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报人：小报鼻祖
（一）迁居沪上
1896年，李伯元正值三十而立，他携老母吴氏、妻子钟氏离开家乡常州，迁居上海。李氏生命最后十年（1896—1906）在上海度过，他编办报刊、写作小说，成为晚清著名报人、小说家。
李伯元因何迁居上海？
1894年至1895年，李伯元颇为伤心劳神。1894年，堂伯李翼清溘然长逝，大家族顿失顶梁柱，向来惠受庇护的李伯元，不得不自谋生路、养家糊口了。李氏家族世代为官，官宦之家，科举仕进自然是子弟们的人生“正途”——这是世家士子被规定了的生命路径，多少青春虚扔在这条路途上，皓首穷经却终生落魄，也有藉此飞黄腾达者，一朝金榜题名，从此衣锦食禄，做了人上人。堂伯李翼清去世后，李伯元实际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他处身在生命的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世家子弟科举仕进之途，还是另谋生计与出路？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无法回避。他已经获取初步的科举功名，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并补廪贡生，虽然其后乡试失败，但科考之路一帆风顺者毕竟稀少，举人考试名落孙山，不至于太过挫顿他的自信，毕竟他还年轻。不过，颇值寻味的是，他对功名仕进的热情渐渐消顿下来，即便李翼清为他捐纳山东“省府经略的功名”，他也无意于此，终未赴任。
李伯元无意功名仕进，与他对晚清官场黑暗、腐败的主体认识紧密相关。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最终惨败于东洋国，被迫议和，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泱泱大国，遭东夷小国肆意凌辱，甲午狼烟，真个是亡国之象！依附于封建帝制庞大躯壳上的封建士子，其敏感的内心世界顿时交织起末世哀情与亡国悲怆，他们对大清朝的忠诚与期望，也在割地赔款的屈辱体验中，被强烈摇撼而渐趋瓦解。
堂伯既殁，自己也年近而立。家族庇护骤然顿失，大清朝廷也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李伯元不想再厕身皇家“体统”内。功名仕途已然不在其思虑之中，他将何以安身立命、养家活口？这是一个问题。在1894年至1895年间，他伤心劳神，得自己作出决定。
就在此时，上海成为他的人生选项。
自1892年至1896年，李伯元在家乡常州生活的时间，约有四年。
常州属古吴地，古名延陵。《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载吴地历史，溯自泰伯、仲雍奔吴，此后，吴地由仲雍之后一脉相承，传至春秋寿梦，“吴始益大，称王”。寿梦有诸樊、余祭、余眛、季札四子，季札贤明，父王寿梦欲立其为王，季札坚辞，只得立长子诸樊理国；诸樊守父丧完毕，想要让位季札，季札再坚辞；诸樊死后，传位其弟余祭，余祭死后，传位给弟弟余眛，“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但余眛死后，“季札让，逃去”。季札先后三次“让国”，为兄弟争弑不顾骨肉的春秋历史，绘写了一笔高风亮节、德化人伦的温情重彩，其道德光华彪炳千秋。“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延陵所在，大部在今常州（含武进）。季札尚德明义，又知礼通乐，司马迁慨而叹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至今常州仍视季札为“人文始祖”。
秦时设会稽郡，延陵隶属之。秦后，延陵曾有毗陵、毗坛、晋陵、常州等名，其建制多为县、郡（州、路、府）治所。清雍正四年（1726）起，常州府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8县，其治地东起苏州府常熟县界苑山，西至镇江府丹阳县界吕城，约有一百九十五里，南自湖州府长兴县垂脚岭，北至扬州府泰兴县扬子江中流，约有二百八十五里，其北依长江，南拥滆湖，东南据太湖一角，襟江带湖，大运河自镇江下，穿常州城区，流向苏州——常州由此获得“八邑名都”“中吴要辅”称号。直至晚清，常州城既为府治所在，也是武进、阳湖两县县治所在。
因为地处长江三角洲，多为平原水乡，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饶，常州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兼以交通、漕运的枢纽，又长期作为州府治所，常州古来文风昌盛，蔚为江南文化重镇。宋代大文豪苏轼曾多次游历常州，最后仙逝于此，常州儒风得其深切熏染。明朝唐荆川，与王慎中、归有光并称为“嘉靖三大家”，领一代风骚之宗师，生于此、死于此。据《明清历科题名碑录》所载统计，清代江苏进士中，常州府人氏占有23.1%而为全省之冠。清季常州文化达及鼎盛，流派涌现，叹为观止：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为晚清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变革思想注入精神种子；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文派”，与“桐城派”分庭抗礼，别开生面；此外，还有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恽南田为代表的“常州画派”，以费伯雄等为代表的孟河医派——正值风云际会，各各争奇斗艳，成就了常州古典文化在封建帝制末期的一时辉煌。
晚清常州开始了近代化历程，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祥地之一。李伯元在家乡常州的四年（1892—1896），适逢这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缓慢近代化之时，而晚清帝国已走向风急雨骤、大厦将倾的不归路。甲午战败，大清国朝野惊悚；《马关条约》签订，更是奇耻大辱。蹲身于江南一隅的秀才李伯元，定然感受到皇朝颠亡的震颤与寒栗。1894年至1895年，确实是李伯元伤心劳神的年头：于家而言，堂伯去世，他再次“失怙”，没有了大家族的庇护与依仗，何以养家糊口？于国而言，大清皇朝危亡在即，身为世家士子，何以安生立命？想来，大清国甲午惨败更加坚定了李伯元“无意”于功名仕进之心。1894年至1895年间，家庭现实问题与国家危亡忧虑，催发了李伯元离开常州、前往上海谋生的意念。
1896年，李伯元为胞妹李淑芳操办婚事，尽其长兄为父的责任；之后，携老母吴氏、妻子钟氏迁居上海。族人李锡奇记述：“伯元在乡至1896年。去上海办报前，为筹办其胞妹淑芳婚事，曾商借吾家女厅一带平屋五间、书房一处供其应用。其妹婚事系念仔（卒于一八九四年）在日许配于同里恽毓巽（光绪癸巳恩科举人，内阁中书）为继室，其时伯元兄妹服制已满，便择吉成亲。伯元借居吾家为期约数月至半年之久，婚事之后，伯元便同老母吴氏及妻钟氏离开吾家赴上海去了。”（李锡奇、魏绍昌《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
李家在常，住青果巷。青果巷里有唐荆川等常州乡贤旧宅，一巷走出半城常州名人，李伯元之后尚有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等，他们均从青果巷走向更广袤的天地，走进辽阔的历史里。1896年的某一天，李伯元走过青石板铺就的青果巷，走出江南古城常州——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他挥别常州之时，也脱卸掉世家士子的“正统”身份，切割开与封建“体统”的切身关联，此后，他依身于大上海市民社会与近代都市文化的世俗场，做了一名卖文为生的职业文人（职业报人、小说家）。即此而言，李伯元挥别常州之际，正是他诀别世代依偎的皇家体制之时，他实则做了一位无奈的“叛逆者”。
因此，李伯元离开常州迁居上海，由江南古城走进近代大都市，这不惟是简单的空间位移，也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此间的深层文化蕴涵在于：中华封建帝制濒亡之际，部分旧式士子游离出原有“体统”，在近代社会变荡与文化转型中，他们流落到大都市，另觅人生与生命的归属。
晚清上海由沿海小县城急速发展为大都市，成为远东经济、文化中心，其迅猛崛起浓缩着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历史逻辑，也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
话还得从1842年说起。这一年8月2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的大清国，于南京（时称江宁）下关江面英旗舰康华丽号上被迫与战胜国大英帝国签下和约，是为后世所称《南京条约》。“条约”共13款，其中第二款规定——“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上海即此而成“对外通商口岸”。一年后，英国政府任命的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及其随员乘英船“麦都萨号”抵达上海，依据《南京条约》与清朝上海地方政府商谈英领事馆选址及上海开埠事宜，并最终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达成协议，与清政府上海道台签订《土地章程》（又称《地皮章程》《租地章程》），其间规定英商在沪可租地范围是：南起洋泾浜，北至李家厂，东起黄浦江，西界暂未定，实际有条小河浜为分划，面积约830亩——此乃近代中国第一块外商居留地，是上海租界的雏形。英租界的设立，引得其他西方列强垂涎、效法；此后，上海又先后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1863年（清同治二年）设定法租界、美租界。
上海租界为中国辟设最早、面积最大的租界地，自1845年设立，至1943年消亡，存世近百年。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直接产物，租界是中华民族近代屈辱的实体表征，其殖民地性质浓缩着东方古国痛苦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作为“国中之国”，租界的社会制度、公共管理及文化构成诸项，表现出与中国封建帝制、中华传统文化迥然有别的异质性，且对“老大帝国”的近代化辐射出强劲的刺激力量与催化效能。租界享有法外治权，实际被赋予区域自治权力，1854年（清咸丰四年）公共租界（英租界与美租界合称）成立的工部局、1866年（清同治五年）法租界成立的公董局，均具有自治组织的性质与功能。租界内华洋杂处，中外交流的普泛性与日常化，于中华传统文化谱系之外萌生并铺延出“海派文化”一脉，且应承近现代中国风云际会而蔚为壮观，引领时潮、风骚。
李伯元自1896年6月迁居上海，至1906年4月病逝，其沪上岁月约有10年光阴。此间可以1901年10月《庚子国变弹词》创作为界，大致分划为前、后两个五年：前五年（ 1896.6—1901.9），他先是主笔《指南报》（1896），而后创办《游戏报》（1897）、《世界繁华报》（1901）；后五年（1901.10—1906.4），他致力于小说创作，并主编《绣像小说》（1903），成为近代小说名家。正是在近代大都会上海租界洋场的特殊文化背景中，李伯元完成了从传统封建士子向近代都市职业文人（报人、小说家）的身份蜕变。
所谓“报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报人称谓，是所有报业从业人员的总称，依据近代中国报业实情，它既包括报馆主人（即出资老板），也包括报馆重要聘员（如主笔、编辑、记者、访员等），还包括辅助人员（校对、翻译员、译电员等），并兼及报刊发售人员（报贩等）；狭义的报人称谓，是指报馆主人和报馆重要聘员（主笔、编辑等）。近代报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与近代中国报业的兴盛，一体而同步。近代中国报业兴起与发展，受惠于多种前因与推力：第一，西学东渐的文化影响，促成近代中国报业在外向借鉴中起步并生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一语中的——近代中国“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第二，维新变法、强国保种的舆论呼吁，促成近代中国报业因应现实需求而兴起、且兴盛。就在《马关条约》签订不久，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双日报《万国公报》；同年11月，他在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将《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于12月正式出版。接着，康氏南下上海，于1896年1月成立上海强学会，并创办机关报《强学报》。南、北两地强学会组织及其两份机关报，均因清廷干涉而于1896年初即被迫解散、终刊，但维新派既藉此聚集了阵营，其办报也成为时风。近代中国报业之兴，事实上肇起于维新变法思潮与运动。1896—1898年间，是近代中国维新思潮与变法运动趋向高涨之际，也是中国报业发展的一个高潮期，“政治家办报”形成一时风气。在此风气裹挟下，大批有封建士子的身份背景、且在西学东渐的时潮中程度不等地接受了新学（西学）的浸润与洗礼的旧式文人投身报业，成为近代报人——秀才出身的李伯元，也在此风气中从家乡常州步都市洋场，在晚清报界别开生面，成为上海“小报界之鼻祖”。
上海四马路（今九江路）
近代报纸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政治性报刊，突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与主张，以《时务报》（报馆总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为代表，实际是维新派的“喉舌”；其二是专业性报刊，如《中国商务报》《农学报》《医学报》等，以传布专业知识为要旨，彰显出西学东渐的学科知识输入流向；其三是消遣性报刊，主要面向近代都市市民社会而以休闲阅读为要义——所谓“小报”，多属此类，《游戏报》《消闲报》可视为典范；其四是地方性报刊，办报立足于某一地域，为区域标志性传媒，如《渝报》《皖报》等。
近代上海报业的兴起与兴盛，是李伯元由传统封建士子转变为都市职业文人的产业背景。他并未成为晚清维新变法运动的风云人物，有别于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知识界上层人士，他是沉落于近代都市市民社会的中下层“新知识人”；而对于“康梁变法”，他也颇不认同——在后来创作的《文明小史》中，他以虚构人物影射康、梁，叙述与描写间刻意讥讽，显见其对维新变法持否定意见。李伯元愤然不满晚清政权自身腐败、对外软弱——这是晚清“新知识界”乃至全民的情感共识，而在其时诸多政治倾向中，他既不认同康、梁一路激进的变法主张，更不赞同以暗杀、爆炸为基本手段的暴力革命；他本人取守渐进改良的变革理路，在《文明小史》第一回中他借姚士广老先生之口，表达“改革之事”须得以“水磨工夫”“潜移默化，断不可操之过急”的主张。他赞同革新，但主张渐进以成，而反对激进变法与暴力革命。
（二）主笔《指南报》
主笔《指南报》，创办《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是李伯元在上海主要的办报实践。如果说，主笔《指南报》是李氏初至沪上的办报历练，那么，自办《游戏报》，继之再办《世界繁华报》，则是他在于沪上报界别看生面的创新。上海“小报”自《游戏报》始，尽管对“小报”的主观评说素有差异，但李伯元筚路蓝缕、“一身独任其艰”的开拓之功，有口皆碑。
1896年6月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指南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为张芷韵，主笔为李伯元。报馆附设在英租界大马路（即今南京东路）《文汇西报》馆内，报纸初期为自办发行，后由《文汇西报》馆代为发行。主笔《指南报》，是李伯元报人生涯的起步。《指南报》究竟何时终刊？今人难以准确断定。祝均宙先生在《李伯元与〈指南报〉》中称其“所见的最后一期是1897年9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同文还引用与《指南报》“同时代的《奇闻报》（德国人鼎普创办国人罗汇川任主笔）1898年3月30日发表的《广开报馆说》”，其间有“孰意《指南报》《华报》《苏海汇报》《华洋报》等或开一年，或开半载，或开数月，均因资本不敷，旋即停刊”（转引自王学均《李伯元年谱》）之语——由此推断，《指南报》终刊当在1897年下半年，其存世时间有一年多。
《指南报》报影
上海图书馆存有《指南报》“第一号”（1896年6月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报名为手写楷体，工整而遒劲；报名下印有——“本馆开设上海英租界大马路东首”，是为告知馆址所在；报名两侧分别为报纸期号、告白价目、西历日期、中历日期等条目。报头之下首版主体部分，右首两行为“恭录电传”，转载朝廷“上谕”条文且置于头条，显然视之为“要闻”，合乎帝制社会的政治实情，同时，也多少显露着办报人内心的“臣民”意识，隐晦表露出李伯元作为旧式士子的精神遗存一面。正版主体部分为“谨献报忱”，文约1300字，性质类于“发刊词”，目的在于昌明办报宗旨。虑及李伯元受聘为《指南报》主笔，“谨献报忱”应该出自其手。该文深得古典骈文精髓，行文多有工整对仗，语言丽而不艳，表述颇有章法，内容夹带歌功颂德、输忠献媚的陈词滥调，显出旧式士子内心愚忠一面，但其要旨是对新闻、报业的主体认知——于此可见李伯元办报宗
上海大马路（今西藏路）老照片
旨，归纳起来，大致有二：一是强调报馆之设与民族—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云“西人惧民隐之不闻，特设报馆，启君蔽，洽民情，原作富强之根本”；二是强调新闻的“直陈”品格，所谓“新闻体例，不遗童谣里谚之词，所见必登，罔废思妇劳人之什”“事求至是，无黜实而蹈虚”“事在直陈，即犯颜而不避”，均表达出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文中，李氏分列论说新闻、报业“其益有六”——“一以采万国之精彩焉”;“二以增朝廷之闻见焉”;“三以扩官场之耳目焉”;“四以开商民之利路焉”;“五以寄寰海之文墨焉”;“六以寓斯民之风化焉”（《指南报》第一号， 1896年6月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李伯元陈述新闻、报业“六益”，骈文体式，洋洋洒洒，铺陈渲染，时显夸张、溢美；但究其实，“六益”之说显示李伯元对新闻、报业社会效用的全面把握，实际概括了新闻、报业在信息交流、社情表达、商业服务、文艺娱乐、道德教化诸方面的社会功效与社会作用。李氏对新闻“直陈”品格（即新闻真实性）的推崇，显见“西学”影响，中国近代新闻、报业的外向借鉴，藉此可略见一斑。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直陈”与“六益”，视为李伯元主笔《指南报》的办报宗旨。这一宗旨体现在其办报实践中，最直接的表现即为《指南报》的版面内容布局。《指南报》就其内容大略可分作新闻与广告两大块，即以第一号为例：新闻内容除上已述及的“恭录电传”外，还有“俄皇加冕”“新轮良法”“英船总数”“搜检日人”“海军蔚起”“香港时疫”“代索台湾”“新轮展期”“禁止华踪”“俄员赴高”“国债”“思患预防”“粤西饥馑”“德员被击详情”“改建书院”“铁路传闻”“轮捐修路”“汉皋茶况”“轮船来沪电讯”“又建钟楼”“沪滨拾零”“红衣人”“打破葫芦”“发落展期”“法捕房琐案”“英廨谳词”“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京报选录”，其涉猎中外时事、社会世情、沪上消息，兼及政治、经济、商贸、军事、司法等诸多方面，新闻内容约占第一号全报篇幅的八分之三。相较而论，广告篇幅显然多于新闻篇目，约占全报八分之五，广告内容以医药类为最多，“广东永和堂梁耀祥精医外科刀伤跌打驳骨续筋取炮弹”“上海棋盘街北首屈臣氏大药房戒洋烟药丸”“上海保寿堂大药房癫狂定心至宝丹”“神手嵌牙”“包愈劳伤立止咳嗽吐血断根膏”“始创各省驰名第一家传百草万病回春膏药”“天下第一灵验耳聋丸”“上海新开大昌药房”“文痴武癫第一圣药”等等，其间更有“天下驰名广东益三堂老铺精制各类经验良方丸散膏丹药酒”一则广告，下列114重药类商品，医药类广告占有全部广告的百分之七十强。其余则有生活类广告，如“裕昆号新到泰西头号各色时新全丝花羽纱”“美孚老牌油”“头号花露水”等；还有教育类广告，如“英文夜馆”“新出石印皇朝古学类编”等。概言之，时事新闻与商业广告，构成《指南报》主干内容。
李伯元究竟何时脱离《指南报》编务？今也存争议。论者多以1897年6月24日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为其脱离《指南报》而另立门户的标志。但祝均宙证引“1897年9月21日《指南报》首版头条，内容为萍乡煤矿彭璪材、文法和签署的《江西萍宜矿务有限公司招股告白》”，内中“称这家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三个招股点：‘上海石路时务报馆汪穰卿、大马路指南报馆李伯元、永安街泰和洋行吴养臣’”，据此推断——“李伯元并不是停了《指南报》后再去办《游戏报》，而是在他仍主持《指南报》的同时又创办了《游戏报》”，“从现存资料看，两报同时发行的重迭时间至少有三个多月。”（转引自王学均《李伯元年谱》）我们认为祝均宙的推断应被采信，因为我们在上海图书馆藏报中查得1897年6月25日《指南报》，其首版上业已赫然可见广告——“採辦江西萍宜礦務利和有限公司招股告白”，其中所列“招股章程股票寄售处”，即列有“上海石路时务报馆汪穰卿、大马路指南报馆李伯元、永安街泰和洋行吴养臣”（《指南报》第三百七十六号， 1897年6月25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即此可知同一则广告至少约有三月之久在《指南报》首版连续刊登；而1897年6月25日，正是李伯元自办报纸《游戏报》面世次日，至少到1897年9月21日，他既自编《游戏报》，又身兼江西萍宜矿务利和有限公司设于上海《指南报》内的“招股章程股票寄售处”的联系人。
（三）创办《游戏报》
1897年6月2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游戏报》问世。这是李伯元自办的报纸，他自称“游戏主人”。1897年6月25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指南报》上，载有广告《代送〈游戏报〉不取分文》，云：“四明游戏主人创行《游戏报》，托本馆代为排印，于昨日为始，送阅三期，至二十八日再行收价。诸君子尚其于酒后茶余日购一纸以消此长昼乎？特此布闻，惟希公鉴。”（《指南报》第三百七十六号）《游戏报》初托《指南报》排印，自然因为创办者李伯元身为《指南报》主笔此层关系；以此观之，李氏创办《游戏报》后，仍有一段时间继续担任《指南报》主笔，当在情理之中。
上引广告称“四明游戏主人创行《游戏报》”，“四明”即为浙江宁波；李伯元为江苏武进人，何以自称“四明游戏主人”?因为《游戏报》实际还有一位创办人——浙江钱塘人袁翔甫（1827—1900前后，名祖志，号枚孙，别署仓山旧主、杨柳楼台主），此人为清代名家袁枚之孙，晚年寓居上海，因追慕其祖南京小仓山随园之风雅，于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胡家宅营建住所，呼为“杨柳楼台”，是沪上文人墨客一处雅集兴会场所，孙家振（1862—1940）《退醒庐笔记》有短文《杨柳楼台》一则记述。《游戏报》创办时袁翔甫已届古稀，年事颇高，精力有限，且名士风流，不擅实务，其为创办者之一，大约就是出资支撑，兼有借重名气一面，而李伯元称“四明游戏主人创行《游戏报》”，则是存意表达对他鼎力相助的一份敬谢，至于一应办报事务，当为李伯元“独任其艰”。
《游戏报》起初由《指南报》代为发售，后在四马路惠福里设馆，至1910年停刊，存世约有13年时间。李伯元于1901年另创《世界繁华报》,《游戏报》即转让他人；故此，其主编《游戏报》实为1897年6月至1901年间，约有四年光景。王学钧在《李伯元年谱》中介绍：“《游戏报》初创刊时，每日两版，两版面积相当于现在对开报纸的半张，广告占头版报纸的三分之一，用中国纸单面印。大体首列一文，中连趣味性新闻，末附诗词杂著，日约三千言。次年七、八月间扩充为4或6版，一度用油光纸印刷，报型狭长，正文占两版，广告占4版，字数增至5千言。编者常将重要来稿，无论体裁是传奇、寓言、诗词，还是序跋、传记、书信，均排在头版，以突出本报有别于它报的文艺性特征”，“1899年，《游戏报》曾重排书版一次，自第1号起，每20日为一册，但没有印全”（王学均《李伯元年谱》）。
假如说主笔《指南报》是李伯元进入上海报界的最初历练，那么，创办《游戏报》则是他开辟“小报”类别的创举。他的同时代人即对他别开生面的办报实践多有褒奖，如友人吴趼人在《李伯元传》中称其——
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踵起而效颦者，无虑十数家，均望尘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趋而不知变哉！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
孙家振则称李氏为“小报界之鼻祖”，“当其橐笔游沪时，沪上报馆祗《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寥寥三四家。李乃独辟蹊径，创《游戏报》于大新街之慧秀里，风气所趋，各小报纷纷蔚起，李顾而乐之。又设《繁华报》，作《官场现形记》说部刊诸报端，购阅者踵相接，是为小报界极盛时代”（孙家振《退醒庐笔记》）。吴、孙均肯定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具有“辟一别裁”、“独辟蹊径”之功，两人并非凭空溢美，其誉确是名副其实。
“小报界之鼻祖”，精当概括了李伯元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地位与贡献。论界公认：1897年6月24日《游戏报》创办，标志着近代“小报”诞生。“小报”之“小”，实具两重含义：一是指报纸篇幅相对较小，二是指报章内容偏向于休闲、消遣——正如李楠所言：
它是指篇幅较小，一般为八开或小于八开的小型报纸，它以消遣性为主旨，内容包括新闻、小说、随笔、游记、小品、新旧体诗词、掌故、影戏舞动态、社会知识和生活话题等。一言以蔽之，小报是休闲性的小型报纸。（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
李伯元创办《游戏报》时，正值晚清维新变法运动趋向高潮之际，其时沪上报纸最引人注目者，当为《时务报》一类鼓说维新主张的“大报”，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以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体”为代表，话题多涉民族、国家，实有宏大叙事品格，显示出强劲的政论风格，一纸风靡，牵动全国舆论。《游戏报》却以“游戏笔墨”勾画都市日常生态面目，表述市民社会的欲望与心愿，实有文化消费属性。“大报”宏大叙事及其政论风格，与“小报”文化消费属性及其游戏笔墨，既是对峙，也是互补，前者有高迈远大的社会抱负，后者也自有其存在价值。正是在面向都市市民社会的办报指向上，李伯元主办《游戏报》具有“辟一别裁”、“独辟蹊径”之功。
查视现存李氏主编《游戏报》的报章内容，除开商业广告外，大致可概括为花界风情、市井风物和艺文风雅三大类——
第一，花界风情。
花界即为妓界别称。《游戏报》创办之初，李伯元即行“花榜”选举，此后又接续推出“武榜”、“叶榜”评选，且多年连续举办，是为晚清沪上名噪一时的“艳榜三科”，李氏本人因此获得“花界提调”的谑称——有关“艳榜三科”，后文将有祥说。除了“艳榜三科”外，李氏主编《游戏报》也多载其他花界人事，花界讯息构成《游戏报》重要的内容板块。如，《游戏报》曾附印“名花小影”，随报出售；且在报纸头版头条处，留下一方位置，以备粘帖名妓小照。以《游戏报》“第四百六十一号”（1898年10月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为例，其头版头条上端花边方框即为小照粘帖处，印有——“小照遗漏望持此报到本馆购布如擦损情形显系揭去概不另补”；小照粘帖处花边方框以下，有诗两首，题为“花丽娟校书将返姑苏赋此赠别即题其玉照”，作者“忏绮生”；小照粘帖处及诗作左侧，为“本馆特白”；再向左，头版中间位置，则为“本报附出名花小影告白”。《游戏报》随报出售沪上名妓（“名花”）小照，报馆自称“贴本甚巨”，外人自然难断其实，但此举分明包藏着用心考量：它事涉妓家、读者与报馆三方，对妓家而言，藉此包装与传播扩大知名度与竞争力；对读者而言，藉此实现某种潜在的观赏欲望；对报馆自身而言，藉此增加报纸的销售量与影响力——一举而有三方利好。
从报纸版面布设看，李伯元将名花小照粘帖及所配诗词置于头版头条（分上下两小块），渐次而设“本馆特白”、“本馆附出名花小影告白”，由此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板块——可谓之“名花小照板块”。其占据头版显要位置，体现出李伯元主办小报对近代都市情色世界的关切，《游戏报》以媒体版面构建都市情色消费空间，其面向都市市民社会的办报立意，即此清晰可辨。随报出售名花小照，实为李伯元及《游戏报》“花榜”选举之余绪，因为小照主人乃“榜上有名”者；又因名花不止一人，此举肯定持续一时，“名花小照板块”占据头版显要位置，该有一个时段。从“名花小照板块”实际内容看，“本馆特白”与“本馆附出名花小影告白”，应该出自李伯元手笔，它们具有报馆广告性质，其面向市民阶层、满足情色消费的商业考量，隐约可辨；小照以下所配诗词，则颇具旧式士大夫艳游气息，上引“忏绮生”题诗两首，即可足见一派才子佳人情怀，旧式士大夫情怀散逸字里行间。
“花榜”人物
从《游戏报》“名花小照板块”可以看出：李伯元办报将近代都市市民情色欲望与旧式士大夫世俗抒怀，交杂融合一处，即此铺陈开一块都市文化空间，其间混和着中国古典性与近代性双重征象与蕴涵；藉此，也可洞见李氏本人承续、染带着深厚的旧式才子气质，作为近代都市职业文人，他具有亦新亦旧的精神特质。
第二，市井风物。
都市市井风物，是《游戏报》报章表现的又一重要内容，并且，也是凸显李伯元“游戏笔墨”的部分。市井，实际是都市最广大的民间社会，是最广泛的都市市民生活背景与人生场景；市井与市民，实为都市民间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李伯元办报既然面向都市市民阶层，他对都市市井的注目，自然在情理之中。
市井自有市井的趣闻故事，它们表现出都市民间社会的生态面貌，具有市井俗趣特征。《游戏报》上多有市井趣闻登载，虑及李伯元既为主办者，其中定有不少出自其手笔。下举“第四百六十一号”上短文一则，以为例释——
失须 前日有乡老某至四马路某茶楼啜茗，倚窗顾盼之际，忽觉发痒，唤匠为之整容。匠奏刀飕飕，竟将其两绺长须全行薙去。某与理说，匠始知误，急购香烛，向之谢罪。乡老嗫嚅曰：“须之去留，尚无要紧，惟我儿孙满堂，今日好好带须而出，忽然弃须而返，抵家时殊觉赧颜相见尔！”余谓如此老者，应改贺监“少小离家老大回”一诗以赠之。
乡老整容，剃头师傅不慎将其长须一并刮去，“急购香烛，向之谢罪”，是为民间社会赔礼风俗。乡老云“儿孙满堂”“弃须而返，抵家时殊觉赧颜相见”，其“失须”之忧在于有失长者体面，胡须在家族体统中的象征蕴涵隐约可见。结尾改用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以赠之”，读者自会吟出——“老大离家少小回”，会心而莞然一笑。“整容”而“失须”，是一笑；“失须”而恐有失长者体面，又一笑；改诗而作“老大离家少小回”，则是三笑——一则“整容失须”的市井小事，《游戏报》叙来节节生趣，其对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描述，的确有滋有味。
戏谑与揶揄，是《游戏报》“游戏笔墨”的基本特征，它有别于辛辣讽刺与急疾批判，而表现为幽默笑谈与委婉讽喻，其间包含着某些道德教化的寓意。如“第六百五十五号”（1899年4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有一则消息——《阿爹放火》:
某甲某洋行买办，家道殷实，所谓“暴发户”也，惟年逾大衍，膝前只一子，年甫八龄。某夫妇钟爱特甚，讵此子性情顽劣，稍不如意则啼哭不缀，甚至抛碗掷盏。父母图其安逸，千依百顺，不敢稍忤其意。一日，携儿至戏院观剧，儿见台上放烟火，儿喜不自禁，归家后时欲看放烟火，无则通夜啼哭。乃父不得已，自用松香研末，在客堂中放之，以卜儿欢。嗣后，凡儿啼哭，则曰：“待阿爹放火汝看！”每晚必须放火后方能安寝。某晚十点钟，正当放火之时，不意用力过大，抛掷太高，松香溅于洋灯之上，轰然而起，火势甚猛，霎时四壁字画一律燃着，板壁也焦，顷刻间满屋皆火，几不可收拾，幸未穿顶，经街坊帮同救灭。虽属不幸中之大幸，然毁坏实物所值甚巨。特录之，以为姑息溺爱者戒！
这则报道叙说一对夫妻对儿子“千依百顺”“姑息溺爱”，以致小儿每晚必放烟火“方能安寝”，终于有一天酿成火害，“毁坏实物所值甚巨”。这个“溺爱成害”故事，关涉父母教子，李伯元实录其事后，“卒章显其志”，点明记叙用意——“以为姑息溺爱者戒”，其报道的教化意义即此彰显。
客观而论，李伯元编办《游戏报》，确有藉借市井趣闻、花界人事吸引“眼球”与“围观”之意，某些报章内容染带庸俗弊病，而李氏有意用“游戏笔墨”渲染之。如李氏曾作《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一文载于报端，记写当时沪上名妓林黛玉、陆兰芬席上相互讥嘲，两人“年既相若，色艺亦堪匹敌”，只因争风吃醋而“隐言讥刺，大相龃龉”；之后，李氏又接连有“论”两篇刊于《游戏报》，原无题名，后人分别缀以——《游戏主人答客论林黛玉、陆兰芬两校书之龃龉》、《游戏主人论林黛玉、陆兰芬两校书之龃龉》。
李伯元叙述有意闪烁其词、隐约其事，半掩半露、半含半吐，既口称“文字贵含蓄而有味，一经道破，则意趣索然矣”，又发论：
大凡情之所切，刻不能忘，见有夺其情者，口虽不欲言，而心不得禁之。且林、陆两人俱系绝世聪明，一则借客发挥，一则执物譬喻。因情生妒，因妒生趣，趣人趣事，固非林、陆二人不能有也。（李伯元《游戏主人答客论林黛玉、陆兰芬两校书之龃龉》）
视“妒”为“趣”，实为将肉麻当有趣。李伯元叙论“文字”虽属“含蓄”，用意却在渲染，作者“犹抱琵琶半遮脸”，是要读者“众里寻他千百度”。不过，若要说李伯元记事、论人全然没有道德考量，倒也未必，其说林、陆“龃龉”，也有劝善意思：
林、陆同堕风尘，以色艺事人，暮楚朝秦，不能自主，已属红颜薄命，落花流水，允宜概付达观。（李伯元《游戏主人论林黛玉、陆兰芬两校书之龃龉》）
既妙炒“风流公案”，藉以卖趣，又不忘加以良善劝解——李伯元叙述显然欲求在市井俗趣与道德劝惩之间，维系一种意义平衡，既有趣，又有德，力图在市井趣闻中体现教化蕴涵。
第三，艺文风雅。
我们在前述《游戏报》“名花小照板块”中，已然略见其所载诗词创作情貌。《游戏报》刊载的诗、词、曲，多为李伯元及其友人间的唱和之作，他们大都具有旧式士子的身份背景与人生经历，其作除自我感怀外，内容集中于花界品鉴——即对沪上妓女的品评及夸美。即今可见李伯元本人所作《赠金小宝词史》，诗云——
兼金身价岂寻常，玉尺当前细较量。
若向风前比颜色，可知不让画眉张。
一首七绝，赞美了沪上名妓金小宝的身段（“玉尺当前细较量”）、姿色（“若向风前比颜色”）、才艺（“可知不让画眉张”），巧用其姓（金）而誉其“兼金身价岂寻常”，夸美之立意昭然若揭。笔者所见《游戏报》“第六百八十六号”（1899年5月2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上载有套曲《题叶曲·谨呈游戏主人暨病红词长拍政并祈赐和》，作者为“西湖大怪”，其中有——
【梧桐树】宁为史凰奴，莫作商人妇。听说浓荫绿遍、江南路，眉痕淡若无，声气浑如吐。瘦燕肥环，毕竟难为主。把名儿好排入、群芳谱。
【南楼月】忆栏杆外几度扶，幅幅鸳衾玉手铺。唤茶更有红鹦鹉，向廉前挽个小鸟雏，唱曲好吴歌。
《游戏报》上此类诗词曲，显然具有“艳词”特色，这既与李伯元办报切近花界趋向一致，也反映出其时寄寓上海的旧式士子承传而来的一份旧式才子气，其在十里洋场的新背景里，铺陈出几节“声气浑如吐”的轻吟，也是古典文学—文化在步履沉重的近代化行程，拖拉出一缕袅袅余音。
《游戏报》上另有一类论艺文，内容为艺术品鉴，具有文艺赏析、文艺批评的属性。此类文章多未署名，该出自李伯元之手。如《论画理》一文，开首即言：“宋宣和中以画取士，理胜者为上，法胜者次之，笔胜者次之。盖理、法、笔三者必一一兼到，方可谓之佳构。而‘理’之一字，其义甚微，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不易言也。”其下以“万绿丛中红一点”为例展开论说，继之概括：“‘理’之一字，其难如此。夫理可虚可实，在有形无形之间，令人寻味，方为至理。倘胶柱鼓瑟，则不可与言矣。”且由作画延伸开去：“凡人作画，必先明理，推而至于一切事，何在不以理为重哉？”从论画理演绎至论一切事理，约5百字篇幅，线脉清晰而说理精要，显示作者对绘画艺术的深度体悟。
《品箫》则表现出作者的音乐素养，他在列举“箫之制”（即制式及品种）后，评曰：“凡箫，宜以竹为之，而好奇者，或制钢箫，或制铁箫，或制玉石箫，然余谓皆不如竹之自然生籁。”而在介绍“贵州平溪郑氏”之“平箫”制作法后，作者于文末慨然叹曰：
凡箫宜瘦不宜粗。其吹法，气粗则声大而滞，气缓则声哑而散，吹嘘匀则声雅而澹。余少好音律，近年因哀乐所感，不事久矣。而每携袱出门，必带平箫一管，于清风明月之夕，静坐吹一曲，觉心平而气和。因作《品箫》一篇，以质世之知音者。
对竹箫“自然生籁”的认知，对平箫“音律极准”的赞誉，以及“吹嘘匀则声雅而澹”的艺术感悟，在表现出作者对箫之乐理的深湛释解与把握。此外，再如《琵琶说》一文，李伯元简要交代琵琶由来：“琵琶本出自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又名枇杷，亦名批把。”继而勾勒其古今流变：“勾栏中唱小曲，非琵琶不宜。近时专尚西皮二簧，以胡琴合之，调响音高，琵琶几同废置。”转而叙及其时沪上“小如意校书”精于琵琶弹奏，李氏着意调用排比、比譬等修辞方法，形容“其手法之娴熟，左右高下之无不如意”。对绘画、音乐等不同艺术门类的精要论说，一方面表现出李伯元本人拥有精深的艺术素养，另一方面也使其所编办的《游戏报》具备艺术品鉴的风雅内容，由此彰显出“小报”的文艺性特征。
《碰和解》《叩头虫传》《饭桶传》《摊官传》《庸医传》《游民传》《说鬼》等“谐文”，举类譬解有寓言特性，幽默嘲讽具杂文特质，简练勾画显小品特征，其文体兼备寓言、杂文、小品文风采，内容则为社会世象描摹与讽刺，既具有彰著的文学性，又于世态白描中表现出近代“国民性批判”蕴涵。前文叙及，李伯元称《游戏报》“举一桩事取一种人以供其发挥，而肆其议论”、“假游戏之作，以隐寓劝惩”、“本报纪叙，寓言也，亦巽言也”；此层良苦用心，“谐文”一类最能证实。谨录《碰和解》（“第七百三十四号”，1899年7月12日），以作例释——
碰和解
客有约游戏主人至妓院碰和者，主人曰：“子知碰和有说乎？”客曰：“碰和者，叉麻雀耳，何说之有？”
主人曰：“否，否。居，吴语汝。和者讲和也。礼之用，和为贵，故中华偶被外国一碰，便尔讲和。自春秋魏绛和戎，一脉相传，以迄今日。牌中有东、南、西、北、中、发、白板，俱各有解。东为日本，北为俄罗斯，西南为欧美诸强国，眈眈环伺，各据一方，故碰和者以得东南西北风为坐将。至中风为公将者，犹之中国土地任人坐索，任人瓜分，皆视为公共之物。中国既为公共之物，由是而通商，而贸易，有不发财者盖鲜，故受之以发风。其所发财，由坐索瓜分而得，皆曰来财，故殿之以白板。终焉一万二万至九万者，赔款之数也。毁一教堂，赔银若干；毙一教士，赔银若干，其款皆动以万计。九者极数也。至偿至二百兆，当亦造牌时所不及料，以为他日决不到此地步，故付阙如。索者，索地之谓。一索不得再索，再索不得三索，索之八九，索仍不得，势必至下哀的美敦书而后已。筒者，订合同也。借国债有合同，偿赔款有合同，开口岸有合同，辟租界有合同，余如造铁路、收关税、制船械、请教习、办矿务亦莫不各有合同。数百年后，中国不特有立和约的世家，且将开订合同的宗派。凡我同人，皆不可不讲究，以为他日延献之资，故碰和虽小事，而实有绝大关系存乎其中，特不足为四马路各堂子碰和客人道耳。”
以“碰和”（“叉麻雀”）这一本土“国粹”，喻解其时列强欺凌、四面“求和”的中华危局，李伯元巧借日常生活事象，譬析民族、国家大势，戏说之间表述着深切的家国忧怀。并且，在他笔下，“碰和”这桩日常“小事”，不惟喻指被迫向外“求和”（“订合同”）的大清时势，也隐约指向国人深潜于内的委屈求和、以至麻木不仁的心理定势。李伯元在国人日常生活中喜好“碰和”，与国家对外交涉中一“碰”即“和”两者之间，发见内在的心理—逻辑关联，他以国人喜“碰和”戏喻国家好“求和”，其间伏隐着查究民族性的深长意味。即此而言，李氏的“游戏笔墨”确有其深沉“寄寓”。
我们将《游戏报》所载诗词曲创作、论艺文及“偕文”，归于一类，这是该报最具文艺特色的部分，也突出、彰显李伯元主办“小报”的文艺性特征。而就其具体内容论，这一部分既表现出李氏风流蕴藉的旧才子气，显示出他身上旧式士子的某种精神气质，又表现出他深厚的艺术素养与艺术功底，且其“游戏笔墨”中透显出对社会世情的关注、对民族—国家的关切，又隐约可辨近代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特征。
我们将《游戏报》报章内容，概括为花界风情、市井风物和艺文风雅三大类，而贯穿其间的基本报章风格则是“游戏笔墨”。李伯元自述“《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李伯元《论〈游戏报〉之本意》），言下之意是指——“游戏”之名，具有西学背景。欧阳健指出：“《游戏报》的命名，显然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启发（早在在乡之日，李伯元就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西方文化对他必然有所影响）”（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游戏说”首倡者为康德，他将文艺的起源与本质归结为人类的“游戏”本能，“游戏没有别的企图，只是叫人忘怀于时间的流逝”，而“快适的艺术是单纯以享受做它的目的”（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它源于人类“游戏”冲动、且与之具有同质性。“李伯元是从哪里接受到‘游戏说’的理论，现在还无从寻绎”（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李伯元借“游戏”一词作报名，或许是取它的愉悦蕴涵，表明该报具备阅读快感的表述风格。不过，必得注意的是：李伯元所谓“游戏笔墨”，在追求表述风格愉悦性的同时，还强调表述主题的教谕性；因此，它“与西方‘单纯以享受’为目的的‘游戏说’，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文而谲谏’的成分”（欧阳健《晚清小说史》）。
《游戏报》“一纸风行，中外称颂”。但李伯元的“游戏笔墨”是一种“软性文字”，其内容又“大抵记叙官场的笑柄、社会的趣事，以及歌楼舞榭、茶肆酒馆的新闻”（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因此，也着实招引来不少贬议、甚或攻讦，其间多有对其道德立场的诟病。为此，他特作《论〈游戏报〉之本意》（“第六十三号”）以回应，申言：“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也觉世之一道也”，“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意取其浅，言取其俚，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虽系诙谐，仍必事事核实，偶有传闻异词，次日必为更正，兢兢焉惟恐不足取信于人”。概言之，其在声明：一、游戏文字也“事事核实”，务求新闻的真实性；二、游戏文字“意浅”“言俚”，适于大众观览，具有表达的通俗性；三、游戏文字“隐寓劝惩”，为“觉世之一道”，自有主题的隐喻性。而在《游戏报》“第一百四十九号”上，李伯元又作《论本报之不合时宜》，再次申说：“本馆命名游戏，不混淆黑白，不议论是非，语涉诙谐，意存惩劝”，“本馆以文字玩世，实借以醒世”。李伯元曾在《游戏报》辟“论说”一栏，且以此“冠首”，其中文章多为都市世态人事叙描，用意则在讽喻。有“好事者”观之常对号入座，称“此为某人解嘲也”“此为某人写照也”；对此，李氏驳解：“文章寓言，比事居多，乃文人游戏之作，并不必确有所指”。又在《记本报开创以来情形》中告白：“本报实寓意劝惩，要不能不举一桩事取一种人以供其发挥，而肆其议论”；在《论本报多寓言》中直截告示：“以嬉笑怒骂之辞，备兴观劝惩之旨，庄谐齐语，半属寓言。作如是观，不无足取。此本报所由作也”，“本报纪叙，寓言也，亦巽言也”。李伯元再三强调的，是他的“游戏笔墨”包含着“劝善惩恶”的道德态度。
（四）再办《繁华报》
李伯元自称《游戏报》创办之后，“一纸风行，中外称颂”。其友吴趼人为他作传时也说：《游戏报》面世后，“踵起而效颦者，无虑十数家，均望尘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趋而不知变哉！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吴趼人《李伯元传》）。
《繁华报》即为《世界繁华报》之简称。这是李伯元创办的第二份“小报”，创刊时间为1901年5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行世约十年之久，至1910年3月13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三日）停刊；李伯元主持该报事务约五年，即自创办时至1906年4月撒手仙逝。该报正式面世前，曾在《同文消闲报》上登载《新出〈世界繁华报〉章程》，标列栏目及其内容，实际是创刊广告，兼有征稿意图，转录如下——
新出《世界繁华报》章程
一、 商艺投标格
凡人有一艺之长，或新开店号，恐无人知，可购本报一张，自将节略填入此格内，裁下封寄本馆，次日登报，大众皆知。
二、观剧品评格
诸君观剧，如有赏识，或别有评论，不妨填入此格，封寄本馆，次日登报。
三、看花荐格
本馆选举后四金刚，又特开花榜，或为情人赏识，欲为揄扬，均请填明此格内寄交本馆，次日登报。
四、引子、评林、讽林
或诗或词不拘一格，或讥弹时事，或讽刺世人，俚言俗语凑集成文，聊博阅者一粲。
五、本馆论说
各体咸备，不拘一格。
六、 时事嘻谈、滑稽新语、最新电报、翻译新闻、紧要新闻。
每项新闻数则，另有子目，靡不生面别开，引人发噱。间有寓意，识者自知。
七、 花国要闻
专载花丛紧要新闻、花丛掌故，如新订设官大考各章程、香国纶音、授职考试，均以官样文章出之。另有海上看花记、侍儿小名录等名目，随时改易，不能悉载。
八、 梨园要闻
如遇新戏新角，本馆信息最灵。海上名伶记、观剧闲评，以上三项，轮流记载。
九、书场顾曲、茶楼茗战、酒楼题壁、游园新闻、烟室清谈、番菜馆食谱、花果时价。
以上九项轮流登报。
十、 幺凤清声、山梁寄兴
专记幺二、雏妓之事。
十一、 租界行名录
十二、海上群芳姓字、里居录与行名录
分双、单日轮流登报。
十三、来函照登
仍分商艺投标、观剧品评、看花荐格等数门，而殿以山梁荐函。
十四、梨园日报
本日日夜戏目，某人演某戏，分载甚详。
十五、艺苑杂刊
诗词杂著得暇即登。
十六、花丛告白
颇多可笑之处，山梁花榜荐格、商号告白。
本报花样翻新，不名一格，逐日更换，层出不穷，兹特举大略以告同人。
另有本馆自撰小说等类，名目繁多，得暇即录，并此附闻。
本馆附启：
本埠收信、售报处：望平街新闻报馆北首文翰斋刻字铺、大马路亿鑫里本馆、大马路同安茶居，又易安茶居、四马路福安茶居。
本报每七日石印一册出售。第一册三十日出售，并附送花莺莺、花桂香小照。特此预布。
李伯元既为《世界繁华报》创办者，此份《章程》应该出自其手。《章程》显示：李氏主办该报，其聚焦点与落脚点一如《游戏报》，在于都市民间社会（市民社会）,“花国”（即“花界”“妓界”）与“梨园”是其关注重心所在，其余兼涉时事新闻、社会评论、商业广告等。可以说，市民性与文艺性，是李伯元主办《世界繁华报》的基本取向，也构成该报的基本特质。而从《章程》标举栏目的说明看，其所言“讥弹时事”“讽刺世人”“引人发噱”“间有寓意”等，则昭示着“游戏笔墨”的书写风格。不过，若据此而断定《世界繁华报》的办报宗旨与《游戏报》“本意”之翻版，则是一种偏识。早在戊戌变法后，李伯元在给时任新加坡《天南新报》主编的友人邱炜萲的信函中，就说：“海内外日报诸家，足以令人服善者，惟天津《国闻报》为最，次则新嘉坡之《天南新报》，为其首持公论，力任开化，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也。此外，香港《华字日报》亦堪引为同论。”（李伯元《致邱菽园》）在对同行的赞誉中，李伯元表述出了自家的办报信念，其所谓“首持公论，力任开化”，是从正面立论而认定办报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所谓“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则由反面立论而明辨报人的操守与品性。由此可见，李伯元在办报实践中对报人的人格定位、报纸的社会功效，业已有更深化、更明确的主体认知，其办报宗旨已然包含对报纸的社会功能的更切实的考量。而审视《世界繁华报》报名，其“世界”“繁华”的词汇运用，则分明表示着更开阔、也更具有时代性的办报立意。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报人李伯元对民族—国家的忧戚愈益深重，对办报的社会责任也愈益明晰。
《世界繁华报》的“滑稽新语”“时事嘻谈”栏目，其叙述与《游戏报》一脉相承，最具“游戏笔墨”特色，但社会批判的寓意则有所增强。“滑稽新语”多记写都市社会趣事趣闻，以幽默故事博人一笑，也籍此表现出都市民间世态与风情；如“第一百七十六号”（1901年9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上，该栏目载：
一人素诙谐，尝赴亲串家□主人无涓滴量而强客尽醴，□之甚苦。客有面红耳赤□几而卧者，有解衣磅礴挥汗如雨者，有呕吐狼藉冥然罔觉者，而主人杯中固空空如也。其人因正色曰：“你今日做尽了一桩事体。”主人愕然问故，其人曰：“你为何自己不斟酌斟酌？”
客人之醉态与主人之用心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比照，作者以白描手法活画出酒席图象，其书写具有“浮世绘”的表现效力，临末一句“斟酌斟酌”，既指饮酒这件实事，也警示主人反省自己为人，妙用“斟酌”，话带双关，语尽意幽，诙谐之中自有机智与警策。至于“时事嘻谈”栏目，“第一百七十六号”（1901年9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上该栏目为“樊介肝三则”，择其两则，转载如下——
樊权力甚大，在搢绅中夔然居首，无炙沆者。罪魁荣铨一案，樊唆使之力居多。今荣已远戍辽阳，锒铛就道矣，而樊安然无恙，所谓有幸有不幸者是也。闻樊因此案四处迎逢，几费三万余金，有某某者能以一言致人祸福，乃多与结纳，□遗丰腆□出侍姬以共奉之，唯恐不得其欢心。有一子拜其门下，而每夜密令入西文塾读书，为将来脱面顽固□名目地步。不可谓煞费苦心也。
所设乩坛□为人疗疾病，求治者踵接于门，所判之药多可骇者。某岁，有一妇□恶漏，乩□用红花三钱，妇服之成血崩，立毙。忍心害理一至于此，而入犹奉之若神明，冤乎不冤？
樊为晚清重臣，以上两则报道一从荣铨案揭见其阴险、阿谀，二由扶乩疗疾显出他草菅人命，简练记事凸现人物个性，叙述表现出揶揄、讥讽与愤激，而李伯元对晚清官员恶德丑行的揭露与批判，更其深切而锐利，“游戏笔墨”中包含更沉重的时代性“寓意”。
就反映社会生活言，《世界繁华报》较之《游戏报》，对梨园书场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与关注，有“菊部要志”专栏等专载梨园书场讯息兼及评说。如“第一百七十六号”（1901年9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菊部要志”载新闻两则：一为短讯，“著名青衫登台”，云“北京著名青衫子孙怡云已由天仙聘定，客串七天，准念九日登台演《宇宙峯》，二十日《玉堂春》，念一日《桑园会》”；一为综合报道，“记各园生意大略”，其主体部分为——
今年上海各梨园生意叫往年为出色。天仙六月未令各伶帮忙已司见获利之厚。丹桂在于六月获有赢余，一千数百元入□月余。每逢礼拜六礼拜等日，天仙丹桂春仙三家必卖至二百左右，不能以一日短长区分优绌也。春仙力争上游，不惜重金聘请名角，故虽生意蒸蒸而园主人则无所沾染，不过博得名气好听而已。至桂仙小叫天未到时，正厅只卖一角五分，亏折之巨，颇为岌岌，幸小叫天登台，三十二日卖洋万余元，始资碍补。迨小叫天去后，仍跌为二角；至中秋前一日，仅卖洋十六元有零。十五日，朱素云上台，卖至二百八十九元，看客大半为雨所阻，未能卖足，谈者全以为应然，此二百数十元实皆为素云来也。设使素云不登台，十五日虽系节日亦不过卖至四五十元，倘欲再多，恐也未必。春仙同日孙菊仙登台，居然卖到五百余元，该园有李春来、白文奎一班名角，礼拜日本可卖到二百数十元，菊仙登台多卖三百元左右，是日也吃亏阴雨，否则六七百元之数亦不难立致也。小生一行海上本不考究，能得此数已非易易，尚何不足之有哉？
此文概述上海著名梨园其时生意境况、收入大略，由此而呈现沪上梨园经济即时情状，展示出沪上梨园产业生态面貌。总括上述内容，可见：《世界繁华报》所载梨园书场新闻，既报道梨园演讯，又记叙梨园人事，也兼涉梨园经济，其纪录表现出上世纪初上海都市文化生活的世俗情貌及都市文化产业的运作景象，也体现出李伯元办报市民性与文艺性交融结合的内在理念与特质。
前引《新出〈世界繁华报〉章程》，末尾处李伯元特加附言——“另有本馆自撰小说等类，名目繁多，得暇即录，并此附闻”，特意以“小说”作招引。其实，李氏此前主办《游戏报》，即刊载小说，据陈大康先生所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记载：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97年6月24日）,“李宝嘉于上海创办《游戏报》，该报曾刊载《饿鬼道》《瞎死了哥》，撰人不详”。当然，李氏主办《游戏报》时，其所刊小说最富盛名者，当为《海天鸿雪记》。《游戏报》“第七百四十四号”（1899年7月22日）登有广告《〈海天鸿雪记〉按期出售》，内称：“是书为浙中二春居士所著。居士曾为沪上愚公，迨中年丝竹，哀乐伤神，回首前尘，胜游如梦，于是追忆坠欢，以吴语润饰成书。生花妙笔，令阅者恍历欢场徵歌选舞。原书仅成半部，本馆以重赀乞得，并函致居士足成之。兹先按期排印，逢一、六出书。”（转引自《李伯元全集》）1899年7月28日《游戏报》“第七百五十号”载“本馆告白”——《今日随报附送〈海天鸿雪记〉不取分文》，即日附载《海天鸿雪记》第一期，此后月出六期，计有二十回，署名“二春居士编，南亭亭长评”，“二春居士”今难考其详，“南亭亭长”即为李伯元别号。
假如说李伯元主办《游戏报》已然开始刊载小说，那么，其创办《世界繁华报》则明确将小说刊载作为报纸编办体例与内容构成，其《章程》中以小说作招引即为显证。《世界繁华报》曾连载李伯元自撰弹词小说《庚子国变弹词》（1901年10月至1902年10月）、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1903年4月至1905年6月）和吴趼人的长篇小说《糊涂世界》（1906年）等；这些小说均先在《世界繁华报》报连载，后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发售单行本。其中《官场现形记》日后被鲁迅视为“谴责小说”的重要代表，也被世人普遍目为李伯元主要代表作，它是“边写边连载”的，“每写完十二回便汇集成书，出版单行本”，“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办报人连载小说的写作、发表及出版单行本的方式”（王学钧《李伯元年谱》）。正因为李伯元拥有自撰小说及在报纸编办连载小说的成功实践，1903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半月刊《绣像小说》时，他即被聘为这份小说专刊的主编。
（五）文人交游
报人既以报业安身立命，报人活动的基本立足点即为办报。报人围绕办报而组织的社会事务、展开的公共交往，均属报人活动。报人社会活动具有业务活动性质，又以广泛的社会联络作经纬，因此具有公共活动属性。而由于办报宗旨、报纸倾向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报馆的报人之间、同一报馆的不同报人之间，其活动也呈现出群体差异与个体差异。考察报人社会活动，可从其社会交往中见出其生活内容与个性特征，并从其生命行程中见出其人生向度与作为。
李伯元的社会活动，集中于“三界”——报界、花界与文界。作为报人，李氏在沪办报自然不能不与报界同人交流、来往；其办“小报”既以妓界为重要的报道对象，花界交往便不能不成为他的重要生活内容；李氏的文艺爱好及文艺特长，又使其在沪上得以结交一批文人雅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以文会友，时行雅集，相互唱和，俱得风流。当然，察视李伯元社会交往实际情形，其“三界”交际实有交叉部分：报界同人中未尝没有文界友人，而同人聚会与文友雅集又时常在风月场中，风流、风雅与风情交汇一处。虑及李伯元的报界同仁与文界友人具有相当的交叉性与重叠性，我们即以文人交游概括其报界与文界交往圈。以下分别从文人交游、花界事务两方面，分叙李伯元作为报人在沪上的活动。
汪康年像
1.同行交往
查点李伯元报界同行交往实情，如下一些人事不能不叙及——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即今杭州）人，清光绪二十年（1892年）进士。汪氏曾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先后任自强书院教习、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并参与张氏兴办洋务事宜；大清甲午战败后，感愤于中华危难时局，赞同、支持康、梁主张，力倡变法图强。从赞同洋务到认同维新，是汪康年心路历程的基本轨迹，其变法思想较之康、梁的激进主张相对保守。1895年11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这是以变法为号召的、带有政治性质的团体；次年1月，康氏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组织，汪康年受其邀而抵沪，主持会务。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任报馆总理，梁启超为主笔。
汪氏在沪期间，与同为海上报人的李伯元有了交集。今存李伯元给汪康年书信一封，可为两人交往的一则佐证：
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
穰卿先生大人阁下：久未晤教，念甚。送上户部奏议稿一，办理温、台土药情形□一，又章程五条，系家兄嘱转送呈，请酌赐刊入贵报为幸。专此敬请台安。
小弟李宝嘉顿首
李伯元在信中说明递送文稿、拜托汪康年“刊入贵报”，此间“户部奏议稿一”“章程五条”之所指，今已无法考究其实；“办理温、台土药情形”，猜想可能事涉商业广告；“系家兄嘱转送呈”，表明所托中有其家兄（当为堂兄）拜托之事。以私事相托，可见李、汪两人交情并非泛泛。颇值注意的是：李氏办报面向都市市民阶层，且报馆自负盈亏，其经营“小报”为典型的商业报纸；汪氏办报则既有政治团体背景，又具彰著的政治倾向，且曾得助于开明封疆大吏（张之洞），其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而以维新宣传为要务。因此，李、汪两人虽同为晚清报人共处沪上，但他们办报的主体诉求与基本宗旨有别，其报纸社会属性及意识倾向有异。并且，进士出身的汪康年乃社会名流，享有广泛社会声誉，而“小报”主人李伯元则是以文字谋生的都市职业文人，栖身于都市市民社会。不过，李、汪两人私交确为不浅，推究原委，或许与其社会识见接近有关：汪氏在维新派中思想倾向于保守，而李氏则秉持渐进改良的社会主张。
身为晚清主流报刊总管的汪康年，其对李伯元所办“小报”，倒是目有关注、心存留意，以致在1926年面世的《汪穰卿笔记》中，他依旧记载下十多年前在《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上读到的两则消息——
汪康年山水画
前十余年，上海初出《游戏报》，载居民拾得路人巾裹，守候其人回付之，裹中大有银钞，其人谢之，不取也。已而有天主教之西人见此事，亟函《游戏报》馆主笔，问其人地所在，且曰：“此等事在吾国必大宣传，大小报纸必皆登载，人人称颂。乃贵国如此寂寞，仅见贵报，亦不详其名，何中西风俗之不同如此？”
又庚子有自北省逃至上海之难民女，至大马路南诚信烟室，向烟民乞钱。一客与之独多，次日亦然，且与之有戏色，女端然曰：“客无然，吾今虽乞，吾良家也。客惠我甚感，若竟别有在，请反前赐。”客悚然止，此事见《繁华报》。余惊异，欲遣人物色之，迁延不果。合上二事观之，则吾国好善心之淡漠，良可异也。
吴趼人像
由此看来，李伯元主编的《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是汪康年长年观览且用心留意的读物。吴趼人（1867—1910），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别号我佛山人，晚清报刊编辑，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与李伯元同年，其个人经历与李氏也颇多相似，他同样出身于官宦世家，17岁丧父，家道中落，18岁时（1883）即由老家广东南海抵沪谋生，曾做茶馆伙计、江南织造局翻译馆抄写员。1897年11月，英商《字林沪报》出版“附刊”《消闲报》，吴趼人受聘，后为主编，从此步入上海报界，先后主持过《采风报》、《寓言报》等沪上“小报”。李、吴两人后来均成为晚清著名小说家、小说编辑，分别主编《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两种刊物同被后人列入晚清“四大小说名刊”，两人的小说创作同为晚清小说高潮之标志性成就，其各自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被鲁迅视作“谴责小说”代表。
吴、李两人身世、经历颇多类似，他们均由官宦子弟、封建士子转化而为近代都市职业文人；而相近的社会认知与处世态度，则是他们交往既多、交情且深的更重要原委。有一事可引以为证：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因“开经济特科，破格求才”（转引自王学钧编著《李伯元年谱》）——这是特设的考试取士科目，在原有科举制度的情况下，另行选拔六种人才，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军布政和驾驶测量）、格物（中西算术和声光化电诸学）和考工（名物象数和制造工程），通称经济特科，考试内容为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其旨在于选拔有一技之长的实用人才。李伯元、吴趼人同入被荐之列，保荐人为曾国藩之孙、光禄寺卿曾广汉。两位被荐人对此的回应，可谓不约而同：李伯元“谢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吴趼人《李伯元传》），吴趼人则以“与物无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故舍之以图自适”（李葭荣《我佛山人传》）为由谢绝。经济特科考试遭到朝廷守旧派人物的反对，御史周少朴（名树谟）闻讯李伯元被保，旋即上书，以“文字轻佻，接近优伶”予以弹劾；李伯元闻之，“笑曰：是乃真知我者。”（吴趼人《李伯元传》）对大清官场的清醒认识、对大清前途的深深失望，是吴、李不愿出仕的内在原因，也是他们成为晚清社会批判小说家的主体因由，两人同辞清廷经济特科保荐，实为晚清沪上报界与文坛的一则佳话。
李伯元临终时吴趼人毁据消债，是晚清报界、文坛的又一佳话。据吴氏友人许啸天叙说——
我的老友吴趼人先生，他是一位道德完全、肝胆照人的义士！……他有一位穷朋友，向他借了几百元钱，写了一张借票。后来那位朋友害病快死了，自己打量没有力量还这笔钱了，便把吴趼人请去，求他放弃债主的权利。吴先生听了朋友的话，便慷慷慨慨地把那张借票拿出来撕成纸蝴蝶，笑着说：“我吴某焉保平生无负人处，岂能苛责人负？”（许啸天《啸天读书记·评〈恨海〉》）
吴趼人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的这位“害病快死”的“穷朋友”，即是李伯元。毁据消债，既表现出吴趼人义薄云天的高风亮节，也体现出吴、李之间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深厚友情，叫人肃然起敬！
有关吴、李友情的第三则佳话，当为——李伯元病重及至病故，其在《绣像小说》上的连载小说《活地狱》被迫中断，停留于第三十九回；李氏撒手西归后，吴趼人执笔续写三回（即第四十回至第四十二回），欧阳鉅源又续写一回（第四十三回），也均连载于《绣像小说》。吴氏及欧阳氏为亡友续作，是文人特有的一种哀亡与祭奠方式。今存四十三回本《活地狱》，即由李、吴、欧阳三位晚清小说家接续书写的，以此观之，它实在是近代中国意义特殊的一部小说文本。
假如说，李伯元与汪康年的交往，是他与晚清沪上上层知识界关联的一脉经络，那么，他与吴趼人的友情，则是晚清上海中下层文人间良性关系的一则典型案例。颇有意思的是：晚清上海“小报”文人之间，实际存在一个关系良善的群体，我们名之为——“小报文人圈”，其中主要人物除李伯元、吴趼人外，尚有高太痴（1863—1920，原名高莹，字俊芬，号
笔墨之暇，喜以金石刻画自娱，尝镌图章一方赠余，即余不时盖用于题件上之“漱石”二字，笔意苍古，卓然名家。盖当时余戏创《笑林报》于迎春坊口，与惠秀里望衡对宇，故得朝夕过从，彼此为文字上之切磋，往来甚密也。
轩，别号太痴，曾任《申报》助理编辑、《字林沪报》主笔，《消闲报》主编等职）、孙家振（1862—1940，字玉胜，号退醒庐主人、海上漱石生，曾在《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报馆任职，自办《采风报》《笑林报》《新世界报》《大世界》等小报，著有小说《海上繁华梦》等）、周病鸳（生平不详，名忠鋆，署名病鸳词人，曾在《消闲报》《笑林报》任职）等人。他们多是从旧式士子转变而来的晚清沪上职业文人，在十里洋场都市办报谋生，且后来多有小说创作经历，他们是晚清“报人小说家”。相类的身世背景、职业身份、社会地位及社会认知，是他们物以类聚的主要原委，他们之间的交往与交情，是晚清上海“小报”生态的重要因素。
孙家振在《退醒庐笔记》中记载李伯元——
“往来甚密”与印章相赠，正显示孙、李之间交往密切、交情匪浅。颇具意趣的是——孙家振《退醒庐笔记》对吴趼人、李伯元、周病鸳、高太痴四位小报报人，均有专文记叙，现从中各作摘录如下：
南海吴趼人，工诗词能文章，奔放不羁，有长江大河之概，能道人所不能道，而又兼长小说，所著《吴趼人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能令人泣，能令人怒，能令人笑，无不风行于时。性嗜酒，每于酒后论天下事，慷慨激昂不可一世，第偶作小品文字如俏皮语等，则又哀感顽艳兼而有之，其运笔之轻倩若出两人。
南亭亭长李伯元，毗陵人，小报界鼻祖也。为文典瞻风华，得隽字诀；而最工游戏笔墨，如滑稽谈、打油诗之类，则得松字诀；又擅小说，形容一人一事深入而能显出，罔不淋漓尽致，是又得刻字诀者。当其橐笔游沪时，沪上报馆只《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等寥寥三四家，李乃独辟蹊径，创《游戏报》于大新街之惠秀里，风气所趋，各小报纷纷蔚起，李顾而乐之。又设《繁华报》，作《官场现形记》说部刊诸报端，购阅者踵相接，是为小报界极盛时代。
周病鸳字品珊，名忠鋆，皖人。性狂放不羁，尝为《同文沪报》“消闲录”主任，所有著述皆署“病鸳词人”，故人咸以“病鸳”名之，而品珊之字反隐。幼年尝肄业钱肆，以不惯持筹握算，弃之从高昌寒食生何桂笙先生游，习词章及新闻记述，学乃猛进。
太痴生高悞轩，名莹，吴人，嗣寄籍上海，更名翀，字侣琴。应试入邑庠，与周病鸳同请业于高昌寒食生何桂笙先生门下，习新闻学，尝主《同文沪报》等笔政，少年风流，下笔时多绮语缠绵之作，工诗词，亦艳体为多，间杂哀怨，稿尾署名必“太痴生”或只“太痴”二字，人乃皆以“太痴”呼之，浑忘其为外篆也。
孙家振记叙吴趼人、李伯元、周病鸳、高太痴一班“小报”同人，虽只寥寥数百字，却是交代清晰，描写时见传神处，也是相知颇深之故。他对四位“小报”同人各以专文记载，今日合而视之，恰呈现并佐证了晚清沪上“小报文人圈”的客观存在，而我们也可以凭此想见李伯元在沪上社会交往的历史情景。
论及晚清沪上“小报文人圈”，尚有两点必得补充说明：其一，李伯元、吴趼人同辞清廷“经济特科”保荐，周病鸳与孙家振也有类似举止，孙家振记载周氏与他本人的这番经历——
时某巨公至沪网罗英俊，保试经济特科，一夕设宴征及余与周，索署履历，时周已薄醉，狂笑对曰：“我二人有何经济足资保举？所具者仅嫖经酒济耳，岂亦足以列荐剡耶？明公休矣，请勿复言，言则我二人将拂衣去也。”某巨公乃废然而止，语虽近于玩世不恭，然能毅然谢绝仕进，颇为深得我心，且未尝谋之于余，其语即脱口而出，尤见知心有素，生平实鲜其人。
李、吴、周、孙、高五位“小报”文人中，仅有高太痴一人“应经济特科之征，于利禄不无萦情”，其余四位或被保荐而不赴（李伯元、吴趼人），或谢绝被提名（周病鸳、孙家振）。“小报”文人自断仕进之路，自愿在都市社会自谋生计、安身立命，既显示旧式士子在近代社会转型中，部分转化为都市职业文人的历史轨痕，也显示封建帝制行将崩灭时，封建体统的瓦解与分化。其二，落脚于都市市民社会的“小报”文人，在社会转型与自我转变中多有不适与焦灼的内心体验，行为时呈乖张与狂狷，或在苦闷中染上不良之嗜——烟（吸食鸦片）、酒（酗酒）、嫖。如周病鸳，先是“癖嗜阿芙蓉（即鸦片，也称大烟——引者注）”，后戒掉了鸦片却染上了酒瘾，“沉湎于酒，渐致终日昏昏，非酒杯在手不欢，下笔亦不能成只字，坐是竟得酒隔疾而殁，年只四十有二”。至于李伯元，郑逸梅曾记一事——
伯元一日戏与某互易服御，徜徉于市，既而同上酒家买醉，醺然挟某人入娼门，某不从，伯元固强之，途人见之笑，某大窘，乃讬故遁去。而伯元竟黄冠狎妓，其狂放有非斗方名士所得而及也。（郑逸梅《南亭亭长》）
“买醉”而“狎妓”，强人所不为且不避路人，其“狭邪”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小报”文人精神游离出封建道统，人身脱离开封建体统，寄身于都市洋场，内心自有颓萎、惶惑以致玩世不恭的一面，李伯元“买醉”与“狎妓”，即是此种心态的行为表征。
大约在1898年底或1899年初，欧阳钜源与庞树柏两位青年人进入《游戏报》馆，成为李伯元的得力助手。欧阳鉅源（1883—1907），江苏苏州人，原名淦，字巨元，号茂苑惜秋生，又称惜秋生、惜秋、遽园。庞树柏，别号病红山人，生平不详。郑逸梅《南社丛谈》中载：“庞树柏，字檗子，号芑庵，江苏常熟人，一八八四年光绪甲申生”（转引自王学钧编著《李伯元年谱》）；并有介绍：此人为南社社员，南社首次雅集苏州虎丘张东阳祠，其为与会十七人之一，辛亥首义后台参与了上海光复行动，也是常熟光复的首谋，卒于1916年。病红山人庞树柏是否就是南社社员、反清志士庞树柏？待考。
《游戏报》1899年1月20日刊载欧阳鉅源诗《寄怀东山后人，录请游戏主人郢政》四首，第三首为——
难得孟尝肯容士，何须弹铗发悲歌。
慈云一片来天上，庇得侬家雁翼多。（转引自王学钧编著《李伯元年谱》）
以“孟尝”指称，以“慈云”为喻，欧阳钜源以此表达对李伯元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欧阳与庞氏甫入《游戏报》馆，即受李伯元之托创作《玉钩痕传奇》，以记载、旌表“群芳义冢”一事（祥见后文），两人参与《游戏报》主办的花界评选活动，并与“小报”同人多有交往，实际成为晚清沪上“小报文人圈”成员。约在1900年初，欧阳鉅源与庞树柏一度离沪，到苏州独立办报。庞氏记载：“入春以来，偕旧友惜秋生同办报事于苏州之青阳地，碌碌一月，心力为瘁。有因内埠风气未启，急思迁地为良。于是惜秋生初八日先到沪。”（转引自王学钧编著《李伯元年谱》）欧阳与庞氏先后重回《游戏报》，欧阳鉅源此后一直在沪协助李伯元编办报刊，庞树柏则难考其终。李伯元与欧阳
源的合作，可谓近代报界、文坛之佳话。但其间一则公案——即欧阳鉅源为李伯元代笔写小说，此事至今难断。有关记载出自包天笑《钏影楼笔记·晚清四小说家》——
后来钜源告诉我，他（指李伯元——引者注）的《游戏报》，完全交给了钜源，自己完全不动笔，即小说亦由钜源代作，伯元一天到晚，就是应酬交际，作花界提调而已。……据钜源说，伯元的许多小说，都由他代笔，但用伯元的名。不过《官场现形记》是否也有他笔墨，却不曾问他。（我想伯元熟于官场事，必由他自写。）若《文明小史》等，则为曾见过原稿，确有钜源的笔墨在内咧。（转引自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
代笔一事是否实情？若有，又在何处、篇幅多少？今人确难考证。在无确凿证据作实证前，只得存疑。不过，包天笑在其回忆文字中始终对李伯元存有“成见”，这主要表现在：一，他对李氏出入花界、放浪形骸的生活素抱鄙夷，其云：“我当时所结交的一班朋友，以及年龄、知识都比我高的人，都不值于李伯元，说他是个有文无行的人，而且举许多事例以为证。”（转引自王学钧编著《李伯元年谱》）包天笑将欧阳鉅源英年早逝归咎于李伯元，称其“依附于李伯元的小报馆里，日事冶游，一个大好青年，生生断送在脂粉队里（患花柳病而死），死时尚未满二十五岁。”（包天笑《李伯元》）二，他是对“小报”专注花界事务充满道德义愤——“此种报专载花事，并无别种新闻”（包天笑《李伯元》）、“执笔者都是当时所谓洋场才子，还弄点什么诗词歌赋游戏文，也有一般人爱观的。到后来日趋下流，专写这些花界伶界的事。甚而至于向那些娼家去示威，乱敲竹杠”（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李伯元个人生活确有放浪处，上文已及，毋庸讳言；其对欧阳鉅源个人生活也会有所影响，无需避讳；至于小报“到后来日趋下流”，却难以归咎于李伯元，而向妓家“示威”“乱敲竹杠”，今存材料中，不见有李伯元的份。
2.结社与雅集
艺文社、书画社
李伯元办报，有意以结社的方式扩大报馆及报纸的影响力。结社并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在他，是自觉的报业经营策略，也是用心谋划的社会交往。
1897年11月10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游戏报》“第一百四十号”载《本报特开艺文社告白》:
本馆主人纠合同志创为兹社，刻计入会者已有四十余人。今日先将缘起刊列报端，尚有例略及各项章程，容缓日络续登报，以供众览，特此布告，愿阅者毋忽焉。本馆主人谨白。
同日报载《创设艺文社缘起》，李伯元起笔言：“士有不世之才，必有不朽之名，才高而无以儤之，则其才往往勿传。名之不称，君子所以深疾也。”转而论及“今之人谈经济，策时务，推天算，测地舆，乘时会之变迁，莫不掇科第之青紫，纷然得其名以去”，至于“文艺”，则“转斥其无裨实用，以引为玩物丧志拾戒”，于是“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举世嚣嚣，一若非焚其书，废其业，黜其人不为快”；接着述说“词章一道，上可为华国之选，下亦可为卫道之资”，而“诗咏”“歌词”“篆隶”“绘画”莫不“有用于世”；最后卒彰显其志——
仆少慕风雅，窃欲尽交天下文学士。每见夫寒素之子，讫讫著书，而梨枣无资，不得出其藏以问世；或者又僻处穷址，所交皆庸俗子，不能为之阐扬，落落尘寰，埋没文人几辈矣。仆窃心乎悯之。爰合同志创为兹社，为之扬其才，彰其名。不传之作，校而刊之；不著之文，表而出之；幸其人之得志于时，固得以蜚声词苑，以文艺周旋省闼之间。即使穷不逢时，而实至名归，亦可借翰墨为生涯，藉微资以供事蓄。此固文人之一大快，而亦鄙人之一大愿也。善价而沽，此其时矣，世之有美玉者，毋再为韫椟之藏也。幸甚！
李伯元在此言明创设艺文社的目的，是为“寒素之士”提供“扬其才”“彰其名”的机会与场所，期其“得志于时”可以“蜚声词苑”，即便“穷不逢时”，也可“藉微资以供事蓄”。当然，此间隐含着李氏报馆的经营考量，即以组织结社的方式，培育报纸作者及读者队伍，也藉此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天（1897年11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游戏报》“第一百四十一号”刊出《艺文社例略》，告示：“本社于入会诸君，既刊其骈俪各文，又载润格，以备征文者之自择。惟必须开具事略，于半月前送社。事略不具，及为日过促者，概难副命。”《例略》主要内容是就各类文体及艺术样式提出大致要求，其涉及“哀祭之文”“碑碣、志铭、传状诸作”“诗歌词曲”“对联”“书法”“丹青”“篆刻”。1897年11月20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李伯元又在《游戏报》登出《艺文社章程》,“章程”共八条，内容涉及艺文社业务范围（“本社专为人刊刻著作及书画等件”，“本社并代人包办文字书画等件”）、社员义务与权利（“凡入社诸君，各将爵里姓氏详细开示，并将著作及书画等件函送刊录”，“本社代人包办文字书画等件，拟每项代定一总润格标明，至多至少价目，并远近取件日期，酌拟登报”，“凡入社诸君，姓氏每月必为登报一次，人多则另纸刊布”等）。
从“告白”“缘起”，至“例略”，再至“章程”，李伯元对艺文社组织及其运作的设计与构划，可谓环环入扣，思谋缜密。艺文社实际是以报馆（报纸）为纽带，组织起一支文艺作者队伍，在报上发表社员作品，并接受读者购买特定作品的需求，由此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建构起作品买卖的市场通道；作为提供交易平台的报馆，则在中介经营运作中扩大了报纸的社会影响及读者面。有关艺文社的活动展开，今存资料寥寥，难以评说，可以确定的是：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年底，《游戏报》曾组织艺文社征文并于同年12月19日揭晓，其中诗歌征评名单中有“周树人”——此君是否即为鲁迅？也难考其实。
1899年3月，李伯元又发起成立《游戏报》书画社，其在报载《创设书画社告白》中称：
本馆创设书画社，惟以提倡后起为心。凡有一艺之长，咸乐为之标榜。第恐见识弇陋，贻讥大雅，特延请名宿主持一切，并于报中，日录书画丛谈一二则，久则荟萃成编，庶斯技斯人，长留天地，亦艺林中一大快事也。惟是茫茫尘海，何地无才，其有艺堪千古而名闻不彰者，不知凡几，除由本馆主人随时访请入社外，尤望阅报诸君或贻书相告，或劝驾殷殷，荟萃群才，成兹盛举，本馆主人实有厚望焉。特此谨布，惟希均察。
为了方便书画作者来馆晤面，李伯元在“馆内特辟精舍，以俟文旆惠临，俾作茗谈之所”，并且“在四马路第一楼对过赁屋一椽，为专收书画处”（魏绍昌《李伯元的书画润例》）。他自己也擅长书画，自订“润例”载于报上——“主人夙嗜篆隶。兼写花卉，比年馆务鲜暇，此事遂废。今思量与诸君结翰墨缘，定例如左。书例：纨摺扇每面五角；楹联四尺一元，五尺一元五角，六尺两元，八尺四元，长联撰句另议；堂幅与楹联同润；屏幅每条照楹联折半；以上金笺均加倍，篆隶兴到下笔，不能预定。画例：纨摺扇与书例同；素娟小堂幅每尺一元；大件鲜暇不应。件交本馆帐房，五日取件。”（李伯元《书画润例》）
李伯元创设书画社，其性质与艺文社略同，实以报馆（报纸）为平台，经营书画生意。或许是艺文社经营范围（“文艺”）太过宽泛，其间某些“文艺”门类在都市生活中没有实用性（如“诗歌词曲”），故而极少商业价值，李伯元才另创书画社，就此收缩经营范围，以迎合市民实际生活需求。“据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一日《游戏报》所载，书画社已汇集的润例，有下列诸家：兰皋忏庵（书），钱塘汪社耆（山水），高太痴（书画），集盦（书），戎吟舟（山水），南亭亭长（篆隶），百觚居士（隶书），士航（书），砚耕斋（山水），蓉江小楼主人等”（魏绍昌《李伯元的书画润例·附记》）。创办艺文社与书画社，显示李伯元是具有近代商业意识与市场经营策略的“小报”主人，从中我们也可一窥晚清沪上文化市场、书画交易之侧影。
文人雅集
文人雅集是旧式士子的风雅遗韵，而在晚清上海中外文化交融的洋场背景中，近代都市文人的雅集则呈现出有别于古典文人雅集的光景与风采。文人雅集是趣味相投的同道们的聚会，也是其社会交往的重要方面，且为近代都市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机构成部分。大体说来，晚清文人雅集的地点有三类：一是公园。公园的公共性决定了其作为文人雅集地的便利性，沪上最幅盛名的公园为张园与徐园，李伯元是此间常客。二是饭馆。上海为移民城市，且汇集东西南北各方人士，兼及外籍人员，为适应口味不同而客流众多的饮食需求，晚清沪上餐饮业兴盛，饭馆也是文人雅集常定区所。三是妓家。妓家兼有社会交际与商业经营性质，因而具有某种公共场域特征，成为沪上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今存资料叙及李伯元与沪上文人的雅集，主要有——
①戊戌（1898）正月一品香雅集
上海自口岸开放及租界设立后，迅猛发展而成远东国际大都市，吸引许多外籍人士前来经商、投资。李伯元在沪与一批外籍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与日本报纸建立了业务交流关系。上海《苏报》1898年2月5日载有一则消息：
昨为游戏报馆主人李伯元假座一品香番菜馆宴请之期，在座者为日本朝日报馆主人西村君、新闻报馆主人雯礼思君，本馆大写石野氏亦躬逢其盛。（转引自王学钧编著《李伯元年谱》）
日本《朝日新闻》社主人西村天囚于1897年底至1898年初，作为“亲善使节”在华访问，其间曾面见清朝封疆大吏张之洞。李伯元在一品香宴请西村天囚，并请沪上报界人士作陪，大约是为西村天囚返国送行。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考证，出席本次宴请的尚有《大公报》吴涵涛、《求是报》谈小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外报界人士的一次雅聚，它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清沪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内容，也显示作为报人的李伯元，其办报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化视野。
②戊戌（1898）四月天香阁雅集
1898年5月21日，李伯元与日本友人永井禾原、小田切富卿、山根立庵、枚放浪卷次郎及同胞董绶经（毗陵悔迟生）等，聚会于沪上名妓金小宝寓所天香阁。永井禾原本名久一郎，别号来青散人，曾任职于日本政府机关，后投身工商界，并于1897年至1900年出任日本邮船会社上海支店长。此人醉心汉学，迷恋汉诗，为日本明治时代“本格的汉诗人”。永井禾原在沪期间广交中国文人学士，与李伯元具有良好的私人交情。他们两人的友善关系，其实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爱好基础上的，具有某种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两位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及书画等艺术门类，既有深厚的个人兴趣，也具有精深的个人造诣。
此次雅集在永井禾原回国再返沪之际。这是具有古典遗风流韵的文人雅集，席间赋诗、唱和，一派风雅氤氲；到宴陪侍的多为海上名妓，除天香阁主人金小宝外，还有林黛玉、花丽娟、高月鸿、林绛雪等。永井禾原于席上赋诗赠李伯元——
妆楼烧烛共衔杯，欢醉人生得几回。
好是咏花吟月去，又能说剑论兵来。
词场谁擅文姬美，艺苑今推太白才。
写出心情付游戏，酒边无梦到云台。
他推崇李伯元具有“太白才”。李氏即席唱和——
万里风云落酒杯，高吟人自海边回。
烟花几度催人老，烽火三边匝地来。
采药愿随徐福隐，题诗我愧谪仙才。
中原逐鹿浑多事，凭吊淮阴只钓台。
李伯元即兴唱和中隐含着他对时世的忧虑，所谓“烽火三边匝地来”“中原逐鹿浑多事”正是此意；“烟花几度催人老”，表达出韶华已逝、人世沧桑的感慨；“采药愿随徐福隐”与“凭吊淮阴只钓台”，则传递着“隐居”世间的个人意愿。“诗言志”，他是以诗抒写心曲。
雅集次日，李伯元作《天香阁雅集》一文，后载于《游戏报》。李伯元首先交代雅集缘起，后载录席上赋诗及唱和之作，最后叙述：“是夕诗酒唱酬，杯盘狼藉。座中惟酒国淮阴豪于饮，游戏主人亦饮无算。迨撤席时，将夜半矣。因复应三乘槎客之招，遂先辞三人而去。酒醒，爰次席赠答各作，而志其大略如此。”也正是在本次雅集间，永井禾原“指诸校书谓游戏主人曰：‘花国新闻，水天闲话，公实为斯国主盟，艳福可羡可妒。东京文学士多喜读公报，花月社主笔大江敬香尤心折，愿以所著《花香月影》易《游戏报》”。因为永井禾原的联络，李伯元《游戏报》与日本《花香月影》报建立了业务联系，此后《花香月影》经常转载《游戏报》报章内容——这也是近代中日新闻界交流的一则实例，也从一个侧面显示着李伯元所办“小报”的影响力。
李伯元与永井禾原的私交实在非比寻常，他们之间时有往来、唱和。如1899年3月，永井禾原因公务由沪返日，李伯元及一班好友先在天香阁金小宝处小聚送别，又在沪上著名的徐园（即双清别墅）设宴为他饯行；永井禾原席间赋诗“言怀兼志别”，其中有——“天香小阁昨同醉，徐园今日还开筵”“两邦名士一堂会，气迈才俊凌前贤”“新年重会留佳约，分袂笑上东瀛船”（转引自王学钧编著《李伯元年谱》）等句，足见一班文友欢聚气象与风雅意兴。
③名伶票友雅集
李伯元1901年4月创办《世界繁华报》，该报相较于《游戏报》，对梨园人事的报道有了显著增强，其“梨园志”“俳优传”等专事报道戏院消息、名伶事迹、戏曲评鉴一类。或许就是因为此一缘故，李伯元本人与梨园人物、尤其是名伶的交往，也颇见频繁，时从过往的伶人有孙菊仙（1841—1931）、汪笑侬（1855—1918）、余玉琴（1867—1939）等。李伯元好友孙宝瑄出身官宦之家，既饱读诗书，又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同时也是沪上著名票友，其《忘山庐日记》中对晚清沪上梨园人事多有记叙，而对李伯元与梨园人物的交往也多有实录，如——
晚清上海都市风情
十日，阳。质斋招饮于一品香。坐有刘、何二伶。未几，李伯渊、胡仲□皆至。
二日，晴。……至江南春，李伯渊招饮。刘永春、汪笑侬先在。
二十一日，晴。……日昳至雅叙园，邵季英亦到。值梅雨田约永春、伯渊、秉庵饮，在隔壁屋中，见余至，咸来周旋，遂皆邀其入座。须臾，质斋亦来。是日遂易余作主人，而雨田一局改他日矣。晡，谐访谭鑫培。
二十三日，晴。日中，梅雨田邀饮于雅叙园，坐有季英、季鸿、质斋、秉庵、永春、伯渊。（转引自王学钧编著《李伯元年谱》）
“李伯渊”即李伯元，其一班伶人、票友的频繁交往，出于其办报必要，也反映了他对戏曲的喜好与造诣，而从近代上海文化背景言，则显示着晚清沪上戏曲生态的历史现场景象。
④甲辰（1904）瓜豆园雅集
1904年，上海富商陆绍庠（生卒年不详，字云僧，别号瓜豆道人，秀才，经营房地产），邀约一批友人在其龙华瓜豆园雅集。瓜豆园为陆绍庠的私家园林，“占地十余亩，颇具台榭花木之胜”（刘文昭《李伯元瓜豆园雅集》）。瓜豆园雅集参加者（包括陆绍庠本人在内）共十九人，李伯元也在其中。颇有意思的是：本次雅集参加者多为商界人士，如“日商三井洋行丝绸部买办”金祖壎、花店老板陆恆甫、房地产主宋庚棠、药房老板顾松泉等，他们应该均为瓜豆园主陆绍庠的生意场朋友；而“小报”主人李伯元在受邀之列，可见他身为报人，与沪上商界也有密切关系，其社会交游具有广泛性。
尚须交代的是：瓜豆园雅集留下一张合影照，李伯元为“照片中左起第四人，戴眼镜，穿深色袍褂，倚廊柱而立”（刘文昭《李伯元瓜豆园雅集》）——这是迄今所见唯一的李伯元照片，我们对于他的最直观的印象，即来自于此。
从以上所举列的李伯元在沪参加的各类雅集活动，可以看出：作为报人的李伯元具有广泛的社会交往，主要涉及文人圈、妓界、梨园及商界；其社会交往及雅集活动既有主持报馆、编办报纸的业务性内容，也表现出他的个人趣味与生活方式。
（六） “花界提调”
李伯元被人称作“花界提调”。“提调”一词，原意为管领、调度。晚清时候，官场新设机构常置“提调”一职，为处理事务的高级人员，至于职权大小，则因机构性质而异。人称李伯元为“花界提调”，只因为他于《游戏报》主办“艳榜三科”，其创意既别出心裁，调度又颇具章法，影响则一时风靡。
1.“艳榜三科 ”
所谓“艳榜三科”，是指李伯元主办“小报”期间，在上海妓界进行的“花榜”“武榜”和“叶榜”评选。
花榜
李伯元于1897年6月25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五月二十六日）《游戏报》创办后不久，即在报上发布“告白”:
本报每年出花榜四次，本年夏季准在六月（农历月份——引者注）出榜。诸君选色征歌，如有所遇，将生平事实、姓氏里居，详细开明，以便秉公选取。游戏主人谨启。
考究花榜评选来历，其始实非李伯元及其《游戏报》，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即举《说梦》及《坚狐集》材料：“顺治丙申（十三年）秋，云间沈休文纵狭邪之游，薄松郡无名姝，游于苏，来往平康无虚日，品其色技作花案，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二十八宿，择日迎状元，一郡如狂。直指李森先廉得之，乃毙休文杖下。”将科举取士之法移花接木，径直用于妓界“选美”，以狭邪之游亵渎皇家之道，是沈休文终遭杖毙的根由。沈氏下场不可不谓悲惨，但其前车之鉴似乎对上海冶游之士无甚警示作用，倒是他借科举取士之法行花界评选的“创意”，具有莫大的启发性和诱惑力。武舟在《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将沪上花榜评选分作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由文人名士主持花榜，品评名妓”，“品评时仍以诗词或评语题写，着墨于音容笑貌、身姿风采、性情技艺等方面”，“评选出来的妓女，也仍然以名花花卉或科举功名来命名”；第二阶段是“从1897年之20世纪初，由报社主持花榜”，“最先开此例者，是近代著名文学家李伯元”；第三阶段“从1917年至1920年，由新世纪游艺场和《新世界报》主持花国选举，其方法完全仿效民国选举制度，由嫖客投票选举妓女组成花国各级政府，中央分设正副总统，花务总理，各部（才、貌、品、艺四部）总次长，参议院正副院长及参政等职，各里设都督、花部长等职，每届任期一年，至年末改选”。
近代上海花榜评选从文人名士主持，至报社主持，再至游艺公司（新世纪游艺场）主持，其由文人冶游之举逐渐融入近代都市产业链中。先有的以品花方式评妓的旧式文人艳游惯例，在晚清皇纲松解之际及上海洋场租界的特殊背景中，一变而为仿科举规则评妓；而在进入民国早期的纷乱时代，再变为戏仿政治选举制度评妓。近代沪上花榜评选与时代演化、世风流变之间的关切，即此可辨。李伯元及其《游戏报》是沪上花榜之选第二阶段、即“报社主持花榜”的始作俑者；其后，《笑笑报》《春江花月报》等“小报”纷纷仿效，随风跟进，一时风靡，即成流俗。
《游戏报》花榜评选一时轰动，应者云集，荐书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推荐人多有称赞甚或恭维李伯元及其《游戏报》花榜评选之举，如云“阁下海上龙门，云间骥尾，一言引重，四座俱倾；寸管评春，万花齐现”（《花欢熹斋主人致游戏主人荐函》），荐书对于所荐妓女则尽力褒奖甚或不惜溢美之词，如：“玉镜无尘，冰壶自朗，如莲花出水泥，不染淤泥”（《海昌太憨生致游戏主人荐函》）;“一时翘楚，冰清玉洁”（《苕雪散人致游戏主人荐函》）;“亭亭玉立，凌风欲翔”（《花欢熹斋主人致游戏主人荐函》）……陈词滥调，各美其美，“玉镜”“冰壶”“莲花”“芙蓉”“杨柳”等旧式士人的一类艳情套语，无不被延用、征调，即此氤氲开十里洋场世俗社会的情色心欲与狭邪风尚。推荐人或是举荐自家相好，或是受托于妓家而提笔。其间出现一再举荐事例，如有位署名“海昌太憨生”的，前已“荐谢家姊妹与薛氏校书”，后又再投书“续荐数人”。李氏自称“十余日来，所得荐书计百数十函”（李伯元《游戏主人答客论开花榜之不易》）；后又因荐书不断涌来，一时实在难以截至，李伯元又不得不发布“声明”延期“出榜”——“本报主人原拟日内将花榜揭晓，因佳卷美不胜披，恐有遗珠之憾，不得不一再考求，故特展缓数日”（李伯元《游戏主人声明》）。最终，首届花榜评选于本年农历七月初七日（“七夕”）揭晓。
妓界评选花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实因妓界为当时上海都市社会的重要部分，其从业人员既众多，裹卷人群又繁杂，且风气流俗侵染、铺蔓全社会，引领都市社会风习。花榜之选一方面在妓界激发出竞争热情，因为入选与否、排名前后既关涉妓家、尤其是名妓心理感受，更关涉日后各自生意与收入；另一方面，花榜之选在嫖界迎合了世俗情色欲望，着实刺激着世俗情色想象；再一方面，花榜之选也能满足一般都市市民的情色观赏欲求——可以说，花榜评选撩拨着上海妓界、嫖界及一般市民社会最为敏感的情色神经。
除有荐书纷飞而来，尚有几则颇有意思的插曲，须得记叙——
其一，有为妓家鸣不平者。如一位别号“懊侬”的海外归来人士，投书李伯元，特为沪上名妓“金小宝词史”申说，其称“悠悠之口，辄谓词史行止未粹，妄肆谣诼，不得不为足下陈之”（《懊侬致游戏主人论金小宝词史书》）。其二，有妓家不愿参评、登榜，请求删名——此人是“鼎丰里金宝仙词史”，也是海上一位名妓，“幽闲贞静，举止大方，色艺虽也犹人，而敦节尚品，则共推沪江第一”，其不愿参与花榜评选的理由是：“羞于与姘戏子、马夫者为伍”（李伯元《金宝仙不愿登榜》）。为此，李伯元撰《金宝仙不愿登榜》，特将其心意表布，以作交代，他叹道：
沪上淫风，至今日亟矣。北里、平康，尤不堪闻问。今忽有介然独出者卓立其间，本报职司采访，方当代为阐扬，以作中流之砥柱。而乃甘于韬晦，不求人知，其秉性之贞，用心之苦，实有高出寻常万万者。
在称赞金宝仙“敦节尚品”的同时，李伯元也明确指出“品节”应作为人物考量的重要内容——
总之，此次花榜，色艺自不容偏尚，品节亦当与表彰。届时秉笔者自有权衡，自有位置，决不负若人之苦衷。其他挟嫌之见、无稽之言，亦不能逃鉴察也。
其三，有致函报馆提出花榜评选建议标准者。一位署名“纠花侍者”的读者，担忧“荐牍纷披，反致胸无把握”，因此列出“花榜格”凡六条：“一、尚品：不随俗，不傲物”，“二、征色：修短得中，秾纤合度”、“三、角艺：通翰墨，善酬应，妙诙谐，晓音律，解词曲，能饮酒”，此外还有“四不姘、五忌、六不取”（《纠花侍者之花榜格》）。李伯元在报上转述纠花侍者来函，且表示赞同其前“三格”（即前三条），因为“尚品”、“征色”、“角艺”是“就其所长而言之”；至于后“三格”（即后三条），李氏认为“定例极为谨严”，难以接受——“惟是人才难得，后起寥寥，游戏主人不忍过于苛求，爰即将此三条删去，以广等进之途，而安诸词史之心云”（《纠花侍者之花榜格》）。
面对种种疑虑、诘难、流言，李伯元作《游戏主人答客论开花榜之不易》，以剖白自家心迹。该文以“知难子”与“游戏主人”问答形式铺陈，知难子陈说花榜之选有“数难”：一是人之喜好有别，直接影响其美丑评判；二是妓之品性有异，直接影响其世俗声誉；三是沪上妓界人众，不能“尽识”，自会影响公正评选。游戏主人则明确告知——
吾故谓今日花榜，才色品艺四美俱全者决不可得，得三为上，二次之，一为下。若谓色艺一无足取，而竞竞以不姘人为优，所愿此辈尽早择人而事，从一而终，他日朝廷自有旌扬。则以牌坊为荣者，自不以不等花榜为辱也。
才、色、品、艺，是李伯元花榜评选的基本标准。
《游戏报》首次花榜评选为时一个月左右（1897年7月间，农历六月间），于1897年农历“乞巧”（即“七夕”）
开榜。开榜日期选择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李伯元有意将花榜之选与“鹊桥相会”的古老传说，建构起某种想像关联，在对传统文化象征资源的调用中，为世俗功利的都市妓界评选抹上一缕古典浪漫的色泽。《游戏报》以《春江丁酉夏季花榜》为题公布评选结果，其上有“序”（仓山旧主、即袁翔甫所作）、“凡例六条”（“游戏主人定”）、“题词”（七绝诗四首，署名“仓山旧主待和草”）、“跋”（“游戏主人”作），当然，其主体部分为花榜名录。
自然，开榜之后，议论纷纷，其间置疑、责难之声不绝于耳，李伯元相继作《不愧明通榜之称》《以评文之法评花》《老拙评花之腐论》等文以回应、驳诘：“人人有相好，人人自以为状元，其实状元只有一个，讵能尽如人意？诽谤之来，理所应有，余不屑与眼光如豆者争瓦缶之鸣也。”（李伯元《不愧明通榜之称》）花榜揭晓后，李伯元有意举行“遴芳会议”，仿“国家取士”之“殿试”后再行“朝考”——“进士甲第虽分，其得庶常与否，必俟朝考后方定，并不系乎甲第之高下也”，由此从花榜一百四十人中，“遴选数十人，另编名次”（李伯元《拟举行遴芳会告白》），以花卉命名妓家。他也拟将本此花榜评选材料汇编成册，取名《春江花月榜》，因今资料不存，难说其详。
武榜、叶榜
就在《游戏报》首届花榜评选中，有封署名“嗜奇生”的来信引起李伯元的特别注意，其人以“国家开科取士”、“广登进之路，宏造就之门，意至良、法至善”为启示，认为“不开榜则已，若开榜则非多列名目不可”（《嗜奇生之花榜奇议》）；他建议：“今为主人策，宜仿朝廷设科之意，多列名目。其平正通达者为文榜，如乡、会、殿试者考试，取中者为正途出身。其色平常而雅善歌曲者为武榜（京师梨园榜本分文武）。其通翰墨妙吐属者，当设博学鸿词榜。其狷介自持、不谐世俗者，当设孝廉方正榜”，其余尚有“恩贡榜”“拨贡榜”“副贡榜”“岁贡榜”“优贡榜”等（《嗜奇生之花榜奇议》）。嗜奇生之意，是欲全面依照朝廷科举进行妓界评选。李伯元部分采纳其建议，遂有上引花榜“凡例六条”中“仿京师之文武榜例，另开武榜，拔取数十人，筮期揭晓”之预告。花榜评选后继以武榜、叶榜评选，花榜则相当于文榜。
《游戏报》首届武榜评选于1897年8月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七月十一日）揭晓。此前，李伯元在报上以“游戏主人”名发《武榜揭晓预布》，称武榜评选“仿京师梨园之曩例，作春江蕊榜之尾声”，“择于是月十一日揭晓”。发榜当日，他又在《丁酉夏季春江武榜·弁言》中陈述：“游戏主人既有沪滨花榜之选，又于北里中得善歌者若干人。厘定甲乙，仿京师梨园之例，另立武榜。”武榜《例言五条》，署名“游戏主人定”——
一、是榜仍沿文榜之例，分为三甲。计一甲三人，二甲十八人，三甲十八人。
一、 如吴新法、程渔卿、钱馥珍等，早标艳帜，久蜚清声，亦援文榜曹梦兰等之例，概不录入。
一、北里中擅昆曲者，计亦有四五十人，他日拟另为编录。兹榜所取，以弋腔、秦声为多。
一、 各校书名下评语，亦悉照荐书摘录。二甲以下以联语，其他诗词，随后再登。
一、是榜所例，凡前榜业经有名，概不重录。
首届武榜一甲3名为状元王秀兰、榜眼金小卿、探花小如意，二甲有传胪王秀林等18人，三甲有王靄卿等18人。
所谓叶榜评选，是在妓女侍者进行评选，名曰“叶榜”，取“红叶须由绿叶扶”之意。《游戏报》首度叶榜评选大约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0月揭晓，李伯元在《肇开淞滨叶榜序》中称：“檀奴识面，厥有因缘；侍儿小名，何妨著录”，“主人遍阅芳丛，多历年所，品题花信，已过两番。……爰当婪尾初过，选于众绿，孰是状头可许，题上黄莺。”叶榜凡例也类与花榜、武榜。首届叶榜选出一甲3名、二甲25名、三甲100名。叶榜名录除有人物讯息、荐书评语外，另有“集句”相赠，兹举一甲状元为例，以便识其大略——
状元，同庆里姚宝云阿三，年十九岁，姑苏人。
风度端凝，精神焕发，雍容华贵，如接八宝楼台；九天珠玉，荐书束笋，香国增辉，弁冕群英，允孚众望。
集句赠曰：玉堂花蕊为谁春，罗绮丛中第一人。却是梅花无世态，春云风度月精神。
揭榜次日，李伯元又在报上撰文《榜后闲谈》，云：“前茅诸叶，大抵非素有名望，亦后起之英。播歇浦之新谈，擅芳丛之俊誉，传之海外，示之将来，当又让主人独开生面也。”
以上详叙李伯元于《游戏报》开办首届花榜之选，略说其首度武榜、叶榜之选。“艳榜三科”评选，在李氏办报过程具有连续性；后来他另办《世界繁华报》，也进行过妓界评选活动——个中情形，恕不赘及。
“群芳义冢”
大约在1898—1899年间（即清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间），沪上有“群芳义冢”之举。李伯元因主办《游戏报》并举办花榜之选而在沪上花界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他也成为“群芳义冢”发起者之一，更是此举的积极推进人。其事缘起及经由，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群芳义冢始末》有记载——
《石头记》载有林黛玉葬花一事，读者咸为击节。落花无主，漂泊堪怜；黄土垄中，女儿薄命，有情人所谓放声一哭也。沪上繁华，甲于天下，青楼列处，奚止粉黛三千。往往有生时藉甚芳名，迨一旦玉殒香消，则桐棺三寸，瘗诸丛葬间。虽欲以麦饭一盂、纸钱数挂，为寻遗垄，藉吊芳魂而终不能得，夫亦大可伤已。光绪年间有某君创议，欲集巨款，在静安寺左近购地数亩，专瘗无主名花，遍植松楸，为书碑志，庶使青楼诸姊妹以及尘世有情人，咸得于月夕花晨，欷歔凭吊，而香名不抹，也得与冯小青、苏小小同传。于是座客咸称善。即举《红楼梦》潇湘妃子葬花故事，亟飞笺召林黛玉校书计议。初议拟举林校书为首事，向狎客劝募，必可踊跃输将。嗣校书以独力难支，众擎易举，请书成捐簿，由校书与陆兰芬、金小宝、张玉书四人分司其事，如厘捐委员之有比较，则人人有爱好之心，更属事半功倍。该款集齐，即托仁济善堂收存，并将捐户姓名登诸报章，以昭核实。于是众服其论，议遂定，旋林校书刊成捐册一千六百分，与陆兰芬、金小宝、张玉书各分得四百册，饬帐房向各妓院分派，月底收回。林校书第一日捐册甫出，当晚即集得三百余元，他妓及客人陆续认捐者为数不少，办理颇踊跃。后复由金小宝校书独任其艰，在龙华寺左近沿马路觅得方田一区，坐落上海县二十七保一区一图诗字圩八百十二号。校书两次亲往踏勘，议价购定，洋银契据一律成交，即树立界石。建牌楼一架，题以“群芳义冢”四字，款书“光绪己亥春姑苏金小宝建”，后列捐资各校书芳名。并有某君以校书勇于为善，所有房字为饬匠包造，一切从省，诚花界莫大之义举也。其后规模粗具，布置楚楚。惜以管理乏人，维持不易，一杯香土，仍归湮没。即其地址，今不可考矣。
此文叙及“群芳义冢”由“某君创议”，未祥其人；“座客咸称善”，并就手实施——众议而即行，可视为集体发起。之所以“飞笺召林黛玉校书”，一来林氏为沪上名妓，与陆兰芬、金小宝、张玉书并称妓界“四大金刚”，以“四大金刚”之首林黛玉号召“群芳义冢”，在妓界、嫖界定然会有影响与收效；二来“群芳义冢”这一“创议”受启于《红楼梦》“黛玉葬花”的小说典故，由林黛玉校书主持其事，也是名副其实之举。“群芳义冢”的创议人及附议者，想来是一班与沪上妓界关系密切的都市文人、风流雅士，但此议却于风流文人怜香惜玉中，更显出人道关切与生命关怀。女子沉落风尘，身世堪怜，青春岁月或有无限光艳，晚景终是潦倒、凄苦，死后则是孤魂野鬼。嫖客多是无情物，花言巧语只为自家情色之欲。能够顾及妓家身后事，确实是有人道情怀的善举。
“群芳义冢”初议时，李伯元是否也是在场附和的一位“座客”?今难考其实。但以其主办《游戏报》而拥有新闻媒体之便利，以及他主持花界评选之经历与声名，李氏实际成为“群芳义冢”一事的重要主事人，事实及证据如下：其一，李伯元积极为“群芳义冢”作舆论宣传。《游戏报》曾刊《拟建花冢募捐小启》，以骈体写就，未署名，似为李伯元所撰；即便不是出自其手笔，在其主编的《游戏报》刊发，即已明证他对促成“群芳义冢”的鼎力支持。《小启》首叙妓家苦境，继述建“群芳义冢”之本意：“今拟为花请命，走草乞恩”“情也，亦义也。”《游戏报》还刊发《代林黛玉校书致陆兰芬、金小宝、张玉书诸校书劝捐花冢笺》《代校书林黛玉等拟募捐购置花冢小启》《再代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玉书校书等募捐花冢启》等文，连篇累牍为“群芳义冢”宣传、呼吁，可谓不遗余力。其二，李伯元督促“群芳义冢”善举推进。“群芳义冢”善事进展多有曲折，为众人倚重的主事人林黛玉不仅“办理不力”，且“延不清缴”捐款。李伯元即以《筹捐入己》为题将其事“纪诸《游戏报》”（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将实情公诸报端，行舆论监督之责。最终，“群芳义冢”落成静安寺附近。
“艳榜三科”评选、“群芳义冢”善举，反映出报人李伯元在近代上海作为“花界提调”的作为与影响，也从一个方面揭见其在近代都市社会的活动与活力。它们实际均为李伯元报人活动、报馆事务的组成部分，这些活动包含报馆经营的商业盈利动机，也表现出由旧式士子转化而来的近代都市文人的风流遗韵，同时也体现出近代都市职业文人精神世界中包含着的底层关切情怀。因此，我们既不认同对李伯元花界活动的决绝贬说与简单斥责，也不赞成对其事作不恰当的拔高评介；从文化视角考量，李伯元在沪上的花界事务，具有近代都市市民文化的典型属性与彰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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