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子：世家子弟

（一）家族与科业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原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溉花客、芋香、北园等，江苏常州人。

李伯元于1867年5月21日（吴趼人《李伯元传》云“君生于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降生于山东。这是侨寓山东的江南官宦世家，根据李氏家谱记载，常州李氏家族原出于唐太宗第十一世孙唐宣宗李忱之子，昭王李汭之后。昭王第三子李京的后世子孙繁衍于安徽歙县、休宁、祁门及江西昌水一带，周围百余里，聚族而居，世称“三田李氏”。至明末清初，世居休宁的一支，有一个叫李遇龙的秀才，因游学来到常州武进，卜居在城北的青山桥，再传后分辟新居于附近罗浮坝（一说罗武坝，俗称罗卜坝）——此地原为明御史吴芷园别墅之一部分，园盛时遍植梅花，铺陈数亩，花开绚丽，烂漫似锦，为园中胜景之一。李遇龙即为常州李氏始迁祖。

常州李氏宗族至六世祖李文喆、李秉灝开始兴旺，两兄弟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同中举人，一时被乡人传为佳话。李文喆，字吉甫，清嘉庆十二年（1807）中举，曾任滁州训导、盐城教谕等职，敕授修职郎，诰封朝议大夫，晋封资政大夫。李文喆颇具文才，精于书画，一生著作宏富，有《见闻记异》《山水人物考》等数十卷，其在任以兴学育才为志业，故有盛誉。李秉灏后于嘉庆十四年（1809）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李文喆即为李伯元曾祖，据说享寿93岁。

李文喆生三子，长子名亮采，附监生，早亡，赐封朝议大夫。次子名锡琨，字嗣卿，为道光元年（1821）举人，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会试挑取誊录，其后曾任广东乐昌知县、山东夏津知县、山东菏泽知县，历署山东平州知州、济宁直隶州知州等职、补平度州知州，诰封奉直大夫，晋封资政大夫。三子名锡琦，又名芸，字德卿，为邑庠生，修选训导，29岁时因病去世，留下五岁儿子李翼辰。李锡琦即李伯元祖父，李翼辰即李伯元生父。

李翼辰，字申之，父亡后由伯父李锡琨抚育。李锡琨长年在山东为官，清咸丰十年（1860）为避太平天国之乱，将全家迁离江苏常州，侨寓山东——其族人记载：“李伯元的高祖文喆逝世后，家乡房产被兵灾所毁，伯元祖上已三世同居，没有分家，其时伯祖嗣卿和堂伯念仔父子两人同在山东服官，于是家属均避居山东，同住一起。”（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李翼辰既长，得山东候补知县、山东补用按察司，娶甘泉籍候补通判吴荧之女吴氏为妻，生一子，即李伯元，女为李淑芳。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翼辰由山东赶赴原籍常州应试，归途中饱受颠簸与风霜之苦，抵山东即患伤寒病，沉疴不治，撒手仙逝，年仅27岁，遗下孤子李伯元，是时六岁，还有遗腹女，降生后取名淑芳。

李翼辰、李伯元父子两人，均为少小丧父、幼年失怙，依靠伯父抚养成人。李翼辰二伯李锡琨，生有一子，名翼清，字念仔，为李伯元堂伯；伯元父亲去世后，其一家生活即由堂伯李翼清负担。李翼清历任山东兖州府同知、肥城知县、东昌府知府等职，生有七子七女，长子李宝翰，字佩宜，直隶补用直州知州，工诗古文，亦擅花卉，著有《天弢阁诗钞》《天弢阁文钞》等；次子李宝章，字谷宜，一字斐园、谷贻，晚号待壹老人，同治十二年（1873）顺天举人，刑部员外郎，广西司行走，赏戴花翎三品衔，浙江尽先补用道，工山水花卉，晚年侨居苏州，以诗画自遣，寿至八十岁；三子李景晟，五品衔河南候补知县；四子李宝箴，号善宜，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举人，内阁中书，后任滁州知州；五子李宝洤，又名宝潜，字经宜，又字经畦、经彝、汉堂，晩号荆遗，优廪贡生，山东补用知州，湖南候补道，历官至湖南提学使，博学工诗文，著述颇富，有《汉堂诗钞》《濯缨室诗钞》《问月词》《汉堂文钞》等；六子李宝骥，字骏宜，中书科中书衔；七子李宝猷，国子监典籍衔。

李翼清子女既多，兼以抚养李伯元一家三口，更因其正室管夫人早亡，遂家务悉数交由伯元母亲吴氏操持。吴氏通明事理，贤惠端淑，颇具大家闺秀风范，又为人谦和，行事周到，甚而亲身下厨，料理全家饮食，将家务照料得井井有条、处处妥帖，赢得一家敬重。李氏家族是典型的官宦人家，恪守着传统的家族礼教，长幼尊卑既严格有序，亲情和睦则如沐春风，老吾老，幼吾幼，世家子弟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读书求学、科举仕进，既飞黄腾达，又光祖耀宗。李翼清对堂侄李伯元与儿子一视同仁，“视子侄为一体，而对伯元尤悯其孤、爱其慧，所以平时督教极严”（戴伯元《李伯元家世考》）。李伯元从兄弟中，工诗文、善书画者不乏其人，李宝翰、李宝章及李宝洤等人皆有较深造诣，伯元与他们自幼即在一起同学共进。李氏家族既是传统的官宦士族，又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李伯元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家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李伯元十九岁成婚，妻子钟氏（1867—1903），乃山东雒口批验所盐大使钟履祥之女。伯元成家，青年守寡、含辛茹苦的母亲吴氏，自然是一番感伤、几多欣慰，可以宽心的是能够告慰长眠地下的亡夫灵魂。而对于堂伯李翼清来说，一如其父李锡琨当年抚育堂侄李翼辰（伯元父亲），他也竭尽家族长者的伦理职分，既可告慰堂兄李翼辰亡灵，也无愧于李氏列祖列宗的庇荫。婚后，钟氏伴随伯元近二十年，其间李家从山东迁回家乡江苏武进（1892），数年之后，她又随伯元母子一起迁居上海（1896）。1903年，钟氏在上海病殁，年仅三十七岁，无子嗣。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李翼清从山东辞官返乡，李伯元一家四口（母吴氏、妻钟氏、妹淑芳及伯元本人）也随之迁回家乡常州。自咸丰十年（1860）至光绪十八年（1892），李氏一门在山东侨寓三十二年。而从幼年至二十六岁时迁返老家，李伯元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山东度过的，他一直生活在堂伯李翼清的官邸中。李翼清本人为人正派，为官清廉；但封建官场的规则与运作，充斥着黑幕与残暴、贪婪与腐败、无耻与巧诈——对此，李伯元目睹耳闻，了如指掌，愤懑在心。对封建官场真实内幕的切近认识与深切嫌恶，是李伯元日后避走科举仕进之路的内在情感基础与思想依据，也是他后来创作官场—社会批判小说、并成晚清小说重镇的生活积累与精神前提。

常州城内南市河，在青果巷南

因城北罗浮坝李氏旧宅毁于太平天国兵燹，李翼清遂在常州城南置房，安顿回迁故地的一大家子。新居临近常州城南门户——驿桥，桥边的天禧楼乃一处名胜。新家坐南朝北，南枕南市河，北依青果巷。南市河明朝之前为常州运河，后运河改道南移，老河遂成市河，河水从西水关流来，向东往通吴门逶迤而去，舟楫相随，沿岸成果品集散地。青果巷，原名千果巷，即因果品汇集而得名，清人褚邦庆《常州赋》有言：“入千果之巷，桃梅杏李色色具陈”；后讹传唤为青果巷，倒也散发出几分诗意韵味。古桥，名楼，流水，长巷，帆影落照，垂柳依依，车辆辘辘，市声悠扬……古典江南的市井风貌、日常生息，自有一种优雅韵致，如云烟氤氲。据李翼清长房玄孙李君亮《留余堂小记》中记述李氏青果巷居所——

……坐南朝北共有六十余间，占地二亩六分。正厅“留余堂”五开间四进，因直朝大马园巷，当时的风水先生认为“杀气太重”，所以大墙门开在东侧。第一进屋的布局是东侧两间为墙门、屏门、房门，西侧三间是轿厅，正对大马园巷封墙。轿厅朝南正对着“留余堂”主厅。第二进中面是三开间的主厅，木结构，明清时建筑，大罗砖铺地，六辐大屏门障后，正中是“留余堂”大匾，十分气派壮观，两侧各有厢房，屏门后是翻轩用于待客小息，很精致。第三进和第四进是五开间层楼的正房，两层楼房东西两侧也都是楼房连接可以周转叫做转楼。第四进最东一间设有石级通向作为后门的三间矮小平房，后门口就是沿大河的蛤蜊滩。五开间正房的东面是三开间四进的正房组成，第四进是二层楼楼房，四进房中间都有宽大的大青石板天进，日照比较充分。再东面是两开间的房屋大小厨房，小花园（有假山和梧桐树），水井，走廊组成。和主房有月洞门相通，有砖门很典雅，有一楹联“荡胸生层云，举杯邀明月”。在留余堂正厅与东三进相通处，有一小天井，种有玉兰花一棵，枝繁叶茂，春天花开时灿若云锦，当时在常州并不多见。从大墙门再西，又有一处由两进房屋组成的园居，有住房约十间，另开大门，直临青果巷……念仔公遗训“留馀堂意：积有余庆留之子孙，为人和平毋急躁，处处留有余地，以待善果”。

常州城内青果古巷，其所在现为历史文化街区

题名“留余堂”，李翼清意在教育李氏后辈须为人谦和、处世平和，临事避趋极端，方能求得良善。

从1892年举家迁回常州，至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移居上海，李伯元在家乡常州生活约四年时间。其间，他与堂兄弟李宝箴、李宝洤等人朝夕相处，研习制艺、诗文，时有切磋、唱和；而与他交游甚密的亲友，尚有谈珵熙、金武祥、吕景端、张春帆等人。谈珵熙（生卒年不详），字筱莲，号澹庵，与李伯元为中表亲，两人同应江阴院试，谈氏擅长词曲，其山水小幅被誉有元人神韵，他后来也离开常州迁居上海，投身报界，在沪与李伯元依然时相过从，联系紧密。金武祥（1841—1925），字溎生，号粟香，为李伯元姻亲，居常州，后做师爷，曾捐班授官，著有《粟香丛书》《粟香随笔》等，参编《江阴县志》。吕景端（1859—1920），字幼舲，号蛰庵，与李伯元同应江阴院试，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官至内阁中书，工诗词，有才学，后为盛宣怀重要幕僚。张春帆（?—1935），名炎，别署漱六山房，住常州城内麻巷，与李伯元住所青果巷邻近；张氏日后也定居上海，创作《九尾龟》《宦海》等小说，也是晚清小说一位大家。

李伯元居住家乡常州期间，曾跟传教士习英语，参与编修李氏家谱。其族人李锡奇述忆：“伯元在乡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又协助族人编修李氏宗谱。据先父见告，宗谱中所刊数十幅祠墓示意图，均由伯元一手所绘，惟当时系旧法木刻，注重在道里及村庄四周的竹树、河道、墩沟等形势，藉供省墓作标识之用，章法故不在诗情画意。”（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家族宗谱不仅是家族记忆的文本载体，它实际包含着宗法社会祖先崇拜、子孙祈福的信仰内涵；因此，编修宗谱委实是宗法社会民间信仰建构与信仰传承的重要内容与重要途径，它与修建宗祠、祭祀祖宗等活动一起，构成中国家族文化的有机结构。对于李氏子孙李伯元来说，“协助族人编修李氏宗谱”，无疑是他亲历一次家族史教育；而“从传教士学习英文”，显示十九世纪末叶西潮、西学已然风拂常州这座古典江南州府城市，而李伯元显然受及它的撩动与吹熏。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华碰面，作为晚清封建士子的李伯元，既承袭着前者的惯性延续，又迎受着后者的风吹雨洒。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影响所及也投照在这位清末士子个体身上，而他自己在家族变故、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等的多重因素策动下，也得作出人生选择与生命定位。1894年，李翼清去世，李氏家族顿失顶梁支柱，李伯元一家也就此失去了大家族坚实的支撑与庇护。是年，李伯元二十八岁，家有母亲吴氏、妻子钟氏、小妹淑芳，他必须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踌躇两年，他为小妹完婚后，于1896年携母带妻离开家乡常州，迁居上海，在十里洋场的大世界中，谋求生计。

李伯元一生两次迁居，居地历经山东、常州、上海三地：自幼年至1892年随李氏家族迁回家乡，他主要生活在山东；自1892年至1896年携妻、母迁居上海，他主要生活在江苏常州；从1896年迁家定居沪上至1906年因病去世，他主要生活在大都市上海。若依其人生选择与生命定位论，我们可以将李伯元一生以1896年迁居上海为界，分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自幼年至1896年迁居上海，李伯元主要生活在山东及江苏常州，托庇于李氏家族，是世家子弟，以科考仕进为人生目标，乃无数封建士子中一员；后期，即从1896年迁居上海至1906年谢世，李伯元落脚沪上报界，办报、卖文，养家糊口，成为报人、小说家，是近代都市职业文人。

由传统封建士子转变为近代都市职业文人（报人、小说家），这是李伯元的人生轨迹与生命趋向。李氏生命后期，即其作为都市职业文人的生活经历，后文叙论；其生命前期，即作为封建士子的人生内容，详述如下——

科考仕进，是封建世家子弟首要的人生选择与人生目标，向来被视为世家士子的生命“正途”。李氏既出生于官宦世家，其子弟教育自然以科考仕进为指归；时为李氏家族顶梁支柱的李翼清，对子侄及孙辈的教育，恪守家风规约，既用心良苦，又厉行督责。从六岁开始，李伯元与从兄李宝洤、侄子李祖年等一道在家塾读书。日后成为近代著名诗人的李宝洤，曾作《除夕有作》一首忆述早年读书生活，诗云——

童时爱嬉游，常恐日月迟。

喜逢岁华至，督课暂弛之。

綵衣斓斑著，竹马跄踉骑。

爆竹列万响，华灯悬千枝。

惟此行乐心，世事安所知。

忽忽十五六，童心渐已衰。

弱冠通诗书，始知慕文辞。

既钦古人贤，旋欲窥藩篱。

牙签罗百城，一一随手披。

疑义黝若漆，烛照将谁师。

忽然欣有获，快若解疲肌。

俯仰握铅椠，昼夜诵哑吚。

欲以方寸才，上穷千载奇。

岂惟人力艰，驽钝由性基。

因循百无就，蹉跎逮今兹。

茧足走衣食，靦颜干有司。

三刖不知止，敝帚空自持。

一病迫九死，仅全亦幸而。

头颅改故常，颐凖罗疮痍。

昔贤惜分阴，处乐常思危。

矧我历忧患，亦知生有涯。

昼游苦不足，继问夜何其。

坐对五辛盘，手持醁醽卮。

顾此中岁颜，怃然念儿时。

梅花亦已香，小雪不盈墀。

明朝非故年，莫使晨光熹。

此去各如愿，努力追前期。

李宝洤比李伯元年长三岁，两人从小在私塾一起读书。这首五言古诗描述他们一年之中，只有岁暮年尾督课才暂时放松，可以玩耍嬉游，其余时间则日以继夜，手不释卷，苦读不辍。“牙签罗百城，一一随手披”“俯仰握铅椠，昼夜诵哑吚”，既是他们寒窗苦读的真实写照，也从侧面显示李翼清对后辈督教甚严。“念仔笃于旧礼教，视子侄如一体，对伯元尤悯其孤而爱其慧，平时督教甚严”（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伯元之母亦不稍予姑息，以是伯元学业精进，擅制艺、诗赋，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余如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无不触类旁通。”（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在堂伯父及母亲的严格督促下，李伯元学业日进，到十六岁时已经读完四书五经，诗赋制艺、书画篆刻，均具有很深的造诣。

李伯元早慧，二十来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补廪贡生。有关他的科举经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少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顾颉刚在《〈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则云：“弱冠后游泮宫，旋食廪饩。屡试省门不售，纳赀为县丞。签分山东，未赴。”族人李锡奇称：“少时以第一名入泮，旋即补廪。”（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澄碧据其采访李锡奇及李伯元继室庄竹英记录，作《小说家李伯元》，文中说李氏“二十来岁时考秀才，得第一名，补廪贡生。”李伯元二十来岁就考中秀才，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戴博元《李伯元家世考》中则说他：“1893年参加县考，中秀才第一名，旋即补廪。”1893年李伯元已经27岁，与“少时”或“弱冠”明显不相吻合，不知何据。李伯元究竟何时考中秀才？迄今没有确切资料。顾颉刚的说法来自他的常州朋友赵孟轺，而赵孟轺是李伯元的继室庄夫人的内侄婿，他是从庄竹英处打听到李伯元的信息，然后再告诉给顾颉刚的。李锡奇年小李伯元17岁，李伯元中秀才时他尚年幼，其说法应该是从别处听闻来的。澄碧的说法直接来自对李锡奇、庄竹英的采访。李伯元去世后一年，他的母亲吴氏也仙逝；因此，后人有关李氏科考经历的叙述大约多出自其口。不过，庄竹英嫁给李伯元仅两年就守寡了，她也未必确凿知晓李伯元究竟是何年考中秀才的。因此，李氏中秀才的确切年份，只能约略而称“二十来岁”。

李伯元早年随堂伯长期侨寓山东，每逢考期临近都要回原籍应试，清代江苏学政节署设于常州府江阴县，因此，他要从山东赶到江阴参加童试。少年时代的他及从兄弟们，为了功名前程经常在山东和江阴之间来回奔波。堂兄李宝洤有诗《江阴试毕归途即景》一首，描述回江阴应试情景，诗云：“风帆片片随潮起，渔火星星带月生。自笑微名羁绊久，三年两度此经行。”应试完毕，李宝洤并没有回到常州，因为家人都在山东，他就直接由江阴渡江北上。江上风帆片片伴随潮起潮落，渔火星星点点与月光交相辉映，江水浩淼，蔚为壮观，身处此景，诗人情感带着些许自嘲、些许无奈，他诉说自己为功名羁绊，不得已三年两度千里跋涉，奔波劳顿间，自有一番人生况味与感怀——同行的堂弟李伯元，想来也一定有此同感。李伯元的父亲就是赴江阴应试，归途染疾，终至病逝的；李宝洤、李伯元等李氏子弟依然追随前辈足迹，苦苦奔走在科举这条士子“正途”上，努力延续仕宦家族的光荣与梦想。但事与愿违，李伯元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却名落孙山。李伯元究竟参加过几次乡试？因确证材料匮乏，至今还是一个疑问。鲁迅说他“累举不第”（《中国小说史略》）；顾颉刚引李伯元内侄婿赵孟轺说法，称其“屡试省门不售”（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胡适据李伯元堂侄李祖年（李翼清之孙、李宝章之子）“长信”，云：“他曾应过几次乡试，终不得中举人。”（胡适《李伯元传》）族人李锡奇辩驳：李伯元“只去江阴院试过一次。如果仅仅考过一次，虽未考中，如何能说‘累试不第’。”（魏绍昌《鲁迅之李宝嘉传略笺注》）今人王学钧则称“李锡奇的辩驳未得要领”，因为“江阴院试属童试范围的最后一级考试”，“李伯元即使只参加过一次乡试，那也得像刘鹗、陈独秀一样，到南京贡院去考，而不是在江阴考”（王学均《李伯元年谱》）。李伯元究竟是“屡试省门不售”，还是仅参加过一次乡试？今难考其实；我们所能确知的事——李伯元参加过举人考试，但没有考中。

堂伯李翼清为幼年失怙的堂侄李伯元的出路着想，曾替他捐纳候补省府经略的功名。李锡奇叙及：“适遇山东遵筹饷例开捐，念仔便为伯元捐纳了一个本省府经略的功名，在家候补，可是伯元本人却无意于此，终于未去办理报到手续。”（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顾颉刚在《〈官场现行记〉之作者》中则引赵孟轺信云：“纳资为县丞。签分山东，未赴。”总之，李翼清曾为李伯元捐官候补，李伯元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并没有去赴任。

以第一名中秀才；应乡试而不举；捐纳功名，在家候补但从未就任——这是世家士子李伯元大致的科考、仕进经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朝廷拟开经济特科以广选人才，李伯元被保荐，既为人所弹，他本人也无意为官，故而未参加应试——此乃后事，容作后叙。

（二）才艺与学养

李氏家族素以诗书传家、书画名世。民国年间武进李渊府所编《毗陵画征录》，收录李氏家族多为书画家作品，书载：李伯元曾祖李文喆，“沈浸古籍，工时善书法，诲士极勤，学署久颓圮，解己囊整新之，莳花种竹，构室颜曰养性，啸咏其中。著有《见闻记异》《山水人物考》诗古文集凡数十卷”，“所写菊花一幅，画法极工，鉴者珍之，洵妙笔也”。李伯元的从兄李宝翰（李翼清长子）亦善花卉；另一位从兄李宝章（李翼清次子）则是书画名家，“工山水花卉，晚年侨寓吴门，以诗画自遣。有绘山水屏条题句云：‘偶铺短纸绿阴初，几点青螺画不如。佳客自来忘剥啄，此身有托委琴书。天开图画皆蓝本，地爱田园有绛蔬。剪取吴江半淞水，停桡漫欲狎樵渔。’”其诗画俱佳，风流自赏由此可见一斑。

李伯元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里，幼承家学，耳濡目染，熏育着他多方面的艺术才华，诗词曲赋、书画篆刻，样样精通。《毗陵花征录》说他“偶写恽派花卉，笔意清超，尤工篆刻”。现存常州博物馆的《梅花寿带图》立轴是李伯元存世不多的绘画作品，典型地反映出李伯元文人画的风格。此画上款“次寅五兄姻大人雅属”，落款是“弟李宝嘉”，“次寅”即恽毓庚，号衡斋，是李伯元妹夫恽毓巽（李淑芳夫君）的胞兄，曾任山东夏津知县，工画善书。恽毓庚无子，立恽毓巽之子恽宝济为嗣；李伯元与恽毓庚有姻亲关系，所以称其为“次寅五兄姻大人”。此画后为董絸庵购得，董絸庵又请恽毓庚的侄子恽宝惠题跋，跋文曰：

武进李宝嘉，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为叔母李宜人之兄，从宦山左，博览载籍，沉郁典丽，早有文名。光绪庚子后侨居沪上，目击晚清政治腐浊，以赀进者充塞仕途，封疆大吏则专重情面，复畏外人如虎，敷衍假意，坐待危亡，乃撰《官场现形记》一书，尽态极致，刻画入微，不啻牛渚燃犀，久已风行海内。其《庚子国变弹词》、《文明小史》、《南亭笔记》等亦驰誉当世。会经济特科再开，有人以丈应诏，忌之者指其常作游戏笔墨，文人轻薄，不宜滥登荐剡。丈闻之遂不复进取，长吉竟夭天年。平日不轻作画，虽著作流传，而从未睹其画本。此幅绘梅花寿带，则专为仲父次寅公作，经絸庵表弟收藏，笔态生动，超轶尘俗，尤可宝贵。前岁惠返故乡，得见遗墨。今距光绪丙午春谒丈沪寓，留共杯酌，且逾五十年矣，存殁之感，为之怃然。岁在疆圉作噩，寎月，恽宝惠。

恽宝惠为现代书画名家，他认为《梅花寿带图》“笔态生动，超轶尘俗”，评价颇高，也甚是中肯。另据今人戴伯元记述：常州文物商店曾购得李伯元所作扇面画一幅，“画为淡墨山水，有疏林泉石，着墨不多而得冷澹清隽之趣，为文人画风格”（戴伯元《李伯元家世考》）。李伯元不多的传世画作，表现出清超脱俗、不染烟火的精神品格，深蕴古典文人画的风神韵味，也体现出其本人疏雅爽朗、超凡脱俗的个性风貌。

李伯元既有绘画创作实践的经历与积累，也善于在创作实践基础上深究画理、画法，形成自己独到理性体认。他后来在《游戏报》刊发《论画理》一文，表述其绘画见解——

宋宣和中以画取士，理胜者为上，法胜者次之，笔胜者次之。盖理、法、笔三者必一一兼到，方可谓之佳构。而“理”之一字，其义甚微，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不易言也。

即相传古时名画，如“万里丛中一点红”题，有一人画一苍松，阴翳中映出一轮红日。评者谓其气象广阔，为第一。又一人画修竹千竿，一鹤飞翔其间。评者谓其有潇洒出尘之致，为第二。又一人画桑田十亩，一女子倚胡梯而采桑，微露弓鞋一只，红纤可掬。又一人画日暮倚修竹之图，美人手抵香唇，樱桃红绽，无限意态，含而不露。评者谓，二人所画，意味虽佳而近于佻巧，不如红日与鹤之大雅也。而不知相题立意，须将上下文一一贯通，方可着笔。

“万绿丛中一点红”，其下句云“动人春色不须多”。既云“动人春色”，如不在美人身上着想，则四字从何显出？至红日与鹤，有何春色，有何动人之处？真索解人而不得矣。以余观之，当以采桑、倚竹者为上乘，红日与鹤在文不对题之列。质之古人，未识以为然否？

噫！“理”之一字，其难如是。夫理可虚可实，在有形无形之间，令人寻味，方为至理。倘胶柱鼓瑟，则不可与言矣。

余曾见俗工作双柑斗酒听黄鹂图，画绿柳荫中一客独坐，置酒一斗、黄柑二枚，不觉失笑。柑，酒榼也，非黄柑之柑。试思听鹂之时必在春二三月，黄柑乃冬令之果，何得相蒙？且黄柑岂为下酒物乎？凡人作画，必先明理，推而至于一切事，何在不以理为重哉？

旋窗岑寂，适有客以绢素求画者，谈论及此，因泚笔书之。

李伯元认为“理、法、笔三者必一一兼到，方可谓之佳构”，又着力指说识“理”之微、之难，且明辨画理与一切事理之相通，其画论既表现出对绘画艺术的精深认知，可谓深得画理三昧。

李伯元的书法、篆刻造诣也颇深。他存世不多的书信原件，行书潇洒飘逸，清隽秀雅，现藏上海图书馆的行书对联——“可人如玉 落花无言”，书体厚重，风神俊朗，自然天成。后人有评：“其书体洒脱，工楷自以虞欧入手，玩其‘可人如玉，落花无言’一联之丰腴，则又具平原君之变化矣。”（戴博元《李伯元家世考》）

李伯元曾自称“夙嗜篆隶”，因兴趣而精研，持之以恒，故卓尔不凡。李锡奇述及——“伯元居常州时，某次文酒之会，王子渊素以篆书闻名，即席挥毫，偶不经意，误书篆法，伯元当场点明，汪猛省大笑”（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据周桂笙《新庵笔记》记载及李氏后人叙述，也称李伯元“工篆刻，有《芋香印谱》行于世”。《芋香印谱》今已不见。常州博物馆藏有《芋香室印存》，据戴伯元、澄碧记述，是为原常州博物馆馆长董菊新1957年在常州东大街旧书摊上购得。澄碧述说：“这本《芋香室印存》，采用了木刻水印线装书的形式，但并非单行本，既无序目、跋语，也未注明雕版年月。封面封底是湖色冷金蜡光，丝线明装。原黏在封面左边的书名签条已脱，现名《芋香室印存》（隶书，写在原书名位置上）是旁人所写。封面上还有朱文‘季育’名章一方；承李锡奇先生见告：季育可能是史季育，也是晚清常州名士，与李伯元常有诗文之会。印存里面用本连史纸，扉页上有手记《李伯元传略》（内容大致不出吴沃尧《李伯元传》的范围），下署‘独孤粲记’，并盖有‘慎动’二字的朱文印章，但未写明年月。印存计二十八页，每页有边框，中缝为书名，除第十七页印有二方外，其余都是每页印一方，共二十九方，并非制板套印，全是手打。”（澄碧《李伯元和篆刻》）这二十九方印分别为——

李伯元《芋香室印存》（常州市博物馆收藏）

（1）见笑于大方，（2）追踪汉魏，（3）寄兴，（4）盈盈一水，（5）狂歌送酒，（6）冷澹家风，（7）风雅含情苦不才，（8）守白，（9）人在画中，（10）爱买僻书人笑古，（11）生计是琴书，（12）爱日夜暝迟，（13）不欲而静，（14）耐烦，（15）欢喜坚固，（16）开拓心胸，（17）画禅，（18）君高迁，（19）大雅，（20）鸿爪，（21）好古笑流俗，（22）任逸不羁，（23）臣宝嘉印，（24）芋香作画，（25）伯元考藏，（26）北园，（27）伯元藏书印记，（28）伯元长寿，（29）芋香室印。

《芋香室印谱》二十九方印章是李伯元精神世界的真实袒露，反映出他独特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任逸不羁”“狂歌送酒”“欢喜坚固”“好古笑流俗”等，表达着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爱买僻书人笑古”“风雅含情苦不才”“生计是琴书”“寄兴”等，体现了对诗乐艺术的向往；“守白”“耐烦”“不欲而静”等，表现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冷澹家风”流露出家世清白的自豪；“芋香室印”“芋香作画”是绘画印章；“伯元藏书印记”“伯元考藏”是藏书印章；“北园”则是李伯元的别号。

李伯元篆刻，既有自我明志而作，也有为友人所作，反映出文人交游的雅趣。迁沪之后，即便报务倥偬，他也乐此不疲，如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9月，他曾为金武祥刻章，其信曰：“命镌石章，早经刻就，兹特送呈。另拟刻数方，尚未告竣，俟长者扬州归来，当有以持献也。”（李伯元《致溎生》）再如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间，他为好友孙玉声篆刻“漱石”印章一方相赠。孙氏在《退醒庐笔记》中说，李伯元“笔墨之暇，喜以金石刻画自娱。尝镌图章一方赠余，即余不时盖用于题件上之‘漱石’二字，笔意苍古，卓然名家”（孙家振《李伯元》）。后来，郑逸梅在《海上漱石生珍藏李伯元遗印》一文中曾补述此事、此印：“他（指孙玉声——引者注）藏有李伯元遗印一方，承蒙他钤拓见示，并题识于旁云：‘此章为毗陵南亭亭长李伯元君所镌赠，石旁尚有边款云：不谈此调，三载于兹，偶而奏刀。知不值方家一粲也，光绪庚子麦秋节伯元识。余珍藏敝箧将四十年，临文时每一盖用，辄追念故人不置，盖伯元君长于铁笔，而中年后不复从事，绝少流传，以是弥足珍贵也。民国二十六年荷夏孙玉声跋。时年七十有五。’石章为阴文，很古拙得体。”

无论是孙氏所称“笔意苍古，卓然名家”，还是郑氏所言“古拙得体”，均表达出对李伯元篆刻艺术的褒评。今人也不乏赞誉之词，有云：“李伯元的篆刻，既博采众长，又别具新意，意趣遒丽稳健，不同凡响。……师古而不泥古，浑厚古朴，耐人寻味”（澄碧《李伯元和篆刻》）;“这些印章刀法峭秀，笔意苍古，但师古而不泥古，博采众长，卓然自成家数，可见造诣之深”（戴博元《李伯元家世考》）。

这样的评价实事求是，符合李伯元篆刻的艺术风格。

李伯元还具备音乐与戏曲艺术才华。他会吹平箫和笛子，精通戏曲音律，自己创作戏曲剧本。“他对唱曲之咬字发音，素有研究，报上有《论海上名校书歌曲》《论歌唱须知反切》等作。对乐器之使用，有《琵琶说》《听小如意弹琵琶因而考论之》《品箫》（在常州时吾曾亲聆其吹笛）等作。又编《风月空》《酸、酸、酸》短剧两出，所用曲牌，均依套填制，可谱入工尺，非深明此道者，决不能强作解人也”（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此外，他还长于骈文，行文骈散结合，典雅流丽，诙谐生动。这一方面得力于他早年的举业，另一方面在于他中年后又肆力办报，因此，他的骈文小品都写得极为雅致。邱炜萲《挥麈拾遗》卷五有言：“中国首仿西人为游戏报纸，惟上海之《游戏报》是已。总主笔李伯元明经，骈文专家，又复兼长小品杂著，嬉笑怒骂，振聩发聋，得游戏之三昧。”“骈文专家”之称，是对李伯元骈文造诣的赞誉。孙玉声也认为李伯元“为文典赡风华，得隽字诀”（孙玉声《退醒庐笔记》）。李伯元的骈文典雅清丽，而小品文则清新隽永。《告青楼姊妹文》是他骈文的代表作品，文曰：

情天易老，欲海难填；私恨茫茫，春愁脉脉。阿房埋赵国佳人，祖龙已死；铜雀销吴宫艳女，阿瞒何心。遂使浮云蔽日，沧海沉珠，红粉飘零于风雨，名花老谢于园亭。长乐宫中，春光寂寂；昭阳殿里，秋雨凄凄；岂不悲哉，亦可伤矣。

然而历数风流遗恨，不第妃子伤心。则有青楼者，聚怨之区，误人之地。其惨则无天日，其怨则为风波。卅六宫莺燕哀啼，枕席之泪痕尽湿；七十鸟虎狼成性，铁签之刑罚难尝。乃犹有名门闺女，迷入桃源；田舍村夫，信为钱树。使祖宗受侮辱之名，儿女堕泥犁之苦也。

人须自悟，休惑甘言。试思浔阳风荻，琵琶湿司马青衫；天宝梨园，子弟皆少年白发。兴尽悲来，盈虚有数；新宾旧客，迎送徒劳。云已薄而人情更薄，冰虽凉而世态更凉。漫说相公厚意，许订同心；也思荡子负恩，辄相反目。红药栏中，尽是刀山剑树；笙歌队里，无非缧绁朱衣。按红牙，唱白雪，人以为歌舞喧天，我以为哭声震地也。啖佳肴，醉美酒，人以为珍味尽尝，我以为倚门求乞也。戴金簪，衣文绣，人以为丝绵千仞，我认为布帛百衲也。贮玉楼，藏金屋，人以为上界天堂，我以为暗中地狱也。

嗟呼！人生苦海，大地陷阱，莫此若矣。痴儿女但贪乐目前，锦帐恋春婆之醉梦；贤姊妹苟回思身后，白杨无嗣子之蒸尝。幸今日投珠有客，赠帕有人，倘他年鬓发萧条，门前冷落，则莺莺啼于何枝，燕燕栖于何处？故我愿青年姊妹，早自回头，弗贻后悔，则幸甚幸甚。

李伯元于此苦口婆心劝诫青楼姊妹，青楼之地无非聚怨之区，欢乐场中无异人间地狱，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荡子无情恩客反目，及早回头，脱离苦海。李伯元骈文不尚用典，语言典雅，音韵和谐，节奏明快，具有清丽畅达的艺术风格。

李伯元还擅长诗词韵律。族人李锡奇记述李伯元居常州时，某次文友聚会，“李祖年太史（李伯元堂侄——引者注）赋诗，误押十三韵，又被伯元及时指出，合座惊叹”（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李伯元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其中多刊登在他创办的《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上，现今大都散佚，殊为可惜。他对诗歌创作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保存在他创作的《南亭四话》中，既有诗学理论价值，也有历史文献价值。

首先，李伯元论诗主张适性陶情，不废闲情。他说：“诗以适性陶情，风浴咏归，鸢飞鱼跃，活泼泼地，艺也近乎道。盖作者流连光景，无非水月镜花，略不粘皮带骨，何用谫谫拘拘者为？即如巨公一二咏物诗，足见其流风余韵。”（《南亭四话》卷三“月下裁衣诗”）诗言性情，本是老生常谈，无甚新意。李伯元论诗也没有超越适性陶情的传统诗教范围。他感叹的是——后人选定前辈诗集，为维护诗人道学体面，常常删去闲情艳体之作，而保存冗长的应酬之作；在他看来，性理之作固然可喜，而抒发闲情的诗歌更能表现人的真性情，在性理与闲情之间，他主张兼而有之，这样，诗歌才能塑造一个完整真实的诗人精神形象。其次，他论诗讲究寄托，而以成语典故敷佐，成语典故运用得当，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他说：“咏物诗须有寄托，而以书卷敷佐之，二者殆缺一不可。盖寄托所在，恒有千言万语，不得一当者，只须援一故实，为之宛转譬喻，则辞意俱达，省却无数笔墨，岂非快事！若全赖故实而绌于寄托，则如贫儿暴富，现面盎背，无非金银之气，有不为两脚书厨者几希。大兴舒位铁云，能以书卷写其寄托者也，如午日见人家户侧有缚艾作人形者，题曰钟进士，戏为之咏曰：

李伯元《南亭四话》

南山白石老鬼家，一剑绿绣菖蒲花。

三年之艾五日福，风声鹤唳咸驱邪。

为谁蒿目但相视，犹有蓬心遽集止。

褦襶触热到人家，小草出山成进士。

小草句调侃不少，若非成语，又安知其妙耶？”（《南亭四话》卷一“咏物诗”）诗中巧妙运用成语“小草出山”，“小草”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排调》“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小草”与“远志”属一物，其根叫“远志”，叶唤为“小草”，根埋土中为“处”，叶生地上为“出”，这一典故本为讥刺隐士出山做官。舒位看到端午节有人家用艾蒿缚成人形，题名曰“钟进士”，运用“小草出山”典故作诗讥讽热衷功名利禄之人，恰切而深有寄托。李伯元认为运用成语典故贵在剪裁，剪裁恰当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效，他说：“诗家用成语，贵有剪裁，如瓶水斋《寄怀子潇》诗：‘麋鹿何曾恋城市，鸳鸯原不羡神仙。’即‘愿作鸳鸯不羡仙’意，眼前语一经改造，便化臭腐为神奇。又龚定庵‘且买青山且鼾卧，料无富贵逼人来’句，亦佳。”（《南亭四话》卷一“诗有剪裁”）他实际是强调诗人作诗化用前人成语典故，须追求推陈出新之功，“造句造意”；其云：“番禺居梅生山人诗，高警幽深，令人百思不到，人皆谓由黎二樵脱胎而来。其实山人浸淫汉魏，以《文选》树骨，于乐府取神，洪北江所谓造句造意者。”（《南亭四话》卷一“造句造意”）所谓“造句造意”，其实就是黄庭坚提倡的“脱胎换骨”法：“换骨法”是指不改变原作的诗意，而运用新鲜工整的语辞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去提炼更为精彩的诗境；“夺胎法”是窥入体悟原诗的意义而重新加以形容，好像意从己出——这两者均强调要通过学习古人的作品来融化前人陈言旧意，再造新句新意，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目的。

李伯元《南亭四话》卷一至卷四均题名“庄谐诗话”，其间多有记录清代常州乡邦诗人逸闻轶事着，为研究清代常州诗坛保存、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而就诗论角度言，“庄谐诗话”也显示了李伯元知人论诗的诗评特征。如“仲则绮怀诗”一则：“黄仲则集中《绮怀诗》十六首，情文交至，传诵未衰。闻旧时相传之说，谓仲则意中人所适者为四川屏山县知县之子，故诗句云：何须更说蓬山远，一角屏山便不逢。又云：锦江疑在青天上，望断流头尺鲤鱼。又云：忍见青娥绝塞行。是其明证也。其人仅中人姿，故诗中绝不言及态度云。”李伯元在此以清代常州著名诗人黄仲则的个人情感经历，释解其《绮怀诗》，以诗人本事论说诗人作品，佐证有力，解说合理。又如“船山稚存之狂”——

遂宁张船山先生问陶，大学士文端公之孙，性伉爽，胸无城府，书画妙一时，与洪亮吉太史皆为大兴朱文正公门下士。文正好佛，尝于生朝，诸弟子称觞之际，太史袖出一文上寿，文正喜其文，亟命读之。太史抗声朗诵，洋洋千言，多讥佞佛事。诸贵人惊，张独大笑叫绝，文正大怒，坐是沦踬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后以上成亲王书言事下狱，亲友或对之哭，太史口占一绝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闻者皆破涕为笑。赖上圣明，卒得释还。张尝画一鹰赠友人，上题云：奇鹰瞥然来，攫身在高树。风劲乍低头，沉思击何处。可想见二公之风采矣。

此则文字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张船山、洪亮吉的风采与个性。洪亮吉（1746~1809），江苏常州人，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授编修。洪氏为人正直，敢于死谏，因上万言书下狱论死，亲友为之伤心欲绝，他却不以为意，反而劝慰亲友赋诗道：“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这则逸事是真实可信的，有洪亮吉诗歌为证，其狂态可掬，于此可见一斑，性情豪迈、文采风流也在李伯元记述中尽皆显露。

综上所述，作为世家子弟、封建士子的李伯元，其在绘画、书法、篆刻、音乐、戏曲、诗词等诸方面，均具精深造诣与丰厚学养，他拥有传统文化的系统素养，其知识才艺确实出类拔萃。后人赞誉：他“擅制艺、诗赋，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余如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无不触类旁通”（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多才多艺，诗词歌曲，音乐美术，无不精通”（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真实述说。而我们须得强调指出的是：李伯元丰富的文化素养与出色的知识才艺，也为他日后在上海办报及创作小说、并成为近代著名报人和小说家，奠定了坚实的个体文化条件与能力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