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附中

从无锡初到上海的张煦（1925年）

张煦先在无锡老家上完小学（一说是教会学校）。1925年，年仅12岁的张煦与其兄张烈一起考入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上初中，次年再转到交通大学（时称南洋大学）附中继续上初中。张德载的目的是要让张煦进入交通大学附中，然后升入交通大学就比较容易。之所以要先到沪江大学附中“过一下”，是因为当时要想直接进交通大学附中实在很难。交通大学及其附属中学是公立性质，规模比较大，当时名声已很显赫，竞争自然很激烈，外地学子要想直接进来非常困难（若在小学阶段是私塾性质或教会学校，则需要有上过新式学校的学历证明，方有转学到交通大学附中的可能）。沪江大学及其附属中学是教会学校，有教会背景或西式学堂背景的小孩相对比较容易进入。而且，当时基督教教会在上海设有男女青年会，为外地学生住宿和生活提供便利。因此，张煦的父亲给张煦三兄弟安排的上学路线都是一样的，先在无锡上完小学，然后到沪江大学附中过渡，再想办法转到交通大学附中，以便顺利考上交通大学。张煦的妹妹张宝珠则从沪江附中直接升入沪江大学（因当时交通大学基本上是纯工科性质，招收女生很少）。

1927年，张煦与张烈兄弟二人果然如父亲所愿，以优异成绩考入交通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当时南洋公学分设下院、中院、上院，下院相当于小学，中院相当于中学，上院才相当于大学。因为是新式学堂，学生需从小学开始按西方办学方式培养。1927年，民国政府将交通大学置于交通部管辖之下，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中院就变成了交通大学的预科，下院随后停办）。张煦与张烈一起，于1927年9月同入交通大学预科甲班（也就是成绩比较好的班级），住进交通大学图书馆附近的新中院。此后，张煦开始了在交通大学长达7年的求学生涯，从此跟交通大学有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最初称为南洋公学，由清末洋务运动晚期代表人物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是国内最早的大学之一。1930年，张煦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交通大学，就读电机工程学院电信工程门（专业），随之住宿也搬到了南宿舍30号，而其兄张烈则进入电机工程学院电力工程门（专业）。

到张煦就读时期，学校已经有电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等比较有名的院系，其中以电机工程学院为最有名，培养的杰出人才最多。当时，全校在校学生总共大约六七百名，在张煦毕业的1934年，毕业生有137名。当时的交通大学在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材、实验器材等方面全面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许多教授也是从美国聘请，或是交通大学毕业后派到美国著名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留学归来的学者担任，因此学校被誉为“东方MIT”。与张煦同年毕业的1934届校友中，后来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常多，如钱学森与朱兰成，两人都在20世纪40年代（也许是中国留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受聘为美国著名理工科大学（MIT）的正教授。其中，朱兰成与张煦是同班同学，后成为世界知名的雷达专家，为创建台湾新竹交大电子研究所（台湾新竹交大前身）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杰出的校友还有张光斗、曹鹤荪、季文美、王达时，后来分别在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同济大学担任校长或副校长。还有俞调梅、丁观海（丁肇中之父）、张思侯、张钟俊、方文均、吴杭勉等，分别在同济大学、台北大学、美国东北大学、上海交大和光华大学等大学任教授。还有去世比较早的辛一心（著名造船专家）、徐人寿、庄前鼎等。他们均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1934届可谓人才济济。

张煦交通大学毕业照（1934年）

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始建于1908年，开始称“电机专科”，属于三年制专科，是国内最早开办的电机专业，也是交通大学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系科之一，被誉为“中国电机工程师的摇篮”。1908年秋，学校聘请美籍教员海腾为电机科主任，聘期一年。海腾离任后，1910年，学校聘请美籍威斯康星大学学士谢尔顿（S．R．Sheldon）继任电机科科长，并建造电机实验室，后又增聘美籍教员桑福（H．B．Sanford）、汤姆生（G．Thompson）等外籍专家为教授，为电机学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915年9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后考取庚款留美到哈佛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张廷金应唐文治校长之邀回国，担任电机科教员，创办无线电专业。1921年，原电机专科改为电机工程科，分电力工程门、有线电信门和无线电信门，学制从以前的一年预科，三年专科，改为四年制本科。1927年秋，张廷金开始担任电机科主任。1928年秋，民国政府教育部将交通大学原有的土木、机械、电机工程学院合并为工学院，学制四年，张廷金任首任院长。在张廷金、谢尔顿、汤姆生以及后来加入电机工程学院的钟兆琳等一批教师的持续努力下，电机工程成为交通大学最强的专业，只有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入读。到20世纪30年代，电机工程学院已经建成比较完善的教学体系，各主干专业课均由当时国内有名的教授讲授，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对基础科学课程，比如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等要求严格外，还十分重视实验和实习。在张煦就读期间，新建实验大楼（原称恭绰馆，后改称工程馆），仪器设备均从国外购买，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仿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名、实力最强的电机工程学院，各地优秀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报考。比如，原来在北京上中学的钱学森，在临近高中毕业时，分别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做了一番调查了解，经过对比，最后还是选择到交通大学深造。

张煦对青年时期在交通大学求学的情景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感觉那是他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追忆青年求学时期，我们学生确实很幸运，交大新建几幢校舍，学习和生活环境优越。那时有众多的著名教授给我们讲课，又有完善的新型实验室让我们动手操作，使学生毕业时掌握了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学到了治学和为人的根本道理。

当初学校里一幕幕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记得那一时期，由于有很多教授是留美回国的，交大的课程设置和实验装备大多仿效美国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因此交大被公认为“东方的MIT”，这个称号深得广大师生的欢迎，也为国内其他理工科大学所钦羡。我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和MIT的研究院留学，果然发现交大的教学计划和设施，以及各年级所用教材，都与MIT的极为相似。那时同在美国留学的交大同级同学钱学森和张钟俊等也有同样感觉，大家认为我国这样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办法是有效的和可取的。

不可否认，交大在过去的年代里，教学上确实取得出色的成绩，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和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我的亲身经历和许多校友的回忆都指出，那时一年级至四年级都有经验丰富的著名教授亲自给学生们讲课和指导实验。

班上同学团结友好，反复朗诵一条格言：“向余年稚，今已壮矣。毋自信聪明，怨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问耕耘。”我们确实经常互相鼓励，你追我赶，一同前进。当年数理化课程，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师亲自讲授，每个学生全神贯注地听讲、记笔记，气氛严肃认真，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终生难忘。

当时交大有崭新的体育馆，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爱好，参加不同的运动锻炼。星期六下午，大操场校级足球比赛，交大球队是有名的，几乎全体教师学生都出来，看台上坐得满满的。我们高声唱着啦啦歌，鼓舞球队士气：“南洋南洋……十一个足球上将，都道德高、学问好、身体强……”，这曲歌词至今尚能背诵。歌词写得好，球赛仍不忘德智体育全面发展。

学生的业余爱好丰富多彩，经常有校内、校际演说比赛和辩论会，学生中有很多人在休息时间唱歌弹琴。那时我也参曾参加英语演说比赛得了奖，又学会唱几只英文歌，有一支是铁路工人之歌，现在还记得。学生中没有人抽烟，学校里从未举行舞会，也没有听说学生谈恋爱。我们在用功学习之余，文娱活动不少，大家高高兴兴的，从来没有感到生活枯燥。记得那几年开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校庆展览会，实验室全部对外开放，多么热闹。四年级下学期春假期间照例有毕业旅行，铁道部提供几节硬座车厢，学生自带行李，睡在车厢地板上。我们走遍了北京、长城、青岛、泰山，参观几个大工厂，游览名胜古迹。毕业旅行给学生们广开眼界，增加实际知识，激发热爱祖国的心情，巩固集体生活的友爱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大学经历了多次专业调整和分拆。先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除了机械、电信、造船以外的其他专业均被调整到其他高校或新成立的院校。接着是1956年，交大电信专业全部搬到成都，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1957年，学校大部分又搬迁西安。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交通大学原来很强的传统学科被严重削弱甚或完全取消了。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后的调整和重建，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这些学科的教学水平和实验条件仍然没有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这也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很难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张煦1978年调回母校任教，曾对学校状况给出这样的评价：

本科生三、四年级技术基础课的教学实验原有设备都已经陈旧，实在与我校的名气不相称，而一时又没有经费购置新仪器，因此我们最怕有人来实验室参观。

当前学科建设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培养和建立年轻的教师队伍。现在主要依靠中老年教师支撑着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虽然很努力，能刻苦，也做出不少成绩，但多数年龄已超过50或接近60岁。后继的年轻教师人数很少，迫切需要想办法妥善解决。曾经有国外留学回来的几位年轻教师到我们系工作，学校千方百计改善他们的待遇和工作条件，但仍然没有留住，深为惋惜。

交通大学是一个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高等学府，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交大学生为抗议军阀集权统治和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爆发了多次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还将政府官员任人唯亲指派过来的，品学不良的官僚校长驱逐。1925年5月，日本人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事件后，交大学生400余人整队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帝宣传、演讲等抗议活动，在游行到南京路上时，交通大学附中年仅17岁的学生陈虞钦遭到英巡捕枪杀，另一学生吴恒慈因失去好友悲愤而死，此事触发了更大规模的宣传抗议活动。1931年9月，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交大学生爆发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并请愿当时的南京政府“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请愿活动中，因与市政当局发生冲突而有多名学生被捕。张煦参加了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并与同学一起参与营救被捕同学，取得了胜利：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学生结成小分队，分赴市郊各地，向人民大众宣传抗日。我参加的小队，每人买了面包，直奔吴淞，向乡亲们讲述日本侵略罪行，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全体学生步行前往枫林桥市政府，要市长出来保证释放被捕学生，我们在院子里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于清晨胜利归校。又一次，全体学生乘火车到南京请愿抗日。可见当时交大学生不是不问政治，而是很有革命传统的。

除了参加抗日救国请愿等活动以及毕业旅行，在交大求学期间，张煦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各举行一次的校庆活动、足球比赛和辩论演讲比赛了。在每年春季举行的校庆活动里，学校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工业技术、实验设备、图书设施等向公众公开展示，以激励同学科学救国、实业强国的信心和热情。在文体活动方面，张煦虽然由于自身的个性，不擅长体育活动，但其兄张烈是个活跃分子，经常参加足球等比赛活动，张煦则是热心的足球拉拉队员，每逢比赛他都要跟班上其他同学一起高唱足球队队歌，给他们加油鼓劲。在演讲比赛方面，由于张煦英文基础比较好，口语流利，曾被推荐参加学校举行的英语演讲比赛，获得全校第二名（获银质奖章一枚及证书）。

名师云集

张煦的同届同学以及前后几届交通大学毕业的同学，出了不少我国科技界的精英，不少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一些学科领域的开创者、奠基者。当时的交通大学为何取得如此成功呢？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的培养理念、教学体制、管理方法，相对独立自主的办学环境，民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大力投入等因素外，当时的交通大学名师云集、学风严谨、学术氛围浓厚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据张煦及其他同学的回忆，当时在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最有名、对学生影响最深刻的教授，有教授无线电的张廷金教授、电气工程师钟兆琳教授、指导电机实验课的马就云教授等。此外，还有教过他们的物理教授裘维裕、数学教授胡敦复、化学教授徐名材、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英文教授唐庆诒（唐文治长子）等，不仅在交通大学很有名气，教学上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界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对张煦的学术生涯影响最深的是张廷金与钟兆琳教授。

一、我国无线电先驱张廷金

我国无线电先驱张廷金

张廷金（字贡九，1886—1959），江苏无锡人。自幼丧父，家境清寒。但他聪明好学，性格坚韧，学习优异。1904年，张廷金受一位小学教师的资助，来到上海考入交通大学（时称南洋公学）中院上中学。在当时众多优秀学子的竞争中，张廷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表现特别突出。他解答物理、化学、数学教材的习题集，竟然被一家书局看中，编辑出版。1909年，张廷金以优异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时称南洋公学）毕业，毕业考试中有包括语文在内的三门课成绩为满分。作为交大最好的毕业生之一，他被学校推荐参加首批庚子赔款留美生的选拔考试。当时的校长唐文治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爱贤若渴，亲自解囊资助这位身无分文的学子21元的路费，让他进京赶考。张廷金不负众望，从630名各校推荐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荣膺载有47人的录取榜单，成为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1909年10月，张廷金与胡刚复、梅贻琦等一起，从上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航美国。他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机科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电机科，专修无线电专业，获硕士学位。

毕业后，张廷金先在美国威斯尔豪斯公司（Westinghouse，现西屋公司）实习，于1915年回母校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执教，历任电机工程科副主任、主任，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代理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沦陷为孤岛的最艰难时期，民国政府对交通大学的财政支持逐渐减少，学校生存艰难，许多教授、学生离开了学校，有的到了重庆重建交大分校。1942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愤然辞职。由于敌人封锁，学校的很多实验设施、图书资料没有办法运走。眼看辉煌一时的交通大学即将毁于一旦，张廷金忍辱负重，在学校董事会的推荐下出任交通大学校长（时称私立南洋大学），在法租界以私立大学名义维持办学，苦苦支撑直到抗战胜利。

张廷金是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先驱。20世纪初，无线电通信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步走向实用，直到1929年，世界性通信网才开始形成。张廷金学成归国时，中国无线通信技术尚在起步阶段。他回国后，开创了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多个第一：在中国首先开讲无线电专业课程；1917年，建成国内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中第一个无线电实验室；1920年，研制成功我国自行设计组装的无线电台。由于张廷金在无线电事业的先驱性工作，因此被誉为中国无线电元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信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8年，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决定建造无线电台。张廷金被委以规划经营的重任，仪器配置由他一手规划设计。除一些主要部件从国外进口外，其他零配件等均由学校教师设计加工，自行组装。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无线电台终于在1920年1月落成。电台分上下2层，共6室。收发的电报，距离可远及秦皇岛、汉口、广东、日本等地。这是我国首次自行研制组装无线电台，也是当时我国首座大功率无线电台。1920年12月，在新建成的无线电实验室又组装了最新式的收报机，能接收法、德及美国沿太平洋各大电台的信息。当时通信技术刚刚起步，国内的其他无线电台大多聘请外国人设计，成本很高。因此，业界评价张廷金组建无线电台“所费极小，而所得至大”。

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廷金强烈渴望祖国强盛，信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希望将自己所学知识用以救助国家。1927年，他与朱其清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了三极锐电公司。这是国内早期从事无线电收发报机生产的3家企业之一，其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产生了比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34年10月，张廷金同顾毓琇、恽震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这是向往国家繁荣、民族振兴、工业强国的电机工程界、教育界爱国人士，为实现“实业救国”梦想，为促进电机工程事业的发展，自发联合起来成立的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电机工程界学术团体。学会确定了“联合电工界同志，研究电工学术，协力发展中国电工事业”的宗旨。这一学会即是著名的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前身。

张廷金对张煦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无锡同乡，而且张廷金比张煦的父亲张德载仅小两岁，两人几乎同一时期到交通大学（时称南洋公学）求学，算是张煦的父辈。父辈的成功榜样是无形的激励作用。张廷金身材高大英俊，性格坚毅，办事公正果断，数学和英文功底都很好。张煦同样身材高大英俊，学习刻苦努力，数学和英文基础也很好，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张廷金很喜欢张煦这个小同乡，将他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非常关心和照顾，尤其对张煦刻苦努力的精神很是欣赏。二是在专业引导上，张廷金作为我国无线电事业的先驱，他不但在国内大学率先开设无线电课程，让张煦得以了解无线电的端倪。而且张廷金对这个专业的广泛应用前景把握得比较准确，在国内率先推动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和实际应用。张廷金还经常给学生讲述世界无线电发展史，盛赞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使张煦深受教益，立志向前辈学习。在张煦后来一生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中，马可尼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在哈佛求学时，他将莫尔斯、贝尔、马可尼三位电子通信领域杰出人物的相片挂在宿舍墙上作为鞭策，一直到他回交大工作时，这三位偶像的照片一直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张廷金当年留学哈佛学习无线电，获硕士学位。后来张煦考取庚款留美，在选择学校专业方面直接受到张廷金的影响。三是在毕业分配上，张廷金负责学生的就业问题，十分熟悉各个学生的特长，尽力为每个学生找到合适的单位，以发挥他们的优势。张煦的成绩在班上最优秀，求知的欲望很强烈，学习的自觉性和独立性都较强，性格较偏内向，很适合于进一步深造和做研究，张廷金将他推荐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上海），这为他后来考取庚款留美和进一步的学术深造打下了基础。张煦晚年有不少回忆纪念恩师张廷金的文章，其中提到张廷金对他的提挈和帮助最多，认为张廷金办事公正，关心学生，是他以后在学业上能有所成就的关键人物。

此外，通过张廷金的关系，无线电发明人马可尼被邀请到交通大学访问。偶像马可尼对张煦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就在张煦快要毕业的1933年冬，马可尼造访交通大学，并在工程馆种植无线电铜柱天线，这是张煦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张煦后来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马可尼来访对他的影响。1986年，交通大学为纪念马可尼来访而在校园内重建无线电铜柱天线时，张煦还专门为之作文。

二、偶像马可尼访问交通大学

马可尼（铜柱右侧）在交通大学植铜柱天线

1933年12月8日，无线电远距离通信发明家、意大利人马可尼（G．M．Marconi，1874—1937）来到交通大学访问，受到全校师生和上海市无线电同行及校友的热烈欢迎。马可尼此次来访，是作为他晚年到世界各地巡视他的无线电通信制造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他先后经过印尼、菲律宾、日本等国，然后由东北进入我国，经大连、北平、南京等地，于12月7日晨抵达上海。

12月8日下午，马可尼来到交通大学，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容闳堂亲自主持欢迎仪式，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以及蔡元培先后致辞。当天虽然下雨，可全校师生以及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华学艺社、上海广播无线电台、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各学术团体，共约六七百人竞相冒雨前来，希望亲眼目睹这位伟大发明家的尊容。下午四时许，在容闳堂门口挂满了欢迎的彩旗，学生在学校干道两旁排成队列，夹道欢迎，张煦等电机工程学院的学生排在距离容闳堂门口最近的两侧。张煦近距离目睹心中的偶像，十分激动。在他的记忆中，马可尼身材高大，言语不多。由于马可尼来上海途中突然患感冒，当天并未发表学术演讲，只有简短的致辞，但这已经让他们心满意足了。

在马可尼到交通大学的当天下午，学校为了纪念这位伟大发明家的来访，特地在刚建成不久的工程馆中心左侧场地上植立无线电天线圆柱，由马可尼亲手参与植立仪式。后来在抗战时期，天线圆柱不幸被拆毁。改革开放后，经中国电子学会委托和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朱物华的倡议，学校决定恢复重建这一纪念天线圆柱，并于1986年5月在校内重建完成。天线圆柱落成之时，学校特地请当时的见证人张煦作一序文。他欣然答应，在序文中写道：

马可尼（1874—1937）是举世公认的无线电通信工程先驱者，他毕生从事无线电通信实验，最早利用电磁波传播来实现两地间可靠的通信，并且接连不断地改进实用的通信系统设备，以延长两地相隔的距离。是他，首先成功地完成越洋无线电通信，标志着无线电时代的开创，他被称为无线电远距离通信的发明家，是无可争议的。

1901年12月12日，马可尼首次在纽芬兰收听到大西洋彼岸英格兰发来的无线电“S”信号，收发两地相距3500公里，其后，马可尼乘船在海洋中航行，继续从事无线电通信试验，白天接收信号距离达1120公里，夜晚距离达2500公里，这就肯定了短波无线电报远距离通信的实用性。

马可尼在1896年的早期实验中，发信机利用赫兹的火花式阻尼波发生器，收信机利用改进的检波器，收发两端都装置马可尼于1895年设计的有线圈调谐的垂直圆柱导体天线，用了这种天线，才使原来赫兹实验的最长距离20米延伸至14公里，所以这种原始实验使用的垂直圆柱导体天线有重要的历史象征性，值得为后世纪念和景仰。

后来30年中，马可尼开始创办制造公司，又在军队服役，在海上游艇做试验，不断改进通信系统的设备……马可尼的一生，确实对无线电工程做出了重大的卓越贡献。

三、电机工程师钟兆琳

钟兆琳（1901—1990），字琅书，1901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其父钟养圣（1878—1940）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一个见多识广，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读书人。1914年，13岁的钟兆琳考入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属中学，1918年升入大学部电机专科。由于他学业优良，也热心参加学生活动，被当时颇负盛名的学生会刊物《南洋周刊》社选为干事。1923年钟兆琳从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次年赴美国留学，不久后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电机工程师钟兆琳

1927年，钟兆琳回到交通大学任教，历任电机系主任、电工器材制造系主任。1955年，国家决定将交通大学大部分迁往西安。当时，很多教师不愿意西迁。钟兆琳作为很有影响力的老教授，带头动员，年轻教师们纷纷响应，搬迁顺利完成。后来，钟兆琳任西安交大教授、陕西省电机工程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等职，并当选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学业很优异的钟兆琳，在大学生涯经历不少坎坷。先是因病休学一年，后来还被学校开除过一回，差一点未能完成学业。在钟兆琳读大四的那一年，高校学潮风起云涌，颇不平静。大学生们参与民主政治活动非常积极，对学校的管理民主也有很高的期望。时任代理教务长的张廷金对校风学风的整顿十分严厉，在学生心目中有比较高的威望。1923年3月，张廷金开除4名校领导额外加塞进来、成绩不良的学生，全校师生一致拥护，但因有损校长卢炳田的利益，卢逼迫张廷金辞职。事情激起了师生们的愤怒，学生发起了“驱卢风潮”，性情耿直的钟兆琳首当其冲，走在护校护师队伍的最前列。结果，3月底卢炳田签发《通告》，要惩办此次风潮的首要分子，钟兆琳等9位学生遭到学校开除的处罚。此事进一步惹怒了全校师生，在全校教师和学生们不懈的斗争下，以卢炳田被撤职而告终，陈杜衡继任校长。随后，学校470名学生联名为被开除学生写请愿信。在广大师生的奋力抗争下，陈杜衡只得将事情经过如实呈报交通部，并撤销开除决定，钟兆琳等重返教室，得以继续完成学业。毕业前夕，他因该学年各科成绩居电机工程科前5名，获得了“老山德培奖学金”。

毕业后，钟兆琳先到上海沪江大学当了一年教师。1924年，钟兆琳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时，康奈尔大学电机系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Karapetoff）主持。卡拉比托夫在众多学生中间，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与众不同：钟兆琳有着非凡的数学才能，数学考试几乎总是第一名。他的学位论文，也深得卡拉比托夫欣赏。因此，卡拉比托夫经常以钟兆琳的成绩勉励门下弟子。1926年春，钟兆琳获得康奈尔大学工科硕士学位，在导师的推荐下，到美国西屋电气制造公司当工程师，1927年回交通大学任教。

20世纪30年代，钟兆琳曾指导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和电动机，这是我国第一代自主研发的电机，他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我国电机工程大师。由于他过硬的专业功底和动手操作能力、对教学的执着热爱、幽默风趣的语言及与学生天生的亲和力，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传奇式的一代名师。

张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写文章谈起他当年的老师钟兆琳教授，感情深厚。他谈到钟兆琳记忆力很强，很有演讲才华，而且教学要求严格，很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对他的影响很大：

钟先生是祖国电机工程师摇篮的创建人，又是民族电机工业的首席顾问。他自康奈尔大学学成回国，在交大电机系对每届三、四年级学生授课，结束了过去聘请外籍教授的局面。回忆当年钟先生在课堂上以熟练的知识和生动的口才，启发教育我们，每一个学生被吸引着，专心聆听和思考。钟先生又在工程馆新建实验室，成为当时国内让学生动手操作最完美的基地。他不仅仅在教学上具有超一流水平，而且是大学与工厂密切合作的倡导者。书本理论与实验操作相结合，专业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钟先生做得多么完美啊！钟教授在交大辛勤耕耘了60余年，哺育出成千上万的有用人才，他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一代电机工程大师。……交大之所以有优良传统，能够驰名中外，成为第一流理工科大学，与钟先生等老一辈的献身精神和无私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毕业学生不论分配到什么不同的工作岗位，永远铭记着老师培育我们的恩德，从老师身上汲取巨大的鼓舞力量。

从张廷金到钟兆琳，再到张煦，可认为是交大三代学者学术积累的大致脉络，很有典型意义。张廷金作为首批庚款留美回国的学者，起到了开山辟路的先驱作用。回国后，他开启了我国无线电学科的教育事业，建成电台、实验室乃至工厂等，为整个学科的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国家处于战乱，时局不稳定，经济实力很弱。交通大学师资还显得比较薄弱，教员大量依靠外聘，代价高昂而且不稳定，教学安排也不能自主灵活。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时局趋稳，南京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采取一系列扶持措施，大幅增加对国立大学的经费投入，张廷金的弟子钟兆琳等逐步回国，交大师资逐步得到充实，教学体系趋于完善，教学安排也更为自主了，交通大学电机工程专业开始步入辉煌时期。因此，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就是张煦在交通大学学习的这几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特别高，后来我国许多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奠基人等大师级人物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毕业的。

此外，张煦就读交通大学期间，校长黎照寰和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张廷金、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的远见卓识和管理才干对他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张煦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又多次跟黎、张这两位过去的领导有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或精神上的激励，多次写文章忆及黎、张这两位领导与师长对他的影响：

1927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大读书，包括预科3年和本科4年。实际上预科（相当于高中）时学校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名教授亲自任教。我们在“中院”的教室上课，住宿则在后面的“新中院”。我们6个同学住一个房间，新中院楼上楼下全部是宿舍，很热闹。我记得每一年级的任课老师很多是从各地著名高中，例如扬州中学调来的有丰富经验的老师，教课认真，一丝不苟。我们学生怀着尊敬的心情用功上课，晚上都到图书馆的阅览室认真复习。因当时学生人数不是很多，图书馆容纳得满满的，大家专心学习，秩序良好，一到晚上9时半，大家回宿舍。图书馆离新中院很近，同学们高高兴兴地自觉学习，学习非常好。记得当时同学传诵的格言：“向余年稚，今已壮矣。毋自信聪明，怨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问耕耘。”

1930年秋季开始，我们进入本科学习阶段。宿舍先是在南宿舍，也在上院最高一层，很多同学住一个大房间。上课主要在上院，也有一些在中院。一年级在中院上化学课，在上院上物理和数学课。物理教授是裘维裕先生，化学教授是徐名材先生，数学教授是胡敦复先生。在中院和上院分别有个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由助教来上实验课，他们都不错，大约比我大十来岁，也是交大毕业的。当时上课非常严肃、认真，如在上院阶梯教室上物理课，同学们早早地在固定位置上坐好，绝不可能迟到。8点整，讲台后的门一开，裘教授走出来，非常庄严。门后面是教员休息室、实验室等。二年级，杜光祖教授上应用力学课。三年级，电机系的钟兆琳、马就云教授以及机械系的陈石英教授给我们上课。

1933年建成工程馆，楼下有两个大实验室，右边是陈石英的力学实验室，左边是钟兆琳、马就云的电机实验室。这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学习士气。钟兆琳、马就云老师的优点是动手能力强，亲自指导学生做实验。学生们3人一个小组，装机器。马就云老师远远地看着，有一次见到我使用机器扳手方向弄反了，立即上前来纠错。钟兆琳老师与华生电气公司有联系，很多设备是请他们捐赠的，由此增强实验室的力量。

那时中文课是由国学大师唐文治老校长的得意门生陈柱尊教授执教，英文课则由唐老校长的长子唐庆诒教授主讲，都是一流水平。

四年级时我们电机工程系电信组的30多名学生，就在工程馆后面的小红楼里上课和实验，环境安静。同学们相互友好团结，教师们热情指导，给同学们极好印象。记得那时的主要教授是张廷金（贡九）先生，他是小红楼的主人，负责管理所有上课、实验以及毕业分配等重要事情。特别对于毕业生分配，张先生一手掌握着重要的要人单位、排列次序，另一手则掌握着毕业同学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能力，把最合适的毕业生介绍到各单位就业，那时我毕业分配至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正是由张先生亲自考虑决定的，我感谢他处事公正和合理。

记得在1934年那一时期，张贡九先生已是国内无线电的先驱者，而无线电在国际上正在那时期开始兴旺发达。那时全世界的“业余无线电”迎合人们的爱好，张先生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在这样的时机带动中国学生向无线电进军，加入国际行列。

1. 张煦：《现代通信技术和大学教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第247页。
2. 张煦：《谱写科学人生——张煦院士随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第6页。
3. 张煦：《谱写科学人生——张煦院士随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第1—2页。
4. 张煦：《现代通信技术和大学教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第222页。
5. 张煦：《谱写科学人生——张煦院士随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第10页。
6. 作者注：这是张煦院士1996年对上海交大电信学院——通常被认为是上海交大实力最强的学院之一的担忧。
7. 张煦：《谱写科学人生——张煦院士随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第10页。作者注：这是张煦院士1996年对上海交大电信学院——通常被认为是上海交大实力最强的学院之一的担忧。
8. 张煦：《现代通信技术和大学教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第222页。
9. 王宗光：《老交大名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第27—38页。
10. 张煦：《马可尼纪念天线圆柱在校园内重建完成》，《上海交大通讯》，1986年第3期。
11. 张煦：《现代通信技术和大学教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第254—255页。
12. 王宗光：《老交大名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第118—127页。
13. 张煦：《追悼电机工程大师钟兆琳先生》，《西安交大校刊》，1990年4月30日。
14. 张煦：《现代通信技术和大学教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第253—254页。
15. 作者注：这是张煦在1990年4月14日在上海为钟兆琳教授举行的追悼会上，代表交大毕业生的献词。
16. 朱隆泉：《思源湖——上海交通大学百年故事撷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第7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