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举侵略我国，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三位领导是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实际在校领导的人是梅先生。张、蒋两位常在重庆另有任务。梅先生依靠北大历史系教授郑天庭先生任总务长，使全校顺利运转。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昆明。师生不得不停课，往城外跑警报。梅先生总是最后离开办公室，不慌不忙地出来。西南联大的校舍被炸。为了修复校舍，迟迟未能开学。直到11月1日文学院才在南岳衡山圣经学院分校开课。我于11月中随吴宓先生自长沙抵南岳。向系主任叶公超先生报到后，开始选课。这是我的大学三年级上学期。我非常幸运选修了英国诗人兼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生讲授的“莎士比亚”和“三、四年级英文读本和作文”课。燕先生当时只有31岁，未婚，是北京大学聘请的外籍教授，他是剑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I. A. Richards的高足。Empson的名著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讨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在英、美学术界已引起重视。这些情况我在当时并不了解。吴宓先生的日记里记载着吴先生访英时Empson曾来牛津看他，表示愿到中国的大学教书，因为他在剑桥的导师I. A. Richards曾在清华教过一年书。Empson曾去日本东京帝国的大学教书。由于日本侵华，Empson受聘于北京大学，因此来到南岳，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同寝室。因战乱，交通困难，图书尚未运到山上。燕先生仍教“莎士比亚”，凭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Othello）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燕先生英国口音很重，用粉笔在黑板上极迅速地写出他的讲词，随后立即擦去，继续边讲边写。开始时我听讲感到吃力，后来逐渐适应了他的讲法。他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例如，他出了一道思考题：“Is Othello easily jealous？”（奥赛罗是否多疑？），让学生笔头作文回答。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深感兴奋、有趣。燕先生教的“三、四年级英文读本和作文课”有一篇选文是Aldous Huxley写的“Modern Comforts”。其主要论点是“舒适”（comfort）和“威严”（dignity）是相互排斥的。现代人享受许多舒适的设施（comforts）就难以维持威严的仪容（the appearance of dignity）了。我就此观点写了一篇作文。燕先生的批语是“It's a good flowing style”（文笔流畅），我很高兴。他讲喜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我在读书报告中提出这部喜剧开始时极为严峻，大有发展成一部悲剧的趋势。我写的是：“This comedy opens seriously and tends to develop into a tragedy.”他对我的论点很感兴趣，鼓励我深入思考。后来我在耶鲁上研究院时，Prouty教授指定我写一篇研究As You Like It的课程论文。我查阅了大量的研究此剧的论文和资料，写成了论文，在seminar班上报告，受到教师和同学的好评。Empson先生教我“莎士比亚”两学期，教我如何分析和评论莎剧，给我打下了相当结实的基础。燕先生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初步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这在当时我国的外文系是极为难得的。Empson先生讲授的 “三、四年级英文读本和作文”对我的英文写作有很大的帮助。我选的另一门课是罗凯岚先生讲授的“英国小说史”。我在南开大学读大一时曾上过罗先生教的大一英文课，因此罗先生仍记得我。由于我学习特别努力，罗先生在学期考试中“小说史”竟给我评了100分。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又有些心虚，惟恐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沈叔平摄，吴学昭提供）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沈叔平摄，吴学昭提供）

我还选修了吴宓先生讲授的“古代文学”。内容为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学。这是一门经典课程，对研究西方文学最为重要。吴先生凭记忆讲授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人名、地名、年代、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作品的意义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等，都讲得十分熟练、有趣。从吴先生的讲课我认识到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最好不要看讲稿，而是全神贯注地面向学生，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作品的魅力，并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吴达元先生教我们“第二年法语”，用的教材是北京大学法国教授邵克侣（Reclue）先生编选的教材，其中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作家的名著。罗曼·罗兰的“Sans Famillie”（选自《约翰·克里斯朵夫》）（Jean Christoph），使我感动最深。我初次接触法国文学原著，欣喜的心情难以言表。“Sans Fam费illie”写的是约翰幼年家贫母亲节省粮食，供孩子充饥。小标题是“J'ai respect du pain”（我尊敬面包）。这篇课文使我养成了节省粮食的习惯。此外，我对法语的语法和习惯用法继续加强练习，以求更加准确和熟练。

清华规定学文、法科的学生以法语为第二外语。理、工科的学生以德语为第二外语。我选德语作为第三外语。另外，学生也可选俄语、日语、梵文等为第三外语。研究生还可选希腊、拉丁、意大利语等，为了专门研究的需要。

杨业治先生教我“第一年德语”，杨先生教的进度很快，班上只有三个学生。除我之外，还有低我一届的清华哲学系的两位同学。一位名叫朱南铣，另一位姓张，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把德语的［o:］长音误读成英国英语的o长音（ou），杨先生及时加以纠正，我很感激。另外，法语和德语的［r］都用小舌发音，我用喉头含水漱口的办法不断练习，终于学会了。后来我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导师Robert Menner 曾称赞我的法语和德语的读音比美国同学好得多。

杨业治先生（左）与吴达元先生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留影（孙凤城提供）

杨先生和吴达元先生都是清华外文系第一级毕业生。杨先生在中学已学习英、德、法、希腊、拉丁等外语，上清华后深入学习德语。他毕业后考取清华留美公费，入哈佛大学德语系，学习中世纪德国文学。曾师从英语系名教授Kittredge学习古英语和古英语文学作品Beowulf。他还学习哥特语（Gothic）、中古德语（Old High German）以及北欧语系（Icelandic）。他留美期间，曾去Cornell大学上暑期希腊文班，学习古希腊荷马史诗。杨先生在哈佛德语系取得硕士学位后，转学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eberg），和冯至先生同学。我上清华一年级时，他新从德国回到清华，开始教书，是一位很年轻的教授。我在南岳上他的“一年级德语”课，那时我已是大学三年级。我已开始上吴达元先生的“二年级法语”课，已学会了巴黎法语的gutteral r，现在又学柏林德语类似的gutteral r，感到十分有趣，因为法语是拉丁语系，德语是日耳曼语系，两种不同语系用的是同一种gutteral r。估计罗马帝国受日耳曼民族侵略，拉丁语系受日耳曼语系的影响，采用了gutteral r，所以标准法语也采用了标准德语的gutteral r。杨先生教我德语时，让我注意不要把德语的［o:］读成英语的［ou］，杨先生对读音十分重视。据我所知，杨先生是很博学的一位西方语言专家。我上过他的“大一德语”和后来旁听他给德语研究生开的“希腊文”，是非常荣幸的。我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常去请教他。他是我的一位恩师。

我的另一位恩师是吴达元先生。他是广东上海人，南洋模范中学毕业。15岁时，曾代表中国童子军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世界童子军大会。他和杨业治先生中学和大学都是同班同学。吴先生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和拉丁文。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必修“第一年法语”，吴先生就是本系学生的教师。吴先生30岁出头，戴一副近视镜。我班11个学生上他的课，还有系主任王文显先生的夫人旁听他的课。上吴先生的课必须预习，事先做好笔头练习，上堂交卷，下次发还。吴先生十分严格，每课都有笔头测验和口头提问。回答不出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生很怕他，但心中也暗暗地感激他，因为他的确给我们打好了比较结实的法语基础。如果回答得正确，也会受到他的称赞，心里会感到特别高兴。他教课进度很快，每周四节课，不到一学期就已学完法语语法，开始读法语小故事。吴先生说他在法国读书十分勤奋，他练习写好法文，并学习拉丁文，曾费了大气力。我在他班上法文学得最好。后来上清华研究生时，我请他做我的导师，研究17世纪法国文学，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写硕士论文“Tragic Elements in Molière's Comedies”。我研究生毕业后，在西南联大教英语和法语，仍不断受到他的帮助和鼓励。他批改我写的法文读书报告，我一直受益。他希望我有机会到法国深造。1946年我考取美国国务院奖学金，赴美深造。他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Felicitations！”（祝贺你！）

在南岳的一学期，学术空气特别浓厚，学校鼓励学生自由听课。我旁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河南口音很重，而且有些口吃。可是他讲话明白、清楚，逻辑性强。他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先秦哲学，给学生指出一条研究学问的新道路。我上清华以前就从报上读到冯先生从欧洲回国路经苏联，被当时的华北国民党政府怀疑有赤化的倾向，因此被捕，关在保定数日。经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担保，才得平安返校。冯先生公开宣称他研究哲学的方法是唯物的。我第一次看见冯先生是在1936年春末夏初。我父亲是清华工学院的名誉教授，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先生请他来清华讲黄河水利问题，他住在工字厅客房。冯先生来看他。我当时在场，听大人谈话。我记得冯先生对我父亲说：“我们都是农耕家庭出身，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这是我国历来培养知识分子的道路。”冯先生是北大哲学系毕业，河南省公费送往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我父亲是京师大学堂毕业，德国留学。二人都走的是我国传统的培养知识分子的道路。

我在南岳还旁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诗经”。我上大一时曾旁听过闻先生讲“唐诗”。现在又听他讲“诗经”，觉得十分有趣。闻先生清华旧制毕业，入芝加哥大学学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他爱好文学和诗歌创作，是我国五四以来著名的新诗人之一。闻先生来清华教书，受聘为中文系教授，与朱自清、俞平伯先生共同提倡新文学，同时又用西方文学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用新观点讲“诗经”，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

在南岳，师生共度新年。在新年晚会上，中文系浦江清教授讲西方新年的起源。他说日耳曼民族旧有Yuletide的节日。接受基督教后，又有圣诞节的节日。浦先生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是吴宓先生的高足之一。他到清华后，又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词、曲。他也是一位用西方文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师。晚会上，学生请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讲话。钱先生说他正在读宋史，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魔鬼，口号是“吃菜侍魔”给我也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曾写一首短诗：“吃菜侍魔鬼，钱师说宋朝，至今印象在，南岳学人高。”

清华哲学系十二级朱南铣是我的好友之一。他是无锡人，南方口音很重。我在南岳和他初识，我们同上杨业治先生的“大一德语”课。课余我常和他交往。他为人绝顶聪明，非常博学，毕业于上海正始中学，国学基础雄厚。他通晓日文、满文，又喜哲学和数理逻辑，可以算得上文理兼优的高材生。

他和我一同玩，告诉我无锡的一些风俗习惯。无锡有一种船菜，叫做脆鳝面，十分好吃。有一个无锡的绕口令（tongue-twister）：“矮子肚里疙瘩多”需要倒着说，例如：“矮子，子矮，矮子肚，肚子矮，矮子肚里，里肚子矮，矮子肚里疙，疙里肚子矮，矮子肚里疙瘩，瘩疙里肚子矮，矮子肚里疙瘩多，多瘩疙里肚子矮”，十分有趣，我也努力学会。还有一种反切（jargon），例如：上海话“今早天气交关好”需要在每一字前加上l音：“林今老早里天里气老交兰关老好里”，最后的里音表示句号。我也努力学会，和他练着玩。不久，周翰学长也学会了。我觉得这种游戏对学外语的人来说是很好的舌头练习。

南铣通满文，故宫里收藏有曹雪芹的满文笔记，南铣对此发生兴趣，因此他对《红楼梦》的考证也有研究。他写有这方面的书，已出版，有一定的价值。南铣在报社和人民出版社工作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外地，夜间不幸落水溺亡，令人悼念不已。

南铣对古文字也有研究，陈梦家先生对他很欣赏。钱钟书先生和他是同乡，也说他是个怪才。

我想这样的怪才不能有更大的贡献，因为一是精力过于分散，二是缺少机遇。看来做学问还是要既专又深，这是一条规律。

我父亲在西安崇义路住房的邻居洪观涛先生是陇海铁路西段的主任。他早年留学比利时，学铁路工程。他的儿子洪朝生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生，比我低一级，15岁上清华，是一位很出色的青年。抗日战争开始，我和他一同去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和起来的高校）。后来我和王浩留学美国。我在耶鲁，王浩在哈佛，洪朝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我们在假期一同玩。王浩取得学位后，留在美国，继续教书，研究。洪朝生在MIT取得学位后，回国在科学院工作。我在图书馆的书目上偶然发现他父亲早年在比利时留学期间曾译一本法文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告诉他这个信息，可惜始终未找到这本书。

1937年终，1938年初，武汉失守，长沙形势危急。由于战局的逼迫，“教育部”改长沙临时大学为西南联合大学，内迁云南昆明。身体健壮的男生，在曾昭纶、闻一多等教授率领下，组成徒步旅行团从长沙出发，经贵州直抵昆明。经过三个月的跋涉，胜利地到达昆明。这件事在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体弱的男生、女生和大多数教师走海路前往昆明。从长沙乘火车到广州，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小火轮到越南海防。然后乘滇越铁路去昆明。我参加了海路。1938年3月初我和牛其新、许国璋等同学前往广州。临行前，学校为我们办护照去香港和海防，第一次用上了法语。我们离长沙时仍雨雪天气，抵广州时却阳光灿烂，鸟语花香。迁校办事处设在岭南大学，办事处主任为物理系郑华炽先生。我们借住在岭南大学学生宿舍里。我们在岭南大学等船去香港整整一个月。我充分利用了岭南大学图书馆。我读了Lytton Strachey写的Landmarks of French Literature（《法国文学的里程碑》），加深了我对法国文学的爱好。在岭南大学礼堂我有机会听到马思聪先生的小提琴音乐会。我还听过广州市长吴铁城先生的演讲。广州没有租界，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在广州一个月我过得充实、愉快。

可是，有一天早晨（1938年3月8日），牛其新同学带着香港版《大公报》来告诉我：我父亲在西安病逝，只活了56岁。当时我20岁，我弟弟赋洋17岁，高中尚未毕业。我去中山大学找一位陕西同乡姓杨的工学院教授，向他请教我应否立即回西安奔父丧。杨先生说战火连天，兵荒马乱，我还是随同学去云南继续求学，将来有机会再回西安省母探亲。我听了他的劝告，暗中哭泣了数日。想到今后我必须依靠自己，才能有前途。我下了决心要更加勤奋地用功、学习，不辜负父亲生前对我的期望。

我随大家自广州乘船到香港。拜见迁校办事处两位主任叶公超先生（北大外文系主任）和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他们慰问了我的丁忧。叶先生说他为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篇“星期论文”，论我父亲李仪祉先生对我国水利事业的贡献。可惜我始终没有找到这篇文章，无从拜读，但内心实为感激。

我听说云南有瘴气，实为疟疾，我想买一点金鸡纳霜带往云南。我在药店里想买一点［kwi'ni:n］，店员读为［kwai'nain］。我读的是美国音，店员读的是英国音。香港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我心中很是愤怒。

我们乘坐法国小货轮“广东号”自香港开往海防。途径广州湾（北部湾），上岸稍游览，发现那里风光绮丽，完全是亚热带风光。在船上听到的法语大约是殖民地的法语，不同于标准法语（巴黎法语）。在海防上岸时接近中午，太阳晒得很厉害。似乎人们都在午休，店铺也关门。迁校驻海防办事处主任徐钖良先生到码头来接，把我们安顿在一家旅店里。用午餐时，我开始学到一些有关饮食的法语，例如，café au lait（牛奶咖啡），bouillon（牛肉汤）等。下午，我和朱南铣同学去书店浏览，发现那里的图书甚贫乏。朱南铣欲购高等数学方面的法文书，竟一无所获。我买了一本有名的法国文学史，Lanson，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仍保留至今。

这时我们才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在昆明。因学校尚未修建校舍，理、工学院暂借用昆明院校、会馆的房舍，而文、法学院则在蒙自成立分校，租用希腊人开的KaλóS洋行的房屋。

自海防至老街，开始乘滇越铁路火车。一路崇山峻岭，颇似我国山水画中的风景。到蒙自下车后，感觉那里也是亚热带风光。天蓝云白，天空中飞着白鸟，十分美丽。校园中长着奇花异草，宿舍旁有一个小湖，名叫南湖。我有幸和同班同学许国璋、王佐良、李博高合住一室，日夕相互切磋，使我获益良多。另外，我们又联合10级政治系同学方矩成等人，成立了一个英语俱乐部，取名Lakeside Esquires（湖畔绅士）。我们举行不定期的英语报告会、讨论会和辩论会。大家兴致勃勃，进步很快。

在蒙自一学期（三年级下学期），我充分利用并不丰富的英文图书，训练快速阅读的能力，争取每日阅读一册。我发现这种能力对后来我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每周阅读四个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很有帮助。快速阅读一方面训练，抓作品大意的能力，另一方面培养鉴赏英文文体风格的兴趣。这一学期我继续上William Empson先生讲授的“莎士比亚”课。

系主任叶公超先生教我们两门课“文学批评”和“18世纪英国文学”。叶先生的教法是先在黑板上写一简明扼要的提纲，随后任意发挥，妙趣横生。叶先生的英语读音是英国音，十分悦耳。当我第一次听到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的定义，说悲剧激发怜悯和恐惧（pity and terror）两种感情，并且净化（catharsis）这两种感情，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有趣。这是我初次接触西方文学理论的感受，文学理论给文学研究和创作总结出一些规律。研究文学作品必须重视这些规律。后来我在耶鲁读研究生时，René Welleck写了一本文学研究的书：The Study　of Literature，全面地总结了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叶公超先生在这方面给我起了启蒙的作用。

叶先生讲“18世纪英国文学”，讲到当时伦敦文人聚会的coffee-houses，先后执文坛牛耳的Dryden，Pope和Johnson的名言和趣事，叶先生讲得有声有色。叶先生让我们写读书报告。我开始学习查阅文学参考书，搜集资料，试图写出一篇小论文。我选了Lady Hartley Montagu的 《书信集》。这部散文作品反映了18世纪伦敦上层社会的生活。叶先生称赞我班同学王佐良的英文写得自然流畅。

陈福田先生在昆明主持理、工学院学生的“大一英文”课，隔周乘轻便火车（micheline）自昆明至蒙自上“欧洲小说”课。我选了Flaubert（福楼拜）的名著Madame Bovary（《包法利夫人》）的英文读书报告，觉得很有收获。总之，我在三年级下学期这一学期学业上有很大的提高，因此获得了陕西省教育厅的奖学金50元。

蒙自的联大师生于1938年暑期陆续乘火车去昆明。途经开远，必须下车住宿一宵。第二日下午始抵昆明。我们的宿舍暂借大西门外昆华农校的校舍，后来又迁入昆华中学南院。当时清华的元老马约翰教授（John Mo）负责安排学生宿舍，问题甚多，颇为棘手。我听见马先生自言自语说：“This is the worst trouble I've ever got into.”我听到这个句子感到新奇、有趣，因为介词into放在句末，似乎不合英语语法规则。后来我才懂得这是地道的英语习惯用法。拘泥于语法条条学不到真正的英语。

文学院的教室和图书馆在昆华农校。理学院和法学院也在农校和昆华中学北院。工学院在城东拓东路迄西会馆。从此西南联大才合在一起，生活相当艰苦，但是师生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教和学之中。于1938年11月1日在昆明正式开课。

在昆明西南联大，我上四年级时，Empson先生讲授“20世纪英美诗歌”。先生本人是诗人，他的课引导了我的同班同学查良铮（笔名穆旦）创作了现代派的中国新诗。这个影响被后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袁可嘉、杜运燮等人继承，形成“九叶诗派”。

我在四年级上的另一门重要课程是钱钟书先生讲授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钱先生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受清华大学之聘，职称为正教授。在清华这个聘任是破格的。一般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只聘为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这是因为钱先生学贯中西。他父亲钱基博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钟书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以前已打好非常结实的国学基础。他过目不忘，勤奋读书，对西方的典籍也十分熟悉。基博先生与吴宓先生相识，命钟书入学后拜见吴宓先生。吴先生对钟书的博学十分欣赏。他曾说钟书向他推荐西文新书，这是一年级新生中从来未发生过的事。

我班同学怀着好奇和渴望的心情来准备上钟书先生的课。钱先生29岁，才华洋溢。他讲文学重视思想史。例如，从古代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是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到近代，使学生有一个西方文学发展全貌；又如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看法的演变；又例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的延续性不可忽视。文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因为文学反映社会现象。要想说明一种现象，必须掌握充分的证据。钱先生讲课，每个论点都有事实根据，因此他在黑板上写出拉丁、德、法、意大利各种语言的引文来证实他的论点。这样他给学生示范做学问的严格性。他说Rabelais最能代表文艺复兴的精神。他让学生读《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的英译本，并让学生模仿《巨人传》的文体。他这种教学法使我感到新奇、有趣。他教的另一门课是“20世纪欧洲小说”，介绍当代欧洲最有名的一些小说名著。燕卜荪先生讲授的“20世纪英美诗歌”和钱钟书先生讲授的“20世纪欧洲小说”使学生看到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燕先生讲T. S. Eliot，Auden，Spender等人的诗，钱先生讲Marcel Proust，André Gide等人的小说，使学生对现代文学发生强烈的兴趣，激发起学生模仿和创作现代中国诗歌和小说的要求。

钟书先生引导我们进入西方文学研究的殿堂。他引用各种外语来说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延续性。他讲欧洲各时期对爱情和婚姻看法的演变。他还讲西方各时期对理想人物看法的演变。我开始体会到研究西方文学必须重视西方思想史。这样才能训练青年人的分析和评论能力。他还鼓励我们多学外语，看第一手材料。尤其是要学好法语。他自己就在法语上下过很大的工夫。在西方文学史中，各时期法国文学总是居于领先地位，因此首先要学好法语。他自己曾择录Larousse词典中的短语和成语，并曾与牛津出版的A French-English Dictionary中的短语和成语做过细致的比较。我读莫里哀喜剧遇到一个短语“sans quartier”，弄不懂它的含义，法文老师也没有解答。问钱先生，他回答说，义为“sans merci”（毫无怜悯），英语也有此短语“without quarters”。我曾和周珏良学长租民房居住，正好钱先生和顾良也住在那里，因此我每日目睹钱先生如何勤奋读书。他每周都要去图书馆借一批中、外文书籍，下周另换一批。钱先生读书勤做笔记，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个印象是下课后他常和北大潘家洵教授（易卜生戏剧的译者）一同散步，练习法语会话。钱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了一年书，离开昆明去湖南蓝田国立高等师范外语系教书。原因是他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该校任中文系主任，约他前往相聚。钱先生遵父命前往，绝非西南联大排挤他。他在蓝田师院教了一年书，观察到教育界一些可笑、可耻的现象。一年后，他回上海，与夫人杨绛女士和女儿钱媛团聚。他在上海《学林西报》社工作，业余开始写他的小说《围城》，一般读者认为钱先生的学术研究莫测高深，但都爱读《围城》，也爱看这小说改编成的话剧和电视剧。我在耶鲁的同学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文学，用英文写了一本《现代中国小说史》，对《围城》评价很高，类似当代的《儒林外史》。

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件传闻。许某曾说周愉瑞曾听我说钱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我曾公开声明我从未听钱先生说此语。

我上四年级时，吴达元先生为我班同学讲授“第三年法语”。他用的教材是莫里哀的《喜剧集》。他用法语讲课，训练我们的听力。课外读物为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集，要求我们用法语写读书报告。我对法语和法国文学的爱好日益加深。我借来莫里哀《喜剧集》的英译本，对照体会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异同。吴达元先生引导我后来上清华研究院时选择了莫里哀的喜剧作为我研究的课题。吴达元先生的教学法严格、认真，批改法文作文一丝不苟。他的教学法和教学态度也影响了我以后教书的实践。

四年级还要必修“中世纪欧洲文学”。这门课原先由Robert Jameson先生讲授。因他未到昆明，故由杨业治先生讲授。杨业治先生讲授“中世纪欧洲文学”，重点是但丁的作品和中世纪拉丁文学，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串连起来，使学生能看到文学传统的延续性。杨先生是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第一届外文系毕业生，也是首届清华庚子赔款公开考试赴美留学的获胜者。他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德文系，获硕士学位，后转学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berg University）继续研究德国文学。他的博士论文有关德国民族史诗《尼伯隆根之歌》（Das Niebellungen Lied）之原型。杨先生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哥特语（Gothic）、古德语、古法语等语种。他爱好西方古典音乐，喜弹钢琴，能作曲。为人淡泊名利，兴趣很广，尤喜陶渊明的诗歌，曾译陶诗为德文诗体。我和杨先生是师生关系，又是邻居。北京天文馆曾举办天文学哥白尼（Copernicus）展览，曾问我哥氏手稿中中世纪拉丁文问题。我去请教杨先生，才得到正确的答复。以上是杨先生和我同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以后所发生的事。杨先生于2003年春95高龄时病故。

清华的“第四年英语”原先由美国女教师Ms. Billie教。由于她未到昆明，叶公超先生自告奋勇教授此课。Billie主要讲印欧语系语言学和英语的来源和发展。叶先生按照这个要求，让学生读一本书：Palmer:Indo-European Linguistics。这门课十分重要，因为研究西方语言和文学必须了解西方语言的演变。我初次得知英语和德语同属于日耳曼语的西日耳曼分支。德语是高地日耳曼（High German），英语和荷兰语是低地日耳曼（Low German）。法语属于拉丁语系，是由拉丁语演变成的，与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都属于拉丁语系。英国在中世纪被法国统治达三百年之久，因此英语中有大量的法语和拉丁语词。这样，英语的词汇特别丰富，表达手段多样化。这些有关西方语言的知识都是叶先生这门课打下的基础。后来我在耶鲁读研究院，选了瑞典教授Helge Kökeritz的“英语史”课，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西南联大的教师为我打好了基础。

在四年级，我班同学还选修了刘崇先生为我们开的“英国史”课。刘先生得知我们有志深入学习英国文学，特为我们讲授此课。我们十分感念刘先生的热心。文科各系相互配合，以便更好地培养青年。这也是西南联大的教学特色之一。

在四年级，我还旁听过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课。有一次他讲黄河治水问题，提到我父亲的贡献，我感到十分高兴。

在西南联大上四年级时，从国外回来的北大外文系杨周翰学长与我们同班上课。我很欣赏他的风度和他地道的英国口音。我了解到他是苏州人，生长在北平，祖母把他带大。父、母都在苏州，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周翰学长比我早两届上大学，长我两岁。他上的是英国教会中学崇德（在绒线胡同），以功课严格著称。由于国文教师讲课发生错误，周翰当堂指出，使老师下不了台。老师告到校长那里，说：“有他，没有我。”校长不得已，勒令周翰退学。周翰插班上灯市口育英中学，在该校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外文系。上到三年级，瑞典汉学家Dr. Sirén来到北大，物色一名中、英文俱佳的学生帮助他翻译有关清朝绘画史的资料为英文，因为他计划用英文写一部《清朝绘画史》。周翰被选中，跟随Sirén 到Stockhom工作。经过两年的翻译实践，他的英文写作水平有很大的提高，Sirén非常满意。当周翰从马赛上船，经西贡回到昆明时，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三年了。同学们热情地欢迎他复学，请他用英语做报告，谈谈对欧洲的观感。他的英文使我倾倒，决心向他学习。

周翰爱慕清华十级外文系毕业的王还学长（福建人，北平生长；上海中西女校毕业）。她是西南联大北京大学聘任的外文系助教。当时日本飞机时常轰炸昆明。来警报时，师生都到郊外躲避。王还总是独行。我鼓励周翰向前陪伴。终于有情人皆成眷属。他们去昆明附近的安宁温泉旅行结婚。同学们都为他们高兴。

周翰为人直率，王还也很大度，我喜欢去他们家谈天，时常学到他们的长处。他们夫妇很勤快，家里收拾得很整洁。周翰的中、英文水平很高，中文书法秀丽、生动。他们对语音很考究，时常纠正我的英语读音。例如，我把高尔夫球读作［goulf］，王还纠正为［gɔlf］。我把古代罗马民族史诗《伊利亚特》（The Aeneiad）读作［i'ni:əd］，周翰纠正为［'i:niəd］。我很感激他们的帮助。王还对汉语语法规范问题很重视，后来到剑桥大学教中文。

周翰为中、英文化协会交换生，于1946年赴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Queen's College，从大学一年级学起。他这个决定很有利，因为这样可以打好英国语言和文学的坚实基础。同时他又学了古英语、中古英语和拉丁文。经过三年的勤奋学习，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工作。这时王还已在剑桥教中文。二人在剑桥工作了一年，得一千金取名杨寅。由于我的推荐，清华决定聘请周翰夫妇到清华教书。碰巧周培源先生访问英国，与周翰见面，敲定此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粮食短缺，我曾从美国给周翰夫妇寄过大米。周翰也曾寄书回赠。

我于1950年秋季开学在清华外语系教书，周翰夫妇于1951年年初回到清华，从此开始了我们共同教书的历程。我教英语专业一年级英语，周翰教二年级。我们在国外学的专业（英语语言和文学）暂时还用不上。但我们仍认真、负责，力求给学生打好听、说、写、读的基本功。

1951年暑期，我们共同被告知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的翻译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把大会文件从英文译成中文。周翰有在瑞典丰富的翻译实践。我却缺少这方面的锻炼。但我力求译得准确、通顺，因此我们的小组长新华社的言彪同志对我的译文还比较满意。

周翰勤奋著作，著有《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史》，其中最精彩的一章为“论弥尔顿的教育思想”。译著有从拉丁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古罗马民族史诗维吉尔的《伊利亚特》（The Aeneiad）。此外尚有多篇论中西比较文学的论文。由于他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就，周翰被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之一。

周翰为人正直、豪爽，书法飘逸，收藏红木家具和英文精本书籍，如Nonsuch edition等。

由于过度劳累，周翰患癌症过早逝世。他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我常常怀念他。

清华十一级哲学系徐孝通学长与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交往很久，是我的好友之一。他是江苏宜兴人，出生在东北。父亲在交通部做事，是张嘉敖的部下。后来在天津工作，因此孝通是南开中学毕业。我在中学与他并不相识，到了清华才熟识起来。孝通长我两岁，身材高大，被誉为南人北相。因我祖籍陕西，出生在南京，有人说我是北人南相。孝通谈吐风趣，稍微有点口吃。他常用《笑林广记》中嘲笑老陕的故事和我打趣。他选择哲学为专业，因为他对逻辑学很感兴趣。他后来上清华研究院时，师从金岳霖先生，学数理逻辑。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也发生兴趣，因此学习德文，读康德哲学。另一方面，他对中文《说文解字》也感兴趣，日夕钻研。他又喜读西方侦探小说，因此英文也很不错。他也喜欢京剧，能拉京胡。我唱，他为我伴奏。他能看工尺谱，我却不能。总之，他多才多艺，大家都很喜欢他，他的宿舍爱去的人很多。

由于金岳霖先生出国讲学，孝通的学业未完成。贺麟先生约他到西方古典哲学名著翻译室翻译康德哲学。完成之后，他受聘于私立五华中学教英语，受到学生的爱戴。由于他父亲不幸在重庆交通部逝世，他去重庆奔丧。临行托我替他教高三班和初二班的英语课。我于是又兼了这个中学的课。这是我一生教中学的第二次经验。第一次经验在1941年暑期，我去澂江县立初中教过一个月的英语。

抗战胜利了，孝通回上海工作。他在上海师大教哲学和逻辑。业余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写条目，受到读者的好评。

孝通是我的好友之一。我和他交往很久，时常思念他的音容笑貌。我记得他曾说我写的英文颇似19世纪英国女小说家Jane Austen的风格。这是因为我很爱读她的小说。但是我无创作才能，只能欣赏她的作品。

清华十级数学系陈镇南学长也是我的一位好友。他祖籍杭州，在北平和上海生长。他善昆曲和京剧，又喜外语，与我有共同的爱好。我在清华时并不认识他。和他相识是在1940年的昆明。当时我已上了一年的研究生。据了解，他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考清华二年级转学生，被录取，成为清华数学系毕业生之一。1938年他在昆明毕业，在外县某中学教了两年书。1940年他回到昆明，报考清华研究院数学系。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哲学，喜读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努力学习德语，以求能读原著。我和他熟识是在1941年暑假。由于西南联大校舍被日本飞机炸毁，一时不能开学。我们为跑警报，同往昆明附近澂江县立初中教课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他和我课余一同散步。他教我唱余叔岩的“战樊城”两段，深得余味。他收集了不少旧唱片，包括谭鑫培（叫天）的在内，因此他唱京剧是学的谭派正宗。此外，他还纠正我的德语读音，因此我喜欢与他交往。

镇南学长由于德国古典哲学读得好，研究生毕业后，也被贺麟先生聘为西方古典哲学名著翻译室的德文翻译。我和他继续交往频繁。我和他喜坐茶馆，喝昆明的雨前绿茶。我们一同欣赏滇剧，别有风味。镇南学长的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他洗冷水浴。也喜欢玩电器，他寝室内装了不少小电灯，十分有趣。同学们与他开玩笑，叫他“镇南大将军”。我国与越南交界处有个“镇南关”，因此送他这个绰号。

院系调整后，他从清华外文系被分配到新北大西语系教德语。我听过他一次学术报告，讲德语的虚拟式。他对德语语法和修辞研究得很深入。北京市成立了北京工业大学，在东郊。领导上请北大西语系选派水平很高的教师前去支援。镇南学长被选中。他服从分配前往任教。由于积劳成疾，镇南学长不幸患了癌症，在“文化大革命”前故去，逝世时还不到五十岁。他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于1939年在昆明毕业，仍领清华大学文凭。这时清华恢复招考研究生。系主任陈福田先生鼓励我报考。我和吴宓先生商量。他说：“你既然爱好法国文学，何不报考法国文学研究生？”这样我选了吴达元先生作我的导师，研究莫里哀的喜剧。

清华重视恢复招考研究生。国文作文试题特请陈寅恪先生命题和批改。陈先生命题为“深造自得说”。对此我印象颇深。吴宓先生考欧洲文学史，吴达元先生考英译法。吴达元先生指导研究生十分认真。吴先生让我细读莫里哀全集，与莫同时代的剧作家Corneille，Racine，文学批评家Boileau，寓言作家La Fontaine等，为了全面了解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文学的背景。我的作业是每周用法文写一篇读书报告。吴先生认真批改。逐渐我的法文写作也有了一些进步，阅读法文的速度也有了提高。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我对法国文学的知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吴先生和我商量毕业论文的题目：“莫里哀喜剧中的悲剧因素”，并决定论文用英文写，因为考试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都只懂英语。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Tragic Elements in the Comedies of molière”。

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抽空旁听一些课程。我曾旁听陈寅恪先生为中文系开的“白居易”。陈先生引用《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文献来证明他的论点，使我体会到治学的严格和准确。我也旁听过中文系刘文典教授讲的“温、李诗”。刘先生关心政治，在课堂上常批评蒋介石。他对温庭筠和李商隐的诗歌分析得十分细致和深刻。

我还旁听过汤用彤先生为哲学系开的“大陆理性哲学”。汤先生虽以研究印度哲学为专长，但他在哈佛大学续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也有深刻研究。我虽然听不甚懂，但对他分析问题的精细十分敬佩。汤先生也是学贯中西。

我对中世纪欧洲历史也感兴趣，特去旁听雷海宗先生讲的“中世纪欧洲史”。雷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研究西洋史，获博士学位。他到清华任教时，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史，后来主要讲授“中国通史”。可是他在西南联大也讲授西洋史。雷先生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没有讲稿，对年代、事件、人名、地名、出处等丝毫不会有错。这再一次使我认识到治学的严格性。

我抽时间旁听温德先生为本科生开的“英诗”和“莎士比亚”课。温先生在清华教本科生“三年级英语”，主要讲Robert Browning的诗，特别重视英诗的节奏和口语的效果。吴宓先生讲诗多从思想内人容上讲解。温先生讲诗富于戏剧性，十分生动。我听他的课才开始体会到英诗的节奏和戏剧性。同样，他讲“莎士比亚”也强调莎剧的无韵诗体的口语效果。尤其是他讲King Lear一剧，把每一个角色的对话都恰如其分地表演出来，犹如观看莎剧的演出。后来我在北大为英语专业五年级学生讲Macbeth一剧中主人公Macbeth和他的夫人Lady Macbeth的对话，特请他录音在课堂上播放。他用两种不同的声音念出，效果极为生动。

1940年上学期我应研究生综合口试。系主任陈福田先生请温德先生担任我的主考官。温德先生原来打算用法语问问题，后来考虑在场的其他教授用英语提问，所以他也用英语。清华的制度是文学院长出席综合考试，所以冯友兰先生在场。外校的考官为闻家驷先生。闻先生用法语问我两个问题，我必须用法语回答：一个是Pascal的Pensés中提到“人是会思想的芦苇”（roseau pensant）。另一个是Racine写的悲剧作品中，那个悲剧的情节最为紧凑。这两个问题我居然都回答得出。本校外系的考官有中文系闻一多先生和历史系邵循正先生。邵先生问了一个有关路易十四的问题。另外，本系德语教授杨业治先生问的问题是：试比较英、德、法三国文学。英国文学有莎士比亚，德国文学有歌德，都是西方文学的顶峰。法国文学中的莫里哀岂能与这些顶峰作家相比？我回答道：法国文学在各时期总是欧洲文学的带头人，例如民族史诗Chanson de Roland（罗兰之歌），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以及20世纪的各种流派都是法国文学领先。总之，法国文学总是文学理论的带头人。托尔斯泰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如Balzac，Flaubert，Voltaire，Rousseau，Maupassant等作家都有很高的成就，不过我得补充一句：意大利文学的但丁《神曲》（Divina Commedia）也是欧洲文学的顶峰。温德先生问我法国17世纪童话作者Charles Perrault的作品，可见他对儿童文学也感兴趣。我的综合考试答辩顺利通过，成绩为91分。系主任很高兴，聘我为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员，比助教高一级。从此，我开始成为大学外文系一名教师。

1941年秋季我开始教书。我的教学任务是“大一英语读本和作文”和“第一年法语”。“大一英语读本”采用“教育部”统一教科书，内容多是选自文学作品。学生的英文基础不错，我有些信心不足。有此学生来自沦陷区北平的好学校，例如，杨义，来自师大女附中。有些学生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例如，王映兰、杨郁文等。还有些学生来自香港、印尼、马来西亚，例如白纯喻等。系主任要求用英语讲解课文和质疑、答疑。我的教法是用英语先讲课文的全篇大意，然后选出若干难点来和学生讨论。当时我24岁，毫无教学经验。有时被学生问倒，回去查书、查字典，设法给学生一个交代，这时我开始时勤查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COD，备课和改作文都离不了它。一年下来，我的英文程度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我教“第一年法语”用的是美国大学法语教科书。“第一年法语”共分五个组：A组教师为闻家驷先生；B组为吴达元先生；C组为林文铮先生；D组为陈定民先生；E组为我。上述教师都是法国留学生，都是教授。独我未留学，只是一名教员。居然有五位同学选我的课，其中有三人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他们是马汉林、李荣和汪曾琪。马汉林后来是南开大学教授。李荣后来任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汪曾琪成为有名的作家（样板戏《沙家浜》的作者）。还有一位历史系二年级学生许师谦，后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总支书记。由于我认真备课，细心改作业，勤于测试，虚心向我的老师求教，因此这五名同学对我的教学还比较满意。一年下来，系主任鼓励我，提升我为专任讲师。第二年秋季开学，我的教学任务是：（1）大学二年级英文读本和作文；（2）欧洲文学史（吴宓先生讲授）中英国文学史；（3）第三年法语（吴达元先生讲授）中语法部分；（4）欧洲名著选读中莫里哀喜剧部分。我的教学负担相当重，但是我勇敢地承担了起来。在我的二年级英文作文班上有一位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名叫吕德申（浙江人），作文写得很好，我印象很深。许多年后，我们都在北京大学教书。吕德申在杨晦先生指导下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现在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我看见他时总要称赞他的英文作文。我喜欢改学生的作文，因为年轻人常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改作文也是提高我自己英文写作的一个途径。这些新的教学任务对我是新的考验。逐渐我习惯于教学相长的教书生活。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读了伦敦大学Harold Laski的著作，同意他的看法，给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Economic E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olitical Equality”。王佐良学长告诉我说他偶然听见学生议论我，说我是民盟成员。当时西南联大民主空气浓厚，我思想上也受了一点影响。实际上我更重视业务，对政治关心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