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南北朝贵族文学概论

贵族文学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本文所谓的贵族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本文的南北朝贵族文学是指南北朝时代以皇族和门阀士族文人为主体创作的，内容上具有鲜明贵族意识，在艺术上体现出贵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贵族文学的作家既有帝王和皇族成员，也有门阀士族的子弟，同时也包括写作过宫廷文学的朝廷侍臣。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指出：“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发生变化和解体之前，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时期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筑起来的。”1大体而言，日本学术界所谓的六朝贵族社会，中国学术界通常称为六朝士族社会。与此相应，日本学术界的六朝贵族文学，中国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六朝士族文学（或世族文学）。如果把“贵族”换为“士族”，那么内藤湖南先生的话就成为：“在六朝时期，士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然而本书要谈的不仅是“士族”，还包括“士族”之外的“贵族”。也就是说本文的“贵族”与日本学术界的普遍用法不同，除了士族之外，还包括了皇族成员和朝廷侍臣。

六朝文学是一个以贵族文学为中心的时代，六朝贵族社会和文学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两晋为一个时段，南北朝为另一个时段。两晋的贵族文学主要是士族文学，宫廷文学并不兴盛；南北朝的贵族文学，则不仅有士族文学，同时还包括宫廷文学。所以说，两晋文学以士族文学为主体，南北朝文学以贵族文学为主体。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一

西晋初期，统治阶层当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终于演变为“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严重破坏了西晋的社会经济。再加上流民起义和众多少数民族的反晋，晋愍帝建兴四年（316），西晋被少数民族刘曜政权所灭。东汉以来，生活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魏晋时期最为活跃的有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人称为“五胡”。五胡等少数民族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多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从此，北方社会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次年即帝位，建立了东晋政权。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权的主要特征。南渡士族领袖王导等人联合东南士族一起维护东晋偏安政权。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前秦军与东晋军展开淝水之战。东晋宰相谢安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迎战。两军在寿阳城外的淝水布阵交战。淝水之战，东晋军大捷，此后乘机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惜乎当时东晋的统治者满足于偏安局面，无心统一全国。

在南方，东晋在淝水之战后，谢安病逝，司马道子擅权，朝政日非。公元420年，刘裕即帝位，国号宋。东晋亡，南朝开始。宋初统治者进行政治革新，迎来了文帝时代的“元嘉之治”。文帝之后，宗室骨肉相残的闹剧加速了刘宋政权覆亡的步伐。公元479年，萧道成称帝，是为齐高帝。刘宋亡。萧道成在位时采取了整顿户籍等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高帝、武帝时，南北边境较为安宁。武帝之后，皇族内部出现纷争。作为同族的萧衍逐渐夺得大权，公元502年称帝，国号梁。萧齐亡。梁武帝用寒人典掌机要，引起了士族阶层的不满。梁太清二年（548），侯景据寿阳起兵叛梁。很快攻入建康，梁武帝被禁，饿死于台城。建康城在战火中变为一片废墟。公元552年，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公元554年西魏攻破江陵，杀死萧绎。公元557年，陈霸先称帝，国号陈，是为武帝。文帝、宣帝时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局面，但难以撼动历史形成的南弱北强的局势。

在北方，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再度分裂。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鲜卑族代王拓跋珪改国号魏，史称北魏。先后统一了大漠诸部，占据了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北魏太和九年（485），冯太后采纳并推行均田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实现了政治中心的南移。冯太后与孝文帝时代的改革措施，逐步加快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六镇贵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于是他们发动了边镇暴动。北魏永熙三年（534），高欢入洛阳，大肆杀戮北魏大臣，孝武帝逃往长安。高欢立孝静帝，迁都邺中，史称东魏。西魏大统元年（535），宇文泰立文帝，建都长安，改元大统，史称西魏。东魏与西魏形成了对峙局面。公元550年东魏高洋废孝静帝，自立为帝，国号齐，史称北齐，东魏亡。公元557年，宇文觉称天王，是为孝闵帝，国号周，史称北周，西魏亡。北齐北周之间的力量并非势均力敌。北齐初年的政治军事势力强于北周。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北周兵师日盛，在两国相争中日渐占据上风。北周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地区。

公元581年，杨坚废周静帝为介公，北周亡。杨坚自立为帝，国号隋，是为隋文帝。隋开皇九年（589），隋军南下，俘获陈后主，陈亡。隋大业十四年（618）五月，李渊迫使隋恭帝禅位，建立了大唐王朝。

从以上事实的简略回顾，可以看出，自西晋内乱以后到隋统一南北之前，共有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进入南北朝时期，北方在北魏政权之后，出现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相互对立，政权的对峙中还渗入了汉族士大夫与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文化与权力上的矛盾与相互妥协；南方则宋、齐、梁、陈四朝更迭，还有对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的侯景之乱。不仅掌握统治权的皇族地位翻覆不定，南北方的士族和庶族也被深深地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在汉代以来就已经充分发展的士族在文化上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皇族力量不断加强，他们与士族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争夺也异常激烈。这一时期传统儒学的衰微、新兴玄学的繁荣、外来佛教的传播等等文化现象，背后都有政治权力斗争的影响。与此同时，庶族力量借助皇族的扶助不断加强，而民间文化和文学也渐渐逐渐走进贵族生活，甚至被接收和改头换面，成为贵族文化和文学的一部分。而这种种现象都与本时期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对南北朝贵族文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将历史、政治、社会思潮与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研究方便，我们通常把南北朝文学与隋唐文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段，但历史是一条无法割断的河流，何况在历史上隋朝文学也是北朝文学的有机部分，初唐文学是隋朝文学的自然延伸。是故本书虽然名为“南北朝贵族文学研究”，其中也包含一部分隋唐贵族文学的内容。

二

南北朝的贵族文学可以分为宫廷文学和士族文学两部分，两部分有交叉和融合。士族文人在面对皇权时，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心态，他们在完成士族文学的同时，或多或少也写过一些宫廷文学作品，投入皇权怀抱的士族文人往往是宫廷文学的骨干人物。宫体文学则是一个特定时期宫廷文学变异出的一种文学类型。这一时期宫廷文学和宫体文学的作者都是同一群体，宫体文学与非宫体的宫廷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交融。

关于这一期的贵族文学，本书有如下几点认识：首先，南北朝时期宫廷文学是贵族文学的主体。袁行霈先生说：“何谓宫廷文学？宫廷文学是以帝王的宫廷为中心，聚集一批文学家，并由他们创作的主要是描写宫廷生活、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文学。……必须有帝王的宫廷为其活动的场所。帝王本人或即是文学家，或注重文治、奖掖文士。他们招致一批文学家，给以优厚的待遇，鼓励他们从事文学创作。这些文学家或应诏，或应教，或应和，或虽非应诏、应教、应和，而仍然是投合帝王的趣味而进行创作。”2这样的宫廷文学历代都有，《诗经》中的“雅”、“颂”，汉代的宫廷大赋，曹魏时代那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诗赋，皆是宫廷文学的典型。西晋时代，出现了带有“应诏”、“应令”标题的应制诗。晋武帝曾在华林园与群臣赋诗。东晋时代，门阀士族与皇权平分秋色，导致宫廷文学走向衰落。两晋宫廷文学被士族文学的光辉所遮蔽，未能像南北朝文学一样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到了南北朝时代，宫廷文学重新大放异彩。

在中国文学史上，刘宋的皇帝以重视文学而出名。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武帝刘裕出身清贫，一生在行伍中，虽然重视文学，但因为本人文学水平有限，在位日浅，没有什么文学上的作为。其子文帝刘义隆少好篇籍，热衷文学，在位30年，与文学之间关系密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录有其诗三首：《元嘉七年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北伐诗》、《登景阳楼诗》。孝武帝刘骏作为皇帝昏庸无道，但有一定的文学才华。其乐府诗清新自然，有《丁督护歌》等传世。南北朝时期，兰陵萧氏创建了齐梁两个皇朝，出了二十一位皇帝。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随郡王萧子隆等都有诗文传世。萧梁时代的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北周明帝宇文毓、宣帝宇文赟、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陈朝后主陈叔宝，隋代文帝杨坚、炀帝杨广等都有诗歌创作。围绕在帝王身边的大臣名士，虽然出身或高贵或卑微，但他们未尝没有写作应诏、应教、应和之作，有些“虽非应诏、应教、应和，而仍然是投合帝王的趣味而进行创作”。

北朝宫廷文学有一个日渐南化的过程。北朝初，少数民族贵族缺乏文学素养，完全藐视诗文创作。后来少数民族贵族的文化水平提高，对汉族的文化和文学越来越倾慕。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文学创作风气浓烈。随着庾信、王褒、颜之推等一大批南方士人入北，影响和培养了一代北方作家。隋朝时进一步融合南北文化，今天我们看到的隋代的作家中，既有北方诗人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也有南人羁留北方的颜之推等，还有新征服的陈朝的文人学士江总等。隋炀帝时代的宫廷文学，从创作水平上说，不仅与南方宫廷文学不存在什么差距，甚至因为融合南北文化而超越了南朝宫廷文学。

围绕在帝王和皇亲周围身边的文人是宫廷文学的主要作者。刘宋最著名的宫廷诗人是颜延之。元嘉十一年三月，颜延之以其《曲水诗》与《曲水诗序》为标志，成为刘宋时代的庙堂大手笔。颜延之宫廷文学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崇尚周汉礼乐，力求回归“雅”“颂”传统；颂美刘宋君主，试图再现元嘉盛世；词汇铺锦列绣，典故堆砌密集。颜延之的创作在宫廷文学史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颜延之之后宫廷诗人领袖非谢庄莫属。在寒士掌机要之后，门阀士族如何在朝廷上立身处世成为一个新问题。谢庄等人既想要维持门第不坠，就不得不臣服于封建皇权，为朝廷歌功颂德。孝武帝对谢庄的创作才华甚为赏识。谢庄的应制诗有《和元日雪花应诏诗》、《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侍宴蒜山诗》、《侍东耕诗》、《从驾顿上诗》、《八月侍宴华林园曜灵殿八关斋》、《烝斋应诏诗》等。萧梁最著名的宫廷诗人当推沈约。在梁帝国的文艺舞台上，沈约扮演着重要角色。《南史·刘峻传》：“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萧衍的文集编成后，沈约为其写作了《武帝集序》。

有些诗人不能被称为宫廷文人，但他们也有一些宫廷文学作品，例如谢灵运、鲍照等。《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谢灵运各被旨拟《北上篇》，延之受诏即成，灵运久而方就。”鲍照在孝武帝之世一度担任中书舍人，写作过《侍宴覆舟山诗》、《三日游南苑诗》等。

其次，南北朝宫体文学也属于贵族文学，它是南北朝宫廷文学中的一个变异，从齐梁到隋，宫体诗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齐梁时代盛行宫体诗。宫体诗人的代表人物有萧纲、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隋书·经籍志》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萧纲为太子时，常与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等在东宫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靡丽，时称“宫体”，这是当时宫廷文学的主要部分。

后来的研究者习惯把这种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统称为宫体诗，并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的艳情诗都看作梁朝宫体诗的余绪。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把陈隋时代看作宫体诗盛行的时代，把陈叔宝和杨广看作宫体诗的传人，而未能正确地认识陈叔宝杨广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陈代之前，艳情诗占据萧梁诗坛的主流地位，陈代延续了这种状况，后人合称为梁陈宫体诗。而边塞诗在萧梁时代与宫体诗合流，形成宫体边塞诗，陈隋时代恰好处于艳情诗盛极而衰与边塞诗异军突起的转捩期。陈叔宝《与江总书悼陆瑜》把自己的诗分为“雅篇”与“艳什”两种类型，因此我们不宜用淫丽之文来概括陈叔宝所有诗歌，即使是他的乐府艳诗也不全是淫丽之作，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末日亡国的哀伤情绪。从诗史上看，陈叔宝诗歌是江左诗歌过渡到隋唐诗歌的一个重要环节。隋炀帝则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他的边塞诗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可以看作是唐代边塞诗的先声。

再次，南北朝时期贵族文学范围中的士族文学有了发展和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士族阶层兴盛的时代，东晋一朝可视为门阀士族的鼎盛时期。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提出“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3钱穆先生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之门第，当为研究中国社会史与文化史以及中国家庭制度者必须注意，亦自可不待言而知。”4两晋是士族文人最为活跃的时代，他们是文坛的主要势力，他们的思想情感可以左右文坛走向，他们的审美风尚可以引导时代潮流。所以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两晋时代可以看作士族文学盛行的时代。此前的汉魏时代是士族文学的萌生期，而此后的南朝则是士族文学的式微期。

西晋与东晋各有一次名垂千古的文人聚会。西晋的是金谷园雅集；东晋的是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书圣”王羲之与后来成为“风流宰相”的谢安以及诗坛领袖孙绰等人在会稽兰亭的聚会。这两次大型聚会与其他时期文人聚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鲜明的士族特色。特别是兰亭雅集，全方位再现了会稽门阀士族群体在永和年间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如此张扬的大型士族聚会到了南朝很难重复，在南朝我们看见的更多的是由帝王亲自组织的大型聚会，如宋元嘉十一年和齐永明九年的文人雅集。裴子野《宋略》载：“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载：“（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

南朝时期士族诗人的代表有谢灵运、谢朓、王融、庾信、王褒、杨素等。从士族文学本身来看，它在按照本身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而另一方面，南朝皇权的逐渐加强，使得宫廷文学变得活跃起来，在某些作者身上宫廷文学和士族文学产生了合流。谢灵运和杨素可以分别作为这两方面的代表。东晋的士族文学是以玄言诗为标志的，到了晋宋之际，士族文人面临两种选择，或者与统治者合作，成为庙堂文学的吹鼓手；或者疏离朝廷，退守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谢灵运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利用士族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写作出带有鲜明的士族文学印记的山水文学。他的山水文学较多地保留了士族文学的纯正基因。士人面临的合作与退守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出与处选择的矛盾。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的差异。隋唐之际，杨素诗文的出现标志着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并存的文学范式的形成。杨素廊庙与山林兼备的人格结构和文学范式在初盛唐时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贵族文学有着较为一致的艺术风格，即形式上的典雅华丽、精雕细琢。作为帝王，对宫廷文学有一种心理预期，要求这种文体能够再现皇室气派。作为宫廷文人，一方面要讨好皇帝，一方面也要炫耀自己的才华。两种力量的凑泊必然形成一种辞藻华美、错彩镂金、典故繁富、对仗工稳的文体。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江淹拟颜延年，致辞典缛，得应制之体，但不变句法。”贵族文人热衷于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随着永明体诗歌出现和骈体文形成，讲究四声，看重辞采，借助精丽工巧去显露才情成为文坛的主流。

最后来谈谈初盛唐时期的宫廷文学的历史地位。内藤湖南先生把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所谓中世即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5从政治经济上看，大唐帝国与南北朝有很大的区别；但从文学上看，初唐文学是南朝文学的自然延续。到了唐代，宫廷文学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沈佺期、宋之问、许敬宗是初唐的应制诗人；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的文章形式严整，典雅宏丽，格调雄浑，气势恢宏，被称为“燕许大手笔”；贤相张说、张九龄部分应制诗中能够凸现出作者的独立人格。继二张之后，王维开创了应制诗的新天地，成为唐代应制诗的集大成者。唐代宗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誉之为“天下文宗”。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初盛唐宫廷文学不仅具有贵族文学艺术上的共性，还具有宏丽壮美的时代特色，许多优秀的作品也是唐代文学的代表作，是唐代文坛中一朵雍容华贵的奇葩。

三

拙著《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第二章“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综述”中已经有南北朝士族文学研究综述的部分内容，提到了程章灿先生的《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刘跃进先生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等著作。另外“日本学者六朝诗歌研究一瞥”部分粗略介绍了日本六朝诗歌研究概况。上述内容本书中不再重复出现。在此范围之外，就笔者的所见，对南北朝贵族文学研究的已有成果略作补充。

钱志熙教授对南北朝诗歌史及艺术风格的探讨是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他的《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除“绪言”之外，共分为十章，涉及南北朝的部分是：刘宋时期的诗歌、南齐诗风与永明体、梁代诗风、陈代诗风、东晋南北朝乐府歌辞、北朝及隋代诗风等六章内容。作者对各个时期诗风与文风做了精到的评述，书中的主要观点有：刘宋诗风远绍汉魏之厚重风骨，下开齐梁之华绮英旨，此期诗学与诗风带有博综与变化的特点；两晋的士族文学到南齐达到成熟的境地；齐至梁初以永明年间为核心，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有着相对独立性的时期；梁代文学可以看作南北朝后期文学的策源与培养基；十六国及北朝前期诗歌从魏与西晋的自觉发展状态，退回到自然发展状态；北魏后期，齐梁诗风开始传入北朝，北齐文学之盛，渐可与南朝媲美；庾信诗歌融合南北，上溯魏晋；隋代诗风是南北三派诗风的汇聚。（见该书“绪言”）这些观点对专门研究南北朝贵族文学的特点与成因有很大的启发。钱志熙教授还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例如：《论初唐诗歌沿袭齐梁陈隋诗风及其具体表现》（《励耘学刊》第一辑，2005年版）、《谢灵运〈辨宗论〉与其山水诗创作》（《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齐梁拟乐府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等，其中不少观点都对本文有所启发。

林晓光博士的《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是一部贵族文学个案研究专著。作者说：“本书之所以申言‘贵族文学’而非惯见的‘士族文学’，正是希望从这一普遍的社会史范畴出发，观察中国史上特殊时代中的文学，究竟因创造者、传播者、接受者的这一特殊身份而发生怎样的特征变化？其与贵族未发达时代（汉代）、贵族衰亡时代（中唐以后）的文学相比，在性质、面貌上又呈现出怎样的分歧？”（该书前言）作者认为王融其人及其文学,是与南朝贵族社会和贵族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者以“王融与永明时代”为题，通过史实考论和文本分析，对南朝贵族与贵族文学整体进行了由点及面的研究。基于南齐贵族与寒门对抗的历史潮流，作者指出贵族文学所具备的重视经典性以及追求模式性，追究永明体运动在这一整体文学潮流中的定位。这部专著采用的贵族文学的研究视角和对永明文学研究的开掘深度，都是值得注意的。

“永明文学”是南北朝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许多南北朝文学专著中都涉及了永明文学，数量太多难以一一例举。除专著外，还有大量已发表的该方向的研究论文，影响较大的有：王钟陵先生的《永明体艺术成就概说》（《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张国星先生的《永明体新变说》（《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曹道衡先生的《永明文学研究断想》（《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傅刚先生的《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吴相洲先生的《论永明体的产生与音乐之关系》（《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再探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永明体始于诗乐分离说再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三篇文章、王小盾等先生的《经呗新声与永明时期的诗歌变革》（《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杜晓勤先生的《吴声西曲与永明体成立关系的诗律学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这些学术论文从文学流变、艺术成就、诗乐关系等方面对永明体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宫体诗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宫体诗被视为文学史上的逆流，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术界逐渐改变了这一负面看法，相关成果也逐渐丰富。归青先生的《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论述了宫体诗的背景、诗学观、渊源、特质、价值、分期等问题。石观海先生的《宫体诗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讨论了宫体诗发展的历程。胡大雷先生的《宫体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从女色和艳情入手展开研究，其中心和重点是梁代这一诗体的形成及繁荣的情况，仍然是宫体诗人的活动及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些都是该领域的代表著作。论文如吴光兴先生的《论萧纲的文学活动及其宫体文学理想》（《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以萧纲生平的四个阶段为线索，考察了萧纲的文学活动和宫体文学理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作是贵族（皇族）成员与宫体诗关系的一个专题研究。

有关南北朝时期个体诗人的生平、创作等研究成果，详见本书下编南北朝作家生平事迹辑录，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