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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道

于丹:读论语,品庄子(套装共2册) 作者:于丹 著


治世之道

说到孔子的思想,不能不提到他的治世理念。后世流传一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那《论语》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治世思想?

在相隔两千多年之后,《论语》中的这些治世思想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呢?

说到孔子的思想,不能不提到他的治世理念。后世流传一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那《论语》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治世思想?在相隔两千多年之后,这些思想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儒家的政治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德政”。在春秋时期,也就是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社会环境很特殊,没有现代的法律制度,而是用礼乐制度来维系整个社会秩序。与此相适应,孔子所提出的还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以道德伦理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想。

我们今天评价孔子的一生,会觉得他这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成功了,就是他的教育事业,他因材施教,弟子三千,后来被奉为“万世师表”;另一件失败了,就是他的治世理想,当时他奔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向各个国君游说,但是都没有实现他的理想。

今天,我们重提孔子的治世思想,到底有多大的现实价值?

让我们先来看看孔子怎么理解自己的德政理想。孔子对于如何为政,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这话什么意思呢?治理国家,如果仅仅用政令来诱导,以刑法来约束,那就只能达到一个底线,就是老百姓暂时规规矩矩地生活,免去很多刑罚。但是这样会留下后遗症,不足以树立他们的廉耻之心。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光靠政令和刑罚是确立不起来的。

第二句话是孔子的一个理想,就是德政。他说,如果用道德来诱导,用礼制来统一人们的言行,那么老百姓就不仅有羞耻之心,而且能一直遵守正道,人心归服。也就是说,百姓实实在在地服从治理,不是暂时屈从。这是孔子的理想。

今天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律是这个社会的底线,它赋予了公民权利,保障了公民的安全。那么道德是什么呢?道德是在底线之上有助于公民自律的东西,它可以使社会核心价值得到提升。

在孔子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单纯提倡以德治国,一定会失败。但是到了今天,这种以德治国的思想与法治制度相辅相成,施行德治应该比孔子的时代更有积极的意义。

我想,由于整个时代发生变化,虽然圣贤经典中的有些道理会过时,但有些道理会因为文明的发达、社会的进步和多元化,反而可能比在孔子那个时候更有朴实的意义。所以,以德治国,虽然在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很失败的理想,但在今天法治的基础上,应该更有它的价值。

当时,鲁国最有权势的人季康子曾经多次跟孔子咨询为政之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季康子说:“我诛杀了那些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惩恶扬善,我做得不错吧?”孔子不以为然,他反问季康子:“你治理这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用杀戮的办法呢?如果你心向善,你倡导美好善良的风气,那么老百姓自然会人心向善的。”

杀戮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我们不排除治国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方式,但是孔子告诉我们,一味倚仗杀戮,肯定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那么,除了刑罚外,还要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

接着,孔子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君子的道德好像是风,小人的道德好像是草,草遇到风,必定会倒下来。也就是说,有官职的人,能够领导社会的人,如季康子这样的执政者,你的道德就好像是风,而小人呢,他的道德好像是草,风从草上过,草肯定跟着风倒,执政者的道德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产生影响。

孔子的意思是说,执政者只要善理政事,具有良好的道德,百姓也就会跟着有道德,就不会去做坏人。如果执政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又何必去杀人呢?这些话今天听起来有一点乌托邦的味道。它是美好的,但它是不现实的。

我们想想,单纯以道德引领百姓,没有法治制度的保障,那么想要得到良好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想要做到不杀人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孔子提出百姓的道德有赖于领导人的道德,这个观点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德政反映了孔子的一个核心理念。那么,这样一个理念怎样去实施呢?如何去做,其实孔子也有一系列的想法。

季康子,还是这个人,问政于孔子。孔子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说,“政”就是“正”的意思,你自己带头,做人、做事端端正正,你下面的人怎么敢不正呢?我们想,这样的话,治理国家不就很简单吗?

孔子对于为政之道还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表达,如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一个执政者,如果他自己行为端正,品德崇高,那么他就是不下命令,大家也都会去做事,完成任务;但是,如果一个执政者自己很邪恶,做不到清廉方正,他就是颁布了一条又一条法令,也没有人来跟从他。

孔子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也就是说,执政者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又怎么能使别人端正呢?

所以说,执政者要清廉为官,以身作则,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是德政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过很多弟子,其中有些弟子做过县宰之类的小官。

有一个故事记载说,子路做蒲县的县宰,过了三年,孔子正好路过,就去看他。孔子进了蒲县县境,四下一看,说:“子路这个人不错啊,一看就知道他谦恭有礼,诚实无欺。”

又走了一段路,进了县城,四下一看说:“子路做得不错啊,一看就知道他诚实有信,而且能够宽恕待人。”接着走,走进子路的县衙,四下一看就说:“看来子路明察秋毫,做事果断。”

孔子这样大赞子路三通之后,陪他一起来的子贡就越来越奇怪。子贡问:“老师啊,你到现在还没见着子路,一路上已经夸他三遍了,到底为什么啊?”

孔子说:“你看,我们一进入县境,就发现两边田地都耕种得整整齐齐,沟渠挖得很深,道路非常通畅,这说明子路谦恭有礼,能够调动百姓,所以大家才会尽心竭力。我们再往里走,进了县城,你看房屋都整整齐齐,没有破败,街道很干净,树木都很茂密,这说明子路为人笃诚有信,以身作则,所以民风淳朴。接着呢,我们进入县衙,你看这里面居然很清闲,也没有什么人来告状,这说明子路一定观察仔细,做事果断,把所有的诉讼都处理完了,所以不会成天有人在这儿闹事打官司。所以,我夸他三遍,不为过吧?”

这个故事不见于《论语》,而是记载在别的资料里,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的为政思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政绩不一定要表现在口头上说我做了哪些事,真正的措施一定要落实在具体效果上,所以你去看效果就行了,当然就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在孔子这里,一切用事实说话,一个好的治世之道要反映在国泰民安上,反映在老百姓的利益上。

孔子的学生到底做出了多少政绩,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在我们的史书里,记载了很多官员的事迹,而在他们的治世之道中,德政思想一脉相承,从未断绝。

大家都知道晏婴吧?他在齐国做大夫的时候,正直廉洁,一直是劣马拉着破车上朝,根本不用什么宝马香车。齐景公看在眼里,就很奇怪,问他:“是不是我给你的俸禄太低啊,你为什么就这样破车劣马上朝呢?”

晏婴说:“仰仗君上您的恩赐,我的家室都能安顿,我的朋友都有依靠,生活一切都不错,有这样的破车劣马每天拉着我来上朝,我已经很知足啦!”

齐景公想,这晏婴说的是不是谦辞啊?齐景公专门找了华丽的车马,派一个叫梁丘据的人给晏婴送去。梁丘据把车马送到晏婴府上,晏婴就退回来,再送去,再退回来,往返了好几次。

这时候,齐景公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就把晏婴找来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一定坚持不坐华丽的车马,那不是逼着寡人也不再坐这样的车马了?”

晏婴很诚恳地回答:“我们现在世道太平,老百姓衣食富足,但是富足之后,最怕的是他们失去了廉耻之心。光有外在的奢华,是不能够让一个清明世道长久下去的。那些华丽的车马,您可以坐,其他高官也可以坐,只不过我是不想坐,因为国家委我重任,让我下临百官,那么我就要以身作则,不然我怎么能够要求别人清廉呢?我有破车劣马来代步就已经足够了,千万不能因为我的奢华而让百官、百姓失去了廉耻之心。”

齐景公一听,大为感叹。

在中国历史上,晏婴的口碑很好,他的故事流传很广。其实,晏婴就是以他的行为印证了孔子所说的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执政者自身很正,那么他的政令才会畅达无阻。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是“学而优则仕”,学习了知识之后,不是拿来炫耀的,而是要为国家、百姓做点事情。中国古代有太多的文人,都只不过是失意的政治家;而太多的政治家,都只不过是得意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从来就没有撇清过。

有些历史人物,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就是文人,但是其实他们都有过做地方官的经历,曾经治理过一方百姓。比如说,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官,他修堤,兴水利,让当地整个的经济发展起来,人民非常富足。后来调走的时候,白居易带走了什么呢?他仅仅从天竺山带了薄薄的两片石头,还写了一首诗,诗云:“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蘖。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做了多年的刺史,操心政务,现在要走了,留一点记忆吧,那么就从天竺山上取得两块石头带走吧,这可抵得上千金,千万不要损害我多年为官的清白名声啊。

后来,他又做苏州刺史,临走的时候还是这个习惯,在洞庭湖边又找了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很大,是抬着进府的。白居易将它们洗干净,一块石头做了他的琴架,另一块石头呢,估计是凹陷的,所以用来储酒。你看,琴棋书画,诗酒流连,这是一种文人的做派。

白居易拿得这两块石头,很高兴,写诗说:“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他说:“这两块石头啊,多年以来一直被扔在洞庭湖边,而现在到了我的手里。它们虽然不能说话,但陪伴着我,我们三个就像是朋友呢。”白居易就是这样留一方大自然的信物,让自己的心情酝酿其中。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官时的品格。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清风明月,是一颗恒常之心,是为一方百姓做完实事之后的坦然,而不是要什么珠宝、财富。可以说,儒家思想中的德政理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

在《论语》里面,问政的言论还有很多。有一次,学生子张问老师,怎么样去治理这个世道?老师的回答只有八个字:“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居之无倦”,一个人在做官的时候,心中不要有任何倦怠之意,要让自己时时是勤勉的,努力的,工作着的;“行之以忠”,你去推行政令的时候,要尽心竭力。你能做到这些,就够了,为政就不难了。

有一次,子路也问为政之道,孔子的回答更简单:“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子路问:“老师啊,怎样来治理国家呢?”老师说:“你要想治理好一方人民,不难啊。老百姓肯定要做点事,对吧?不外乎是修道路、修房屋这些基本建设,大家都挺劳苦吧?那不要紧,你身先士卒,冲在他们前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百姓勤劳工作了。”

对于这个回答,子路觉得太简单了。他又问:“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多说点啊?”老师回答时只说了两个字:“无倦。”就是坚持这么做,永远不要懈怠。不要因为取得一点政绩就居功自傲,就倦怠下来,而是要保持旺盛的精神,一直前行。

从子路在蒲县的政绩来看,孔子的这个教导对子路的影响是很大的。

为政要勤勉清廉,要以身作则,这是实践孔子德政理想的具体表现。这样一种表现,在有担当的中国文人的身上屡见不鲜。

前面说了白居易,再说一个文人苏东坡。苏东坡从密州调到徐州做太守的时候,正好赶上洪水泛滥。当时徐州城外的曹村地方决堤,洪水直逼徐州城,形势非常危急,城里富人纷纷出逃。苏东坡亲自坐镇城门,劝说众人:“有我在,洪水绝不至于冲垮城池,请大家都回去吧。”大家不再出城,城里百姓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接着,他又赶紧来到驻在徐州的禁军的军营,对士兵们说,现在请大家一起来为百姓做点事,赶快筑堤保护这座城池。在宋代,禁军直接归皇帝指挥,一般官员是无权调动的,但士兵们看到苏东坡这位父母官不辞辛苦,冲在抗洪第一线,很感动,就全部出动,很快筑起一道大堤,保住了徐州城。

我们现在说起苏东坡,都觉得他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是一个大文豪,但其实呢,他跟其他很多著名文人一样,都在儒家德政理想的浸润下,做出过很大政绩。

我们还要说到另一个人,就是东晋的陶侃。陶侃很不容易,他出身寒门,在那个讲究门阀的时代能够一直为官,而且官位不低,完全是靠他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卓著的业绩。

陶侃做广州刺史的时候,由于广州还是偏远之地,所以政务清闲。不过,人们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陶侃每天早晚把上百块砖头一个人搬进、搬出屋子。大家很不理解,问他:“这是折腾什么呢?”陶侃说:“我正努力要收复中原,现在如果过于安乐悠闲,恐怕到时无法做事,力不胜任。”

陶侃为官一方,不敢有丝毫懈怠,真正体现了儒家为政要勤勉的思想。也正因为他自己为政勤勉,才能严格要求下属,下属也服气。他看到有人喝酒误事,就把酒器全都扔进水中;看到有人赌博误事,就把赌具也全都扔进水中。我们想想,如果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上司,他去严肃纪律,大家会心悦诚服吗?正是由于陶侃自己勤勉,所以在他治理的地方,百姓都勤于农事,家给人足。

陶侃为什么能让人肃然起敬?这是因为他居安思危,自己没有丝毫懈怠之心,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所以为政顺乎人心。

对于怎样实施德政,《论语》中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比如,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张跟孔子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就谈到有关为政的许多具体内容: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

子张去问老师:“怎样才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告诉他:“只要你尊重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

提倡尊崇好的东西,摒弃坏的东西,政治风气就会好了。子张当然想知道这好的和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子张问:“什么叫‘五美’啊?”孔子给他说了这样五件事,“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什么意思呢?子张听了还是不明白。比如说第一点吧,给人民好处,但又要自己无所耗费,这怎么做得到呢?

孔子详细解释了“五美”。第一点是“惠而不费”,就是一个执政者,要给百姓恩惠,但是又不要过多破费。执掌权柄的人掌握的是国家财政经费,但是他不能老在那做慈善,不能没完没了地给百姓派大红包。如果这样做,浪费了财政经费不说,而且助长了百姓的懒惰之心。

那怎么才能做到“惠而不费”呢?孔子说,只要你在他们能够得到利益的时机和地方去加以引导,让老百姓做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这不就不用掏国家的腰包了吗?也就是说,与其给他们钱,不如尽量给他们政策,扶持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大家能够全盘搞活,让他们自己主动去创造财富,得到他们应得的利益,这样你不就不用破费了吗?

第二点是“劳而不怨”。我们今天是一个职业化的时代,大家都有工作在干,就是在一个福利社会中,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歇着不干活吧?一个国家,人民总要劳作,但是如何能够做到“劳而不怨”?就是大家干了活,却欢欢喜喜而没有抱怨?这容易吗?不容易呢。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孔子的解释是,你要选准了可劳作的事情或者时机,比如说春耕、秋收,这些事情是大家必须做的,不然没得吃了,所以他们不会有抱怨。再比如说,大家衣食丰足,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时候你再让他们去修堤坝,或者去筑路,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在他们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时候,你逼着他们去服劳役,或者去打仗,那老百姓肯定会有抱怨。这就是说,要做的事情、做事的时间你要挑对了,才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让他们劳得其所,愿意这样去付出,就会乐在其中,你说谁还会抱怨呢?

第三点是“欲而不贪”。我们过去有一个误解,认为儒家是教人清心寡欲,没有任何欲望。有人常说,一个人要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欲望,他才是一个真君子。其实孔子说的是,人可以有欲望,但不可以贪婪。这是一个客观的陈述,符合人性。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在生活中可能就会缺乏一些基本的动力,但是这个欲望不能过分,不能欲壑难填,否则就会因贪婪而造成祸害。

那么,一个人有欲而不贪,如何做到呢?孔子说,人是有欲望的,但是要看你的欲望引领你向何方去,如果是指引到仁爱大道上去,你自己要好,也让别人好,那么还贪求什么呢?孔子还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过得好,同时也要帮别人过得好。

这种概念像什么呢?比如说,大家坐飞机,在起飞之前会听到广播,说我们的头顶上都有氧气面罩,遇到紧急情况会自动脱落,这时空姐会提醒大家,请自己先戴好面罩,再帮助旁边的人。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人际法则。每一个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先把自己照顾好,这也是尽一份责任,照顾好自己之后就要马上去帮助别人。

儒家早期思想不是专门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说在你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要去帮助别人。人是有欲望的,但是这个欲望往仁爱之处发展,求仁得仁,又怎么会有贪欲呢?你去引导他的欲望,而不是压制他的欲望,这就够了。这叫“欲而不贪”。

第四点是“泰而不骄”。怎么做到呢?孔子说,在一个真君子的心里,他看别人,不在乎对方人数是多是少,势力是小是大,而是对什么人都尽心竭力,不敢怠慢。比如说,我们做老师的要去讲课,在大学的课堂上,有时候大班上课可能有三四百人,而小班上课可能只有十几二十个人,你不能因为大班人数多,关注度高,这节课你就好好讲,小班人数少,讲起来就不带劲吧?如果你这样做,那么就说明你有傲慢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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