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学生的爱情问题

我向大家保证，跟大家念这么一篇关于学生的爱情问题的泛泛之作，就这个话题跟各位进行探讨，我的心情并不轻松。这样的探讨很不寻常。倘若抱以严肃认真的精神和适当的责任感的话，这其中还有相当的难度。

不管在哪个年纪，爱情始终是个问题。童年时期，父母的爱情是个问题；对老年人而言，问题成了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爱情的。爱是命运的力量，可以横扫天堂和地狱。我认为，如果要对爱所涉及的问题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爱是什么。爱情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既非常广泛，程度又十分复杂，根本就不限于某个特定领域，而是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爱可以说是一个道德、社会、心理学、哲学、美学、宗教、医学、法律或者生理学问题，但这些还仅仅是涉及这个多面现象的几个方面而已。爱侵入到生活中所有的集体领域。但是，爱同时也是一个极端个人的问题，跟这一事实相比，前面所说的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难题而已。因为，这个事实意味着所有普遍标准和规律都会失去其有效性，就如同宗教信仰一样，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宗教信仰不断被编成典籍，但它们从本质上来说一直都是个人体验，不会向任何传统法则低头。

“爱”这个词本身就是我们讨论中的障碍。事实上，又有什么东西没有被称之为“爱”！从基督教的最高奥秘开始，我们就在稍低阶段里碰到了俄利根的神之爱、斯宾诺莎对神理智的爱、柏拉图对理念的爱以及神秘主义者对神的爱。歌德的诗词将我们引入到了爱的人类领域：

现在让野蛮的本能安眠

让它们所有的暴行安眠

当人类的爱在心底萌动

天主的爱也将萌动

此处，我们看见了对邻人的爱，这既符合基督教又符合佛教的悲悯心，还有社会服务中所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接下来就是对国家的爱、对诸如教会之类的理想机构的爱。然后是父母之爱，尤其是母爱，再接下来是对子女的爱。谈到夫妻之爱，我们就离开了精神的范畴，进入到一个介于精神和本能之间的中间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纯洁的爱神会点燃性欲，而爱的理想形式——对父母的爱、对国家的爱、对邻人的爱——就会与对个人权力的欲望和对占有和统治的渴求交织起来。这并不是说只要与本能相关就会有损于爱的价值。恰恰相反，爱吸收到自身的本能越多，爱的美、真和力量就越完美。只有当本能占据主导的时候，兽性才会浮出表面。可以说夫妻之爱就是歌德在《浮士德》结尾时所说的那几句话：

如有强大精神力

把各种因素

在体内凑在一起

没有天使

能够拆开

这合二为一的双重体

只有永恒的爱

才能使二者分离

但是，夫妻之爱有可能并不一定是这样的爱。它也可能让人想起尼采的话：“两只动物偶然邂逅了对方。”情人的爱又有所不同。即便还没有神圣的婚礼，即便誓言要白头偕老，这种爱也有可能会因为命运力量或者其本身的悲剧本质而改变。但一般而言，本能会发出黯淡光芒或忽明忽暗的火焰，占据上风。

即使这样，我们依然没有穷尽爱的范畴。“爱”还意味着各种层次的性行为，包括得到正式允许、婚礼后的同居，包括驱使男人嫖妓的生理需要，也包括人们利用或者被迫利用爱所做的营生。

我们还要讲到“男孩之爱”，也就是同性恋。自古代以来同性恋就失去了它作为社会和教育习俗的魅力，但现在它又作为一种所谓的变态和应受惩罚的罪行战战兢兢地维持着痛苦的存在，至少对男人而言是如此。另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女性同性恋却不仅仅意味着萨福（古希腊女诗人——中译者）式的抒情诗，因为正如男性同性恋对希腊城邦的崛起所起到重要作用一样，女性同性恋在某个程度上也刺激了女性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的发展。

最后，“爱”这个字还必须进一步进行延伸，必须涵盖所有的性变态行为。有乱伦之爱，还有以自恋为名进行自淫的自我之爱。“爱”这个字眼包括了各种令人作呕的病态性行为，也包括了各种让人退化成野兽或机器的贪欲。

这样，我们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或者概念有着模糊不清的轮廓、有着近乎无限的范围。至少为了把现在的讨论进行下去，我们想把爱的概念局限在这个问题上：即一个青年学生是如何与性相妥协的。但这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我刚提到的“爱”这个字的所有意含都会自动地进入到学生的情爱问题中去。

不过，我们愿意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即一般的所谓正常人在我刚才所描述的情况下会产生的行为。虽然并不存在“正常”人，但我们发现南辕北辙的人之间也存在充足的相似之处，甚至足以确保我们来讨论“一般”问题。同样地，要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在于两个因素：个人的需求和能力，以及环境条件。

对所讨论的问题做一个全面概述，这是发言人的职责。自然，要做出这么一个概述，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能够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评述，不能做陈腐的道德说教，忸怩作态、虚伪地去掩饰这个主题。更重要的是，我不是来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的。这个工作只有留给那些总是知道什么对别人最好的人来做。

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学生的情爱问题”，那么我可以推断说“情爱问题”指的是两性之间的关系，而不能理解为一个学生的“性问题”。这对我们的主题做出了非常有益的限制，因为我们只需要在性问题是一个情爱问题或者情感关系问题的时候才去考虑它。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掉所有与情感关系无关的性现象，比如性变态（除了同性恋之外）、自淫、跟妓女的性关系等。由于同性恋通常是情感关系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将它排除在外；不过嫖妓是可以排除的，因为尽管凡事都有例外，但嫖妓通常是无关于情感关系的。

大家都知道，情爱问题一般的解决方法就是婚姻。但是经验证明，这个统计上的真理对学生并不适用。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学生基本上并不宜成家立业。还有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学生都很年轻，他们还不能允许自己在婚后就在社会上稳定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学业还未完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需要有迁来迁去的自由。另外还有一些原因也要考虑，包括他们在心理上的不成熟、他们对家和家人孩子气的依恋、他们去爱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相对而言还没有发育完善、他们缺乏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年轻人典型的幻想等等。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要低估，那就是女学生的练达和谨慎。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完成学业、从事某项职业。因此，她们会拒绝婚姻，尤其是与学生的婚姻。只要这个人还是学生，因为以上提到的原因，他就不是理想的结婚对象。学生婚姻不太常见还有一个原因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孩子的问题。一般而言，女孩子一结婚就想要孩子，而男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孩子也是可以的。没有孩子的婚姻对女人来说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她们还不如等一等。

没错，近年来，学生婚姻是越来越常见了。这一方面是在于我们现代观念的心理变化，另一方面也在于避孕措施的普及。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产生了众多后果，其中就有学生结婚的现象。这些心理变化极有可能是过去几十年精神震荡的结果，目前我们还没能完全掌握这其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说的是，随着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随着更为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出现，产生了情爱问题这一概念的变化。科学的客观公正导致了人类是高等生物和人类是自然存在这两种神圣不容更改的观点的和解，使让智人有可能成为自然顺序中之一部分。这一变化既有情感的一面，又有智力的一面。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个人的感情。人们会觉得自己从玄学体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了，从特属于中世纪世界观的道德范畴中挣脱出来了。围绕把人类从自然中排除出来的禁忌不再压倒一切，在过去的分析中总是根植于所处时代的宗教玄学的道德审判失去了其威力。在传统道德体系之内，人人都知晓婚姻为什么是“对”的，为什么要憎恨其他的情爱形式。但在这个体系之外，在自然的园地和战场上，当人觉得自己是万物之灵的时候，他必须重新进行自我调整。一开始的时候，过去的标准和价值的丧失会导致道德混乱。所有之前已经获得公认的形式都会受到置疑，人们会开始讨论长久以来一直遭受道德偏见的事物。他们大胆地调查真相，觉得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需要，必须去反思历史、去了解、去理解。科学的目光是无所畏惧、清澈明亮的；在面对道德上的黑暗和肮脏的死角时，它们根本不会闪躲。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传统判断；他们必须知道原因。这种探索导致了价值新标准的产生。

其中一个新标准就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评价情爱。通过对性进行更为坦率和客观的探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了解到性病的巨大危害。让自己保持健康的责任已经取代了对以往道德的负疚和畏惧。不过，这个道德上的卫生过程还没有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让世人在良心上可以允许对性病采取像其他传染病一样的公民措施。不像天花和霍乱，这些在道德上是允许出现在家里的，人们依然认为性病“有伤风化”。毫无疑问，在一个更加开明的时代，这些细微的区分只会让人一笑置之。

由于对性问题的广泛探讨，性的高度重要性及其心理意义已经走入我们社会意识的中心地带。25年以来饱受争议的心理分析运动就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面对性在心理上高度的重要性，人们已不能再置之不理，不再开拙劣的玩笑，或者表现得义愤填膺了。人们开始从人类普遍问题的角度来看待性问题，以应有的严肃态度对其加以探讨。这自然就产生了一个结果：以前许多被认为是毫无争议的事物都遭到了置疑。比如，有人就怀疑获得正式允许的性形式是否是在道德上唯一可行的形式，是不是其他的形式都应该不假思索地加以谴责。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相关的争论逐渐失去了道德上的严苛，讨论中出现了现实的考虑，最后我们发现合法的性并非理所当然地在道德上就高人一等。

除此之外，通常是具有沉重背景的婚姻问题也成了浪漫文学的一个主题。过去的爱情故事总是以幸福的婚约或婚礼为结尾，而现代小说却往往以婚姻为开端。在这些人手一本的小说中，最为私密的问题不会遭到令人痛苦的沉默对待。至于那些不加掩饰的色情作品的泛滥，就更不值一提了。福勒尔的畅销科普书《性问题》不仅大卖特卖，而且效仿者众多。至于科学读物，现在已经出了不少汇编，不管是从范围还是从内容的可疑程度来讲都超过了克拉夫特—埃宾的《性欲精神病学》。这在三四十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广泛存在、众所周知的现象是时代的记号。20年来，这些现象让现在的年轻人比任何年代都要更早地全面了解到性问题的重要性。有人会认为这么早就关注性并不健康，这是城市退化的标志。记得15年前我看过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年鉴》中的一篇文章，里面很直白地写着：“像爱斯基摩人、瑞士人等原始人，他们并无性的问题。”我们几乎不用怎么想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原始人没有性问题；除了担心填不饱肚子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值得犯愁。问题是文明人的特权。在瑞士这里，我们没有大城市，但这些问题还是存在。我认为讨论性问题没有什么不健康的，也根本不是什么退化；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心理革命及其所产生的变化的一个表现。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对于人类的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讨论得越严肃、越彻底，对我们大家就越好。

毫无疑问，由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所表现出的严肃和兴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学生婚姻现象。因为缺少足够的数据，我们还难以对这个刚刚产生的现象进行评判。在过去，早婚非常普遍，也存在人们认为在社会上极不稳定的婚姻。因此，学生婚姻本身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不过，孩子的问题是另外一码事。如果夫妻双方都在求学，那么显然不能有孩子。但是，人为地不要孩子的婚姻又总是存在问题。孩子是让婚姻保持牢固的黏合剂，其作用不可替代。正是由于父母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对婚姻稳定至关重要的伴侣之情才能无数次得以维持。如果没有孩子，双方的兴趣就会针对对方，这本身倒也有可能是件好事。但不幸的是，这种相互的关注不一定非常友好。双方会把自己的不满归咎于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不如让妻子继续学业，否则的话她们就没有目标了；很多女性不能忍受没有孩子的婚姻，她们自己也会因此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倘若她们也在求学，那么她们至少在婚姻之外还有别的令人满意的生活。对于那些坚定地想要孩子的女性、那些把孩子看得比丈夫还要重要的女性，她们在踏入学生婚姻之前肯定得三思了。她们也必须知道，不久之后，也就是婚后，她们就会出现成为母亲的迫切欲望。

至于说学生婚姻是否不太成熟，我必须提到一个适用于所有早婚的情况，即就判断力的成熟度而言，一个20岁的女孩通常要比一个25岁的男孩更加老练。对很多25岁的男子来说，心理上的青春期还没有过去。青春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期，一个只能承担部分责任的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男女在心理上的差异，是因为一般而言男孩子直到性成熟期为止都会十分孩子气，而女孩子心思的发展要比男孩子早得多，随着青春期一起成长。性欲往往会野蛮地冲入男孩子的孩子气，而对于女孩来说，尽管青春期已经开始了，性欲通常还是会在她们身上沉睡，直到被爱的激情唤醒。令人奇怪的是，还有许多的女性，即便她们已经结婚了，但她们真正的性欲在很多年里都还会像处女一样；只有当移情别恋的时候，她们才会产生性欲意识。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根本不理解男性性欲的原因——她们对于自己的性欲毫无意识。而男性却不同。性欲像暴风雨般在他们身上爆发，让他们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和需求，几乎没有任何男子可以避开令人痛苦的自淫问题。但是，有些女孩子却自淫很多年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身体上性欲的爆发给男孩子在心理上带来了巨大冲击。现在他们在性方面是成人了，而在心灵上他们还是孩子。他们有着汹涌的淫秽幻想，又跟同学们谈着那些淫词乱调，这些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孩子般的脆弱情感，有时候甚至会扼杀掉这些情感。各种道德冲突突然之间蜂拥而至，形形色色的诱惑在等待着他们，溜进他们的幻想。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存在，但心理上对性情结的吸收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难题。青春期的开始也给他们的新陈代谢带来了莫大变化，这从常常会困扰青少年的粉刺和痤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心灵也同样受到干扰，失去平衡。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充满了幻想，而一直以来幻想就是心理失衡的一个信号。它们让人无法做出稳定而又成熟的判断。年轻人的品位、兴趣和计划一时一变。他们突然之间会对某个女孩爱得死去活来，十几天过后又无法想象自己会做出这种事情。年轻人的幻想太多了，实际上他们需要这些错误来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趣味和个人判断到底是什么。他们仍然在拿生命做实验，而且必须在这些实验过后才能学会怎样正确地对事物进行评判。因此，几乎所有男性都在婚前体验过某种形式的性经验。在青春期间，这种形式主要就是同性经验，尽管人们不愿意承认，但这一现象相当普遍。然后才是与异性的性经验，而且这种经验有时候还并不美妙。人格在整体中吸收的性情结越少，性情结就越具自发性和本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性欲只具有兽性，根本就辨认不出心理上的差异。最低级的女人都可以；只要她具备典型的第二性特征即可。一个人走错这样的一步，并不足以让我们断定说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因为只要性情结依然游离于心理的影响，这样的一幕就很容易发生。然而，这样的经验太多的话，就会对人格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久而久之它们就会把性欲固定在一个低级层次，让人在道德判断上根本无法接受。结果这些人表面上是个谦谦君子，而内心里却是低级性幻想的牺牲品，或者说他们就代表了这些低级幻想。每当节日到来，这些幻想就会浮出表面，让他们毫无戒备的妻子措手不及——当然，我们要假设她们注意到发生什么事了。这种情况通常还会伴随着对妻子不成熟的冷淡。女性在婚后第一天开始通常都会性冷淡，因为她们的感官功能无法呼应丈夫们的这种性欲。男性在心理青春期期间判断力非常薄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不成熟地选择妻子的时候必须十分仔细地进行考虑。

现在，让我们看看学生期间常见的其他两性关系形式。大家都知道，学生之间存在着极有特色的私通现象，这主要是出现在其他国家的著名学府里。有时候这样的关系相当稳定，甚至具有心理上的价值，因为它们不完全由性欲构成，而且也包括了爱。偶尔地，这些关系也会持续下去，成为婚姻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要比嫖妓的位置高得多。不过，一般而言，这仅限于那些会细细挑选对方父母的学生。通常这就是一个金钱的问题，因为尽管不能说这些女孩子把爱情出卖给了金钱，但是她们大部分人都依赖于其恋人的经济帮助。对于这些一贫如洗的女孩子来说，这种关系往往是她们生命中的美丽插曲，而对于男子而言，这可能是他们跟女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他们在以后的生命中会深情回顾的一段记忆。当然，同样地，由于男子性欲粗俗、轻率大意、缺乏感情投入，而女孩子又举止轻浮、反复无常，这样的爱情也并没有什么价值。

这些情感关系之上都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让真正的价值无法形成。这些关系都是转瞬即逝的插曲，是正当性极为有限的实验。由于男子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女孩子，让爱的对象的价值大打折扣，因此这些关系对于人格会造成伤害。对于男子来说，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简单方式来解决性问题。他们因此被毁掉了。但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性方面得到了满足，他们失去了年轻人不能没有的动力。他们不再耽于享乐，不怕等待。同时，他们可以冷静地评价面前经过的众多女性，直到合适的对象出现。然后就是婚礼，不久前的约会对象被抛到一边。这个过程根本就无助于他们的性格。低层次的情感关系容易让性欲相应地保持在一个低级的发展层次上，而这很容易就可以让婚姻产生问题。或者，如果男子的性幻想受到压抑，结果就很有可能让他们成为神经官能上的狂热者，更糟糕的是道德上的狂热者。

学生中间包括男女在内的同性恋关系也决不罕见。要让我对这种现象进行判断的话，我会说这种关系在我们这里和整个欧洲大陆上还不太常见，不像那些把男女大学生严格隔离的国家那样比比皆是。这里我说的不是病态的同性恋，这种同性恋不能产生真正的友情，也基本上得不到正常人的同情。我说的是大致正常的年轻人，他们沉浸在这种热烈的友谊当中，甚至也会通过性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相互之间的自淫在很多学校和大学里都是年轻人群体当中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友谊不仅仅是相互的手淫，而且有一种更高级、更属于心灵的形式，它配得上传统意义上的“友谊”一词。当这种友谊存在于一个年长者和一个年轻人之间的时候，其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比如，稍具同性恋倾向的教师会把自己在教育上的杰出天分归功于自己这种同性恋倾向。因此，老少之间的同性恋关系是可以对双方都有所裨益的，也具有长久的价值。但这种关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即这段友谊必须坚不可摧，得到双方的忠诚。不过，这一条件往往并不存在。一个人的同性恋倾向越明显，他就越容易背叛，越容易受到男孩子的诱惑。即便占上风的是忠诚和真正的友谊，其结果可能依然不利于人格的发展。这种友情自然关系到一种特别的情感崇拜，对男子身上的女性因素的崇拜。这个人会变得情感外露、深情款款、喜欢审美、过分敏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他会变得女里女气，而这种女性化行为会损害他的性格。

女子之间的友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好处和坏处，唯一不同的是在这种情况里年龄和教育因素并不重要。这种友谊的主要价值一方面是在于交换好感，另一方面是交流私密的观点。她们一般都是意气风发、非常聪明、带有男子气魄的女性，想要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与男人分庭抗礼。因此，她们以令人尴尬的自信态度对待男人，还带着一丝丝的挑衅。从对她们性格的影响来看，这加强了她们的男性化特征，摧毁了她们的女性魅力。男人往往是在注意到这些女性对他们冷冰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的。

一般来说，同性恋行为并不会损害一个人今后的异性恋活动。实际上，这两者可以并存。我认识一个极为聪慧的女性，她大半生都是一个同性恋者，然后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跟一位正常的男士喜结连理。

在学生时期所有的性关系当中，我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奇特，但也尚属正常。它就是年轻男子对年长女性的依恋，而这些女性很有可能已为人妇，或者类似于寡居。大家可能会想到让·雅各·卢梭以及他与华伦夫人的交往；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这种关系。这些男子通常都很腼腆、缺乏自信、心存畏惧，有时候甚至极其幼稚。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家里得到的爱太多或者太少，他们很自然地想要寻找母亲。许多女人最喜爱的正是彷徨无助的男子，尤其是当她们比这些男子年长很多的时候更是如此；她们喜爱的不是这些男子的力量、品性或者美德，而是他们的脆弱。这些男人的幼稚病在她们眼中是妙不可言。如果这些男人说话带着磕巴，她们会认为这简直是令人陶醉；或者这个男子是个瘸子，那么这就会激发这些女人的母爱和一丝其他情感。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些女人去诱惑这些男子，然后男子心甘情愿地接受她们的呵护。

不过，一个生性怯懦的年轻人不会一直都像个半大的孩子。这种过度的母性关爱很有可能只不过是让这些男子尚未发育完全的男子气概显露出来所必须的东西而已。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女性对他们的情感进行了教化，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情感的存在。他们学会了去理解那些具有生活经验、通晓世事、自信的女性，并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管中窥豹。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要能为其所用的话，他们必须尽快脱离这种关系，因为假若他们陷于这种呵护之中而不能自拔的话，他们必将走向毁灭。对于一个准备迎接艰难而无情的生命之战的人，慈祥的母爱就是至极至强的毒药。如果他离不开女性的围裙，他就会变成没有脊梁骨的寄生虫——因为这些女性大部分都很有钱，沦落到宠物狗或者宠物猫的层次。

现在，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情感关系我们也必须谈一谈。这些关系由于跟性无关，或者是“柏拉图”式的关系，因此不是解决性问题的答案。如果在这方面有可靠数据的话，我相信这些数据会表明瑞士的大部分学生都更喜欢柏拉图式的关系。很自然地，这就带出了禁欲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禁欲伤身。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至少对处于学生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如此。只有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可以自己去获得女性的爱，并且根据个人意向来获得女性之爱的男性，禁欲才有害健康。处于这个年龄的男性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性需要，这种需要具有生理上的目标，就是要强行把他们的顾忌、疑惑以及犹豫一扫而光。这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一想到婚姻存在的各种让人生疑的可能性，男人往往就惶恐不安。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然会帮他们克服这道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性生活退避三舍肯定会产生有害的效果，但倘若这个人并没有迫切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的话就不会。

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即自淫是否有损害效果。当出于生理或心理原因无法进行正常性生活的时候，自淫作为一道安全阀门是没有坏作用的。有些年轻人因为自淫产生了有害的作用而去求诊，但这绝不能说明他们就是自淫过度的人——他们其实根本就没病，并不需要看大夫。实际的情况是，这些人的自淫之所以产生了有害的作用，是因为这种自淫表现出了心理上的症状，往往伴有良心上的痛苦和剧烈骚动的性幻想。后一种症状在女性当中尤为常见。具有心理症状的自淫是有害的，但正常的、简单的自淫就无害了。不过，如果一个人到了在心理、生理和社会角度上都可以进行正常性生活的年龄还继续自淫，而且仅仅是为了逃避生活中的必要任务而沉溺于此的话，那么这时候自淫就是有害的了。

柏拉图式的关系在学生时期十分重要。这种关系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调情。调情表现的是一种实验态度，这种态度在这个年龄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一种自愿的活动，经过双方的默认，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既是优点，同时又是缺点。实验态度可以让双方去理解对方，不会马上出现任何令人不快的结果。男女双方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和技巧进行自我表达、自我调适、自我防卫。通过调情，他们可以获得对今后的生活极为有益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责任，这些人又很容易会成为浪荡子，变得没有深度、百无聊赖、无情无义，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变成了这样无聊的人。男孩子会成为闺房英雄，让女孩心碎的专家；而女孩子则会变成卖弄风情的女人，任何正派的男子都会本能地认为不必把她们当真。

调情是司空见惯的，还有一个现象则非常罕见，那就是有人会有意去培养认真的爱情。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是一种理想，但又不能将它等同于传统上的浪漫主义。对于人格的发展来说，及时地唤醒并有意去培养严肃认真、负责任的感情无疑具有至高的价值。这样的感情是最能抵挡那些让年轻人感到困扰的诱惑的，而且也能有力地激励人们，使之变得勤奋、忠贞、可靠。但是，完美到没有不利一面的价值是不存在的。过于理想化的关系就容易排斥他人。由于这种爱情，年轻男子会失去认识其他女性的机会，而女孩子则无法学会性爱征服这门艺术，因为她们已经得到了自己的男人。女性天生的占有欲是个很危险的东西。当男人遗憾地觉得婚前没有跟其他女性交往的经验而想在婚后予以补偿的时候，这种占有欲很容易就会变得相当可怕了。

因此，我们不能断定说这样的关系就都是理想的。有时候情况正好相反——比如，当男子或女孩子并非出于什么明智的原因、而仅仅是由于习惯使然而跟学校里的心上人同进同出的时候。不管是惰性使然、缺乏勇气，还是无力自拔，他们就是无法放弃对方。也许双方的父母觉得这是天作之合，于是这段由一时的草率开始并由惯性维系的感情得到了被动接受，成为既成事实。这种情况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只能堆积不利因素。对于人格的发展来说，逆来顺受和消极被动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阻碍了人们去体验有用的经验，去运用自己的特殊天分和品德。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一个人才能获得高尚的道德，而且道德的价值也只有在道德处于险境中时才能得到明证。仅仅是由于关在牢里而不去偷窃的小偷并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尽管父母们会慈爱地注视着这桩感人的婚事，认为孩子们体体面面的就是给自己的品德锦上添花，但这一切都是伪善和欺骗，并没有真正的力量，而且会由于道德上的惰性而逐渐凋零。

我已经粗略地概述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会碰到的各种问题，那么最后我想谈一谈人们心灵的渴望和理想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如今，一谈起爱情问题，我们就一定得谈到自由恋爱这种理想境界，其中也包括试婚。我认为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只是想把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始终棘手的问题轻描淡写而已。正如长生不老草长不出来一样，生活也不会变得轻松。只有运用必要的能量，才能克服地球引力。同样地，解决情爱的问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无用的拼凑。只有当人人都达到了最高道德境界的时候，自由恋爱才有可能。自由恋爱的想法不是为了自由恋爱的目标而产生，而只是想让困难的事情显得很容易而已。爱需要深沉和真挚的情感；没有这些东西，就不是爱，就只是任性的表现。真爱总是会忠于自己，会致力于永久的关系；真爱只是需要自由来影响其选择，而不是来自我实现。任何真正的、深沉的爱都是牺牲。爱人们牺牲了所有的其他可能，或者可以说是牺牲了存在这些可能的幻想。如果不做出这种牺牲，这些幻想就会阻碍任何有深度、负责任的情感的成长，这样这个人就会失去体验真爱的可能。

爱情跟宗教信仰的共同点不仅限于一处。爱情需要无条件的信任，希望得到绝对的服从。只有全身心屈从于上帝的人才能沐浴神恩。同样，爱情也只向那些忠贞不渝、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人展示它的最高机密。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几乎没有凡人可以声称自己做到了。但是，正是由于天下最真挚、最忠诚的爱情才是最美妙的爱情，那么不要让人把它变得唾手可得。一个在跟女子相爱时遇到困难就退缩的骑士是可悲的骑士。爱情就像上帝：两者都只把自己托付给勇敢的骑士。

对于试婚，我也要给予同样的批评。男人会以尝试的形式走入婚姻，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有所保留；他们想确保自己不会引火烧身、不会有失去任何东西的风险。但这也是让人无法体验任何真实经验最有效的方法。浏览一本旅游书是没法让你体验极地冰川的可怖之处的，你也不可能通过电影去爬喜马拉雅山。

爱情不是廉价的——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把爱情变得廉价。我们所有的不良品德，唯我、怯懦、世故，所有这些东西都会阻止我们对爱情当真。但是，只有当我们把爱情当真的时候，爱情才能赐予我们回报。现在有人在谈起性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它跟爱情是两码事，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一大不幸。这两个问题是无法分开的，因为当存在性问题的时候，只有通过爱才能予以解决。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法都是有害无利的替代方法。仅仅被当作性的性是野蛮的，但被当作爱的表达的性则是神圣的。因此，永远不要问一个男人做的是什么，要看他是怎么做的。如果他是出于爱或者爱的精神，那么他是在侍奉神祇；不管他做了什么都由不得我们来评判，因为那都是高尚的。

我相信，通过这些话，大家已经明白我对性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没有什么道德审判的，我更愿意基于性的表达方式对它进行道德评价。

欧洲女性

你觉得你很自由？我会聆听你的主要思想，但这并不是说你挣脱了枷锁。你是不是属于那些有权从枷锁中逃脱出来的人？有人在摆脱自己被奴役地位的同时，也丢弃了自己最后的价值。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描写今日的欧洲女性简直是太危险了，如果不是盛情难却，我是绝对不会冒险一试的。对于欧洲，我们是否可以说出什么从根本上来讲很重要的东西来？每个人是否都足够客观公正？难道我们不是人人都牵涉到某个项目和实验当中，或者陷在某种蒙蔽了我们的判断力的反省当中？至于女性，难道我们不能对她们也提出同样的疑问？不仅如此，一个男性对于女性，自己的对立面，又可以有什么高见呢？当然，我指的是那种合乎实际的见解，那种脱离了性程序、没有憎恨、没有错觉、也没有理论的见解。可哪里又找得到具有如此优势的男性呢？女性总是站在男性投下的阴影当中，所以男性往往会把二者混为一谈。因此，当他们试图去修补这一误解的时候，他们又会高估女性，把她们当作天底下最可爱的东西。所以，我是带着无比的顾虑来对待这个题材的。

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今天的女性也跟男性一样处于转变过程当中。至于这一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抑或不是，还有待观看。有时候，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现在跟过去的某些时期非常类似，当时也是伟大的帝国和文明辉煌已过，匆匆走向衰败的命运已无可避免。但是，这些类似的时期具有欺骗性，因为总是会出现复兴时期。而确实越来越明显地走到一个显著位置的现象就是欧洲站到了亚洲东方和盎格鲁—撒克逊——或者是不是应该说美国？——西方之间的一个中间位置。欧洲如今站在这两个巨人之间，两者从形式上来看都粗鄙无礼，就本质而言又与对方水火不相容。两者不仅在种族上，而且在理想上都是截然不同。西方有着最大的政治自由和最小的个人自由；而在东方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在西方看到欧洲科技潮流的迅猛发展，在远东则看到所有精神力量的复苏，而在欧洲这些思潮都受到了限制。西方的力量在于物质，而东方的力量则在于理想。在欧洲人的世界里，这两大对立力量的搏斗是在运用于科学的智力领域当中进行，通过战场和欧洲人存款余额状况得到表现。而在女性看来，这种斗争是一种心理冲突。

探讨现代欧洲女性之所以出奇的困难，也在于我们描述的肯定是一个少数群体。正确地说，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欧洲女性”。或者说，现在的农妇是不是不同于她们一百年前的先辈？事实上，很大一部分人都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活在当前，参与到了当下的问题。我们会谈到“女性的问题”，但是又有多少女性有问题？就欧洲女性的总数而言，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生活在当今的欧洲；这些人都居住在城市里，属于——谨慎地说——女性当中更加复杂的人。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清晰地表达任何一个年代在当时的精神。在四、五世纪，只有极少数基督徒多少理解了基督教的精神，而其他人实际上还都是异教徒。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进程在城市当中是最为激烈的，因为它需要聚集许多人才有可能创造文明。从这些聚集的人群开始，文化逐渐向落后的小群体蔓延。因此，我们只有在大的中心地区才能找到当下，也只有在大中心地区才会碰到“欧洲女性”，即那些表现了当代欧洲社会面和精神面的女性。离这些大中心越远，我们越会觉得自己退落到历史当中。在偏远的阿尔卑斯山谷里，我们会碰到从来没有见过铁路的人。在同属于欧洲的西班牙，我们会回到一个甚至连字母都没有的黑暗的中世纪。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或者说处于相应阶层的人，他们并没有生活在我们的欧洲，而是活在1400年的欧洲，他们的问题也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从前的年代的问题。我分析过这些人，当时我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并不缺少历史浪漫的氛围。

“当下”是铺在大的文明中心之上的一个薄薄的表层。这个表层薄如蝉翼，很多事件都已表明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沙皇时代的俄国就是如此。但是，一旦它获得了一定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谈到文明和进步，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时代特有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有一个当下，有女性生活在这个当下，受其问题之苦。我们可以谈论这些情况，也只能谈论这些情况。那些满足于中世纪生活的人不需要当下及其实验。不过，当下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可能再次回归过去而无须承受巨大损失。这种回归往往根本就毫无可能，即使这个人准备做出牺牲也是如此。当下的人必须为未来努力，而让别人维护过去。因此，这些人不仅仅是建造者，他们也是毁灭者。他们和他们的世界都变得模棱两可、令人生疑。历史展示给他们的方法和给予他们的问题都不足以满足当下的需求。所有过去的、舒适的方法都被挡住了，新的道路被开辟，前所未有的新危险出现了。众所周知，我们绝不可能从历史那里学到什么，关于当前的问题，历史往往不能给我们任何启迪。我们必须不带任何假设，而且不幸的是还往往要不含任何虔诚之心地去另辟蹊径。唯一无法完善的只有道德，因为对传统道德的改变从定义上来讲就是不道德的。这句警句带着一个锋口，它划破了许许多多的革新者的小腿。

当前的所有问题构成了一个互相缠绕的结，让人无法把某一个问题分割出来，独立于其他问题单独处理。因此，不提到男性和男性世界的话，就不存在“欧洲女性”的问题。倘若这个女子已为人妻，那么她通常在经济上要依赖于其丈夫；倘若她未婚，是自谋生存，那么她从事的是一项男性设计的工作；又除非这个女性已经打算要舍弃自己所有的情欲生活，否则的话同样她会跟男性产生某种重要关系。从无数的方面来看，女性都跟男性的世界绑在一起，不可分开，因此她们跟男性一样要面对男性世界中所有令人震惊的事情。比如，战争对女性的影响就跟对男性的影响一样深刻，女性必须跟男性一样去适应战争的后果。大家都可以看出来过去这二三十年间的动荡对男性世界的意义；我们每天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出来。但对于女性的意义就没有这么显而易见了。女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不是一个明显的重要因素。如果她们是的话，她们在男性的视眼中就会更加突显，就会被视为对手。有时候女性也会被视为这样的角色，但可以说这时候她们是被当成不巧成为女子的男人而已。但是，因为一般而言女性的位置是紧邻男性的旁边，这一边只会感觉、没有眼睛也并不想看见，所以女性似乎成了一个无法穿透的面具。男人们不必走近这个面具，就可以推测到——实际上看到——面具后面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东西。一个人总以为别人的心理跟自己一样，这一根本事实将使其无法对女性心理产生正确的了解。这种情况还得到了女性本身的潜意识和消极心理的纵容，尽管从生理角度来说这些东西可能很有用；女性会让自己接受男性所推测的感觉。当然，这是人类一个普遍的特征，但对于女性它会导致一个尤其危险的转折，因为从这个方面来说她们并不天真，而且她们往往都会有意让自己去相信男性。把自我和自己的意志隐藏起来符合女性的天性，这样她们就不会对男性造成任何障碍，可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女性存在的意图。这是一个性模式，但它对于女性心理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保持一种包含隐秘目的的被动态度，女性帮助男性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并以此把他们控制在手中。同时，女性也会陷入自己的圈套中去，因为给别人挖坑的人自己总会掉进去。

我承认，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令人不太舒服，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更加抒情的调子来弹奏。但是任何自然的事物都有两面，如果要了解某个东西，就必须既看到光明的一面又看到阴暗的一面。

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女性已经开始从事男性的工作，开始投入政治、进入一些委员会等等。当我们对此进行观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女性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打破纯粹的由潜意识和被动构成的女性性模式，她们让自己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社会成员，以此对男性心理做出妥协。她们不再躲在某某夫人的面具之后，不再热切地渴望让男性去实现自己所有的愿望，当事情不如她们所愿时也不再让男性为此付出代价。

这是走向社会独立的一步，是对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必然反应，但它本身只是一个征兆，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事情。当然，这些女性自我牺牲的勇气和能力是令人赞叹的，只有瞎子才会无视这种种努力所产生的好处。但是谁也不能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女性从事男性的工作、像男人一样学习、工作，如果我们不能直接说这有害于其天性的话，也完全可以说是不完全符合其天性的。她们做的是那些男人不太可能会做的事情，除非这个男人是中国人。比如说，男人能去当护士吗？能去管理幼儿园吗？当我提到伤害的时候，我所说的不单单是生理上的伤害而已，而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心理上的伤害。为了心爱的男子，女性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这是她们的一大显著特征。但是，出于对某个东西的爱而取得辉煌成就的女性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有所成就实际上并不符合女子的天性。爱上某个东西是男性的特权。不过，由于我们人的天性当中既有男性因素，又有女性因素，因此男性可以以自己的女性部分来生活，而女性也可以以自己的男性部分来生活。但不管怎样，男性身上的女性因素只会存在于不显眼的幕后，同样地，女性身上的男性因素也会如此。倘若一个人让生活在自己幕后的异性在现实中生活，那么这个人的真正个性就会受损。男人就应当活得像个男人，女人就应当活得像个女人。由于靠近潜意识，因此男女两性中的异性因素始终是相当危险的。很典型的是，潜意识对意识心灵的影响甚至会带有异性的性质。比如说，灵魂（阿尼玛，心灵）就具有女性特征，它能对具有男性特征的意识进行补偿。原始人当中的神秘指令就完全只与男性有关，这跟天主教里的神甫基本相符。

潜意识的直接存在会对意识过程产生神奇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潜意识心怀害怕甚至恐惧的原因。这其实是意识心灵有意的防御反应。异性因素具有一股神秘的魅力，其中夹杂着惧怕，或许甚至还有厌恶。正因为如此，它的魅力才格外地吸引人，让人迷恋。即便是这种异性因素并不是装扮成女性的样子，从外界让我们直接接触到，而是作为一种心理影响来自我们的内心，比如通过引诱我们耽于某种情绪或情感当中的形式，它的魅力也依然如故。不过此类的例子并不适用于女性，因为她们的情绪和情感并不是直接从潜意识中而来，而是为女性本质所独有。因此，女性的情绪和情感决不会是纯真无瑕的，而是掺杂着某种没有承认的目的。对女性而言，来自潜意识中的东西是某种观点，它只会对情绪产生间接影响。这些观点会主张自己是绝对的真理，它们越是不接受意识的批判，就越是固执、越是无法更改。就像男性的情绪和情感一样，这些观点也是朦朦胧胧的，而且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也很少会对它们予以承认。实际上，它们都是集体性的，具有异性的特征，就好像是男性，比如说父亲的看法一样。

因此，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实际上这也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对于那些从事男性职业的女性来说，她们的心理实际上是受到了其潜意识中的男性气质的影响，这种影响她们本人是察觉不到的，但她们周围所有的人却都一目了然。她们会形成一种僵化的、以所谓的原则为基础的知性，用一整套论据来支持这些原则，但这些论据总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让人不胜其烦，她们也总是给问题无中生有地添油加醋。潜意识的推断和观点是女性最大的敌人；她们甚至能产生近乎魔鬼般的激情，这不仅让男性感到恼怒和厌恶，也给女性自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为这种激情会一步一步地扼杀掉其女性气质的魅力和意义，将其赶到幕后的背景当中去。自然而然地，这样的发展最终只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分裂，简而言之，也就是神经症。

当然，事情也不一定就必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实际上，在达到这种程度很久之前，女性在心理上的男性化过程就产生了不良的结果。这些女性或许会跟男性志同道合，但她们不会了解男性的情感。其中的原因在于：这些女性的阿尼姆斯（也就是她们男性化的理性，当然这不是真正的理性！）已经中断了她们通往自己情感的通道。这样的女性甚至会变得性冷淡，以抵御与其男性化心理相对应的男性化性欲。又或者，假如这样的防御反应没有奏效的话，她们就会产生一种更具有男性特征的攻击性的、紧迫的性欲形式，而不是女性那种接受型的性欲。同样，这样的反应也是一种带有目的的现象，想要毕其主要力量来搭建一座桥梁，通往心中那个缓缓消失的男性。第三种可能性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受到推崇，那就是在同性恋关系中选择担当男性的角色。

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阿尼姆斯产生明显的吸引力，女性就有一种特别的需求，必须跟异性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处于这种境况中的女性完全清楚自己的这种需要，于是聊胜于无地走入婚姻。这就产生了时下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婚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地令人痛苦。

在传统上，男性总是被视为是破坏婚姻的一方。这种说法来自久远的过去，因为那时候男性还有闲暇时间来用各种娱乐方式打发时间。但是，到了今天，生活已经给男人提出了这么多要求，像唐璜这样的贵族浪子就只能在剧院里看到了。男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恋安逸和舒适，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神经衰弱、性无能和安乐椅的时代。我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翻墙爬窗、去跟人决斗。倘若真要发生什么通奸的话，也必须不能太过于棘手。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代价是不能太大的，这样红杏出墙的冒险也只能稍纵即逝了。今天，对于婚姻这种机构，男人是彻底害怕会破坏到它。他们坚定地相信必须要悄无声息地行事，因此他们才会支持嫖娼卖淫。在中世纪，妓院林立，嫖娼是不受限制的。我敢担保，跟现在相比那时候的通奸肯定更加常见。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婚姻应当比过去更安全。但在实际上，人们才刚刚对婚姻进行探讨而已。当医生开始著书立说、建议人们要怎样才能实现“完美婚姻”时，这是否是个不祥之兆？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确实，现在的婚姻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在美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婚姻都以破碎告终。而且最奇特的地方在于，这一次，有罪之人不再是男人，而是女人。女性成了感到怀疑、缺乏稳定感的人。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战后的欧洲出现了大量的未婚女性，其数量简直是触目惊心。倘若这个角落没有发出任何的反应，那也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痛苦的堆积不可避免会产生严重后果。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里或那里有几十个老处女，她们自己不想结婚，或者迫于形势而没有结婚了；问题是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老处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立法和社会道德是无法给出答案的。那么，教会是否可以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我们要不要建一些巨型的女修道院，好让这些女性住进去？又或者，我们是不是要对嫖娼卖淫多一些容忍？很显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罪人，而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她们不能让警察去处理自己的精神要求。她们只是想要结婚的正派女性而已，如果婚姻得不到，那么给她们另外一个差不多的好东西吧。提到爱情的问题，法律、机构、理想这些东西对于女性的意义根本不像以前那么重大。如果事情无法直线前进，那么就只能弯曲而行了。

在公元纪元之初，意大利有五分之三的人口都是奴隶，是没有权力的动产人。所有的古罗马人都被奴隶团团围住。奴隶及其心理在古意大利泛滥成灾，每一个古罗马人在内心里都成为了奴隶。因为长期不断地生活在一个奴隶的氛围下，古罗马人也受到了奴隶心理的传染。没有人可以抵挡住这种无意识的影响。即便是到了今天，欧洲已经是高度发达了，但欧洲人一旦生活在非洲的黑人当中，他们就会受到黑人的影响；黑人的心理会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些欧洲人的心中，让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成为黑人。这是无法与之抗争的。在非洲，人们对此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技术表达方式：“变黑”。英国人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在殖民地出生，即便他的血管中流淌着最高贵的血液，他也“略微低人一等”。其实这也不单单是势利而已，这种观点可以得到许多事实的支撑。

奴隶影响造成了一个直接结果，那就是人们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忧郁和对拯救的渴望，这在罗马帝国时代非常普遍，维吉尔第四首《牧歌》中就对此就作了异乎平常的表现。可以说，基督教就是起源于古罗马的贫民窟，因此尼采称之为“奴隶的道德起义”。基督教爆炸式的传播就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反应，它把最低层奴隶的灵魂放到了一个跟神圣的恺撒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世界历史上，类似的心理补偿过程也重复出现过，虽然意义也许没有这么重大。不管什么时代，只要产生了社会上或心理上的庞然怪兽，某种补偿就会随之而来，无视所有法律和期盼的存在。

在今日欧洲，同样的事情也正发生在女性身上。她们有太多得不到允许的东西，有太多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在潜意识中积聚起来，迟早会产生影响。秘书、打字员、售货员，这些都是这个过程的代理，而削弱婚姻的影响力则通过不计其数的秘密渠道偷偷施展开来。因为所有这些女性的愿望都不是想寻找性刺激，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个，而是嫁为人妻，所以，那些拥有这种幸福的人必须要遭到放逐，一般当然不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而是通过那些沉默的、固执的愿望。我们都知道，这种愿望是具有魔力效果的，就像蛇一动不动地注视一样。女人从来都是这样的。

对于这一切，已婚女性是抱持怎样的态度？她们还是坚持以前的观念，即认为男人是罪人，他们总是随心所欲地招蜂引蝶，等等。这些过时观念的力量支撑着她们，让她们更加密密麻麻地把自己包裹在自己的嫉妒之中。但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罗马贵族、皇宫的高墙厚土，这些都无法把奴隶传染挡在门外。同样地，没有女性可以逃脱那个秘而不宣的强烈氛围，这或许是她们自己的姐妹们给她们制造的氛围，是一种她们从未经历过的令人窒息的生活氛围。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是一股毁灭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股力量虽然相当温和，但却是无法抵挡的。结果就是这样：已婚女性对婚姻产生怀疑。而未婚女性想要得到婚姻，因此她们是相信婚姻的。同样地，男性也相信婚姻，因为他们贪恋舒适，他们感性地信任机构，机构对男性来说总是很容易变成情感的对象。

由于女性在感情问题上必须讲求实际，因此我们不应当忽略某个事实。那就是避孕措施的可能性。孩子是人们对婚姻维持负责态度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原因消失了的话，那么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生。这对于未婚女性来说尤为如此，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有机会缔结“近似”婚姻了。但这种想法也是伴随着所有的已婚女性的，我在《作为心理关系的婚姻》一文中指出，已婚女性是包容者。我的意识是说，她们的丈夫并没有满足、或者说没有完全满足这些女性作为个体的需求。最终来说，避孕对于广大女性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解除女性对于怀孕的恐惧、对于要照顾越来越多的孩子的恐惧。这是女性从自然束缚中的解脱，它带来了心理能量的释放，而这种释放又必然要寻求出口。只要聚集的能量找不到称心如意的目标，它就会扰乱心理的平衡。如果这些能量缺乏有意识的目标，它就会对潜意识加以强化，让人产生不确定感和怀疑。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意义重大，那就是人们开始或多或少地谈论起性的问题了。这个领域在过去人们是讳莫如深，但现在却成了科学研究和其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了。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在社会上也能任由听说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学会了更加自由、更加诚实地进行思考，也渐渐认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然而，对性问题的讨论只是一个带着几分粗俗的序曲而已，它预示着一个严肃深远的问题，也就是两性之间的心理关系问题。跟这一问题相比，所有的其他问题都是黯然失色，它让我们走进了女性真正的领地。

女性的心理是建立在爱神的原则之上，爱神是伟大的绑定者和松绑者；而自远古以来，男性所认定的统治原则却是逻各斯（理性）。用现代术语来说，爱神的概念可以表述为心理相关性，而逻各斯的概念则可以表述为客观兴趣。在普通男性的眼中，从真正意义上说，爱与婚姻这个机构是一致的，婚姻之外就只有通奸或“柏拉图式”的友谊而已。对于女性而言，婚姻根本就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人的情爱关系，至少她们愿意这么去想（由于女性的情爱并不纯真，而是夹杂着其他没有公开的动机，比如把婚姻作为攀龙附凤的梯子，因此这个原则的适用性并不是绝对的）。婚姻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一种排他的关系。只要她们有孩子、有亲人相伴，可以跟他们发展跟丈夫一样的亲密关系，女性就可以轻松自在地忍受这种排他性，不会无聊至死。至于说她们跟这些人是否有性关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她们来说性关系远远没有心理关系重要。只要她们及其丈夫都相信自己的关系是独特而排他的，那就足矣。倘若她们的丈夫碰巧是那个“包容者”，那么他们会觉得这种排他性让人窒息。又假如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妻子的排他只不过是伪善的欺骗而已，情况就越会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妻子要把时间分配给孩子和尽可能多的家庭成员，因此她们可以跟许多人维持亲密关系。但假如她们的丈夫也跟别人维持着这么多关系的话，她们便会嫉妒得发狂。不过，大部分的男性在性爱上都是盲目的，他们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把爱跟性混为一谈。男人认为，只要在性方面占有了一个女人，他就拥有了她。其实这个男人完全没有拥有这个女人，因为对于女性来说，情爱关系才是真正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关系。她们认为，在婚姻这种关系当中，性只是被扔进来的一个伴奏而已。由于从后果来说性又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是有用的。但是，当性的危险性降低的时候，它也就没有那么相关了，这时候情感关系的问题就移到了中心的位置。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女性跟她们的丈夫碰到了最为棘手的困难，因为对男性来说情感关系的问题濒临着一个令人痛苦的黑暗地区。要让男性来面对这个问题，女性必须承担受苦的负担，即男性必须是那个“被包容者”，换而言之，女性必须能够想象自己跟另外一个男性具有情感关系，这些她们就能承受内心的分裂了。如此一来，这个痛苦的问题就是属于女性的了，男人就着不用看到自己的问题了，这对他们而言可说是如释重负。在这样的情况下，男人就像一个令人嫉妒的小偷，正当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警察抓住了另外一个小偷，因此他们得以逃之夭夭，但他们其实是不配得到这样的结果的。就这样，突然之间，他们成了受人尊重、公正无私的旁观者了。在除此之外的任何情况下，男性总是会觉得谈论个人关系的问题是非常艰难、非常无聊的，就跟如果丈夫用《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中译者）来对妻子进行检验，妻子也会觉得无聊至极是一个道理。对于男性而言，情爱是一个阴影世界，把他们卷入他们的女性化潜意识当中，卷入某种“心灵”的东西当中；而对女性而言，即便她们实际上对逻各斯并不感到厌恶或恐惧，但她们也会觉得它只是一种无聊透顶的诡辩之术而已。

19世纪末，女性开始向自己的男性特征妥协，让自己成为社会世界中一个独立自主的因素；同样地，虽然不无犹豫，但男性也开始像其女性特征让步，创立了新的情结现象心理学，其中一马当先的就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至于说这种心理学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女性的直接影响——精神学家的咨询室里就挤满了女性，这个题材就需要另外一本煌煌巨作才能讲清楚了。我在这里讲的并不只是分析心理学而已，而是一般精神病理学的开端。迄今为止，从《普利沃斯特的女预言家》开始，大量的“经典”案例都是关于女性。或许是无意识地，她们不厌其烦地用最戏剧化的方式把自己的心理表达出来，因此她们向全世界展示了整个心理关系的问题。像弗劳·豪芙、海琳·史密斯、博尚小姐这样的女性，她们就像那些用灵丹妙药让奇迹创造之地名利双收的受人尊敬的人一样，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地位。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材料很大部分都是来自女性。不过这也没有本应看上去的那么不同寻常，因为女性要远比男性“心理化”。男人通常是有了“逻辑”就心满意足了。任何“心理性”、“无意识”的东西都让他们反感；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不清不楚、模模糊糊、病态的。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是事实，而不是萦绕着他们，或是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感情和幻想。女性认为，通常来说，了解男性对某个事物的看法要比了解事物本身还要重要。那些在男性眼中仅仅是没用的行囊的东西，在女性眼中统统都是重要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女性成了心理学最直接的拥护者，向心理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许多东西在女性看起来都是觉得再清楚不过了，但在男性眼中却只是发生在背景中的影子过程而已，他们甚至不愿承认这些东西的存在。但是，跟客观讨论和事实核查不同，人际间的关系会让人步入心灵的世界，步入感觉跟精神之间的紧邻领域，这个领域既包含了感觉又包含了精神，但又没有丧失自己所独有的特征。

倘若男性想要迎上女性的步伐，他们就必须进入这个领域。出于环境所迫，女性获得了一些男性化特征，因而她们才没有停留在过时的、纯粹依靠本能的女性气质里，没有孤独地迷失在男性的世界中。因此，同样地，男性也会被迫发展自己女性化的一面，张开双眼面对心灵和情爱。除非男性想要像孩子一样无望地追随女性的脚步，远远地崇拜着她们，同时又害怕随时会被她们放在口袋中带走，否则他们就无法避免这个任务。

对于爱上了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本身的人来说，中世纪式的传统婚姻就足够了，这种婚姻本身完全是一种值得称颂、久经考验，也非常有用的机构。不过，现在的男性发现，要回归到这种婚姻当中是无比的困难，对于很多人来说甚至根本就无法回头了，因为只有把时下所有的问题都挡在门外，这种婚姻才能存在下去。毫无疑问，许多古罗马人可以对奴隶问题和基督教视而不见，继续在不知不觉中幸福度日。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只跟过去有关，而跟现在毫无关系。所有那些声称自己的婚姻毫无问题的人，他们都不是生活在现在，他们也会说自己没有福气！现代人觉得婚姻简直处处都是问题。不久前，我听到一位德国学者当着几百个听众大声疾呼：“我们的婚姻都是虚假伪善的婚姻！”我对他的勇气和坦率深表钦佩。一般而言，我们不会这么直接地表达自己，只会小心翼翼地提出好建议，看可以采取什么方法，以避免玷污我们的理想。但是，男人们要注意了，对于现代女性来说，中世纪式的婚姻已不再是个理想。的确，她们不会公开自己的怀疑，她们会隐藏自己的叛逆；有个女性，她结婚了，一旦防盗门没有密不透风地紧紧关闭，她便会觉得特别不方便；还有个女性，尚未婚嫁，由于太纯真了，她根本无法直面自己的倾向。但不论所属情况怎样，由于她们刚刚获得男性特征，因此她们两人都不可能再相信传统的婚姻形式（“丈夫是你之主人”）了。男性特征意味着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意味着这个人会采取必要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言而喻，一旦一个人学会了这样的东西之后，如果想要忘记它，就必然会给自己造成巨大的心理损失。女性通过掌握这种知识获得了独立自主和批判性判断力，这些东西都是积极的价值观，而女性对它们的感觉也正是如此。女性再也离不开这些价值观了。男性也同样如此，通过艰辛的努力，他们对自己的心灵产生了非常必要的女性化见解，而这往往是以极大的痛苦为代价的。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这些见解了，因为他们完全彻底地意识到了自己所获之物的重要意义。

初见之下，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男子和这样的女子正好可以组成“完美婚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正好相反，他们马上就会产生冲突。这些女性刚刚找到自信，她们想要的决不是取悦男性，而男性在自身发现的情感也丝毫不讨她们的喜欢。双方在自己身上找到的东西都不是品德或什么内在价值，而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劣的东西。如果人们把它们理解为个人选择或个人情绪的结果的话，确实还可以对它们加以严词谴责。事实上，通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女性的男性特征和男性的女性特征是比较低劣的。令人遗憾的是，男女人格的全部价值要因为某些价值稍低的东西而遭到玷污。但另一方面，阴影是属于人格的整体的：铮铮铁汉肯定也有软弱的地方，聪明之人必定有愚蠢之处，否则这个人就太完美了，变得不够真实，显得拿姿作态、虚张声势。不是有这样一个古老的真理吗：女人爱上的是铁汉身上的脆弱，而不是他的一身力气，她们爱的是聪明人身上的愚蠢，而不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女人的爱是想得到男人的整体，不仅仅是男子气概，还有它的对立面。跟男人不同，女人的爱并非情绪，而是一种意志，这种意志有时候会令人恐怖地不带任何感情，甚至会迫使女性做出自我牺牲。被女人这么爱着的男性是无法逃脱自己低劣的那一面的，因为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现实来回应对方的爱的现实。这种现实并非是美丽的假象，而是忠实无误地反映了把整个人类连在一起的永恒人性，反映了我们大家所共享的人类生活的高度和深度。在这个现实中，我们不再是差异化的人（英语中人的词根就是面具的意思），而是意识到了我们拥有共同的人类纽带。在这里，我撕下了我自己人格的独特性，包括社会上或其他方面的独特之处，直接面对时下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由我而来，或者至少我是愿意这么想的。在这里，我不再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我感觉、我知道自己是许多人中的一个，打动许多人的东西也同样会打动我。拥有力量，我们就是独立的人、孤独的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处于软弱之中，我们就要依靠别人，就无法动弹，就会无可奈何地成为命运的工具，因为这时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物种的意志。

从表面的两维世界、个人世界的角度来看，两性通过相互同化所获得的是一种劣性，如果从个人要求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不道德的主张。但是，它对生命和社会真正的意义在于：这是对个人孤立和明哲保身的克服，目的就是为了积极参与解决时下的各种问题。因此，如果说今日的女性通过精神独立或经济独立有意或无意识地松开了婚姻纽带的内聚力的话，这并非她们个人意志的表达，而是物种意志的表达，这种意志让个体女性成为了其工具。

婚姻这个机构极其宝贵，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宗教信仰者甚至把婚姻视为一桩圣事，因此我们很可以理解：当这个机构变得衰落时，人们会觉得极不可取，甚至会觉得是骇人听闻。在我们理想的和声中，人类的不完美一直都是一个不和谐的音调。不幸的是，没有人生活在我们所渴望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善跟恶相互冲突，彼此毁灭；如果不弄脏双手，就无法大破大立。但往往是事情一旦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就总会有人跳出来安慰我们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然后赢得满堂喝彩。我要重申，一个人如果这样生活，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个人就不是生活在当下。除非环境施加了尖锐的压力，彻底毁灭了所有“心理”问题的迹象，否则只要我们真的用挑剔的眼光去检视婚姻，我们就会发现婚姻处于衰败之中、并在悄悄断裂的症状，会发现“婚姻问题”各种各样，既包括了无法忍受的情绪，又包括了神经症和通奸。遗憾的是，人们并不能效仿那些依然能忍受这种婚姻、停留在无意识中的人；他们的例子并没有多大的感染力，无法诱使更有意识的人再一次滑落到简单的无意识水平。

至于那些不愿意生活在当下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多的，他们就必须相信婚姻这个理想，继续坚持这个理想，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个宝贵理想仅仅只是破灭，但又没有更好的东西来取代它，那么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即便是那些犹豫是否要步入婚姻的女性，她们也不敢公开挑衅这个理想。不过，至少她们不会向那个知名女作家学习。在尝试了五花八门的实验之后，这个女作家最后还是搬进了婚姻这个避风港，认为婚姻就是最好的答案，而所有那些没有获得婚姻的人要对自己的错误反复深思，在虔诚的克己禁欲中度过余生。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婚姻没有那么简单。她们的丈夫在这其中应当也有一席之地。

只要法律条款清楚地说明通奸到底是什么，女性就始终会心存怀疑。我们的立法者真的知道“通奸”是什么吗？他们给出的定义是否就体现了最终的真相？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对女性来说唯一重要的角度，这个定义是个糟糕透顶的错误，跟男人为了把情爱的问题编入法律而精心编造的其他东西如出一辙。对于女性来说，“婚姻不当行为”、“婚外性行为”、“配偶欺骗行为”，或者其他听起来没有这么肃然的套话，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在性爱问题上目蔽耳塞的男性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又得到了那些刚愎自用的女魔头的附和，但它们跟爱其实毫不相干。只有绝对相信传统婚姻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才会做出这么毫无趣味可言的事情，这跟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真的会亵渎神明是一个道理。打一开始就怀疑婚姻的人是不会侵犯婚姻的；对于他们而言，婚姻的法律定义完全无效，因为，就跟使徒保罗一样，他们觉得自己不受法律管辖，他们处于爱的更高水平。但是，不管是出于愚蠢、诱惑，或者仅仅是劣根性使然，由于信奉法律的人却常常擅越自己的法律，因此现代女性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也不属于这个范畴。从传统的角度来说她们是属于的，对这一点她们必须要非常清楚，这样才能打破自己体面光鲜的神像。从词义上来说，“体体面面”就意味着要让别人看到自己；一个体面的人必须符合众人的期待，要戴上理想的面具，简而言之，要是个骗徒。“行为端正”不是欺骗，但当体面对心灵造成压抑、压抑了上帝赋予的人的精髓的时候，那么人就成为上帝口中的伪君子了。

现代女性逐渐意识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只有处于爱的状态中，她们才能取得能力范围内的最高成就，最好成就。这一认知又促使女性认识到爱是处于法律之外的。她们的体面对此进行反抗，而这很容易被人等同为舆论的反应。但其实舆论是没有这么邪恶的，更糟糕的东西是女性血液中流淌的舆论。这种舆论就像来自她们内心的声音，像良知一样，这就是让她们未越雷池的力量。她们没有意识到，爱情，她们最个人化、最宝贵的财产，会令她们跟历史产生冲突。她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简直是不可想象、荒谬可笑的。但是，说到这个问题，又有谁充分意识到了历史不是待在厚厚的书本里，而是生活在我们的血液中的呢？

只要女性延续着过去的生活，那么她们就不会跟历史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她们遇到历史惯性毕其全力进行冲击，她们马上就会开始偏离统治着过去的文化趋势，虽然可能只是稍稍地偏离而已。这给女性造成出乎意外的震动，也可能会伤害到她们，甚至造成致命的伤害。她们的犹豫和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她们屈服于关于爱的法律，她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令人沮丧，让人高度存疑，因为其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淫荡和堕落；不仅如此，她们实际上还要面对两股普遍力量的夹击：历史惯性和神圣的创造冲动。

那么，谁可以对女性的犹豫说三道四呢？人人都想坐享清福，而不是陷入到这个无望的冲突中去，看自己是否要去创造历史。难道不是吗？这一切归根究底就是这个问题：为了创造历史，人们是否准备好了去破除传统，成为“非历史”的人？一个人要创造历史，就要愿意为此付出一切，愿意直到最后一刻都用自己的生命去做实验，愿意宣布自己的生命不是过去的延续，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简单的延续留给动物就可以了，但开创是人的专利，是唯一可以让人为之自豪的东西，把人往上提升、脱离动物的东西。

毫无疑问，今天的女性深深地关注着这个问题。她们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文化趋势：彻底生活的冲动，对于意义和成就的渴望，以及对于毫无意义的片面性、无意识的本能性和盲目的偶发性的日益厌倦。现代欧洲人的心灵还没有遗忘上次战争的教训，虽然其中不少已经从他们的意识中驱逐出去了。男性正开始领悟到只有精神才能赋予生命最高意义。跟他们一样，女性也越来越认识到，爱情本身就可以给予她们所有的声望。双方都寻求建立心理关系，因为爱情需要精神，精神也需要爱情，这样才能实现各自的圆满。

如今，女性从婚姻当中感受不到真正的安全感，因为，当她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感情上和思想上都在追逐别的女性的时候，当她们知道丈夫只是由于太过于算计或者是过于胆怯而不敢追随其他女人而去的时候，丈夫的忠贞又有什么意义？当她们知道自己也只是在利用忠贞来攫取合法的占有权、只是在扭曲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她们自己的忠贞又有什么意义？她们跟精神、跟爱情有一种更为坚贞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人类的弱点和不完美。这些弱点和不完美是令人痛苦的障碍，或者说是令人错愕的偏离，但女性或许会发现：对它们的诠释要基于其二元本质。就是这样，人们一步一步地被引导到了人的低级水平，如果个体放弃其个人独特性的话，他们最终便会走入潜意识的泥沼。但是，如果个体坚持自己的独特个性不放，并且同时让自己下降到人类尚未差异化的群体中去，他们就会破天荒地体会到自我的意义。除此之外，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人从个人差异化的内心孤立中解脱出来？人又怎样可以建起一座心理桥梁，跟其他的人相通？那些高高站立、乐善好施的人，他们由于其高风大德是与人类相隔离的。这些人越是忘我，越是舍己为人，他们在内心中就与人类越是疏离。

“人”这个字听起来是非常美妙的。但是，对这个字有了正确的理解之后，它听起来就不会这么美妙、这么品德高尚、这么聪明睿智了，而仅仅只会是中等偏下而已。这是通往“最丑陋的人”，也就是真实的人的一步，是查拉图斯特拉所无法迈出的一步。我们对这一步的抵触，我们对它的恐惧，这些都显示出我们自己的深度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切断人的深度绝对不是办法，这只会是假象，是从本质上误解其意义和价值。因为，哪里只会有高度而没有深度，哪里又会有投不下阴影的灯光？所有的善都会遭到恶的反对。伽坡加德说：“谁也无法从未曾犯下的罪孽中获得救赎。”对于所有想要有所理解的人，这是一句深刻的警语；对于所有那些想要得出错误结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缘。深深隐藏在我们内心中的不单单是一个追逐享乐的托词而已，而是我们所恐惧的东西，因为它要求发挥自己的作用，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有意识，也更加完整。

在这里，我谈的不是年轻人，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所不应当知道的，我指的是更为成熟的人，他们的意识由于生活的阅历已经得到了扩充。没有人可以从当下着手，每个人都必须慢慢地步入当下，因为我们有的只是过去，而没有当前。年轻人还没有获得过去，因此他们也不会有当下。他们没有创造文化，而只是仅仅存在而已。创造文化是饱经沧桑者的专利，因为他们已经穿越了生命的中线。

令人发指的野蛮战争已经把欧洲人的心灵撕得粉碎。当男人开始着手修复外表的毁损时，女人就跟以前一样，开始无意识地治疗内心的创伤，为此，她们需要一种心理关系，这是她们最重要的工具。但是，这种关系最大的阻碍，就是中世纪式婚姻的排他性，因为这让婚姻变得完全是个多余。就跟道德的前提是自由一样，只有当人与人之间存在心理距离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心理关系。因为这个原因，女性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倾向，其目标是要松开婚姻的结构，但并不是毁灭婚姻或者破坏家庭。那种破坏不仅不道德，而且完全是对女性力量的病态滥用。

要描述女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不可胜数的方法，我们可能需要成卷成卷的案例材料。就像大自然一样，女性的方法都是迂回的，不会表明自己的目的。对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女性会通过情绪、情感的爆发，观点和所有目标一致的行动，目的明确地予以回应。对于无视情爱的男性来说，女人表面上是没头没脑、心狠手辣、冷血无情的，这些都让他们无比地苦恼。

女性的迂回手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无望地损害她们的目标。这就是女性渴望拥有更大意识的原因，因为这会帮助她们表明自己的目标，点明目标的意义，从而避开本性的盲目活力。在其他的时代里，应当是众所信奉的宗教来向女性点明她们的最终目标何在；但是，在今天，宗教回归到了中世纪，回归到了毁灭灵魂的无关联性，而无关联性就是所有令人恐怖的战争暴行所产生的根源。留给上帝的灵魂太多，而留给人的灵魂则太少。但是，如果人的灵魂在饥馑中奄奄一息，那么上帝的灵魂也无法长盛不衰。女性的心灵回应着这种饥馑，因为爱神的职能就是把逻各斯所撕裂的东西缝合起来。女性在今日面临着一个无比艰巨的文化任务，或许这就是新时代的曙光。

心理学对现代人的意义

要把心理学的意义告诉普通大众，我总觉得是件不寻常的难事。早在我还在精神病医院当医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很不容易。像所有的精神科医生一样，当时我发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那就是对于精神健康和疾病拥有充分观点的人不是我们，而是大众，他们知道的总是比我们还多。他们会告诉我们，那个病人并不是真的在爬墙，其实他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还有他认得自己的亲人、他不是真的有病，而只是有点沮丧或者有点兴奋，精神科医生说这个人有这个病那个病完全是一派胡言。

这种司空见惯的经验把我们带到了真正的心理学领域，但在这里情况就更糟了。每个人都认为心理就是他自己最清楚的东西——心理始终就是他的心理，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且到一定时候他的心理就是大家的心理。人们本能地推断自己的心理状况是一种普遍状况，从本质上来说每个人都跟别人差不多，也就是说跟他们自己差不多。丈夫会这样去推断妻子，妻子也会这样推断丈夫；父母这样推断子女，子女也会这样推断父母。似乎人人都拥有最直接的渠道能够了解自己的内心，都对自己的内心了如指掌，能够就此提出看法；但他们自己的心理其实成了一种人人适用的多样性的母心理，让他们以为自己的情况就是普遍规律。当这个规则很显然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时候——当他们发现有人真的跟他们完全不同的时候，他们会吓一大跳，甚至感到恐怖。一般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心理差异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至于吸引力就更谈不上了，他们只是会觉得这是令人不快的、难以忍受的缺陷，或者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错误，必须予以谴责。这种明显的差异简直令他们痛苦，它就像是对自然秩序的违犯、像是必须速速予以弥补的弥天大错，又像是应该接受相应惩处的罪行。

众所周知，有些得到广泛接受的心理学理论就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即无论何地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因此可以忽略环境的不同而用同样的方法来阐释一个人的心理。这些理论假设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单调性，但这一单调性却受到了一个事实的反驳：即个人的心理差异确实存在，而且还有着几近无穷无尽的变化。不仅如此，其中有一种理论用性本能来解释整个心理现象世界，而另外一种理论则用权力冲动来进行解释。这种悖论的结果就是两种理论都越发僵硬地坚持自己的原理，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倾向，想把自己树立为有且唯一的拯救源泉。双方相互否认，如果要问这两种理论哪一种正确，那等于白问。然而，尽管这两种观点的支持者都竭尽所能地忽略对方的存在，这些策略并没有帮助到矛盾的解决。不过，其实这个谜题的答案非常的简单。答案就是这样：两种理论都描述了与其支持者类似的心理，从这个角度而言，两者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用歌德的话来说，它“与它能理解的灵魂相匹配”。

回到我们的主题，让我们更加仔细地想一想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几乎无法根除的成见，认为人人都跟他们自己差不多。虽然理论上大家都承认是有可能存在心理差异的，但实际上人们总是会忘记别人跟自己不同：他们的想法会不同、感觉会不同、看法不同、想要的也是不同的东西。我们看到，甚至科学理论也会以这个假设为前提：即让每个人夹脚的都是同一个地方。除了心理学家们这些好笑的内讧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社会和政治特点的人人平等的假设，这些假设就更加严重了，因为它们完全忘记了个体心理的存在。

我不想让自己毫无目的地受到这些狭隘短见的困扰，我只是奇怪这些观点为什么会存在，我想要知道可能的原因。这种疑问让我开始研究原始人的心理。很久以来，有一个现象让我印象很深刻，那就是那些心怀成见、认为心理都是一致的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真和幼稚。在原始社会，我们实际上发现这种假设不仅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且还延伸到了所有的自然物体，动物、植物、河流、山林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人的某些心理，甚至于树木和石头都可以说话。有些人显然并不符合这个普遍规则，他们被尊为巫师、巫婆、头领、巫医。同样地，动物里面也有草原狼医、鸟医、狼人等等。只要动物的举动不同寻常、破坏了被大家所默认的一致性假设，它们就会被冠以尊称。原始人的心理框架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没有充分差异化的意识的，现在的成见显然就是这种心理框架的残余——不过也是很有威力的残余。个人意识和自我意识是人类发展过程当中晚期的产物，其原始形式就仅仅是集体意识而已。在今天依然存在的原始社会里，这些意识的发展往往都是十分落后，以至于许多部落都甚至不给自己取个名字，把自己跟其他部落区分开来。比如，在东非，我碰到有个部落就简单地把自己叫做“在那里的人”。原始的集体意识一直存活在我们的家族意识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除了说自己叫什么什么名字之外，一个家庭的成员往往对自己就再没有什么好形容的了——而相关的人好像对这一点也十分地满足。

不过，个人可以互换的集体意识还不是最低级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已经表现出来一些差异化的迹象。对于最低级、最原始的意识层次，我们会看到一种笼统的或者宇宙的意识，它完全意识不到主体的存在。这个意识层次只有事件，没有行动的人。

在意识的原始暗夜中，“我”和“你”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每个人的思维、感觉和行动方式都一样。因此，我们那种自己喜欢的事别人肯定也会喜欢的假设显然就是来自那时的遗迹。不过，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表现出某个人的想法不同，那么马上就会出现骚动。没有什么东西比不寻常的事情更能令原始人惊慌失措了；他们马上就会怀疑这件事有危险、有敌意。原始人的反应也在我们的身上复活了：当看到有人跟我们的信仰不同时，我们马上会有多么生气！当有人厌恶我们的审美观时，我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我们依然迫害着那些跟我们的想法不同的人，我们依然试图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想要让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皈依宗教，以把他们从无疑在等待着他们的地狱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们都深深地恐惧于只有自己在坚持自己的信仰。

人人心理均等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它来源于人对自己的原始潜意识。远古时期没有个人意识，只有集体心理，个人意识逐渐地从集体心理中出现，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个体意识的存在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它必须不同于其他人的意识。我们可以把意识发展过程比喻成一枚火箭，它从黑暗中升起，又消失在五颜六色的群星当中。

作为一门实验科学，心理学的起源很晚。这门科学只有50年的历史，因此还处于襁褓之中。心理均等的假设使得心理学无法更早出现。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任何不同的心理都有多年轻。它刚刚从一场大觉中醒过来，缓缓地、笨拙地去认知自己的存在。认为我们已经获得了什么很高层次的意识，这种想法是一个错觉。我们现今的意识还只是个刚刚学会说“我”的小孩。

发现人们的心理是如此大相径庭，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经历之一。如果说心理的集体均等不是原始人当中的情况，不是所有个体心理的起源和基体，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觉。事实上，尽管我们有个人意识，但毫无疑问的是心理集体均等的情况会继续作为集体意识而存在——成为让自我在上面像船一样行驶的海洋。同样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从未丢失过原始心理世界中的任何东西。大海会把无垠的舌头伸到各个大陆，像岛屿一样舔食着它们。同样地，我们的原始潜意识也会挤压我们的个体意识。在发生精神疾病的大灾难的时候，大海的风暴潮会汹涌地淹没小岛，把它们吞回深不见底的海中。在产生精神症障碍的时候，至少会出现崩堤，肥沃的低地会被洪水化为废土。神经症患者都是住在海边的人——他们最容易受到大海的威胁。所谓的正常人都住在内陆，住在比较高、比较干的地方，靠近平静的湖泊和溪流。不管潮水有多高也冲击不到他们。环绕大陆的海洋是那么遥远，他们甚至会否认大海的存在。事实上，当一个人完全认同于自我时，他会丢弃把人类绑在一起的共同的纽带，把自己与其他人完全分离开来。因为没有人想跟别人完全一样，所以这种现象是常常会出现的。不过，对于原始的自我主义而言，一个例行的原则是要改变的绝对不是“我”，而只可能是别人。

暗藏凶机的潜意识海洋包围着个人意识。我们的意识看上去稳定而可靠，但实际上它是个极其脆弱的东西，其基础也非常不安全。往往情绪稍有激动，就能打破意识敏感的平衡。我们的表达方法就显示了这一点。我们会说一个人“气得发疯”，这个人“完全忘了自己”、“认不出他了”、“鬼上身”等等。一个人让什么东西“吓得魂飞魄散”、“逼得发疯”，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些广为人知的说法说明我们的自我意识很容易就可以受到各种情感的干扰。这些障碍并不只会急性发作；它们通常都是慢性的，会给意识带来长久的改变。由于某些心理剧变，我们的整个存在都有可能跌回到潜意识当中，数十年地在表面消失。永久性的性格变化并不罕见。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说，有过这种经历之后，这个人成了一个“改变了的人”。这种事不仅会发生在遗传有缺陷的人或者神经症患者身上，而且也会发生在一般人的身上。由情感导致的障碍有一个学名叫分离现象，说明这是一种心理分裂。在所有的心理冲突中，我们都可以察觉到一种这样的分裂，这种分裂可以进一步发展，进而威胁到意识已遭到打击的结构，使之完全解体。

但是，即使是生活在内陆的人，生活在忘了有大海存在的正常世界的人，他们也并不是生活在一片坚硬的土地上。那里的土壤松松垮垮，大海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大陆的缝隙冲进来，把他们困在那里。原始人从自己部落的生活和自己的心理中就知道有这种危险。确切地说，这些“灵魂之险”当中最重大的就是失魂和着魔。两者都是分离现象。对于失魂的人来说，可以说是这个人的灵魂离开了身体；对于着魔的人来说，是有一个陌生的灵魂住到了他的身上，而且一般都是以让人讨厌的形式。这样的形容方式听起来可能比较奇怪，不过却确切地描述了我们今天所称之为分离现象或精神分裂状况的症状。它们不完全是病态症状，因为在正常人的身上也同样可以发现这些症状。它们的形式可以是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情绪莫名地变化、出现没有预见的情感、突然之间什么都讨厌、心理上出现怠惰等等。在正常人的身上甚至还可以看到类似于原始人的鬼上身似的精神分裂现象。同样，正常人也躲不过情感的恶魔；他们也同样会被迷恋、罪恶和片面的信仰占据身心；这些就是所有那些在他们和他们所珍爱之物之间挖出一道鸿沟的东西，也从而给他们自己的心理造成令人痛心的分裂。

跟我们一样，原始人也认为心理分裂让人羞于启齿、是一种病。只不过我们是称之为冲突、紧张或者精神崩溃。圣经故事认为动物、植物、人和上帝之间未被打破的和谐，也就是所象征的天堂，是所有心理发展的开端，并且宣称意识的第一束曙光——“你必须像诸神一样，知道善与恶”——是灾难性的罪恶，这不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对于天真的人来说，这的确是罪恶，它粉碎了统治着原始暗夜的神圣的意识统一。它是个人对上帝像魔王撒旦式的反叛，是以不和谐对抗和谐的敌对举动，是对万物彼此联结的分离。所以上帝诅咒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但是，意识的获得是智慧之树最弥足珍贵的果实，是让人类征服地球的神奇武器。我们也希望这能让人类得以征服自己，取得更大的胜利。

个人意识意味着分离和对立，这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当中经历了无数次的事实。就像分离的时间对于个人来讲是生病的时间一样，它在国家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不能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分离和有病的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各种政治和社会情况、宗教和哲学的分裂，各个现代艺术和现代心理学门派的相互倾轧都说明了一件事。任何具有最起码的责任感的人对于形势的这种突变能产生一丝的满意吗？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今的世界里没有人会觉得舒服；事实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令人不满。我们经常会听到“危机”这个词，这是一个医学上的表达，它告诉我们疾病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高潮点。

人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分离之病的幼芽就种到了他们的灵魂里，因为意识既是大善同时又是大恶。要计算我们生病的时间有多长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的病史，我们就会找到早期那些容易分析的疾病发作。最严重的一次是基督之后第一个世纪在整个罗马世界传播的一场重病。分离表现为政治社会状况前所未有地崩溃，宗教和哲学纷争频见，以及艺术与科学令人扼腕地凋零。倘若我们把人类简化为一个个人，当时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一个高度差异化了的人。他以绝对的自信掌握了四周环境，在追求与众不同的职业和兴趣的过程中自我分离，忘却了自己的起源和传统，甚至完全丧失了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因此他看上去此一时彼一时各不相同，陷入了跟自己无望的冲突之中。最后，这种冲突会导致出现一种衰弱状况，他所征服的世界会排山倒海般地像潮水一样涌入，完成这一毁灭过程。

在对心理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之后，跟其他研究人员一样，我逐渐形成了一条基本的座右铭，那就是决不要只从一面来看待心理现象，而是也要从另一面看。经验证明，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时候甚至多面。迪斯雷利有一句格言说，对于重要的事情不要太过重视，不重要的事情也并不像所看上去的那样不重要。这是对同一个真理的另外一种表述。第三个说法是这个假设：每个心理现象都会得到相反现象的补偿。这就应了这句话：“物极必反”，或者说“祸兮福所倚”。

因此，我们世界的分离之病同时也是一个康复过程，或者说是怀孕期的末期，预示着分娩的阵痛。罗马帝国那样的分离时代同时也是重生的时代。我们把自己的纪元追溯到奥古斯都的时代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代降生了象征性人物基督。他被早期的基督徒称为“鱼”，是刚刚开始的漫长的双鱼时代的统治者。基督成为了此后两千年来精神上的统治者。像巴比伦传说中的智慧之神奥安尼斯一样，基督从大海中升出来，从原始黑暗中升出来，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时代。他确实是说“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但是，导致分裂的东西最终也创造了统一。因此，基督的教义是联合一切的爱的教义。

因为时空的关系，我们现在站在了一个有利的位置，能够清楚地看待这些历史事件。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也很可能像别人一样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当时只有谦卑的少数才知道《福音书》，即令人愉快的音信；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体育。宗教和哲学试图吸收从刚被征服的东方涌入罗马世界的精神财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注定会长成苍天大树的芥末籽。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两个对立的原理，一个是代表光明的阳，一个是代表黑暗的阴。人们说，只要其中某个原理达到力量的极点，相反的原理就会像幼芽一样在里面蠢蠢欲动。这是对内部对立面补偿这一心理学规律另外一种极为生动的表述。当一个文明发展到黄金阶段的时候，迟早就会出现衰败的时期。不过，虽然这种毫无目的和目标的衰落让一切陷入混乱，看上去毫无意义、令人感到无望，让旁观者充满厌恶和绝望，但它在黑暗之中还是保留了新曙光的萌芽。

不过，让我们暂时回到之前对一个来自古典衰落时期的人的解析。我已经试图向大家展示他是怎样在心理上分裂的，是如何由于一阵灾难性的虚弱而失去对环境的控制，并最终倒在毁灭力量之下的。我们假设这个人来找我咨询。我会给出这样的诊断：“你的活动数不胜数，太过于外向，所以现在你紧张过度。你的事情、你个人和作为人的义务太过庞杂，让你失去了理智。你是像伊瓦·克鲁格一样的人，他就是现代欧洲精神的典型代表。亲爱的先生，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迅速堕落毁灭。”

认识到后一点对于这个人尤为重要，因为病人往往会有一阵十分有害的倾向，即使很久以前就已经证明没有用，他们还是想用过去的方式继续混下去，结果只是让自己的处境更加糟糕。等待是毫无用处的。因此，马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要怎么做？”

我们的病人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尝试过所有或好或坏的专利药、各种食谱，也接受了那些聪明人给他的任何建议。因此，我们必须像对待蒂尔·艾伦施皮戈尔一样对待他。蒂尔·艾伦施皮戈尔总是笑着上山哭着下山，完全置哭笑的常识于不顾。但是，隐藏在他傻瓜外表之下的是一个智者，在上山的时候为即将到来的下山而感到高兴。

我们必须把这个病人的注意力转到一个地方，那个统一的幼芽在他心中生长的地方，那个出现创造性新生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表面所有的裂缝和分裂的最深层次的根源。文明不会衰败，只会再生。在最初的几个世纪，当有智之士看到罗马世界充斥着恺撒崇拜、对马戏表演如痴如醉、充满了政治阴谋和胡推乱断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大叫：“在所有这些漫无目的的混乱背后，黑暗已经生发出下一个时代的萌芽；智慧树种子的阴影将会笼罩住从最西边的世界尽头到波兰，从北边山脉到西西里岛的所有国家，把它们统一起来，只有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语言。”

这就是心理学规律。这个病人绝不可能相信其中的只言片语。至多他也就是想要亲身去体验这些事情而已。这时候我们的困难就开始了，因为补偿往往只有当人们没有期望它的出现，而且客观上来讲也不可能出现的时候才会现身。我们现在假设这个病人并不是一个苍白的、从一个早已灭亡的文明当中抽取出来的人，而是我们今天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幸成为现代欧洲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补偿理论对他毫无意义。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没有什么东西他是无法分类、将其放到正确的格子里的。至于说他的心理，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自己的发明、自己的意志，它也仅仅听从他的说理；倘若情况相反，倘若他还是出现了焦虑状况、强迫观念等心理症状，那么这就成了临床上可以辨识的疾病，有一个完全可信的科学名称。作为一种原始体验，心理是无法简化为任何别的东西的。对于这一点这个病人是一无所知，也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但是，他却以为自己完全了解，甚至还会写一些书和文章，哀叹“心理主义”之可恶。

这种心态是无法与之争论的，它把自己藏在一堵由书本、报纸、观点、社会机构和专家成见砌成的厚墙后面。任何东西也无法突破它的防线，至于让他跟世界和他自己合为一体的小小的新萌芽就更不可能了。它如此渺小，如此可笑，谦逊起见还不如消亡算了。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引导这个病人，让他起码瞥见一丝不同的东西、一点能够抗衡他所过于熟悉的世界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用迂回的方式把他引到他心理中一个无足轻重、很不重要的黑暗角落，从一条久已弃用的小道把他引到那个很久之前就知道了的错觉，全世界都知道这个错觉只不过是……这个心理角落就是梦，而梦只不过暗夜里一个稍纵即逝、荒诞的幽灵，而那条小道就是对梦的了解。

这个病人会以浮士德式的愤怒大喊：

疯狂的魔法违反我的本性，

你居然向我保证，

在一塌糊涂的混乱中我会恢复安宁？

我还得对一个老妇人不耻下问？

……

你就没有把某种灵药发明？

对此我会这么回答：“你不是尝试了一个又一个的疗法了吗？你不是亲眼看到你所有的努力都只是让你转圈子、让你回到现在的混乱生活吗？所以，如果不是从你自己的世界找的话，你要从哪里找到另外的观点？”

梅非斯托（德国传说中的魔鬼——中译者）听了点头低语：“那就是巫师进来的地方。”这样，他邪恶地扭曲了自然的秘密，弯曲掉梦是内心视野的真相，说“即使是光天化日之下也很神秘”。梦是灵魂最深幽隐蔽之处的一道隐藏着的小门，它通往那片在自我意识出现很久之前就已是心理的宇宙暗夜，而且不管我们的自我意识延伸有多远这里也依然是心理。所有的自我意识都是孤立的；由于它起分别、有我执，它认识的便仅仅是那特殊的东西，它看见的便仅仅是那关乎自我的东西。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局限，哪怕它能够抵达星空中最远的星云也仍然如此。所有的意识都是彼此分隔的，然而在梦里，我们却披上了生活在原始暗夜中的那个更普遍、更真实、更永恒的人的共性。在那里，他仍然是一个整体，整体性就在他身上——他与自然牢不可分，摆脱了所有的我性。

不管它是多么幼稚、荒诞、鄙俗，梦正是从这种统一一切的深渊中升起的。它像鲜花一样真诚坦率，甚至让我们为自己生活中的不够诚实而脸红。怪不得在所有的古文明里印象深刻的梦都会被解释为来自神祇的音信！这也依然被我们这个年代的理性主义用来把梦解析为白天的残余物、从我们堆满物品的意识桌子上掉到昏暗世界中的碎屑。那些黑暗的深渊因此就是空空如也的大袋子，里面除了上面掉下来的东西之外别无他物。为什么我们总会忘记在广阔无垠的人类文化中所有雄伟壮丽的东西都是来源于幸运的念头？如果再也没有人会产生这些念头，人类将会怎样？更正确的是，我们可以说意识就是那个袋子，里面除了偶然掉进去的东西之外再也别无他物。我们从未明白自己对幸运念头的依赖有多大——直到我们悲伤地发现这些念头再也不会出现了。梦就是来自那个统一一切的心理黑暗世界的幸运念头。当我们在世界表面无穷无尽的特殊东西和相互隔离的细节当中失去自我的时候，我们能不自然而然地去叩击梦的大门、询问哪些方位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看清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

在此，我们碰到了一个顽固的成见，即认为梦都是泡沫，它们并不真实，它们会撒谎，只不过是愿望的达成而已。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不想认真看待梦的借口而已，因为认真的话会让人不舒服。尽管极不方便，但意识在心智上的狂妄自大使它偏好彼此隔离。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坚决不承认梦是真实的、能够说出真相的。有些圣人也会做非常鄙俗的梦。如果这些下流的梦都真的是事实的话，那么让他们高于芸芸众生的神圣又何在呢？然而正是这些鄙俗的梦强调了我们与人类其他成员的血缘关系，从而最为有效地削减了我们因本能的衰退而产生的傲慢。实际上，即使整个世界注定了要破碎成散沙，心理的统一性也绝不会解体。表面的裂缝越大、越多，深处的统一性就越会加强。

当然，凡是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人都不会相信意识之外还会独立存在其他心理活动，他们肯定更不会相信某个活动不仅在自己身上发生、同时也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但当我们把现代艺术的心理学跟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可以不容置疑地证明这种集体的潜意识因素确实存在。

不过，我们的病人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的心理完全受他掌控，于是他会反驳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心理活动有什么客观的地方。相反，它们都是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主观的东西。对此我会反唇相讥：“这样的话，你立刻就可以让自己的焦虑和强迫观念消失不见。困扰你的糟糕情绪也会不再存在。你只要念一下魔咒就可以了啊。”

自然，由于这个病人作为现代人的天真，他完全没有看到自己就跟最黑暗的中世纪里的巫婆和猎巫人一样被自己的病态勾了魂，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那时候他们称之为魔鬼，现在我们称之为神经症。但他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个古老的体验：心理中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某种我们觉得陌生的东西，正在不受我们控制地反对我们的意志行使其主权。我们就跟《浮士德》里面的臀部见鬼者差不多，浮士德惊呼道：

臀部见鬼者

你们还在那儿！真是岂有此理！

快些消失！社会已经移风易俗！

魔男魔女完全不懂规矩。

人智已经这么开明，堤格尔还有闹鬼的把戏！

如果我们的病人能够接受这种逻辑，那他就可以获益良多了。体验心理的道路就摆在了他面前。但是，他很快就会产生另外一个成见，使他们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他会说：“假设说我正在体验着一种能熔化意志的心理力量，用你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客观心理因素，但它还是一种纯粹属于心理的、含糊不清的、不可靠的东西，对于生活中的实际事务根本就不重要。”

人们对遣词用字的纠缠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们总是认为名称假定事物——就好像我们把魔鬼称为神经症是犯了弥天大错一样！这种可怜的幼稚特征是从人类元年残余下来的另外一个东西，那时候人类生活还是靠咒语来运作。不过魔鬼或者神经症后面的东西才不管我们给它们取了什么名字。我们当然不知道心理到底是什么。我们会说“潜意识”，这只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对它的所知就跟物理学家对物质的了解一样少。物理学家对物质有的只是理论和某些观点，此时会这样描述彼时又会那样。有时候这种描述符合事实，但不久之后又会有新发现，带来截然不同的观点。但这一切都对物质没有任何影响。难道说物质的现实情况会有任何程度的减少？

当我们碰到这种陌生而令人不安的因素，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潜意识或者主观心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这种因素被定义为性本能或权欲，这也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公正地表现它真正的重要性。这些本能当然不是生存的要义，但除了代表了我们理解力的局限之外，它们的背后还有什么？在这个方面人们可以天马行空地解析。你也可以把潜意识当作生存本能的显现，把这种创造并维系生命的理论等同为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甚至等同于他的造物主的绵延。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是叔本华的“意志”。我认识有些人觉得自己心理的奇怪力量是非常神圣的，理由仅仅就是因为这种力量让他们明白了宗教体验的含义。

当我指出梦是现代世界精神混乱的信息来源时，我承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的病人以及大众的失望之情。没有什么比这种矛盾的表示更能让一个人觉得荒唐透顶了。在一个充斥着硬邦邦的现实的世界里，梦这种纯属主观无用的东西又能做什么呢？现实必须用其他同样活生生的现实来对付，而不是梦，梦只能让人不得安眠，让人转天情绪低落。用梦建不了房子，付不了税单，赢不了战斗，也克服不了世界危机。所以我的病人像所有心智健全的人一样，想要我告诉他要怎样处理他这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当然也要用合适的、常识性的方法。唯一的麻烦在于那些看来合适的方法都已经尝试过了，但都毫无成果，又或者这些方法都是异想天开的幻想，在实际中并不可行。选择这些方法的目的是应付目前的处境。比如，如果一个人生意变得一团糟，他自然就会用所有灵丹妙药来让生意起死回生。如果所有灵丹妙药都试过了，但事与愿违，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被迫尽快弃用所谓的合理方法。

这种情况下，我的病人，甚至有可能我们整个时代都会焦虑地问我：“我该怎么办？”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那么就束手无策了吗？”我会回答说，在进化过程中，人类无数次都走进了这样的死胡同，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人人都在忙着策划应对的妙计。没有人有勇气承认他们统统转错了弯。然后，突然地，事情开始有了转机，过去的同一批人类依然会存在下去，只是与以前稍有不同而已。

回顾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发生的事情，但即便是这些事情也在传统昏暗的镜中扭曲了。真正发生的事情逃过了史学家探索的目光，因为真正的历史事件都被深深地埋藏起来了，它们被所有人经历但没有任何人看见。它们是最私密、最主观的心理经验。战争、王朝、社会动荡、征服和宗教都不过是秘密的心理态度的表面症状而已，这种心理态度甚至连个人自己都一无所知，史学家也无法传达；在这个方面宗教创始人或许给了我们最多的信息。从本质上说，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毫不重要。归根究底，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就可以创造历史，只有在这里才首先发生重大变革，整个未来、整个世界历史都最终从个体这些隐藏的源泉中像一个巨大的汇总体一样喷涌而出。在我们最隐秘、最主观的生活中，我们不仅是时代被动的见证人、时代的承受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时代。

因此，当我建议这个病人注意自己的梦时，我的意思是：“回到你自己最主观的部分，回到你赖以生存的涌泉，回到那个你不知不觉中在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地方。你那显然不可解决的困境只能任凭它不可解决，否则你就会在寻求灵丹妙药的忙碌中虚耗掉你自己。而对于这所谓的灵丹妙药，你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它的无用。你的梦是你内心生活的表现，它们能告诉你是什么错误态度让你走进死胡同的。”

梦不受意志的控制，是潜意识心理不偏不倚、自发的产物。梦是纯洁的自然；它把天然而未经粉饰的真实显现给我们；它因此能够在我们的意识太远地偏离了其基础并走入死胡同的时候，把一种本然的、符合我们基本人性的态度还给我们。

对梦关注是一种对自己进行反省的方式——自我反省方式。不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在自我反省；而是自我意识把注意力转到梦的客观情况上，把它作为来自潜意识，即人类的统一灵魂的信息或音信。它反射的不是自我，而是本我；它回忆起了自我所陌生的奇怪的本我，本我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是长出自我的树干。之所以我们觉得陌生，是因为意识的反常让我们疏远了它。

但是，即便我们接受这个主张，认为梦不是随心所欲的发明创造，而是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自然产物，我们在面对真正的梦的时候还是没有勇气视之为重要音信。解梦是巫术最大成就之一，因此被教会列为妖术而遭到迫害。尽管处于20世纪的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加开放，但解梦这整个观点还是附加了太多的历史偏见，让我们难以乐于接受。有人会问，有没有可靠的解梦之法？这么多推断当中能否有某一种可以相信？我要承认这些担心我都有，我也确信事实上绝不存在什么可靠的解析方法。只有在最狭隘的局限里才可以找到对自然事件绝对可靠的解析——也就是说，这时除了我们放进去的东西之外，解析再也不能产生别的东西。任何解释自然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只有在开拓工作完成很久之后，才能出现一种可靠的方法。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写了本解梦的书，但他的解析正好例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话：除了他的理论允许放到梦里的东西之外，这种解析不会产生别的东西。这种观点自然没有公正地对待梦生活的无限自由，后果就是梦的含意被藏匿了，而没有被揭开。实际上，不存在有效的方法这是件好事，因为否则的话梦的含意事先就会受到限制，会恰恰丧失让梦在治疗上显得如此珍贵的优势——它们能提供新视角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把梦完全当作一个未知的东西。要从各个角度观察它，把它放在手心、带在身上，让想象力围绕它飞舞，跟别人谈论它。原始人就互相交流印象深刻的梦，而且尽可能在公开的场合，这个习俗在古代社会晚期也得到证实，因为古人都赋予梦极大的重要意义。这样下来，梦就会暗示出各种观点和联想，让我们接近其含意。我无须指出，证实梦的含意完全是一件很随意的事，这就是危险开始产生的地方。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脾气和喜好来给梦的含意设定或宽或窄的限制。有些人有一点点含意就心满意足，而有的人却有再多的含意也不够。另外，梦的含意，或者说我们对梦的解析，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于解析者的解析，在于他对含意有什么样的预期或需要。在引出梦的含意时，解析者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某些预设的引导。至于他是通过这一解析有所获得还是反而更深陷到自己的错误当中，这完全在于分析者是否审慎和诚实。说到预设，尽管可以证明梦在被意识的过程中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扭曲，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梦不是意识心灵漫无目的的发明，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现象。而且，这种扭曲发生得如此迅速和不由自主，我们几乎不会有丝毫察觉。因此，我们可以安全地推断它是梦的功能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安全地推断：梦来自我们的存在的潜意识部分，因此其症状会让我们推断出这一存在的本质。如果我们想要查出自己的本质，梦就是实现这一目的最合适的媒介。

在解梦过程中，我们必须摒弃所有带有迷信意味的东西，首要的就是认为梦里的主角就是现实生活中同样的人这种观点。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一个人梦到的首先是自己，而且几乎都会排斥所有别人（一切特例都服从于具体规律，在此先不赘述）。如果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有时就会发现自己碰到了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还记得两个富有教益的案例：我有个病人梦到一个喝醉了的流浪汉躺在阴沟里，还有个病人梦到一个醉醺醺的妓女在下水道里打滚。第一个病人是位神学家，第二位是上流社会显赫的女士。他们两位都既愤怒又害怕，坚决不承认他们梦到的是自己。我苦口婆心地建议他们花一小时自我反省一下，要很努力、很虔诚地去思考自己在哪些方面并不见得比阴沟里醉醺醺的兄弟和下水道里醉醺醺的姐妹高明。自我了解的微妙过程往往就是从这样的意外开始的。我们梦到的“别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或邻居，而是我们身上的他性，我们喜欢这么形容它：“主啊，谢谢你，我没有像这样的税吏和罪人一样。”作为自然之子，梦当然不会有道德说教的意图；它只是说明了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律：树再高也达不到天堂。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认定潜意识包含了意识中缺失的所有东西，因此它具有补偿倾向，那么我们可以开始做出结论——当然，前提是梦不是来自太深的意识层次。如果是这样的梦，它一般就会含有神话母题，含有那些能在本民族神话或其他种族的神话里找到的观点和影像的混合体。这样，梦就会产生集体含意，属于人类共性的含意。

这与我之前说人们总是梦到自己的说法并无矛盾。作为个体，我们不是完全独一无二的，而是跟所有的人一样。因此，带有集体含意的梦首先对做梦的人来说是有根据的，但它同时又表明他个人暂时的问题也是其他人的问题。这往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无数人在内心里都跟人类脱钩，受到别人没有他们这些问题的想法的压抑。又或者他们过于谦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因此他把对社会认同的要求放在极低的水平。此外，一切个体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跟时代问题有关，实际上每个主观困惑都必须从整个人类处境的角度来看待。但是，只有当梦真的是与神话有关、运用了集体象征时，我们才可以这么做。

这样的梦被原始人称为“大”梦。我看到东非的原始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大”人物——巫医、巫师、头领等——才会做“大”梦。在原始水平上可能真的如此。但对我们而言，普通人也会做这样的梦，尤其是当他们在心理或精神上已经稳定的时候。显然，用直觉猜测“大”梦是没有用的。必须具备像专科医生那样广博的知识。但是任何梦都不可能用知识就可以解析。而且，这种知识不能是死记硬背没有生命的材料；它必须具备鲜活的特点，而且注入了使用者的经验。如果一个人在内心里不是哲学家，那么他头脑中的哲学知识又有何用？任何想要解梦的人本身必须跟梦处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水平，因为只有在梦里他才能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

解梦的技艺是从书本里学不来的。只有那些让人可以弃之不用的方法和规律才是好方法、好规律。只有那些无论怎样都可以做到的人才拥有真正的技能，只有具备理解力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一个不理解自己的人是无法理解别人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另外一个人。他在梦里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看法跟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多么大相径庭。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出路的困境中时，他有时可以点燃一盏灯，彻底改变我们的态度——也就是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态度。

这些年来我越专注于这些问题，就越有一种强烈的印象：现代教育有一种病态的片面性。我们让年轻人全身心观察这个宽广的世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以为这样他们就真的可以应对生存这一任务，那么就是异想天开。这种训练只能让年轻人调整自己适应外部世界和现实，但没有人想到还必须要适应本我，适应心理的动力，它们的威力比地球上所有超级力量还要大。我们确实存在一个教育体系，但这个体系一部分是起源于古代，一部分起源于中世纪早期。它效仿的是基督教教会。然而我们不能否认，200年来基督教几乎跟中国的孔教和印度的佛教一样已基本丧失了它的教育活动。这不能归咎于人类的不公，而是一个逐渐的、普遍的精神转变，它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粉碎了教会作为良师的权威，因此权威教条本身也开始分崩离析。无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意识更多地舞弄短暂的手法。人必须再次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在舞台上演出一幕莎士比亚剧的演员，后台有制片人和导演，他们总是会对他的表演有很重要的话说。

心理治疗之现状

早些时候，人们的想法还没有那么见多识广，那时心理治疗被视为一种技巧，基本上可以运用到每个用心学了这门技巧的人身上。在医学专著和课本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妙语：“……此外，以下方式亦或有效：按摩、冷水浴、山林空气、心理治疗。”严谨地说，这种“心理治疗”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细节内容。显然，只要它是由催眠术、暗示、劝告、意愿再教育、自我暗示等组成，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掌握这门技艺，不论何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高见。所有的医学专业——这包括精神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都是出了名地学得慢，需要很长的培养时间。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在心理治疗早已发展为心理学之后，在治疗学早已不仅仅是一门技巧之后，认为心理治疗是某种技术性程序的错觉依然继续盛行。如果说这一错觉即便在心理治疗师当中都已不复存在，那么这绝对是过于乐观了，而且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一些声音会不时出现，拒绝把心理治疗机械化，让它脱离仅仅作为技术性程序的呆板乏味。它们的目的是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心理学和哲学辩证法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心理治疗成为两个心理系统的讨论，也就是说两个人无所隐瞒地面对对方。

跟人们所想的不同，这些疑虑和目的并不是那些满腹哲学、吹毛求疵的人从永恒理念的沉闷领域里硬拽下来的。相反，它们是源自这个深刻印象，即心理学和治疗学观点令人讨厌的一片混乱让远远的观察者认为今天并没有什么变化。扫一眼众多乱哄哄的心理治疗著作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不同的学派不久之前还在焦虑地避免跟其他学派开展认真严肃的沟通，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群体——那些自称的“学会”——像修道士似的躲避着不信仰他们的人，至于多如牛毛的隐士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作为自己所在教派的唯一成员、对于运用柯勒律治的名言警句就已深感自豪。当然，这种状况是心理治疗领域充满着勃勃生机的确定信号，也说明许多迫切问题亟待解决。但这根本让人高兴不起来；当僵硬的教条主义和个人的过度敏感妨碍了心理治疗的发展所必须的自由讨论时，它就会冒犯科学的尊严。

事实上，有什么能比各种技巧、各种观点、“各种心理学”和哲学前提的多样性（或多样性的缺失）更能耀眼地照亮心理治疗绝非一种技巧这一事实呢？难道这些杂乱无章的悖论不是以最强烈的方式说明了我们所关切的远不止是一门技巧？技巧可以通过各种诀窍和计谋加以调整和改进，人人都欢迎有好处的改变。但是，跟这一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的人都固守在被他们自己笼罩了一道神圣的教条光环的规范里。他们固执地捍卫着终极科学真理；然而我们又在什么时候——除了最黑暗的历史时期——观察到科学真理需要抬升到教条的档次？真理可以自己站住脚，只有颤颤巍巍的观点才需要教条化来支持。狂热从来都是疑惑的兄弟。

对于各门科学的历史来说，这些极有特色、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说明了什么？毫无疑问，它们指向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精神分析的发展已经脱离了技巧的阶段，冲进了观点的领域。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就一个技巧达成共识，但关于观点却鲜有如此。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或者是足以说明问题的沉默——如果可能的话。

很久以来，有人就想象心理治疗可以“技巧性”地运用，就好像它是一个药方、一种手术方法或者色彩测试一样。不管这个人对病人有什么样的个人观点，也不论他有怎样的心理学理论甚至怎样的哲学和宗教假设，全科医生都可以毫不迟疑地运用一大堆医疗技巧。心理治疗不能这么用。不管他喜欢与否，医生以及他的假设都会跟病人一样牵涉其中。事实上，一个医生用哪种技巧无关紧要，因为关键不在于技巧而在于使用技巧的人。技巧运用的对象不是解剖标本，不是脓肿，也不是化学物质，而是病痛中的个体的全体。治疗的对象不是神经症，而是患有神经症的人。例如，我们早就知道心脏神经症并非像从前医学神话所讲的那样来源于心脏，而是患者的心灵。它也不像很多心理治疗师依然想要相信的那样源自潜意识某个隐蔽的角落；它源自一个人生命的全体，源自他数十年积累的经历。最后，它不仅源自他作为个人的生活，而且也源自他在家庭里甚至社会群体中获得的心理体验。

医生在治疗神经症时面对的不是一个界定的疾病领域，而是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不是哪个机制有病，也不是什么病灶发作，而是整个人格有病。这是“技巧”所解决不了的。病人的人格要求医生付出自己人格的一切，而不是技术性招法而已。

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要求必须对医生本人进行分析。弗洛伊德对此也予以支持，显然是因为他也不能不相信病人必须由医生而不是技巧来处理。医生尽量保持客观公正，不像狂热的救世主一样去乱搅病人的心理，这自然值得称赞。不过，如果这种态度达到虚伪的程度，那后果是不幸的。医生会发现自己跨越自然状态的界线将会受到惩罚，否则他就给病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病人当然不是由于自然状态过多而生病的。如果低估病人，以为他们愚不可及，不会留意医生的诡计、安全措施和关于名望的小把戏，那将十分危险。如果医生的意图是强化病人的自然功能，但在关键点上——涉及医生本人时——尽量让他们不知情，好让他们处于一种无助的依赖或“移情”状态之中，这将不可想象。只有根本没受过分析的医生，那些把个人名望置于病人福祉之上的医生，才会犯这样的大错。

不管医生承认与否，他们的人格和态度对于治疗至关重要，其个人观点在心理治疗史上鹤立在一束不相称的强光里，也是造成看上去不可调和的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弗洛伊德以狂热的片面表明了对性欲、情欲——换言之就是“享乐原则”的立场。所有事务的议题都是一个人是否可以为所欲为的问题。压抑、升华、退化、自恋、意愿达成和所有一切都成了与享乐原则这幕大戏相关的概念，就好像一个人的欲望和贪念成了心理最首要的原则。

阿德勒也借用人的肉欲这片广阔领域发现了自我肯定的必要。同样，带着弗洛伊德身上那种令人遗憾的片面，他把人性的这一倾向也作为了心理的首要原则。

好了，情欲原则毫无疑问可以解释大量的神经症案例。实际上，同样的案例既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方式也可以用阿德勒的方式来解释，两者都不无可信之处。事实上，这两种解释互为补充，如果不是证明两者都无法称为绝对有效的话，这种状况本身倒也令人十分满意。但这两种解释都是相对的启发性观点，因此并不适合作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概念。不过它们至少都触及到了一些本质上的局部方面。压抑理论是基于某些司空见惯的心理现象，自我肯定的需要和权力意志也同样如此。很明显，人人都想在尽情享受的同时“高高在上”。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只要一个人持有这种原始、天真、幼稚病态度，他在尝试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的时候就无法避免患上神经症。后面的条件是关键，因为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就不会出现神经症，而只会有道德上的精神错乱或者不一般的愚蠢行为。

那么，如果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才能产生神经症，那么这两个条件都必须具有病原学上的重要性。只有幼稚病态度是导因、而适应意志不是这是不成立的。后者不仅可以而且一直就是一个病原学因素。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都仅仅从幼稚病角度来解释神经症。更全面的解释会被迫同时把适应意志也考虑在内。人不只是会有过度的幼稚病，而且也会适应过度。适应过度并非只能理解为简单的对幼稚病的压抑或者“替代形式”，我们也可以同样把幼稚病解释为对适应的压抑并称之为“替代形式”。只要把适应意志的病原学重要性考虑在内，从逻辑上来说这一反转就不可避免。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都不会对此表示欢迎。但我们必须做出这个反转——甚至弗洛伊德也需要一个来压抑、让意愿不满足、引起焦虑等的因素。阿德勒需要有东西让人情绪低落。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病原学对立双方，那么所有的幼儿期情欲是没有对象的。

发现每个神经症患者都有某种幼稚病的情欲之后，我们必须问问他的适应意志如何，因为有可能患者幼稚病情欲的发展仅仅是“替代形式”而已。在这种情况里，这种情欲根本就名不副实，而只是症状而已。如果从幼稚病角度来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就是文不对题。不仅如此，这还会犯下一个不能原谅的愚蠢错误。不幸的是，由于医生的注意力往往过于集中在幼稚病特征上，这种错误频频发生。这时病人立即就会被认为有自卑感。

然而，幼稚病是极其模糊的。首先，它可以是名副其实的幼稚病，也可以纯粹是一个症状。其次，它可以是残余的幼稚病，也可以是胚胎期的幼稚病。一直保持幼稚状况的东西和处于成长过程的东西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异。两者都可以具有幼小或胚胎期的外形，而且人们往往无法一眼就看出来自己面对的是令人遗憾的、固执的幼稚病生活的片段，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创造性开端。对这些可能性嗤之以鼻就无异于一个不知道未来比过去重要的笨蛋。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最好是细细检查这些“幼稚病——变态”幻想是否包含了创造性内容，而不是把它们追溯到摇篮。我们最好把神经症理解为适应的尝试，而不是失败或者扭曲的意愿达成。

很自然，幼稚病理论有一个不可估量的好处，就是总让医生“高高在上”，代表着理智、健康、高明的见解，而可怜的病人则无助地躺在那里，是潜意识幼稚病变态的意愿达成的牺牲品。这也给了医生一个机会显得高人一筹，可以避免直面病人的人格，躲在某个技巧后面。

不难看出，各种意识和潜意识倾向都极大地辅助和鼓舞了上述态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幼稚病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医生的欢迎，尽管作为一个人来说医生可以从容承认病人具有人格。弗洛伊德的想法之所以产生了巨大影响，不是在于它们符合真正或假定的事实，而是在于提供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让人可以触及别人的软肋，而自己立于高人一等的地位。当一个人可以站在一个牢固的角落里说“那不过是阻抗而已”，或者不再需要认真聆听对手的辩词——因为可以轻易把它们解释为“象征性”的东西，注意了，而且根本不用问对方在心理上能否接受这种解释，这是多么幸福的解脱！

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病人大装害羞无知，从心底里巴不得赶紧接受幼稚病理论，因为这给了他们明显的暗示，可以把恼人的“幼稚病”打发成只不过是如此这般的东西而已。在很多病例中，这个理论提供了一种从天而降的方法，让人脱离现实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严重问题，跳到童年时代充满欢乐的绿地上。在这片绿地上，由于已经召唤到病原学上的妖魔鬼怪，病人就可以假装发现了自己为什么现在这么不堪、为什么这都要归咎于自己的父母和成长过程。

我们承认，任何东西都可用来获得不合常规的优势。但我们必须注意在哪里出现了误用、怎样受到过度利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医生。为了察觉这样的滥用，医生必须对病人高度上心。技巧什么都注意不到，只有人才可以——只有人才能产生必要的敏感，决定应当从幼稚病角度还是从适应角度来治疗神经症。

技巧只有在某个程度上才有必要，这一点我就不用说了，大家对此都已深信不疑。每种方法的后面都站着人，人远比方法来得重要，因为不论人的技巧如何，他们都必须做出决定。而不管技巧运用地多么娴熟，这些决定对于病人的重要性至少都不亚于技巧。因此，精神分析师的责任是要运用自我知识，批判自己的个人假设，包括宗教假设和哲学假设，就好像做外科手术必须保证无菌一样。医生必须了解自己的“人为误差”，才能避免伤害到病人。为了这个目的，我提出了批判的心理学，这样就可以让精神病医生认识各种不同的典型态度，尽管弗洛伊德学派坚称这与精神分析毫不相关。精神分析显然是一种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技巧，不论是谁运用它都一直如此。因此，精神分析师就不需要自我知识，也不必批判自己的假设。他们训练分析的目的显然不是让他们做一个人，而是技巧的正确应用者。

尽管被视为一种技巧，精神分析丝毫都不简单。事实上，精神分析可以跟最精细的化学程序相媲美，是一件极度复杂、无比难办的事，有着无穷无尽的变数，其结果也几不可测。不相信的人可以通读一下《梦的解析》当中弗洛伊德分析梦的“技巧”，比如“埃玛打针”。把这样的程序称为“技巧”需要有极大的乐观。不过，梦就应当是“通往潜意识的大道”，在精神分析上必须起到不容置疑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这种“技巧”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表达了那些运用技巧的人及其主观假设，那么这个人真的是瞎子。

这些反思让我们回到了医生态度和需要对主观假设进行批判的问题上。虽然过去如此，但一个人不能不加批判地把主观世界观吸纳到自己对神经症的概念中，比如人们就不能这样对待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观点以及他对于心理的宗教功能所持有的唯物主义偏见。心理治疗师不能再在这个幻想中辛勤耕作了：以为治疗神经症只要了解技巧就行了。他们必须在脑海中绝对地清楚疾病的心理治疗是一种关系，医生跟病人一样深陷其中。真正的心理治疗只可能是个体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最好的技巧也只有相对的价值。因此，医生的总体态度就更加重要了，他们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才不会摧毁病人托付他们照看的独特价值，不管是些什么样的价值。如果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要求分析治疗其师弗洛伊德，那么弗洛伊德就必须调整自己去细看阿德勒独特的心理学，甚至要承认这门心理学的存在总体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无数人的心理学都只不过是追名逐利而已。另一方面，倘若要我分析弗洛伊德，如果我没有精心考虑到婴儿房极为真实的历史意义、错综复杂的家庭遭遇的重要性、早期产生的憎恨的苦涩和严重性、不幸而无法达成的愿望幻想的补偿性伴随物，如果我没有将这一切接受为既成事实，那么我就对弗洛伊德犯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如果我跟他说憎恨只不过是失败、对邻居的爱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替代品”而已，弗洛伊德肯定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即便这样的说法对于其他案例可能正确，它在这里就是不对，哪怕我能成功说服弗洛伊德相信我的观点。毫无疑问，弗洛伊德说的话就表明了他的意思，因此我们必须把他视为说出了这样的话的那种人。只有这时他的案例才得到了接受，对于所有其他以类似方法构建了心理学的人也是如此。不过，由于我们不能假定弗洛伊德或者阿德勒就有效地普遍代表了欧洲男性，那么我也有一些希望或许可以拥有自己独树一帜的心理学。跟我一样，所有其他不能接受幼稚病变态愿望幻想或者权欲具有至高地位的人也都可以如此。

不言而喻，这不是一件可以天真地自欺欺人的事。相反，每个精神分析师都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对照否定性心理学来批判地研究自己。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清楚地看见了伴随我们所有人的阴影。犹太人具有这个跟女性相同的特点。他们在体质上比较弱小，因此只能瞄准敌人盔甲上的裂口。受益于这个千百年来他们被迫使用的技巧，犹太人自己总是受到最好的保护，而别人则不堪一击。另外，由于他们的文明比我们古老一倍，他们比我们对人类的弱点和事务的阴暗面清楚得多，因此在这个方面他们远不如我们脆弱。因为犹太人经历了一个古老的文化，对自己的弱点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友好地生活下去，甚至忍受加在他们身上的条款。而我们还过于年轻，不可能对自己没有“错觉”。另外，命运还赋予了我们创造一个文明的任务，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一个文明。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以片面理想、信念、计划等为形式的“错觉”都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拥有三千年文明的民族，犹太人就像儒雅的中国人一样，拥有比我们更广的心理意识范围。因此，一般来说，犹太人赋予自己的潜意识否定性价值是不太危险的。与之相反，“亚利安”潜意识则包含了爆发力量以及尚未降临的未来的种子，这些东西一旦被贬低为婴儿房的七情六欲，就会产生心理危险。依然年轻的日耳曼民族完全可以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还蛰伏在每个人黑暗的潜意识当中，它们是能够爆发能量、可以大举扩张的种子。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犹太人从未创造过自己的文化形式，而且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来说也永远不会，因为他们的本能和天赋需要一个大致文明的国家来作为东道国让这些本能和天赋得以发展。

总的来说，犹太民族所拥有的潜意识只能有保留地与“亚利安人”相比，至少我的经验是如此。抛开有创造力的个体不谈，一般的犹太人太有意识，太过于差异化，以至于不可能去制造尚未降临的未来的紧张局势。“亚利安人”的潜意识有着比犹太人更大的潜力。那既是尚未脱离野蛮的年轻状况的优势，也是劣势。依我之见，医疗心理学迄今为止把犹太人的范畴不加区分地用到日耳曼基督徒和斯拉夫基督徒身上，而且这些范畴甚至并不适应于所有犹太人，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个原因，日耳曼民族最为宝贵的秘密，也就是他们富有创造力和直觉力的深刻灵魂，被解释为一个平庸的幼稚病的沼泽，而我自己的警告数十年来都被人怀疑是反犹太主义。这种怀疑源自弗洛伊德。他不理解日耳曼心理，也不理解自己的日耳曼同胞。难道让整个世界瞠目、令人生畏的国家社会主义没有让他们更加清醒吗？当国家社会主义还没有存在之前那些前所未有的紧张和能量又在哪里？在日耳曼心理的深处，在一个深坑里，这个深坑绝不是抛弃无法实现的幼稚愿望和没有解除的家庭憎恨的垃圾堆。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必定早已在每个人的心中成熟。这就是我说日耳曼的潜意识当中含有紧张和潜力的原因，医疗心理学在评估潜意识时必须对此加以考虑。问题不在于神经症，而在于人。实际上，医疗心理学的重大特权就是治疗一整个人，而不是人为隔离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扩展医疗心理学的视野，要让医生不仅只盯着受到干扰的心理发展过程中那些病态的反常现象，而且也要看到心理中努力于未来的创造性力量。要让他们不仅看到枯燥乏味的片段，而是有意义的全部。

神经症决不仅仅是一个反面的东西，有时候它也是正面的。只有呆板的理性主义在狭隘的物质主义观的推波助澜之下才会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神经症包含了病人的心理，或者说至少包含了病人心理中最关键的部分。如果像理性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神经症可以像拔坏牙一样从病人身上拔掉，那么病人也不会有所获益，而只会失去对他而言最关键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就会像被剥夺了怀疑的思想者、剥夺了诱惑的道学家、或剥夺了恐惧的勇士一样。失去神经症会让人失去客体，生命会失去目的从而也失去意义。这不是治疗，而是彻底截肢。事实上，如果精神分析师安慰病人说他失去的只不过是他那充满了不着边际的幻想的幼稚天堂，而且这些幻想大多都是变态的，这只是于事无补的宽慰而已。病人失去的其实更多，因为神经症里隐藏着一部分尚未发育完成的人格。这是心理中的珍贵片段，缺乏这个片段的人将会陷入退避、痛苦以及一切有害于生活的情绪当中。因为忽略了这些“幼稚病”的，也就是创造性的幻想，只看到反面因素的神经症心理学会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也倒出来。这种心理学的主要工夫好像往往都用来从倒退、向下的角度来解释一切，当然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进行猥琐的漫画式描述。但这绝不能证明被这样解释的象征或症状就真有那样的意义。这只能显示解释者的思想有着青春期的淫秽下流。

在此，我不得不说屡屡会有一些平时极为严肃认真的医生，他们完全不顾保持科学的谨慎态度所必需的基本原则，用主观臆测来阐释心理素材。这些臆测根本让人一无所获，只能说它们都只旨在让人发现可以用哪些淫秽玩笑把这些素材跟口交、肛交、尿道交或其他变态性交挂上钩。这种“向下”的解析已经深深地钻入了这些人的骨髓里，除了用这些幼稚病、反常的术语来形容那些展现出了弗洛伊德心理学里所有怪异特征的神经症，他们已根本无法思考。医生看到病人的这种思考方式会正确地斥之为幼稚病，希望予以治疗。而他自己竟然也会陷入到这种思考方式当中，这简直是荒谬绝伦！自然，对病人的头脑做出臆测要比查看那些基于经验的素材有何意义容易得多。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推断：病人之所以来找精神分析师，目的是想消除自己不正常的思考和看待事务的方式。因此，像每一个从事现代医学的人一样，我们可以断定那些症状其实就是染病的系统想要自我治疗。但是，不管是公开了还是没有说出来，如果精神分析师的想法也跟病人一样具有反面性和轻蔑性，把一切都沦为“黄色笑话”心理学的层次，那么我们看到病人在精神上受到损害，又以不可治愈的理智主义来补偿这种损害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幸的是，确实有太多的人让我们难以相信。许多人用理想和虚华的价值来蒙骗自己。精神分析师往往不得不用令人不太愉悦的方法简化地对待他们，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并非人人都如此。至少还有许多病人都不想受到怀疑和轻视。他们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规规矩矩的正派人，不会出卖理想来换取自卑感的装饰品。用那种简化的方式治疗这类病人，声称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怀疑他们自然的身心健康是不自然的下流淫秽，这些不仅愚蠢到了罪恶的地步，而且简直就是犯罪。技巧总归是呆板的机制，任何把精神治疗当成技巧并以此为耀的人起码都承担着一个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的风险。一个有良知的医生必须能怀疑自己所有的技术和所有的理论，否则他就会受到某个系统的愚弄。不过任何系统都意味着偏执和不人道。让我们对这一点不要有疑惑：神经症可能是任何的一些东西，但决不是“不过如此的东西”而已。它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人类灵魂的痛苦。人类灵魂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一种神经症理论都不过像毫无价值的素描，而不是即使是一百个浮士德都无法构想的心理巨画。

精神分析师的基本原则是要把每个案例都作为独特的新案例来考虑。这也许就是我们所最能接近到的真相。

正确处理心理素材需要高度的老练和接近艺术家式的敏感。没有这些就几乎不可能把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区分开来。如我所说，神经症包括了两个东西：幼稚病的不情愿和适应的意愿。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摸索着前进，直到确定重点在哪边，因为路总是从这里延伸下去。如果重点是在适应意愿，那么谴责适应的努力是幼稚病的愿望幻想就没有意义。精神分析师很有可能这样误判病人，而病人也会给自己造成极大的伤害，他们对此总是莫不欢欣雀跃，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受到了医学权威的保护，可以抵御神经症令人害怕和厌恶的需求，也就是说能抵御他们那部分藏匿在神经症之内的人格的需求。但这“另外”的人格正是他们绝不能失去的东西，因为这是他们内心的对立面，是那个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反抗才能让生活继续的冲突。没有这一开始的对立，就不会产生能量，不会产生活力。对立的缺失会让生命停滞在缺失抵达的地方。但在那个地方之外，生命在潜意识中仍以不断更新、不断改变的神经症形式继续流淌。只有当我们理解并接受神经症是我们最真实、最宝贵的财产，我们才能确定可以避免停滞，避免陷入冥顽不化和神经症患者的伎俩。神经症里面隐藏的是人们最大的敌人和最好的朋友。当然，除非命运让我们敌视生活，否则我们不能高估这个敌人和朋友。逃兵总是有的，但他们对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对他们也是如此。

神经症患者的象征手法非常含糊，指的方位有时向前有时向后，有时向下有时向上。一般而言，向前的举动更为重要，因为未来即将来临，过去在隐退。只有那些准备退却的人才能更好地往后看。神经症患者不必觉得自己被打败了。他们只是错误地判断了自己不可避免的对手，以为自己可以把他甩掉。他们人格的全部任务就在于他们想要躲避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欺骗他们的医生就是在伤害他们。病人不需要知道怎样可以除掉神经症，而是怎样可以忍受它。他们的疾病并非是无谓的因而毫无意义的负担，而是他们自己的本我，是“另外的”那部分。由于孩子气的懒惰或恐惧，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他们一直都想把这部分从自己的生活中剔除出去。这样，正如弗洛伊德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们把自我变成了“焦虑的部位”。如果我们不这么神经质地自我抵御，那么这决不会发生。自我一旦变成“焦虑的部位”，我们就从自己身边跑开了，拒绝承认自己的恐惧。这个令人害怕的“另外的本我”就是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运用其贬低人的破坏性技巧，精神分析总是试图一点点损耗敌人，最后让他永远沦为废物。

我们不要想去“除掉”神经症，而要去体验它有什么意思、它想告诉我们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甚至要学会去感激它，否则就会错过它，错过了解真正的自己的机会。只有当它除掉了自我的错误态度时，神经症才能真正地除掉。不是我们治愈神经症，而是神经症治愈我们。一个人病了，但这个病是自然想去治疗他。从疾病本身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如何康复的信息。在被神经症患者当成一无是处而遭到抛弃的东西里，包含了我们在其他地方绝对找不到的真金。精神分析师第二个词总是“不过如此而已”，这正像一个商人对于自己想廉价收购的某个物品所说的话一样。而在现在的情况中，这个物品是一个人的灵魂、希望、最大胆的疾病逃离和最精心的冒险。

不行，绝对不行，想要连同病人的灵魂把他们的神经症收买下来是不行的。而且，从本质上说，这也是不可能的，是一场骗局：从长远来看，没有人能避开自己的阴影，除非他永远活在黑暗之中。病人在神经症性分离中碰到的是他们人格中那个陌生的、没有得到承认的部分。这个部分想迫使病人承认它。这就像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如果它们受到否认，也会坚持自己的存在。如果有人想否认自己左手的存在，那么他不可避免就会卷入到一个由“不过如此而已”的解释所构成的荒诞网络中。发生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的事就是这样，只不过精神分析师用“理论”的名义让这些解释显得堂而皇之。那些幼稚病、反常的、“不过如此而已”的幻想就是病人想否认自己的左手而进行的努力。这些努力本身就是他们的病态背离。只有当所有的幻想都包含着对左手的偷偷暗示时，这些努力才有意思。它们其他的东西都不真实，因为那些东西的目的只是想要隐藏而已。当然，弗洛伊德认为所隐藏的东西就是这些幻想几乎公开暗示的东西，即性和其他所有东西。不过这正是这类病人一直想要得到的。他们跟精神分析师谈到了同一个热衷的问题，精神分析师甚至还会给他们一两个有帮助的观点，比如有名的婴儿期性创伤。我们花大量时间跟这些观点走，但最后发现真相跟以前一样依然是那么遥远。

神经症的真正原因永远在于当前，因为神经症存在于当前。它绝对不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不是残渣。它每天都有灌入的东西，可以说每天都是全新的。只有在今天，而不是昨天，才能“治愈”神经症。由于神经症冲突只能在今天予以抗击，所以任何历史性偏离即便不是真的走错了路也都是绕圈子而已。又因为神经症含有一个人一部分自己的人格，所以用成千上万种可能的淫秽幻想和不可实现的幼稚病愿望的补说都只不过是用来回避本质问题的借口而已。

本质问题是：怎样可以穿透围绕病人有意识的人格的晦涩迷雾？假设这个分裂的片段曾经是病人的一部分，又假如他要与这个片段合为一体，那么他态度的本质应该是怎样的？但是，如果这个片段就像他的左手、像他的另外一半一样，那为什么它又让病人这么困扰？因此，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有些属于病人的东西让他们完整起来、产生了有机的平衡，但由于某个原因它又让人惧怕，也许是因为它让生活错综复杂、设定了显然无法完成的任务？

显然，逃避这些任务的最好方法就是用那些有理由称之为不可能的东西来取代它们，比如淫秽之物的世界。弗洛伊德本人就推荐要尽快升华这些淫秽之物。弗洛伊德似乎把这些对神经症患者的推测看得极为认真，因而也陷入到了跟神经症患者同样的圈套里：一方面他不惜任何代价地找到了一个错误的岔路口，另一方面他又找不到走出迷宫的正确道路。很明显，弗洛伊德上了神经官能症委婉贬低的当。他低估了神经症，因此而赢得了病人和医生两者的喝彩，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想听到有人说神经症“只不过……而已”。

然而，“心因性”这个词告诉我们：某些障碍是来自心理。可惜的是，心理不是一种激素，而是一个像宇宙一样的世界。科学理性主义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心理治疗师有没有认真反思过自己除了麦斯麦尔、法利亚、李波特、沙可、博恩海姆、让内、福勒尔等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前辈？

几千年来，人类大脑一直为生病的灵魂而忧虑，甚至比对生病的躯体的忧虑也许还要早。对神的挽回祭、灵魂的险境及其救赎，这些都不是昨天才出现的问题。从最真实的词义上来说，宗教就是心理治疗体系，而且是最广博的体系。宗教用非凡的影像表达了心理问题的全部范畴。它们是对灵魂的公开宣称和承认，同时也是对灵魂本质的揭示。任何人的灵魂都没有割离这个普遍的基础。只有失去了与心理整体性的联系的个体意识才会幻想灵魂是一块小小的划了界线的区域，是一个适于进行“科学”理论化的题材。这种伟大联系的丧失就是神经症的最大恶魔，也是神经症患者迷失在越来越多的曲曲折折、名声不佳的偏僻小道中的原因，因为否认伟大的人肯定会怪罪于小事。在《幻象之未来》一书中，弗洛伊德不明智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想一劳永逸地结束心理问题更大的那个方面，为此他继续着发生在每个神经症患者身上的险恶工作：摧毁人与神之间的纽带、与心理普遍感知的基础一刀两断，从而“否认左手”，否认人的心理存在所必须的对应面。

我们不要问谁不曾对牛弹琴！但难道歌德写《浮士德》完全只是徒劳？难道浮士德不是一个像你拳头一样大的神经症？当然魔鬼证明是不存在的，所以他的对应面也不存在。这是一个由浮士德可疑的内分泌产生的未解之迷！起码梅非斯托是这么认为的。梅非斯托本人在性方面无可指责。如果有什么的话，他具有双向恋倾向。根据《幻象之未来》，并不存在的魔鬼却成了精神分析的科学对象，精神分析则高高兴兴地埋首于研究魔鬼并不存在的思想。浮士德在天堂和地上的命运也许“在于诗人之手”，但与此同时那些关于人类灵魂的乱七八糟的观点却变成了一个关于精神损害的理论。

依我之见，即便只是大致公平地评价其主题，也就是人类心理的全部范畴，今天的心理治疗也仍然有大量的东西需要抛弃和重新学习。但首先它必须停止神经质的思考方式，必须从真正的角度来看待心理过程。需要大幅修正的不仅有神经症的整个概念，而且还有我们对于心理功能本身的看法，比如对梦的功能的看法。在这里我们出现过显而易见的大错，比如从同疾病一样的角度去看待梦完全正常的功能。过去的医学流派把发烧视为毒剂来对付。显然，心理治疗也犯了大致相同的错误。

心理治疗诞生在一个启蒙时代，这是它的宿命跟不幸。在这个时代里，自我的不信任已经让人无法获得过去的文化价值，任何地方的心理学都没有超越赫尔巴特或孔狄亚克的水平，没有任何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公正地处理了无辜的医生们措手不及之下突然面临的纷繁复杂、令人迷惘的境况。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感谢弗洛伊德，因为他在这片混乱当中至少产生了一定的方向感，他给予了医生足够的勇气像对待科学命题一样认真对待癔病的病例。事后的批判总是很轻松，但整整一代的医生想要躺在弗洛伊德的荣誉之上仍然是没有道理的。对于心理要了解的东西依然很多，我们今天的特殊需要就是要从严重限制了我们对于整个心理的看法的陈腐观点中解放出来。