受到轻视，而其论诗论事的特征则日益得到强调，这从影响甚大的四部诗话总集编撰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何文焕《历代诗话》收录诗学著作27种，主要是将诗话与诗法著作混为一书，故而前两部便是钟嵘的《诗品》和皎然的《诗式》，明人诗学著作则收有徐祯卿《谈艺录》、王世懋《艺圃撷余》、朱承爵《存余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等四种，大都偏重于理论阐述及品评作家作品。可知编者看重的是诗法的讲论与诗歌的批评，所以在序中称赞诗话“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他更看重的是论诗要有新意，故而明确表示不收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而对诗话的“资闲谈”特点毫无涉及。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收诗学著作29种，体例与《历代诗话》大致相同。明人诗学著作收有杨慎《升庵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顾起纶《国雅品》、谢榛《四溟诗话》、瞿祐《归田诗话》、俞弁《逸老堂诗话》、都穆《南濠诗话》、李东阳《麓堂诗话》、陆时雍《诗镜总论》共九种，依然是诗论与诗话混收而未加鉴别。有意思的是关于对王世贞的评价，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凡例中特意指出：“诗话贵发新义，若吕伯恭《诗律武库》、张时可《诗学规范》、王元美《艺苑卮言》等书，多列前人旧说，殊无足取。”而丁福保却在《艺苑卮言》小序中说：“其论诗独抒己见，能道人所不敢道，推崇汉魏，唐以下蔑如也。其魄力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此暂不追究二人对王世贞相反评价的原因，在二人相对立的态度背后，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认为诗话创作应该在论诗方面有所创新，至于作为初学读物的诗格诗法以及“以资闲谈”的逸闻琐事，当然不在其搜录范围之内了，在何文焕那里，与《艺苑卮言》并列却斥而不收的《诗律武库》与《诗学规范》，就正是这样的诗法著作。

丁福保的《清诗话》和郭绍虞的《清诗话续编》本来与明人诗话无涉，可以存而不论，但由于郭绍虞为二书所做序言对于后来的明诗话研究的学术理念影响甚大，不能不在此略加征引论说。其《清诗话》前言说：“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作为文学批评史家的郭绍虞，在诗学文献中更关注诗歌理论的文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径直说诗话就是“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不仅可能误导学界，也可能使自己的学术判断出现误差，比如他接着说：“我觉得北宋诗话，还可说是‘以资闲谈’为主，但至末期，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已有偏重理论的倾向。到了南宋，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如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说诗》和严羽的《沧浪诗话》等，都是论述他个人的诗学见解，以论辞为主而不是以论事为主。从这一方面发展，所以到了明代，如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诗薮》等，就不是‘以资闲谈’的小品，而成为论文谈艺的严肃著作了。一到清代，由于受当时学风的影响，遂使清诗话的特点，更重在系统性、专门性和正确性。”这就定下了现代诗话史研究的基本调子，即诗话至南宋以后发生了转向，主要标志便是严肃的理论研究成为主要内容。这其实隐含着很大的学术误解，郭绍虞所举的三部宋人诗话，其中的后两部都不能算是诗话著作，至于他后来所说的明人诗话，就更不属于诗话的范围。明清时期并非不存在纪事为主的诗话著作，只是由于它们不符合郭绍虞等现代学者的诗话标准，就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郭绍虞在《请诗话续编序》中说：“清人诗话中，除评述历代作家作品外，亦有专述交游轶事及声韵格律者。本书为提供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参考之用，故所选者以评论为主。”像清代一样，明代亦并非没有记述交游轶事的诗话，而是因为它们不合乎后来以理论探讨为主的诗话标准，而被湮没遮蔽了。郭绍虞在此有两点失误：一是将诗法与诗论混同于诗话，二是将诗话的价值收缩为诗歌理论之一端。而且这两点误解对于后来的明诗话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标志便是两部明诗话总集的编撰。吴文治的《明诗话全编》除了沿袭了混诗法、诗论与诗话为一体的传统观念外，甚至将别集、笔记、史传等文献中的论诗文字一并收入，可谓走得最远。当时有许多当今名流为之作序，居然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原因很简单，因为编撰该书之目的不在诗话之研究，而是为古代文论研究提供全面详实的资料，诗话文体自然不在众人视野之中。周维德《全明诗话》则是专门收集明人论诗专书，其所受郭绍虞影响不仅体现在将诗法、诗论一并归入诗话之中，更在于将诗话之主要性质归结为诗歌理论之内容。其前言说：

诗话之体，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诗话，“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辨句法”，属于诗歌理论的批评；“备古今，纪盛德”，多言逸闻逸事；“录异事”，乃资谈助；“正讹误”，涉及考据。因此，作诗话“以资闲谈”，作诗话“教人”，作诗话“标致己作”，作诗话“表彰遗逸而道扬风雅”，都属于广义的诗话。至于“诗话以论诗”，“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则属于狭义的诗话。

此处对于诗话的定义初看颇有几分道理，而且都有前人说法作为依据，但仔细品味颇为令人愕然。作者划分广义诗话与狭义诗话的标准虽未明言，但根据其行文可推测为以内容之驳杂与单一为其标志：由于“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所涉领域广博，故属广义之诗话；而专以“论诗”就较为纯粹明确，故称之为狭义诗话。由此可以看到郭绍虞“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的影子。可是，如果从文体上看，“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才是以《六一诗话》、《温公诗话》为代表的宋人诗话正宗，属于狭义的诗话概念；而专以“论诗”的乃是后人扩张了的诗话概念，就其本意而言应不属于诗话文体，将错就错也只能归之于广义的范畴。以上所有这些对于诗话的误解，都是建立在忽视诗话纪事特性，而转向重视其诗学理论价值的基础上的，而这无疑是对于诗话文体自身的伤害，也就自然严重影响了对于诗话的真正研究。

三、明代诗话的研究路径与价值

就其本质意义看，诗话不是只为诗论研究提供的诗学文献，它拥有自身的文体特性与历史功用。当代学人傅璇琮说：“中国古代诗话，其本身即有一种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人们读诗话，不一定即想从中得到某种知识的传递，而是在不经意的翻阅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一种美的启悟，一种诗情与理性交融的快感。这种中国特有的对审美经验的表述，是十分丰富的，是有世界独特地位的。”获得审美启悟与快感当然不是诗话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它还可以传达诗坛风向，揭示文人心态，反映文人交际，展现文人活动，当然也可以透视文人在诗歌理论与诗学观念上的一些看法。因此，其中所表述的不仅仅是“审美经验”，而是更为宽泛的文学经验，而这样的文学经验通过理论著作是无法得知的。具体到明人诗话来说，是否能够从事文学经验的考察与研究，取决于其中是否还保留着具备这样特性的诗话作品。就本人所经眼的诗话著作看，此一点无疑是肯定的。像瞿祐《归田诗话》、单宇《菊坡诗话》、都穆《南濠诗话》、闵文振《兰庄诗话》、蒋冕《琼台诗话》、何孟春《余冬诗话》、陆深《俨山诗话》、姜南《蓉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游潜《梦蕉诗话》、杨慎《诗话补遗》、俞弁《娱老堂诗话》、黄甫汸《解颐新语》、何良俊《元朗诗话》、王兆云《挥麈诗话》、郭子章《豫章诗话》、陈继儒《佘山诗话》、李自华《恬致堂诗话》、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叶秉敬《敬君诗话》、曹学佺《蜀中诗话》等，尽管其中部分作品增加了论诗成分，但基本都保持了宋人诗话的传统特征。这些诗话作品，无论是在目前的文学批评史还是诗话史上，都没有什么地位，或略而不提，或一笔带过。究其原因，大都是以其是否有理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可以说，是研究路径的偏差，导致了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失误。当然，明代诗话自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其中各阶段所呈现的特征也有明显差异。比如明代前期主要是对于元明之际诗坛状况的历史记忆的描述，以及作者个人诗学经历的记载；而中期则融入了较多的谈论诗艺的内容和诗歌体貌的辨析；自万历后则趋于多元，举凡诗坛趣事、理论争辩、诗法讲求及文人交际等等无不蕴含其中。但有一点又是共同的，就是大都是结合作者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经历来展开讨论的，带有个体的体验色彩与趣味性，与承袭汇集前人成果的诗法和系统论述理论问题的诗论具有明显的差异。关于明人诗话的具体情况，本人将另外撰文论述，以避免本文横生枝节而过于冗蔓。

其实，明代的这些诗话除了诗学理论的价值外，更重要的仍在于其自身的价值。现以《归田诗话》为例，说明此类诗话应具备之研究路径及其价值所在。四库馆臣曾批评说“此书所见颇浅”，就是从论诗的角度着眼的。但同时又说：“犹及见杨维桢、丁鹤年诸人，故所记前辈遗文，时有可裁焉。”仅承认其文献价值，算是没有一笔骂倒。现代学者认为四库馆臣所说并不公允，但依然从论诗的角度评价说：“谈诗多能联系诗人的身世和时代环境去探求诗歌的立意、情感和社会作用，提倡诗歌‘直言时事不讳’，表现出一种比较现实的诗学观点。”暂且不论此种评价是否比四库提要更为公允，关键是论诗实在不是该书的主要价值所在。因为从体例上讲，瞿祐明言乃是依仿欧阳修诗话而撰作，因而论诗非其主要目的。他曾说自己的诗话所记乃是“有关于诗道者”，其内容则是“平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纪载，师友之所谈论”。也就是说围绕“诗道”而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内容是相当宽泛的。但有一点又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结合自己读诗、论诗及所见之诗坛掌故的切身感受来纪事谈诗，其中当然有对诗学问题的认识，但更多的是其自我体验。人们读这样的诗话，不是衡量其理论是否正确深刻，而是在其诗学阅历中受到感悟与启示。以《归田诗话》的第一批读者的阅读感受为证：

观诸录中所载先生诵少陵诗，则有识大体之称；颂太白诗，则有大胸次之美；诵唐人采莲诗，则美其用意之妙；诵晦庵感兴诗，则知其辟异端之害；诵东野诗，而服前人终身穷苦之论；诵晏元献诗，则叹斯人富贵气象之豪。及见前人林景熙咏陆秀夫诗，而知表殉国之忠；咏家铉翁诗，而知表持身之节。

《归田诗话》其实就是瞿祐所记录的有关自己作为诗人的人生经历，那里边既有其学诗、读诗、作诗的种种感受与经验，也有诗带给他的苦辣酸甜的人生遭遇，和由此遭遇所形成的种种时代认知。通过对诗话的研读，可以获得如木讷那样的诗学感悟，也可以体味到瞿祐所经历的种种诗学因缘与师友情感，更能够通过瞿祐的人生经历去认识那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与时代环境。如其《唐三体诗序》条全文引述了方回的序文，其中核心观点为：“唐诗前以李、杜，后以韩、柳为最。姚合以下，君子不取焉。宋诗以欧、苏、黄、陈为第一，渡江以后，放翁、石湖诸贤诗，皆当深玩熟观，体认变化。虽然，以吾朱文公之学而较之，则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诗未易窥测也。”瞿祐在文后评曰：“此序议论甚正，识见甚广。”并言愿“与笃于吟事者共详参之”。从论诗的角度，瞿祐并没有什么创造，但由此却透露了元明之际诗坛的诗学取向。现代学者至今依然在通过当时诗论讨论元明之际的宗唐与宗宋问题，但瞿祐却认可方回唐宋兼宗的看法，并以朱熹的诗歌创作成就为最高。瞿祐乃是铁崖派的成员，那么他的这种诗学取向是其本人的爱好呢，还是该派的共同倾向，就需要做出认真的考察。不过，《归田诗话》最大的价值还是它承载了瞿祐对于元明易代之际诗坛状况的种种历史记忆，诸如他与杨维桢的香奁八咏的唱和与对铁崖诗体的体认（“香奁八题”、“咏铁笛”、“廉夫诗格”），对于元代文人江南情结与仕途失意的心理的描绘（“翰院忆江南”、“年老还乡”）、对东南文人与张士诚复杂关系的感受（“哀姑苏”、“纪吴亡事”），对于西域诗人丁鹤年元末诗歌创作及生存状况的记述（“梧竹轩”），以及种种的诗坛所见所闻。这些诗坛往事当然其他历史文献也有记载，但通过当时人的历史叙述，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而有些事件的记述则是无可替代的。如其《年老还乡》条记载：

鄞士黄德广，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过南方一教职而已，交游竟无一援引之者。客居以教书为生，娶妻生子，二十年余。元末，天下扰攘，比岁饥馑，南北路阻，始附海舟而归。去日少壮，回则苍颜华发，故旧罕在者。诵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句，以寓慨叹。予从先师往访之，见其所持扇上一诗，乃在北日所作者。诗云：“东风一曲《浣溪沙》，客子行吟对日斜。犹记金陵贳春酒，小姬能唱《后庭花》。”亦蕴藉可诵，而命运不遇如此。盖元朝任官，惟尚门第，非国人右族，不轻授以爵位。至于南产，尤疏贱之，一官半职，鲜有得者。驯至失国，殆亦由此矣。

关于元代的民族隔阂与江南文人的政治遭遇及心态呈现，是元史及文学史中经常讨论的话题，但这种状况在易代之际到底情况如何，却并没有确切的记载。瞿祐在此确凿无疑地提供了历史的证据，那是他曾经造访过的邻居，他们有过交往与对话，亲眼目睹了他的扇上题诗，因而他的北上求仕不遇，他的落魄困苦，他的失意感叹，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是那一时代文人心态的共同体现。更重要的是瞿祐本人对此遭遇的态度，他不仅是同情的，而且由此做出概括：“元朝任官，惟尚门第，非国人右族，不轻授以爵位。至于南产，尤疏贱之，一官半职，鲜有得者。驯至失国，殆亦由此矣。”这就是他自身对于元朝政治的认识，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也是重要的当事人。而在进入明朝之后，瞿祐的所有历史记忆均指向诗人的不幸与诗坛的诗祸，而且是结合自己切身的经历进行叙述的。为节省文字，仅引一则为例：

永乐间，予闭锦衣卫狱，胡子昂亦以诗祸继至，同处囹圄中。子昂每诵东坡《系御史台狱》二诗，索予和焉。予在困吝中，辞之不获，勉为用韵作二首。时孙碧云、兰古春二高士，亦同在圜室，见之，过相叹赏。今子昂已矣，追念旧处患难，为之泫然。诗云：“一落危途又几春？百忧交集未亡身。不才弃斥逢明主，多难扶持望故人。有字五千能讲道，无钱十万可通神。忘怀且共团坐，满炷炉香说善因。”“酸风苦雾雨凄凄，愁掩圜扉坐榻低。投老渐思依木佛，受恩未许拜金鸡。艰难馈食怜无母，辛苦回文赖有妻。何日湖船载春酒，一篙撑过断桥西。”

在此，除了瞿祐在历史上留下了作品及声誉外，其他三人胡子昂、孙碧云、兰古春，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由于《归田诗话》的记载，使后人得以重新感受他们身处囹圄的状况与感受。他们同为读书人，大概也都是因为写诗而招致了祸端。他们在狱中经受了孤独与饥饿，时日漫长而毫无希望，支撑他们生命的就只剩下诗了。他们依靠一向以旷达而著称的苏东坡的狱中诗作来获得心灵安慰，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来相互慰藉。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他多年后还为之“泫然”。再看瞿祐的狱中诗作，尽管难属诗中之上乘，但却情真意切，颇为感人，他通过诗品味痛苦，通过诗寄托希望，他已经没有什么高大的政治理想，唯一渴望的就是出狱回乡，“何日湖船载春酒，一篙撑过断桥西”，就是人生最为理想的结局。就在当时歌功鸣盛的台阁体诗作广为流行时，大量的底层诗人依然在进行虽不高昂却很真诚的诗歌写作，我想《归田诗话》的真正价值就是这种对当时诗坛风气与状况的真实记忆与描绘。当然，由于瞿祐元末时年纪尚幼，入明后又辗转于低级官位，很难进入文坛主流，所以他的诗坛记忆往往是片段零碎的，加之写作条件简陋，许多引诗仅凭记忆而录入，也就难免出现讹误。这些在四库提要中均已被指出。但《归田诗话》的价值也是无可替代的，因为作者所记多为其亲见亲闻，也就具有历史的现场感与真实性，因而可以弥补正史之缺漏。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文字体察到作者本人的心灵跳动与情感波澜。我想，这不仅仅是《归田诗话》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明代其他诗话著作的价值所在，就是说，研究诗话的途径乃是对于诗坛状况与文学经验的考察，而不是对于诗学理论的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明人诗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从总结诗学经验、考察诗坛状况的角度加以切入，同时也可以从诗法运用及理论总结的角度切入。这首先是此类诗话著作内涵的丰富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诗话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极强的包容性及笔法的灵活性，因此其中的谈诗论艺必然包括了对于诗法的讲求和对于诗歌价值及审美特征的讨论，现代研究者切不可忽视这些有价值内涵的发掘。其次是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于文献价值的关注也会有显著的差异，因而对于诗话既可以从其文体特征出发探讨其自身的价值与作用，也可以从诗法或诗论的角度去发掘其理论内涵，还可以从文学史角度去概括当时的文坛风气与流派特性。比如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明显处于明前期诗话至中期诗话的过渡阶段，其中既有对于元明诗坛历史记忆的描绘，又有对当时文人交际的记载，当然也有对于许多诗学问题的讨论，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其侧重点当然也应该是有区别的。其实这种现象在文史研究中颇为常见，同一段材料、同一种文献，在不同学科与学者那里，所呈现的特性与价值是有很大差异的。诗史互证早已成为学界的常用手段，但在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眼中，关注点即有明显区别。但是，扩展诗话的研究路径不应该成为忽视诗话文体特征的理由，这就像学界常常将文人别集中的序跋作为诗学理论的研究文献使用一样，这些序跋的确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但它们却并不等同于纯粹的诗论著作，因为序跋有自身的文体价值，其中的写作动机、与所序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写作环境，都会深刻影响其理论观念的表达。如果将诗话著作等同于诗法与诗论，那么犹如将序跋等同于诗论著作一样的粗疏与危险。

厘清明代诗话文献的范围，明确明代诗话研究的途径，也将对其与诗法、诗论的相关性研究提供极大的帮助，从而使得明代诗学研究更具有立体感与丰富性。因为诗话、诗法与诗论所承载的功能不同，所以他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又构成立体的诗学空间，显示出诗坛的丰富色彩。诗法在明代是一种诗歌写作的基本训练，是进入诗歌门径的必备读物，因此这种诗学读物从明初到晚明一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它们的特点是大多整合唐、宋、元以来的前人成果而缺乏创新，但对于明代诗坛又是不可或缺的书籍。研究诗法的途径当然不能以理论性与创新性进行衡量，而应该考察不同读者群的阅读状况、不同地域的流行状况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刊刻状况，借以了解明代诗人在诗学训练方式、书籍获取途径以及诗歌普及程度方面究竟较之前代有了怎样的改进，并对明代整体诗学文化基础作出恰当的评估。明代诗论的研究主要在于考察诗学观念的演变及理论创新的水平。徐祯卿《谈艺录》无论从著述的方式还是所提出的理论命题，都是明人诗论研究的开端，而真正的理论繁荣则是明代的嘉靖、万历时期，《艺苑卮言》、《诗薮》、《诗家直说》、《诗源辩体》、《唐音癸签》等著作代表了明代诗论的最高水平。其核心理论是以抒发情感为前提的诗体辨析，即各种诗体的源流演变与体式功能及审美特征的细致论说。诗话则介于诗法与诗论之间，既可以进行诗歌理论的谈论，也可以进行诗法的讲授，但最重要的还是诗坛状况的反映与诗学风气的展示。比如明代不同历史阶段的诗话无论从所关心的诗学话题、情感基调还是所记内容，均有明显的差异。瞿祐《归田诗话》所言多沧桑之感，是元明易代的见证。俞弁《逸老堂诗话》从书名即可见出闲适的倾向，他不仅有从容的心态，而且有优越的读书条件，故而在书中论诗纪事，笔调轻松。比如他记载元代初年月泉吟社的诗歌评比活动，就与他人不同。月泉吟社核心成员谢翱、方凤、吴思齐等人大都是南宋遗民，因而此次诗社活动其实带有浓厚的遗民色彩，包括俞弁所引述罗公福“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的诗句，就很难说没有拒仕新朝的寓意，可俞弁却视此为一桩风流佳话，并无限向往地说：“安得清翁复作，余亦欲入社厕身诸公之末，幸矣夫。”化沉痛忧伤为轻松有趣，真是恍如隔世了。可见不同的诗学文献有不同的研究途径和研究目的，只有明乎此，才能真正认识到它们各自的价值。但是，他们之间又是有学术关联的。衡量明代诗坛的活力与成就，就要注重考查诗法、诗话与诗论所构成的整体状况。明初近百年仅有一部《归田诗话》出现，而且还大都是元末的历史记忆。在当时诗坛勉力维持的是一些诗法类的书籍，说明了此时诗坛的沉寂。而到了嘉靖、万历时期，诗法、诗话与诗论同时趋于繁荣，诗法总集一再翻刻，诗话著作层出不穷，诗论著作水平日高，都说明了此时诗坛的活跃。而且它们之间具有互动的关系，诗法著作的广泛流行显示了写诗群体的日益增加，基数的扩大自然会增进诗坛的活力，而活力的增进会将诗歌创作的水平不断提升，创作水平的提升必然会促进诗歌理论的研讨与总结，而所有这些诗坛的状况又必然会反映到诗话的创作之中。在这样的关联性研究中，既没有忽视各种诗学文献的独特性，又能将其融入整体诗学研究之中，从而将明代诗学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本文的目的是要厘清长期以来被学界混淆了的诗话文献的界限与范围，并说明厘清诗话文献范围的学术意义，以及所导致的不同研究途径及其产生的学术效果。因此，本文中对明代诗话的研究都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而举出的个案，既说不上全面系统，也很难说准确深入。明代诗话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尚有赖于学界有志者的共同努力。但我还是想再加强调，在进入明代诗话的本体研究之前，厘清其范围界限，认清其内涵特点，寻觅出其切入途径，依然是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笔者深知对于诗话的研究已经在漫长的学术史中堆积了过于厚重的误解，将诗话作为中国诗学著作的独特表述成为许多学人不加思索的知识前提，甚至有一些学者据此要建立有别于西方诗学话语的所谓东方诗话学。本人无意对于这些认知和努力去说长道短，但我想说的是，从追求历史真实的角度，从诗话文体考察的角度，任何人都不能用积重难返和约定俗成的理由去忽视正本清源的还原性研究。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傅璇琮《明诗话全编序》，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页。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4页。
许顗《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8页。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79页。
此处将《本事诗》亦视为一体，而不同于许多学者所认为的，诗话体乃来源于《本事诗》的看法。求诸实际，应以四库馆臣之看法为是。盖因二者虽均着眼于纪事，《本事诗》之重心乃在作品的本事之追踪，近于后代之《宋诗纪事》、《元诗纪事》等体例；而诗话之纪事则不限于作品之本事，而是以资闲谈之诗坛掌故、文人雅趣、诗人遭际及风气影响等作为涉猎对象，而且重在文笔轻松、自由活泼，所谓“体兼说部也”。
《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郑诚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51页。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681页。
李东阳《麓堂诗话》，《全明诗话》，第487页。
《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第655—657页。
张健《〈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黄景进《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李本纬《古今诗话纂序》，陈广宏、侯荣川编校《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3页。
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在2015年6月初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广宏教授主办的“鉴必穷源”传统诗话·诗学研究工作坊上，张寅彭教授做了“清代诗学文献体例谈”的发言，主张将清代诗学文献分为诗评、诗法与诗话三种体例，是对其前此思考的进一步深化，也对本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但明代诗学文献与清代毕竟有明显的区别，故须进行独立的研究。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560页。
《文史通义校注》，第570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2年重印1950年版，第409—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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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页。
丁福保辑《清诗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版，第1页。
丁福保辑《清诗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版，第3—4页。
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全明诗话》，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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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第1800页。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150页。
瞿祐《归田诗话自序》，乔光辉《瞿祐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4页。
木讷《归田诗话序》，乔光辉《瞿祐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页。
《瞿祐全集校注》，第406页。
《瞿祐全集校注》，第485页。
《瞿祐全集校注》，第482页。
关于瞿祐获罪的原因，目前学界有“辅导失职”与“诗祸被谪”二说。其实本条记录已足以证明乃是因诗获罪，因为既然说“胡子昂亦以诗祸继至”，则说明瞿祐之入狱亦因“诗祸”无疑。此亦可知诗话确有资考据之功用。
俞弁《逸老堂诗话》，《全明诗话》，第1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