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投身于外交工作的，外交生涯比较丰富多彩。

在职44年，我大部分时间从事对中东、北非的外交工作，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友好事业。我首次出国，是到西非第一个取得独立的国家——几内亚。1960年，身为年轻翻译的我有幸同该国首任总统塞古·杜尔在同一节铁皮车厢里过夜，亲见当地环境条件的艰辛，同时也感受到西非国家独立初期领导人的平民风格。作为大使，我先是出使突尼斯，后来又兼首任驻巴勒斯坦国大使，其间与阿拉法特会见17次，了解到中东问题，尤其是巴以争端的长期复杂性。在开罗，我看到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为中东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也感到它在实现中东和平方面负有重大责任。1987年，我目睹实行终身制的非洲元老、年届耄耋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遭废黜。

我在职的最后四年参加了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领域的较量，同时与之进行了经济技术合作和人文交流。在挪威，我以大使的身份亲历了我国同这个国家（实际上背后是整个西方）围绕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及在人权和涉藏问题上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同时，我也看到这个小国在经济、财政、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舆论监督以及政风、民习诸多方面确有独到之处。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些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当然，国情不同，不能照搬。

我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我比较注重调查研究，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建议。1970年秋，我为驻阿尔及利亚使馆起草过一份调研报告，其中预测可能出现美国撤出越南、重返中东的动向，受到外交部的通报表扬。但我也出过一些差错与失误，深感外交工作无小事。如在挪威一次答记者问时，谈话被西方记者歪曲报道，对外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的人生道路比较顺利，但也小有曲折。

我有过荣耀的时候：入党比较早，受到国家级和部级表彰，进过中央党校，1984年起担任外交部司长，后又出任驻多国大使。但在政治运动中，也遭遇过波折：1957年整风时，我批评有的党员倚老卖老、不钻研业务、瞎指挥，并据此写过一出讽刺一位党支部书记的短剧（虚构）。“反右”阶段，我在司里受到批评。1966年“文革”初期，我“造过反”，曾揭发一些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差、生活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还一度进入司造反组织领导班子。尽管不久因意见分歧，我被激进的造反派领导撤换下去，但一段时间里，我曾被作为犯过“左”的错误的干部对待。

逆境促使我更加刻苦、勤奋地工作，同时，经过学习、思考，我对解放以来党用“大民主”反腐败的教训和个人幼稚、偏激的缺点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被提拔为司长，其后出任驻外大使，前后14年里，作为领导干部，我经受了贯彻党的外交方针政策、克服个人考虑、讲真话、保持廉洁、过“人情关”，以及对内以忍让求团结的种种考验，感触良多。

我是一个“30后”的知识分子，成长中经历了荣辱沉浮与酸甜苦辣。总的体会是，应当坚持正确的人生观，做一个没有个人权力的普通人，知足常乐。我常常想，自己是幸运的，在政治运动中，外交部领导高抬贵手，没有给我戴上什么帽子，依然给予我信任、使用。我人生一大幸事是参加外事工作后，有机会多次接触周总理，得到他的言传身教，这对我的为人处事产生深刻影响。当然，我人生的最大机遇还是1949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它使我这个江南小镇上普通人家的子弟后来逐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不带翻译的驻外大使。

最后，回顾个人漫长而平凡的人生道路，我可以无憾地说，我已把自己的精力与智慧奉献给了祖国壮丽的外交事业。看到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但恰是我68年前参加革命，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经过政治理论学习后所憧憬的那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