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进入大学学习

我在陕西高中跳了一级，于1934年毕业。高考时被南开大学录取，入经济系一年级。当时“大一英语”的分组是按照入学英语成绩来划分的。A组为英语专业学生而开，由系主任柳无忌先生讲授。这一组学生的英语程度应是最高的。B组为各系一年级英语程度相当好的学生而开，由罗凯岚先生讲授。我分在这一组，对罗先生的教学法比较熟悉。当时南开大学“大一英文读本”的教材是自编的，课文大多选自英、美文学作品的片断，程度偏深，对学生提高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困难。罗先生本人是小说家。他的名著是《苦果》。教授亲自批改英文作文，对我的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罗先生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英文作文，他亲自批改。学生写得好的作文，他在课堂上给大家朗读。我有两篇作文：“My Mother”和“A Little Girl”受到他的表扬，他在堂上朗读给全班同学听，以资鼓励，增强我写好英文的兴趣和信心。

为了加强学生的英语语法概念，刘荣恩讲师每周给学生上语法课。他采用的是一本英国出版的英语语法教科书，让学生做大量的练习，来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我觉得英语课外阅读课对我的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负责这门课的教师是曹鸿昭先生。他给我们的阅读材料是世界书局出版的《十九世纪法国短篇小说选》（英译本）和《十九世纪俄国短篇小说选》（英译本）。他每周检查一次，让学生在课堂上写出故事情节梗概和对人物性格的分析。由于英译本的语言较平易、流畅，我逐渐学会了快速阅读，而且能写比较通顺、流畅的英文了。其他与英语相配合的课程有“世界通史”，采用当时美国流行的Hayes，Moon & Wayland，The World History作为教材。蔡维蕃先生指定每周读若干页。这样，我开始阅读英文参考书，感到兴趣盎然。另一门课“经济地理”（实际上是世界地理），由鲍觉民讲师讲授。这门课扩大了我的知识面，同时我也学会了一些有用的英语词汇，如，the rainfall（雨量），volcano（火山），typhoon（台风）等。陈谷先生讲授的“经济数学”使我接触初等微积分。陈先生常说英语，我学会了calculas（微积分），deltax，deltay等英文数学术语。陈先生英语读音为英国音，我很爱听。英文系系主任柳无忌先生也是英国音。我开始对英国读音重视起来。陈先生后来到了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分校。他已不教数学，而是在注册科工作。我看见他，很高兴。他在办公室看Somerset Maugham写的小说Cakes and Ale（影射哈代的故事）。他还记得我，听到我改学英语，便和我谈起英国文学。听我妻妹夫云南大学数学系教授李觉先说，抗战胜利后，陈先生没有复员回南开大学数学系，而是留在云南大学数学系。我很怀念这位喜欢英国文学的数学老师。

1935年春假，我参加南开大学春假旅行团，到山东曲阜孔庙、孔林和泰山去旅游。我和南开大学一位夏威夷华侨女教师同行，有机会练习英语口语。这也是新的经验。有一株古树，我向她介绍说：“This tree was planted by Confucius.”她表示吃惊。当时冯玉祥将军被蒋介石软禁在半山。我们拜访了冯将军。他对学生谈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在归途，我们参观了清华大学的校园。对清华的大礼堂、图书馆和体育馆我特别欣赏，也萌生了再考清华大一的念头。

我升入南开二年级时，上何廉教授的“普通经济学”。我对这门学科不感兴趣，而是喜欢英语。南开大学电机系有一位陕西同学姓杨。他约我第一年学完，暑期到北平准备两周，报考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我父亲希望我学土木工程和水利，我报清华仍是工学院。另外，我冒失地报了上海交大电机系。我们住在西单一家公寓里，勤奋地准备了物理和数学。回到南开后，仍上经济系，一直到9月底，忽然接到清华的通知书，说我被录取为备取生，10月初到校报名。这样我就上了清华。

我考清华的有利条件是我的国文作文和英文作文都考了高分。国文作文试题是“我的国文老师”，英文作文试题是“An Exciting Incident”。我考得最差的一门是小数学，八道题只对了两道。大数学和物理勉强及格，因此考分只够备取程度。当我来到清华一院注册科报到时，我被告知我的考分数学和物理不够工学院程度，因此建议我转系。这时我忽然想到我幼年在南京时，我家和东南大学外语系吴宓先生住楼上下。我父亲当时在河海工程学校教土木工程和水利，我家和吴先生家是陕西同乡，经常来往。要转系，我首先想到外语系，于是鼓起勇气到工字厅西客厅吴先生宿舍拜访他。吴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得知我的来意，就用英语和我对话。他对我的英语口语表示满意，赞成我转外语系。但我父亲感到理科比较实用，仍想我上理科一个系。另一位陕西同乡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先生（也是我父好友）劝我上政治系。但我的兴趣仍在外语，父亲见我学英语心切，就不再阻止我转专业，这个决定导致我走上了毕业与英语打交道的道路。

关于清华大学的历史，我知之甚少。美国最先退还庚子赔款，建议在我国办一所留美预备学堂。校址选在北京西郊清华园（昔日的王府），取名清华学堂。全国各省可以选拔青少年学生到北京应试。学制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名为初级班）直到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毕业后读完大学二年级。考试合格后公费送往美国，升入大学三年级。以陕西学生李吉祥为例，12岁进清华初中一年级。又以吴宓先生为例，18岁考入清华高中一年级（名为高级班）。据陈岱孙先生所说，20年代全国的最高学府是南京的东南大学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工科大学上海有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天津有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当时清华只是一个留美预备学堂，谈不上高深的学术研究。直到1929年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从全国招考优秀学生入学，清华大学才逐渐发展成国内一所知名的，有文、理、法、工四个学院的综合大学。校长请吴宓先生制定外国语文系本科和研究院方案。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先生早年留学英国，研究戏剧理论和写作。他不懂中文，所以制定方案的任务就落在吴宓先生肩上。

吴宓先生从东南大学请来早年同事温德（Robert Winter）到清华共同制定外文系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他们参照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和芝加哥大学欧洲文学系的方案，同时考虑到我国培养外国语文各方面的需要，制定出一个比较科学而全面的方案。吴宓先生又提出培养“博雅之士”的目标，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清华历来重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德育方面吸收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基督教的道德。智育方面吸收东西方优秀文化，学习东西方主要语言和文学。吴宓和闻一多先生都主张中文系学生要学外文系课程，外文系学生要学中文系课程。体育方面，马约翰教授定出规则，全校学生下午4时都要到操场跑步，做体操，打球，到体育馆学游泳。清华规定：游泳不及格，不得毕业。美育方面，请了一位捷克人，名叫Kupka，指挥学生学习西洋音乐和各种乐器。王文显先生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音乐学院跟名导演Baker先生学习音乐理论和导演。王先生本人用英文创作反映中国大学生活的剧本，并导演学生排演剧本。他最得意的学生是万家宝（曹禺），创作了《雷雨》、《日出》和《原野》。他还指导了张骏祥学习西方戏剧理论和导演技术。

清华大学定了一些制度，有利于教师出国进修和选拔研究生出国深造。还有招收转学生的制度，选拔全国各兄弟院校的人才。教授教书满七年可以用自己全年的工资买成外币，加上学校的补助，到英、美和欧洲各国考察和深造一年。包括中文系的教授，例如朱自清先生。朱先生归来，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游记》。清华还选拔了一些研究生出国深造。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但丁专家田德望先生，就是当年被选送的研究生之一。田先生在清华跟英籍教授吴可读（Pollard-Urqhuart）读研究生。吴可读先生早年在Florence教一位意大利贵族英文，学会了意大利文，并研究但丁神曲。田德望先生研究生毕业后，被送往Florence留学。一年后，又转学德国Heidelberg大学听但丁讲座，因此对但丁的名著《神曲》有深入的研究。他在德国又研究德国文学，也很有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国教书，先在浙江大学，后到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田先生来到新北大，我开始认识田先生，常请教他欧洲文学，十分欣赏他的为人。他在新北大西语系教德语和德国文学。业余开始译注但丁《神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全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意大利政府曾授予田先生荣誉奖章，感谢田先生对中意文化交流的贡献。田先生一生献身学术研究，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师友。我十分怀念他。

清华收优秀转学生的例子也有不少，譬如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从南开大学转入清华算学系。毕业后考取清华研究生，获得优异成绩。学校送他到法国深造，跟Cartan教授研究。陈先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教书多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成为美国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晚年回国定居，在母校南开大学做数学研究所顾问。另一位南开大学数学系转学生王宪钧先生在清华算学系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学校送他到维也纳大学研究数理逻辑。他培养了西南联大数学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的数理逻辑专家王浩。清华定的这些制度的确有利于学术研究和第一流学者的培养。清华还有一些好的制度，包括聘请外国知名学者来清华讲学一年，例如，请剑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I. A. Richards讲文学理论。又例如，请法国数学家Cartan，他培养了陈省身先生。又例如，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学家Wiener教授来校讲学，培养了清华算学系华罗庚、段学复等数学家。另外，算学系系主任熊庆来先生培养了自学成才的华罗庚。先聘他为职员，后送他去剑桥大学深造。

1935年我入清华外文系。外文系的师资队伍在国内可能是最好的之一。上面已介绍系主任王文显（John Wang Quincy）先生。他原是苏州一个孤儿，幼年被一位名叫Quincy的英国传教士带往英国求学。他的英语和英国人一样流利，会说苏州话，但不会讲普通话。他在清华学堂时期已来清华任教。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他出任外文系主任。由于爱好戏剧理论、导演和创作，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院跟Baker教授进修。返校后，他讲授西方戏剧史和理论，自己用英文创作反映中国大学生活的剧本。上面已经提到他培养了剧作家曹禺和导演张骏祥。我上大学二年级时，曾上他讲授的“西方戏剧”课，读了一些西方戏剧名著，如，古希腊悲剧Oedipus Rex，杀父娶母，令人惊心动魄；又例如，莫里哀的《伪君子》（Le Tartuffe）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先生未去后方，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听说后来他去美国，不久后病故。

吴宓先生本来打算学习化学工程。校长周贻春先生知道他爱好文学，送他到美国古老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学习英国文学。吴先生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四年级转入哈佛大学。本科在哈佛毕业，入哈佛研究院比较文学系，师从Irving Babbitt教授。Babbitt早年留学法国，主张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提倡“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来补救物质文明之不足。吴先生是诗人，国学根基很好。在哈佛获得比较文学系硕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为了宣传“新人文主义”，办《学衡》刊物，在国内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胡适先生提倡“新文化”，主张写“白话文”。吴宓先生提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粹。有一次在燕京大学演讲，胡适称在座的吴宓先生为“My Literary enemy”。清华曹校长请吴宓先生回母校办国学研究所，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和考古。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四位导师。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吴先生制定了外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吴先生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结合我国对外语人才的需要，主张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系共同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通才。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清华外文系的确实现了这个理想。例如，曹禺研究西方戏剧，创作了《雷雨》、《日出》和《原野》。钱钟书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很精深，写出《管锥篇》、《宋诗研究》，以及讽刺小说《围城》。除了上述非常优秀的人才外，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外语教师、翻译家、外事工作者。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中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吴先生对清华外文系的发展功不可没。

关于清华同学，一般来说南方学生（江、浙、湖、广、四川等省）考清华较多，北方学生（山东、河南、陕、甘等省）考北大较多。我上一年级时，同室三位同学。钱圣发为宁波人，上海麦伦中学毕业，专业为数学。另外两位吴时桑和吕长生为浙江东阳、义屋人，专业为物理。邻室李镇，苏州人，专业为土木工程和水利。以前南开中学的同学徐孝通，原籍为宜兴，专业为哲学。屠继先，原籍为长洲，专业为经济。周珏良，祖籍为安徽，与我同专业。与我同专业的还有王佐良，祖籍为绍兴。许国璋祖籍为浙江海宁。只有牛其新是河南人，他毕业于北平志成中学。

清华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先要学习共同的基础课。我的“大一国文”分在B组，由朱自清先生教读本，李嘉言先生改作文。我读过朱先生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欧游杂记》、《伦敦游记》等，对朱先生十分景仰。现在亲身听先生讲课，感到荣幸和兴奋。朱先生教书很严格。读本用的是没有断句，也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学生必须认真预习，在课堂上回答先生的提问。若回答不出，就要受到批评。朱先生喜欢新文学。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卞之琳先生的新诗，让学生分析，最后他加以总结。

我的“大一英语”课分在工学院入学英语成绩最好的一组。读本由陈福田先生讲授，作文由朱木祥先生批改。陈先生是夏威夷华侨，他的英文名字是F. T. Ching。他原先学理工科，毕业后到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教数学和物理。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他到哈佛大学读了一个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到清华外文系教英语。他主管全校“大一英文”，自编了教科书。第一课选自Pearl S. Buck（赛珍珠）写的反映中国农村贫苦农民生活的小说The Good Earth（《大地》）——30年代在美国是一本畅销书（best-seller）。其他课文有Somerset Maugham写的“The Chinese Philosopher”，Cardinal Newman写的“The Idea of a University”，Emerson写的“Self-Reliance”等。这本教科书的内容和深浅程度对大一学生来说还是合适的。陈先生的教法不是逐字逐句讲解，而是讲课文的大意。另外，他讲一些与课文无关的常识，例如火警、棒球（baseball）规则等。他让学生预先准备讲一个五分钟的英语小故事。有一次轮到我讲，我准备了一个18世纪英国文学家Oliver Goldsmith的轶事。可能由于我的英语语音、语调比较好，陈先生问：“Where did you study？”我回答道：“Nankai Middle School”实际上，我的英语是在南开中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据说“大一英语”结束时会考，我得了第一名。但是我知道，论英语写作水平，我比不上同班同学王佐良和许国璋。顺便提一句，我父亲在陕西修泾惠渠，1932年举行放水典礼。夏威夷爱国华侨曾捐款。陈福田先生被推为代表到陕西参加放水典礼，因此知道我父亲。

我在清华大一上的“西洋史”对我读西方文学大有帮助。授课教师为刘崇先生，他在哈佛大学研究“西洋史”，对西方文学也有研究。刘先生启发学生思考问题，问学生：“历史会不会重演?”（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在这里我很自然地学会了一句很有用的英语。刘先生每周都要指定课外阅读的参考书。不是一般使用的美国大一历史课本Hayes，Moon & Wayland，The world History，而是有学术价值的历史专著。例如，耶鲁大学俄国历史教授Rostoffzeff写的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书中提出一个观点，说罗马帝国的衰亡，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原因外，还有“心理因素”（a psychological factor）。我当时18岁，对这个解释十分好奇。刘先生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年人看待，激发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他这种教学法是很难得的。另外，他也多次提到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名著，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Aeschylus，Sophocles and Euripides的名剧，法国民族史诗Chanson de Roland（《罗兰之歌》），名画家Giotto，Da Vinci，Michelangello，Vanghoc，音乐家Mozart，Beethoven等，我听得津津有味。这些世界名人，我最初是从刘先生那里听到的。我们上大四时，刘先生为了帮助我们研究英国文学的历史背景，主动地为我们讲授“英国史”，使我们了解英国立宪政治的发展过程。他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执教于台北大学，后在台北去世。刘先生对人热情、诚恳，温文尔雅，是一位令人怀念的好老师。

清华另一位历史教授雷海宗先生，清华旧制毕业，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研究“西洋史”。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回清华教书。由于历史系已有孔繁宜老教授讲授“西方古代史”，刘崇先生讲授“西方通史”和“编年史”，雷先生转变他的研究方向，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史”。我上大一时，雷先生为全校一年级新生讲授“中国通史”。我没有直接上他的课，但王丰年学长时常提到雷先生的精彩讲课。后来我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曾旁听雷先生讲授的“西方中世纪历史”。雷先生对他讲授的内容非常熟悉，从不带讲义，完全凭记忆讲课，使学生听得入迷。可见他虽然转向研究“中国史”，但对原来的专业仍是非常熟悉。我觉得他对中、西方历史同样精通，是一位难得的历史学家。院系调整后，他被调往南开大学任教。他过早地去世，也使我怀念不已。他的独生女雷崇立，燕京大学毕业，与我同事多年。后来我介绍她去深圳大学任教，不久后去加拿大定居。

我上大一时，开学仪式在大礼堂前举行，看到一位先生，他是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是一位非常博学的老师。潘先生是社会学家（sociologist），也是优生学家。鲁迅曾把他叫做“拐杖先生”，因为他腿瘸；又说他见人便说：“拿家谱来。”潘先生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因踢足球而伤腿。我父亲来清华讲学时，潘先生来工字厅看他。他说曾旅游上华山，我父十分惊讶。我当时也在座，所以印象很深。冯友兰先生说潘先生颇似春秋战国时代的“杂家”。我想也是称赞他博学的意思。潘先生善做旧诗，他的二女儿潘乃穆曾送我一本潘先生的诗集，我很感激。在昆明时，我曾请教过潘先生关于18世纪法国文学家谈到中国问题，潘先生给我很好的答复，至今仍印象很深。院系调整，潘先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过早逝世，令我怀念不已。

大学二年级开始上本系的专业课程。最中心的一门课是“欧洲文学史”，由美籍教授Robert Jameson讲授。他自编教科书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商务印书馆出版。Jameson的英语极生动、流利。Jameson似乎侧重古代和中世纪文学。例如，他讲荷马史诗、特洛伊战争、但丁的《神曲》、《新生》（Vita Nova）、乔叟的《坎特伯利故事集》等，使学生兴趣盎然，听得津津有味。

我无形中也受了他的影响，对中世纪欧洲文学特别爱好。他的教学法是要求学生自制卡片，上面择要写上重要作者的生卒年代、主要作品的出版年代和情节梗概。他定期与学生个别会谈，检查学生自学的成绩。我记得有一次他检查我的卡片，上面写的是中世纪法国的传奇作者女诗人Marie de France和宫廷诗人Chrétian de Troye的作品。我回答得让他满意。他让学生自制卡片的方法对学生将来做研究很有帮助。此外，他还讲授Chaucer的作品和18世纪欧洲文学。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未去后方，我没有机会上他的课。作为我学习欧洲文学的启蒙老师，我在此表示对他的感谢。

外文系英国教授吴可读（Pollard-Urqhuart）讲授“欧洲小说”和但丁的《神曲》。他曾为意大利王子教英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住过多年，学会了意大利文，并研究了但丁的《神曲》（Divina Comédia）。上面已谈到他培养了田德望先生成为我国的但丁专家。我没有上过吴可读先生的课。后来他来到昆明，不幸患破伤风去世。

我上的另一门课是“西方戏剧”（Western Drama），由系主任王文显先生讲授。作为大学二年级学生学这门课，我感到有些吃力。王先生的教学法是由他念讲稿，学生记笔记。他讲古代希腊戏剧的起源，悲剧诗人Sophocles的名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使我感到惊心动魄。他要求学生课外阅读两本书：Masterpieces of European Dramatists（英译本）和Masterpieces of British Dramatists。我初次接触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Tartuffe），易卜生的《人民公敌》（Enemy of the People），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王尔德的《真诚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感到丰富多彩，趣味无穷。王先生讲悲剧的效果在于引起听众的恐惧和怜悯（terror and pity），并能使这些感情得到净化（purgation）。这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理论，引起我对这门学科的浓厚兴趣。我在图书馆阅览室中随意浏览，偶然发现阿诺德（Matthew Arnold）写的《论荷马翻译》（“On Translating Homer”）。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荷马史诗风格的特点之一是“迅速”（rapidity），使我大为诧异。后来才懂得他指的是叙述的迅速和集中。例如，《伊利亚特》（The Iliad）的叙述把特洛伊战争十年的历史集中到阿喀琉斯的愤怒（Achilles'anger）一件事上。这样我逐渐认识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怎么一回事。

大二另一门文学课是吴宓先生讲授的“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English Romantic Poets of the 19th Century”）。我初次接触到淳朴、含蓄，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短诗；神秘、绚丽如柯勒律治（Coleridge）的“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等诗篇；热情、奔放如拜伦（Byron）和雪莱（Shelley）的诗歌；感受到诗歌世界的美丽、多彩！他最喜欢拜伦和雪莱的诗。他的诗集里有他在英国、瑞士、意大利考察时搜集的拜伦和雪莱的材料和照片，让学生参考。中华书局30年代出版的《吴宓诗集》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吴先生用中国旧体诗译英诗对学生也是一种启发。我曾旁听闻一多先生讲“唐诗”。闻先生曾拿某几首唐诗的意境与拜伦和雪莱诗中的意境相比较。吴先生用旧体诗，闻先生用新诗来译英诗，我感到十分有趣。不过这时我对英诗尚未入门，尤其是不懂英诗的节奏和韵律。后来我在西南联大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时，旁听温德先生的“英诗”课，才真正体会到英诗的韵律和节奏。后来我在耶鲁大学读研究院时也曾选修F. A. Pottle讲授的“The Age of Wordsworth”。在国内打了一定的基础，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陈福田先生教的“大二英文课”是一门强化了的英文作文课（an intensified English writing course），要求学生每周写两篇作文，堂上一篇，堂下一篇。陈先生亲自批改，从不拖欠，及时发还。这门课使我受益匪浅。当时清华大学文、法学院的二年级同学也可以选这门课。例如，经济系的屠继先同学写了一篇作文“A Comparison between Classical Music and Jazz Music”（“论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的短长”），得到全班的最高分。

外文系二年级开始学习第二外语。学校规定文、法科各系二年级学法语，理、工科各系学德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梵文则为选修，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多半选修法语作为第二外语。新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吴达元先生教我们第一年法语。吴先生当年30多岁，广东上海人，清华改大学后第一级毕业生，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他的专长是法语、法国文学和拉丁文。我幼年时曾听父亲说过一句法语：“Petit à petit，l'oiseau fait son nid”（鸟儿一点一点地搭它的窝），觉得好听、有趣。吴先生用的是美国大学通用的法语入门教科书Frazer & Square，French Grammar。这本教材内容生动，有大量的练习供学生操练。吴先生教学极认真、严肃，学生若没有预习，或作业潦草，或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学生怕他、敬他，但也喜欢他。是他给我打下法语的牢靠基础，引导我对法国文学深入钻研。我学法语非常用功，法语的动词变化我记得很熟。我特别留意法语语法和英语语法之间的异同。例如，我学习法语名词partitive的规律就和英语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规律相比较，这样就能帮助我熟练地运用英语和法语名词。

法语的语音、语调和英语完全不同。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学会法语的小舌音。我的法语读音相当标准，是纯正的标准巴黎音。在西南联大时曾受到法国教授邵可侣（Reclue）先生的称赞。吴达元先生给我打下的相当结实的法语基础，对我后来的学习与研究帮助很大。

我在课外常去拜访我的恩师吴宓先生。他知道我开始学法语，就和我一同练法语会话。当我向他提出有关西方文学、历史和哲学问题时，他总能原原本本地解答我的问题。我的英文作文也经常请他看看。他指出我的拼写错误，例如，我把《荷马史诗》Iliad写成Illiad，把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姓Nietzsche误写为Nietche。他强调人名、地名、书名和年代的准确性。因此我在这方面也得到很大的益处。

二年级还有一门必修课，“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的授课教师原先是张申府教授。张申府先生因宣传抗日救亡被宋哲元逮捕入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只好聘请新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贺麟先生来清华兼课。贺先生教我们“西洋哲学史”，使我们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我们从贺先生这门课得到意外的收获，就是贺先生指定了柏拉图的《对话录》（英译本Jowett，Plato's Dialogues），并要求我们用英文写读书报告。我初次接触到柏拉图的崇高思想和优美的散文，感到极大的乐趣。我的英文写作能力在不知不觉中也得到了提高。

清华园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非常好。每日上午11—12时之间学生可以进入图书馆书库，任意浏览。我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翻阅书架上的西文藏书。另外，西文阅览室的长条书桌上陈列了多种英文期刊，用铁链固定在桌上，以防被人拿走。我常翻阅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The Atlantic Monthly，New Yorker等杂志。这样我逐渐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有了一些了解。

我在清华园渡过了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由于名师的教导、同学的讨论和自己的勤奋努力，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的进步，法文的基础打得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的知识。

1935年冬，我上清华一年级上学期时，正遇上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在运动的前夕，梅贻琦校长在大礼堂召集学生训话。他说在日本军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之下，同学应爱护清华，体谅办学之不易。社会学系三年级女同学陆璀站起来说：“我们固然要爱护我们的学校，但我们更应该爱护我们的国家。”当时我住在二院宿舍，中文系四年级同学蒋南翔在二院指导学运。二十九军宋哲元的部队开着九辆军车闯入清华园，到学生宿舍逮捕共产党学生。南翔同志掩护同学进入体育馆中。乱军搜查我们的寝室，盗去我的Parker自来水笔。乱军把南翔同志押往西校门传达室。工学院有十几位同学往西校门救回南翔同志，并把九辆军车破坏。听说彭真同志住在清华学生宿舍内指挥学运。少奇同志从天津到了北平，暗中指挥。这次学运使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救亡的教育，决心学好本事，报效国家。在罢课期间，大礼堂常有集会，有不少同学发言，有些人的口才令我佩服。其中有一位历史系三年级同学杨联陞，后来去美国，在哈佛大学教书。我在耶鲁读研究生时，曾在哈佛见过他。

回忆在清华学习的情况，我很怀念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梅先生是第一届南开中学毕业生，又是清华学堂第一届毕业留学美国上麻省Wooster理工学院的学生。梅先生毕业后就回到母校教书。梅先生按照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来建立清华大学。清华原先没有工学院，梅先生逐渐建立起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和航空工程各系，使清华成为一所新型的综合大学。1925年第一级学生毕业，公开召考留美、留英和欧洲其他国家留学生，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例如，王昌、杨业治、沈有鼎等。梅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是叶企孙先生。叶先生建立起理学院各系。法学院各系由陈总（岱孙）先生建立。工学院由施嘉炀先生建立。中文系由朱自清、俞平伯，外文系由吴宓先生建立。1935年我上清华时清华已成为北方最好的大学之一，与北京大学齐名。清华很多名教授都是梅先生的学生，深受大家的爱戴。

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梅先生极力保护学生，免受军警的伤害。梅先生早已预见到华北的危机，在长沙建立分校，并把宝贵图书仪器南运，免受损失。这就为1937年七·七事变，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做好了准备。学生对梅校长十分敬爱。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队伍从清华园步行进西直门到沙滩与北京大学的同学会合，受到军警用水龙头的侵害。梅校长极力设法保护学生，学生也是清楚的。

我和梅先生接触不多。我父亲1938年在西安病故，我未回家奔丧。我求梅先生批准我回西安探望母亲。梅先生批准我成行。1946年我考取美国国务院奖学金，赴耶鲁大学深造。梅先生亲自用打字机为我和王浩写推荐信。梅先生对青年人寄予希望，让我们学成回校服务。

梅先生因不了解共产党的文教政策，解放前夕离开了清华。1950年我提前回国，临行前曾去纽约梅先生的办事处，探望梅先生。他赞成我回国服务，仍希望清华大学办好。他说他打算去台湾，办新竹清华大学，发展高科技研究。梅先生仍念念不忘清华。后来听说梅先生任台湾“教育部”部长，把清华的好传统继续下去。梅先生一生要办好清华，我一直怀念我们的好校长。梅先生虽然在解放前夕离开清华园，但他的同事和学生绝大多数仍留在国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继续努力，梅先生的办学精神仍为清华师生所继承。

1936年12月2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对蒋介石兵谏，逼他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当时清华大多数教授对此事都很关心，例如，历史系教授刘崇先生。陈福田教授还给我们出了一个模仿英文报纸短评的作文题目：“Chang Detains Chiang”（张扣留了蒋）。不少爱国同学为此事欢欣鼓舞，例如，我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的老同学程骏声（后改名程之平，解放后曾任驻马耳他大使等职）。关于张学良将军，我在1936年暑期西安探亲时曾在陕西水利局的网球场上陪我堂兄赋林和张少帅打过网球。赋林球艺很高，少帅颇满意。我打得不好，受到少帅的批评。当时赵四小姐在场，还有陕西教育厅长周学昌（东北人）。此时我父亲乘汽车从外归来，赶忙下车向前，向少帅表示欢迎。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北平和天津沦陷。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起来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半山圣经学校分校。我的大学三年级上学期是在衡山渡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