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潜意识的作用

在一般人看来，“潜意识”这个词弦下之意就是某种形而上的东西，神秘至极。潜意识这一概念之所以蒙上了这样的特征，主要就在于这个原因：在一般人的言语中，潜意识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形而上的实体。比如，爱德华·冯·哈特曼就将潜意识称之为“普遍领域”。另外，这个词也受到神秘主义的利用，因为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人极度热衷于借用科学词汇，用“科学”的外衣来粉饰其胡猜乱断。与之相反的是，长期以来自认为——也并非毫无理由——代表着唯一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实验心理学家们，却对潜意识这个概念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任何心理性的东西都是有意识的，意识就足以担得上“心理”这个名称。实验心理学家也承认，有意识的心理内容就清晰程度而言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心理要比别的心理“光明一些”，而有的则要“黑暗一些”，但是潜意识的存在由于在名称上的对立却遭到他们的否认。

实验心理学派之所以持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总是单单局限于“正常”的事物，还有就在于实验本身的性质。迄今为止，人们还只能对最粗浅的心理过程进行实验。就其本质而言，复杂的心理功能根本不会进入基于精确测量的实验流程中，所以对它们的探究也就完全缺失。不过，就重要性而言，还有一个因素要远远超过以上原因，那就是实验心理学与心理病理学之间的隔离。自里博（Ribot）时期以来，法国心理学者一直专注于异常的心理现象。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奈甚至宣称，病态心理会放大某些背离正常的行为，使其变得难以捉摸；而如果把这些行为单独拎出来的话，它们就好理解了。另外还有一位叫皮埃尔·让内的法国心理学家。他在萨佩特雷里工作，几乎毕生都奉献给了对心理病理过程的研究，而且卓有建树。不过，最能清楚说明潜意识的存在的，恰恰是异常的心理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支持潜意识这个假设并对此予以激烈辩护的，就是医疗人员，尤其是精神疾病领域的医师。在法国，心理病理学的发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心理学，使之接受了存在“潜意识”过程的观点。与之相反，在德国是心理学丰富了心理病理学，向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实验方法，不过心理学却没有从心理病理学那里借鉴到对病理现象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的科学领域心理病理学研究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法国的发展道路。除了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关注之外，心理病理学研究还成了医务人物的一个课题。他们的专业工作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理解病人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心理现象。这样，后来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技术，即所谓的“精神分析法”。潜意识的概念在这个精神分析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要远大于法国学派的发展，因为后者更关注潜意识过程自我表现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其诱因及其特殊内涵。15年前，在没有弗洛伊德学派的参与下，我通过自己的实验研究证实了潜意识过程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同时阐释了那些有可能表现这些过程的方法。后来，通过跟一些学生的合作，我还阐明了潜意识过程对于精神病患者的重要意义。

这些发展一开始纯粹都是医学领域的，因此潜意识的概念带上了根源于自然科学的色彩。在弗洛伊德学派中，这个概念一直是一个纯粹的医学概念。根据这个学派的观点，人，作为一种文明生物，不可能表现出大量的本能冲动和愿望，而原因就是在于这些东西不容于法律和道德。因此，只要一个人愿意去适应社会，他就会迫使自己去压制这些愿望。认为人有各种愿望的假设是完全有道理的。任何时候，只要稍微诚实一点，这一点就可以从每个人的身上得到证实。不过总体而言这种领悟只能证实一个一般性判断：即不容于社会和为社会所不许的愿望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经验表明：当谈到个体案例的时候，情况是极为不同的。这也就非常明确地说明：由于人会去压制那些不允许产生的愿望，就会导致砌在产生愿望和意识到愿望之间的那堵薄墙轰然倒塌，从而使愿望成为潜意识。愿望会被遗忘，或者——如果这个人去寻找任何动机的话——其位置会被一个大致合理的理由所取代。一个不允许产生的愿望成为潜意识，这个过程就叫压抑。它不同于压制，后者的前提是这个愿望会一直存在于人的意识中。不管是由愿望组成还是由痛苦的记忆组成，这些不相容的内容尽管会受到压抑，遭到遗忘，但它们依然存在，而且它们不为人所察觉的存在会影响到意识过程。这种影响会以对意识和正常功能的怪异干扰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称之为神经性障碍或心因性障碍。很特别的是，这些干扰不仅仅会作用于心理过程，而且还会扩展到生理过程。正如让内所强调的那样，当它们作用于生理过程的时候，受到干扰的从来都不包括生理功能的基本成分，而只会是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对这些功能的自发运用。比如说，营养功能的基本成分在于吞咽这一动作。如果说不管是吃固体食品还是液体食品都常常会哽住，那么这是一种解剖学障碍或器官障碍。但是，如果只有在进食某些食物或在某些就餐点时会哽住，只有当某些人在场时会哽住，或者只有在处于某些情绪之中时才会哽住，那么这就是神经性障碍或心因性障碍。因此，心因性障碍只会在某些特定的心理条件下对进食动作产生影响，而不会在身体条件下产生影响。

这种生理功能的障碍在癔症上尤为常见。还有一种常见的病，法国医生称之为精神衰弱。在这种患者身上，纯粹的心理障碍取代了生理功能的障碍。这种障碍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比如强迫意念、焦虑状态、抑郁、情绪、幻想、病态情感和冲动等等。我们发现这些障碍的根源都是受到压抑的心理内容，即那些已经成为潜意识的内容。在这些纯粹的实验性发现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这个概念：即潜意识是所有不容于社会、受到压抑的愿望的总和。

绝大部分不相容的内容都与性这个现象有关。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阐明。众所周知，性是一种基本本能，是最私密、最微妙的东西。通过爱的形式，性可以导致最激烈的情感、最炙热的渴望、最深刻的绝望、最隐秘的悲伤，以及最痛苦的经历。性是一个重要的生理功能，也是一个后果众多的心理功能，人类的全部未来都依赖于此。因此，尽管性是另外一种本能，其重要性也是不亚于营养功能。我们能够容忍营养功能，不管是吃一块小小的面包，还是参加行会大餐，各式各样的吃法谁看见都可以，最多也就是在身受肠膜炎之苦或者是食品严重短缺的时候才会有所克制。然而，性却带上了道德的禁忌，要受到大量法律法规的限制。性不像营养功能那样，个人可以随意支配。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量迫切关注和强烈感情都会与这个问题有关了，因为普遍来说在人没有彻底适应社会的地方都能发现情感。不仅如此，我还说过，性是每个人的基本本能，这就足以解释著名的弗洛伊德理论了。弗洛伊德理论把任何事物都归之于性，它对潜意识的描绘使之看起来像某种储藏室，所有受到压抑和得不到允许的原始愿望以及其后产生的不允许的性愿望都储藏在那里。尽管这种观点令人不快，但是，弗洛伊德把许多事物都偷运到性这个概念中去了，如果我们打算把所有这些事物都挖掘出来的话，我们就必须公平地来看待这个观点。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弗洛伊德大大地扩展了这个概念的界线，使其远远超过了所允许的界限。对于弗洛伊德实际上所指的意思，一个更好的词是“性爱”。在古代哲学中，性爱代表着能渗透万物的爱神，是创造和繁衍的力量。“性”是对这种力量最不雅的一种表达。尽管如此，如今性这个概念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似乎又有着确定的界限，所以人们甚至不愿将“爱”视为其同义词。不过，在弗洛伊德的文章中，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轻易地看出来，在他仅仅谈论性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他指的都是“爱”。

整个弗洛伊德学派都坚定地认可性理论。当然，任何不带偏见的思考者或研究者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性经验或性爱经验和冲突都十分重要。但是，这不能证明性就是基本本能和人的心理的激发原理。恰恰相反，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科学家会承认：心理是一种极端复杂的结构。尽管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寻求用生物学因素对其进行解析，但是，心理还会把大量其他的不解之谜摆在我们面前。要找到谜底，单单靠一门孤立的学科，比如生物学，是无法完成的。不论现在或者将来生物学家会假设或假定怎样的本能、内驱力或者动力，他们必定无法提出一种类似于性一样具有精确定义的本能，作为其阐释的一个基本原理。生物学，实际上包括所有学科，其发展已经逾越了这个阶段：我们不再像早期科学家处理燃素和电那样，把任何事物都简单地归因为某种显而易见的简单力量。我们已经学会了运用一个小小的名叫能量的抽象词，来作为对所有量变的解释原理。

我相信，在心理学上，真正的科学态度同样会引导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心理的动态过程不能简化成这种或那种明确的本能，这只会让我们回到燃素理论的时期。我们必须把各种本能视为心理的组成部分，然后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提取出我们的解释原理。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是假定一个假设性的量，“能量”，作为一个心理学的解释原则。我们称之为“力比多”，指的就是这个词的传统意义，对其实体性不带任何偏见。在这个量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没有异议的方法来解释心理动力过程，而不会导致任何具体解释所无可避免会带来的扭曲。弗洛伊德学派认为，与精神领域相关的宗教感情或其他任何情感都“只不过”是受到压抑从而得到“升华”的没有获得允许的性愿望而已。他们这种方法就跟物理学家解释说电“只不过”是某个人买下一个瀑布然后把它装进一个涡轮机一样。换句话说，电只不过是“文化上畸形”的瀑布而已。自然生态保护协会也许会提出这种说话，但这绝不会是一个科学推理。在心理学上，只有证明我们存在的动力理由仅仅只有性而已，这种解释才合理。但要证明这一点就等于说，在物理学上瀑布本身就可以产生电。这样的话，我们说电只不过是由电线来传导的瀑布而已也就完全正确了。

因此，如果我们摒弃那种将潜意识不加区分地完全解释为性的理论，用一种心理能量观点来取而代之，我们就必须说：潜意识包括了没有到达意识阈值的所有心理状况，那些能荷不足以让其维持在意识之中的心理状况，或者那些只能在将来到达意识之中的心理状况。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自己描述潜意识应该是如何组成的了。我们已经把对压抑的认知作为潜意识的内容了，另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所有我们已经遗忘的事物。一件事物被遗忘了，并不意味着它就消失了；只是说这个记忆已经变成了下意识。它的能荷太低，从而无法出现在意识中了。但是，尽管在意识中遗失了，它并没有在潜意识中消失。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的话，自然就会遭到反对了。我想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假设有两个人，一个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书，另一个看了1000本。在10年之中，第一个人只是仅仅活着而已，第二个人读了1000本书。我们把这两个人这10年的记忆都抹去。现在两人都同样地无知了，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之间谁曾经读过书，并且，注意，读懂了这些书。尽管阅读的经历遗忘已久，但它依然留下了痕迹。我们从这些痕迹中就可以发现过去的经历。这种间接但持久的影响源于印象的固着。虽然这些印象再也无法到达人的意识中了，但它们依然被保存着。

除了被遗忘的事物之外，下意识知觉还构成了潜意识的部分内容。它们可能是没有达到意识听力刺激阈值的感官知觉，或者是处于视觉次要领域的感官知觉；也可能是统觉，也就是说内精神或外部过程的意识。

所有这些材料就构成了个体潜意识。之所以称之为个体，是因为它完全来自个人生活。因此，任何事物一旦成为潜意识，它就会被由这些潜意识材料所构成的关联网所吸收。高密度的联想性关联转变或上升为意识，就能以灵感、直觉、“好主意”等形式得到复制。

不过，个体潜意识的概念还是无法让我们完全把握潜意识的本质。如果说潜意识仅具有个体性，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就完全有可能把一个精神失常者的所有幻想都追溯到个人经历和印象上去。毫无疑问，这些幻想材料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简单归因于其个人历史的，但是还有某些幻想让人无法在其过去的历史中找到根源。那些都是些怎样的幻想呢？用一个词来说，它们是神话幻想。它们的内容与任何事件或者经历都毫无关系，只与神话故事有关。

如果说这些神话幻想不是来源于个体潜意识、因此也不是来源于个人生活经历的话，那么，它们又是从何而来？毫无疑问，它们来自大脑。确实，它们是来自大脑，但不是来自个体的记忆痕迹，而是来自遗传的大脑结构本身。这些幻想总是别具新意，非常有创造力，就像新发明一样。很明显，这些幻想来自大脑的创造活动，而不仅仅是源于其助记活动。除了躯体之外，我们同时还得到了一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脑，这个大脑携带着它的整个历史。当大脑进行创造的时候，它就是从这个历史——人类历史——当中进行创造的。对于“历史”这个词，我们通常指的是我们“制造”的历史，我们称之为“客观历史”。大脑真正的创造性幻想活动跟这种历史毫不相干，只与年代久远的自然历史有关系。这种历史是自鸿蒙以来以生命的形式传递下来的历史，也就是大脑结构的历史。这个结构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人类的故事：死亡与重生生生不息的神话，同时也讲述着多如繁星般穿梭于这个未解之谜的人们的故事。

这种潜意识深埋在大脑的结构之中，只会通过创造性幻想这一媒介才会显露其未灭的存在，它就是超个体的潜意识。它在具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复苏，把自己展现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在思想者的灵感里，在潜修者的内心经历上。超个人的潜意识通过大脑结构而传播，就像一种无远弗届、无所不在、不所不知的精神。它对人的了解不限于此时此刻，它也了解人的过去；它了解神话中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与超个体意识或集体潜意识的关联意味着人对自身的延伸；意味着个人存在的死亡以及在另外一个新空间的重生。这在古代某些神秘故事中就确实发生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此时的人的牺牲，就无法获知人在过去是怎样以及在将来依然会如何。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福音书》中的信息的话，艺术家可以给我们讲述大量关于个体人的牺牲。

不管怎样，不要去想象会存在遗传观念。它毫无疑问是不存在的。不过，观点的先天可能性倒的确存在，它们近似于康德所说的范畴，是幻想产生的先验条件。虽然这些先天条件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内容，但是它们可以给已获内容提供确定的形式。作为大脑遗传结构的一部分，它们是世界上每个角落都会存在象征识别和神话母题识别的原因。集体潜意识构成了黑暗背景，在其映衬下适应性功能和意识得到了凸显。人们很倾向于说，在心理当中，一切有所价值的东西都被吸收成适应性功能，而所有无用的东西就组成了初始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夜间幽灵会脱离令人恐惧的阴影；而在我们以生物学为导向的想法中，费尽心思的祭祀和仪式似乎都徒劳无功，毫无意义。这一切让原始人类心惊胆战。我们嘲笑着原始迷信，认为自己略高一筹，但是我们完全淡忘了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像原始人一样莫名其妙地受到这个背景的影响，而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习惯于讥之为蠢事博物馆的东西。原始人只不过是相信另外一套理论——一个与巫术和神灵有关的理论——而已。依我之见，这套理论饶有趣味，朴素合理，甚至比现代科学的学术观点还要有道理。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会努力找出哪些食物最适合自己的神经性肠膜炎，吃错哪些东西又会引起新的疼痛。而原始人会去寻找心理原因，寻求在精神上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是无比正确的。潜意识过程对我们的影响跟它对原始人的影响是毫无二致的；我们跟原始人一样受到疾病之魔的控制，我们的心理同样濒临受到某种敌对影响的威胁，跟原始人一样我们也是恶鬼的猎物，或者是被某个怪人施了魔咒的受害者。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些东西，而这就是我们唯一比原始人高明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但这桩小事却改变了一切。一直以来，对人类来说，发明新的名称就类似于从噩梦中挣脱出来。

自远古以来，在这个神秘的背景中，原始森林夜幕下的阴影中有同样一群但又不断变化的人物。这个背景就像对白日生活的扭曲反射，在夜晚的梦里和恐惧中自我重复。亡灵，鬼魂，那些稍纵即逝、源自一去不复生的监狱的记忆意象，那些由某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产生、现在以鬼魂的形式所体现的感觉，这些东西统统都幽幽地聚集起来了。它们似乎只不过是白天喝剩的杯子里留下的苦涩余味，是无人问津的残渣，是一无是处的经历沉迹。但细看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充满敌意的背景却可以派出强大的特使，对原始人类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代理有时是以魔法的形式出现，有时又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两者有时也会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在生存之斗结束之后，这两者就是原始人心理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了。两者中的精神内容会自动地以明显的感官形式向原始人展示，而原始人的本能反射完全跟动物一样。精神经验对原始人具有无比巨大的影响，影响之大有时甚至足以令我们欧洲人惊叹连连。对原始人来说，事物的感官直观性同时也属于精神现象。原始人不会想起一个想法，而是这个想法呈现给他们；几乎就像幻觉一样，或者至少就像一个栩栩如生的梦一样，想法是以一个明显的感官直觉的形式呈现给他们。因此，对于原始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想法是可以叠映在感官现实之上的。而如果一个欧洲人有这种举动的话，我们肯定会说这个人疯了。

原始人的这些心理特征在此我就不赘述了，但它们确实对于了解集体潜意识至关重要。这一点通过对历史的简单回顾就可以得到证明。作为文明社会，我们西欧的历史或可追溯到2500年前。在那之前是相当久远的一段史前时期，当时人类达到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比如苏族印第安人。再往前就是长达几十万年之久的新石器文化时期，新石器文化之前是一段无法想象的亘远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动物进化成人。哪怕只往前追溯五十代，许多欧洲人也比原始人先进不到哪里去。因此，跟原始心理牢固的各个表层相比，文化表层虽然光泽诱人，但实则薄如蝉翼。不过，集体潜意识正是由原始心理的这些表层构成，当然同时也包括了消失在时间的无底深渊中的残余兽性。

基督教把日耳曼野蛮人分成上半部和下半部，让其压抑住黑暗面，驯化光明面，来适应文明社会。但是那个黑暗的下半部依然在等待救赎，等待另外一次的驯化。在那之前，下半部会继续跟史前时代的残余联手，跟集体潜意识结盟，而后者可以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被激活，而且这种激活的需求会越来越迫切。由于基督教的世界观失去其权威，“金发野兽”的声音听起来将更令人惊恐。它在地牢中不安地走来走去，随时准备破牢而出，为非作歹。当这一切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时候，就会带来心理变革，不过它也可能以社会形式出现。

我认为，犹太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犹太人早已拥有古代世界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接收了他们所栖身之国的文化。犹太人身负两种文化，当然这听上去可能比较矛盾。犹太人的驯化程度比我们高，但他们也极度缺乏人的一种特质，使其无法扎根于大地，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日耳曼人的身上就能发现这种神秘特质的积聚，令人心悸。自然，很久以来欧洲雅利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迹象。通过目前的战争他们也许开始注意到了；不过当然也可能还是没有。这种特质在犹太人身上少之又少——他们脚下有哪片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土地的神秘性没有玩笑可开，也没有悖论可言。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在美洲第二代移民的身上，所有欧洲人种的颅骨和盆骨的尺寸都开始印第安人化了。这就是美洲土地的神秘性。

每个国家的土地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神秘性。这一点在我们的心理中有一种潜意识的反射：心灵和身体之间有一种关系，同样，身体和土地之间也有一种关系。希望读者原谅我这种打比方的讲话方式，尽量去理解我的意思。尽管这一点是那么明确无误，但描述起来非常困难。有些人，而且这些人为数还不少，活在自己的躯体之外、之上，像没有躯体的阴影一样飘荡在其土地之上；而土地是其土地性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他们的躯干。而其他人却完完全全地生活在自己的躯体之内。一般而言，犹太人跟土地关系和睦，但他们却无法感受土地神秘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接受能力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弱。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有一种独特的需要，想把任何事物都简单地归因于其物质起源的原因；他们需要这些起源来抗衡他们两种文化的危险支配。一点点的原始性根本不会令他们不快；与之相反，我非常能够理解：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把一切心理的东西都简化为原始的性愿望和权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于犹太人有益的，他们觉得非常满意，因为这是一种简化的形式。因此，弗洛伊德对我的异议视而不见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可是，这些独特的犹太教义在日耳曼人的心态里却是完全令人无法满意的。我们的心里还是存在一个不容轻视的真正的野蛮人，这个野蛮人的显示让我们很不舒服，这也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度日方式。要是人可以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多好！事实上，过于精巧或者过去荒诞的阐释是无法让我们去了解自己的潜意识的。犹太背景的心理治疗师唤醒了日耳曼心理中的那些从大卫王时期传下来的残留物，这些东西像是心血来潮，又令人伤感；不仅如此，这些心理治疗师还唤醒了昨日的野蛮人。对于这个野蛮人来说，各种事情会突然之间变得严肃起来，而且非常令人不快。尼采也认为野蛮人十分明显地具有这种令人厌烦的特征——无疑这是来自他的个人经历，因此尼采对犹太人的心理予以高度评价，鼓吹要尽情飞舞，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但是尼采忽略了一个事实：把事情看得很严肃的不是我们心里的野蛮人，而是对尼采来说事情变得严肃了。他被精灵控制了。世间又有谁比尼采把事情看得更严肃呢？

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严肃对待潜意识的问题。基督教有着强大的向善强制力，又有巨大的道德力量。这不仅仅是有利于基督教的论据，而且也证实了基督教受到压制和压抑的对手——反基督教的野蛮因素——的力量。我们的内心存在一些会反抗我们的东西，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危险特质，而且也是一笔契合的宝贵财产。这仍然是一笔未曾被触及的财富，是一个尚未腐蚀的宝藏，是年轻的标志，是重生的热忱。不过，如果仅仅因为看到潜意识的正面特征，把它视为获得启示的一个源泉，从而去重视潜意识，那么这从根本上就是大错特错了。就其根本而言，潜意识是过去的世界，是由意识态度的片面性激发而成。有些因素在个体的意识存在中作用甚微，一旦生活片面地走向某个方向，生物的自我调节功能就会在潜意识中把这些因素积聚起来。因此，作为对压抑理论的补充，我提出了潜意识补偿理论。

潜意识的作用就是对瞬间的意识内容进行补充。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潜意识会发起反抗，因为有时候潜意识倾向也会与意识倾向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意识态度会接近于最佳结果。意识态度越接近于最佳结果，潜意识的自主活动就越会减弱，其价值就越会下降，在达到最佳结果的时刻，其价值会下降为零。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一切顺利，只要一个人所走的路对他而言是其个人和社会的最佳结果，潜意识就无从谈起。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会探讨潜意识，这就足以证明现在的一切事物并非都是井然有序。对潜意识的讨论不能完全推给分析心理学家。这种探讨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在麦斯麦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最初的一些迹象。确实，那时候人们不是说潜意识，而是说“动物磁力”。这只不过是重新发现灵魂力量和灵魂物质的原始概念，这些东西由于古老思想形式的恢复而从潜意识中复苏。动物磁力说后来旋风般地席转整个西方世界，最终导致人们再次接受拜物信仰（将生命赋予无生命的物体）。当时，罗伯特·迈尔把对能量的原始动态观点抬升到了一个科学概念的水平。罗伯特·迈尔自己描述说，这些观点从潜意识中冒出来，就像灵感一样冲到了他的脑海之中。与此同时，这股排山倒海般的旋风完全冲破了各种限制，迅速发展成唯灵论。这种现代理论相信神灵，认为人类远祖的宗教以萨满教的形式复活了。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在潜意识中挖掘被恢复的内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过程导致了更高差异化阶段的两极化——神智学和人智学的兼收并蓄的体系，或者说诺斯替体系。同时，这一过程还为法国精神病理学、尤其是法国催眠术学派，打下了基础。这些理论又相应地成为了分析心理学的主要源泉，让其试图以科学方式研究潜意识现象——也就是神智学派和诺斯替派以神秘预示的形式让智力稍低的人所了解的那些现象。

这一发展过程显然可以让我们看出：分析心理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确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我认为，关于潜意识的纷争或者复苏之所以会在1800年左右出现，是与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的。这场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政治革命，不如说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是自启蒙时期以来所有积聚起来的那些一触即发的事物的大爆发。大革命对基督教的正式废黜必定给我们心中的潜意识异教徒留下了深刻烙印，因为自那以后这个异教徒就再也无法平静了。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人——歌德——的身上，他能够真正地呼吸生活；在荷尔德林的身上，他起码可以大声歌颂希腊的辉煌。自那以后，尽管不时会有反对之声，但人类世界观的去基督教化一直飞速发展。与此齐头并进的是对各种怪力乱神的引进。除了已经提及的拜物教和萨满教之外，最主要的进口是佛教，由叔本华负责进行兜售。神秘宗教得到迅猛传播，其中包括高级形式的萨满教、基督教科学派等。这幅画面让我们想起了人类社会的前几个世纪，那段时期有如历历在目。那时候，罗马开始寻找那些可笑的古老神灵，认为必须大规模地引进新的神灵。就像今天一样，他们大量引进了五花八门的东西，从最低级、肮脏不堪的迷信，到人类精神最高尚的成果，无所不有。那时候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处于无序状态之中，潜意识挣脱樊笼，带回了那些埋葬于远古时代的东西。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令人无可避免地想起了那个时期。如果说这两个时代有所不同的话，也许就是那时候心理的混乱程度还不如现在明显。

读者也许会说，我在这里没有提到潜意识的医疗方面，比如潜意识如何产生神经症状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先搁置一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离开我的主题，因为心理治疗不仅关系到家庭纠纷、伤感的恋情等等，而且还关系到普遍的心理适应问题，关系到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以及自处的态度。治疗身体的医生必须了解身体，治疗心理的大夫则必须了解心理。如果他只了解性方面的心理，或者个人权欲方面的心理的话，他就只了解一部分的心理。当然，这一部分的心理是必须了解的，但是其他方面的心理也同样重要，尤其是我刚刚谈到的问题，也就是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从生物学角度来训练的眼睛是不足以抓住这个问题的，因为实际上这不单单是优生学的问题，而且从自我保存和繁殖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生活也太过片面。毫无疑问，潜意识向我们展示了它的许多不同方面；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的注意力还是过于聚焦在表面的特征上，比如潜意识的古代语言，而且我们对这些特征的理解一直过于僵硬。我们的梦已经证明：潜意识语言的影像是十分丰富的。但这是一种原始语言，是对这个多姿多彩、变化无穷的世界的真实反映。潜意识具有相似的本质：它是世界的补偿性影像。我认为，我们既不能说潜意识只有性本质，是一种形而上的现实，也不能称其为“普遍领域。”我们要像对意识那样把潜意识视为一种心理现象来了解。我们对心理的认知不会多于对生命的认知。它们是相互渗透的谜，给了我们所有令人难以把握的原因，让我们去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不管怎样，潜意识都是真实的，因为它真的会“起作用”。我喜欢把潜意识想象成从镜子中看到的一个世界：我们的意识会向我们展示外部世界的画面，但同时也会展示内心世界的画面，这是对外部世界的补偿性镜像。我们也可以说外部世界是对内心世界的补偿镜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站在两个世界之间，或者说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觉心理系统之间；即对外部感官刺激的知觉和对潜意识的知觉。外部世界给我们的画面让我们从生理影响和生理学影响的角度来了解一切，而内心世界的画面则从精神媒介影响的角度下展示各种事物。这样，把万千星辰连成一片的就不是地球引力了，而是造物主的生花之手；爱不再是性刺激的影响，而是心灵的宿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正确的方法也许可以从两个世界彼此接近的过程中找到。席勒认为自己在艺术中找到了这种方法，他称之为艺术“象征”。因此，艺术家应该是获悉了中间道路的秘密。我自己的经验让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与其说是在艺术当中找到理性真理和非理性真理的结合，不如说是在象征本身上找到的，因为象征的本质既包含了理性成分又包含了非理性成分。它总是通过一方来表现另一方；总是包含双方，而不会成为其中的任何一方。

那么象征又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潜意识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象征创造功能。这个功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只是相对存在。与之相反，补偿性功能是潜意识天生的自发功能，它无时不在。其存在在于一个简单事实：所有有悖于日常生活理性取向的冲动、想法、愿望和倾向都得不到表达，被扔进背景之中，最后沦为潜意识。我们所压抑和压制的那些东西，我们有意忽略和贬低的东西，所有这一切会逐渐累积，最终获得力量，开始影响意识。如果潜意识仅仅由受到压抑和压制的材料构成，那么这种影响就会直接反抗我们的意识取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潜意识还包含本能和直觉的黑暗萌芽，包括所有那些仅靠世俗存在的合理性、行为规范和合理发展所无法唤醒的力量，包括所有那些指引人类走向新发展、新形式和新目标的创造力。由于直觉萌芽的枯竭，由于我们固定地去追求单个目标，有的东西被排除在意识之外，而潜意识却把这一切加给了意识。因此，我认为潜意识不仅具有补充性影响，而且还具有补偿性影响。

如我所说，这个功能会自动产生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由于文明人的本能会萎缩，所以这个功能通常是相当脆弱的，从而无法让其片面的意识取向跟社会压力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往往需要人为辅助来帮助潜意识发挥其治愈力。这个工作主要是由宗教来完成。宗教把潜意识的显现视为神灵或精灵的迹象、启示或者警告，并就此提出一些想法或者观点，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利梯度。通过这种方式，宗教把人们的某些注意力引导到潜意识起源的所有现象上去，不管是梦境、想象、感觉、幻想，还是同一事物在奇人异士身上、或在任何异乎寻常的官能性或非官能性过程中的投射。注意力的这种集中使得潜意识的内容和力量流溢到意识生活中，从而对其产生影响，造成改变。从这个角度上说，宗教观念是一种有益于潜意识的人为辅助，它们让潜意识的补偿性功能对于意识而言具有了更高的价值。如果置之不理的话，这一功能依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信仰、迷信或者任何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观点赋予了潜意识内容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潜意识内容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拥有的，不过或许迟早会获得，但形式会非常令人不舒服。因此，当潜意识内容由于不断受到冷落而积聚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必定会产生一种病态的影响力。文明的欧洲人当中有着和原始人一样多的神经症患者。非洲癔症患者在非洲肯定也不罕见。潜意识这些令人生厌的显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原始人会害怕恶魔、会有相应的挽回仪式。

尽管潜意识的补偿功能完全取决于意识的思维方式，但它本身自然是并不包含意识价值的。潜意识最多也就能提供意识信念或者象征形成的胚芽。因此，我们可以说，潜意识的象征创造功能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这要看情况。从总体上来看，潜意识跟象征都具有这种矛盾特征。这让人想起一个年轻拉比的故事。这个拉比是康德的学生。有一天，一个老拉比想要把他引回到他父辈们的信仰上去，但他说破了嘴也无济于事。最后，老拉比拿出了不祥的羊角号，就是在异教徒诅咒时吹响的号角（斯宾诺莎就碰到过这种事）。老拉比问年轻人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年轻人冷冷地说：“我当然知道，这是公羊角啊！”听到这个老拉比当场晕厥过去，惊恐地跌倒在地。

羊角号是什么？它也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公羊角。有时候一个象征也不过如此而已，不过这只是在这个象征已经死亡的时候。当我们成功地把羊角号简化为一个公羊角的时候，这个象征就被杀死了。但是，同样地，通过赋予象征，一只公羊角又可以成为羊角号。

补偿功能通过对心理材料的明确布置来表达自己，比如梦。在梦中，就像在一只公羊角上面一样，是找不到任何“象征性”的东西的。要发现它们的象征性，需要有确定的意识态度，也就是去象征地解析梦的内容的意愿，即首先是把梦境当成简单的假设来理解，然后让经验来决定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梦是否必要、是否可取。我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或许可以帮助解释这个棘手的问题。有个老年女性患者，她跟很多人一样受到战争问题的困扰。她告诉我说，她在来找我之前不久做过下面这个梦：

她唱着圣歌。这些圣歌诉说着她对基督的信仰，其中有这样的赞美诗：

基督的血液与正直

当是我节日的盛装和首饰；

故我当站在我主面前，

而上天将赐我以酬谢。

审判之日我们必将获赎，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基督。

在她唱着这首歌的时候，她看见窗前有头公牛在四处狂奔。公牛突然猛地一跳，一条腿断了。她看到这头牛很痛苦，于是她移开了眼睛，心想应该有人去把这头牛给杀了。然后她就醒了。

这头公牛的痛苦让她想起了动物所受到的虐待，这是她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所亲眼所见。她憎恨这种事情，这些事情让她非常生气，因为她在潜意识中会把自己等同于受虐的动物。她身上有些东西可以用受虐动物的意象来表达。她在圣歌中特别强调了对基督的信仰。很显然，这个意象是由这种强调所唤起的，因为正是在她歌颂上帝的时候公牛受到了刺激、折断了腿。这种奇特的观点组合让人马上联系到她在战争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宗教不安，这种不安动摇了她对上帝之善的信仰，让她怀疑拥有基督教的世界观是否就足够了。这种震撼本应通过圣歌中对基督信仰的强调而得到缓和，但反而唤醒了潜意识中的兽性元素，这种兽性元素在这里表现为公牛。它正是受到基督教象征压抑、遭到征服而成为祭品的元素。在基督教的神秘仪式中，它是用来祭祀的羔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小公羊”。基督教的姐妹宗教拜日教也是基督教最为成功的对手。拜日教这种宗教的核心象征并非是用公羊来祭祀，而是公牛祭祀。在祭祀台的背景画中，通常是画着救世主密特拉神征服了公牛。因此，基督教和公牛祭祀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历史关联。基督教压制这一动物性元素，但当基督信仰的绝对正当性受到动摇时，这个元素又再一次被推到了一个瞩目的位置。动物本能想要挣脱出来，但这时它折断了腿——换而言之，本能伤害了自己。从纯粹的动物性内驱力那里，同时涌现了所有那些限制本能施展其影响力的因素。从产生野蛮、野性和盲目的本能的那些根源那里，生长出自然法则和文化形式，它们驯服并摧毁了这些本能的原始力量。但是，虽然我们心中的兽性可以被压抑住而与潜意识分离开来，它轻易之间也可以爆发出全部力量，完全不受约束和控制。这种爆发往往会导致灾难——兽性会自我毁灭。原本危险的事物如今成了可怜的对象，成了我们确实应该同情的东西。战争释放的巨大力量会带来其自身的毁灭，因为没有人类之手可以庇护和指引它们。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世界观太过于狭隘，根本就无法把这些力量引导为一种文化形式。

假如我当时跟这个老年女性患者解释说那头牛是一个性象征的话，这种解释不会对她有任何裨益。相反，她只会失去自己的宗教观点，而这将于事无补。这种案例不是给出这种或那种解释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采用象征的角度，哪怕只把它当成一个假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梦是潜意识的一种努力，它试图通过理解和同情来调和基督教信条和动物性本能之间的矛盾，而后者显然与前者势不两立。正式的基督教与动物性毫无关系，这并非偶然。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与佛教相比截然不同。敏感的人群往往能感受到这一删略。在这种情况的触动之下，有一位现代诗人歌颂了为那些哑巴牲口牺牲自己生命的基督。基督教对邻人的爱也可以延及到动物性身上，即我们身上的兽性，也可以用爱来环绕那些被僵硬的拟人化世界观残酷压抑的事物。我们身上的兽性由于被压抑到潜意识中，也就是兽性的起源中，因而变得更像野兽。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宗教像基督教一样，会被溢出的无辜之血深深亵渎，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战争会比基督教国家的战争更加血腥的原因。当被压抑的兽性峥嵘毕露的时候，它会以最野蛮的形式爆发，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也导致跨国界的杀戮。假如一个人能善待自己内心的兽性，那么他会更加珍惜生命。生命会成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那么，对于那些强大到足以大规模毁灭生命的机构和组织，人们就会本能地加以反抗。

因此，这个梦只是向做梦的人显示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将其与未驯化的自然之力进行对比，而这一比较惹怒了自然之力，导致它自我伤害，从而索要人们的怜悯。如果仅仅只做一种简化的分析，把这种宗教情感追溯为受到压抑的动物性本能，那么在这个案例中，这种方法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还具有毁灭性。相反，如果我们坚持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梦，认为它是试图给做梦的人一个机会，让她跟自己和解，那么我们就跨出了解析过程的第一步，而这一解析会让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和解共生，从而开辟内心发展的一条新路。这样，根据这一假设，接下来的梦就会提供一些方法，让我们了解动物性成分与人类精神最高道德和智力成就相结合的广泛意义。在我的经验中，这就是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因为潜意识在行动中会永不间断地对当时的意识情况进行补偿。因此，我们的意识对潜意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越是否定、批判、心怀敌意、轻视，我们的意识也越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而潜意识的真正价值也会更加远离我们。

因此，只有当我们愿意承认潜意识的象征元素的时候，潜意识才会具有象征创造功能。潜意识的产物完全是自然的。就像古人所云，“以自然为向导，永无歧途”。不过自然本身并非向导，因为它不因人而存在。船只并不是由磁场现象来导航的。我们必须用指南针来做向导，另外还要允许进行某些纠正，因为指南针的针头并没有精准地指向北方。潜意识的向导功能也是如此。潜意识可以作为象征的来源，但是要让它为我所用的话，我们对任何的自然现象都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必要的纠正。

从这种方法当中，很多人看不到把问题归究到基本原因上去，无法让他们肯定地宣布这样那样的事就是如此或者那般，所以他们就认为这种观点非常不科学。对于那些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一切的人来说，性作为一种成因是极为便利的。事实上，在我刚才谈到的案例中，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给出一个性解释。但是，病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呢？对于一个步入黄昏之年的女性，如果她的问题得到的是这样的解释，这对她来说有什么用处？难道说心理分析应该只针对四十岁以下的患者？

相应地，我们自然也可以提出这些问题：患者可以从一个严肃对待宗教问题的答案中获得什么？宗教问题又是什么？科学方法又与宗教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患者是回答此类问题的真正权威。不管答案怎样，他能得到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费神去想什么科学？如果这个人信仰宗教，那么他跟上帝的关系对他而言就无限重要，远远比任何合乎科学的解释要重要，就如同对于一个痊愈的病人一样，病是怎样好的他丝毫也不会关心。只有将我们的病人，包括所有病人，都作为个体来看待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正确的治疗。这也就是说要进入到他们的具体问题里去，不要给他们一个基于“科学”原理的解释。尽管这些原理从生理学上来说非常正确，但病人只会把它们当耳边风。

在我看来，科学的心理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密切关注心理中那些还存活着的真实情况，去仔细观察这些事实，以便让自己接触到那些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一无所知的被深埋着的经验。这样，当看到这些个体的心理具有性冲突、而那些个体有宗教问题的时候，真正的科学家首先就可以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不管生理学家的信条是否允许神灵存在，他们会像对待性问题一样去研究宗教问题。真正不带偏见的研究人员不会让自己的主观信念影响或者以任何方式曲解摆在自己面前的资料，其中肯定也包括病理学资料。今天，把神经症冲突完全视为性问题或者完全是权力问题，这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天真表现了。这种方式就跟声称根本就不存在潜意识和神经症冲突一样武断。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观念的力量是如何之大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不管一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观念在个体心理中肯定也是同样的强大。没有人可以置疑性是一个有效的心理学因素，同样谁也无法怀疑观念也是有效的心理学因素。然而，观念世界和本能世界之间存在着判若两极的差异，因此一般而言只有一极是有意识的，而另一极统治着潜意识。这样，如果一个人在意识生活中完全受本能的控制，他的潜意识就同样会片面地重视观念的价值。由于潜意识的影响最终会间接到达意识之中，悄悄地改变意识的态度，因此它会导致妥协的形成：本能偷偷地成为固定观念，丧失其现实性，被潜意识摧毁成片面的普遍信条。我们也会看到相反的过程发生。有人有意识地站在观念世界的一边，然后渐渐地被迫看到自己的本能不知不觉地让观念成为了潜意识愿望的工具。

当今世界和各种报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宛如巨大的精神病院的奇观，让有心的观察者有充分的机会去目睹这些情节在自己的眼前一一发生。研究这些现象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在分析心理学中已经强调过了：一个人的潜意识会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投射，因此前者会基于自己所忽略的东西而指责后者。这条原则付诸四海而皆准。因此，一个人在抨击他人之前，最好是先坐下来，仔细想想这块石头是不是应该先扔到自己头上。

这看上去是无关主旨的一段插曲，但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潜意识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可以说，潜意识把所有内容都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观察。

潜意识之所以有这种矛盾特征，是因为只要它以任何方式被少量的能量激活，它就会投射到某些大致合适的客体上去。读者会问那谁会知道这一点。如果发现心理适应过程中出现干扰或者毛病，而它们的起因似乎又在于客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发现投射的存在。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那个“起因”是主体的潜意识内容。因为没有得到主体的承认，显然就转移到客体身上，把自己的特点极力放大到看上去足以成为干扰起因的程度。

投射现象首先是从心理适应的干扰中被发现的。后来，在那些推进适应过程的东西中也发现了投射，那些东西就是客体明显的正面特征。在这种情况里，主体所忽视的自己性格当中那些可贵的特征会出现在客体身上，让其显得极为可爱。

但是，潜意识的这些投射之所以完全得到认知，是通过分析那些模糊隐晦、令人费解的感觉和情感而来的。这些感觉和情感让某些地方、某些自然变化、某些艺术作品、某些观念和人带上了难以形容的魔力特征。同样，这种魔力也来自投射，只不过是集体潜意识的投射。如果有这种“魔力”特征的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往往它们在统计上的出现频率就足以证明：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们对集体潜意识中神话内容的投射。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我们从神话传说中就已经知道的母题。我来举个神秘房子的例子。这个房子里住着一个巫师或者魔法师，发生着或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还有一个鬼魂，埋葬着一笔宝藏，等等等等。当某天一个人不知怎样看到了这座神秘的房子——换言之，一座普普通通但给他留下了魔法印象的真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些原始意象的投射。总体而言，这个地方的整个氛围都具有象征意义，因此也是一个清楚的潜意识体系的投射。

在原始人的身上，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发展得十分完善。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其潜意识的地形。那棵巍峨的大树上住着雷神；老巫婆经常会在这眼泉水旁出没；那片树林里埋着传说中的国王；没有人可以在那块岩石旁边点火，因为那是魔鬼的住处；那边的那堆石头里住着祖先的灵魂，女子经过的时候，必须马上念一句驱邪咒，否则就会怀上孩子，因为有鬼魂可以轻易地进入她们的身体。这些地方标满了各种记号，人们对被标记的地方则充满了虔诚的畏惧。原始人就是这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也这样生活在自己的潜意识中。他们的潜意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栩栩如生地扑击他们。而我们与我们所栖息的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不同！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那些感觉怎么会无时不刻地伴随着原始人。谁会知道听到一声鸟鸣是什么意思，看到那棵老树又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而言，一个充斥着各种感觉的世界已经关闭，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美学主义。但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原始人的感觉世界；这个世界依然活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用自己所受到的启迪和理性的优越感让自己远离这个世界，离得越远，这个世界越就会消退到内心深处。但是，在我们片面理性的冲击下退进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也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强大。这仅存的一点自然性想要复仇，于是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比如伪装成探戈热、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还有其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疯狂之举、粗鄙之事。

原始人不信任邻近的部落。由于我们的全球化，我们以为自己早已不再如此了。但是在这场战争中，这种不信任又卷土重来，而且还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已经不是把邻村烧光的事，也不是砍几颗人头的事了：现在一个个国家沦为焦土，数百万人惨遭屠杀。敌国的体面荡然无存，我们自己的过错出现在他人身上，而且还被无限放大。今天，具有反省能力的高尚心灵何处可寻？即使他们存在，也没有人会留意：相反地，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胡作非为的现象，普遍存在一种难以抗拒的宿命心理，让个体无力保护自己不受其影响。但是，这种集体现象也是个体的责任，因为国家是由个体组成。因此，个体必须去思考自己该如何去抵抗这种暴行。我们的理性态度让我们相信，只要有国际性组织、法律，以及其他善意的工具，我们就可以创造奇迹。但是事实上，只有改变个人的态度，国家精神方能复兴。一切始于个体。

有些出发点很好的神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想要破除权力信条——他人身上的权力信条。但我们首先必须先破除自己的这种信条，才会让人信服。自然通过潜意识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必须聆听它的声音。这样，每个人都会专注于自身，从而放弃想要让世界归位的雄心。

很多人可能会有点吃惊，我怎么会在讨论一个心理学概念的时候谈到这些普遍性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像大家所看上去的那样偏离我的主题，而是这个主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世界观息息相关的问题。很多东西之所以是潜意识，只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不给它们容身之地，因为我们的教育和训练根本无法让我们应付它们。这样，当它们偶尔以幻想的形式到达我们意识中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对其予以压制。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界线就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这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对待潜意识这个概念就必须讨论这些普遍性问题的原因。而且，如果想要抓住潜意识的本质，我们就不仅要关注当代的问题，而且还要了解人类心理的历史。

对潜意识的思索不仅是个实际问题，而且也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世界观对潜意识及其内容的形成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地，顺从潜意识的主动力量来重塑我们的观点也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一件实实在在、不能不做的事情。依靠个人的秘方是无法永久地治愈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因为人无法脱离社会、单单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一个人生活中所凭依的信条必须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信条，否则这个信条就不会具备人作为群体之一员所不可或缺的自然道德。不过，如果这种信条没有留在黑暗的潜意识中的话，它就会成为一种成型的世界观，而那些习惯于有意识地审查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世界观。这也许足以解释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些问题，虽然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完全展示清楚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心灵与大地

“心灵与大地”这个词组稍微带着点诗意。但相反的是，一想到心灵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心灵是受到上天的影响的。就像中国人一样，他们的神之魂是不同于鬼之魂的，前者与天有关，而后者与地有关。但是，因为我们西方人对心灵的内容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不敢说心灵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具有天的本质、又有什么具有地的本质。我们只能肯定地说，对于我们所称之为心灵的这种复杂现象，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或者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不假定心灵存在一个与天有关的神之魂，但我们可以认为心灵是一种无缘无故的、有创造力的原则；我们不会假定有鬼之魂，但可以设想心灵是一个因果的产物。后一种观点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会更合适，因为这样一来心灵就可以理解为一种由土地环境所决定的适应系统了。这种因果观点肯定是一种片面观点，这一点我几乎就不需要强调了，因为它只正确把握了心灵的一个方面而已。由于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不属于我的主题，所以在此我就隐去不谈了。

在讲到要讨论的主题之前，我们最好先准确地解释一下“心灵”要怎么理解。有些观点会把“精神”或“心理”严格限制给意识。但是，今天我们再也无法满足于这种限制了。现代心理病理学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观察材料，看到了某些心理活动完全类似于意识功能，但却是潜意识。人可以潜意识地察觉、思考、感觉、记忆、决定，以及行动。在某些条件下，所有在意识中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潜意识地出现。之所以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来很好地解释清楚：假设我们把心理功能和内容视为黑夜中的一片风景，风景上空有一束探测灯。出现在这束感知灯光之下的是意识，而处在剩下的黑暗之中的就是潜意识，但它也一样是真实存在的、有效的。如果灯光转移，那些到目前为止都属于意识的内容就会滑落到潜意识中，而新的内容就进入了意识的光明地带。消失在黑暗之中的内容会继续活跃，间接地让自己被感知，这最常见的就是通过症状的形式来表现。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一书中就描述了这些症状性障碍。潜意识的自然倾向和抑制也可以通过实验来展示，比如关联测验。

因此，如果我们把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也考虑在内的话，心灵似乎就是那些一部分是意识，一部分是潜意识的心理现象的一个延伸领域。心灵的潜意识部分是无法直接理解的——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潜意识了，而仅仅可以从潜意识过程对意识的影响中进行推断。我们的推断永远都只能是“好像”。

在此，我必须进一步地来探讨潜意识的本质和结构，这样才能充分剖析土地对心灵的调节作用。这个问题关系到心灵的最初起源和基础——也就是那些自远古以来一直埋藏在黑暗之中的东西，它们不单单是关于感官知觉和对环境的意识适应而已，所以决不是老生常谈。这些东西属于意识的心理学，而如我所说，我并不认为意识就等同于心理。意识是狭窄而光明的领域，但心灵是一个更加有包容性，也更加黑暗的经验领域，因为心灵也包含了潜意识。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潜意识的结构进行了概述。总的来说，潜意识的内容和原型都是意识心灵被隐藏起来的基础，或者用另外一个比方来说，是心灵不仅就狭义而言从地上沉陷而且从整个世界中沉陷下去的根源。原型是行动的准备系统，同时也是意象和情感。它们伴随着大脑结构自遗传而来——实际上它们是大脑结构属于心灵的那一面。一方面，它们代表着一种强烈的、本能的保守倾向，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最有效的进行本能性适应的方式。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这么来表述的话，它们是心灵中的幽密部分，心灵通过这一部分与自然相连，或者说在这个部分里心灵与大地和世界的联系似乎最真实可及。大地对心灵的影响及其法则在这些原始意象中看得最为清楚。

这个问题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十分微妙。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碰到非比寻常的困难，而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不要只把原型及其功能理解为一个可以理性想象的系统，而更要把它们理解为人类史前非理性心理的一部分。也许我可以打个比方：就好比说我们现在要描述和说明一栋房子，房子的顶层建于19世纪，底层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仔细研究房子的石工的话，又可以发现它是在一座建于11世纪的塔上重建而成。在地窖里，我们发现了罗马时期的地基，地窖底下还有一个密封的洞，洞的表层有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下面有同一时期的动物遗骸。我们的心灵结构也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我们生活在顶层，只是注意到下面的楼层有点古老。至于说地底下埋了什么东西，我们完全是一无所知。

就像所有的比喻一样，这个比喻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心灵中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仅仅是一个了无生命的遗迹而已。心灵中所有的一切都有生命，而我们的顶层，也就是意识，会无时不刻不受到依然存活的、活跃的地基的影响。就像房子本身一样，地基维系着、支撑着我们的意识。正如房子可以在地面上随意扩建一样，我们的意识也好像是屹立在地面上，前景无限。但是，我们越往房子底下走，视眼就越狭窄，就会发现自己的处境越黑暗，最后我们会碰到光秃秃的岩基，看到史前时代驯鹿猎人仅仅为了获得悲惨的生存而要跟大自然的野蛮力量进行搏斗。那时候的人类还拥有所有的动物本能，否则他们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得到强劲发展的意识是无法容忍本能随意发挥其影响力的。原始人的意识就跟孩童的意识一样，只是零星可见的，他们的世界也跟孩童的世界一样非常局限。事实上，根据种系发生定律，我们依然在重述幼时记忆中物种和整个人类的史前历史。从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土地的黑暗禁锢；因此，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因素成为了“原型”，又因为那些原始意象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以它们的力量看上去也最强。我之所以说“看上去”，是因为那些在生理上看上去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不一定就真的是最重要的，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一定始终是最重要的。

那么，哪些原型是最直接的呢？这个疑问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关于原型是如何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带到了这个难题的核心。我们要从哪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从孩童的角度、原始人的角度，还是我们成人的现代意识角度？我们怎样可以辨认出一个原型？又在什么时候才去借助于这种假设？

我想建议，如果一个心灵反应与其诱因的强度完全不成比例的话，我们就必须研究这种反应是否有可能同时受到某个原型的影响。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用一个例子来阐释清楚。假设有个孩子很怕他母亲。我们首先要告诉自己，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合理原因的，比如说，并不是孩子心里有什么不好的意识，或者母亲对孩子有什么暴力行为，或者孩子身上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情。如果孩子的恐惧不能用这一类的原因解释的话，我就会认为这种情况可以视为一种原型情况。这种恐惧通常会在夜晚出现，而且容易在梦中表现出来。小孩在梦里会把母亲想成追小孩的巫婆。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梦后面的意识材料就是韩塞尔和葛雷特的故事。因为人们认为这种神话故事是让小孩产生恐惧的原因，所以大家说不能给小孩讲这种故事。这种解释虽然错误，不过也包含着一些真相，因为巫婆母题是儿童表达恐惧最合适的方式，而且历来如此。这就是这些童话故事之所以会存在的原因。儿童的夜惊是一种会不断自我重复的典型事情，而且一直是通过典型的童话母题来表达的。

但是，童话故事只是来自原始人的“夜宗教”的传奇、童话和迷信的初始形式。我们所称的“夜宗教”是宗教的魔法形式，这种宗教的意义和目的是作为与黑暗力量、魔鬼、巫婆、魔法师和鬼魂进行沟通的方式。儿童的童话故事是对古代夜宗教种系发展上的重复。同样地，儿童的恐惧也是对原始心理的重演，是种系发展的遗迹。

这种遗迹会表现出来一定的活力丝毫也不异常，因为即使是对生活在文明环境中的成人来说，夜惊也不一定是什么异常现象。只有过度强烈的夜惊才能视为是不正常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夜惊会加剧呢？童话故事中的巫婆原型能否完全解释夜惊的这种加剧？还是要举出其他解释的原因？

我们只能认为原型仅仅为一定的、极少的、正常程度以内的恐惧负责，任何让人感到非常显著的恐惧加剧都必有其特殊原因。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对这种恐惧的解释是说这是源于儿童的乱伦倾向跟人们禁止乱伦之间的冲突，因此他是从儿童的角度进行解释。从弗洛伊德的延伸角度上说，我不怀疑儿童可以有“乱伦”的倾向。但是，我非常怀疑我们可以毫无问题地说这些倾向就在于儿童的独特心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儿童的心灵仍然受到父母，尤其是母亲心灵的影响，儿童的心灵甚至可以视为是父母心灵的功能性附属。儿童心灵的个体性是后来形成的，是在建立起意识的可靠衔接之后形成。我认为，当儿童开始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的时候，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们心理上的非个人性。

因此，就像所有的儿童神经症都要首先从父母心理的角度来考虑一样，我也愿意从儿童父母的角度来解释小孩身上有可能出现的这种乱伦倾向。这样来看的话，儿童恐惧的加剧往往是由父母一种特别的“情结倾向”所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他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压抑和忽视所造成。沦为潜意识的任何东西都会多少带上一种原始的形式。比如说，如果母亲压抑某种令她痛苦的可怕情结，她就会觉得这是某个在追赶她的恶鬼——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橱柜里的骷髅”。这种表现说明这一情结已经获得了原型力量。它就像一个重担一样压在她身上，让她受到噩梦的折磨。不管这个母亲是否把“梦魇故事”讲给孩子听，她都会感染她的孩子，弄醒孩子心中来自她自己心灵中的那些原型恐惧意象。这个母亲可能有一些关于性爱的幻想，但其中的男子并非她的丈夫。孩子是他们俩婚姻关系的可见标志，那么她对婚姻关系的抗拒就会在潜意识中冲向孩子，因此孩子会遭到拒绝。在原始层面上，这就相当于杀婴。这样，这个母亲就成了一个邪恶的吃孩子的巫婆。

就像母亲一样，孩子身上也潜伏着远古再现的可能性，人类历史上一开始导致原型产生、施效的那些成因今天又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激活。

我们并非随随便便地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原型在儿童身上的显示。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哪些是最直接的原型？最直接的原型是母亲的原始意象。从各方面来说，母亲是一个人生命中的最亲近、影响最大的人，母亲也是出现在人一生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时期。因为童年时期的意识发展得还相当薄弱，所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个人”经验。与之相反，母亲就是原型体验；潜意识中的小孩不会把母亲体验为一个具体、个体的女性，而会体验为一个具有无限可能含义的原型。随着小孩慢慢长大，原始意象会逐渐消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意识的、相对个体的意象，这应该就是我们唯一的母亲意象了。但是，在潜意识中，母亲会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原始意象，会终身影响甚至决定我们与女性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感觉和事实世界的关系，但这种影响非常微妙，一般而言对这个过程我们不会产生意识知觉。我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个比喻而已。不过这个比喻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确定的事实了：有的人之所以会娶他的妻子，只是因为她在某个方面像他的母亲，或者因为她根本完全不像。就像法国人有亲爱的法兰西一样，德国人有德意志母亲，她们都是政局后面最为重要的人物，只有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才会对她们视而不见。教会母亲的子宫无所不包，这只是一个比喻，大地母亲、自然母亲等类似的“事物”都是如此。

母亲原型是小孩最直接的原型。不过，随着小孩意识的发展，父亲也会进入到他的视线中，激发一个原型，而这个原型本质上在很多方面都与母亲原型截然对立。正如母亲原型与中国人的阴相对应一样，父亲原型与阳相对应。它决定了我们与男人的关系、与法律和国家的关系、与理性以及自然精神和动力的关系。“父国”暗指的是边界，是空间里一块具体的区域，而土地本身是大地母亲，它静谧而富饶。莱茵河是父亲，尼罗河、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都是。父亲是“创造者”，代表着权威，因此法律和国家也是如此。父亲是在世间行动的人，就像风一样；他指导和创造着无形的思想和漫不经心的意象。他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风之呼吸——是精神、是灵魂、是阿特曼（印度教中“灵魂”、“真我”的意思）。

因此，父亲也是栖息在小孩心中的一个强大原型。一开始他就是父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意象，是一则充满活力的信条。在孩子的生活中，这个权威意象会渐渐褪变成背景：父亲变成一个有局限的、常常过于人性化的人。但另一方面，父亲意象则会完全发挥出其潜在的重要性。正如人发现自然总会比较晚一样，人也只会渐渐地发现法律、责任、职责、国家和精神。随着新生意识理解能力的逐渐加强，父母的重要性会日益萎缩。父亲的位置会被由人组成的社会所取代，而母亲的位置则会被家庭取代。

依我之见，如果说取代父母位置的那些事物只不过是来替代无可避免会丧失的原始父母意象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取代这些意象的不仅是替代物，而且是与父母交织在一起的现实，它通过父母意象已经在小孩的心中留下了烙印。施与小孩温暖、保护和滋养的母亲同时也是家，是存身的洞穴或者木棚，是周围的一草一木。她是精心耕作的田地，她的儿子是神圣的谷物，是人的兄弟和朋友。她是能挤出奶水的奶牛，是牧群。父亲则四处奔走，和其他男人交流，狩猎，游走，投入战争。他的情绪可以像雷雨般地爆发，哪怕是一点点难以察觉的想法也可以让他像一阵暴风雨似的改变整个形势；他是被激怒的公牛，又可以无动于衷地慵懒。父亲的意象代表着所有有益或是有害的自然力量。

这些都是小孩最早接触到的最直接的东西，它们通过孩子的父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小孩。当父母的意象渐渐萎缩、变得更人性化的时候，所有这些一开始看上去仅仅只是背景或者只像边缘影响的事物就会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小孩玩耍的土地、让自己温暖的火、让他感到寒冷的风雨，这些一直都是现实存在，但是由于他的意识还很朦胧，他只会把它们当成、理解成父母的特征。然后，就像拨开迷雾一样，大地的那些物质和动力方面就会破雾而出，展现为名副其实的力量，不再蒙着父母的面具。因此，它们就不再是替代物，而是对应于更高水平的意识的现实。

不过，这个过程还是缺失了一些东西，那就是那种不可替代地感到与父母直接连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事实，列维——布留尔在另外一个大相径庭的情境中称之为神秘参与。这种让人无法当即理解的感情所意指的事实对于分析心理学和原始人的心理都起着重大作用。简而言之，这就是指相互的潜意识的一种认同状态。也许我应该进一步来加以解释。如果两个人的身上同时丛集着同样这种潜意识情结的话，那么这个情结就会产生巨大的情感影响，产生一种投射，导致这两人要不就相互吸引，要不就彼此排斥。当我和另外一个人对于同样一个重要事实都有一种潜意识的关系的话，那么我在一部分上就认同于这个人。而且，因为这一点，我就会让自己去适应他，正如我如果意识到这种情结的存在就会让自己去适应它一样。

这种神秘参与状态存在于父母和孩子之间。举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继母会把自己认同于女儿，通过女儿与女婿结婚；又或者，父亲会觉得自己是为了儿子好，因此糊涂地强迫儿子去完成他的——父亲的——愿望，比如娶谁、选择怎样的职业。将自己认同于父亲的儿子大家同样也都知道。但是，母亲与女儿之间有一种特别密切的纽带，在某些案例里实际上可以用联想方式来说明。对于所涉及的人而言，神秘参与是一个潜意识中的事实。但尽管如此，当这个事实不再存在的时候，他还是能感觉到有种变化。对于父亲依然活着和父亲已经过世的人来说，他们在心理上总会存在某种差异。只要跟父母的神秘参与依然存在，人就可以维持一种相对属于幼儿期的生活方式。通过神秘参与，生活以潜意识动机的形式从外界奔涌到我们心中，又因为它们属于潜意识，我们也不会感到要负任何责任。因为有这种幼儿期的潜意识，生活的负担减轻了，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轻了。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潜意识中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而存在。在想象中，儿子坐在母亲的腿上，受到父亲的保护。父亲在儿子身上重生——至少也是作为永生之链的一环。母亲则通过年轻的丈夫恢复了父亲的青春，这样也就没有失去自己的青春。我也不需要从原始人心理那里举例子了。提一提就已足够说明问题。

这一切随着意识的扩大和加强会逐渐离去。接下来父母意象会延伸到整个世界表面，或者更准确地来说，世界会冲破童年时期的迷雾，从而导致潜意识与父母的结合一刀两断。原始人的成人礼甚至会有意识地来实施这一过程。这样，父母的原型就被赶到背景中去了；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个原型不再“丛集”。相反，部落、社会、教会或者国家却开始有了一种新的神秘参与。这种参与是普遍性的、非个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几乎不给潜意识任何空间。如果有人太依赖潜意识、太老实厚道、太过于相信他人，法律和社会马上就会让他回归自己的意识。不过性的成熟也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个人神秘参与，因此也可能会取代在与父母的认同过程中所失去的那一部分人格。一个新原型丛集了：在男人身上是女人的原型，而在女人身上是男人的原型。同样，这两个人物过去都躲藏在父母意象的面具之后，但现在他们不加掩饰地出来了，尽管他们还是受到父母意象的强烈影响，而且往往几乎完全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把男性身上的女性原型称之为“阿尼玛”，把女性身上的男性原型称之为“阿尼姆斯”，具体原因我稍后会谈到。

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潜意识中受到父母意象的影响越大，他们所爱的人就越有可能会被他们选来以正面方式或者负面方式来替代其父母。不要认为父母意象具有这种深远影响是不正常的；恰恰相反，它十分正常，因此也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事实上，这种影响的存在也十分重要，否则的话父母就无法从孩子身上重生，父母意象就会完全丧失，而个体生命的延续就会终结。这个人就无法把自己的童年和成年生活连接起来，因此他在潜意识中会一直是一个小孩——这种情形是最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基础。然后，他就会出现困扰那些社会新贵的弊病，不管这些新贵是个人还是社会团体，他们都会出现这些弊病。

在某个意义上，孩子与父母结婚也是正常的。从心理上而言，这跟在生物学上为了让宗谱产生优良血统而必须向其注入新鲜血液一样重要。这确保了延续性，确保过去合理延伸到现在。只有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过多或过少才会有害无益。

不管是好还是坏，只要一个人还把跟父母相似与否作为他选择爱人的决定因素，这个人就没有完全从父母的意象中释放出来，因此也就没有完全从童年时期释放出来。为了历史的延续童年是不能抛弃的，但这也不能以人接下来的成长为代价。当人走向中年的时候，童年幻想的最后一丝光芒会渐渐黯淡——必须承认这只在近乎完美的生活中才会出现，因为很多人走进坟墓的时候还只是孩子而已——这时，成熟男性或女性的原型就会从父母意象中出现：女人打一开始就认识了的男性意象，和男人永生都会携带的女性意象。

确实，有许多男人可以非常准确地、甚至惟妙惟肖地描述他们心中带着的女性意象（我没有碰到几个可以同样细致地描述一个男性原型图像的女性）。原始的母亲意象是所有之前的母亲的一个合成意象，同样，阿尼玛意象也是一个超个体的意象。因此，有些男性在个体上虽然截然不同，但这个意象却能揭示他们身上紧密相关的特征，人们几乎可以通过这个意象重建一种确定的女性类型。阿尼玛类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完全没有母性元素。从有利的角度看，她是伴侣、是朋友。从不利的角度看，她是高级妓女。在奇幻传奇小说中，例如赖德·哈葛德的《她》和《智者之女》、贝努特的《亚特兰梯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以不完整的形式，在海伦这个人物形象里，这些类型往往都得到了十分精准的刻画，包括她们人的特征和半人半神的特征。但是，阿尼玛类型在诺斯替教关于西门·马古斯的传奇中以最为简练而饱满的形式得到了描述。西门·马古斯还以漫画形象出现在《使徒行传》中。他在旅途中总有一个女孩相伴，女孩的名字叫海伦。他是在推罗一家妓院碰到海伦的，她由特洛伊中的海伦转世而来。我不知道歌德的《浮士德》中海伦的母题是否是作者有意根源于西门的传奇。同样的关系也出现在赖德·哈葛德的《智者之女》一书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不存在这种有意识的连续性。

一方面，母性元素的缺失表明了从母亲意象中的完全释放，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这一点：一种纯粹的人与人的关系缺少繁衍后代的自然本能。在现在的文化层面上，绝大部分的男性都从未超越女性在母性上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阿尼玛的发展很少会超越幼儿期、原始的妓女层面的原因。这样，娼妓就成了文明婚姻的一个主要的副产品。不过，在西门的传奇中，我们可以找到完全成熟的阿尼玛象征，在《浮士德》第二部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成年期的成长就相当于脱离了自然。基督教徒和佛教徒的清修理想都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总要牺牲肉身。女神和半人半神的女性取代了应当带着阿尼玛投射的那个个人的、人性的女性。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领域，目前我不想进一步探讨。我们最好还是回到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可以意识到这种女性原型的存在？

只要一个原型没有被投射，没有在一个客体中受到爱或受到恨，它就完全认同于个体，个体就会迫使自己把这个原型演绎出来。这样，男人就会在行动中表现出他自己的阿尼玛。我们有一个词可以恰当地形容这种态度的特征：“敌意”。这个词可以很好地理解为“阿尼玛占有”，暗指一种情感失控的状态。“敌意”这个词只用来表示不愉快的情感，但阿尼玛实际上也可以引生出令人愉悦的感情。

自我控制是一种典型的男性理想，要实现自我控制就必须压抑感情。感情是特属女性的一种美德。因为男人想要成为他理想中的男人，他就会压抑自己所有的女性特征——就如男性特征是女性心理的一部分一样，这些特征其实也是他的一部分，因此他也会压抑某些情感，认为它们是过于女性化的弱点。这样，他就会把那些女性化的特征或者多愁善感的部分堆积在潜意识里，而当潜意识爆发的时候，就会暴露出来他身上有一个女性存在。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最容易受到那些女性化感情支配的“硬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杀的男人比女人多那么多，反之，为什么极为女性化的女人往往会具有令人瞠目的力量和果敢了。如果我们去仔细查看一个男人失控的情感、试图去重建这些情感后面可能隐含的人格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女性形象，如前所说，我称之为阿尼玛。基于同样的原因，古人设想出了一个女性的灵魂，一个“心灵”或者“阿尼玛”，而中世纪的教士提出“女人有无灵魂”这个问题也就不无合理的心理理由了。

对于女人来说，情况就反过来了。当女人身上的阿尼姆斯爆发的时候，出现的不是像男人那样的感情，而是女人会开始辩驳、开始运用理性。正如男人的阿尼玛情感总是蛮横武断、反复无常一样，女人的这些辩论也是毫无逻辑和理性可言。可以说，阿尼姆斯思维总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必须要讲最后一句话，结尾也总是“这就是原因”。如果说阿尼玛是毫无理性的情感，那么阿尼姆斯是毫无理性的思维。

根据我的经验，男人总是可以轻松理解阿尼玛的意思。实际上，如我所说，由于男人往往对于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图像，因此男人可以从不同时期一群各不相同的女人当中找出最接近于阿尼玛类型的那个女人。不过，基本上我发现女人就很难明白阿尼姆斯是怎样的；我也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女人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基于这一点，我推断阿尼姆斯根本就没有明确的个性；换而言之，与其说他是个联合体，不如说他具有多元性。这肯定是跟男人和女人的具体心理多少相关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女人的主要兴趣是拥有男人，而男人的主要兴趣是征服女人，本性使然男人极少会止步于征服一个女人。因此，对女人而言一个男性个性就可以起到决定作用，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就没有这么强的确定性，因为男人可以只把自己的妻子视为许多女人中的一个。这使得男人会强调婚姻的法律特征和社会特征，而女人却把婚姻视为一种完全属于个人的关系。因此，一般而言，女人的意识只限制在一个男人身上，而男人的意识却倾向于僭越单一的个人关系——这种倾向有时会与任何个人限制格格不入。因为如此，我们在潜意识中也许就期待会有截然相反的补偿。男人明确清晰的阿尼玛形象完美地满足了这一期待，而女性阿尼姆斯无以名状的多型性也是如此。

我在这里对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所进行的描述相当简略。但是，假如我把阿尼玛仅仅描述成一个由非理性情感构成的女性原始意象，把阿尼姆斯仅仅描述成一个由非理性观点构成的男性原始意象的话，这就过于简略了。这两个形象都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问题，因为它们是从原始时期以来就被称为“灵魂”的心灵现象的基本形式。它们也是人类具有谈论灵魂或精灵的深层需要的起因。

心灵中任何自发的东西都不是非个人的、中立的。非个人性这个范畴只与意识有关。从疯子的“声音”，到通灵者的幽灵控制和潜修者的幻象，所有自发的心灵因素都具有人格特征。同样，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也有人格特征，这种特征用“灵魂”这个词来表示是再好不过了。

在此，我想要反驳一个误解。我现在所使用的“灵魂”这个概念最好是用灵魂的原始观点来进行比较，比如埃及人的巴和卡，而不要用基督教关于灵魂的观点来进行比较，因为后者是试图对形而上的个体物质进行哲学构建。我对灵魂的理解完全与之无关，因为灵魂纯属于现象学范畴。我并非沉溺于任何的心理神秘主义，而只想用科学方式去理解那些让人们相信灵魂存在的基本心灵现象。

由于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表现出的情况相当复杂，其程度与各个时期各个民族所一直描述的灵魂最为相当，因此毫不奇怪只要有人试图进一步查看他们的内容，他们通常就会蒙上一种神秘的气氛。只要阿尼玛一经投射，她立刻就会把自己包裹在一种特异的历史感当中。歌德这样形容了这种感觉：“光阴中由你而去的是我之娇妻姐妹”。而为了表达这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感，赖德·哈葛德和比奈只能回溯到希腊和埃及。

令人奇怪的是，阿尼姆斯似乎并没有这种历史神秘感。我几乎可以说，他更在乎的是现在和将来。他有追求普遍法则的倾向，喜欢夸夸其谈，或者对最隐晦、最富争议的事物也给出必然判断。他的语气是如此肯定，以至于女性完全不会再做进一步（可能也是太痛苦）的思索了。

我再一次只能用相反补偿来解释这一差异了。在男人的意识活动中，他会提前规划，试图去创造未来，而绞尽脑汁地去想诸如谁是谁的姨奶奶这样的问题则是专属女性的特征。不过，女性对家谱的这种热衷恰恰以盎格鲁—撒克逊情感为掩饰十分清晰地出现在赖德·哈葛德的作品中，在比奈的作品中同样的东西则以可口、胡拌的慢性丑闻而出现的。对灵魂转世的暗示会以无理情感的形式强烈地缠绕男性的阿尼玛，而女性只要没有太受控于男性的理性主义的话，有时就会有意识地承认自己有这种情感。

这种历史感往往带有意义重大和宿命的特征，因此会直接让人想起永生和神圣的问题。即便是比奈这样十分理性、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他在形容那些因爱而死的人的时候也说他们通过一种神奇而有效的木乃伊方式得到了永恒的保存。而赖德·哈葛德就更不用提了，他的《阿依莎：她的归来》）整个就是一部上乘的心理学档案，在这本书中Haggard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秘主义者。

而阿尼姆斯因为并没有这些情感特征，因此似乎完全不存在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方面。但是，就其最深层的本质而言，阿尼姆斯也跟阿尼玛一样具有历史感。不幸的是，关于阿尼姆斯我们并没有非常好的文学例子。女性作家似乎无法进行某种率真的内省；或者至少可以说，可能由于她们的反省不带任何感情，所以她们更愿意将其反省结果放在另一个地方。这方面我所知的只有一个不带偏见的文件，玛丽·海伊的小说《邪恶的葡萄园》。在这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当中，阿尼姆斯的历史元素在极其聪明的掩饰下出现了，不过这种掩饰显然并非作家有意而为之。

阿尼姆斯是由基于有欠思虑的判断而形成的由因及果的假设组成。之所以存在这些判断，这只能是从女性对某些事物的意识态度推断而来。我必须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给她儿子最为庄重的照顾，认为他具有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重要性，结果是儿子青春期过后没多久就变成神经症患者了。这个女人之所以会有这种极不明智的态度，一开始原因还很难识别。不过，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个女人心中有一个无意识的信念，说“我的儿子是未来的救世主弥赛亚”。女人普遍都有英雄原型，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这个原型会投射到她们的父亲、丈夫或者儿子身上，其形式是某个观点，然后这个观点会无意识地控制她们的行为。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安妮·贝赞特，她也是发现了一个救世主。

在玛丽·海伊的小说中，基于潜意识中一个无法言表的判断，女主人公认定丈夫是个可怕的暴君，像……一样把自己囚禁起来。她的态度最终把丈夫逼疯了。女主人公让丈夫自己去揣摩这个没有完成的比喻。丈夫最后发现，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暴君很适合这个比喻，于是他把自己认同于那个人物，结果失去了理智。因此，阿尼姆斯根本就不缺乏历史因素。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从根本上不同于阿尼玛。同样地，在跟阿尼姆斯有关的宗教问题上，判断官能会起到主导作用，正如同对男人而言情感官能会起主导作用一样。

最后我想说，尽管实际中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但它们并非是潜意识中仅有的形象或“灵魂”。不过，因为我还想探讨关于心灵和土地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也许我得先离开这个属于高度微妙的内心体验的棘手领域，转到另外一边去了。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在心灵的黑暗背景中辛勤摸索，而可以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宽广世界了。

正如在进化过程中心灵受到了土地条件的塑造一样，同样的过程现在也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重复。试想某个欧洲国家的一大群人被移植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气候条件也大相径庭。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即使没有混入外国血统，几代之后，这群人一定会产生某些精神甚至身体上的变化。我们在不同欧洲国家中的犹太人身上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他们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只能用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的特征来解释。要把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和一个北非犹太人，或者德国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区分开来并不困难。我们甚至可以区分出各种不同的俄罗斯犹太人，比如波兰人、北俄罗斯人、哥萨克人。虽然他们种族一样，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原因不明的显著差异。尽管一个研究人类本性的学生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差异的存在，但要准确定义它们却极为困难。

现代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种族移植实验就是对北美大陆的殖民，其中绝大多数的殖民者是日耳曼人。由于气候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预期原来的种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改变。印第安血统的混入日益减少，因此起不到什么作用。博厄斯早就说明在第二代移民的身上就开始发生了解剖结构上的变化，主要就是颅骨尺寸的改变。不管怎样“扬基佬”形成了，他们跟印第安人是那么相像，以至于我在首次去美国中西部的旅途中看到一大群工人从工厂里出来的时候，我跟同伴说自己还真没有想到这些人的印第安血统所占的比例会那么高。同伴笑着回答我说，他愿意打赌，这几百个人当中一滴印第安人的血都找不到。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对美国人神秘的印第安人化还没有一丝概念。只有当我用分析的方法来治疗许多美国病人的时候，我才知道了这件神秘的事情。跟欧洲人相比，我在美国人身上发现了显著的差异。

另外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是黑人的巨大影响，这自然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混血的原因。在美国报纸的副刊插图中就可以很好地研究美国人情感外露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他们的大笑；泰迪·罗斯福（老罗斯福—译注）的大笑就可以在美国黑人中找到其原始形式。美国人走路很奇特，关节松松垮垮的，或者常常可以看到他们走路时臀部会晃来晃去，这些也是来自于黑人。美国音乐的灵感主要就是来源于黑人，舞蹈也是如此。他们表达宗教感情的方式、他们的陪灵会、“圣滚者”以及其他异常事物，都是受到黑人的强烈影响。还有美国人闻名遐迩的天真，不管是令人着迷还是令人不快，都令人不得不拿它跟黑人的孩子气来做比较。美国人一般都活泼好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棒球赛场上，而且也尤其体现在他们对谈话的高度热衷上——美国报纸的滔滔不绝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一点极少是来源于他们的日耳曼祖先，而更像黑人村庄里的喋喋不休。在美国几乎完全没有隐私，群体交际无处不在，这让人想起了露天草棚里的原始生活，那时候部落中的所有成员完全彼此认同。在我看来，美国人的房子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门洞大开，正如美国村镇里的花园都没有篱笆一样。看上去什么都是大街。

自然，我们很难判断说这些现象有多少是在于他们跟黑人的共生，又有多少是在于美国还是一个在处女地上进行开创的国家。不过总而言之，毫无疑问的是黑人对这个民族的普遍性格是有着广泛影响的。

当然，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这种原始人的影响，虽然其程度和形式有所不同。比如，在非洲，白人是占人口越来越少的少数，因此他们必须要恪守最严格的社会习俗才能使自己不受黑人的影响，否则他们就有可能会“变黑”。如果他们屈服于原始人的影响，他们就会失去自我。但是在美国，因为黑人还只是占少数，所以他们不是一种退化影响，而是一种虽然怪异但无法用贬义词来形容的影响——除非那个人正好得了爵士恐惧症。

让人吃惊的是，印第安人的影响却看不到，或者说非常罕见。上面所说的那些外貌上的相同点都不是指非洲，而只在美洲发生。是不是他们的身体对美洲有反应，而心灵却对非洲有反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说他们只有外在的行为受到了黑人的影响，而心灵中的活动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

自然，在我的美国病人的梦中，表现其人格低级面的黑人应当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同样地，欧洲人会梦到流浪汉或者其他低级阶层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绝大部分的梦都相当粗浅，尤其是分析初级阶段的那些梦，所以只有在非常深入透彻的分析过程中我才碰到了跟印第安人相关的象征。就比如英雄母题所表现的那样，潜意识具有进步倾向，它选择了印第安人作为其象征，正好像美国的某些硬币上刻有印第安人头像一样。这是对一度遭到痛恨的印第安人的致敬，但同时也见证了一个事实：美国人的英雄母题选择印第安人作为其理想人物。美国当局绝对不会想到要把塞太瓦约或者其他黑人英雄的头像放到他们的硬币上去。君主政体喜欢君王的头像，而民主国家会尊崇他们其他理想的象征。在我《转化的象征》）一书中，我详细地举了一个类似的美国人英雄幻想的例子，我还可以举上十几个其他案例。

英雄总是一个人最高、最有力的渴望的化身，或者说代表了这个渴望应该如何，代表了一个人最喜于实现的东西。因此，英雄母题由哪种幻想构成是很重要的。在美国人的英雄幻想中，印第安人的性格起到了主导作用。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认识远远超过了轻松随意的欧洲人的观点；只有印第安人的成人礼才可以与美国人残酷甚至野蛮的严格训练相媲美。因此美国运动员的表现才那么令人赞叹。只要是在美国人真的用心投入的事情上，我们都能捕捉到一丝印第安人的影子。美国人在一个具体目标上会全身心投入，他们总是咬紧目标不放松，他们面对巨大磨难也具有不屈不挠的忍耐力——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印第安人传奇般的美德。

英雄母题不仅影响到对生命的总体态度，而且也影响到宗教问题。任何绝对的态度往往都是宗教态度，在一个人变得绝对的地方，你就能看到他的宗教。在美国病人的身上，我发现他们的英雄形象具有来源于印第安人宗教的特质。印第安人宗教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萨满，他们是巫医或者招魂者。这方面美国的第一个发现——后来传播到欧洲——就是招魂术，第二个是基督科学会和其他的精神治疗形式。基督科学会是一种驱邪仪式。疾病之魔受到拒绝，在病入膏肓的躯体上方哼唱着适合的咒语，作为最高层次文化产物的基督教就被利用成了能治病救人的魔力。虽然说基督科学会的精神内容极度贫乏，但它是一股活生生的力量；它拥有来自于土地的力量，并因此得以制造正统教会虽孜孜以求但徒劳无功的那些奇迹。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真言”，也就是魔咒、口号或者广告词都没有比在美国更有效的了。我们欧洲人对此是一笑置之，但我们忘记了：如果人们具有认为字词拥有魔力的信仰，那么其撼动力要超过高山。基督本人就是一个词，那个词。我们已经远离了这种心理，但是它在美国依然还活着。至于美国会如何处理这种心理，这还有待观望。

这样美国人就呈现出了一幅奇怪的画面：举止像黑人却带着印第安人灵魂的欧洲人。他们有着所有霸占外国土地的侵占者的命运。澳大利亚有些原始人坚信不可征服别人的土地，因为那些土地上住着祖先的灵魂，他们会通过新生儿而轮回转世。这一信仰里面具有很强的心理学真理——异国会同化其征服者。不过，跟征服中南美洲的拉丁人不同，北美的人保持了最严格的新教教义的欧洲标准，尽管他们无法阻止其印第安敌人的灵魂成为他们的灵魂。不管在哪里，处女地至少都可以使其征服者的潜意识沉沦到原著民的水平上。这样，美国就有一种不见于欧洲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落差，一种高度的意识文化水平和潜意识的原始性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潜力，赋予了美国人所向披靡的企业精神和令人羡慕的热忱，这些都是欧洲所没有的。我们仍然拥有我们祖先的精神，对我们而言任何事物都充满历史底蕴。这些事实都使我们与潜意识保持着联系。但是，这一联系也过于密切，我们也被历史的钳子卡得过紧，以至于如果要把我们松绑、要让我们的政治行为与五百年前有所不同的话，必须发生最重大的灾难才行。与潜意识的联系把我们绑在土地上，使我们难以动弹。如果是谈到心灵的发展进步和其他可取的活动的话，这当然不是什么优势了。尽管如此，我也不能诋毁我们跟亲爱的大地母亲的关系。人来人往——但只有扎根于那片土地上的人才会坚持下来。对潜意识及其历史条件的异化就意味着丧失根基。这个危险会等待着那些征服异地的人们，等待着由于片面忠诚于某个主义而脱离其存在的黑暗的、母性的土地根基的每一个人。

古代人

“古代”这个词是原始、初始的意思。要评价今日文明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最费力而不讨好的一件事，但要说起古代人，我们的处境显然就舒服多了。评说文明人的时候，评价者原本想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观看，但却发现自己也有着跟被评价者一样的预设，也同样受到其偏见的蒙蔽。不过对古代人而言，我们在时间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他们的世界，我们的心理装备由于存在更大的差异性也超过了他们。因此，由于有了这一点点优势，我们就可以来研究他们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意义。

此话一出，我就设定了自己演讲的主题。我只能限制自己讲古代人的精神生活，因为在这么短的篇幅之内要淋漓尽致地描述古代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限制在心理领域，决不谈人类学的发现。当我们谈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他的解剖结构、他的头盖骨的形状，也不是他的肤色，而是指他的心理世界、他的意识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心理学的主题，我们在这里就主要谈一谈古代人的心理和原始心态。尽管有所限制，但我们发现我们的主题还是扩大了，因为具有古代心理的不仅只有原始人。这也是现代文明人的心理，而不单单是现代社会中那些有“返祖现象”的人才有的心理。恰恰相反，所有的文明人，不管他们的意识发展如何，在心灵深处他们依然是古代人。人类的躯体把我们跟哺乳动物联系起来，显露出来大量可以追溯到进化早期爬行动物时代的迹象。同样，人类心灵也是进化的产物，只要顺藤摸瓜找到其起源，它就会显示出不计其数的古代特质。

在我们一开始接触到原始人或是通过科学著作读到原始人的心理的时候，我们肯定都会非常讶异，觉得古代人简直是不可理喻。列维——布留尔本人就是原始人心理领域的权威，他就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前逻辑”的心理状态和我们自己的意识观点之间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差异。原始人无视经验给予的显而易见的教训，总是失口否认再也明显不过的因果关系，他们不会简单地用碰巧或者合理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事情，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集体表象”从本质上就合理有效。这在作为文明人的布留尔眼中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布留尔的“集体表象”指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其真实性就被认为是不言而喻且得到广泛流传的观点，比如原始人关于鬼魂、巫术、药力等等的观点。人到了一定年纪或者得了某些致命的病就会死亡，这对我们来说是再好理解不过的了，不过对原始人而言就并非如此。当有人寿终正寝的时候，他们不相信这是年老的缘故。他们会说有人岁数大得多但也还活着。同样地，也没有人是因病去世，因为有别的人也得了同样的病却康复了，或者还有人根本就不得这种病。对他们来说，真正的解释总是魔术。一个人要不就是被鬼魂索了命，要不就是被巫术杀了。很多原始部落认为唯一的一种自然死亡只能是在战争中死亡。有的部落甚至认为在战争中死去也是不自然的，认为将他们致死的敌人不是巫师就是用了某种被施了法的武器。这种荒谬的想法有时候甚至有更令人侧目的形式。比如，一个欧洲人打死了一只鳄鱼，然后在鳄鱼的肚子里发现了两个脚环。土著人认出来脚环属于前不久两个被鳄鱼吞了的妇女。马上，他们就会指控说这是巫术；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肯定不会引起欧洲人的任何疑心，但土著人就会用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的某个预设来进行出人意料的解释。土著人说，有个不知是谁的巫师召唤了这只鳄鱼，命令它捉住那两个女人，带到他的跟前。鳄鱼执行了这个指令。但是，鳄鱼肚子里的脚环是怎么回事？他们解释说，鳄鱼是从来不吃人的，除非有人命令它们这么做。这只鳄鱼只不过是从巫师那里得到了脚环作为报酬而已。

这个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这种任意无常的解释事物的方法，这就是“前逻辑”心态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前逻辑，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种解释荒诞可笑、毫无逻辑可言。但是，之所以我们会这么认为，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的假设就跟原始人大相径庭。假若我们跟原始人一样认定世界存在着巫师和其他神秘力量，而不相信有所谓的自然原因，那么原始人的推断也会完全符合逻辑。事实上，原始人不比我们更有逻辑，也不比我们不讲逻辑。只不过是他们的预设不同，这就是他们不同于我们的地方。他们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基于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假设之上。对于所有那些在某些方面有所异常，从而让他们觉得困扰、害怕和震惊的东西，他们都会归因为我们所说的超自然根源。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些根源都不是超自然的，而是属于他们的经验世界。当我们说这栋房子因为遭到雷击而被烧毁了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在讲事情的自然发生顺序。原始人说一个巫师用闪电来烧房子的时候，他们也同样觉得这就是事情的自然顺序。在原始人的世界中，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只要是异于平常或者令人瞩目的东西——不能用本质相同的理由来解释。但是，原始人在用这种解释方式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他们不会去审视自己的假设。对他们而言，死亡和其他疾病都是由鬼魂或者巫术引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正如我们无可避免地会断定病是由自然原因导致而成一样。就像我们不会将病归咎于巫术一样，他们也不会将其归咎于自然原因。从根本而言，他们的心理作用方式跟我们没有任何不同。正如我所说，只有原始人的假设才使他们与我们不同。

也有人会假设原始人有不同于我们的感觉，有另外一种道德——也就是他们有“前逻辑”性格。毫无疑问，原始人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当有人问一个黑人酋长善恶有什么区别时，酋长宣称：“我偷敌人的老婆，这是善。敌人偷我的老婆，这就是恶。”在很多地区，踩一个人的影子是奇耻大辱。在别的地方，不用石刀用铁刀来剥海豹皮是罪无可恕。不过，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难道我们不认为用钢刀吃鱼、把帽子一直挂在房间里，或者嘴里夹着烟跟女士问好都是有罪的吗？对我们来说，同样也对原始人来说，这些事情都跟道德无关。猎取人头的原始人有的也善良、忠诚，执行残酷仪式的有的也虔诚、勤勉，有的杀人者也是抱有神圣的信念。在对道德态度的重视上，原始人一点都不落后于我们。他们的善就跟我们的善一样，他们的恶也跟我们的恶一样。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道德判断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同样，有人认为原始人的感官比我们敏锐，或者说他们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高度发达的方向感、听觉和视觉完全是在于职业上的差异。一旦碰到了经验之外的事情，他们就会十分迟钝、无比笨拙。有一次，我给一些土著猎人看杂志图片，这些猎人的眼睛跟老鹰一般锋锐。而我们的孩子一眼就可以认出图片上有人像，但是猎人们把图片翻过来转过去地看，直到后来有个猎人用手指沿着图像画了画，最后惊呼：“这些是白人！”大家一片欢呼，就好像有了重大发现。

许多原始人都有着难以置信的准确的方向感，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职业导致而成。原始人绝对必须能够在森林中和灌木丛里找到自己的方位。即便是欧洲人，他们在非洲住一阵子之后，也会开始注意到自己以前做梦都不会注意的东西——因为害怕即使有指南针也还会无望地迷路。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原始人思考、感觉或者认知的方式跟我们有什么本质区别。原始人的意识领域比我们小，或者看上去是如此，他们几乎无法进行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脑力活动，这相对而言都不重要。没错，最后一点令欧洲人感到很奇怪。比如，我跟土著的聊天从来都超不过两小时，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说自己累了。他们说这种聊天太难了，可是我只不过是极其随意地问了几个很简单的问题而已。不过，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在狩猎或长途跋涉的时候，其注意力和耐力却令人震惊。比如，我的信差一次就能跑七十五英里。我看到一个身怀六甲的妇女，背上背着个小孩，吸着一根烟管，围着篝火跳了一晚上的舞。当时的气温是35度，她也没有昏倒。不能否认，对于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原始人还是能够集中精神的。倘若我们要去关注我们不感兴趣的事情，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们的注意力也变得十分薄弱。我们跟原始人一样非常依赖于感情冲动。

没错，不管是好还是坏，原始人都比我们简单纯朴，更孩子气。这本身没有什么好令人觉得奇怪的。不过，当我们接触古代人的世界时，我们有一种感觉，觉得什么东西特别奇怪。根据我的分析，这种感觉主要是来自这个事实：古代人的初始假设从本质上来说跟我们的假设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原始人的假定，他们就会是一个难以读懂的谜；但是我们一旦认识了这些假定，一切就相对简单了。我们也可以说，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假定是什么，原始人就不再是个谜了。

我们有一个理性的假定，那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其自然而然、可以认知的诱因。我们自始至终都坚信这一点。因果关系是我们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允许看不见的、专断的所谓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除非我们像现代物理学家那样沉浸到原子内部那个阴暗的小宇宙世界中，在那个世界里似乎真发生着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但这跟大部分人走的那条路离得太远了。我们本能地憎恶那种声称存在看不见的专断力量的观点，因为也就是在不久之前，我们才从充斥着梦和迷信的可怕世界中逃离出来，给自己构建了一幅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意识来理解的宇宙图像——这是人类最新、最伟大的成就。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对理性法则是服服帖帖。没错，我们并不理解所有事物的诱因，但假以时日这些诱因总会被找到的，它们的发现会跟我们的理性期望保持一致。当然，也会有偶然发生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都是碰巧，我们不怀疑它们也有自己的因果关系。热衷于秩序的心灵总是厌恶偶然发生的事情。它们荒诞不经，令人讨厌，扰乱事情可以预见的正常发展轨道。我们就像痛恨看不见的专断力量一样痛恨它们，因为它们让我们清晰地想起了撒旦式的恶魔和反复无常的解围之神。它们是针对我们精心计算的最可恶的敌人，是一个持续危及我们所有事业的威胁。它们显然与理性背道而驰，应该受到我们的大声斥责，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给它们应有的承认。阿拉伯人就比我们要更尊重它们。他们每一封信上都会写“托靠真主”，“如果真主愿意”，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信才能被收到。尽管我们会痛恨，尽管事情会符合一般法则，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无时不刻都会碰到无法估算的意外。有什么比偶然更看不见摸不着、更反复无常呢？有什么比它更无法避免、更令人生厌呢？

细想之下，我们就可以说，万事遵循一般法则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只有大概一半的时候能得到印证，其他的时候则是由偶然这个恶魔来支配。偶发性事情当然也有其自然原因，我们往往会郁闷地发现这些原因都相当普通。让我们生气的不是这种因果关系；让人生气的是偶发性事情显然总是不管不顾不时地降临到我们头上。至少这就是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原因，有时候甚至最顽固不化的理性主义者也被迫去诅咒它们。不管我们怎么去解释偶然性，我们也改变不了它的威力。生活条件越受到管控，偶然性就越受到排除，我们也就越不用去预防它。尽管这样，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防止出现偶然，或者会希望出现偶然，尽管在我们的正式信条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偶然可言。

我们有一个类似于坚定信念的假定，即万事万物都有“自然”原因，这些原因至少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认知的。与之相反，原始人假定一切事物都是由看不见的专断力量导致而成——换言之，一切都是偶然。只不过他们不称之为偶然，而是意图。他们认为自然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借口而已，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有三个女人去河边取水，中间那个女人被鳄鱼抓住拖到了水里，我们的观点会让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其中一个女人被咬纯粹不过是偶然而已。我们认为鳄鱼会咬她很自然，因为这种动物有时候就是会吃人。

对原始人来说，这种解释完全是置事实于不顾，根本无法解释整个令人激动的故事。他们会正确地指出来，这种解释很肤浅，或者说荒谬可笑，因为根据这种观点的话，这个事故也可以不发生，如果那样的话同样的解释也是适用的——事故没有发生也“纯属偶然”。由于欧洲人的偏见，他们看不到自己在这么解释的时候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

原始人期待的不仅仅是一个解释。我们所说的纯属偶然在他们看来是蓄意图谋。因此，谁都可以看出来，咬住三人中中间的那个女人是鳄鱼的意图。如果鳄鱼没有这个意图的话，它随便咬一个就可以了。但是，鳄鱼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图呢？这种动物一般是不吃人的。这一点很正确——就跟说撒哈拉一般是不下雨一样正确。鳄鱼是种胆小的动物，很容易受到惊吓。跟它们的数目相比，它们咬死的人少得可怜，所以鳄鱼吃人是非常不自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种事情需要有解释。鳄鱼自己是不会让人丧命的。那么，是谁命令它这么做的呢？

原始人会基于其周围世界的事实做出结论。当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当然会觉得震惊，希望知道具体原因。在这个方面他们的行为跟我们一样。不过他们走得比我们远。关于偶然的专断力量，原始人有一个甚至更多的理论。我们说：纯属偶然。他们说：精心计算的意图。他们会把主要重点放在因果链上最混乱，也最令人不解的环节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偶然——这些事情没有显示科学所期望的那种利落的因果联系，它们构成了另外一半所发生的事情。原始人很久以前就适应了他们认为符合一般规律的自然，他们害怕的是不可预测的偶然，偶然的威力让他们看到其中有一个专断、无法预计的代理人。此处原始人又对了。可以理解，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都会让他们害怕。我在埃尔冈山南部地区住过一阵子，那里的食蚁兽多得数不胜数。食蚁兽很怕人，是一种夜间活动的动物，很少被人看到。如果有人碰巧在白天看到了食蚁兽，那是一件非常奇怪、非常不自然的事情，会让土著大感震惊，就跟我们发现有条小溪不时会往山上流一样吃惊。如果我们知道了在某些实例中水突然克服了重力的话，发现这条小溪会让我们感到极度不安。我们知道自己的四周都是水，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如果水不再遵守引力规律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原始人对自己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会产生同样看法。他们对食蚁兽的习性了如指掌，但如果有只食蚁兽突然违背事物的自然规律的话，原始人就面临着一个未知的行动范围。原始人的强烈印象是事物都有其定性，如果违背了原始人世界的规律的话，他们就要面临无法预计的各种可能性。这种违背是凶兆，是预兆，就跟彗星和日食一样。由于食蚁兽在白天出现这种不自然的事情并没有什么自然原因，那么事情的背后肯定是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显示是这么吓人，竟然足可以违背自然规律，所以也必须采取超乎寻常的安抚措施或者抵御措施。必须把邻村人叫过来，跟他们同心协力一起把食蚁兽挖出来杀了。然后，看见食蚁兽的那个人的大舅必须用一只牛来祭祀。看见食蚁兽的这个人爬到祭坛上，接受第一块牛肉，他的大舅和其他参加祭祀仪式的人也要吃肉。这样，就为大自然危险的无常赎了罪了。

我们一样，如果我们见到有条河不知何故开始往山上流，我们肯定也会大惊失色，但在白天见到食蚁兽、见到白化病小孩出生或者日食我们都不会吃惊。我们了解这些事物的行为意义和行为领域，而原始人则不知道。对他们来说，日常事物就构成了一个富有条理的全部，这个全部包含了他们和所有其他生物。因此，原始人极端保守，总是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打破了这个全部的条理性，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井然有序的世界出现了裂缝。这样的话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只有老天知道是什么。如果发生了任何奇怪的事，原始人马上就会把它们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联系起来。比如，一个传教士在房子前面立了根旗杆，以便在周日升一升米字旗。但是他这个无辜的举动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因为就在他这一革命创举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风暴，土著自然就认为是旗杆的缘故。这就足以让大家对传教士群起而攻之了。

正是由于日常事物会有规律地发生，原始人才在自己的世界中产生了安全感。任何特例在他们眼中都是某个专断力量的威胁举动，必须用某种方法使其息怒。这不是对事物日常顺序的短暂中断，而是预兆着其他不幸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这简直是荒谬，因为我们已经忘却我们的祖辈和曾祖辈对这个世界也依然持这种感觉。一只小牛出生时有两只头、五条腿。邻村有只公鸡下蛋了。有个老妇人做了个梦，天空中出现了彗星，最近的那个村子里起了大火，然后第二年就爆发了战争。历史就是这样从遥远的古代一直记录到18世纪。在我们看来，把事件这么联系起来毫无意义，但原始人却觉得意义重大、很有说服力。而且，跟大家所期望的相反，他们有这种感觉也是正确的。我们看来完全是把混乱的单一事件毫无意义地堆积起来——因为我们只关注单一事件及其特别原因，对原始人来说却是一系列完全合乎逻辑的预兆和预兆所暗示的事情。这是恶魔之力的一次致命爆发，它以一种完全连贯的方式展现出来。

两个头的小牛和战争就是同一件事，因为小牛只不过是战争的预兆而已。原始人觉得这种联系不容置疑、证据确凿，因为他们认为：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中，偶然的突发事情比循规蹈矩、按规律发生的事情要重要得多。由于他们会密切注意异乎寻常的事情，所以他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发现了偶发性事件会成群或成系列地发生。所有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都知道案例具有重复规律。伍兹堡一位精神病学老教授以前在讲到罕见的临床案例时总会说：“先生们，这个案例绝对是非常独特的——明天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案例。”我在一家疯人院工作过八年，在那期间我自己就碰到过这种事情。有一次，有个人因为出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意识虚幻状态而被送医。不到两天，我们又见到了同样的一个病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在我们临床界，“病例重复”是个玩笑，但这也是原始科学的首个客体。最近有个研究员大胆宣称：“魔术就是丛林的科学。”星相学和各种占卜方式当然也许也可以说是古代的科学。

按规律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因为我们已经有所准备。只有当事物的发展轨道以一种难以估计的方式受到中断的时候，才需要知识和技能。一般而言，部落里被授予观察气象事件的都是最精明、最多谋的那个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必须足以解释所有不同寻常的事情，他们的技巧必须足以制伏这些事情。他们是学者，是专家，是研究偶发性的权威，同时也是部落传说的档案保存者。周围的人对他们充满了尊重和畏惧，他们拥有极大的威权。但尽管如此，他们的部落还是会偷偷地认为，附近那个部落里有个巫师比他们自己的巫师还要厉害。在自己的附近是绝对找不到灵丹妙药的，而是越远越好。我曾经在一个部落里待过，他们对自己的巫医敬畏万分。但是，他们只有在牛和人得了小病的时候才会去找这个巫医。凡是大病，他们就会找外面的权威——以高价从乌干达请来的巫医，就像我们一样。

偶然事件大部分时候都是以或大或小的系列发生或成群出现。预测天气时有一条久经锤炼的老规律，就是当老天已经下了好几天雨的时候，第二天还是会下雨。有句谚语说“祸不单行”。还有一句是“不雨则矣，一雨倾盆”。这些谚语的智慧都是原始科学。一般人还是相信和畏惧这种科学的，但受过教育的人会一笑置之——直到不寻常的事发生到他们头上。我给大家讲个不太美妙的故事。我认识一个女人，有天早上她被床头柜上发出的很特别的叮咚声弄醒了。看了一圈之后，她找到了原因：她的玻璃杯的边沿裂开了一个大约四分之一英寸（相当于0.64厘米）宽的圈。她觉得很奇怪，叫人又拿来了一个玻璃杯。5分钟后，她又听到了同样的叮咚声，杯子的边缘又裂开了。这一次她开始不安起来，又拿来了第三个杯子。不到20分钟，杯子又破了，发出了同样的叮咚声。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三件这样的事情，这让她有点受不了了。她不再相信有什么自然原因了，取而代之的是原始人的“集体表象”——相信是有专断力量在捣乱。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很多现代人的身上——只要他们不是过于迟钝，一旦他们碰到那些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无法解释的事情时他们就会这样。我们会本能地去否认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令我们不愉快，因为它们打断了我们世界的正常秩序，让任何事情都变得似乎可能，因此也佐证了我们心中的原始人心理还没有湮灭。

跟大家一直以来所设想的不同，原始人相信有专断力量的存在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们的经验。我们称之为原始人的迷信，但偶发事情的成群出现说明它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不寻常的事情确实有一定的可能性会同时或同地碰巧发生。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一点上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倾向于让我们摔跤的。由于我们的观点会令我们忽略这些事情，因此我们总是不会充分观察。比如，我们绝对不会真的去认为下列事情是一系列的事情：早上有只小鸟飞进了你的房间，一小时后你看到街上发生了意外，下午有个亲戚过世，晚上厨师掉了汤碗，夜晚回家的时候，你发现钥匙丢了。原始人不会忽略这一连锁事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每一个新的环节都强化了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也很正确——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要正确得多。他们忧心忡忡的期望得到了充分证实，符合同一个目的。这一天凶机四伏，诸事不宜。在我们的世界里，可以理解人们会认为这是迷信，但在原始人的世界中，这是非常适宜的精明举动。我们住得舒舒服服，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而在原始人的世界中，他们所面临的意外要比我们多得多。当你身处荒野时，你是不敢冒太多险的。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欧洲人的欣赏。

如果普韦布罗的一个印第安人觉得心情不好，他就不去参加男人们的协商会议。如果古罗马人出门时在门槛上跌了一跤，他会放弃他这一整天的计划。我们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但在原始人所处情况之下，这种预兆至少可以让人们保持小心谨慎。当我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行动迟缓，就会走神，会心不在焉。这样，我就会撞到别的东西上，会跌跤，会丢三落四，会遗忘事情。在文明条件下，这些都是小事而已，但在原始森林中，这些事情都意味着致命的危险。我是在充当桥梁的滑溜溜的木桩上跨出了错误的一步，而河里到处都是鳄鱼。我在草甸上丢了指南针。我忘了给枪上弹，不小心撞进了丛林中犀牛走的一条路。我心不在焉地想着别的事情，结果踩到了一条鼓腹毒蛇。夜晚的时候我忘了及时穿上防蚊蝇的靴子，结果十一天之后我会因为热带疟疾的爆发而丧生。洗澡时忘了闭嘴就足以受到痢疾的致命袭击。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类的意外都是在分心的心理状态下由可以辨识的自然原因导致而成，但原始人认为它们都是受到主观控制的预兆，或者是巫术。

但是，这可能不仅仅是不小心的问题而已。我曾经跟探险队进入到卡布拉斯森林，那是在东非埃尔冈山南部的科托石地区。在那里厚厚的草丛中，我几乎踩到了一条鼓腹蛇，幸亏及时地跳开了。那天下午，我的同事打猎回来，面色一片死灰，全身簌簌发抖。有条七英尺长的树眼镜蛇从他身后的白蚁山朝他冲过来，他差一点点就被这条蛇给咬了。要不是最后他朝蛇打了一枪的话，他肯定就一命呜呼了。当晚九点的时候，我们的营地遭到一群饿昏了头的鬣狗的袭击。这群鬣狗就在一天前突袭了一个正在睡觉的人，把他撕成了碎片。尽管我们点了火堆，但它们还是冲进了厨师的帐篷，把他吓得直往栅栏外逃。自那以后，我们整个旅途就再也没有碰到任何意外了。这样的一天让跟着我们的黑人开始琢磨了。我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堆偶发性事件的重复而已，但对他们来说，这却是在我们野地探险之旅的第一天无法避免地出现了预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连同福特车、桥、所有东西都掉进了我们正过着的一条河。跟着我们的黑人男孩交换了一下目光，好像是说：“看，这就开始了。”灾难的高潮是，后来来了一场热带雷雨，我全身都湿透了，接下来的几天都高烧不起。在我朋友打猎时死里逃生的那天晚上，就像我们白人通常会看着对方交流一样，我忍不住对他说：“你知道，我觉得其实很久以前麻烦就开始了。你还记得我们动身之前你在苏黎世跟我讲的那个梦吧？”当时，他做了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噩梦，梦到自己在非洲打猎，突然有条巨大的鬣狗向他冲过来，他发出一声惊叫，然后就醒过来了。这个梦让他极度不安，现在他承认当时他是认为这预示着我们当中有个人会丧命。他当时当然认为死的人会是我，因为我们总是会希望这种事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他后来得了严重的疟疾奄奄一息，差一点就进了棺材。

在没有鬣狗也没有疟蚊的世界一角来解释这种谈话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想象热带天鹅绒般的蓝色夜空，原始森林中黑压压一片片的巨树，夜间各种神秘的声音，孤独的篝火和火边满荷实弹的枪堆，各种各样的蚊蝇，从沼泽中取来煮着喝的水，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的南非白人所表达的信念：“这里不是人类的国土——它是上帝的国土。”在那里，国王不是人类，而是自然界，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由于这个地方让人所产生的这种情绪，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现在别处只会招致嬉笑的事情在这里却有着给人启迪的重要性。那是个属于毫无限制的无常力量的世界，原始人日日夜夜都面对着这些力量。这些异常的事件对他们来说都不是玩笑。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不是个好地方”，“今天天不好”——谁知道他们通过接受这些警告避免了多少危险呢？

“魔术是丛林的科学”。预兆会改变行动的进展，会让人们放弃计划要做的事情，改变人的心理态度。有鉴于偶然事件总倾向于一系列地发生，而原始人又完全没有意识到心理上的因果关系，所有他们有这些反应都是非常合宜的。由于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所谓的自然原因，因此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将主观和心灵与客观和“自然”区分开来。相反，对原始人来说，心灵跟客观会在外界世界中合二为一。当他们碰到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他们受到了震惊，而是事情让人吃惊。这个东西是神力——它被赋予了魔力。对于我们所谓的想象力和暗示，他们认为是看不见的力量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他们的国家既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实体，也不是政治上的实体。它是包含了他们的神话、宗教、他们所有的想法和感觉的土地，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功能而已。他们的恐惧会化为当地那些“不好”的地方。死者的灵魂住在这片或那片树林里。那个山洞住着一个魔鬼，任何人走进去都会被他掐死。那边的大山里住着巨蟒；这座山头是传说中那个国王的坟墓；走近这个泉眼或那块岩石的女人会怀上孩子；这片浅水处是由蛇妖守卫；这棵苍天大树能发出声音召唤某些人。原始人是没有心理的。心理活动是以一种客观方式在他身体之外发生。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梦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是他们会注意到梦的唯一一个原因。我们的埃尔冈搬运工无比严肃地坚称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梦——只有巫医才会做梦。当我拿这个问题来问巫医的时候，他宣称自从英国人踏入这片土地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梦了。巫医告诉我，他的父亲倒还会做一些“很大”的梦，他知道牲畜跑到哪里去了，知道母牛在哪里下了小牛崽，哪里又将会发生战争或者瘟疫。现在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了，无所不知的是地区专员。巫医现在就像某些巴不亚人一样顺从，相信大部分鳄鱼已经投奔到了英国政府那一边。这个时候当地正好有一名逃犯在涉水过河的时候被一条鳄鱼撕得粉碎。因此，他们断定，这肯定是条鳄鱼警察。巫医跟我说，现在上帝是通过梦跟英国人发话，而不是跟埃尔冈人的巫医发话，因为现在拥有这种力量的是英国人。梦的活动已经转移了。有时候土著人的灵魂也会走丢，这时候巫医会把他们像鸟一样关到笼子里。有时候诡异的外来者的灵魂会进入他们体内，引起各种莫名其妙的疾病。

心理活动的这种投射自然会产生那些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或者事物之间的关系。一个白人用枪打死了一只鳄鱼。附近村子里马上跑出一大群人来，群情激愤地要求白人赔偿。他们解释说，这条鳄鱼就是他们村里某个老妇人，当白人开枪的时候这个老妇人就死了。很明显，这条鳄鱼是老妇人的野性灵魂。还有个人杀了一只蹲着等待捕牛的豹子。就在这个时候附近村子里死了一个女人。她跟豹子也是一体的。

列维—布留尔创造了“神秘参与”这个词来形容这些独特关系。我认为“神秘”这个词选得并不是很好。原始人并不认为这些事有什么神秘之处，相反他们却觉得这再自然不过了。只有我们认为它们很奇怪，因为我们对于心理分离现象还一无所知。但是，这些现象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不是以这种幼稚的形式，而是以更加文明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会假定别人的心理跟我们一样。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觉得不愉快或不喜欢的事情别人也会这么觉得，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别人也肯定会觉得不好。直到不久之前，我们的法院才鼓起勇气白纸黑字地承认了罪行存在心理上的相对性。“上帝可为，凡人不许”这个信条还是萦绕在所有头脑简单的人的心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一大宝贵成就。对于我们自己所不愿承认的所有罪恶和低俗品德，我们依然是推到别人身上，因此对他们予以斥责和攻击，而实际上这只是低级“灵魂”从一个人身上外移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而已。这个世界依然充斥着讨厌鬼和替罪羊，就像以前到处都是巫师和狼人一样。

投射是最常见的心理现象之一。它跟神秘参与完全一样。列维——布留尔的一大成就就是强调了神秘参与是专属于原始人类的一个特征。我们只是给这个特征另取了一个名字而已，而且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否认自己会犯这种错误。只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之中的东西，我们都能在邻居身上找到，而且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也会由此决定。当然我们不再逼迫他们接受喝毒药的考验；我们不会烧死他们，不会在他们身上钉螺丝钉；我们伤害他们的方式是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我们所反抗他们的通常就是我们自己身上低级的那一面。

事实很简单：原始人比我们要更加习惯于投射，因为他们的心理状态没有分化，因此也就无法进行自我批判。对他们来说，任何事物都是绝对客观，这一点也在他们的语言中得到了极端反映。就如同我们称一个人是鹅、母牛、鸡、蛇、公牛或者驴一样，我们用一点点幽默感就可以在脑海中构想出一个豹子似的女性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些贬义的形容词。不过，当原始人认为一个人有野性灵魂的时候，他们是完全不含道德审判的毒意的。原始人过于自然主义，还无法进行道德审判；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已经让他们非常震动了，他们远不如我们那样容易指手画脚。普韦布罗的印第安人用一种就事论事的方式宣布说，我属于熊图腾，换言之，我就是只熊，因为我下楼梯的时候没有像人一样站立，而是像熊一样四肢并用。如果在欧洲有人说我的性格很像熊的话，他们指的也是同一个事物，但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当我们在原始人当中碰到野性灵魂这个主题时，我们会觉得非常陌生。就像许多的其他东西一样，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主题已经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了。倘若我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比喻，我们就回到了原始人的观点了。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话是“处理病人”。从字面上来说，它的意思是“把手放在”人的身上，“用手来处理”，“操作”。而这正是巫医对病人所做的事情。

我们很难理解野性灵魂，因为这种具体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让我们感到迷惑。我们无法想象“灵魂”会彻底分离出去，附身于野外的动物上。当我们形容一个人是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人在任何方面就是那个被称为驴的四足动物。我们是说他在某个方面像一头驴。我们把他的这一点点个性或者心理分离出来，化身为驴。因此，对原始人来说也是一样，那个豹子女人也是人，只不过她的野性灵魂是一只豹子。因为对原始人来说所有的潜意识精神生活都是具体而客观的，他们会假定一个被形容为豹子的人就有着豹子的灵魂。如果再进一步进行分离和具体化，他们就会断定这个豹子灵魂是通过一头真豹子的形式生活在荒野中。

这些由投射带来的认同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从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完全受到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跟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他们完全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部分。原始人根本就不会去吹耀人类的力量。他们做梦也不会把自己视为造物主。比如，非洲的动物分类的最高等级并非人类，而是大象，然后是狮子，再接下来是蟒蛇或者鳄鱼，然后才是人和其他更低级的生物。人类还必须配合自然来生存。原始人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有可能去统治自然；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尽力使自己幸免于大自然反复无常的危险举动。只有文明人才会去努力征服自然，因此他们会付出所有精力去探寻自然原因，来找到打开大自然的秘密实验室的钥匙。正因为如此，文明人对专断力量这个观点深恶痛绝。这种力量的存在就证明他们征服自然的企图终究是徒劳。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古代人的一大显著特征是在于他们对偶然性的专断力量的态度；他们认为在世界的过程中偶然这个因素比自然原因要重要得多。这一方面是在于人们观察到偶然性的事物具有成系列发生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在于潜意识的心理内容会通过神秘参与进行投射。对于古代人而言，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区别，因为他们的心理活动会得到完全的投射，让他们无法将其与客观的、现实的事物区分开来。对古代人来说，偶然性的变化莫测都是专断的、有意的行为，是具有生命的东西的干预。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些异常事物之所以让他们这么深深地不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把令自己震惊或者恐惧的力量加到这些事物上去了而已。没错，在这里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一个东西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我赋予了它美丽吗？或者是这个东西客观存在的美丽迫使我去承认它美丽？我们知道，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曾经跟这个问题交锋：到底是光芒万丈的太阳照亮了世界，还是像太阳般的人类眼睛照亮了世界。古代人相信是太阳，而文明人则认为是眼睛——到目前为止还如此，只要这个人能进行反思，而且没有诗人的毛病。人类必须将自然去心理化才能征服自然；为了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世界，人类必须收回所有古代时期的投射。

在古代的世界中，万物兼有魂——人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人类的灵魂，是集体的潜意识，因为那时候个人还没有自己的灵魂。我们不要忘记，基督教的洗礼仪式所标榜做的事情正是人类心理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洗礼赋予个人一个鲜活的灵魂。我不是说洗礼仪式本身会通过某种不寻常的魔法来实现这一点。我指的是这种观点，即洗礼让人脱离与世界的古代认同，将人转化成一个脱离了这种认同的存在。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洗礼就是人类升华到了这种观点的层面，因为它意味着一个超越了自然、具有精神的人的诞生。

在潜意识的心理中，有一条公理是：任何一点点相对比较独立的心理都具有个性特征，只要一有可以独立表达的机会，这点心理就会拟人化。最明显的例子可见于疯子的幻想和通灵者的沟通中。只要心理的某些自主内容得到投射，就会出现一个隐形人。通过这种方式，鬼神就会出现在一般的降神会上。同样他们也会出现在原始人当中。如果某个重要的心理内容投射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有了威力无比的神力——术士、巫师、狼人等等。巫医抓到了夜晚走失掉的魂魄，把他们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这种原始观点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这种投射赋予了巫医神力，他们可以让动物、树木、石头说话，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巫医自己的心理内容，它们可以迫使所投射之物彻底服从于它们。正因为这个原因，疯子只能无助地听由自己所发出声音的处置；这些声音是疯子自己心理活动的投射，他是这些活动潜意识中的客体。他是通过这些声音讲话的那个人，同时也是聆听、观察、服从的那个人。

因此，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原始人认为偶然性的专断力量是神灵或者巫师意志之结果的理论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从原始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推断。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不存在这种联系。假如我们向一个聪明的土著解释自己的科学观点的话，他会指责我们说我们满脑子都是迷信、可耻、没有逻辑，因为他坚信世界是由太阳照亮，而不是人的眼睛。我有一个朋友叫山湖，他是普韦布罗的一个酋长。有一次，我暗中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一句话：“我们的天主并非太阳，而是创造太阳的人。”听了这句话，酋长厉声要求我解释。他手指太阳，义愤填膺地大声说：“走在那里的是我们的天父。你可以看见他。所有的光和生命都来自于他——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他创造的。”酋长激动起来，拼命想找到合适的词语，最后大喊出来：“没有他的话，一个人在山里独自行走都生不了火。”没有任何词汇比这些话能更完美地表达这种古代观点了。统治我们的力量来自外部，来自外面的世界，我们只有通过它才能获得允许生存下去。即使今天，虽然已经到了一个没有众神存在的时代，宗教思想还是依然保存着这种古代的心理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还是有这种想法。

之前在谈到原始人如何对待偶发性的专断力量时，我表达了这一观点：这种态度是一个目的，因此有其意义。我们能否暂时提出这种假设：原始人关于专断力量的看法并非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观点，而是可以由事实得到解释？这个假设听上去有点骇人，但我并不是想从虎口跳进狼窝，也不是想要证明巫术真的奏效。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们跟原始人一样，断定所有的光都来自太阳，万物本身就很美丽，人有一点点灵魂就是豹子——神力理论没错的话，这会让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根据这种理论，美感动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创造了美。某个人就是恶魔，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恶投射到他身上，并因此把他捏造成一个恶魔。有些人——有神力的人——本身就令人称奇，根本就不是我们把他们想象成如此。神力理论认为，外部世界产生了所有那些不同寻常的影响。存在的万事万物都能起作用，否则它就不存在。事物只有通过其内在能量才能存在。存在是力量的领域。大家可以看出来，原始人关于神力的看法就包含了纯朴的能量理论的起源。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可以轻松地接受这个原始观点。当我们试图进一步发展其含义时，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些含义颠倒了我刚才所谈到的心理投射过程。这时候，让巫医成为巫师的不再是我的想象或者敬畏；相反，他就是巫师，他把自己的魔力投射到我身上。神灵不再是我脑海中的幻觉，他们是自动地出现在我面前。尽管从神力观点可以很自然地衍生出这些表述，但是我们还是很犹豫是不是能接受这些讲法，我们会开始四处寻找一个令自己舒服的心理投射理论。问题就是如下：普遍意义上的心灵——灵魂、神灵，或者潜意识——是否起源于我们，还是说心理在意识演进的初期阶段确实是以拥有自身意志的专断理论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之外？心理是否是在心理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在我们的心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分离的“灵魂”——或者说我们所说的分离心理内容——是否一直是个人心理的一部分，还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它们就是独立存在的心理实体，也就是原始人心目中的鬼魂、祖先的灵魂等等？它们是不是只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渐渐地体现在人的身上，逐渐在人的身上构成今天我们所称之为心理的世界？

这些观点让我们觉得既危险又矛盾，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也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不仅是宗教导师，而且教育工作者也认为把一个人本来所没有的心理内容灌输到这个人身上是有可能的。暗示和影响拥有很大力量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现代行为主义者在这方面就有着宏大的期望。大量的形式都在原始层面上表明了这一观点：心理是一种复杂的逐渐建立的过程。比如，很多人都相信存在中邪、先人灵魂附体、灵魂出窍等等。听到别人打喷嚏时，我们会说“上帝保佑你”。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你的新灵魂不会伤害到你。”在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当我们觉得自己在众多相互矛盾的倾向中实现了一个统一的个性时，我们就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心理成长的复杂过程。既然人体是通过遗传由不计其数的孟德尔单元构成，那么我们说人的心理也同样如此组合而成就不能说是完全不可能了。

我们今天的唯物主义观有一个跟古代想法相同的倾向：两者都认为个人仅仅是生成的结果。在唯物主义观中，个人是自然原因生成的结果；在古代人的想法中，个人是偶然事物的结果。根据这两个解释，人的个体特征根本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客观环境中的各种力量的偶然产物。这与古代人的世界观完全吻合，他们就认为一般的个人根本就无关紧要，可以跟任何人彼此互换，也可以随意处置。通过迂回地运用严格的因果理论，现代唯物主义回到了古代人的观点。但是唯物主义者更加系统化，因此他们更为激进。古代人有一个优势，他们可以前后不一致：他们创造了具有神力的人的特例。在历史过程中，这些神力人物被推崇到了神灵的地位；他们成了英雄和国王，吃了长生不老的东西，可以跟神一样永生不死。个人可以获得永生，具有永不磨灭的价值。这一观点可见于早期的古代层面，首先就是大家都相信鬼魂的存在，然后相信神话中存在一个年代，那时候人类没有粗心大意地干傻事，因此死亡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世界。

原始人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这一观点中的矛盾之处。我的埃尔冈搬运工告诉我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是死了，就不再呼吸了，尸体会被运到野外，让鬣狗吃掉。这就是他们白天的想法，但是夜晚就充满了死者的亡魂，它们给人和畜带来疾病，它们会突袭、掐死夜行人，无恶不作。原始人的心中充斥着诸如此类的矛盾。他们让欧洲人忧心忡忡，欧洲人自己绝对不会想到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也会见到极为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大学里，神灵干预这种想法完全就被认为是不值一辩，但神学又是课程表当中的一部分。动物物种的任何一丝变异都来自神灵的专断行为。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会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骇人听闻。但在他心理的另外一个角落，这又可能是他想要在周日宣扬的完全成熟的基督教信仰。那么，对于原始人的不一致行为，我们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要想从原始人的基本想法中得出什么哲学系统来，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提供相互矛盾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正是任何时代任何文明所有精神问题永不枯竭的源泉。我们可以问：古代人的“集体表象”是真的玄奥难解呢，还是仅仅看上去如此？我无法回答这个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我想在最后跟大家讲一件我在埃尔冈的山地部落里观察到的事情。我在那里四处搜索、探询，想要找到宗教观点和宗教仪式的蛛丝马迹，但几周过后最后仍一无所获。当地土著向我敞开大门，愿意向我提供所有信息。因为他们很多老人都讲斯瓦希里语，我可以跟他们畅谈，不会受到当地翻译的阻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很拘谨，不过一旦疑虑冰消之后，我马上就获得了他们最友善的接待。他们对宗教习俗一无所知，但我没有放弃。最后，在进行了许多次毫无结果的交谈之后，一次有个老人突然大叫：“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会走出草棚，向手心吐痰，然后把手向着太阳举起来。”我让他们给我表演这个仪式，细细描述。他们把双手举到面前，吐口痰，或者重重地捶击手掌。然后，他们把手转过来，把手掌向着太阳。我问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他们为什么要向手掌吐痰或者捶击。这个提问毫无结果。他们回答说：“一直以来我们就这么做啊。”他们没有办法给我解释。我渐渐明白，这些人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也用同样的手势迎接每一轮新月。

现在，我们来假设我刚到苏黎世，完全是个陌生人，我到这个城市来探索这里的习俗。首先，我在郊区住下来，周围有一些邻居的房子。我跟房子主人进行邻里接触。我对穆勒和迈尔先生说：“请跟我讲讲你们的宗教习俗。”两位听了都吓一跳。他们从来不去教堂，对这些习俗一无所知，他们还特意否认说他们根本就不践行任何宗教习俗。当时是春季，马上就是复活节了。一天上午，我突然看到穆勒先生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到处藏彩蛋，竖起一些怪异的兔子公仔。我把他抓了个正着，问道：“你为什么背着我进行这么有意思的仪式？”他反问道：“什么仪式啊？这没什么啊，每个人在复活节都会做这个。”“不过这些公仔和彩蛋有什么意义啊？你们为什么要把它们藏起来？”穆勒先生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就像他也不知道圣诞树有什么意义一样。尽管如此，跟原始人一样，他还是会去做。埃尔冈的远祖是不是就更清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意义？非常不可能。各地的古代人都做这些事，只有文明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么，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埃尔冈的仪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这是对太阳的祭供，只在太阳冉冉上升的时候进行，对于这些土著来说这就是老天——神力或神。如果他们向手掌吐痰，根据原始人的信仰，痰这个东西是含有个人的神力，生命之力，治愈和产生魔力的力量。如果他们向手掌吐气，气就是风和魂——在阿拉伯语中是roho，在希伯来语中是ruach，在希腊语中是pneuma。这个行动的意思是：我把我有生的灵魂献给上帝。这是一句用动作表明的无声的祈祷，就好像是说：“主啊，我把灵魂交到你的手里。”

这个行为仅仅是就这么发生了呢，还是这种想法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已经酝酿和决定了呢？对这个问题我将不予回答。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使我们无法从一个合适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现代人是一个全新现象；现代问题是一个刚刚出现的问题，其答案仍然在于未来。倘若我们对于未来会给予的答案有些许了解的话，我们在谈到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也许会给出截然不同的框架。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问题还相当宽泛；它无疑跟非常普遍的东西相关，超过任何个人的理解范畴。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用极度谦虚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在所有问题中这些问题更容易让我们唱高调、放空词，我自己也会迫使用一些听起来不太适宜谨慎的语言，而且这些问题也很容易让我们走偏。很多人就已经倒在了我们自己的浮夸大论之下。

在一开始就举出一个明显不够谨慎的例子之前，我必须说我们所谓的现代人，即了解当下的人，绝不是平庸之辈。现代人是站在群山之颠的人，是站在宇宙边缘的人，他的面前是未来的深渊，他的头上是天空，他的脚下是历史已经消失在原始迷雾中的人类。我们再说一遍，现代人，即当下的人，是极少碰到的，因为他的意识必须极度清醒。完全属于现在意味着彻底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这要求这个人具有最为细致而又广博的意识，同时只有极少的潜意识。要清楚，简单地活在现在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是现代人，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活着的每一个人就都是现代人了。只有完全意识到现在的人才是现代人。

获得了当下意识的那些人是寂寞的。任何时代的“现代”人都是如此，因为他们每向完全的意识走近一步，他们就更进一步地远离了属于整个群体的那种原始的、纯粹兽性的神秘参与，更进一步地避免了淹没在一种共同的潜意识中。他们每走一步，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芸芸众生所栖息的潜意识母体子宫中撕裂出来。即使是在文明社会，从心理上来讲组成了最底层的那些人仍生活在跟原始人相差无几的潜意识状态中。接下来那个阶层的意识水平相当于人类文化的开端，而最高阶层的意识则反映了最近几个世纪的生活。只有在我们的意义上能称为现代的人才是真正地生活在当前。只有他们才拥有当下的意识，只有他们才发现那些早期阶层的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吸引他们的魅力。除了历史角度的吸引力之外，过往世界的价值和奋斗已不再让他们产生兴趣。因此，从深层含意上来说，他们已经是“非历史”了，他们已经脱离了那些完全生活在传统禁锢之内的大众。事实上，一个人要成为彻底的现代人，他就必须走到世界的最边缘，必须摒弃所有已经遭到抛弃和过时的一切，宣布自己站在可生万物的无物之前。

这些话听上去可能太堂而皇之了，让人怀疑很容易就会沦为笑柄，因为要影响当前的意识简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事实上，成群的鼠辈确实是可以跳过很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他们所代表的生活任务，给自己蒙上一层假模假样的现代神态。突然之间，他们就肩并肩地站在了真正的现代人的身边——但他们只是失去根基的幽灵，是吸血的鬼魂，而他们的空洞无物使人对身处艰难和孤寂之中的现代人产生了怀疑。因此，不辨是非的芸芸大众总是透过这些假扮成现代人的鬼魂的阴沉面纱来看待寥寥无几的现代人，两者莫辩一是。这种情况是无法改观的；“现代”人总是受到质问和猜疑，自苏格拉底和基督以来无不如此。

一个人要诚心诚意地接受现代性，就意味着他要主动宣布自己一无所有，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贫穷和忠贞的誓言，而且更痛苦的是，他必须摈弃历史所给予的神圣光环。“非历史”本身就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原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人就是有罪的。意识的更高水平就如同罪恶的负担。但是，如我所说，只有那些脱离了属于过去的意识阶段的人，那些彻底履行了自己所处世界赋予自己的职责的人，才完全获得了当下的意识。要做到这些，他们必须极度健全、专业精通——必须取得和其他人一样的成就，甚至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有拥有这些品质，他们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意识水平。

我知道，假现代人对专业精通这种想法是深恶痛绝的，因为这让他们不快，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招摇撞骗。但是，这也不能阻止我们把这一点作为评判一个人是否是现代人的标准。我们这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倘若一个人称自己是现代人，但却专业不精，那么这样的人也只是骗子而已。现代人必须在专业上达到高度精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无法弥补他对传统的背弃的话，这个人就只不过是不忠于历史而已。仅仅为了意识到当前而去否定过去完全是徒然的。今天之所以有意义，完全是因为它处于昨天和明天之间。它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是联系过去和未来的纽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到当前的人才能自称为现代人。

很多人都自称自己很现代——尤其是那些假现代们。而那些真正的现代人却往往只能在那些自称为老旧派的人当中找到。首先，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与传统的分裂有负罪感，想有所弥补，因此就更加强调过去；其次，他们也是为了避免不幸被误认为是假现代。所有好事都有不好的一面，任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善在之初无一不会产生相应的恶。这是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对当下的意识往往会随之产生这种欢欣雀跃的感觉：我们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巅峰，是无数代人的成就和制成品；但上述情况总是让这种感觉显得十分虚幻。这种感觉最多也就是骄傲地承认我们的贫穷而已：我们也是时代令人失望的希望和期盼。想一想近两千年来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它带来的不是救世主的归来和天堂般的千禧年，而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是铁丝网和毒气。这是天地之间何其悲惨的一场浩劫！

面对这样的一幅画面，我们可能又回复谦卑了。确实，现代人是巅峰，但是明天他们就会被别人超越。他们的确是长久发展的产物，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我们可以见到的人类希望最严重的沦灭。现代人对这一点是有知觉的。他们知道科学技术和组织机构可以带来巨大的帮助，但他们也清楚这些东西可以造成深重的灾难。同样，他们也看到，那些基于“和平时期准备战斗”的原则以及完全为和平铺平道路的本着良好意愿的政府是怎样几近毁灭的。至于理想，无论是基督教会、人类之间的手足之情，还是国际社会民主以及协同一致的经济利益，都无法经受现实的残酷考验。今天，战争已经过去了10年，我们又一次地看到了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机构，同样的政治抱负，同样的标语和口号。除了担心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灾难之外，我们还能怎样？尽管我们希望那些宣布战争非法的协议能大获成功，但它们仍然让我们深感疑惑。从本质上来说，任何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都会令人苦恼、引人生疑。我想说，从心理角度来看，现代人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惊吓，并因此陷入到深深的不稳定感当中。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毫不夸张的。

以上论述充分表明，我的观点带上了专业的偏见。医生总是寻找疾病，而我则无法停止当一个医生。但是，对一个医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当疾病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他不应该去没病找病。因此，我不能断定说西方人，尤其是白人，是有病的，也不能说西方世界处于崩溃的边缘。我的能力根本不足以让我做出这样的判断。

无论何时，只要你听到有人谈论文化问题、甚至是讨论关于人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问一问讲话人的真实身份。问题越是一般化，讲话人在论述的时候就越会偷偷注入自己的东西，其中主要是自己个人的心理。毫无疑问的是，这样只会产生令人无法忍受的扭曲和错误的结论，导致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一个普遍性问题能控制住并同化掉一个人的整体，这也确保了这个讲话者有过切身的经历，或许他是能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有所收获。因此，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切身生活为我们反思这个问题，从而把真相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心理投射到这个问题上，他的个人偏见就会篡改问题，他就会伪装成就事论事的态度来扭曲问题，如此一来最终产生的不会是真相，而仅仅是误导的虚构之词。

当然，我对现代人精神问题的了解完全都是来自于我跟他人以及我自己本人的接触经历。我多少了解成百上千个受过教育的人士的内心心理生活，他们来自白人文明世界的四面八方，有的健康，有的病痛缠身。我所说的话都是基于这些经历之上。无疑，我只可能得到整个画面的一个片面而已，因为我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来源于心理——都是内心。我必须马上就加一句，这个现象本身就不同寻常，因为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总是只可以在内心找到心理。在有些民族和时代中，心理也可在外在找到，因为这些民族和时代完全都是非心理的。我们可以在古代文明中任举一例，不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古埃及文明，它以客观公正著称于世，甚至会天真地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犯下任何罪过。就像我们在巴赫的音乐背后感觉不到什么心理问题一样，我们在撒卡拉的阿匹斯坟墓和金字塔的背后也感觉不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只要存在某种外部形式，不管是理想还是宗教意识，让灵魂所有的渴盼和希望都能得到充分表达——比如通过一种仍然存在的宗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时心理是外在的，而且也不存在心理问题，正如这时在我们对世界的感官中也不存在潜意识一样。与这一真理相呼应的是，尽管此前人类也善于反省，极度睿智，能够认识到哪些现象是心理学的题材，但心理学完全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才发现的。技术知识也同样如此。罗马人熟知足以让他们建造蒸汽发动机的所有机械原理和物理现象，但这一切创造出来的只是亚历山大城的希罗发明的玩具。这中间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并不存在迫切的需要，让他们无法走得更远。只有在18世纪形成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时，这一需要才出现。因此，同样地，心理学的“发现”也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需要所产生的。当然，那些心理现象在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它们没有引起注意——没有人关注到它们。没有它们人们也活得很好。但是在今天，如果不对心理加以关注的话，我们就无法再好好地生活下去了。

首先发现这个真相的是医疗人员。对于神甫来说，心理只可能是需要顺应某种已知的信仰形式或体系的东西，这样的话就能确保这个信仰形式或者系统的运作不受干扰。只要这个体系能真实地表达生活，心理学就只能是对健康生活的一种技术佐药，心理就无法被视为是一个独特因素。只要人还是作为牧群中的一员而生存，他就不会有自己的心理，而且也不需要有自己的心理，只要大家都信仰灵魂不死就够了。不过，一旦这个人的发展脱离了他一出生就接受的当地宗教形式——一旦这种宗教再也无法覆盖其全部生活的话，心理就会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因素，就再也无法用传统的办法来处理了。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的心理学是建立在经验之上，而不是关于信仰的文章和任何哲学体系的假设之上。我认为，我们拥有这样的心理学，这一事实就表征了集体心理的深刻巨变。集体心理会表现出来跟个体心理一样的变化模式。只要一切平顺，我们内心所有的能量都能有控制地得到充分发泄，我们就不会受到内心的任何干扰。我们就不会有任何不安和疑虑，就无法与自我相分离。但是，一旦有一两个心理活动的渠道受阻，梗阻现象就会出现。溪流想要反江河而行，内心的人所想要的跟外在的人不同，我们就会跟自我相搏斗。只有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处于苦闷之中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心理是能化解我们意志的东西，它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也与我们意识中的观点完全不相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工作就详尽地展示了这个过程。弗洛伊德首先发现的就是犯罪的性变态幻想的存在。从表面来看，这些东西是完全有悖于文明人意识中的见解的。拥有这些幻想观点的人就是十足的叛逆、罪犯、疯子。

我们无法假设说这个侧面直到近期才出现在潜意识或者人类心灵的腹地。它很可能一直就存在，在每一个文化中都是如此。尽管每个文化都有破坏它的对立者，有将其神庙烧为平地的赫罗斯特拉斯，但在我们之前没有任何文化会被迫如饥似渴地去研究这些心理的暗流。那时心理只不过是隶属于某种形而上的体系而已。但是，尽管存在着艰苦卓越、坚持不懈的反抗，有意识的现代人已不能不承认心理的力量了。这把我们的时代与其他时代区分开来。我们不再否认潜意识隐秘的萌芽已经成为活跃的力量，不再否认存在着至少目前来说无法顺应我们的理性世界秩序的心理力量。我们甚至把这些东西提升为一门科学——这再次证明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以前的世纪中，人们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对我们来说，它们是我们脱不下的涅索斯（Nessus）的衬衣。

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给我们带来了意识观点的巨变。通过我们对于自我和自身价值的信仰的破灭，这种巨变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得到展示。我们过去常常把外国人视为政治和道德败坏之徒，但现代人已被迫认识到自己在政治和道德上其实根本就无异于他人。我曾经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要让别人遵守秩序，但如今我必须承认我应该要求自己遵守秩序，我认识到与其要求别人我不如先把自己的事整理好。我能这么从容地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我已清醒地认识到我对于世界理性机构的信任已经逐渐消淡，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梦想，是一个希望拥有一个充满和平跟融合的千年的梦想。现代人对于这一点的怀疑冷却了他们对政治和世界改革的满腔热血；不仅如此，这还为心理能量向外部世界的平缓流动奠定了最为恶劣的基础，就好像对朋友道德的怀疑肯定会导致友谊遭受偏见、友情的发展会受到摧残一样。由于这种疑虑，现代人会回归自身；他们的能量会回流到其本源，这一冲突会把那些虽然始终存在但只要溪流顺着河道平稳流动就一直会隐藏在淤泥之中的心理内容冲到河表上来。这个世界在中世纪的人眼中是多么的截然不同！对他们而言，地球永恒不动，处于寰宇中心，环绕它的是慈祥的太阳，散发着它的温暖。人类都是天主的孩子，得到至高无上的主的悉心照看，主会迎接他们走向永恒的幸福；那时人人都清楚自己要做哪些事情，知道应该如何自处，才能从肮脏的世界得到升华，获得纯洁无瑕、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我们的心中，甚至在梦里，这样的生活已不再真实。很早之前科学就已经把这具诱人的面纱化为碎片。那个年代就像童年一样遥远，只有幼童会觉得自己的父亲毫无疑问是天底下最英俊、最强壮的人。

现代人失去了中世纪兄弟所有形而上的稳定感，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所确立的关于物质安全、大众福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不过，如果这些理想在有些人那里还得以坚持、尚未破灭的话，这些人一定是拥有多于常人的信心。现在连安全都已沦为一句空话，因为现代人已开始看到物质“进步”每前进一步都无疑把人类置于更大灾难的威胁之下。一想到这种画面不禁让我们不寒而栗。当今天的大城市忙于完善针对毒气袭击的防御措施、甚至进行真枪实弹的演练的时候，我们该作何感想？这只能意味着已经有人规划、发动这样的袭击，同样又是在“和平时期准备战斗”的原则之下。让人类去堆积大量的毁灭引擎吧，他们心中的恶魔很快就会无法抗拒，会把这些引擎天生的用途利用起来。众所周知，只要把足够多的火器堆在一起，火器就会自爆。

这样，统治盲目的偶发事件的那条可怕规律，也就是被赫拉克利特称为反向转化（朝反方向转变）的那条规律，会以暗示的形式从现代人心中的小路偷偷地溜进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不寒而栗、胆战心惊，让他们在这些恐怖力量的面前不再相信社会措施和政治措施具有任何长效。如果他们扭过头来，不再紧盯着一个可怖的前景，即建设和毁灭在一个盲目的世界中交替占据上风，转而关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们就会发现那里存在着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混乱和黑暗。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都被科学毁灭了；曾经的避风港变成了污水坑。

不过，能够在我们的心理深处发现这么多邪恶的东西，这几乎也可以让我们松一口气。我们想，至少这就是人类所有邪恶的来源了。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震惊，觉得幻想破灭，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心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地控制它们就能纠正它们，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压制它们。我们愿意假设：如果这一点能成功的话，我们至少就可以消灭掉世界上某一些邪恶了。由于大家都知道潜意识是什么，所以当有政客被自己的不良动机引入歧途的时候人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报纸就会点他的名：“请去做个心理分析；你患上了被压抑的恋父情结。”

我是有意举了这个荒诞的例子，来说明认为心理的东西就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这种错觉是何其荒谬。不过，确实，世界上大部分的邪恶都是因为一般民众都令人绝望地缺乏意识，而且随着认识加深我们可以在自身中从源头来对付这些邪恶，就跟科学让我们得以有效应付外界加诸的伤痛一样。

在过去的20年中，全世界对心理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毫无疑问，这说明现代人已经把关注的目光从身外之物转向内心活动。艺术上的表现主义就预言般地预见到了这种主观发展，因为艺术能本能地捕捉到集体潜意识中即将出现的变化。

现在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表明了现代人希望从心理获得外部世界所没有给予他们的一些东西：这无疑是我们的宗教应该包含，但至少对现代人来说并没有包含的东西。对于现代人来说，各种宗教形式看起来不再是来自内心，来自心理；它们更像是来自外在世界库存中的什么物件。任何并非来自这个世界的精神都无法让他们获得内心的启示；相反，他们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信仰，就好像它们是什么节日盛装一样，但最后都会像破衣烂衫一样被弃之一边。

但是，现代人对于心理腹地几近病态的表现还是非常着迷，尽管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以前遭到排斥的东西现在会突然变得这么有趣。不管这有多么不符合好的品位，我们无法否认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我想起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兴趣，也不仅仅是更狭隘的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兴趣，而更是普遍的对于各种心理现象与日俱增的兴趣，这些心理现象包括了唯灵论、占星术、神智论、超心理学等等。这是自17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只有基督之后的第一和第二世纪时诺斯替学说的繁盛可与之相媲美。实际上，现在的这些精神潮流就跟诺斯替主义有着深厚的关联。现在甚至有一个“法国诺斯替教堂”，而且我还知道德国有两个学派公开宣称自己是诺斯替信徒。从人数来看最慰为奇观的运动无疑是神智论了，包括它在欧洲的姐妹学说人智论；这些学说纯粹就是旧瓶换新装的诺斯替主义。相形之下，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兴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这些诺斯替体系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完全是建立在潜意识的显示之上，它们的道德教化会渗透到生活的黑暗面，这在修饰后的欧洲版昆达利尼瑜伽中就展露无遗。超心理学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每个熟悉这个题材的人都会同意。

人们对这些运动的狂热无疑是来源于已无法再注入过时的宗教形式当中的心理能量。正因为此，尽管伪装成科学，这些运动实际上都具有宗教特征。当鲁道夫·施泰纳将其人智论称为“精神科学”，当爱迪夫人创立“基督科学会”时，一切都没有改变。这些掩盖的企图仅仅表明：宗教已令人生疑——几乎像政治和世界变革一样令人生疑。

如果我说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相反，现代人他们满怀期待地研究心理，在此过程中除了诺斯替经验之外他们没有参考任何传统信念，我想我是没有夸张的。刚刚提到的所有运动都给自己蒙上一层科学镶饰，这不单单是荒谬的模仿或者掩饰，而是充分表明他们是真的追求“科学”，即知识，而不是信仰，而信仰是西方宗教形式的精髓。现代人对信仰和基于信仰的宗教充满厌恶。要得到现代人的认可，宗教的知识内容看上去要与他们对心理背景的亲身体验想契合。他们想要知道——自己去体验。

在当今时代，发现的年代刚刚终结，地球上已没有哪块地方未被探索；人们不再相信极北人都是单足怪物，他们想要亲眼发现和见证已知世界的疆界之外到底存在什么东西。显然，我们的年代注定就是要发现意识之外的心理到底存在什么。每个唯灵论圈子都会提出的问题是：灵媒失去意识之后发生了什么？每个神智学者会问：我在最高意识层次上要体验什么东西？每个占星家问的问题是：那些置我意识中的意图于不顾决定着我命运的是哪些作用力？每个心理分析师都想知道：神经症背后有哪些潜意识的本能？

我们的时代要的是亲自去体验心理，是第一手的经验，而不是假设，但是又愿意利用所有即存的假设来达到这一目标，包括宗教和真正科学的假设。如果以前的欧洲人细细凝视这些探索的话，他们会觉得脊梁骨一阵阵发凉。他们不仅会认为这所谓的研究题材隐晦难解，令人胆战心惊，而且会义愤填膺地认为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滥用了人类最精华的智力成就。如果对一个天文学专家说，现在星盘用得比300年前至少要多1000倍，他会怎么说？看到这个世界从古以来并没有因为哪个迷信观念而日渐贫困，哲学启蒙时期的教育家和倡导者会作何感想？作为心理分析学说的建立者，弗洛伊德本人就千方百计不辞辛劳地去尽可能照亮心理背景的污垢、黑暗和邪恶，他的阐释方式甚至让我们根本就不愿去审视隐藏在这背后的东西，想予以拒绝和玷污。弗洛伊德并没有成功，他想吓住我们，但产生的效果正好相反——产生的是对所有这些污秽的欣赏。

毫无疑问，从19世纪初开始——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心理已经越来越走入人类兴趣的中心地带，其吸引力也是稳步上升。巴黎圣母院里理智女神的升座对西方世界而言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就像基督教传教士之砍倒沃旦的橡树一样。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上天并没有发出什么复仇的闪电把亵渎神明的人击倒。

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个名叫安克蒂尔·迪佩龙的法国人住在印度。19世纪初，他从印度带回了《奥义书》的译本，这是由50部奥义书组成的集子。这本书让西方首次深入地了解到东方人扑朔迷离的思想。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一次令人哑然失笑的怪事罢了。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跟历史的因果关系毫不相干。我的医学偏见却让我无法把它简单地视为偶然。任何发生的事情都会符合一条心理学原理，在个人事务中这条原理屡试不爽。根据这条原理，如果在意识生活中某个重要东西遭到贬抑而消亡，那么在潜意识中就会产生补偿。这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能量守恒，因为心理活动也有一个量化的能量层面。任何消失的心理价值都会由另外一个等量的心理价值所取代。这是一条基本原理，这条原理在心理治疗师的日常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从未失灵。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不需要符合心理学原理，作为医生的我必须对此毫不保留地予以否认。对医生来说，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只不过是比一个个体的心理要更加复杂而已。不仅如此，不是有位诗人曾经说过“灵魂国度”吗？对我来说，没错，从某个方面来说心理并不是个体的，而是来自于国家，来自于集体，甚至来自于全人类。在某个意义上，我们都从属于一个涵盖一切的单一心灵、一个单一的“总体人”，用史威凳堡的话来说就是至大之人。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打个比方：在我这个单一的个体心中，黑暗会向光明发出求助的呼唤；同样地，一个民族的心灵生活也会如此。在一心想要毁灭、涌入巴黎圣母院的人群中，无名的黑暗力量让个人神魂颠倒；这些力量也作用在安克蒂尔·迪佩龙身上，它们所引发的答案从历史上流传下来，透过叔本华和尼采的嘴跟我们对话，因为安克蒂尔·迪佩龙把东方思想带到了西方，而东方思想对我们的影响，现在还难以估量。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影响！确实，到目前为止，在知识分子层面上这种影响还较为少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东方学学者、一两个狂热的佛教徒、几个阴沉的名人，像布莱瓦茨基夫人、安妮·贝赞特以及她的克里希那穆提。这些显示就像零星分散在人类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小岛一样；但事实上它们是海底山脉的巅峰。直到不久前，文化上的腓力斯人（庸人）才相信占星术在很久以前就遭摒弃，早已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加以嘲笑的东西了。但是到了今天，占星术穿过层层社会变化，又在敲击着大学的大门，而早在300年前它就被逐出大学校门了。东方的观点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底层，然后逐渐浮出表面。多纳奇的人智论者在寺庙里五六百万的瑞士法郎从何而来？当然不是来自个人。不幸的是，没有数据可以确切地告诉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公开承认自己是神智论者，至于没有承认的就更无从谈起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数百万之多。这个数字上面我们还要加上数百万信奉基督教或神智论教义的唯灵论者。

伟大的创举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它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由下而上出现，就像大树只会从地上往上长而不会从空中往下长一样。世界剧变跟我们意识的剧变就是一体，毫无二致。任何事物都息息相关，因此令人心生疑窦。这个世界让人目不暇接，一面是和平协定和友好条约，一面是民主与独裁、资本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人类犹豫着、迟疑地注视着这个世界，在精神上渴望获得一个答案，帮助他们减轻纷纷扰扰的疑虑和不稳定感。正是那些处于鲜为人知的阶层的人会去追溯心理的潜意识本能；是那些屡遭揶揄、沉默不语的人，他们不像耀眼的名人那样习惯于沾染上学术偏见的流毒。从高高在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往往会觉得他们演出的是一场枯燥无味，甚至荒诞可笑的戏码；但他们就像那些曾经被称为获得神佑的加利利人一样简单到极点。如果把人类心灵中的废渣都聚集起来，编成一本一英尺厚的大汇编，难道不令人心动吗？在《人类繁衍》的卷集中，我们看到作者一丝不苟地记录了最微不足道的胡言乱语、最荒诞不经的行为举止、最异想天开的幻想，而哈维洛克·艾利斯和弗洛伊德等人像对待重大协定中的条款一样，早就研究过获得各种科学荣誉的题材了。这本年鉴的读者遍布整个白人文明世界。我们要怎样来解释这种狂热、这种对恶心事物近乎癫狂的崇拜呢？这是因为这些东西跟心理有关——它们是心理的内容，因而像从古代贝冢当中挖出来的手记碎片一样珍贵。在现代人的眼中，哪怕令人厌烦，心理当中那些秘密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们符合现代人的目标。那么是什么目标呢？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扉页上题了一句格言：“如果我不能制伏诸神，我将搬走地狱。”但是，目的是什么？

我们挺身而出去推倒的神祇就是我们意识世界中受到尊崇的价值。我们知道，最能让古代诸神名声扫地的莫过于他们的情爱丑事了，现在历史又在重演。人们戳穿了构成备受我们激赏的美德和无与伦比的理想的可疑基石，得意洋洋地对我们大喊大叫：“这就是你们人造的神，它们只不过是沾满了人类卑贱的圈套和骗局而已——充斥着死人遗骸和各种不洁之物的白色坟墓罢了。”我们看到了一种熟悉的张力，我们在坚信礼时没有仔细咀嚼的福音教义又复活了。

我深信，这些不仅仅是模棱两可的比喻而已。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弗洛伊德心理学比福音书还要宝贵；而对另外许多人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义比公民道德还要重大。但是，他们又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起码有一个声音在附和着他们，因为最终会有一个心灵把我们所有人都涵盖在其中。

这种出人意料的发展结果让这个世界蒙上了一个丑陋的面目。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之丑，以至于没有人可以继续爱它；我们甚至无法再爱自己了。到最后，外在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从内心生活的现实转离。无疑，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这整个发展过程的真正意义。毕竟，除了告诉我们这个表象世界只不过是道德缺陷者暂时的休养场所之外，神智论及其因果报应和轮回教义还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对当今世界内在价值的贬抑与现代观点几乎不相上下，只是运用的技巧不同而已；它没有诋毁我们的世界，但只给予这个世界一个相对的意义，即它预示着更加高级的其他世界。这两种观点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承认，这些观点都是极其不符合学术性的，但事实是它们触及到了现代人最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面。现代思想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谋而合，与核理论不谋而合，让我们背离决定论，与不堪设想的东西为伍。难道，这一切又只是巧合而已吗？甚至连物理学也在让我们的物质世界为其所用。因此，在我看来，如果现代人回归到心理生活的现实中去，希望从中获得世界所拒绝给予他们的那种确定感，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从精神层面来说，西方世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当中。我们越是蒙蔽自己的双眼，以为自己拥有美好的灵魂，用这种错误观点来掩饰残酷的事实，那么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危险就更大。西方人给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片，生活在香片散发的阵阵浓烟当中，好让烟雾把自己的脸罩住，让自己看不到。但是，我们会给其他肤色的人留下怎样的印象？中国和印度会怎样看待我们？我们在黑人当中会激起怎样的情感？至于所有那些被我们夺走了土地、被我们用朗姆酒和性病灭绝的人，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我们？

我有一个美国印第安人朋友，他是普韦布罗的酋长。一次，我们推心置腹地谈起了白人，他对我说：“我们不理解白人。他们总想得到什么东西，总是不知疲倦，总是寻找着什么东西。他们要找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不明白他们。他们的鼻子那么尖、嘴那么薄，那么冷酷、脸上那么多皱纹。我们就觉得他们都是些疯子。”

我的朋友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他认出了那只雅利安猛禽，认出这只猛禽欲壑难填，想要统治每一片土地，甚至那些与它毫不相关的土地。我的朋友还注意到了我们的狂妄自大，它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就是唯一的真理，白皮肤的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世主，等等等等。我们先是用科学和技术让亚洲陷入动荡，从中榨取利益，然后甚至把传教士送到了中国。而基督教在非洲的闹剧简直就是可耻。他们在那里扫除一夫多妻制，无疑这是很让上帝欣慰的，但却导致大规模的卖淫嫖娼。单在乌干达一个国家，每年就要花两万英镑来防治性病感染。而那些善良的欧洲人还要为这些教化成就付钱给传教士！我们还要不要提一下波利尼西亚所遭受的苦难、提一下鸦片贸易的好处？

这就是欧洲人脱离自己的道德烟雾笼罩之后的本来面目。无怪乎对心灵进行挖掘就像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排污去垢的作业了。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才会毕生致力于这样肮脏的工作。发出臭味的不是他，而是我们所有人，是由于彻底的无知和令人恶心的自欺欺人认为自己清白无瑕、正派有礼的我们。因此，我们的心理学，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灵魂的了解，在各方面来说是从最令人排斥的一端着手的，也就是说，是从所有我们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着手的。

然而，如果心灵当中只有邪恶和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正常人觉得心灵是具有吸引力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在通神学里只令人遗憾地看到智识上的浅薄，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只看到了感官主义论，这些都预示着这些运动只会在黯淡中草草收场。人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这些运动的力量都源自心灵的魔力，在被更好的方式取代之前，心灵就是会通过这些形式来表现自己。这些形式都是过渡性的，或者说还处于胚胎期，从它们这里必然会产生更加成熟的新形式。

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西方的神通学只不过是在拙劣地，甚至是野蛮地效仿东方而已。我们才刚刚再次把占星术捡起来，而占星术在东方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们对性生活的研究发源于维也纳和英格兰，但印度教在这方面的教谕早就足以匹敌甚至超越我们。1000年前的东方典籍就让我们认识到了哲学上的相对论；西方才刚刚开始谈到非决定论，而这种思想正是中国科学的基础。至于我们在心理学方面的发现，卫礼贤向我表明，某些复杂的心理过程其实早就在中国古籍中得到明确描述了。我们以为心理分析学说及其所产生的思路是为西方所独有的发展，但是，跟东方源远流长的艺术相比，这只是邯郸学步而已。人们或许还不知道，奥斯卡·施密茨已经找到了心理分析跟瑜伽之间的相似之处。

还有一件事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用技术优势把东方的物质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但与此同时，东方也在以其优越的心理成就让我们的精神世界陷入混乱之中。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当我们在外部世界压倒东方的同时，东方竟然有可能在内心世界紧紧地控制我们。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失心疯，因为我们的双眼只盯住具有因果关系的联系，而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智识中产阶级的混乱归咎于马克斯·穆勒、欧登堡、杜伊森、卫礼贤以及其他跟他们一样的人。罗马帝国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在征服小亚细亚之后，罗马变成一个亚洲化城市，欧洲受到亚洲的感染，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罗马军团的宗教密特拉教就源于西里西亚，它从埃及传播到了烟锁雾笼的英伦。我还有必要指出基督教也是起源于亚洲吗？

神通学论者有一个很好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喜马拉雅山上或西藏的某个地方，坐着某些玛哈特玛（伟大灵魂），他们启发着、指导着人世间的所有心灵。东方对于魔力的信仰可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甚至于一些头脑健全的欧洲人都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我所说出的所有真言警语都是因为我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玛哈特玛的启发，我自己的灵感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关于玛哈特玛的神话在西方得到了广泛流传，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它完全不是无稽之谈，而是像任何神话故事一样，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事实。对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精神转变，其始作俑者似乎真的就是东方。只不过这个东方不是一个住满了玛哈特玛的西藏寺庙，它从本质上说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自己的心灵不断地产生新的精神形式和精神力量，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把雅利安人对猎物的无边贪欲压制下来。视野的日益狭隘在东方已经变成了令人可疑的清静无为，或许我们应当对此有所了解；另外，当精神的要求变得像社会生活的必须品一样不可或缺时，人类的生存就需要稳定，或许我们对这种稳定也要略知一二。然而，在这个美国化的时代里，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些，我认为我们还仅仅站在一个新的精神时代的门口而已。我并不想以先知自居，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勾勒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就必须提到人们在动乱之中对于安宁的渴望，必须提到人们在缺乏安全感的时代对于安全的渴望。新的生存方式是来自于需求和苦闷，而不是来自理想主义的要求或单纯的愿望。

我认为，对于今天的精神问题，其核心是在于现代人对于心灵的迷恋。假如我们是悲观主义者，那么我们会称之为堕落的迹象；但假如我们具有乐观主义的倾向，那么我们会在其中看到它预示着西方世界将发生深远的精神转变。无论如何，这个现象都是意义重大。而且，由于它源自于更深层次的社会阶层，因此就越发值得注意了；由于它触及到了那些非理性的心理力量，历史也表明这些无法估量的力量以前所未见和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文明，因此它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了。虽然如今在许多人身上都看不到这些力量，但它们就是当前导致人们对“心理学”产生兴趣的原因。对心灵的迷恋决非病态的反常行为，这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即便在人们发现厌恶的东西时也不会减弱。

在世界的通衢大道上，一切都看上去那么荒凉和陈旧。现代人本能地离开了前人之路，去探索偏径和小道，就像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人一样，他们抛弃了已不再有用的奥林匹斯山众神，转而信仰亚洲的神秘宗教。我们的本能转向外界，盗用了东方的神通论和魔法；但同时它也转向内心，引导我们去思考心灵的黑暗背景。只有原始体验才具有说服力，为了获得这种体验，佛祖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无情地全然无视他那两百万个神的存在。而本能也是以这种怀疑和无情把我们引向心灵的黑暗背景。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了。我刚才对现代人的这些论述是否属实？又或者是个幻觉？毫无疑问，不管结果如何，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来说，我所列举的事实完全是毫不相干的巧合，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视之为令人遗憾的离经叛道。但是，当一个文明的古罗马人看到基督教在底层阶级中传播时，他的想法是否跟这些人有所不同？今天，在无数人的心目中，西方的上帝依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像真主安拉在地中海彼岸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样，但这两派宗教信徒都认为对方是低人一等的异教徒，倘若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对付他们的话，就只能予以同情和容忍了。让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受到启蒙教育的欧洲人认为，宗教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就适于群体和女性，但跟紧迫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比就影响就不大了。

因此，我就像一个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预报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人，所以一直以来都遭到反驳。风暴也许是隐藏在地平线以下，又或许永远也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心理生活中那些重要的东西一直都会藏匿在意识的地平线之下；当我们谈到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谈论的其实是近乎无形的东西，是最隐秘、最脆弱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只在黑夜中绽放的花朵。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都清晰可见，但夜晚跟白天是一样的长，而我们在夜间也是生活着的。有些人会做噩梦，这些噩梦甚至能破坏他们的白天。而对有些人来说，白天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他们渴望夜晚的降临，让精神苏醒。我相信，这样的人现在是比比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认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大致来说就是像我所呈现的那样。

不过，我必须承认，我的确像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具有片面性，因为我默默地略过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是如此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每个人都想对此各抒己见。它体现在国际主义的理想中，具体表现为国际联盟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另外，我们在体育上，尤其是电影和爵士乐中也能看到时代精神。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表征，它们清楚地表明即便在肉体上也要体现人道主义理想。体育赋予了肉体极为特殊的价值，这一倾向在现代舞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电影则像侦探小说一样，让我们没有危险地亲身体验到所有的刺激、激情以及幻想，而这些东西在一个人文时代是必然会遭到压抑的。我们不难看出来，这些表征是跟我们的心理状况息息相关的。对心灵的迷恋导致人们进行新的自我评价，对我们的基本人性进行评价。长期以来，人们在对肉体一直是压抑的。倘若因为对心灵的迷恋导致人们重新发现肉体，那么我们也无须大惊小怪，我们甚至忍不住想说肉体是在以牙还牙。凯西林嘲讽地把私人司机挑出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跟他的一贯做法一样，他可以说是所言不谬了。肉体要求获得同样的承认；它散发出跟心灵一样的魔力。如果我们再局限在过去的观念中，认为心灵跟物质是截然对立，那么我们会觉得目前的状况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矛盾。但是，倘若我们让自己接受这个神秘的事实，即精神是从内心的角度看到的肉体生活，而肉体则是精神生活的外在体现，两者实则为一，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要通过接受潜意识而力求超越目前的意识水平，就必须对肉体予以承认；而要承认肉体，就不能容忍以精神之名去否认肉体的哲学思想。肉体生活和心理生活的强烈要求跟过去相比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许可以视之为堕落的迹象，但它们也有可能是预示着一种复兴，因为正如荷尔德林所说：

危机所在之处，

也产生了拯救者

的确，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已经奏响了一种更快的节奏，奏响了美国的节奏，这正好是与清静无为和消极厌世截然对立的。内心与外界之间、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立局面。也许，这是垂垂老矣的欧洲跟朝气蓬勃的美国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又或许这是人们一种更为健康的方式，或者说是最后的孤注一掷，以期摆脱自然规律的黑暗统治，夺取更伟大、更英勇的胜利，让意识在民族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