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之道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诚信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分量。

不过，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不讲诚信，却都似乎活得很自在。

难道，诚信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念吗？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诚信？

诚信是中国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在整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诚信的论述。

作为做人的前提、人生的基础，《论语》提出了“信”的原则。孔子曾经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一个人要是没有信誉的话，那真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度过一生？这就好像大车没有、小车没有一样，它靠什么走起来呢？

大车、小车，分别指牛车和马车。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有驾牲口用的横木，这横木要怎么铆住呢？就是用木销包了铁以后插在小孔里。和，就是牛车和马车上的木销。如果车上没有这样的木销，就无法套住牛马，它又怎么能行走呢？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誉，就好像这个车子有了横木也是虚架上的，没有关键的木销，不就无法行走了吗？对一个人来讲，信誉是什么呢？是你行走于世界最基础的那个保障。

也就是说，只有靠信誉，才能把人生这辆车驱动起来。只有信誉，才能够让你不管穿越什么样的风险、坎坷，都颠扑不破，而在坦途上一路前行的时候，也能够保障你的速度。就是因为有信誉，才让你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立得起来。要是没有信誉，就缺少了安身立命最根本的条件。

孔子关于“信”的阐述都很简单，但这是他核心的教育理念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文、行、忠、信”，这些东西就是孔子教导学生的基本内容。“忠”和“信”，占了很大的比重。

孔子有这样一句话：“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一个人要想坦坦荡荡走过一生，凭的是他为人的正直。正直的人就能安身立命，这个人的一生理所应当走得远。但是，那些不正直的、不守信用的人，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他们不是也活下来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这叫“幸而免”，他们是侥幸逃脱了很多本应该发生的责罚才磕磕绊绊地活下来的，他们迟早要摔跟头。

人要凭着正直去生活，如果是靠投机取巧、不守信誉去生活，那只是侥幸躲过了灾祸。

在那么久远的年代，中国儒家提出的诚信的道德理念，放到今天，它还有价值吗？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中，信誉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张无形的通行证。也许信誉并不直接写在你的档案里，但是，信誉是一个人的口碑，一个人做事如何，为人如何，这都会反映在口碑中，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心中掂出信誉的分量。

江西德兴市有一个小村子叫宗儒村，村里有一个普通的农民叫王云林。2007年4月，村里发生了一场山火，他帮助别人去救火，不幸牺牲了。他走后，留下一笔糊涂账。这债务怎么办呢？他的遗孀叫陈美丽，三十一岁，一个普通的农妇。陈美丽上有年迈的婆婆，下面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才几个月大。丈夫走了，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压在她的肩上。陈美丽从悲痛中撑过来以后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村子里贴了一张还债告示。

她说：“云林生前在村子里口碑很好，他为欠债的事情一直心不能安，我不希望他走得不踏实，所以我要把这个债还上。但是，他欠了谁的债，我都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欠了你的债，你就来找我要吧。”

还债告示贴出去以后，很多人来找陈美丽讨债。整个债款，前前后后加起来金额超过五万元，而其中将近四万元没有任何凭据。陈美丽全都认了下来，她就替丈夫一点一点还着这些良心债。

这个故事引起很大的轰动。我当时担任《感动中国》节目的评委，给陈美丽写评语，我写了一句话，“债务有凭，良知无价”。我不知道来找她的这些人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债权人。陈美丽的还债告示就像一面镜子，它照亮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内心是高尚，还是卑微；是贪欲，还是无欲。

我看到这个故事很感动。一个像追着别人讨债一样去追着还债并生活在如此境遇中的农妇，是什么力量让她这么做？按说她丈夫为了救火而牺牲，就算他欠债，他的这条命也已经把他的债务还上了，但是她一定要去还债，因为她不愿意让自己良心不安。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一个字：“信”。这个“信”字不仅仅是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内心的。

我想，社会在不断地更迭着制度，变化着环境，但是人性中一定有一些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价值传承下来，这才是我们心里真正的火种。我们看到，诚信不仅仅是传统经典中的一项基本道德原则，它也成为普遍的民间信仰。

大家也许都熟悉关羽归汉的故事吧。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攻破徐州，刘备、张飞败逃，关羽被俘。曹操对关羽惺惺相惜，一直希望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可以来辅佐自己，但是他也看出关羽不会久留，所以他一方面诚意相待，另一方面派自己的大将张辽去探听关羽的口风。

关羽跟张辽说：“我知道曹公待我恩重如山，但是我已经跟刘备有兄弟之约，生死结盟，我对他的忠心绝不会改变。我一定不会留在这里，但是我会报答了曹公之后才走。”过了几个月，机会终于来了，关羽斩杀了袁绍军中大将颜良。这时候曹操知道，关羽已经报恩了，非走不可了。于是曹操对关羽厚加赏赐，而关羽呢，把所有的赏赐都封存起来，并不带走，留书告辞，去找刘备了。关羽走的时候，曹操的部将要去追，曹操把他们都拦住了，说：“各为其主罢了，不要追了。”

为什么舞台上的关公永远是红脸的忠勇形象？就是因为他笃诚守信。从正史到小说，都记载或流传着关羽心恋故主的忠勇故事。现在看三国戏，大家觉得很热闹，但在那些政治纷争之外流传最久远、最深入人心的还是道德价值。

比关羽归汉这个故事再早几年，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起兵去攻打扬州刺史刘繇的根据地曲阿。刘繇这边刚好有一个老乡太史慈来投奔。太史慈骁勇善战，有人劝刘繇重用太史慈为大将军，刘繇不干，只是派他侦察敌情。太史慈只带着一个骑士，结果和孙策在神亭这个地方不期而遇，孙策却带了十三个骑兵，其中有韩当、宋谦、黄盖等厉害的角色。太史慈一点不畏惧，拍马就冲上去跟孙策交手。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的战马，夺得太史慈背上的短戟，太史慈也夺得孙策的头盔。正当他们生死拼搏之时，双方的救援部队同时赶到，两人都被救回。

接下来，孙策大军步步深入，终于生擒太史慈。抓住太史慈之后，孙策亲自上前给太史慈松绑，握着他的手问：“还记得神亭的事吗？如果那时我被你抓住，会怎么样？”太史慈说：“那可不好说。”孙策很欣赏太史慈的耿直，朗声大笑，说：“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共事吧。”孙策迅速给太史慈任命了官职。

后来，刘繇在豫章郡去世，他的部将士卒还有一万多人，尚未归附，孙策就派太史慈前去招抚。孙策身边的人都说：“太史慈这一去，一定不会再回来。”孙策却很放心，说：“子义（太史慈的字）抛弃我，那么他还会去投靠谁呢？”孙策在昌门设宴为太史慈饯行，问他：“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太史慈回答：“不会超过六十天吧。”

果然，两个月到了，太史慈如期归来，顺利完成孙策交代的任务。

太史慈的信，关羽的忠，已经深深嵌入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之中，反映了人们对诚信的呼唤。

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诚信是品评人物最基本的出发点。诚信是一块试金石，验证着人品的高下。真正的诚信，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个人有诚信，则不仅能立于社会，也能安顿自我。

孔子看到当时礼崩乐坏的世象，所以他有这样的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要说我能见到多少圣人，那我见不着；我能见着君子就可以了。要说我能见到多少善人，我也没见到；我能见到恒定如常保持好品德的人，就很不错了。

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呢？孔子对“君子”有过这样一个界定，叫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先把这个实事认真做了，让言论跟在后面出来，而不要先说后做，这就是君子了。所以孔子说：“我只要能遇到这样的君子，能遇到恒定如常、享有信誉的人，就已经不错了。”

这种恒常之心，其实应当是一个人立于当世的基本依托。孔子说，怕就怕有些人生活在很多的假象里，他在迷惑世人的时候，其实也迷惑了自己的心。孔子说：“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意思是说，本来自个儿什么都没有，却要装作有；本来是空虚的，却偏偏要装出饱满富足的样子；本来很困顿，却装作很奢华，这样的人是难于保持始终如一的，也就不会有好品德了。

在自己的生命中保持恒常之心，需要坦率的勇气。也就是说，一个人接受自己的现实，真诚面对自己，这是信誉的起点。我们今天说，诚信诚信，诚是信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生命都不忠诚，没有了一份真切的诚意，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对他人守信呢？

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比诚信还要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够有恒，保持平常心。如果一个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幻梦之中，总是幻想要去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那么他会始终做不到脚踏实地，很难进步。

一个人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恒常之心，不轻易改变，这是对于自己的诚意。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保障对别人的信义。如果这点都做不到，那么你就会常常陷于迷惑之中，就会缺乏一种真实的自我估价。

有一篇寓言故事说得很有意思。有一只山羊，它早上起来想出去吃点东西。它本来想去菜园里吃点白菜，这时早晨初升的太阳把它的影子投射得很长，山羊一看：“天哪，我原来如此高大，我还吃什么白菜啊？我改去山上吃树叶得了。”

它转身往山上跑，等跑到山上的大树旁边，都到中午了，太阳照在头顶上，这时山羊的影子就特别小。山羊一看：“我原来这么渺小啊？我还是回去吃白菜吧。”

等它跑到菜园的时候，已经到傍晚了。这时候夕阳西下，它的影子又拉长了。山羊一看说：“好像我还真能吃树叶。”它就再往山上的大树那儿跑。

一天的时光，这只山羊就在太阳投影的迷惑下，一口东西没吃着。

这不就像我们的人生吗？有时候一种外在的投射，一种虚幻的假象，在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比真实的自己要高大很多，又在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比真实的自己要渺小不少。

一个人的心怎样才能够保持着恒常的判断呢？这需要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保持一颗平常心。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和辨别是非迷惑的能力。孔子的答案是这样的：“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老师说，你不是想提高道德吗？我就告诉你两条原则，第一“主忠信”，要以忠诚、信用作为你内心的依据，能够立足这一点，就不错了。第二“徙义”，就是你可以有改变，但是必须合乎道义。内心主于忠信，合乎道义去改变，做到这些，那不就提升品德了吗？一个人品德提升之后，才能够辨惑，不至于像山羊那样因外界的变化而无所适从。

孔子又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个情况我们现在都有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得不得了，希望他长长久久，千年万世，一直这样活着才好呢。这就叫“爱之欲其生”。突然之间，又恨上这个人了，就恨不得他马上消失，希望他短命。这就叫“恶之欲其死”。孔子说，你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难道不是迷惑吗？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们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去办事，就会活得很明白，而如果感情用事的话，就会陷于无穷的迷惑之中。

一个人如果不能保持恒常之心，失去自己内心的判断标准，就会出现很多迷惑。我们现在总说世象纷纭，希望哪个神灵借我一双慧眼，让我好看清复杂的世象。真正的慧眼何在呢？它不仅关乎智慧，还关乎一个人的自我判断和内心恒常的力量。要想对世界守信，对他人守信，先要看看能否对自己的生命忠诚守信。这是我们辨惑的前提。所以孔子把崇德、辨惑连在一起分析，在他看来，提高道德是分辨迷惑的一种方式。

我们看到，孔子对于忠信的论述很多。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我们看，孔子提到忠信，不是孤立地提一个标准，而是把很多标准放在一起，包括了仪态的庄重威严、热爱学习、忠诚守信、慎重交友、过而能改等方方面面。

孔子说，一个真君子，如果他的内心不厚重、不庄重，那么他就没有威严。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怎么显得那么没有分量，那么轻薄，见风就倒，听到点什么风声就容易改变判断，其实那是因为他内心本身就不厚重啊。

但是，内心的厚重是怎么来的呢？这不是先天得来的，而是要靠不断学习。一个人如果不断地提升修养，不断地去学习思考，他就不会浅陋，就不会固守在他的局限上。

怎样做到君子，还有两条很重要的原则。“主忠信”，就是他内心要有一种立命之本，以忠、信这两种道德为主。“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不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也就是说，如果你结交的人在道德上、在能力上都比你强，你就会有压力，你要见贤思齐，这样你就会得到提升。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不跟不同道的人交往。道不同不相为谋，只跟同道中人来往，以便保持人生方向的单纯性。不论哪一种解释，都是说交友要慎重。

一个人如果按照以上原则为人处世，会不会就不犯错了？不是的，没有谁会永远不犯错。不过，犯错也没关系，一旦错了，不要固执己见，要赶快改正过来，就还是君子。

以上这些就是孔子对于君子道德的描述。这里提出的“主忠信”，它不是孤立的，一定是跟其他的原则相辅相成的。

经常有些朋友问我，《论语》里面我记住哪一句话就够了？或者是问，对我现在的生活哪一句话能有直接的引导作用？我觉得，经典的东西需要融会贯通，它不会只靠某一句话或者一个理念，就让一个人安身立命。虽然孔子也说“恕”这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但是我们想想，在这种宽恕的背后，需要多少信念来支撑？需要多少融会贯通才能达到？孔子提出来的东西都是微言大义，说出来看似简单，但是都有广博的文化积淀，都有一些内在的理念在支撑。

关于信，还有很多表现在孔子学生的言论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有子是孔子的弟子，他说了三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语言环境里，人际交往都离不开说话，我们都在承诺，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够兑现吗？你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能做得到吗？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那要看你的诺言离道义有多远。如果你的诺言符合道义，兑现的可能性就会高一点，这就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一个人如果能够恭谨有礼，对别人毕恭毕敬但又符合礼义，那么他就远离耻辱了。“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意思是说，如果他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依靠的都是可亲可信之人，那么为人行事也就很可靠了。

我们看，这里又是一组关系。在这里，“信”也没有被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核心，而是说讲信用一定要符合道义。社会中不断出现种种挑战，一个人光有单一的内心道德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

我们知道，关于历史，有一个词语叫作“信史”，就是其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这个词内涵很重，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史官，要用他们的生命来维护历史的真实，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流传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可贵的传统。

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北魏的司徒崔浩和中书侍郎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国书》。《国书》写好以后，就被镌刻在首都平城南郊十字路口的石碑上。崔浩和高允两人依据实录作史的精神，对北魏早期的历史多秉笔直书，有些史实在后人看来是很不堪的。很多鲜卑贵族看了国史之后，非常不满，就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说史官真不好，为什么把这些事都写出来了？

拓跋焘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来就要逮捕中书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拓跋晃，曾经跟高允念过书，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想保护自己的老师，就把高允请到东宫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进宫朝见。

二人来到宫门前，太子对高允说：“我们进去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怎么做。一旦皇上问什么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说。”高允问：“殿下，这是为什么啊？”太子只是说：“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先是太子进去跟他父亲说：“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我请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拓跋焘就召见高允，问：“《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这个时候，高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这样回答的：“《太祖纪》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兼职很多，他只不过领衔总裁而已，至于具体的著述工作，我写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一听，大怒，说：“敢情你写得比崔浩还多，你的罪行比崔浩还大，怎么可能让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赶紧对他的父亲说：“您的盛怒把高允吓坏了，他只是一介小臣，现在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人写的，真的与他无关。”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说：“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但我不敢说虚妄的话来骗您。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哀怜我，想要救我一条命。其实，他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不敢瞎说。”

拓跋焘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啊。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啊。应该赦免他的罪过，要褒扬他。”于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高允临死不说假话，这在北魏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高允的勇气从何而来？它来自一种内心的忠诚。诚信，有时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内心对于一种价值的坚持，这种价值延伸出来，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

2007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里面还有这样一个人，“良心医生”陈晓兰。她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医院理疗科的大夫。她从医十年间看到医院进的医疗器材有相当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于患者。陈晓兰坚持揭发此事，十年中，经她揭发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多达二十多种，其中有八种已经由国家下文予以废止。

但是，这十年中，这名医生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因为触犯了医院的利益，医院强行把她调离原来的岗位，后来又强迫她提前退休。丢了工作之后，她深入医疗器械交易的直接环节，更坚定地去揭露更多的黑幕，所以她被很多同行指责为“叛徒”。

对我们来说，陈晓兰的勇敢其实比北魏史官高允的勇敢还要有价值。这不仅仅关系到她个人的诚信，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她的良知成为整个社会风尚的净化剂。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成了广大患者的一道保护屏障。

陈美丽和陈晓兰，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但是你能说她们内心的力量就单薄吗？这种力量坚强而庞大，我相信它会有非常大的反响。这样的力量推展起来，从一个人到整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影响巨大。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不需要诚信？对此，《论语》中有过很多阐述。孔子曾经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说，治理有千乘马车这样的一个中等偏大的国家，该怎么做呢？无非就是几件事，首先就是“敬事而信”。治理者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信实无欺，这是一个出发点。其次是“节用而爱人”。也就是说，要能够节约财政开支，关爱百姓。让百姓做事时，要怎么做呢？“使民以时”，按照四时节序，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调剂好忙闲，而不要违背这个天时，不要在农忙的时候让老百姓服很多的劳役。

孔子提出的治国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诚信，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要讲信誉。讲信誉，不仅仅对国家好，对于发布政令的人本身也有好处。

《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话：“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一个君子要在建立起信誉、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后，才可以让百姓去干活，不管是让他们服兵役、服徭役，还是去干什么，这时老百姓都会心甘情愿。如果老百姓没有对这个执政者产生信任，就会觉得执政者是在虐待自己。如果一个忠臣去进谏，也要先赢得君主的信任，先在君主面前树立起信誉才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君主就会觉得你在诽谤他。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太妙了。

子夏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个著名的臣子，就是魏徵。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征兵，苦于兵力不足，当时封德彝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不足十八岁的中男，如果体格魁梧，也可以一并征上来。李世民一想，国家正缺士兵，就答应了。

唐代的制度，男孩十六岁以上叫中男，二十一岁以上叫丁，丁才负担力役。让未满十八岁的男孩当兵，肯定不合制度。结果呢，征兵敕文签署下去，到了魏徵这儿，魏徵坚持不签，给退回来了。李世民接着下敕文，魏徵再退回来，一连退了好几次。按照程序，魏徵不签署，这个敕文就发不下去，无效。

李世民大怒，急召魏徵。李世民说：“中男里身强力壮的人，可能是奸民谎报年龄以逃避兵役，就是征发他们又能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己见呢？”魏徵回答：“带兵之道在于指挥有方，而不在于倚仗数量多。陛下征发壮年成丁，好好训练，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曾经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经失信多次了！”

李世民一听，非常惊讶，问：“我哪里有失信的事情？”魏徵倒也不慌，侃侃而谈，一下列举了当时好几件失信于民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出台一个政策说蠲免赋税了，明天又下一道敕文征收如故。

魏徵又说：“陛下曾经下敕文说：‘已经出力役者、已经缴纳赋税者，今年就不征了，从明年开始。’但是后来还是加征赋税了，而今您又征兵，哪里就是明年再征呢？何况，与您共治天下的地方官时常检阅赋税人丁簿册，征税、征兵都以此为准。征税时没问题，可这次征兵您却怀疑他们欺诈，难道这就是陛下所说的以诚信治天下吗？”

李世民听了魏徵的一席话，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说：“以前我以为你固执，不懂得政务，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真是非常精要。如果国家的号令不讲信用，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天下怎么可能安定！我的错误真大啊。”

结果，李世民不仅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不再征发中男当兵，同时还赐给魏徵一个金瓮。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可以说，从一人一事，到一个国家的治理，信誉为先，这是中国流传已久的一种道德理念。

谈到信誉，我们还得知道大信和小信的区别。

难道诚信还有什么内在的区别吗？我们怎样来区分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什么是“贞”？“贞”就是内有所守的大信誉，符合道义。而“谅”呢？“谅”就是内无所守，求信于人，拘于小节，难合大道。也就是说，君子要坚持正义而守大信，观大势，顾大局，但不一定要局限于小节上。

孔子为什么要分大信、小信呢？这跟他的另一个思想有关。在《论语》中，孔子有很多地方是主张变通的，主张君子要善于通权达变。做一件具体事情之前，允许你在技巧上、在策略上有变通，更好地做好这件事，而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腐儒，固执己见。所以，当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怎么样才称得上“士”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第一等的“士”是有羞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第二等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第三等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都是一些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我们今天说“言必信，行必果”，含有肯定的褒义，但在孔子那里，这还只是小信。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意思是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要坚持到底，但实际上却不问是非，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孔子心目中的“士”，就是懂得羞耻之心、孝敬之道的人，懂得大信的人。

不管从我们个人的人生道路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展来说，只有守住诚信，才有未来。我想，对于诚信，每一个时代可能有每一个时代的解读。

让我们保有内心的诚意，从当下的生活出发，接受现实，朴素面对，并且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守住信誉，通往未来的道路一定会向我们敞开。这样一种观念，大概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积极价值吧。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应该从《论语》出发，结合今天的现实，以《论语》中的诚信来引导今天的生活，走好我们人生的路。

孔子说过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当我们建立了自己良好的道德体系，当我们的整个道德水准提升之后，不仅是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且会有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会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们在一起。

有道德的人一定不会孤单。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出发，建立和守住信誉，就一定会建设起一个诚信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