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见闻篇

挪威亲历

我1950年参加革命，1954年进入外交部，从事外交工作44年，有38年主管西亚、非洲国家，或在这些地区工作。这些国家与我国处境相似，工作主要是友好合作。而最后四年出任驻挪威大使，那里情况与我国迥异，工作上有合作也有斗争。

我的国外见闻从挪威开始，并以此作为重点，主要出于四点考虑。第一，挪威这个北欧小国，推行社会民主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兴起到90年代中期的25年间，其经济管理、社会建设、民主监督、环保工作以及劳资协商等都有独到之处，对我们建设小康、和谐社会有借鉴作用。第二，挪威与我国意识形态不同，在人权、涉藏等问题上同我国存在分歧和斗争，我们做了比较妥善的应对；这于我们对待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类似问题有现实意义。第三，美丽奇特的风光，跌宕起伏的历史，朴实可爱的人文，饶有兴味。第四，因为时隔不久，记忆犹新，材料也较完整。

奥斯陆维格朗公园秋景

国王与王室

我是1994年2月下旬抵达奥斯陆的。我在挪威的工作从3月1日向国王哈拉尔五世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因此，我在挪威的亲历就从接触国王与王室写起。

新王宫

奥斯陆市中心有一片方圆55英亩的高地，坡上覆盖着蓊蓊郁郁的树木，四周环绕清澈见底的池塘和大片小草茵茵的绿地。人们游憩其间，心旷神怡，这里已成为首都一处市民心仪的公园。高地顶部有一长排坐北朝南、嫩黄乳白相间的三层楼宇，这就是挪威的新王宫。它建成于1884年，现在是哈拉尔五世国王的住所和办公地点。楼宇中央突出一座由六根高大圆柱支撑的大阳台，气势宏伟，每年5月17日挪威宪法日时，国王及王室成员在此检阅节日游行队伍。阳台下面由七座石拱门组成的门廊，就是王宫的正式入口。阳台前面的广场是国王举行仪式欢迎外国元首的地方，也是外国游客喜爱拍照留念的场所。国王入住时，王宫上空就升起红底金狮的王旗；如果旗子上有三角形的缺块，那就表示国王不在王宫。

1996年，朱应鹿大使在挪威新王宫前留影

简朴的递交国书仪式

1994年3月1日，我就是在这里向国王递交国书的。仪式非常简朴，恐怕世界少见，在我也是首次。

那天上午，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来官邸接我，未邀请其他中国外交官随行。我坐车随着他的车驶向王宫，沿途也没有开道车。我们到达王宫门廊时，王宫典礼官在门口迎接，引我们进入门厅。只见厅内灯火辉煌，通往二楼的大理石楼梯两侧自下而上肃立着三对穿着礼服的卫士，他们头戴黑色礼帽，身披红色大氅，脚蹬白色皮靴，手擎银色宝剑。我想这就是仪仗队了，我向他们点头回礼，一面随着礼宾官缓缓地走上二楼。礼宾官在楼道里拐了几个弯，到走廊中间一扇门前站住说，这就是国王的办公室。此时，一位卫士抢步上前，把门轻轻地推开。

国王的办公桌正对房门。穿着深色服装的哈拉尔五世国王正面带笑容，从桌后座椅上起身走向屋子中央，我连忙迎上前去，伸手向他致意。国王魁梧健壮，仪表堂堂，用他的大手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您到来。”接着用手势示意我在他桌前座椅上坐下。此时，我发现这是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间，除桌子右边靠墙放置一套沙发外，几无其他陈设。国王身旁未见任何陪见人员，也没有新闻记者、摄像师在场。一切显示，今天不会有通常的递交国书仪式了。于是，我从桌子前站起来，恭敬地把国书递交给国王，表示我非常荣幸代表中国来挪威履行职责。他接过国书看了一下，放在一边，再次请我落座，随即亲切地与我交谈起来。整个活动就是这样，没有仪式，不念颂词，没有答词，不拍电视，也不照相，确实打破常规。驻挪威的使节们在谈到递交国书时，都对未能与国王合影感到遗憾。21世纪初，看到陈乃清大使与穿着大礼服的国王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合影，我感到挪威的礼宾也“与时俱进”了。

谈话开始我有些紧张，因为我学的是法语，英语讲得不太好，但国王的随和感染了我，使我一下子轻松起来。他首先像谈家常似的说起，1985年他作为王储访问过中国，那次访问给他留下美妙的印象；还告诉我结识了当时陪同他的周南副外长。我说，他离开中国的十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巨大、深刻的变化，欢迎他和王后方便时再去中国看看，他答称非常感兴趣。他还特别表示，他知道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我了解国王喜爱运动，本人还是挪威帆船协会主席，就主动谈到刚在挪威利勒哈默举行的世界冬奥会。当我对挪威在冬奥会上获得19枚滑雪金牌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时，他很高兴，风趣地对我说，挪威人对滑雪情有独钟，所以人们说他们“从娘胎里出来时就带着雪橇的”。

1998年5月我离任时，国王也在这间办公室里接见我。他自然地回忆起1997年10月他偕王后访华期间度过的愉快时光，不仅称赞我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所做的努力，还特别要我问候他们在访华中结识的我的夫人，使我倍感亲切。

平民王室

挪威王室的平民风格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国王哈拉尔五世没有架子，颇受人民喜爱。他还在年轻当王储的时候，有一次开车违反交通规则，不仅认了罚款，第二天还登报向国民道歉，一时间王室“遵守法规、没有特权”传为佳话。我到挪威任职，正赶上1994年2月世界冬奥会在挪威小山城利勒哈默举行。国王喜爱体育，我多次在电视里看到国王坐在普通观众席上同国民一起观看比赛。他出访和在国内活动都不乘专机。有一次，我们从奥斯陆出发到挪威西部城市卑尔根出席一个国际文化节，上了飞机，发现国王及其随从就坐在前舱里。

哈拉尔五世与平民出身的宋雅王后联姻颇不容易。1959年这对年轻的恋人提出结婚，父王奥拉夫与挪威议会和政府反复磋商，直到1968年8月才最终允准，历经九载。王后平易近人，学过缝纫和艺术，目前从事慈善事业，与普通百姓保持接触。王后的随和，在1996年6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期间也有表现。她一次在陪同江泽民夫人王冶坪参观首都古迹间隙，忽然提出到我们使馆小坐歇息；因为王后幼时在邻近我馆的一户亲戚家住过，从这家窗户可以望见我馆的院落。她的临时动议有点怀旧的意思。我们马上做了安排，王冶坪邀请王后到使馆喝茶叙谈。1997年8月，在奥斯陆举行以宋雅王后命名的国际声乐大赛，中国的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以他杰出的表演获得金奖。王后在授奖时，讲话激动而亲切，还说：“你来自上海，我10月要去上海访问，我们还会见面。”当王后把奖杯授给廖昌永时，不仅握手，还热烈拥抱，引起全场长时间欢呼。

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他们的长子哈康王储1997年与同在奥斯陆大学学习的一位名叫梅特·玛丽特的平民单身母亲结识，并于2000年9月在首都一幢公寓楼里同居。据媒体报道，这在欧洲王室中开了先河。

挪威王室的平民作风，还有家族渊源。哈拉尔五世的祖父哈康七世国王，原来是丹麦的卡尔王子，是挪威1905年独立时丹麦国王克里斯琴九世册立的。他到这个新王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一次全民投票，以确定他在挪威臣民中被接受的程度。尽管传说人们拥护共和体制，但投票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挪威人仍赞成继续实行君主制。哈康七世为人风趣、幽默、随和，被人誉为“民众的国王”，他本人也一再声称：“我也是共产主义者的国王。”哈康七世的继承者奥拉夫五世也喜欢接近群众。奥拉夫年轻时在滑雪运动中显示杰出才能，1922年19岁时曾荣获全国青年高台跳雪比赛冠军。至今，奥拉夫五世的滑雪铜塑像一直耸立在奥斯陆东北郊外滑雪山道一侧，与世界著名的霍门科伦跳雪台遥遥相对。哈康国王和奥拉夫王储都与挪威人民一起参加了20世纪40年代历时五年的抗德战争。

1997年8月，廖昌永在奥斯陆获得歌唱大赛宋雅王后金奖后，朱应鹿（左一）和童心礼（左二）去后台祝贺时的合影（廖永昌左边是他的夫人）

1996年6月，江泽民主席夫人王冶坪陪宋雅王后在驻挪威使馆客厅喝茶（左一为童心礼）

有政治作为的王室

挪威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没有实际的立法、行政权，但作为国家象征、形式上的三军总司令，有重要政治作用，在国家危难时表现尤为明显。与多数欧洲君主国不同的是，挪威国王出席并主持内阁正式会议。内阁的决议须经国王批准、首相附署方能生效。挪威国王是参与国事的。

现任哈拉尔五世国王1937年2月出生于奥斯陆附近斯考古姆乡村的别宫，是公元567年以来第一位生于挪威的王子。他毕业于挪威军事学院，在牛津大学攻读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1957年他被册立为王储，开始参与国事，1991年1月即位。我到任后，看到哈拉尔国王除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国元首外，还经常参加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如在议会听取首相的工作报告，出席每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从与国王不多的接触中，我感到他关心、熟悉国内外大事，考虑问题细致实在。

1997年10月访华前，国王专门约见我，表示此次访问主要想了解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是怎样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在访华中除北京、上海外，国王和王后还专门去云南丽江古镇参观，并对我们保护那里的民俗和环境倍加赞赏。国王对丽江之行很满意，他离华前对我说，如果到中国只在大城市看高楼大厦，不到内地转转，那就不如去美国了。

1998年5月底，我向哈拉尔五世国王辞行。他除讲了一些友好的话外，还有准备地向我提了有关中国国内形势的有深度的问题，我做了扼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碰到的工人下岗和少数官员腐败。我的回答是，用深化改革和立法监督来解决，但不是短期可臻。他表示同意，认为他访华中看到中国情况总的不错。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大陆，尤其是对香港的影响。我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高，人民币坚挺，金融风暴对大陆影响不大；香港经济暂时会有些困难，但由于香港监管机制健全，人才多，国际联系广，又有大陆作为后盾，经济前景看好。他又问，香港经济短期下滑，会不会影响对大陆的投资？我说，不会。香港有些困难，港资会更多转移大陆，香港、大陆互相支持、促进。他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

一周后，我就离任回国了。向国王辞行是我作为外交官的最后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我对这场活动之所以做些具体回顾，主要想说明两点：首先，通过此次谈话，我对哈拉尔五世国王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不仅是一位关心大事的政治家，而且大学时攻读经济学，对经济问题有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感到，作为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国内外形势的追踪（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不久）和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学习。

参与领导抗德战争的王室

挪威王室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除上面提到的平民作风和关心、参与国事等现实因素外，还同王室在抗德战争中的光荣历史有关。

1940年4月8日，德国军队袭击中立的挪威。10日，希特勒派劳工部长布劳尔去奥斯陆会见哈康七世国王，威逼他支持挪威卖国贼吉斯林刚成立的纳粹政府。哈康国王报告内阁后，响亮地回答：“不！”并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国民联合起来捍卫他们的国家独立与合法政府。由于挪威拒绝投降，于是同日德军大规模轰炸合法政府所在地艾佛卢姆，挪威抗德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在王室支持下，挪威政府军在中部坚持了两个月的抗战。最后因为英法盟军撤走，力量悬殊，6月7日参谋长罗格将军被俘，挪威第一阶段抗战遂告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挪威国王、王储和一些军官、政府官员于当日乘坐英国军舰“德文郡”号离开北部港口特罗姆瑟撤往伦敦，继续抗战。哈康七世国王在英国流亡期间，经常以三军总司令名义号召国民用各种方式打击德国占领者，对鼓舞挪威人民的斗志起了重要作用。战争开始后，当时的王孙哈拉尔和两位小公主在母亲玛莎王妃带领下逃到瑞典，然后乘船从芬兰前往美国。由于王储奥拉夫和王妃玛莎1938年访美与美国上下特别是与罗斯福总统本人建立的联系，挪威二战中从美国包括从200多万挪威侨民那里得到大量援助和支持。王妃玛莎和王孙哈拉尔1940年到1945年一直在华盛顿度过。据说，哈拉尔是在罗斯福总统的游泳池里学会游泳的。今天这位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讲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常使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感到惊奇。1945年盟军大反攻开始，王储奥拉夫担任挪威武装部队总司令。1945年6月7日哈康国王离开挪威整整5年之后，乘坐英国军舰（仍是“德文郡”号）凯旋回到奥斯陆，受到了市民非常盛大热烈的欢迎。

如何处理与挪威在人权和涉藏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出使挪威的政治大环境

我国与挪威在人权和涉藏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实际上是西方与我国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整个斗争的一部分。受国际反华气候影响，1989年12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达赖，支持他通过与中央政府谈判，采取“非暴力”方式，实现“西藏自由”。此后，达赖利用和平奖得主身份不断访问挪威和欧美一些国家，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94年11月，美国58名议员提名被我国判刑的“民运分子”魏京生为和平奖候选人，得到挪威国内少数政治势力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上、中期，设立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讨论人权问题，挪威都参加反华提案，并在会上攻击中国人权状况，要求中国“释放所有政治犯”，“尊重西藏人的文化和宗教权利”。挪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有关中国的正面报道，大多是负面情况，有的还是西方制造的在人权问题上诋毁中国的谎言。挪威“西藏委员会”每年3月10日都要组织几十人举着“雪山狮子旗”到使馆门口静坐示威。我就是在上述背景和气氛下，于1994年初去挪威履任的。尽管两国关系已从1989年底的低谷进入恢复上升期，但在我四年任期内，双方围绕人权、涉藏问题的斗争时紧时松，始终不断。

对于两国在人权、涉藏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我感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形成这样一个方针：冷静分析，适当斗争，积极沟通，求同存异。对于有些事情，如美国议员提名魏京生为和平奖候选人、达赖访挪要求见挪威领导人，我们向有关方面做了提醒或进行交涉。但我们认为挪威与我国无直接利害冲突，挪方同我们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更多是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差异，加上西方长期反华宣传影响造成的。因此，我们应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做好解释交流、增信释疑上，同时继续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经过双方几年的共同努力，包括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民间接触和新闻媒体交流，两国不仅在人权、涉藏问题上增加了相互了解，而且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包括经济贸易关系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我长期主管与我们情况相似的西亚、非洲国家，更多是做团结友好工作。而最后一任挪威四年遇到了复杂的斗争，在一线参与处理有关事务，受到的锻炼，学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过了以往38年。我更加懂得如何对待和处理国与国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工作中我增长了一些才干，譬如怎样做对外宣传；也了解了不少新情况，如诺贝尔和平奖等。

江泽民主席出访挪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领导人对挪威的访问，从江泽民主席、乔石委员长、李瑞环主席，到李岚清、钱其琛、邹家华副总理，宋健国务委员，都碰到人权和涉藏问题，他们都相机介绍有关情况，做挪威方面的工作。江主席访问效果明显，影响巨大，我想就自己的亲历做些回顾。

1996年6月，江主席偕夫人王冶坪率一个百人企业家代表团访挪。挪方非常重视。到达当天，国王哈拉尔五世和宋雅王后在王宫前广场上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和议长格伦达尔夫人出席。仪仗队和王室卫队两旁列队。华人、华侨普遍反映，比此前的叶利钦总统访问规模更大，气氛也更加热烈。同时挪方对江主席一行的安全非常重视，沿途出动大批警察，应对少数“大赦国际”的人和“藏独分子”的反华骚扰。中午，国王在王宫举行家宴招待江主席及其陪同人员，王后、公主和王子都出来作陪，非常亲切。晚上国王举行国宴，讲话友好，赞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次日，国王和王后亲自陪同江主席和夫人游览、参观首都的名胜古迹以及博物馆等。

江主席此行重点是就人权和涉藏问题做挪威领导人的工作。挪威是一个400多万人口的小国，最近20多年经济上兴起，又名列富国前茅，在一部分政界人士中出现对外推销自己社会模式的倾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颇多指责。挪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表示“关心西藏的人权、宗教和文化保护问题”，同情支持达赖。

针对这些情况，江主席在与布伦特兰首相的会谈中，除双边合作外，花相当长时间与她就人权问题进行坦诚的沟通和对话。江主席强调，中国重视人权、民主，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情况不同，做法和重点与挪威有差异。江主席指出，民主和人权的概念有其相对性，各国民主和人权的实现方式与其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和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中国有12亿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还有2亿文盲。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有6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条件远没有挪威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江主席还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赞成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讨论，通过对话交流经验，增进了解，但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他以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经历，说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保护人权，执政后更是不断地探索如何加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江主席会见格伦达尔议长时，着重谈涉藏问题。他介绍了西藏近些年来经济、文化、宗教发展情况，驳斥了所谓汉人大量移居西藏、破坏当地文化的谎言。江主席指出，达赖绝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他四处活动的真实目的是搞“藏独”。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只要达赖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可以就藏人前途问题与他进行协商对话。

江主席的话入情入理，得到了挪威领导人的积极回应和尊重。布伦特兰夫人表示，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交流，对于增进互相了解是有益的。挪威赞同中国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她说，两国只是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还有不同看法，但随着交往逐步增多，双方的立场一定会越来越接近。格伦达尔夫人表示在涉藏问题上，挪威完全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中国政府的涉藏政策。

江主席访挪为两国对话开辟了道路。第二年，中挪建立了人权与司法圆桌会议的对话机制。在涉华人权问题上，挪威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由对抗转变为对话的国家之一。访问中，江主席出席了挪方陪同团长工商大臣克努德森夫人主持的挪威工商界人士的欢迎会，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与他们共同探讨在能源、环保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互利合作的途径。两国政府签署了多项经贸合作协议，挪威决定在上海重开总领馆。此次访问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江主席访挪期间遇到了反华势力的干扰。江主席对反华骚扰泰然处之。参观访问中，他不时与国王亲切交谈；在去外地的飞机上，与陪同的挪威大企业总裁谈笑风生，讨论庄子哲学；到卑尔根参观著名作曲家格里格故居时，坐到他当年谱曲的钢琴前，弹奏中外名曲；在泛舟峡湾时还即兴吟唱京戏。为了打破挪威舆论的封锁，江泽民主席离开挪威前夕，在陪同访问的挪威工商大臣克努德森夫人安排下，在卑尔根游船上接见了当地记者，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了他此行全貌。他说：“我这次访问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感谢国王、王后的热情接待。与首相、议长进行的会谈会见是有益的。对在工商大臣主持下与挪威经济界的会晤感到高兴。希望中挪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挪威绮丽风光令人神往。本人能在格里格钢琴上弹奏感到荣幸。”这个简短谈话，配上江主席在卑尔根参观访问的录像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后，挪威各界反应很好，称赞江主席大度、潇洒、随和。

对于反华骚扰，我作为目击者，想就背景做些说明。那天上午，江主席一行在国王陪同下参观首都海盗博物馆，突然得知有三四十人堵在维格朗雕塑公园门口。江主席的随行部长和我商量后，由我向挪方提出，为安全起见，建议改变计划，不去公园参观。国王办公厅主任请示国王后，回答称国王要亲自陪同前往，主张计划不变。江主席马上拍板同意。公园门口，一名“民运分子”向前冲时，我作为大使，一直紧随江主席身侧，真是捏了一把汗。江主席回到使馆的大厅休息时，对馆员们风趣地说：“这个‘民运分子’冲过来时，你们朱大使心里比我紧张，我知道他是担了风险的。”然后，江主席又安慰大家说：“这种事情算不了什么！我在国内是经过风浪的。而且国王要去，我不去，把国王搁在哪里？！”这席话，使我回想起30多年前，我作为年轻的翻译随同周总理访问几内亚时遇到的类似情景。一次周总理结束访问离首都150公里的金迪亚市，准备乘车返回科纳克里时，几内亚礼宾官员提出改乘由捷克人驾驶的苏联老式直升机。我们随行的黄镇副部长和柯华大使从安全考虑，建议仍乘汽车。但对方回答说，杜尔总统将继续陪同周总理同机回首都。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客随主便。我记得，我们随行人员当时目送载着两国领导人的直升机上天时，心里确实捏着一把汗。

两国政府和议会部门的交往

几年来两国政府经济、社会部门负责人的互访，以及挪威议会和我国人大有关委员会的接触，不仅交流了经验，也有助于增加相互了解，扩大共识。其中不少活动我也参与了。我们感到，对于挪威的宏观经济调控、议会和新闻监督、收入公正分配，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少经验、做法，可以借鉴，当然不能照搬。同样，我国近几年来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尤其在扶贫、保证低收入人群生活方面采取不少措施，使挪威官员看到，中国政府也注意社会公正；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进步，也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

在交流中，挪威方面也看到两国有的情况迥异。1996年5月，我国民政部长多吉才让访挪，介绍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使挪威官员大开眼界。当多吉才让部长向挪威社会事务大臣谈到，中国400多万个乡村正在举行民主选举时，挪威大臣马上插话说，我们全国人口才400多万，你们建设民主法制确实不容易。多吉才让接着说，在中国一些边远和偏僻地区，文盲还不少，他们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在基层选举时采取一些特殊方式，如在每个村委会候选人背后放置一个碗，由村民向自己满意的人的碗中投豆。对此，在座的挪威官员闻所未闻，感到非常惊奇。挪威负责人权事务的外交国务秘书当场提出，希望派人去中国观摩。后来挪方确曾组团考察我国的基层选举，回来后，对于我国从基层大选开始逐步扩大民主的做法表示称赞。

人权对话与司法交流圆桌会议

从1995年开始，中挪司法部门进行多次人员交往。1997年3月，两国首次人权与司法圆桌会议在奥斯陆举行。我国司法部副部长张秀夫率领多位法院院长、著名法学教授出席，对方派相应官员和专家参加，我也列席了会议。由于议题敏感，两国非常重视，讨论中求同存异，效果不错。双方首先各自介绍本国的司法理念、程序和实践，然后举出一些实例加以说明。可以看到，两国在判刑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如他们判刑相当轻，没有死刑，对一个杀人犯只判6年徒刑；而我国由于各种原因死刑判得较多，但正采取高等法院核审等程序加以控制。当然双方也发现有共同点，如两国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都判重刑。我国给一个泄露军事情报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判15年徒刑；而据挪方介绍，他们有一个外交官向苏联出卖情报，被挪威法院判刑18年，比我们重。而且，挪方还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判决遭到欧洲法院否决，但是挪威拒绝这种干预。

双方在会上还交流了各自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挪方强调保障个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指出他们早在1814年宪法里即就此作出规定。这一条款，在实践中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滥用。我方表示同意，但指出言论自由也应受法律约束。挪方介绍了他们自1962年建立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这些监察专员是议会选定的，他们受理公民对政府机关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举报，因为不收费，而且办案效率高，颇受民众欢迎；不过案件主要涉及福利、税收、房地产及环境保护等民事范围，刑事纠纷仍归法院处理。我方谈到了中国民事调解制度，他们听了认为这有助于预防、减少司法纠纷，称赞它是个创造。我感到，这种对话有助于增加了解和互信，减少分歧和矛盾。

朱穆之会长访问挪威

1997年6月，我国已81岁高龄的人权研究会会长朱穆之访问挪威，围绕人权问题，直接做挪威公众工作。短短四天里，朱老除会见政府、议会负责人外，与新闻界、诺贝尔和平奖评奖机构、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的“大赦国际”进行广泛接触，还前往挪少数民族萨米人议会参观。他通过记者招待会、演讲会、座谈会和个别交谈，介绍我们的人权、民主状况，介绍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驳斥西方种种谣言。有时也有激烈交锋，但朱老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说成绩，也谈问题，不回避教训，以理服人。我参加了朱老的所有活动，他对各种提问应对自如，论理高屋建瓴，语言风趣犀利，显示出一位“新闻巨擘”的本色。（朱老毕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可谓功绩卓著）虽然访问已过去20年，但当时他舌战群儒的形象，包括使用的语句和譬喻，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